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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戰爭，又稱齊盧戰爭，發生於1924年（農曆甲子年），是以江蘇督軍齊燮元為首的直系軍閥同佔據浙江的皖系盧永祥為爭奪上海管轄權而爆發的戰爭，戰爭以盧永祥敗亡，直系佔領浙江、上海告終。這場戰爭既是1920年直皖戰爭後，直系軍閥掃除皖系殘餘勢力的延續，也是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由於戰爭爆發在當時中國最為繁華的江浙地區，社會經濟損失巨大，因此被稱作甲子兵禍、甲子兵災。
| 江浙戰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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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直奉戰爭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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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皖系 |
直系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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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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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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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滬聯軍
滬海艦隊
5萬－10萬 |
江蘇方面軍
安徽方面軍
江西方面軍
福建方面軍
長江艦隊 10萬以上 | ||||||||
| 政治支持 | |||||||||
 廣東革命政府（孫中山） |
北洋政府（曹錕、吳佩孚） | ||||||||
| 兵力數據[註 1] | |||||||||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為直系、皖系等派系，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意圖解散舊國會、廢止臨時約法，因此孫中山在廣東發起護法運動反對皖系。1920年直皖戰爭皖系戰敗，只剩下浙江的盧永祥孤軍堅守。直系在對待皖系僅存的盧永祥態度遲遲不能統一，吳佩孚主張招降盧永祥，曹錕一開始也同意「先禮後兵」，而江蘇的齊燮元則主張武力掃錯皖系的殘餘勢力。齊燮元多次派人遊說吳佩孚，請求出兵攻打浙江，但吳佩孚都沒有接受，因此齊燮元對吳佩孚頗有微詞。在曹錕鞏固北京政權和吳佩孚多次遊說無效後，直系對盧永祥的態度逐漸轉為強硬。[4]
直系在驅逐皖系後不願意和張作霖為代表的奉系分享權力，因此發動第一次直奉戰爭成功驅逐張作霖。孫中山趁着直奉戰爭北伐進攻直系，皖系也派人與其和解，並在後來的陳炯明叛變中調停斡旋。直系在驅逐張作霖後完全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權，曹錕希望廢除段祺瑞扶植之安福國會所選出的徐世昌大總統，自己取而代之，因此假意同意黎元洪「廢督裁軍」，恢復其大總統職務，暗地裏收買舊國會議員，並讓馮玉祥以斷水斷電、煽動軍民等手段逼迫黎元洪下台。1922年皖奉粵各派代表在上海集會反直，並鼓動不願意通曹錕同流合污的舊國會議員南下上海，資助其伙食費及旅費。1923年初，孫中山宣佈通皖系、奉系組建同盟。10月5日，曹錕通過賄賂成功當選大總統。皖奉粵及南下各省代表在得知曹錕賄選成功後，當即通電全國，痛斥曹錕竊國。1924年5月，段祺瑞截獲吳佩孚聯合各省進攻浙江的哿電並轉遞盧永祥，盧永祥獲知後派鄧漢祥北上求援張作霖。張作霖本不相信哿電，但在主戰的奉系新派勸說下同皖系達成攻守同盟，允諾參與江浙戰爭。[5]江浙地方精英對於反直同盟態度消極，在其擬定的和平公約中明確要求雙方避免「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問題」，實際上限制了反直同盟的發展[6]。
北洋軍閥在袁世凱去世後分裂為直系和皖系，各地軍閥割據爭鬥不已，江浙分別歸屬直皖，受到軍閥間戰爭的直接威脅。在地方精英推動下，江浙在八國聯軍戰役、辛亥革命、直皖戰爭中屢屢獨善其身，在全國經濟財政發揮着重要作用。江浙精英深知一旦江浙開戰則必然牽動全國市場，因此極力推動和平。1918年盧永祥提出「廢督裁軍」[7]，裁減全國兵員，以達到消弭兵禍的目的，得到了地方精英的響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皖雙方在江浙劍拔弩張，江浙商人唯恐江浙陷入西南四川那樣的混亂局面，因此一直行動推動和平運動。1923年8月16日，江浙商人在上海成立「蘇浙和平協會」，力促8月20日《江浙和平條約》簽訂，條約簽訂後和平運動的領導者張一麐決定僅憑條約難以保障和平，因此邀請江浙雙方領袖舉行會晤以消除猜疑，然未能如願。在江浙商人奔走下，直皖軍閥在10月6日、12月6日簽訂了《浙皖和平公約》《浙贛和平公約》。條約簽訂後直皖雙方保持了一年的和平，隨後1924年3月臧楊入浙、6月盧永祥違反公約收編客軍，江浙局勢再起風波，商人再度為和平奔走。江浙商人代表先後致電兩省長官、直系領袖吳佩孚，希望獲得對方的支持，然而未能成功。[8]
1922年列強召開華盛頓會議，通過九國公約重新分配了在華利益，確立了在保持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前提下利益均沾的原則。美國在對華事務上保持中立態度，企圖以有限度的海軍威懾避免與中國軍隊直接衝突，但是其駐華官員較為偏頗直系，美國駐寧領事戴維斯（John K. Davis）則樂觀地認為江浙戰爭將給上海帶來莫大好處，消除了上海長期以來受到的軍閥間戰爭威脅，直系更是可以藉此實現中國統一。英國政府表面上表示不干涉和不介入，和美國合作維持租界的中立，實際上比較明顯偏頗於直系，認為直系統一中國有利於英國在華利益擴張，評估其收益可能大於租界受到戰爭威脅的潛在風險。蘇聯、日本則認為直系發動戰爭背後有着英美兩國的支持，蘇聯報紙指控英美借中立之名實際幫助直系統一中國，日本也擔心直系接下來會對付日本扶植的奉系軍閥，英美與蘇日之間的矛盾也迫使英美在戰爭中採取更為謹慎的策略。日本雖然長期支持皖系軍閥，但相比於處於英美勢力範圍內的江浙地區更為關注北方的滿洲局勢，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甚至考慮介入戰爭以避免直系佔領滿洲。[9]
江蘇省管轄權在二次革命前短暫統一，1913年7月12日國民黨李烈鈞在上海公開反袁，隨後陳其美等人以上海、松江為二次革命的根據地，袁世凱立即任命鄭汝成為上海鎮守使前去鎮壓上海的革命運動，上海鎮守使則歸屬袁世凱本人直轄，由此脫離江蘇都督管轄[10]。1915年11月10日國民黨刺殺鄭汝成，袁世凱旋即任命鎮壓有功、忠於洪憲帝制的松江鎮守使楊善德為淞滬護軍使，統領上海和松江軍務，護軍使軍政地位相當於省都督，一面繼續鎮壓國民黨在上海的革命活動，一面監控出身革命黨人的浙江都督朱瑞，一面制衡當時的江蘇都督、後來的直系領袖馮國璋[10]。1915年12月，袁世凱為加強上海的防衛，命令盧永祥所部進駐上海，聽從楊善德調度，鄭汝成忠於袁世凱，而盧永祥和楊善德二人都和後來的皖系領袖段祺瑞交好，和馮國璋分屬不同派系[10]。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為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和段祺瑞為首的皖系，馮國璋入京以副大總統兼任江蘇督軍，段祺瑞出任政府總理；1917年張勳復辟之後段祺瑞和馮國璋幕後達成交易，段祺瑞以支持直系人選繼任江蘇、江西換取馮國璋離任入京擔任代理大總統；同年浙江督軍呂公望因政府內訌辭職，段祺瑞政府隨即以楊善德遞缺浙江督軍、盧永祥補淞滬護軍使位，並且任命盧永祥為「幫辦江蘇軍務」，後改「會辦江蘇軍務」，實則覬覦馮國璋出缺之後的江蘇督軍一職，然而馮國璋則中意同派系的李純接任，雙方在江蘇督軍接任問題上勾心鬥角，1919年盧永祥接替過世的楊善德出任浙江督軍、盧永祥部下何豐林遞補淞滬護軍使，直系則以齊燮元遞補「會辦江蘇軍務」，李純死後由齊燮元接任江蘇督軍，最終直系佔據江蘇，皖系佔據浙滬，雙方在江浙分庭抗禮[11][3]:154-155[12]:167。
齊燮元作為江蘇督軍兼蘇皖贛巡閱使，外不能調動蘇皖贛大軍，內不能領有境內最為富裕的上海，長期以來都對此耿耿於懷。據當時盧永祥內部人士傳言，盧永祥通過上海的鴉片貿易收穫頗豐，僅僅通過對印度煙土課稅就可以養三個師。除此之外，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國際商港，享有巨額商貿收入和完備的軍事工業體系，歷來為各方所覬覦。[13]1923年11月10日，親直系的淞滬警察廳廳長徐國梁為王亞樵刺殺，直系認定此事系皖系所為，並堅持安排自己人馬繼任，但最終皖系最終回絕了直系的任命，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同時英美也對盧永祥對鴉片貿易課以重稅，以及他組織江浙商人到印度從事鴉片貿易，搶奪英美商人利益的行為表示不滿，英美政府雖然宣佈採取中立，但客觀上其財團為齊燮元提供了軍火物資。[14][9]
孫傳芳作為直系軍閥的歸附派，擁有北洋軍最為精銳的中央第二師，早就想要自立門戶建立自己的地盤。直皖戰爭後，孫傳芳在湖北受到直系任命的湖北督軍蕭耀南忌憚，又曾向吳佩孚、曹錕提出到江西「平叛」，吳佩孚、曹錕等為求穩定安排他和他留日時期的同學周蔭人一起去福建佔領皖系王永泉的地盤。1923年，孫傳芳等部開至閩贛邊界，此時王永泉已經和浙江、廣東聯合對抗直系，孫傳芳孤身入閩，同王永泉哭訴吳佩孚如何排擠他，因此得到了王永泉的信任，孫傳芳部得以進駐福建。1924年1月，孫傳芳陳兵浙閩贛邊界，對外宣傳即將攻浙，對王永泉稱佯浙攻贛，實際上意圖反客為主，於3月佔領福州並驅逐了閩南的臧致平、楊化昭部。福建平定後，孫傳芳將地盤讓給同學周蔭人，回絕了吳佩孚要求進攻廣東的命令，早早和齊燮元串通好合擊浙江，在浙閩邊界蓄勢待發。[15]:24-33
閩軍臧致平、楊化昭部入浙成為戰爭的直接導火索。臧致平在皖系軍中素有「勇將」之稱，最早是盧永祥部下[16]，後來隨皖系李厚基進駐福建。楊化昭則有「小諸葛」之稱，屬於王永泉的部下。1924年4月同安戰敗後，臧致平決定北上浙江尋求老東家盧永祥庇護。臧致平部在贛、閩邊境流竄2000多公里，6月擊敗江西蔡成勛部並進入浙江常山。[17]浙江輿論對此看法不一，盧永祥比較謹慎，希望臧致平部不到迫不得已不要進入浙江境內。臧致平回復盧永祥稱自己部隊願意肝腦塗地為盧永祥效力，因此盧永祥將臧致平部收編為浙江邊防軍。收編臧致平部雖然壯大了盧永祥部的勢力，但是也引起了直系的警惕，直系以盧永祥違反《江浙和平公約》不得允許外軍通行條款為由向盧永祥發難。8月，四省向盧永祥下達最後通牒，要求立即取消收編。9月1日，直系通電全國下令攻擊臧致平、楊化昭部。盧永祥最初也不願意開戰，在浙江紳士面前表示願意辭官以免戰端，暗中派人到齊燮元處求和。臧致平則結交盧永祥公子盧小嘉遊說主戰，最終盧永祥下定決心與直系開戰，任命臧致平、楊化昭為淞滬前線指揮官，戰爭由此一觸即發。[16][14]
1924年8月上旬，江蘇齊燮元即調兵遣將部署前線，8月18日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制定作戰計劃。蘇軍進攻戰線可以分為太湖西岸宜興、溧陽的西線和太湖以東上海方向的崑山、青浦一線，蘇軍以上海方向為主攻方向，增派江蘇暫編第二師協防，在西線部署2混成旅及2個步兵營、1個炮兵營防禦。8月初，浙江方面也召開軍事會議，將浙江防線分為北路的上海一線，中路在太湖西岸宜興一線，左路防禦安徽方向來敵，南路防範福建、江西來敵。直系部署可用於攻浙之軍隊合計可以達到10萬以上，相比之下浙江軍隊數量遠遠少於直系，勢必獨木難支，因此積極聯絡奉系、孫中山以壯聲勢。[2]:254-257
1924年9月2日蘇軍率先越界佔領安亭車站[4]，9月3日上午蘇軍在黃渡、瀏河一帶與浙軍交火，江浙戰爭正式爆發。戰端既啟，免不了口誅筆伐，直系和反對直系的皖奉粵陣營互相通電抨擊對方。開戰當日盧永祥電告全國，指責曹錕目無法律、無視民意、黨同伐異，自己為了保境安民不得已應戰，戰後將會還浙於浙人，孫中山、張作霖俱回應支持。4日，孫中山通電北伐「救浙存粵」，張作霖亦通電全國表示自己將獎帥三軍、掃除民賊。齊燮元也於4日通電聲討盧永祥，7日又與吳佩孚聯電聲討。9月7日，曹錕以大總統身份下令解除盧永祥、何豐林官職，全國直系省份都予以聲援，江西的蔡成勛、河南的張福來、湖北的蕭耀南乃至遠在新疆的楊增新都表態願意參戰，速平戰亂。7日同日，全國各界聯合會發表聲明支持孫中山討伐齊燮元，直川粵湘滇旅滬討賊同志會亦發表聲明，聲稱此戰乃是「正義」「公理」「主義」而戰。[2]:257-258[4]
戰爭爆發後，蘇浙雙發採取不同的戰爭策略：江蘇方面主動進攻上海而防守宜興，企圖以優勢兵力正面擊潰浙軍；浙軍則以宜興為主要攻擊目標，企圖插入蘇軍後方切斷滬寧線，從而在太湖北岸東西夾擊蘇軍主力[18]:98。9月3日，蘇軍猛攻黃渡不成，浙江出動飛機以還擊，直至次日浙軍陣容才有所收縮，但蘇軍在瀏河一線暫時停止進攻，齊燮元親自到崑山督戰。9月5日至7日，江浙兩軍在瀏河展開激戰，蘇軍率先包圍浙軍突出部瀏河鎮，浙軍以區區2500人在瀏河抵抗，勉強維持滬太公路周邊交通線，蘇軍出動飛機，蘇浙海軍分別在瀏河口和吳淞口對峙，列強則出動軍艦和陸戰隊以威懾。8、9日蘇軍接連兩天在黃渡展開激戰，蘇軍架設電鐵絲網防禦，浙軍傷亡慘重，令臧致平率部來援，戰線維持穩定。9日，奉系開始戰前總動員。10日，江浙在瀏河、黃渡、安亭全面交火，瀏河兩度易手，浙軍在安亭佯敗引蘇軍入地雷陣未果。18日，蘇軍使用開花炮猛擊瀏河，導致民居成片失火，中國紅十字會展開援助。[4][1]:179-213宜興方面7日浙軍率先展開進攻，但傷亡慘重，陳樂山親自坐鎮督戰，至13日浙軍已經佔領宜興南郊大部；13日下午崑山南京方向蘇軍援軍到來，另有皖軍以2混成旅共3萬人從廣德方向進攻，蘇軍轉守為攻；15日蘇軍詐降浙軍，浙軍潰敗至烏溪關，後退守父子嶺、青石山，17日皖軍攻佔泗安[19]:480，19日浙軍奉命退守長興脫離戰鬥[20]:1708。截至9月20日，蘇軍雖然優勢巨大，但輪番苦戰損失慘重，一直沒有在前線取得戰果，只能通過編造諸如陳樂山變節、楊化昭受傷等對浙軍不利的消息瓦解敵人戰意[4]；而浙軍雖然挺進宜興境內，卻苦於敵人在武進從滬寧路抽調援軍，同樣也無法實現切斷蘇軍後方的戰略構想。[18]:98
戰爭爆發後，上海租界公推英國海軍總司令安特生為租界各國海軍聯合艦隊領袖。9月5日安特生召集各國將領在英國海軍旗艦班特號舉行會議，決定各國分段駐守吳淞口及黃浦江以保障航道安全。聯合艦隊最初由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組成，後來葡萄牙和荷蘭也調遣軍艦加入，最高峰時艦隊總數可達到30艘，其中以美國出兵最多。美國軍艦不僅在上海周邊巡航，還至甌海、寧波、鎮江、浦口一帶保護僑民、警告軍閥。聯合艦隊還計劃阻止閩海艦隊與滬海艦隊交戰，9月12日更是阻止閩海艦隊海軍陸戰隊登陸吳淞炮台，17日由外交途徑轉告交戰雙方，直系若是攻佔吳淞炮台不許進入黃浦江，皖系海軍如果駛離吳淞口則不許回來，因此直系海軍轉變計劃到瀏河助戰，皖系海軍則受困吳淞口。9月3日始，租界各國海軍陸戰隊陸續登陸，租界也出動商團護衛巡邏，嚴禁交戰雙方士兵和潰兵進入租界。上海領事團在開戰前就向北洋政府請求將上海劃為中立區，當時北洋政府未予回復。開戰後，浙軍火藥儲存在浦東，租界稱擔心火藥爆炸受到影響，因此強行派軍入駐浦東建立中立區。日本也趁着這個機會，越權駐軍上海，企圖在上海建立日租界。[21]
1924年8月25日，孫傳芳在福建建甌建立前線指揮所，並電請吳佩孚申請支援，獲得了江西蔡成勛部一個師的調度權。孫傳芳將自己的部隊分為6支隊，分別進攻浙閩邊界的仙霞關、雲和和平陽，閩海艦隊亦北上支援。浙江方面則由潘國綱率領的浙軍第二師、第三師負責防禦，潘國綱將主力佈置在衢州，分兵把守仙霞關等進入衢州盆地的要道。9月4日孫傳芳部強攻仙霞關不克，後浙軍第二師炮兵團團長張國威暗中投敵導致浙軍潰敗，孫傳芳部下孟文昭得以輕取浙閩邊境的仙霞關，閩軍得以進入金衢盆地進攻江山。14日閩軍佔領龍泉，潘國綱命令2個團固守江山，並增派一個團援軍，但增援的第7團已受孫傳芳策反抗令不援，江山戰役浙軍大敗，孫傳芳部追擊江山、常山守軍至衢縣。潘國綱得知前線失守，主動撤至蘭溪，並向遂安一帶繼續退卻。[15]:34-35[22]:942[4][註 2]
浙江地方實力派見直系海軍遊蕩寧波海面，浙軍且戰且退，局勢危急，於是於9日宣佈寧波獨立，發動民眾抵抗外軍。18日，盧永祥得知南路失守，擔心浙軍因此叛變，於是通電還浙於浙人，辭任浙江督軍，讓浙江人自己組織軍隊抗擊孫傳芳，將自己的司令部轉移至上海龍華，省長張載陽亦於同日辭職轉交政務於警務處處長夏超，隨盧永祥同赴上海。20日，齊燮元見宜興盧永祥部受到孫傳芳重創，遂令所部進攻嘉興，盧永祥令宜興所部向上海靠攏。同日，夏超致電吳佩孚表示歸順，直系任命孫傳芳為浙江軍務督理。22日，直系宣佈罷免張載陽省長職務，由夏超繼任省長。24日，孫傳芳部第十混成旅率先進駐杭州，次日杭州各界出城迎接孫傳芳入城。26日，孫傳芳通電全省正式就任浙江督軍，命令部隊開赴嘉興，與齊燮元部合圍松江。[2]:258-260[4][3]:159-161
孫傳芳接管浙江之後，浙軍上下人心惶惶，許多主要官員都已經出逃，浙軍第二師師長潘國綱也投降孫傳芳。盧永祥擔心陳樂山率領的中央第四師也會叛變，因此要求陳樂山儘快回到上海，然而陳樂山沒有回覆。盧永祥已然失去了浙江和浙軍的控制權，同時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在黃渡、瀏河前線死守待變的部隊，一時半會也指望不上奉系扭轉戰局，因此萌生退意，想要遁入租界逃避。租界當局則希望盧永祥早日離開，不得已盧永祥只能召集部下背水一戰，聯軍拼死衝擊蘇軍的崑山防線企圖突圍，蘇軍不得不轉攻為守。9月29日，盧永祥部和齊燮元部在黃渡、嘉興展開激戰。10月1日爆發「開戰以來最劇烈之戰鬥」[4]，盧永祥部進攻馬陸不利，損失可能達到3000多人。戰後，盧永祥部召開會議，主戰的臧致平和主張「靜候時宜」的何豐林爭執不已，會議遂無果而終。[1]:214-225
10月4日，曹錕見戰局已定，嘉獎參戰將領，責成蘇浙兩省進行善後。8日[註 3]，松江守將王賓棄城逃亡，孫傳芳進佔松江，並成功抵禦何豐林部反攻。10日，齊燮元部佔領青浦。9日，奉系慘敗山海關[1]:232。盧永祥在先後丟失松江、新橋、青浦、嘉定後，於12日召集部下商議對策，陳樂山會上勸告盧永祥下野，盧永祥同意。何豐林得知盧永祥想要下野，也表示要一同下野。下午3時，盧永祥通電下野。13日一早，盧永祥同何豐林、臧致平一同乘坐「上海丸」東渡日本。此時，盧永祥部仍有上海殘軍3萬多人不願意投降直系，另外真如一帶的臧致平、楊化昭部也不願意投降，殘軍於14日推舉皖系將領徐樹錚領導繼續鬥爭，次日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了徐樹錚，殘軍從此群龍無首。20日，蘇軍代表白寶山與浙軍代表朱聲廣在上海北浙江路華安坊達成善後協議，浙軍殘部退出上海北站和閘北，在新龍華和江灣等地接受蘇軍改編或解散，江浙戰事告一段落。[2]:260-261[4][3]:161-163
江浙戰爭標誌着英美扶植的直系和日本扶植的反直系勢力之間的新一輪較量開始，皖系在江浙戰爭後失去了最後一塊地盤，從此一蹶不振，在政治和軍事上無足輕重。[23]:798反直陣營的奉系最終在第二次直隸奉天戰爭中取得勝利，北方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南方的孫中山雖然也響應盧永祥北伐，但因為廣州商團事變未能成行，廣東局勢也發生重大變化。江浙地方精英將戰前和平運動失敗視為恥辱，有人提議將開戰的9月3日定為江浙兩省省恥日。上海居民更是痛感軍閥為爭奪上海大打出手，滬上居民提議移除上海兵工廠、軍閥不再駐軍上海、脫離江蘇省進行自治，上海總商會最終促成1925年5月段祺瑞執政府同意在上海設立獨立於江蘇省的自治市。然而上海的自治最終導致上海陷入無政府狀態，1925年2月軍閥撤出後，上海就陷無人管理的境地，上海各級行政機構對於群眾運動置之不理，也讓國共兩黨組織的五卅運動得以興起，國共兩黨在上海宣傳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與之相對，浙江由於長期執政的皖系政府倒台，盧永祥支持的浙江自治運動也陷入低谷。1924年12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政府，盧永祥從日本來到奉天，受皖系段祺瑞組織的臨時政府委任接替齊燮元掌管江蘇。1925年1月盧永祥在奉系張宗昌部支援下佔領江蘇大部，為進一步佔領浙滬發起第二次江浙戰爭。盧永祥在五卅運動爆發後辭職，北京政府在北京公使團壓力下命令奉系進駐上海，鎮壓五卅運動。奉系的進駐引起孫傳芳不滿，他發起反奉戰爭驅逐了江蘇、上海的奉系勢力，成為了最後一位佔領上海的軍閥。[11][3]:165-168
經濟上的損失，首先來自於軍閥的橫徵暴斂。《申報》曾刊載文章估計開戰雙方軍費高達六七千萬，如此規模的開銷正常稅收必然難以支持，因此開戰雙方都將目標轉向江浙商人。8月22日蘇軍的朱熙就向蘇州商界勒索30萬「開撥費」，9月5日盧永祥也委託杭州商會發行金庫兌換券50萬元，盧永祥撤離杭州又以軍餉未撥為由「請求」杭州總商會為之籌款50萬元，幾日後孫傳芳又向杭州銀錢業勒索80萬現大洋，戰後孫傳芳還向上海商界勒索100萬「善後」，據傳蘇州富商潘濟之受到當局勒索50萬元受驚而死，此等案例不一而足。軍閥長官尚且如此，士兵燒殺搶掠自然不在少數，其中以盧永祥戰敗下野後戰爭進入尾聲最為嚴重，往往浙軍潰軍且劫且退之後蘇軍且進且掠。江浙士兵主要在交戰區鄉間劫掠，9月20日浙軍組織的湖州中國銀行劫案則是唯一一例城市作案，劫掠的目標多為當地的典當鋪，例如揚州典當公會會長周某家產被士兵洗劫殆盡，作案者甚至連紅十字會租用的汽車也不放過。浙軍在戰時軍紀略優於蘇軍，通常不會掠奪駐地，盧永祥甚至在前線親自槍斃搶劫者[11]，而齊燮元率領的蘇軍甚至連自己司令部所在的崑山都要掠奪一空。[24]:146-155
據估計江蘇戰區9縣[註 4]直接損失高達6000多萬元，但顯然商業上的損失不止於直接的燒殺搶掠，江浙兩省間接損失更是高達4-5億元，外界估計非10年不可恢復。上海的金融市場率先受到戰爭衝擊，自8月16日開始整理六厘公債價格暴跌16%，5家錢莊因此倒閉，銀錢業面臨擠兌危機，同行拆借利率飆升，市面貨幣供應量嚴重不足。金融業危機業影響到實體經濟，上海客幫停止運輸煤、茶葉等大宗商品，現貨交易由於缺乏資本與現貨近乎消失，各行各業銷售業績急轉直下。上海金融業危機逐漸演變為全國性金融危機，在浙江杭州中國銀行投入20萬現洋救市無果，江蘇鎮江金融業自開戰就開始罷市，江浙以外的漢口、北京等地金融業亦受到打擊。受到戰爭影響，許多地方因為商品、資本周轉終止而陷入危機，杭州多家綢行因為無法收回外省資金而破產，德清等地由於交通中斷民生商品售罄，滬寧線、滬杭線及內河航線均因戰爭暫停，江浙對外貿易極大受挫。與此同時諸如長興煤礦等工業企業因為停工蒙受巨大損失。農村商業亦因為農產品減產和農民出逃受到衝擊。[24]:156-159
戰爭亦造成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成為了江南自太平天國以來損失最為嚴重的災難。根據戰後統計，江蘇省戰時平民傷亡達到1700人。雙方士兵亦傷亡巨大，浙軍在馬陸一戰就損失3000多人，每日都有數百人傷亡，合計士兵傷亡可達3萬人。兵禍戕害最深莫過於普通百姓，軍閥拉壯丁、勒索軍餉、搶劫民眾等惡行屢見不鮮。蘇軍至8月24日開始在南京徵召壯丁，導致市民恐慌，紛紛躲避家中，士兵只能強行進入私宅搜尋未被徵召的勞動力，蘇軍在常州、南京、蘇州等地不得不徵召婦女充當伙夫乃至於「公妻」，蘇州、揚州商界因營業受到徵召衝擊罷市抗議，杭州因商會介入免於徵召之苦。受徵召者任由士兵逼迫勞動，運輸彈藥亦無安全措施，不從則用槍把毆打，逃跑則鞭撻至遍體鱗傷，有人親眼見到同屋30人只有一半能夠活着回來。男性尚且如此缺乏尊嚴，何況乎婦女權益——由於蘇軍風氣實在敗壞，齊燮元不得不下令強姦31人以上者軍法處置，官兵劣跡不勝枚舉：崑山有一案，蘇軍封船搜人時輪姦船上的8歲女童和78歲老嫗；方泰有士兵13人，出遊遇到農婦採棉，輪姦致死；安亭有名寡婦守家，待家人戰後回看，寡婦全身赤裸，在床上腐爛數日。戰區周遭十室九空，留下來復受「丘八」劫掠勒索，大量居民外逃淪為難民，逃往臨近的上海、南通、蘇州等地，據日本人調查上海租界人口暴漲將近50萬，而南通亦錄得十多萬難民湧入。浙軍佔領的上海也非完全的避風港，自開戰起軍隊就開始在上海城廂、閘北等鬧市徵召壯丁直接送到前線，工廠擔心工人被人捉走因此幾乎全部停工，13日盧永祥下野後浙軍完全失控，肆無忌憚迫害民眾，華界居民又開始湧入租界，時人稱「上海自通商以來實未有如此混亂也」[3]:165。當時總部在上海的中國紅十字會設立眾多收容所接納難民，並派人員到戰區營救那些來不及撤離的群眾和傷兵，截至1924年9月20日累計救出難民2萬人，救治傷兵5000多人。戰後，紅十字會還負責難民的遣返和戰場清理防疫工作，積極參與兵災的戰後調查。[25]:31-66, 17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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