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啟蒙，也被稱為新啟蒙運動、新啟蒙主義，一般指1980年代席捲中華人民共和國思想界和民間社會的一場風潮，起始於1970年代末撥亂反正時期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被廣泛譽為是繼「五四運動」之後的一次新的思想啟蒙運動[12][13][14][15][16]。1988年，《新啟蒙》雜誌在上海創刊[17][18][19]。新啟蒙思潮代表人物包括王元化、方勵之、李澤厚等[20][21][22]。
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1980年代的新啟蒙思潮包括重拾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反文革、反封建、反傳統（文化熱），提倡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包括自由、人權和法治等[12][14][17][20][23]。大陸文壇還誕生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朦朧詩派等相關文學和詩歌流派[13][24][25][26]。而各類報刊叢書、藝術美學、中國搖滾樂、華語流行音樂、大陸影視行業的興起和發展，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啟蒙作用[1][27][28][29][30]。因此，中國大陸的1980年代也被稱為「新啟蒙時代」[17][31][32]。
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發導致了新啟蒙運動的中斷，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12][16][33][34]。但此後中國大陸思想界陷入了分歧和爭論，新啟蒙思潮並未完全延續，而是逐漸形成了「自由派」和「新左派」兩大陣營[33][34][35][36]。與此同時，社會結構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和社會尊嚴開始受到世俗化市場的挑戰，被迅速邊緣化的同時，擁有話語權和思想能力的「商業精英」、「知識精英」等新興群體快速崛起[33][37][38]。
名詞釋義
在中國近代史上，中華民國時期的五四運動（1919年）和新文化運動（1915年起）通常被認為是中國的啟蒙運動[39][40]，唯獨胡適堅持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41]。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主要宣揚內容包括「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等，反對舊禮教，影響了之後的整個中國社會[39][40]。
1930年代，特別是中國全面抗日戰爭前夕的1936-1937年間，中國共產黨試圖發起一場新的「啟蒙運動」，當時又稱「新理性運動」、「新五四運動」等，號召要「繼承五四，超越五四」，但該運動很快結束[42][43][44][45]。一般認為，陳伯達於1936年9月在《讀書生活》第4卷第9期上發表的《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是這次運動的起點[42][43]。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大陸學者王元化等人於改革開放時期提出了「新啟蒙」的稱法，要求重新發揚「五四」啟蒙的精神內核，即民主與科學，獲得廣泛認同[20][46][47]。「啟蒙」的稱法被再次提出後，為與五四運動相區別，也常被稱為「新啟蒙」[12][18][20][22][48]、「新啟蒙運動」[13][18][22][27][49]、「新啟蒙主義」[50][51][52]。也有人稱其為「第二次啟蒙運動」[15][53]，或「第二次新文化運動」[54]。
還有學者認為，「啟蒙」是中國大陸整個80年代的基本屬性，包括了「反文革」、「反封建」、「反傳統」，還包括了自由民主的思潮以及民間社會的文化熱等現象，故整個80年代都因屬於「新啟蒙時代」[17][31][32]。
歷史沿革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結束後，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導進行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其中1978年中國大陸開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促成了全社會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成為新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起點[17][22][59]。中國大陸的這場改革和思想解放，是從體制內部發動的，獲得了當時一些相對開明的高層人物的支持[59][60]。1978年，以鄧、胡等人為代表的「求是派」與以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為代表的「凡是派」激烈交鋒，前者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後者堅持對毛澤東奉行「兩個凡是」原則，最終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61][62][60]。其中，鄧小平在12月13日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思想解放的重要標誌[63][64]。
同時期，北京民間自發出現了「西單民主牆」運動，並衍生出「北京之春」民主運動，鄧小平由最初的支持，很快便轉為打壓[61][65][66]。民主牆運動期間， 1978年10月11日，來自貴州的「啟蒙社」發起人、詩人黃翔及其朋友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張貼了第一張啟蒙性大字報《火神交響詩》，並散發了他們的油印《啟蒙》雜誌[67][68]。1978年12月5日，異議人士魏京生提出將「民主」列為第五個現代化，並於次年3月25日在西單民主牆上張貼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但不久即被當局拘捕、民主牆也遭取締[67][69]。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要求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當時思想解放和言論自由的紅線[66][70]。有學者認為，1980年代官方「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民間「自下而上」的新啟蒙運動，雖然有很多的糾纏和關聯，且都是思想解放，但還是應該把它們當作兩個運動看待[71][15]；前者的目標是清算文革，為經濟改革提供一個比現行體制較少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而後者從一開始便掌握在民間知識分子手裏，重點是在對人性思辨的基礎上建立一套關於新的人的論述，啟蒙思想、開啟民智[71][15]。
「新啟蒙」一詞的提出，與上海市的學者型官員王元化有關，而王本人是193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理性運動的參與者，他倡導重新發揚五四運動的啟蒙精神，即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20][46]。王元化並不主張「五四」的激進主義，而是強調理性精神，但他始終堅持將「五四」的激進主義與「文革」的極左路線嚴格區別開來，前者是一些先進文化人士為反對權勢者所採取的偏激姿態，後者則是自上而下地對異議人士乃至無辜民眾的專制打壓，在性能上不可同日而語[20][46][47][77]。張汝倫認為，王元化在文革後對人道主義的闡揚和新啟蒙的提倡體現了他的五四血統[47]。許紀霖認為，青年王元化投身革命有他所理解的五四精神之推動[77]。
1988年10月，由王元化等人主導的《新啟蒙（New Enlightenment）》雜誌在上海創刊[78]，第一期有兩篇重要論文：童大林的《中國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運動》、王元化的《為五四精神一辯》[17][18][19]。截止1989年4月，《新啟蒙》共出了四期，王元化主編，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分別為[46][79]：
- 《新啟蒙：時代與選擇》（1988年10月），第一期作者包括童大林、王元化、劉曉波、許紀霖等[80]。
- 《新啟蒙：危機與改革》（1988年12月），第二期作者包括王若水、金觀濤、李洪林、顧准等[81]。
- 《新啟蒙：論異化概念》（1989年02月），第三期作者包括於浩成、韋政通、包遵信、高爾泰等[82]。
- 《新啟蒙：廬山會議教訓》（1989年04月），第四期作者包括李銳、邵燕祥、高爾泰等[18]。
其中刊登了夏衍、邵燕祥、金觀濤、高爾泰等八人的有關文章對「新啟蒙」進行了闡述[18]。夏衍認為，「新啟蒙」要重提科學和民主，迎接時代的挑戰，不能錯過了目前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邵燕祥認為：「思想文化的啟蒙，意味着對原有結論的審視揚棄，過時的傳統觀念的更新，舊的思維模式的超越；重新認識歷史和觀念，中國和世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18] 陳平原則認為，以王元化為首圍繞《新啟蒙》雜誌的一批思想家，討論更多的是馬克思主義向人性的復歸[83]。
而早在1979年4月，《讀書》雜誌創刊號刊登了李洪林的文章《讀書無禁區》，產生了轟動效應[86][87][88]。1980年6月，《世界經濟導報》在上海創刊，由時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欽本立主編，在思想解放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成為80年代倡導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先鋒[27][84][85][89]。《導報》連同1984年由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青年學者創辦的《青年論壇》合稱為「一報一刊」，還有何家棟等人於1982年在北京創辦的《經濟學周報》等，均是80年代討論「自由」、「民主」等啟蒙思想的重要論壇[27][90]。
除此以外，時任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金觀濤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於1984年起開始出版發行，受到追捧，編委包括後來的中國國家副主席、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而叢書顧問包括「三錢」之一的錢三強以及包遵信、陳一諮、丁學良等知名學者和官員[53][91]。這部叢書是當時中國社會影響力最大的一套叢書，宗旨是「有助於思想啟蒙、推動國人接受普世價值、走向全方位的現代化」，成為80年代「叢書熱」的代表，啟蒙了一代人[53][92]。1986年創刊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則是另一套頗具影響力的叢書，由甘陽擔任主編，提出了「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西方，重新認識古典，重新認識現代」的新的問題意識和努力方向[93][94]。
1980年代，中國大陸社會中逐漸出現了以「反傳統」為主要內容的「80年代文化熱」，對比中西方文明和文化，其中著名的代表作品如電視紀錄片《河殤》（1988年）[17][95][96]，期間還有人重提「全盤西化」的觀點[17][95][97][98]。面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台灣以及西方國家差距巨大的現實，當時中國大陸許多人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全盤西化」成為一代青年的主流取向[17][95][97]。1988年，劉曉波在接受香港《解放月報》主編金鐘採訪時，提出了其頗具爭議的觀點，「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99][100][101] 而在1984年10月，梁漱溟、馮友蘭、季羨林、張岱年、湯一介等哲學家於北京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文化書院」，成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早的民間學術文化團體之一[102][103]。中國文化書院的新啟蒙主義主張則包括「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在吸取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礎上發展中國文化」，書院還舉辦了「文化系列講習班」以及有數萬學員參加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函授班[52][104]。
與此同時，1986年9月，時任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副校長、物理學家方勵之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認為，「大學的環境應當充滿科學、民主、創造和獨立的精神。」[108] 同年12月，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發表了其頗具影響力的演講《民主不是賜予的》[109][106]，他對「民主」的理解是[110]：
不承認個人的人權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在中國，人們對民主連最基本的知識都不具備。我們得教育人們去了解民主，我們得明白民主不是統治者能賜予我們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說明控制鬆懈了，並不稱其為民主。民主的獲得要通過艱苦而不可避免的鬥爭。
1989年1月6日，方勵之給鄧小平寫公開信，呼籲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提到「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106][111] 此後，「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葉篤正、茅于軾以及北島、冰心、史鐵生等一批科教文化界人士聯名發表公開信，提倡五四精神，呼籲尊重人權和自由，並呼籲推進政治民主化以及施行大赦[106][111]。方勵之也被譽為是當時中國大陸提倡普世價值的先驅[107][112]，對此余英時認為，「他的科學幫助他推動民主，他的民主觀念也使他對科學越來越推動、越開放。這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科學、一個是民主。所以他可以說是真正繼承了五四以來的運動..... 他到處演講，不但推動科學，而且推動民主、推動自由、推動普世價值。所以普世價值在中國五四以後的再生，我認為是方勵之的主要貢獻之一。」[107]
有學者認為，整個80年代都屬於新啟蒙時代，期間中國大陸文化思潮的演變環節依次是「反文革」、「反封建」、「反傳統」，再往後才出現「80年代文化熱」，這些均屬於是在「啟蒙」，而貫穿各個環節的中心線索是對文革的反思[17][22][31][53][114]。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知名作家巴金多次呼籲反思文革、「反封建」，提倡五四啟蒙精神、懺悔意識，並於1980-1986年間出版文學巨著《隨想錄》[115][116][117][118]。巴金還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113]。
此外，文革結束後，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文壇還誕生了以反思文革和思考國家民族命運前途為主要內容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13][24][25][26][119]。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1977年）、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1978年）等均是早期較有影響力的代表作品，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1979年）甚至引發了一場「《苦戀》風波」[27][120][121]。
改革開放後的首部「吻戲」《廬山戀》（1980年），成為了當時一代人對時尚、審美以及情慾的啟蒙[124][125][126]，有觀點認為導演黃祖模是啟發之後中國大陸第五代導演「身體敘事」的一位先行者和領路人[126][127]。而以陳凱歌、張藝謀等人為代表的中國大陸第五代導演，於80年代創作出了包括《黃土地》（1984年）、《孩子王》（1987年）、《紅高粱》（1988年）等一系列具有強烈反思精神的啟蒙主義電影作品[30][122][123][128]。有學者認為，「第五代電影的民族─國家神話是五四以來的啟蒙內嵌救亡的延續，啟蒙是基於救亡的啟蒙，啟蒙的初衷就為救亡」[30]。張藝謀認為，「最可愛的是那個時代老百姓也關心藝術，所以可愛的80年代，那時候是百廢待興，是一個民族的特別的階段，大家充滿了求知慾，充滿了對那個外部世界的渴望，對文化、對於自己民族的歷史反思，都是全民性的。」[129] 與此同時，海外電影隨着改革開放被引入中國大陸，早在1978年，日本電影《追捕》成為文革結束後首部在中國大陸熱映的外國電影，引發轟動，其中高倉健所塑造的檢察官杜丘的硬漢形象，以及中野良子所飾演的真由美直白熱烈的示愛方式，乃至以電子合成器製作的主題音樂《杜丘之歌》，成為改革開放後一代中國人的文化啟蒙[130][131]。
1979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美學研究室編輯的《美學》雜誌、文學所文藝理論研究室編輯的《美學論叢》創刊，成為「美學熱」的開端[132]。知名美學家李澤厚率先公開支持朦朧詩以及朦朧詩派於1979年在北京協辦的《星星畫展》[133]，並於1980年底發表了頗具影響力的著作《美的歷程》，同年6月「中華美學學會」成立、朱光潛任會長、李澤厚等人任副會長[134]，而「美學熱」也啟發了人們對生活方式包括革命思維、革命時尚的反省，成為文化熱和新啟蒙運動的先導[135][136][137]。以北島等人為代表的朦朧詩人，曾於1978年創立詩刊《今天》，唐曉渡認為「朦朧詩帶有轉折點和新的出發地的意義，是整個當代詩歌復興的一部分。表達真實的個人情感世界，這是朦朧詩對當代詩歌復興做的最主要的貢獻，它具有啟蒙性質。」[138]
文革結束後，中國畫壇還出現了以高小華等人為代表的「傷痕美術」流派，還包括早期根據「傷痕文學」作品《傷痕》、《楓》等改編的連環畫[139][140]。而以吳冠中等為代表的老一輩美術家，於1970年代末提出「形式啟蒙」的概念以解放創作束縛[141][142]。1978年，吳冠中在給其學生的信中提到：「而為打垮保守勢力，創造新風格的美術解放戰爭的光明前途感到信心百倍，願戰友們勇往直前，永不退縮，解放自己，解放美術領域裏的奴才。」[141][143] 1979年，《美術》雜誌第5期刊登了吳冠中的《繪畫的形式美》一文，成為美術領域進行形式啟蒙的開篇之作[142][144]。
至1980年代中期，中國美術界經歷了一次由黃永砯、王廣義等青年藝術家主導的重大轉折，西方「現代主義」風格開始流行，史稱「85美術新潮」或「85新潮」，標誌着中國當代藝術的誕生[28][145][146][147]。新潮美術具有文化啟蒙、政治批判以及思想解放的基本特質，成為「新啟蒙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28][142][147][148]。而當時的青年油畫家陳丹青，早在1979-1980年間就曾創作出被公認為文革後劃時代的現實主義油畫作品、「具有思想啟蒙的普遍意義」的《西藏組畫》[28][149][150][151]，後來他在與查建英的訪談中提到[152][153]：
返回去想，八十年代那種集體性、那種騷動——如果咱們不追究品質，那十年真的很有激情，很瘋狂，很傻，很土——似乎又可愛起來。1995年後，我每年回國，直到2000年整個兒回國，這時，九十年代的城市景觀、文化景觀，漸漸成型，大家發生新的交往方式——直到那時，我才慢慢意識到八十年代：那種爭論、那種追求真理、啟蒙，種種傻逼式的熱情，好像消失了。
以鄧麗君等為代表歌手的港澳台華語流行音樂在80年代開始進入中國大陸，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有人曾概括「在80年代，鄧麗君是愛情的啟蒙老師，李澤厚是思想的啟蒙老師」[5][29][137]。有學者認為，鄧麗君的歌曲具有思想解放的效果[5][29][156]。陶東風認為，「這些所謂『靡靡之音』在當時是作為對極端的『公共文化』（其代表是所謂的『樣板戲』）的反動而出現的，它不但極大地改變了當時中國老百姓十分單調貧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在這個意義上，它與『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在精神上無疑是極為一致的，可以說是通過自己的方式呼應和推動了思想界、理論界的『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29]
早在1970年代末，中國內地流行歌曲萌芽，李谷一演唱的《鄉戀》被認為是當時中國大陸的第一首流行歌曲，1979年底起風靡全國，從唱法到歌詞都是在貼近本真的人和人性，但不久就因被批判為「靡靡之音」、「黃色歌曲」而被禁，直到1983年春節聯歡晚會被解禁[5][157][158]。此後中國流行歌壇進入到一個繁榮的新時期，率先出現了以《信天游》、《黃土高坡》等為代表的「西北風」流行歌曲原創潮[5][159]。中國音樂家協會流行音樂學會主席付林認為，「如果說《祝酒歌》是中國人在理性的、政治生活層面解放的象徵，那麼，《鄉戀》則是在感性的、娛樂消遣層面解放的象徵。前者是結束一個舊時代的領唱，後者則是指向一個新時期的序曲。」[159]
1986年，崔健的《一無所有》成為中國大陸搖滾樂的開山之作，美學家高爾泰曾經評價：「也許崔健和他的搖滾樂是中國目前唯一可以勝任啟蒙的藝術形式了。因為理論界的範圍大狹窄，起不了大面積的啟蒙影響，而音樂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達不到的作用。中國需要啟蒙。」[1][2][3][4] 但崔健後來認為，「八十年代是有啟蒙性，但那只是開窗戶，不是思想的啟蒙。搖滾樂是最直接的方式.... 如果過於強調八十年代啟蒙的價值，喪失了更新的創造性，對年輕人是一個誤導，甚至打壓。」[4] 還有學者認為，港台流行歌曲、《鄉戀》等大陸本土流行樂以及崔健的搖滾樂，浸潤着諸多富有人道主義的元素，而對人的關注恰恰順應着1980年代的啟蒙思潮，且「1980年代所謂啟蒙，本質上和20世紀初期的啟蒙運動意義相當，其中心指向都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崛起。在這樣的思潮下，1980年代流行音樂中凸顯人、呈現人、歌頌人的邏輯也就不難理解。」[5][158]
新啟蒙運動的發展亦遭遇過各類阻力。早在1980年1月的《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講話中，鄧小平即認為需要認真注意一些社會思潮，特別是一些年輕人中的思潮，並點名批評西單民主牆：「有些青年，迷信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民主。一九五七年就有個『輪流坐莊』的說法，現在那些所謂『民主派』，『西單牆』那批人，也在做這個文章。」[164] 1983年，中共左派保守人士發起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批判新啟蒙思潮中所提倡的人道主義、自由主義，但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等人的干預下，該運動迅速結束[165][166][167]。當時凡是穿牛仔褲、跳迪斯科、留長髮、唱鄧麗君的流行歌曲等都被稱作「精神污染」[168][169][170][171]，甚至在運動前夕的1982年，人民音樂出版社還專門出版了一本名為《怎樣鑑別黃色歌曲》的小冊子[172]。知名作家巴金在該運動爆發後曾驚呼：「文革又來了！」[173][174]
1986年底「八六學潮」爆發，胡耀邦於次年一月被迫辭職，中共左派保守人士隨即發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該運動此後在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等人的干預下很快平息[175][176]。期間，方勵之、王若望及劉賓雁因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等觀點，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177][98]：
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 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 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
郭羅基認為，「新啟蒙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將命題轉換為『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化』」[178]。
1980年代中期，強調政治穩定的新權威主義在知識界作為對自由主義激進化思潮的反向運動而出現，此思想主張漸進、穩定與秩序，要求漸進地進行現代化。該思潮出現後立刻受到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彈[35]。
1989年1月，王元化等人前往北京參加「都樂書屋」為《新啟蒙》論叢舉行的發行會，即「新啟蒙沙龍」，期間因方勵之、蘇紹智等人到場發言而成為沸揚北京城的「都樂書屋事件」[46][79][179][180]。事件過後，據說當時北京宣傳部某位官員把「新啟蒙」視為一次「運動」，並作了這樣的論斷：五四啟蒙運動產生了共產黨，那麼「新啟蒙運動」就是要建立反對黨[46][180]。
1989年，《新啟蒙》雜誌第五、第六甚至第七期已經編好，但由於「六四事件」的爆發，從第五期就被官方勒令停刊了[18][179][181]。未發表的十餘篇文章包括：于光遠的《關於當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若干基本概念》、蘇紹智的《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於浩成的《權力與法律》、黎澍的《新文化與傳統文化》、王元化的《啟蒙與人的覺醒》、邵燕祥的《文字獄傳統在當代》等[18]。與此同時，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的《經濟學周報》和《新觀察》等也均被官方查封[84][85][182]。
1989年6月30日，時任北京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點名將「新啟蒙沙龍活動」批判為「一些觀點十分錯誤乃至反動的政治集會」[46][183]。不久上海方面也出現類似說法，將1988年末在上海召開的《新啟蒙》研討會說成是「上海動亂的起點」[179]。而陳希同的報告以及此後《人民日報》的相關文章還點名批判了《世界經濟導報》，並認為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支持和庇護了《導報》、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183][184]。
六四事件的爆發，也導致了新啟蒙運動的中斷[33][34]。但六四事件的學生領袖之一封從德此後認為，「八九學運的主旋律是『新啟蒙』。六四悲劇後的大陸民眾，對八九民運期間所提出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理念，有了越來越深入的理解與接納。尤其是法治和人權的觀念，是在八九年之後才逐漸普遍地被社會接受的。因此，以『新啟蒙』觀之，八九民運有相當的成果。」[185] 2014年，封從德再次表達相似觀點，「也可以說，89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新啟蒙運動，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些普世價值的啟蒙，這個啟蒙工作在我看來，這25年已經基本完成了。」[186] 2019年「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際，另一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認為，「知識界與八九民運的關係太密切了，因為八九民運實際上是知識界推動的結果。知識界這麼多年來的宣傳給了學生民主啟蒙，這是知識界對八九民運的一大貢獻。」[187] 而也曾參與八九學運的前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張華傑則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雖然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但他們並沒有政治操作的技巧和能力。他們在書齋裏面寫些文章、發表些議論、輕談國事還是不錯的，但他們缺乏把理論付諸實施的經驗。所以，總體上說，中國知識界在六四事件中是失職的。」[187]
後續演變
1989年六四事件後，改革開放停滯不前，思想界陷入反思，中國社會出現對「姓資姓社」等問題的爭論[33][35]。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表了「發展是硬道理」、「多干實事、少說空話」等言論，對姓資姓社等問題採取「不爭論」的態度，而此後「貓論」也廣為流傳[189][190][191]。鄧小平的南方談話，被中共黨內和史學界認為是繼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60][192][193]。1992年起，中國經濟開始騰飛，但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平衡、貪污腐敗等社會問題隨之而來，政治體制改革也並未重啟，中國大陸思想界陷入了分歧和爭論、新啟蒙思潮並未完全延續，而是逐漸形成了「自由派」和「新左派」兩大陣營，且此前遭到激烈反對的新權威主義則與自由派發生部分合流[33][34][35]。此外，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和社會尊嚴開始受到世俗化市場的挑戰，被迅速邊緣化的同時，社會結構開始發生重大變化，擁有話語權和思想能力的「商業精英」、「知識精英」、「政治精英」等群體亦快速崛起[33][37][38]。
對於新出現的社會問題，自由派人士和新左派人士在1990年代展開了激烈論戰[33][35][194][195]。論戰的開端是汪暉於90年代中期發表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33][59]。自由派觀點認為，應當繼續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倡導人權和自由，同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民主、法治和憲政的建設[35][194][195]。體制內高級官員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溫家寶都曾對此表達過一定的支持[196][197][198][199]。與此同時，新左派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已泛濫成災，中國的社會弊病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中已出現過，新左派批判市場機制、提倡社會正義與平等，並為文革中毛澤東的一些做法辯護[35][194][200]。
此後，部分當權派勢力漸增、比改革開放早期更為腐敗，當局則逐漸開始迴避文革話題，並希望人們遺忘文革，同時打壓自由民主派等各方對文革的探討和反思[201][202][203][204]。有學者認為，這些行為導致中國社會內部對文革的話語權越來越被毛派所掌握，且當權派希望把毛左的仇恨引向無權無勢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種手法和毛發動文革非常相似[201][202][205][206][207]。
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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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體制內除改革派領導人物胡耀邦[166][167]、趙紫陽[211][212]以外，還湧現了一批包括周揚[213][214]、胡績偉[215][216]、李慎之[217][218]、王若水[214][219]、李洪林[32][220]、袁庚[74][75]等等在內的思想較為開明的中共高級官員。此外，新啟蒙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
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還有「青年四大導師」或「四大啟蒙導師」或「四大金剛」的稱法，但版本不一[210][222][225]。其中一個版本包括：方勵之、李澤厚、金觀濤、溫元凱[210][222][225]；還有一個版本包括：嚴家其、李澤厚、金觀濤、包遵信[95][97]。與此同時，巴金[116][118]、江平[226][227]、劉賓雁[98][228]、王若望[98][229]、龐朴[95][97]、劉曉波[230][231]等，也均是當時影響力較大的學者或知識分子。法學家江平認為[232][233]：
準確地說，我是個法學教育者，我更多的還是講課，演講，普及法律知識。我也不是你說的啟蒙思想者，不要這麼說，但我想起這個作用，儘可能作法學的宣傳，中國跟西方國家不同，在西方，法制知識已經普及人心，大家都有法律理念這麼一個準繩，我國不同，從國家領導人、企業家到普通民眾，對法律的基本理念、基本準則還不熟悉，缺乏基本的了解。在人們心中確立法制的理念很重要。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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