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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卡錫主義（英語：McCarthyism）也被稱為第二次紅色恐慌（英語：Second Red Scare），廣義上是指用大規模的宣傳和不加以區分的指責，特別是沒有足夠證據的指控，造成對人格和名譽的誹謗。另外，這個詞語在 英語裏的定義也延伸到「用不充分的證據公開指責對方政治上的不忠或顛覆，或者是用不公平的調查或指責來打壓反對人士」。這個詞語源自於1950年代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雷蒙德·麥卡錫為代表的一種政治態度。麥卡錫認為共產黨滲透了美國政府的一些部門以及其他機構。為了阻止國家被顛覆，他用大規模的宣傳和不加以區分的指責，製造了一系列的調查和聽證去曝光這些滲透。雖然當時被指控者很多是無辜的，但因為這些指控而被列入了黑名單甚至失去了工作[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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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1950年代中期起，麥卡錫主義逐漸衰敗，主要原因包括公眾支持度的下降、麥卡錫本人在1957年逝世、以及第14任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禾倫領導的美國最高法院的反對。[5][6] 其中，禾倫法院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判決協助終結了麥卡錫主義。[7][8][9]
在麥卡錫時代，不少美國人被指為共產黨人或同情共產主義者，被迫在政府或私營部門、委員會等地接受不恰當的調查和審問。被懷疑的主要對象是政府僱員、荷里活娛樂界從業人士、教育界、工會成員。雖然沒有足夠證據能證明任何事實，但嫌疑人依然被定罪，而個人的真實或可疑的左派組織或信仰都被大肆誇張。許多人因此失去工作，事業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有人甚至被監禁。絕大多數被定罪者事後都得到了平反，[10]法案被判違憲，[11]解職令被判非法[12]或准許申訴。[13]
麥卡錫主義最著名的例子包括：麥卡錫自己的演講、調查和聽證；荷里活黑名單，以及眾議院非美調查委員會（HUAC）；以及約翰·埃德加·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FBI）所做的形形色色反共運動。麥卡錫主義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影響，觸及了社會各個層面，成為美國大摩擦和大爭論的來源之一。
但在維諾那計劃公開後，歷史學家約翰·厄爾·海恩斯研究該計劃和其他證據，總結麥卡錫名單上的159人中至少有9人的確是蘇聯間諜；他認為，麥卡錫名單上大部分人是應該合理地被懷疑有安全風險，許多人是蘇聯共產黨、美國共產黨或親蘇聯團體的成員。[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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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卡錫主義時代在約瑟夫·麥卡錫本人參與之前就已經開始了。許多因素導致了麥卡錫主義，這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紅色恐慌（1917–1920年），此時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勢力。由於工會的成功和反法西斯主義，美國共產黨在1930年代擴充了黨員人數，在1940-1941年達到了頂峰的75,000人。[17]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與蘇聯結盟，反共問題被擱置。冷戰在二戰之後立即爆發，蘇聯在中歐及東歐建立傀儡政權，美國則在希臘和中國支持反共勢力。
雖然1945年伊格爾·古琴科和伊利沙伯·本特利將蘇聯間諜問題鬧得沸沸揚揚，但1949-1950年共產主義的威脅陡然提升。蘇聯在1949年進行了核試驗，早於許多分析人士的預料。同年，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軍隊控制了中國大陸，而美國則在他的對手中國國民黨上投入了大量的財政支持。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聯合國和韓國聯合對付朝鮮和中國的共產黨勢力。隨後，蘇聯間諜活動頻繁。1950年1月，國務院高級官員阿爾傑·希斯因作偽證而定罪。希斯被定為間諜；雖然訴訟時效已過，但他依然在眾議院非美調查委員會面前作偽證。在大不列顛，克勞斯·福克斯承認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曼哈頓計劃上為蘇聯做間諜。羅森堡夫婦在1950年被捕，被控為蘇聯偷竊核彈機密，並在1953年被處決。
其他微妙的勢力也促使麥卡錫主義的膨脹。保守政治家們常常將「童工法案」和「女性參政權」視為「共產主義」或「紅色陰謀」[18]，這種趨勢在1930年代時敵視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新政。許多保守勢力將新政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相等同，認為這個政策證明了政府被共產主義者影響。[19][20]
約瑟夫·麥卡錫的介入源於1950年2月9日他在林肯紀念日對西弗吉尼亞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的演講，他聲稱自己有一張紙，上面記錄着為國務院工作的共產黨人名單。麥卡錫常常自稱：「在我手中有份名單，上面有205人，被國務卿承認是共產黨員，他們為國務院工作、影響政策。」[21]這種演講導致麥卡錫獲得關注，並使得他成為美國最知名的政治人物。
麥卡錫主義第一次出現在《華盛頓郵報》的政治漫畫上，由赫布洛克·布洛克(Herbert Block)於1950年3月29日繪製：內容描述四位共和黨人強推一頭大象（象徵共和黨）站在顫顫巍巍的油氈桶上，最上方寫着「麥卡錫主義」。布洛克後來寫道，這詞「根本沒有獨創性，不過是代表了一種全國性的折騰，無法用另一種形式表達而已。如果有人想率先取得它的稱號的話，那這位年輕的威斯康辛參議員當歸莫屬啦。我也會拋出一大堆碟子和一籃子肥皂的。」[22]但許多保守主義者認為該詞彙是不合適的，是並非基於事實而對麥卡錫參議員不公正評價的貶義詞。[23][2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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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反共委員會、理事會、「忠誠審查會」在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林立，許多私立委員會也致力於為大小企業進行監察，試圖找出可能存在的共產黨員。
在國會，對共產黨活動主要監察機關是眾議院非美調查委員會，美國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永久調查委員會。在1949年到1954年間，總計有109項調查由這些或其它國會委員會執行。[27]
1954年12月2日，美國參議院以65票對22票決定了對約瑟夫·麥卡錫的譴責，稱其「有將參議院陷入恥辱和惡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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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邦政府層面，總統杜魯門在1947年頒佈「9835號法令」[28]，要求審查政府僱員的忠誠。如果有「理由 ... 相信當事人參與到對美國政府不忠的行為中」，就將其解僱。[29]作為民主黨人，杜魯門之所以這麼做，可能是由於在1946年國會選舉中共和黨大勝，他感到需要對保守主義者和反共主義者的批評做出回應。[30]
1953年，當艾森豪威爾上任時，他加強了杜魯門的忠誠審查制度，並減少了被解職人員的申訴渠道。公務員委員會忠誠審查委員會主席海勒姆·賓厄姆三世推薦了新的規則，即「不符合美國人做事的風格。」[31]次年，時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顧問的曼哈頓計劃的科學主任羅伯特·奧本海默在為期四周的聽證會之後被剝奪了其安全許可資格。1947年，奧本海默獲得了絕密資格，但在1954年時被否決。
類似的忠誠審查在全美許多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一些私營部門陸續展開。據估算，到1958年，美國每5名員工中就有1名需要接受某種形式的忠誠審查。[32]一旦某人因審查沒有通過而失業，將很難找到另一份工作。用杜魯門忠誠審查委員會主席的話說：「一個漢子就這樣永世地、永遠地被毀掉了」，「沒有一個負責任的老闆會冒險給他工作。」[33]
1948年，美國司法部開始編訂名單，列出被認為是顛覆性的一系列組織。1948年，該名單被首次公之於眾，並涵蓋了78個項。當名單最長時，它包括了154個組織，其中有110個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在審查過程中，組織的會員身份成為疑點，而不是作為不忠的證據。其中，最為可疑的是華盛頓圖書會的會員，後者是一個左翼組織，提供文學講座、古典音樂演出和圖書折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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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艾倫·施雷克（Schrecker）在她的著作《許多都是犯罪：麥卡錫主義在美國》[35]中，稱FBI是「反共十字架唯一重要的組成部分」，並寫道：「如果1950年代的觀察家能知曉，70年代資訊自由法將官方文件公佈後他們可以學到什麼，『麥卡錫主義』可能就得叫『胡佛主義』了。」[36]FBI主任約翰·埃德加·胡佛是全美最狂熱的反共份子，也是其中最有權勢的。
胡佛設計了杜魯門總統的忠誠—安全計劃，而對僱員的背景調查則由FBI人員來執行。這使得FBI人員數量由1946年的3,559人增至1952年的7,029人。胡佛對共產主義威脅極為敏感，使用的標準極其保守，導致數以千計的政府僱員失去工作。由於胡佛堅持將審問對象嚴格保密，絕大多數人無法獲准對質，也無法得知是誰在控告他們。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指控了。[37]
胡佛的影響力超過了聯邦政府僱員和忠誠—安全計劃。對聽證的記錄和調查應該是保密的，但胡佛持續地將證據遞交給國會委員會，例如HUAC。[38]從1951到1955年，FBI開展了一個秘密的「責任計劃」，散佈匿名文件， 上有FBI共產聯繫檔案上的證據。許多被指控者，包括教師、律師，因這種「盲目的備忘錄」，未經合法程序而被解僱。[39]
FBI為了追查共產黨人的消息，採用了一系列的非法調查，包括盜竊、私拆信件、非法竊聽。[40]左翼全國律師公會的成員是少數願意接手與共產主義關聯案件的人，導致行會成了胡佛的攻擊重點。該組織的辦公室在1947-1951年曾被FBI盜竊了至少14次。[41]出於其它目的，FBI使用非法獲得的信息來提醒檢控律師被告行會律師的辯護策略等等。
FBI也利用非法的秘密行動來干擾共產黨和其它政治異議組織。在1956年，美國最高法院決定限制司法部檢控共產黨人的權力，胡佛對此深表煩惱。這時，他設立了一個秘密計劃「骯髒的伎倆」，即反諜計劃，代號為COINTELPRO。[40]反諜計劃行動包括投放偽造文件來製造疑點，即該人是FBI的線人，用匿名信來散播謠言，向媒體洩密，將稅務局拉進來審計，等等。反諜計劃直到1971年才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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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非美調查委員會——即HUAC，是政府最為主要的、積極的反共調查部門。部門成立於1938年，常被稱作戴斯委員會（主席小馬丁·戴斯任職到1944年），非美委員會調查了一系列「活動」，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德美納粹的活動。1938年，根據聯邦劇場計劃，委員會將目光集中到了共產黨。1948年，阿爾傑·希斯的間諜案將非美委員會活動推動了一大步。調查最終導致希斯因偽證而被判罪，也使許多人相信國會委員會能夠揭露共產黨顛覆活動。
非美委員會在對荷里活調查時名聲大躁，並惹來臭名。在1947年十月，委員會開始傳喚編劇、導演和其它影視從業人士，審訊他們是否與共產黨有關聯。這些證詞被稱為「64美元問詢」[42]：「你是否是或曾經是美國共產黨的成員？」在被委員會問詢的第一輪證人中，有10人拒絕合作。他們被稱作「荷里活十君子」（「Hollywood Ten」），並引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保護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權利，認為他們可以獲得法律保護，沒有必要回答委員會的質詢。這個策略失敗了，十君子被控蔑視國會，投入了監獄。其中兩人被判6個月，其它人則為一年。
之後，證人（從事娛樂業和其它行業）決定不與委員會合作，稱他們受到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的保護，無須自證己罪。雖然這可以免於蔑視國會的懲罰，但是政府和私營單位依然可以以此將他們開除。法律解釋是修正案保護當事人不能自己承認自己與共產黨有來往，並拒絕「指認」與共產黨有來往的同僚。[43][44]許多人面臨了抉擇，要麼如演員拉里·帕克說的，「爬過泥潭，成為告密人」，或是如參議員麥卡錫所說的，成為「第五修正案共產黨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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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議院中，負責調查共產黨人的委員會是內部安全委員會[46]（SISS），自1950年建立，負責「對間諜、破壞和對美國內部安保」的執法。SISS的領導是民主黨人帕特·麥卡倫（Pat McCarran），他在一系列調查活動中獲得了聲望。委員會用了一年時間來調查歐文·拉蒂摩爾和其它太平洋關係研究所成員。和以前一樣，與拉蒂摩爾有關的眾多學者、外交人員（即所謂的中國通）被指責為「失去中國」，有證據證明他們對共產主義支持的態度，但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麥卡倫的指控，即拉蒂摩爾是一個「故意、狡辯的蘇聯陰謀工具。」1952年，拉蒂摩爾被SISS指控做偽證。許多指控被聯邦法官駁回，一名證人承認自己做偽證；1955年，案件被取消。[47]
約瑟夫·麥卡錫自己在1953-1954年間負責眾議院永久調查委員會[48]，在此期間被用作狩獵共產黨人的調查機構。麥卡錫先對美國之音進行了審訊，然後轉向了國務院海外圖書館計劃。任何被麥卡錫認為是不恰當的圖書都被調查。隨後，麥卡錫在委員會和媒體面前宣讀了可能是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作家名單。迫於壓力，國務院命令海外圖書館員將「有爭議人士、共產黨人、同路人等」的作品下架。有的圖書館乾脆將新禁的書一燒了之。[49]
麥卡錫的委員會開始調查美國陸軍。從蒙茅斯堡（Fort Monmouth）的通信兵團（United States Army Signal Corps）開始。麥卡錫搜集了許多有關陸軍研究員的可疑信息，但是最終一無所獲。[50]隨後，麥卡錫轉向了一位升任少校的陸軍牙醫，後者拒絕回答忠誠調查問卷。麥卡錫接手了這項調查，包括一系列對軍隊準將的騷擾，引發了陸軍—麥卡錫聽證案（Army-McCarthy hearings）。在聽證案上，陸軍和麥卡錫當着全國的電視觀眾互相指責了36天。雖然聽證會沒有得出任何結論，但麥卡錫在公眾中的形象大打折扣。[51]在隨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麥卡錫被參議院譴責，而他作為反共勢力的主力位置也在實質上被終結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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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25日(在眾議院認定荷里活十君子蔑視國會罪的第二天)，美國電影協會主席埃里克·約翰斯頓(Eric Johnston)代表各大片場對外發表聲明，後被稱之為華道夫聲明(Waldorf Statement)。這個聲明宣佈開除荷里活十君子，並稱：「我們不會故意僱傭共產黨員或任何倡導顛覆美國政府的組織[...]」這標誌着荷里活黑名單的開始。雖然數以百計的人被工作崗位拒絕，但片場、製片人以及其它僱主並沒有公開承認這種黑名單的存在。
與此同時，私營的忠誠—審查理事會和反共調查人開始出現，以滿足工業為自己員工做開脫的需求。各大公司為此敏感，像娛樂業一樣感到人言可畏。這些小隊會收取費用來對僱員進行調查，問詢他們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在這種聽證下，被問詢對象無權得到律師的幫助，面對HUAC，被問詢對象則無法與檢控人對質。這些機構會為左翼組織、出版物、機會、慈善機構記錄一份交叉引述，如同對待那些被確認或被懷疑是共產黨人一樣。還出版了書籍《赤色頻道》(Red Channels)以及播出簡訊《反擊》(Counterattack)、《機密信息》(Confidential Information)以用來追蹤共產黨人和左翼組織與個人。[53]而各種麥卡錫主義的黑名單其實是這些私營組織自己創立、編訂的。
一系列聯邦法案被用來防範共產黨人的顛覆企圖。《外僑登記法》（俗稱《史密斯法案》）使得任何「故意、自願倡導、煽動、教唆、宣傳[...]傾向於或有利於使用暴力手段顛覆美國或州政府的，或任何組織這些教唆、宣傳、倡導顛覆、或任何成為或與此有關聯的人」都是犯罪活動。數以百計的共產黨人以及其它人士都在1941-1957年間被定罪。根據史密斯法案，在1949年間有11名共產黨領袖被定罪，其中10名被告被判處5年監禁，1人被判3年監禁。辯護律師被指藐視法庭，並被判處監禁。[54]在1951年，另外23名共產黨領袖被起訴，包括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創始人伊利沙伯·居萊·弗林，許多被定罪者因為後來發現指控的證詞不實，在之後被平反。[55]到1957年，有140名共產黨人被該法案提起訴訟，其中的93人被判有罪。[56]
1950年，《麥卡倫國內安全法》成為法律，被學者艾倫·施雷克稱為「麥卡錫時代唯一的重要立法」[57](史密斯法案的存在實際上早於麥卡錫主義)。然而，麥卡倫法案並沒有越過法律權限。它要求共產主義組織在司法部長那裏註冊，並成立顛覆活動管控理事會[58]來調查可能的共產主義活動。然而，在眾多的聽證、拖延、申訴過程中，該法案從未得到實施，甚至對美國共產黨自己來說，法案的絕大部分在1965-1967年被判違憲。[59]1952年，《1952年移民法案》[60]被通過。法案允許政府遣送從事顛覆活動的新移民，禁止有顛覆嫌疑者入境。
《1954年共產黨控制法案》獲得參眾兩院的壓倒性支持。共和黨人約翰·馬歇爾·布特勒和民主黨人休伯特·漢弗萊共同起草了該法案，這是1950年內部安全法案的延伸版，試圖將共產黨列為非法組織，認為它「不能獲得任何法律形式的權利、特權、豁免」。《共產黨控制法案》從來沒有任何實質成效，支持者們所持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混合最為引人矚目。它只被成功地應用了兩次：在1954年阻止共產黨參加新澤西州投票，在1960年的紐約失業補償體系中拒絕承認共產黨的僱主身份。《紐約郵報》稱法案是個「怪物」，「卑鄙地棄絕了民主原則」，而《國家》雜誌攻擊民主黨自由派「神經過敏，用選舉來躲避『對共產主義態度軟弱』的指責，甚至不惜犧牲憲法權益。」[61]
麥卡錫主義得到了許多團體的支持，包括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等各種反共組織。其中的一個核心支持者是強硬的女性反共組織，如美國公共關係論壇和美國女義勇兵。他們組織了數以千計的家庭主婦參加學習小組、書信網絡、愛國動員會，以協調那些對鑑別並摧毀可疑顛覆行為而作出的努力。[62]
雖然極右翼勢力是麥卡錫主義的溫床，但「受到委屈的聯盟」對麥卡錫主義抱有好感，至少認為它在政治上有利用價值。這些聯盟的共同主題是反對國際主義，特別是反對聯合國；反對社會福利政策，特別是對羅斯福新政抱有敵意；反對調節社會結構以削減不平等問題。[63]
對麥卡錫主義來說，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公共衛生服務，特別是疫苗接種、心理衛生、飲水加氟都被當做了共產主義洗腦的密謀。與此同時，反國際主義的麥卡錫文學唱起了反猶主義的腔調。這導致了極端麥卡錫主義者和公共衛生支持者之間產生了衝突，在1956年的《阿拉斯加精神健康促進法》上的爭議尤甚。[64]
保守雜誌《國家評論》的創始人小威廉·F·巴克利為麥卡錫進行了辯護，撰文《麥卡錫和他的敵人》[65]，斷言「麥卡錫主義... 是好心和正直的人團結一致的運動。」[66]
另外，理查德·羅威爾(Richard Rovere)指出，許多美國的普通民眾認為「無風不起浪」，導致他們支持麥卡錫主義。在1954年1月，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有50%的美國人支持麥卡錫，而只有29%的人對此不抱好感。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禾倫評論道：如果此時權利法案被公選，可能就通不過啦。[63]
想為麥卡錫主義辯護的人大多攻擊共產主義和美國共產黨。麥卡錫主義的支持者稱美國共產黨完全被莫斯科控制，任何美國共產黨員都是蘇聯的傀儡，為莫斯科情報機構服務。這一觀點得到了克格勃檔案[67]以及戰後對蘇聯維諾那計劃電台解碼的支持[68]，顯示美國共產黨確實受到莫斯科的控制。J·埃德加·胡佛在1950年演講中評論道「共產黨員的身心都屬於黨。」這一觀點並不局限於極端保守主義者。1940年，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開除了它的創始人伊利沙伯·格雷·弗林，稱作為共產黨員她足以被剝奪其公民自由者的身份。根據史密斯法案，政府迫害共產黨員，但案件並非依照被告某種行為或陳詞，而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教條。美國共產黨章程中沒有革命暴力的條目，但被認為是故意裝蒜。[69]
另外，人們通常認為共產黨不允許黨員退黨，所以如果某人一旦入黨，就會被懷疑是黨員。麥卡錫主義的聽證會和審判多為前共產黨員，如伊利沙伯·賓利、路易斯·F·布丹茨和惠特克·錢伯斯。[70][71]
麥卡錫主義的受害人數難以估量，數以百計人被囚，約有1到1.2萬人失去工作。[72]很多情況下，僅僅是因為被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或其它委員會傳喚，就足以開除某人。[73]很多被囚禁的、失去工作的或被審問的人在過去或某一時間，的確和共產黨有些許關聯；但就大多數人來說，這根本是莫須有，他們與共產主義毫無瓜葛。[74]在「劍橋五間諜」醜聞後（伯吉斯、麥克萊恩、菲爾比、布倫特等人），同性戀也成了麥卡錫主義攻擊的對象。對「性反常者」的追捕通常是異想天開，導致上千人被騷擾或失業。[75]很多人將麥卡錫主義稱為「薰衣草恐怖」。[76]
1950年代，同性戀被定為精神障礙。[77]然而，在高度政治化的冷戰背景下，同性戀成了危險的、可傳染的社會疾病，會威脅國家安全。[77]家庭被認為是美國力量與團結的基石，[78]對同性戀的歧視，認為其實「性反常」的觀點使得他們既無法在家庭單位中正常活動，也被視為是毒害社會的潛在威脅。[79]這一時期，聯邦調查局也在政府僱員中篩查同性戀取向人士。[80]
麥卡錫聽證會和根據「性反常」調查可以被視為個人在盡忠國家上拖了後腿。[79]約瑟夫·麥卡錫利用美國傳統價值，粉飾並自封為社會道德的捍衛者。[81]矛盾的是，對同性戀行為的指控標誌着麥卡錫政治生涯的終結。[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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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業，由於非官方的荷里活黑名單，超過300名演員、作家和導演在美國遭到解僱。黑名單影響到了娛樂業、大學和學校的各個層面、司法及其他各個領域。在韓戰爆發不久後，海岸警衛隊發起了一項邊防安全項目，要求所有美國船隻上的船員都要接受檢查，無論貨物或是目的地。作為麥卡錫主義的另一項忠誠安全審查，原告的身份、甚至是指控的本質都受到保密，被告無法查閱。近3,000水手和碼頭工人因此失業。[83]
以下是被認為受到影響和迫害的知名人士：
- 納爾遜·艾格林，作家。他被朋友Stuart McCarrell認為「過於極端」，FBI曾懷疑他有顛覆傾向，建立了500頁的檔案但沒有找到具體證據。[84]1950年代他想和女友去巴黎，但因為他在監視名單上而得不到護照，直到1960年代才得到。[85]
- 查理·卓別林
- 羅伯特·奧本海默
-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 錢學森
- 白修德
- 羅森堡夫婦
- 柯樂博
賓夕法尼州立大學年輕的歷史學教授羅伯特·K·默里曾在二戰期間擔任情報官員，1953年他正準備修改論文，就第一次紅色恐慌一提着書出版，但利特爾和布朗出版社認為「在這種背景下……拿出此書不明智。」他得知調查員正在盤問他的同事和親屬。明尼蘇達大學在1955年發佈了他的著作《紅色恐怖：全國發瘋研究，1919–1920》[86]
國家的凝聚力不是由麥卡錫主義慫恿的政策或活動聚集的。就麥卡錫的批評各種各樣，包括不被人注意的自由主義觀念等。
例如，就麥卡錫推翻杜魯門對1950年《國內安全法》的否決時，杜魯門寫道：「在自由的國度，我們因人犯罪而對其懲罰，而不是因他們的成見而施刑。」[87]杜魯門在否決《塔夫脫-哈特萊法案》上也遭到失敗，該法案與其他條例取消了工會在全美勞資關係理事會上的保護，除非工會領袖簽署宣誓書，宣誓他們不是也從來不是共產黨員。1953年，杜魯門在離任後，批評現任艾森豪威爾政府：
很顯然，出於政治利益，現任政府完全擁護麥卡錫主義。我不是指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參議員。就為造詞造字而言，他的重要性不過是名字罷了。對真理的腐蝕、對法律的踐踏才是關鍵。以美國精神或安全為藉口，撒彌天大謊、誣陷公民才是關鍵。虛偽的煽動者得勢啦；恐怖和信仰的崩潰充斥着整個社會。[88]
1950年6月1日，緬因州共和黨參議員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在參議院發表演講「良心宣言」。很顯然，該演講是對麥卡錫主義的攻擊，她呼籲結束對「人格誹謗」，並提出了「一些美國精神的基本原則：批評的權利；持有非主流觀點的權利；抗議的權利；獨立思考的權利」。她稱「在美國，言論自由已經不像以前那樣了」，並譴責「癌細胞般的『啥都不懂，啥都猜忌』的態度」。[89]其它六名共和黨參議員——韋恩·莫爾斯、歐文·艾維斯、查爾斯·W·托比、愛德華·約翰·賽伊、喬治·艾肯和羅伯特·C·亨德里克森——與史密斯一道譴責麥卡錫主義的實施策略。
1940到50年代最負盛名的新聞記者、評論員埃爾默·戴維斯常常發言批評麥卡錫主義的極端行徑。一次，他警告許多反共運動成了「不單單是對學校、大學和圖書館，教師和教科書的攻擊，而是針對所有思考和寫作的人們... ...簡而言之，針對自由的思想」。[90]
1952年，最高法院審理下級法院就《阿德勒訴紐約教育局》案件的判決，同意了州立忠誠審查委員會將「顛覆性」教師開除。持反對意見的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寫道：「現在法律的準則與我們的社會相悖——因與某事相關而被定罪... ...在該法案下發生的事情和警察國家一樣。老師天天被盤問；他們的過去被反覆搜查，尋找不忠的跡象；他們發言被監視，以尋找危險的思想。」[91]
麥卡錫主義最具影響力的對手是著名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廣播員、分析家愛德華·默羅。1953年10月20日，默羅在節目《See It Now》中關注了對前空軍預備役中尉麥洛·拉多羅維奇的解聘，後者被指責是共產黨。節目對空軍的方式方法大加批判，包括使用密封的信件作證，不讓拉多羅維奇和律師開封檢驗。1954年3月9日，《See It Now》播出了另一集，攻擊麥卡錫主義的問題，並直接攻擊約瑟夫·麥卡錫個人：該集題為「參議員約瑟夫·R·麥卡錫報告」，並使用麥卡錫演講的連續鏡頭來將他描述成為不誠實、魯莽、濫用權力的人，虐待了證人和美國傑出公民；在總結詞中，默羅稱：
我們不能把異議和不忠混為一談。我們必須時刻牢記，指控不等於證據，定罪應依賴於證據和公正的法律過程。我們不會一次又一次地在恐懼中行走。要深入挖掘我們的歷史和教條，並牢記我們不是懦夫的傳人。[45]
這一廣播被認為是麥卡錫主義終結的關鍵一章。[92]
1954年4月，麥卡錫在軍隊對峙麥卡錫聽證會上受到攻擊。這些聽證會有新興美國廣播公司（ABC）進行電視直播，使得公眾可以第一時間觀看麥卡錫對他人的審問以及他頗富爭議的方式方法。在辯論中，麥卡錫提醒軍隊的律師約瑟夫·韋爾奇，稱他的律師事務所中某僱員曾參加某組織，該組織涉嫌同情共產黨。公眾對麥卡錫越來越反感，韋爾奇的反駁則出了名：「參議員先生，你還有沒有良知？難道你到最後連一點起碼的良知也沒有保留下來嗎？」[93]
在1950年代中期和末期，麥卡錫主義熱情和體制逐漸鬆懈下來。民意的改變也對麥卡錫主義的衰敗起了重大影響，而衰敗也源自一系列禾倫法院的判決。[7][8][9]
黑名單終結的一個關鍵人物是約翰·亨利·福柯。福柯是CBS午後喜劇廣播節目主持人，在美國電視廣播藝術家聯盟是左翼積極分子。AWARE是一家私營公司，負責檢查「不忠」的共產黨員。AWARE對福柯進行審查，審查沒有通過，福柯被CBS開除。與其它黑名單受害人不同，1957年福柯決定起訴AWARE，並在1962年勝訴。[94] 根據法院判決，私營黑名單和使用人被告知他們要負法律責任，為可能造成的專業和財產損失負責。雖然非正式黑名單依然繼續，私營「忠誠審查」公司立即消失。[95]甚至在福柯案之前，許多荷里活人決定是時候反對黑名單。1960年，著名的「荷里活十君子」之一道爾頓·特蘭波公然發佈電影《出埃及記》和《斯巴達克斯》。
第14任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禾倫領導下的美國最高法院在摧毀麥卡錫主義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6] 理查德·羅維爾在他的自傳中寫道約瑟夫·麥卡錫，「美國最高法院在司法認知上借用麥卡錫所租用的自由結構，決定在眾多判決中將這一結構空前地強化。」[96]艾森豪威爾向法院任命兩名法官——厄爾·禾倫（成為首席大法官）和小威廉·布倫南——這兩人比艾森豪威爾預期地更加自由，日後艾森豪威爾稱任命禾倫是他「最大的錯誤」。[97]禾倫法院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判決，協助終結了麥卡錫主義。[7][8][9]
1956年，禾倫法院受理「斯洛科沃訴教育局案」。哈里·斯洛科沃是布魯克林學院遭到解僱的教授，他援引憲法第五號修正案起訴麥卡錫委員會對他過去共產黨員身份的問詢。法院禁止這樣的行為，判決「根據第五號修正案，就公民的憲法權益我們必須譴責這樣陰險用意的輸入行徑。……如果這種行為等同於懺悔罪孽或是確定推測的偽證，反對自我控告會淪為一紙空文。」[98]
另一關鍵判決是1957年的「耶茨訴美國案」，即對14名共產黨員的判決被平反。根據大法官休戈·布萊克的意見，他在最初的「史密斯法案」審判中寫道：「證人的證詞相對不重要。罪行或無辜成了一百年或更多年前馬克思或恩格斯或某人寫的或倡導的事情。……當使政府反感或不熟悉的禮儀在現實中成了決定性問題，……偏見必然對其定罪，處理極少數特例。」[99]
同樣在1957年，最高法院就「沃特金斯訴美國案」進行判決，削減了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權利，即對不進行合作的證人以蔑視法庭罪懲處的權利。禾倫法官在判決中寫道：「就是傳喚證人，責令他指證，違背他的意願、信仰、表達或關聯是政府干預的一種形式。當被迫解釋的事實是非正統的、不受人歡迎的、甚至是公眾所憎恨的，那麼證人生命就會遇到災難性反應。」[100]
在1958年「肯特訴杜勒斯案」判決中，最高法院制止了國務院利用自己的權力，根據申請人共產主義信仰或關聯來拒絕或吊銷其護照的行徑。[101]
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所造成的政治分歧依然明顯，反共政治和歷史依然頗富爭議。麥卡錫時代所設立的大量安保體制有一部分依然存在。加利福尼亞州憲法要求州政府全體官員和僱員宣誓效忠（對於貴格會和耶和華見證人會員來說十分困難，因為他們的信仰不允許向國家宣誓絕對效忠）[102]，聯邦政府層面也是如此，《國內安全法》的一部分依然有效。一些觀察家將麥卡錫時代對自由人士和左翼人士的壓迫與九一一事件後反恐怖主義活動相對比，他們許多是穆斯林。在《焦慮年代：從麥卡錫主義到恐怖主義》中，作者海涅斯·約翰遜將「在9/11之際將受虐的外國人關入高度嚴密的美國監獄」與麥卡錫時代加以對比。[103] 類似地，大衛·D·科爾評美國《愛國者法案》：「這不過是麥卡錫主義哲學復辟，將『共產主義』簡單地替換為『恐怖主義』」。[104]
就反對意見來說，保守主義作家安·寇特在她的著作《叛國：從冷戰自由變節到反恐戰爭》將過去反對麥卡錫和麥卡錫主義與現今自由主義政策和信念放在一起，認為前者阻礙了反共事業，後者阻礙了反恐戰爭。[105] 其他作家則將現今的美國反恐政策和麥卡錫主義做比較，作家包括傑佛里·R·斯通、[106]泰德·摩根、[107] 約拿·高柏。[108]
麥卡錫主義也因純歷史問題而頗富爭議。隨着克格勃檔案的解密與維諾娜計劃的公開，人們才發現共產主義在1940年代對美國進行滲透。美國共產黨得到了蘇聯共產黨的資助，並被後者控制；因此，美國共產黨員常常被指責是蘇聯間諜。[109]當時一些評論家認為，這些證據證明麥卡錫主義在某些方面是正確的。[110]另一些人認為，美國的確存在嚴重的顛覆威脅，而這種威脅需要用到極端的手段辦法。[108]另一些人認為，雖然麥卡錫主義太過分了，但當時一些歷史學家輕視了在美國的蘇聯間諜[111]或是美國共產黨反民主的本質；[112]後一種觀點得到了一些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認同，作為反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們遭到美國共產黨的迫害。[113]反對觀點認為，近期的揭示沒有意義：麥卡錫主義在1940年代末開始時美國共產黨已經無法正常運作，而二戰後蘇聯間諜對美國的破壞微乎其微。[114]因持親斯大林主義立場而備受批評的歷史學家艾倫·史萊克[115] 也寫道「在這個國家裏，麥卡錫主義對憲法所造成的傷害比美國共產黨所有的作為都要大。」[116]
雖然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中國共產黨、越南共產黨和古巴共產黨等為世上僅有的共產政權，而且他們當中很多都進行改革開放、減低共產政治的色彩；但社會主義國家在美國人心中的負面形象至今仍揮之不去，美國從聯邦政府到民間普遍對社會主義國家懷有政治偏見，這些都是麥卡錫主義所帶來的影響。台獨左派人士楊碧川認為，麥卡錫主義「反映了美國人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和偏執」[117]。
「麥卡錫主義」成了家喻戶曉的詞彙，並被廣泛使用：有侵略性地質詢他人的愛國情操，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進行指控，使用對他人不忠的攻擊來脅迫對方，排斥異己，使用國家安全為理由褻瀆人權，以及各種煽動性、蠱惑人心的行為，都稱為「麥卡錫主義」。[118][119][120]麥卡錫主義也是獵巫、集體發瘋和道德恐慌的同義詞。
1952年，阿瑟·米勒的戲劇《薩勒姆的女巫》利用薩勒姆女巫審判案件來暗指麥卡錫主義，指出莫須有風格的迫害可以出現在任意時間或地點。劇情集中在當某人被指控時無法獲得清白，在法庭和公眾面前給出無理的循環論證。米勒之後寫道：「越是讀薩勒姆的恐慌，越是感到它與50年代的大眾經歷極為相似。」[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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