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斯·霍爾（Gus Hall；1910年10月8日—2000年10月13日），原名阿爾沃·庫斯塔·哈爾伯格，是美國共產黨的前總書記，曾四度成為總統候選人。他作為工人領袖，霍爾與1937年「小鋼廠」的罷工運動有着密切的關聯，該罷工運動嘗試將國內小型地方鋼鐵廠聯合起來。格斯·霍爾在第二次紅色恐懼期間，根據史密斯法案被起訴，並被判入獄8年。在他被釋放之後，霍爾領導美國共產黨長達40年之久，他一直堅持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
生平
格斯·霍爾於1910年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北部的米沙比礦場。[2]原名阿爾沃·庫斯塔·哈爾伯格（Arvo Kustaa Halberg）。其父馬蒂（Matti）·哈爾伯格與其母蘇珊娜（Susanna）·哈爾伯格移民自芬蘭拉普阿地區。格斯霍爾的父母在政治上非常激進，曾參加國際產業工人協會，並且在1919年成為美國共產黨的早期成員。[3]米沙比礦場當時是那些政治激進、積極於勞工運動的芬蘭移民的重要聚居地。[4][5]霍爾的母語是芬蘭語，他一生中都是用芬蘭語與兄弟姐妹交談。[2] 不過霍爾不會用芬蘭語表達政治名詞，所以他和到訪的芬蘭共產黨人會面時，大多用英語交談。[2]
霍爾在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家庭中長大，很小就開始涉足政治。[4]根據霍爾的回憶，在當年他的父親因為參加國際產業工人協會罷工而被禁止在採礦場中工作之後，整個哈爾伯格一家只能住到一個自己造的小木屋中，霍爾就是在飢餓中長大的。[6]
15歲時，為了扶養10個孩子的貧窮家庭，霍爾輟學去當了伐木工，之後又陸續當了礦工、鐵路工人。[2] 兩年後，他在1927年，被父親招入美國共產黨。[7]霍爾成為了中西部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的組織者。[4]1931年，共產主義聯盟中的學徒身份使他有機會到蘇聯莫斯科去參加為期兩年的馬恩列學院學習。[8]
霍爾在蘇聯求學結束後，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居住並在那裏繼續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的活動。[4]他先後參加了饑荒遊行，代表農場主的示威遊行，以及大蕭條時期的各類其他遊行。[4]1934年，霍爾被判6個月的有期徒刑。罪名是參加了當時的卡車司機大罷工。[4]在服刑後，霍爾被政府列入黑名單。因而他不能再以原名受僱於人。所以他將名字更為格斯·霍爾，取自庫斯塔（Kustaa相當于格斯塔Gustav）·哈爾伯格（Halberg中取Hal部分）。[9]這一更名在1935年受法庭認證。[9]
1934年下半年，霍爾來到俄亥俄州馬霍寧山谷。響應美國當時要整頓鋼鐵產業的號召，霍爾以及少數其他工人被俄亥俄州楊斯敦鐵礦僱用。[4]1935年至1936年期間，他參與產業工會聯合會[2]並且成為了產業工會聯合會建立的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SWOC）的創始者。[4]霍爾稱，當時曾有其他人說服產業工會聯合會創建者之一約翰·劉易斯，認為鋼鐵工人有組織聯合起來的可能性。[1]
霍爾在揚斯敦遇到伊利沙伯·瑪麗·特納（1909年–2003年），後者有匈牙利血統。[2][10]二人最終於1935年結婚，直到伊利沙伯去世為止，這段婚姻持續了65年。伊利沙伯是一名具有領導力的人，也是最早的女鋼鐵工人之一，並且擔任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的秘書。[10] 他們有兩個孩子－巴巴拉（生於1938年）和阿爾沃（生於1947年）。[6][10]
格斯霍爾領導了1937年的「小鋼廠」罷工。「小鋼廠」罷工（the 「Little Steel」 Strike）是因其針對當時與鋼鐵工業巨頭美國鋼鐵公司相對而言的小規模鋼鐵公司（如Republic鋼鐵、伯利恆鋼鐵、Youngstown Sheet and Tube 公司）而得名。與美國鋼鐵公司之前同意簽署SWOC的合同不同，這些「小鋼廠」拒絕同意SWOC的要求，從而引起了罷工。[11] 然而罷工極其不成功，最終還以Republic 鋼鐵芝加哥分廠、楊斯敦分廠工人死亡事故慘澹收場。[11] 霍爾被以「為楊斯敦分廠運輸炸藥原料」的嫌疑遭到拘捕。他供認一項輕罪並且受罰500美元。[12]SWOC，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後在1942年變更為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SWA）。[11]飛利浦·穆雷是聯合會創建初期的主席，他曾評價霍爾對楊斯敦等處領導的罷工是有效的草根組織的典範。 在1937年的罷工結束後，霍爾開始轉而專注於黨內活動，並在1937年成為了美共在楊斯敦的領導。[2] 他在黨內負的責任迅速增加，後來在1939年他成為了克里弗蘭的美共領袖。[2] 霍爾依靠於美國共產黨的選票先後參選楊斯敦市政委員以及俄亥俄州長，但得到的支持寥寥。[12]1940年，霍爾被控告在競選中犯有欺詐和偽造行為，被關押了90天。[13]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霍爾志願參加美國海軍。他在關島擔任海軍機械軍士長。[2]在歐洲戰場開戰初期，美國共產黨基於蘇聯和德國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保持合作的情況考慮，認為美國不應參與歐洲戰局。但是當希特拉在1941年6月入侵蘇聯撕毀條約之後，美共開始轉變官方立場，支持參戰。在霍爾海軍服役期間，霍爾雖無法出席美共會議，仍被選為美共國家委員會委員。[4]1946年3月6日，霍爾光榮從海軍退役。[8]
霍爾被視為忠誠於蘇共做法的一派，他本人在黨內的影響於戰後上升。1946年他被選入美共全國執行委員會受時任總書記的尤金·丹尼斯領導。丹尼斯為蘇共派的馬列主義者，接替剛剛被逐出黨外的厄爾·白勞德擔任當時的總書記一職。[4][12]
作為後戰爭時代美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格斯·霍爾受到美國政府官員的關注。1948年7月22日，霍爾因史密斯法案（The Smith Act）中「陰謀教唆並鼓動用暴力和顛覆美國政府」條款遭到起訴，雖然起訴的實質是因為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的擁護。他最初被判決服刑五年。在他被保釋後，霍爾升任為美國共產黨組織的秘書長。[2]當美國最高法院堅持史密斯法案（1952年6月4日）時，霍爾和另外三人從保釋中逃走並且轉入地下。[4]霍爾試圖逃往莫斯科，卻在1951年10月8日在墨西哥城被捕。[2][4]他又被判處三年以上服刑，並最終在美國萊文沃思監獄服刑五年半。[8]在監獄裏他幫忙分發傳單並且搬運重物。之後，美國最高法院宣稱史密斯法案違憲，並為此法案下的一些起訴平反。[2]
20世紀60年代早期，霍爾面臨着遭到1950年國內安全法的起訴，但最高法院認為此法案部分違憲並廢止指控。此條款要求「共產主義活動」組織在美國政府處登記。它排除共產黨員申請美國護照或取得政府工作機會。[12]因為此條法案，霍爾的駕駛證被紐約州政府吊銷。[12]
當他再次被釋放後，霍爾繼續着他的工作。[8]他開始週遊美國，表面上是度假但實質上卻在積聚力量以取代現任秘書長丹尼斯。[14] 他批評丹尼斯不敢像1951年要求的那樣轉入地下的怯懦，[12][14] 並聲稱丹尼斯為滿足個人的需要挪用了為地下活動保存的經費。雖然霍爾曾在丹尼斯入獄期間作為臨時秘書長簡單主持過工作，[14]但霍爾成為下一任秘書長的決定普遍使美國共產主義圈內人物感到意外（與當時的競選規律不符，本來Henry Winston和Gil Green才是熱門候選人[14]）。1959年，他被選舉為美國共產黨的秘書長並於同年獲得蘇聯的最高榮譽「列寧勳章」。[8]
麥卡錫主義的冷戰時代給當時的美國共產黨帶來沉重的打擊。而加上1956年蘇聯入侵了匈牙利，不少成員對共產黨失去幻想並因此退出。他們為赫魯曉夫拋棄斯大林主義而感到震動。[12]當時美國興起的新左翼主義和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讓左翼分子和美國共產黨之間產生了巨大的仇恨。1968年霍爾批評反戰主義者們都是一些冒險主義者。[4]
霍爾和當時的一些黨內領導者一起開始重建黨組織。[8]他領導了爭取黨的合法性的鬥爭，並且在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給好幾萬人做了演講。[15]霍爾提到了「擴大人民的政治運動」並希望將共產黨與激進的校園團體，反越戰運動，民權組織和工會運動組織建立聯盟，目的是在年輕的「嬰兒潮」一代中重建美國共產黨。[12]最終，霍爾未能和新左派保持持續的聯盟關係。[12]
霍爾定期在高校和脫口秀節目上以一個社會主義的擁護者的身份亮相。他堅持美國的共產主義應該建立在美國傳統的人權法案之上。他經常表示美國人不會接受沒有人權法案的憲法，同樣的也不會接受沒有人權法案的社會主義。他顯示出了對美國人民民主傳統的極大信任。他在還是一個高產的作家，在《政治生活》雜誌（Political Affairs）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和手冊。[2]
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霍爾也一直以支持蘇聯共產黨的地位和勃列日涅夫的政權的形象在蘇聯電視上頻頻出現。[2] 霍爾根據蘇聯共產黨的黨章來指導美國共產黨，拒絕一切類似歐式共產主義的自由化努力。[4] 他也解散了一個批評蘇聯黨章中「和平共處」和呼籲世界革命內容的激進革新運動組織[16]在蘇中決裂後，毛澤東思想也被他類似地拋棄了，所有毛的支持者都被驅逐出黨。[16]霍爾被認為是蘇聯在蘇聯控制區外的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1959年之後，霍爾每年都會在莫斯科度過了一段時間。他成為前蘇聯最知名的美國政治家。[17]霍爾維護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18]的入侵，支持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的主張。[7]在1978年蘇聯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之前，霍爾一直支持波爾布特的傾蘇政權。[16]20世紀80年代前期，霍爾和美國共產黨組織批評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16]1992年，莫斯科日報《消息報》宣稱美國共產黨在蘇聯中獲得四千萬美元的報酬。這和霍爾長期堅持的經濟獨立觀點相違背。[12]
在196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霍爾的政黨為了阻止保守派候選人巴里·戈德華特勝出，便支持戈德華特的競爭對手，民主黨候選人林頓·約翰遜。[19]在1972年的總統選舉中，美國共產黨不再支持民主黨，轉而提名霍爾為黨內候選人。[20]霍爾分別於1972年、1976年、1980以及1984參加總統大選；其中，後兩次是與安傑拉·戴維斯一起參選的。[8]在四次選舉中，霍爾在1976年獲得了最多的票數。（其原因主要在於，水門事件導致很多人開始反對少數黨。）但即便如此，在所有候選人當中，霍爾票數的排名僅為第八位。[21] 由於競選宣傳的過程遇到了種種困難，諸如開銷巨大、難以一一滿足各州不同的競選法規、無法讓媒體全面報道等，美國共產黨最終決定不再參與提名總統候選人。儘管退出總統競選，美國共產黨並沒有就此再次支持民主黨。[22]
在80年代後期，當蘇聯以及東歐盛行自由化與民主化時，霍爾仍舊堅持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談及斯大林的時候，他承認即便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有時也會犯錯；但他同時認為蘇聯歷史學家過分誇大了斯大林的罪行。他宣稱，自己不是因為斯大林而加入共產黨的，也不會因為斯大林而退出共產黨。[來源請求]
20世紀80年代對於霍爾以及美國共產黨來說，都是一個政治上很困難的時期。霍爾信任的心腹之一美國共產黨副書記莫里斯·蔡爾茲在1980年被揭露為長期以來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情報的密告。[26]儘管蔡爾茲被列入美國聯邦證人保護計劃，並且於1987年被授予總統自由勳章，霍爾仍舊否認蔡爾茲是間諜。[9]此外，霍爾的非裔副手亨利·溫斯頓在1986年過世。這使得黨內的黑人質疑共產黨領導層為白人專屬。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共產黨又面臨了一個新的危機。在同年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霍爾警告說俄羅斯充斥着政治迫害以及麥卡錫主義(美國參議員麥卡錫的反共和迫害進步人士的反動主張)，並將俄羅斯比作北朝鮮。[12]當時黨內強硬派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摧毀了社會主義，霍爾領導了黨內的一個派系，共同反對改革與開放。[27]霍爾支持越南和古巴，但卻批評中國未能抵抗西方。[28]在1991年後期，部分想要改革的黨員創建了民主與社會主義通訊委員會（the 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ism，該委員會借用美國革命時成立的「通訊委員會」而得名），反對霍爾對政黨的領導方向。[29]在反對無果之後，他們紛紛離開美國共產黨。霍爾則將他們徹底從黨內除名。這些人中包括像安吉拉·戴維斯和夏琳·米切爾這樣的領袖人物。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裏，霍爾與他的妻子伊利沙伯一起居住在紐約州揚克斯市。[10]除了關心政壇之外，他還培養了藝術收藏、有機園藝以及繪畫等愛好。[13]2000年，在他過世前不久，霍爾辭去了黨的主席這一職務，轉而作為名譽主席，由薩姆·韋布繼任主席一職。[30]
格斯·霍爾於2000年10月31日由於糖尿病併發症在曼哈頓勒諾克斯山醫院（Lenox Hill）過世，[31]隨後安葬於芝加哥市附近的弗瑞斯特（Forest Home）墓地。
社會主義信仰
在馬克思主義信仰上，霍爾是個絕對的「基本教義派者」[32]。他堅信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必由之路和資本主義終將被摧毀，認為「社會主義仍然是解決資本主義各種弊端的唯一現實和根本的方法。」
格斯·霍爾於1996年發表了《社會主義美國》以及在美國《政治事務》（簡稱事務）（1999年7月）發表了《美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權利法案》（簡稱法案）。這兩篇均系統而全面地闡述了美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及社會主義的目標，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只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而不滿足大多數人民的需求；而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好替代者。 [33]
社會主義的目標如下：
a. 消滅剝削、不安全和貧窮；結束失業、飢餓和無家可歸等現象。 [33]
b. 消滅種族主義、民族壓迫、反猶太主義，以及所有存在歧視、固執偏見的行為，改變婦女的不平等狀況。 [33]
c. 對民主進行更新和擴展；結束私人擁有國家財富的狀況和「公司美國」的統治；創造一個真正人道、理性、計劃的社會，最大限度地發揮人類的個性創造力和才能。[33]
霍爾在《事務》發表的《法案》一文對美國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進行了闡述，主要包括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人民掌握國家權力、人民的民主權力以及其他各項權力的獲得和擴展等。[34]
霍爾在《社會主義美國》一書中認為，社會主義美國具有其他國家所不可比擬的優勢。[35]
霍爾在《The Communist Party, USA: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Year》中闡述了自己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在總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得出了以下認識：
- 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因國而異，因為每個國家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每個國家的階級鬥爭也各有特點。[36]
- 美國社會主義可能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他認為美國可能通過選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36]
- 美國共產黨立足於依靠群眾優勢，力圖實現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但不排除工人階級在實施社會主義變革時使用革命的手段反抗資產階級暴力鎮壓的必要。
霍爾同時認為改良和革命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兩種手段，把兩種形式結合起來會使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更加有力。[33]
政治態度及主張
格斯·霍爾一直堅信蘇聯實行的國家社會主義。[37]
在蘇聯鎮壓1956年匈牙利十月革命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後，在其他共產黨都一直批評蘇聯體制之時，霍爾仍堅信蘇聯體制，並支持莫斯科方面的鎮壓。[7][38]
霍爾還曾公開譴責蘇聯斯大林主義的衰退和最終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手上的徹底喪失[32]，認為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真正意義上摧毀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基礎 [39]
在東歐演變，蘇聯解體等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打擊後，霍爾宣稱：「當前的事件是消極的，歷史終會作出回答。」並堅定的預言：「一旦嘗試資本主義失敗，蘇聯人民會立即重新建設社會主義。隨着時間的推移，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一定會復興。」[40]
蘇聯解體後，霍爾對於眾多批評言論的回應是宣揚朝鮮體制，還將其稱為國際工人階級的模範 [38]，他聲稱：「世界應該看看朝鮮的成就，從某些方面來說那是個奇蹟。」[39]同時，他讚賞越南及古巴堅持追隨馬克思主義，批評中國對西方的迎合。事實上，被西方譴責的任何一個國家，霍爾都認為有其可取之處。[32]
霍爾在1960年代，為跟上青年政治抗議的浪潮，設想出「廣泛群眾政治運動」，積極支持民權運動，並與眾多組織派別進行結盟，包括當時激進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及黑豹黨。[39]
霍爾也曾尋求與60年代崛起的美國新左派結盟。[39]新左派與美國共產黨存在着諸多共同點：雙方都呼籲立即結束越戰；都同情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的統治；都譴責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都反對核武器裝備競賽。[39]與此同時，霍爾與新左派有明顯的分歧[41]，他不同意撤銷對民主黨的支持，並且認為黑人民權運動的口號存在着製造分裂的傾向。霍爾對於蘇聯的信任與個人的保守最終還是導致了美共與新左派合作的破滅。[41]
對工會體制的支持是霍爾任美共領導人期間的一大特徵。霍爾關於美國工人運動的演講與文章表現出了明顯的機會主義。他經常性的請求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放鬆其反蘇的政策，卻決口不提聯合會腐敗，破壞罷工和反移民沙文主義的問題。這些都是為了尋求恢復美國共產黨冷戰前在工會體制中的重要地位。[7]
與霍爾的國家社會主義信仰同樣堅定的是他對美國民主黨的支持。[41]除1948年外，美國共產黨在大選中支持了民主黨從羅斯福到戈爾的所有候選人。[7]
從1959直至他在90歲逝世，霍爾一直擔任着美共總書記，還一直拒絕選定接班人。這也令他一直飽受非議。[41]他對於美共軍事化的領導至今仍然影響着黨內的氣氛。
評價
在霍爾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作為美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飽受美國政界的批判。 霍爾的親蘇立場使得他與眾多托派團體、個人（主張用革命的方式將社會主義引向世界各地）間存在矛盾。由於史密斯法案（該法案於1940年通過，規定：凡密謀要宣傳暴力革命思想的人均犯有顛覆罪），社會主義工人黨於1949年在明尼蘇達州受到起訴。當時霍爾對政府的行為表示支持；儘管日後他承認，那是一個錯誤的決定。[42]人們指責霍爾持有階級鬥爭的觀點，並且說他未能理解戰後國家的社會經濟變化。[12]在90年代早期，不少黨內人士表示不滿，紛紛提出黨內需要更多的公開與民主化。[13]
蘇聯官員曾批評霍爾對美國共產黨領導不當。[43] 年輕的美國共產黨人被警告要遠離霍爾以及美國共產黨。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共產黨不具備革新的能力；[43] 政黨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監控、滲透，毫無前景可言。[43]而很多保守黨人則將霍爾看做是對美國的威脅。第一任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曾經形容霍爾是「一個強有力的、有欺騙性的美國主義者」。[12]此外，當時有訛傳認為一句很具有煽動力的反基督言論出自於霍爾，導致許多基督團體對霍爾充滿敵意，其中包括傑里·法威爾創立的「道德大多數」組織（該組織從1970年代起就將「反對墮胎，家庭敵意，道德有限，美國第一」等價值推入政治日程表[44]）。[45]
獲獎
- 列寧勳章（1977年）
- 各族人民友誼勳章（1975年10月7日，1980年11月6日）
- 友誼勳章（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1980年10月6日）[46]
作品
- Peace can be won!, report to the 15th Convention, Communist Party, U.S.A., New York: New Century Publishers, 1951.
- Our sights to the future: keynote report and concluding remarks at the 17th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New York: New Century Publishers, 1960.
- Which way U.S.A. 1964? The communist view., New York: New Century Publishers, 1964.
- On course: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report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by its general secretary., New York: New Outlook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1969.
- Ecology: can we survive under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2.
- Imperialism today; an evaluation of major issues and events of our ti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ISBN 0-7178-0303-1
- The energy rip-off: cause & cur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4, ISBN 0-7178-0421-6.
- The crisis of U.S. capitalism and the fight-back : report to the 21st conven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 Labor up-front in the people's fight against the crisis : report to the 22nd conven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9.
- For peace, jobs, equality : prevent "The Day after," defeat Reaganism : report to the 23rd Conven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New York, NY : New Outlook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1983. ISBN 0-87898-156-X
- Karl Marx: beacon for our time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83, ISBN 0-7178-0607-3.
- Fighting racism: selected writing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85, ISBN 0-7178-0634-0.
- Working class USA: the power and the movement,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87, ISBN 0-7178-0660-X.
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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