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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11][註 3]是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SARS-CoV-2）導致的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所引發的全球大流行疫情[12]。該疾病在2019年末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首次爆發，隨後在2020年初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13]。是次疫情而言全球已累計報告逾776,840,500[9]例確診病例，其中逾7,075,455[9]人死亡[14]，病死率約為2.09%[15]，是人類歷史上大規模流行病之一。世界各國對該病病死率的估計值差異甚大，多數國家該病的觀測病死率在0.5%-5.0%之間[16][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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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 |||||||
|---|---|---|---|---|---|---|---|
截至2022年12月24日各地每千人確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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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 |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 ||||||
| 病毒株 |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SARS-CoV-2） | ||||||
| 地點 |  全世界 | ||||||
| 指示病例 |  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2019年12月1日）（已知） | ||||||
| 首次發現日期 | 2019年12月26日 | ||||||
| 病毒來源 | 未知，懷疑來源於蝙蝠、穿山甲[1][2]、實驗室泄漏[3]等 | ||||||
| 原發疫源地 | 暫不明確[註 2] | ||||||
| 首次爆發地 | 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
[8] 30°37′11″N 114°15′28″E | ||||||
| 持續時間 | 「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期間：2020年1月30日至2023年5月5日（3年3個月又5天） | ||||||
| 資料統計 | |||||||
| 確診個案 | 776,840,500[9] | ||||||
| 疑似個案 | 可能佔全球人口的10%，即7.8億人（世界衛生組織截至2020年10月初的估計）[10]。 | ||||||
| 死亡個案 | 7,075,455[9] | ||||||
| 具體各國家或地區病例訊息 | |||||||
 醫學聲明 | |||||||
目前研究表明，SARS-CoV-2最早可能於2019年10月至11月進入人類社會生活並開始傳播[18][19][20]，而目前明確已知的首宗感染個案於2019年12月1日在武漢市發病[21][註 5]。首位前往醫院就診的患者可能出現於12月12日[24]。12月26日，武漢市呼吸與深切治療科醫生張繼先最早發現和上報此不明原因肺炎，並懷疑該病屬傳染病[25][26][27]。2020年1月13日起，疫情陸續蔓延到泰國、日本及韓國等相鄰國家[28][29][30]，至1月21日則波及到亞洲以外的美國西雅圖[31]。1月23日，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宣佈採取疫區封鎖隔離措施[32][33]，這是近代公共衛生史上第一次對千萬人口規模的大城市採取封鎖措施[34]。在1月30日，中國境外有3個國家證實出現社區傳播，而世界衛生組織亦於當日宣佈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2月中旬，中國大陸的疫情達到發展高峰，而2月底意大利、韓國與伊朗三國的確診人數急速增加。2月29日，世衛組織將疫情的全球風險級別提升為「非常高」[35]。3月11日，歐洲與中東各國都出現了大量病例，世衛組織宣佈此次疫情已構成「全球大流行」[36][37][38]。此後歐洲[39]、南美洲[40]先後被宣佈為本次大流行的中心。10月5日，世衛組織表示，根據「最確切推算」，全球約10%的人口可能已感染病毒[41][42]。截至2021年5月21日，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高達官方報告的2-3倍，約至少600萬-800萬人[43]。
導致本次疫情的疾病2019冠狀病毒病，由感染病原體至徵狀浮現之間的潛伏期平均為5至6天，一般情況下由1至14天不等[44]，有個別病例可達24天[45]；即使沒有發燒，沒有感染跡象或僅有輕微感染跡象的感染者也可以將病毒傳染給他人，不表現出徵狀的患者，造成篩查無法有效檢測[46][47]；而如果出現輕症患者，其徵狀也類似於同期流行的流行性感冒，因而易導致患者、家屬及政府誤判。同時，雖然概率相當低，但該病亦已經被發現可以通過被通過人近距離接觸污染的物品表面等環境因素傳播，時間相當短暫。[48]它比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或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的疫情更難控制[49][50]。實際上，這次疫情僅花四分之一的時間就造成沙士事件十倍的確診數字。2019冠狀病毒病的病原體亦已經出現至少2次變異，傳染性亦急劇增強[51][52]。目前對病毒的研究仍存在知識差距，包括病毒來源、病毒發源地等關鍵因素仍不能確定[53]。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預防及治療辦法尚不完全明確[54]。支持性療法是目前的主要治療方法[55]，已知可以對輕症患者使用瑞德西韋[56][57]或是帕克斯洛維德、莫納皮拉韋，隨2021年起上述幾種廣譜抗病毒藥物的核准，新型口服藥的投入也能降低轉重以致死亡的概率；重症患者則可以使用地塞米松等糖皮質激素進行治療[58][59]。
保持社交距離、佩戴口罩、保持人及物表面清潔可以有效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的傳播。在疫情高峰時，全世界有至少57種2019冠狀病毒病的預防性疫苗處於試驗階段[60]，其中6種疫苗可供緊急使用[61][62]。2021年8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正式批准首個全面授權上市的疫苗，為輝瑞與德國BNT合作的輝瑞－BioNTech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63]。截至2022年11月6日，全球已施用129.2億劑COVID-19疫苗，68.2%的世界人口至少接種了一劑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64]，以色列等國因施打率超前成為最早解除防疫的國家之一[65]。2022年Οmicrοn變種成為主要流行株，其病例紀錄中重症率低[66]，加上隨着新興藥物、抗原快篩與次世代疫苗的推出，疫情雖然並未消逝，但在影響逐漸受控下，全球的防疫進入了收尾階段[67][68][69]。2023年5月5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發佈會上宣佈，COVID-19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70]
這次疫情導致嚴重的全球性的社會和經濟混亂，被視為人類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臨的最嚴峻危機[71]，並使全球經濟陷入自從1930年代的大蕭條以來最大的衰退[72][73]。危機爆發的初期，亦遇上全球醫療與民生用品因為恐慌性消費導致供應不足、傳布假新聞與針對不同族裔產生種族或地域等歧視的問題。許多教育機構和公共區域被部分或完全關閉，很多活動被取消或推遲。而疫情擴散對全球航空、旅遊、娛樂、體育、石油市場、金融市場等方面造成巨大影響並在經濟重啟後仍持續多年。
2020年1月1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採得樣本後，在1月7日發表檢驗結果，表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74][75]。
1月21日，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合成生物學重點實驗室等機構在《中國科學：生命科學》期刊上發表報告，指病毒屬於乙型冠狀病毒屬（Betacoronavirus）。乙型冠狀病毒屬是蛋白包裹的正鏈單股RNA病毒，能夠寄生和感染人類和其他高等動物。在進化樹的位置上，與SARS病毒和類SARS病毒的類群相鄰，但並不屬於SARS和類SARS病毒類群[76]。
2月3日，《自然》雜誌刊登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團隊的論文披露，在2013年，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團隊在雲南一山洞裏採集的菊頭蝠樣本，發現了冠狀病毒RaTG13，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在整個基因組中與RaTG13病毒有96.2%的一致性[77][78]。
2020年2月16日到24日，世界衛生組織（世衛，WHO）專家與中國官方於合作調查後，發佈調查報告「Report of the WHO-China Joint Mission 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公佈與新冠病毒基因最相近是ZC45病毒與ZXC21病毒，這是中國軍事研究單位全球獨家發現的病毒。 [79]但許多病毒學家表示ZC45與ZXC21和SARS-CoV-2的序列差異大於10%，約有3500個鹼基不同。[80]
2022年9月15日，發表於《刺針》雜誌的一篇文章稱，病毒可能是由美國實驗室設計，或者從美國實驗室逃脫的，並表示，獨立研究機構並未能夠調查美國實驗室，美國國家衛生院「拒絕透露其對SARS-CoV相關病毒研究的細節」（「independent researchers have not yet investigated」 U.S. laboratories, adding th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as 「resisted disclosing details」 of its research on SARS-CoV-related viruses.）[81]。該說法被一些病毒學家稱為「這可能是刺針雜誌最為可恥的時刻之一」[81]。
中國官方數據顯示，首位前往醫院就診的患者於2019年12月8日發病、12月12日前往武漢市優撫醫院就診[82][83]。2020年1月14日，黃朝林等人在《刺針》期刊發佈的論文指，在當時已有患者中最早出現徵狀的病例可以追溯至12月1日[21][84]。2020年3月13日，香港《南華早報》引述消息來源表示，首宗感染病例發病時間是2019年11月17日[85]。
學界就病毒的自然疫源尚無定論。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86][87]、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華南農業大學和北京腦科中心研究團隊[88]等認為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華南農業大學沈永義團隊[89][90][91]、香港大學管軼、廣西醫科大學胡艷玲[92][93]等則認為穿山甲可能是潛在的中間宿主。亦有學者認為病毒自然宿主可能是蛇[94]，但受到廣泛質疑[95][96][97][98]。
世衛在2021年3月30日周二發佈了國際科學家團隊對於新冠病毒源頭的研究報告[99][100]。
中國—世衛新冠溯源聯合專家組在武漢進行的溯源調查報告[99]：聯合國際小組就每個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並在此過程中評估了病毒傳入不同途徑的可能性。對四種情況進行了研究考慮到現有的科學證據和發現，研究小組對新冠病毒引入人類4種傳播途徑的可能性進行了定性風險評估，並用「極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較可能」「非常可能」5個層級評價。評估結果如下：[101]
但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對這份備受關注的報告公開表達了擔憂[102][103]。該報告也引發了外界質疑。報告中稱，新冠病毒「非常可能」是通過另一種中間動物宿主從蝙蝠傳播給人類的，但是科學家們認為，目前沒有足夠的證據來確定具體物種。專家團隊還認為，許多早期病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沒有明顯聯繫，可能表明華南海鮮市場不是疫情的最初源頭，但關於該市場在疫情起源中的角色以及疫情是如何傳入市場的，目前還沒有定論。由於相當一部分武漢早期病例都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這個位於武漢鬧市的大型市場一直被懷疑是疫情的最初爆發地[103]。西雅圖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的進化生物學家傑西·布魯姆（Jesse Bloom）表示，在看過報告副本後，他並不信服「實驗室洩漏極不可能」的說法。他同意病毒可能會以自然進化的方式傳播到人類，這種情況非常合理，但他在報告中沒有看到任何排除實驗室洩漏可能性的理由[104]。相信實驗室外洩病毒假說推論的依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中間動物宿主；突然暴發的人畜共通傳染病毒，人類受感染前必定在動物間先流傳，甚至流傳上百上千年，才在某次偶然下感染人類造成人傳人。新型冠狀病毒傳染力之強，人類將SARS-CoV-2 病毒傳給其它動物的報告案例極多（核酸檢測驗出來的有水貂，貓，老虎，倉鼠，兔子和蝙蝠等），野生帶天然病毒的中間動物宿主卻找不到。中間動物宿主至少要符合兩項特徵：武漢市最早的個案有機會接觸到中間動物宿主；中間動物宿主身上能驗出來非常接近SARS-CoV-2的病毒（相似度99%以上）。在溯源報告中，專家小組發現，許多早期病例與華南市場沒有明顯聯繫。根據報告中引用的供應商記錄，該市場銷售梅花鹿、鼬獾、竹鼠、活體鱷魚，以及其他動物[104]。從武漢華南市場的所有動物檢體，附近牛羊豬雞等家畜家禽，野生動物，擴及其它省份，檢測結果都是陰性。最早推測是穿山甲和蛇，但基因序列差異新型冠狀病毒太遠，武漢附近沒有出產穿山甲，而且在原產地（比方馬來西亞的穿山甲）的野生品種也驗不出相似病毒。而蛇不是哺乳類，違背了冠狀病毒只在哺乳類和鳥類出現過的原則。所以科學界不認為穿山甲和蛇是SARS-CoV-2 病毒的中間宿主。關於從原生宿主蝙蝠直接傳播給人類途徑的推論，溯源報告中流行病學的時序地圖，是由市中心向外輻射爆發開來，不是由市郊。當地沒有人吃蝙蝠，也沒有人賣。冬天武漢平均10度以下，疫情開始前就算有蝙蝠，也已經冬眠了[105]。報告中在湖北抓了一千多隻蝙蝠，統統沒驗出新冠病毒。目前研究裏最接近的RaTG13和RmYN02兩隻病毒演化支，還是遠在雲南蝠蝙身上採集到的，基因上和SARS-CoV-2存在4-7%的差異，不可能跳到人身上後就100%變化完成。現有種種証據，不支持病毒直接由蝙蝠傳到人類身上的假說。[106][95][97][107]
6月8日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在微信公眾號「健康中國」發佈原題為《世衛組織召集的SARS-CoV-2全球溯源研究：中國部分——世衛組織-中國聯合研究報告》全文並受到媒體轉發，披露聯合專家組在武漢病毒所現場考察時的詳情[108]。文中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駁斥實驗室洩漏的說法[109]。
6月，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科學家工作組表示，由於中國報告中存在的訊息空白使其難以確定疫情出現的時間地點，需要更多的中國數據來研究新冠病毒的起源，不排除實驗室泄漏也是因素之一[110]。
7月，美國權威雜誌《科學》公佈的兩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新冠大流行病始於中國武漢市的市場，研究指出該病毒極可能來自於動物[111]。
9月15日，發表於《柳葉刀》雜誌的一篇文章稱，病毒有從美國實驗室泄露的可能性，理由是"獨立研究機構並未能夠調查美國實驗室，美國國家衛生院「拒絕透露其對SARS-CoV相關病毒研究的細節」[81]。
3月，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進化生物學家搜索GISAID公共數據庫時，發現2020年1月從中國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收集的樣本序列，國際研究人員對數據分析，發現含有冠狀病毒的樣本還含有來自動物的遺傳物質，包括貉。世界衛生組織指，相關數據於1月下旬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上傳至國際病毒數據庫GISAID，來自市場的基因樣本最近被上傳到一個國際數據庫，有關數據之後被刪除。 [112][113]在數據被刪除前，多個國家的科學家已經將其下載並展開分析。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稱，在得知有這些數據存在後，世衛組織立即聯繫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敦促其將數據分享給世衛組織和國際科學界以供分析。並於3月14日召集了新型病原體溯源科學諮詢小組要求中國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員和多名國際科學家向其提交有關這些數據的分析結果。指「這些數據並不能為大流行是如何開始的問題提供明確的答案，但每一項數據都很重要，可以讓我們更接近這個答案。」[114]
政府及社會在疫情最初期曾普遍相信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的華南海鮮市場是新型冠狀病毒發源地[115]。但進一步的研究結果則認為華南海鮮市場並非疫情發源地[21]。黃朝林等在《刺針》期刊發佈的論文指，當時認為屬首例的、12月1日發病的2019冠狀病毒病患者沒有去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最初入院的41個確診個案中有13個與華南海鮮市場無關，故認為華南海鮮市場並非疫情原發疫源地，但認為武漢市可能是疫情發源地[21]。
2月20日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等機構發佈的論文預印本基於全基因組數據解析新型冠狀病毒的演化和傳播，亦佐證了華南海鮮市場並非疫情原發疫源地的觀點，並且認為武漢可能是疫情發源地[88]。
另一方面，何大一[116]、西莫·加利[117]、朱塞佩·雷穆齊[118]等人認為武漢市為疫情來源地。鍾南山認為沒有證據表明疫情源頭在武漢，疫情發生在武漢，不等於源頭在武漢[119]。彼得·福斯特[120][121]、科林·倫福儒[120][121]等則認為沒有證據表明疫情源頭在武漢，但有95%幾率可能來源於廣東省[122]。
曹彬等認為該病毒的實際來源尚不明確，仍需進一步研究[123]。丹尼爾·露西在《科學》中指出，對動物及其供應商的血液樣本、確診患者的血液樣本進行回顧性分析可能會揭示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的起源地[123]。
2020年4月，英國劍橋大學遺傳學家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團隊4月8日發表於《國家科學院學報》的論文，分析16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SARS-CoV-2）基因演化網絡，發現有A、B、C三種變異體，其中較原始的A型病毒，主要流行在美國與澳洲，武漢則多為B型，而C型由B型病毒變異，出現在歐洲的早期病例，三種變體均和武漢發現的毒株在遺傳學角度相關聯[124]。福斯特認為，據SARS-CoV-2病毒的變種速度推算，該病毒有95%機會在2019年9月中旬已經在中國南方的廣東出現，其後變種在武漢造成大流行[125]。但目前沒有數據顯示，廣東省在2019年下半年，曾出現類似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SARS-CoV-2）的不尋常病例。[126]
2020年5月，法國東北部科爾馬市阿爾貝·施魏策爾醫院（Albert Schweitzer hôpital）在2020年5月7日發佈新聞稿稱該院的米歇爾·施米特醫生與他的研究團隊檢查了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拍攝的2456張胸部X光片，發現第一起和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X光片相似的案例發生在2019年11月16日。施米特醫生認為該地區在11月有非常零星的病例發生，到2月底進展緩慢，直到2月最後一周在米盧斯（Mulhouse）的宗教集會上感染案例飆升，再到3月31日達到峰值。但這項研究並未公開具體細節，僅為初步研究，結果仍需討論。醫院已經表示將會對這項研究計劃提供更多支持，包括使用生物學數據和住院報告進行深入研究[127]。
醫學期刊《國際抗菌劑雜誌》2020年5月3日刊登題為《SARS-CoV-2 was already spreading in France in late December 2019》的論文。研究人員選取14個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6日期間流感疾病（ILI）深切治療部病例，於4月6日至9日重新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發現一名42歲男子的樣本呈陽性，該病例與中國缺乏關聯，且最後一次國外旅行是在2019年8月去阿爾及利亞，在發病前沒有外國旅行史。本文認為法國低估了SARS-CoV-2的流行性，在2019年12月下旬此病毒就可能已經在法國傳播，且由於無徵狀感染者佔據總感染數字的18-23%，說明在2020年1月有相當數量的無徵狀感染者沒有檢出[128]。
2020年6月26日西班牙巴塞隆拿大學發佈公告稱，該校領導的一個腸道病毒小組的研究人員對當地廢水樣本做了檢測，結果發現在2019年3月12日採集的廢水中已有SARS-CoV-2的蹤跡，此前該小組的研究人員已在2020年1月15日的廢水樣本中檢測到了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的存在[129]。但此項研究的相關結果遭到不少科學界人士的質疑。西班牙公共衛生與衛生行政管理協會的瓊·拉蒙·比利亞比（Joan Ramon Villalbi）博士認為得出明確的結論還為時過早。他說：「當只是一個結果時，應該要更多的數據，更多的研究，更多的樣品來確認並排除實驗室錯誤或方法學問題。」由於該病毒與其他呼吸道感染的相似性，有可能導致假陽性[130]。巴塞隆拿大學引述研究領導人阿爾伯特·波希（Albert Bosch）表示：「樣本中新型冠狀病毒的含量低，但卻是陽性。」這項研究已送交同儕審查[131]。
2020年7月2日，巴西14位聖卡塔琳娜聯邦大學的研究人員聯名發佈《2019年11月巴西聖卡塔琳娜下水道發現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132]的研究報告，他們在對巴西聖卡塔琳娜州首府弗洛里亞諾波利斯市2019年10月到2020年3月期間的下水道水樣分析中發現，2019年11月份的下水道水樣中存在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這一發現比美洲大陸官方宣佈的第一例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病例，2020年1月21日美國確診第一例2019冠狀病毒病病例早兩個月，比巴西政府宣佈的2020年2月底出現的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病例早了三個月[20][註 6]。
2020年9月[註 7]，英國某研究項目發現，2019年年底SARS-CoV-2或已在全球傳播，並且仍在反覆發生突變以不斷適應其人類宿主。這項研究名為「Emergence of genomic diversity and recurrent mutations in SARS-CoV-2」，發表在國際醫學期刊《感染、遺傳學和進化》（Infection, Genetics and Evolution）上。研究團隊主要來自倫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通訊作者為該所研究員法蘭索瓦·巴盧。研究指出，從系統進化估計來看，SARS-CoV-2大流行開始的時間大概在2019年10月6日至2019年12月11日之間，這也大概是其從自然宿主進入人類社會的時間[18]。
2020年11月11日，據米蘭國家腫瘤研究所發表的一項研究，研究人員在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參加肺癌篩檢人士身上取得的959個血液樣本中，尋找SARS-CoV-2棘突蛋白受體結合區特定抗體。結果顯示，意大利在2019年9月採集的居民血液樣本中已測出SARS-CoV-2抗體，這意味着SARS-CoV-2在意大利的傳播時間可能要追溯至2019年夏季[133]。 2021年1月7日，一項米蘭大學科學家小組發佈在《英國皮膚病學雜誌》的研究顯示，2019年的11月10日對意大利北部城市的一名女性皮膚進行的取樣，發現帶有由SARS-CoV-2引起的病變與抗體，推測可能感染了COVID-19病毒，研究人員認為這可能是意大利的0號病人。[134]
2020年11月23日，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米高·瑞安表示，SARS-CoV-2有可能很早就在世界不同的地點和時間傳播[135]，只是該病毒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最先被發現[136]。而同月亞歷山大·凱庫勒在德國電視二台的節目中表示，SARS-CoV-2最初是來自中國，傳播到意大利後發生變異。當前在世界傳播的SARS-CoV-2大部分為其意大利變異體[51]。
SARS-CoV-2是一種新發現的病毒，與蝙蝠冠狀病毒[139]、 穿山甲冠狀病毒[140][141]、和 SARS-CoV密切相關[142]。第一次已知的暴發於2019年11月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開始。許多早期病例與去過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的人有關[143][144][145]，但人傳人可能——人類傳播開始得更早[146][147]。
科學共識是，該病毒最有可能源自人畜共患病，來自蝙蝠或其他密切相關的哺乳動物[146][148][149]。儘管如此，該主題還是引發了關於替代起源的廣泛猜測[150][147][151]。起源爭議加劇了地緣政治分歧，特別是在美國和中國之間[152]。
已知最早的感染者於2019年12月1日患病。該人與後來的濕貨市場集群沒有聯繫[153][154]。然而，較早的案例可能發生在11月17日[155]。三分之二的初始病例群與市場有關[156][157][158]。分子鐘分析表明，指示病例很可能在2019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之間被感染[159][160]。
官方「病例」計數是指接受過COVID-19檢測並根據官方協議確認檢測呈陽性的人數，無論他們是否患有徵狀性疾病[161][162]。許多國家在早期制定了不對徵狀輕微的人進行檢測的官方政策[163][164]。多項研究聲稱，總感染人數遠高於報告病例[165][166]。嚴重疾病的最強風險因素是肥胖、糖尿病並發症、焦慮症和疾病總數[167]。
疫情於2019年11月在武漢發現。有可能在發現之前就已經發生了人際傳播。根據從2019年12月開始的回顧性分析，湖北的病例數逐漸增加，至12月20日約60人感染，12月31日至少有266人感染。
12月26日觀察到肺炎集群，由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張繼先醫生治療，並於12月27日通知武漢江漢疾控中心[168]。
12月30日，網絡開始出現疫情相關的消息。12月31日，武漢市疾控中心向媒體發佈情況通報，稱已開展相關病例搜索和回顧性調查，判斷相關病例為病毒性肺炎，提醒居民注意防範。[註 8][169][170]。
1月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71][172]。
1月15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啟動一級應急響應[173]。同日，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註 9][174]。
1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佈公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法定乙類傳染病，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簡稱乙類傳染病甲類管理）[175]，並對外表示「當前疫情仍可防可控」[176]。成為中國大陸史上第五種曾達到此等級的傳染病[註 10]。
1月23日，武漢市進入封城狀態。同日世界衛生組織就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在日內瓦開始連續兩天召集緊急委員會會議，討論是否將疫情定性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177][178]，最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採取強而有力的控制措施為理由，宣佈「為時尚早」[179]。但隨後1月26日世界衛生組織即發表報告，將自武漢爆發爆發的疫情風險由「中等」修正為「高風險」[180]。在歐洲中部時間1月30日舉行第三次緊急委員會會議後，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該次疫情構成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使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成為有史以來第6例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11]。
2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將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全球風險級別由「高」上調至「非常高」[181]。歐洲疾病控制中心確認，歐盟的風險級別已經從「中等」上升至「中等至偏高」[182]。
3月9日，世界衛生組織認為，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構成全球性大流行的威脅「非常真實」[183][184]。
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此次疫情已構成「全球大流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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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全球各地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人數超過100萬人[185]
11月9日，輝瑞公佈了一種候選疫苗的試驗結果，顯示出90%的抗感染效果[186]。 同日，諾瓦瓦克斯醫藥(Novavax)為其疫苗進入了FDA快速通道申請[187]。
1月2日，在英國首次發現的SARS-CoV-2變種VOC-202012/01已在全球33個國家和地區中被發現，包括法國、德國、冰島、台灣和中國大陸[188]。
1月27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人數破1億人、死亡人數逾215萬人[190]。
3月，世界衛生組織報告說動物宿主是最可能的來源，但不排除其他可能性[191][145]。
Delta變異株首先在印度被發現。 4月中旬，該變體首次在英國被發現，兩個月後，它在那裏轉移到第三波，迫使政府推遲了原定於6月重新開放的時間[192]。
11月24日，在南非發現了Omicron變異株； 幾天后，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它為"高關注變異株"（VoC）[193]。 新變異株比Delta變異株更具傳染性[194]。
1月1日，在Omicron變異株激增的情況下，歐洲的病例數超過了1億例[195] 。
1月7日，全球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人數破3億人染疫、死亡人數逾548萬人[196]。
1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推薦了兩種新療法，Baricitinib和Sotrovimab（儘管是有條件的）[197]。1月20日，世衛組織2019冠狀病毒病突發事件委員會建議國際社會取消或放鬆對國際旅行的限制。[198]
2月9日，全球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人數破4億人染疫、死亡人數逾577萬人[199]。
3月9日，香港單日確診人數多達 58,000 人，是有記錄以來最高，香港醫療系統瀕臨崩潰。
4月27日，世界衛生組織表示Omicron變異株已成為當時全球流行的主流變異株。[200]
11月26日起，中國城市陸續爆發了白紙運動[201][202] ，要求習近平當局停止動態清零政策[203][204]。
12月7日，中國大陸發佈「新十條」，結束了自2020年1月23日起實施的清零政策。[205]。
12月26日晚，中國大陸正式宣佈將自1月8日起下修2019冠狀病毒病的防控級別，從「乙類甲管」改為「乙類乙管」，並且調整邊境管控措施，出入境無需核酸檢驗報告，而大陸居民也將被允許自由出入境。大陸將其命名由「新冠肺炎」更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並將其視為已經流感化的結果。[206]「新十條」實施後，中國大陸的感染人數出現大幅增長，[207]甚至出現藥品供應緊張，[208]醫療系統壓力驟增，殯葬火化速度無法消化眾多患病死者。[209][210]一些國家因應中國大陸的疫情不明確，故而限制當地居民申請簽證，[211][212]或者要求自中國大陸入境者在入境時進行病毒檢測。[213]
2023年1月10日，世衛組織發言人卡拉·德賴斯代爾（Carla Drysdale）在發佈會上宣佈，世衛組織突發事件委員會定當地時間1月27日開會，探討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大流行是否仍構成全球衛生緊急事件。[214]
2023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宣佈「取得疫情防控勝利，創造了人類史上走出大流行的奇蹟」。[215]
2023年3月1日，香港全面取消口罩令，共維持了959天。
2023年5月5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發佈會上宣佈，COVID-19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70]
截至2023年3月10日，全球因COVID-19報告的病例超過6.76億； 已有超過6,880,000人死亡[14]。
2023年8月30日起，入境中國大陸地區的人員無需進行入境前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檢測[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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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即中國武漢一日通報超過100宗新增個案後，香港大學新發病毒性疾病學講座教授管軼認為武漢市政府未查出病毒感染源頭及傳播途徑，故未能成功控制疫情，導致肺炎疫情擴大，憂慮今後有機會出現超級傳播者，令個案再次大幅增加[217]。香港中文大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病例大增相信是因為外圍醫院開始快速測試[218]，同時表示此次肺炎疫情大約有1/4是嚴重個案，與2003年SARS事件的比例類似，但評估傳播力較SARS更弱[219]。
同日下午，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召開記者會，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指出100多例病例相對武漢人口來講是少數，他還表示只要做好公共衛生措施，完全可以逆轉。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研究專家鍾南山表示，確定2019新型冠狀病毒會人傳人[220]，但武漢會有很嚴格的篩查檢測措施，並強調預防和控制最有效的方法是早發現早治療，確診病例的隔離治療非常重要。他還說此種冠狀病毒至今為止沒有特效藥物可以治療，但是現在正在進行一些動物試驗觀察。由於疫情發生臨近農曆新年期間，鍾南山強調要防止傳播，防止出現超級傳播者，並強調疫情不會像17年前SARS造成的社會影響以及經濟損害[221]。
2月初，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弗契認為病毒傳染性相當高，擔憂「幾乎可以肯定會成為一種流行病」，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前總監托馬斯·R·弗里登認為病毒受控的可能性在減弱[222]。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衛生緊急計劃執行主任瑞安（Mike Ryan）則相信病毒仍可受控[223]，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指疫情仍屬上升期，但推測有望在10-14日內達至高峰[224]。2月11日，鍾南山預測中國疫情會在2月中下旬達到頂峰，可能在4月結束[225]。
2月中旬開始，2019冠狀病毒病開始在大韓民國、意大利、伊朗及日本等國開始迅速蔓延，除中國外的每日新增確診人數超過中國國內新增確診人數。[226]
2020年1月17日，倫敦帝國學院流行病學專家弗格森在網站上發表一篇標題為「Estimating the potential total number of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 cases in Wuhan City, China」（關於中國武漢市2019-nCoV病毒潛在病例總量的估計）的文章，根據國外數據使用費米估算推算截至1月12日，中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病例的潛在總數為1723例[註 11][228][229]。1月22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應認為這是個理論上的最大數，目前來看未有發生此數學模型推算的情況[230]。實際上，上述估計的95%置信區間為427–4471。[229]
1月21日，香港大學醫學院世衞傳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合作中心透過更加複雜的貝葉斯數學模型，推算指截至1月17日，武漢可能已有1300多宗病例，若平均估計則有約1680宗，創立總監梁卓偉認為此推算與倫敦帝國學院專家推算可能有超過1700宗個案是相互引證。[231][232]該中心同時推算中國各省市可能已有300多宗武漢輸出的個案，最佳估算是超過100宗，其中北京17宗、上海15宗、廣州14宗、深圳10宗。梁卓偉又估算直至1月31日，武漢外省市有可能再增10宗，並說結果顯示最佳估算是香港無個案，若有至多3宗。[233]
1月22日，倫敦帝國學院使用新數據估計，截止至1月18日，武漢已有4000人感染此病（95%置信區間：1700-7800）。[234][235]
1月23日，英國蘭開斯特大學、格拉斯哥大學及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推出論文，如果疫情不受控制，估計2月4日單單在武漢市感染人數將會在13萬人至27萬人之間[236]。
1月26日，中共武漢市委副書記兼市長周先旺指已接獲618宗確診個案，而懷疑個案及發熱門診留觀個案加總有約2700宗，以45%確診率估計，市內確診個案可能還會增加大約1000宗。他又透露由於春運及疫情，已有500多萬人離開武漢，武漢尚有900多萬人。[237]
1月27日，香港政府專家顧問團成員[238]、香港大學醫學院世衞傳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合作中心創立總監梁卓偉在記者會上表示，利用研究模型，僅考慮武漢「封城」的情況下，推算武漢截至25日已有25360宗可確診，約4.4萬人被感染，又認為武漢「封城」的隔離措施是正確，但未必有效斬斷感染鏈，可能不能再明顯改善全中國疫情，預計重慶及北上廣深會有大爆發，各城市疫情將在4至5月陸續到達高峰[239][240][241]。
2月1日，梁卓偉與研究團隊，在醫學期刊《刺針》發表報告，以模型推算1月25日前，武漢已經有75800多人感染新型肺炎，其後傳播至重慶、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若病毒傳播能力不減，武漢疫情將在4月到達高峰，中國多個主要城市可能持續有本地爆發，會隨武漢高峰期後1、2星期後進入高峰[242][243]。
2月2日，袁國勇認為若新型肺炎傳播率有1/5，類似流感，而死亡率有1%，則香港有機會有140萬人感染，1.4萬人死亡[244]。2月6日，袁國勇重申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力強，估計香港有140萬人感染是有科學基礎及並不誇張，須採取一切切實可行措施防治[245]。
通過對一定區域的居民進行抽取血液樣本並檢測人體為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病原體SARS-CoV-2而產生的特異性抗體，可以有效估算該地區2019冠狀病毒病的確診病例，包括從未表現出徵狀且未被發現的無徵狀感染者，占當地人口的真實佔比，而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患者大多徵狀輕微的特點，這一數值往往比當局公佈的確診病例數高數倍。在疫情原發地武漢市，先前當局採用相應徵狀配合活病毒檢測陽性的方法，得到武漢確診病例數為50,354人，占武漢當地人口的0.4%；而疫情期間及結束後，南方醫科大學等四所高校團隊[246][247]、香港大學袁國勇團隊[248][249]、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50][251][252]分別獨立通過血清抗體陽性法進行檢測，結果均表明武漢全體居民的SARS-CoV-2對應特異性抗體陽性率在4%左右，是公佈的確診病例數的近10倍。在美國，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同樣通過血清抗體陽性法進行檢測，結果表明截至2020年9月底，全美可能感染SARS-CoV-2的居民則為當時美國確診病例的八倍[253][254]。2020年10月5日，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根據「最確切推算」，全球約10%的人口可能已感染病毒[41][42]，而當時全球確診病例只有3300萬例，約佔全球總人口的0.4%。
疫情是對全球經濟的重大破壞穩定的威脅。經濟學人智庫的阿加特·德馬萊斯（Agathe Demarais）預測，市場將保持波動，直到潛在結果的清晰形像出現。來自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專家的一項估計對全球供應鏈產生了超過$3000億美元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持續長達兩年[255]。由於中國境外COVID-19病例數量大幅增加，全球股票市場在2月24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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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被歸咎於若干供應短缺的情況，這是由於在全球範圍內使用更多的設備來抗擊疫情，恐慌性購買（在某些地方導致貨架上的食品，衛生紙和瓶裝水等雜貨必需品被清空），以及工廠和物流運作的中斷。恐慌性購買的蔓延已經被發現源於感知到的威脅，已經感知到的稀缺性，對未知事物的恐懼，應對行為和社會心理因素（例如社會影響和信任）。[256]尤其是技術行業，已警告電子商品的運輸延遲。據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稱，對個人防護設備的需求已增長了一百倍，導致價格上漲到正常價格的二十倍，並且還拖延了四到六個月的醫療用品供應[257][258]。它還造成了全球個人防護裝備的短缺，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這將危及衛生工作者。
到2020年2月上旬，由於中國需求下降，石油價格急劇下跌之後，石油輸出國組織（簡稱：歐佩克，OPEC）陷入困境[259]。在4月20日星期一，西得克薩斯中質油（WTI）的價格下跌至紀錄低點（每桶負$37.63美元），原因是交易商減持庫存，以免取貨並招致倉儲成本[260]。6月價格下跌，但在正區間內，每桶西德克薩斯原油交易價格高於$20美元[260]。
表演藝術和文化遺產業受到這一流行病的深刻影響，影響了組織的運作以及全球範圍內的受僱和獨立人士。藝術和文化部門組織試圖履行其使命（通常是由公共資金資助），為社區提供文化遺產的通道，維護員工和公眾的安全，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支持藝術家。到2020年3月，博物館，圖書館，表演場所和其他文化機構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地被關閉，展覽，活動和表演被取消或推遲[261]。作為響應，人們正在努力通過數碼平台提供替代服務[262]。
疫情影響了多個國家的政治體系，導致立法活動被暫停[263]，多個政客的被隔離或死亡[264]，以及由於擔心傳播這種病毒而重新安排選舉的時間[265]。
從5月下旬開始，針對喬治·佛洛伊德之死的事件，在至少200個美國城市以及後來的全球範圍內，針對警察暴行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引發了人們對該病毒死灰復燃的擔憂[266]。
在中國大陸，2022年12月7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領導的黨政機關推行清零政策及實行長期的嚴格封控應對新冠疫情[267]，在2022年下半年已經出現北京四通橋抗議、鄭州富士康抗議和廣州市海珠區抗議等民間反抗，部分地區也出現被封控小區的居民強行拆除封控設施的情況。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召開時，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268]。在2022年11月24日的烏魯木齊火災後，全國各地爆發了「白紙運動」，甚至一度有集會群眾喊出「習近平下台」的口號[269]。最終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在2022年12月7日公佈了「新十條」，取消強制集中隔離，持續近三年的清零政策宣告結束[270][271][272]。
疫情影響了全世界的教育系統，導致學校，大學和學院幾乎完全關閉[273]。
全世界大多數政府已暫時關閉教育機構，以遏制COVID-19的傳播[274]。截至2020年6月7日，由於應對大流行而關閉學校，目前約有17.25億學生受到影響。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監測，目前有134個國家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停課，有38個國家在本地實施停課，這影響了全球約98.5％的學生。 目前有39個國家的學校開學。
為應對學校停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建議使用遙距教育計劃以及開放教育資源應用程序和平台，學校和教師可利用該平台和平台遠程接觸學習者並限制教育的中斷[275]。
疫情在世界範圍內造成的破壞已經對環境和氣候造成了許多影響。計劃旅行的大幅減少使許多地區的空氣污染大幅下降。
然而，疫情也掩蓋了非法活動，例如亞馬遜雨林的森林砍伐[276][277]和非洲的偷獵活動[278][279]，阻礙了環境外交努力[280]，並造成了一些人預測的經濟後果，將減慢對綠色能源技術的投資[281]。
自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對華人和東亞血統的人們的偏見、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加劇。2月份的報告（當時大多數病例僅限於中國）記錄了在世界各地的群體中有關中國人應受該病毒表達的種族主義情緒[282][283][284]。馬來西亞、新西蘭、新加坡、日本、越南，和韓國等國家的公民遊說禁止中國人進入其國家。 英國和美國的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報告說，種族主義的虐待和攻擊行為在增加[285][286][287]。
隨着疫情發展到新的熱點國家，來自意大利（歐洲第一個嚴重爆發COVID-19的國家）的人們也受到懷疑和排外主義的困擾，以及其他國家的熱點國家的人們。在公共衛生部門將一個伊斯蘭傳教團體於2020年3月上旬在新德里舉行的集會視為傳播源之後，印度對在印度的穆斯林的歧視加劇[288]。在巴黎也曾經因為警察在冠狀病毒封鎖期間不公平地對待少數民族，進而導致暴動的發生[289]。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對南亞人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有所增加[289]。一些人指責韓國的LGBTQ社區在首爾傳播了COVID-19[290][291]。
正在進行的COVID-19研究在美國國家衛生院（NIH）的COVID-19作品集（Portfolio）中被索引和被搜索[292]。許多報社取消了一些或所有與冠狀病毒相關的文章和帖子的線上付費牆[293]，而科學出版商通過開放獲取的方式提供了與爆發有關的科學論文[294]。 一些科學家選擇在諸如bioRxiv之類的開放獲取預印本服務器上快速共享其成果[295]。
疫情導致有關疫情規模以及2019冠狀病毒病的起源、預防、診斷，和治療的錯誤資訊和陰謀論[296][297][298]。虛假訊息，包括故意的虛假訊息，已經通過社交媒體，短訊和大眾媒體傳播。 據報道，它還受到國家支持的秘密行動的蔓延，在其他國家引起恐慌和播下不信任。 記者因涉嫌散佈有關大流行的假新聞而被捕。 它也已由名人，政客和其他知名公眾人物傳播。
商業詐騙聲稱提供家庭測試，假定的預防措施和「奇蹟」療法。幾個宗教團體聲稱他們的信仰會保護他們免受病毒感染。有人聲稱這種病毒是人口控制方案，間諜活動的結果，或5G升級到蜂窩網絡導致的副作用意外。
世界衛生組織已宣佈有關該病毒的不正確訊息的「訊息流行病（infodemic）」，對全球健康構成風險[297]。雖然相信陰謀論並不是一種新現象，但在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這可能會導致不利的健康影響。 認知偏誤，例如妄下結論和確認偏誤，可能與陰謀信念的發生有關[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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