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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醫學和科學文獻的學術出版公司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愛思唯爾 （荷蘭語：Elsevier，荷蘭語發音：[ˈɛlzəviːr]）是一家資訊分析公司[2]和世界上科學、技術和醫學資訊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愛思唯爾作為出版公司成立於1880年[3]，現在是勵訊集團（RELX Group，2015年前名為Reed Elsevier）的一部分[4]。其產品包括《刺針》、《四面體》和《細胞》等學術期刊，ScienceDirect電子期刊集，「趨勢」（Trends）系列和「新見」（Current Opinion）系列期刊，在線引文數據庫斯高帕斯（Scopus）和ClinicalKey臨床醫生解決方案。 愛思唯爾的產品和服務覆蓋整個學術研究生命週期，包括軟件和數據管理、教導和評估工具。[5]
愛思唯爾每年在2,500份期刊上出版超過430,000篇文章。[1]其檔案包含超過13萬份文件和30,000本電子書籍。[6]每年下載總量超過900萬次。[1]
愛思唯爾的高利潤率（2017年為37%，2011年為37.3%，2002年至2012年間從未低於30%）[1][7][8]及其版權政策令其受到研究學者的批評。[9]
愛思唯爾成立於1880年[10]，其名字源於荷蘭書商家族愛思唯爾，但與愛思唯爾家族沒有任何的關聯。[10] 愛思唯爾家族原在荷蘭經營圖書銷售及出版生意；創始人Lodewijk Elzevir（1542－1617）原生活於南荷蘭省萊頓，於1580年創業。
1930 年，當時的愛思唯爾出版社面臨書籍滯銷以及負債問題，領導者克勞茲（J.P. Klautz）新任命的總編因此漸漸地將重心轉往國際市場。其策略的第一步是將荷蘭文書籍銷往比利時的荷語區，而其第二步則是受到當時納粹德國影響，克勞茲興起了協助不能在自己國家出書的作者出版的念頭，並聚焦在德國的科技、醫藥，以及歷史領域。然而，及至1936年，其出版的15部書籍都沒有特別地成功。所以在1938年時克勞茲決定不再簽約出版德文書籍。次年，愛思唯爾出版社便轉往英譯數本德文科學刊物，且主要為化學領域。這過程中，擔任顧問的是有化學背景的阿姆斯特丹書商穆力德克（Maurits Dekker）。就是他建議愛思唯爾聚焦在出版科學類英文刊物。[11]
愛思唯爾1945年後在科學領域的擴張，資金來源於新聞周刊《愛思唯爾》的利潤；該刊首期出版於1945年10月27日，並立即獲得成功和大量收益。[12]根據創刊號所述，它是月刊版本的延續；後者創立於1891年，藉由使用出版社之名行推廣之效，1940年12月因納粹佔領荷蘭停刊。
1947年，愛思唯爾開始出版其第一份英文期刊《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學報》。[13]
在2013年，Elsevier收購了Mendeley，一家製作科研論文管理分享軟件的英國公司。之前作為科研開放分享平台的Mendeley，因這一併購案而遭到大力批評，其用戶所見的是科研文獻被加入付費牆閱讀門檻。 Mendeley原先的開放共享系統現在只允許在私人團體內部作交換。[14] 《紐約客》描述愛思唯爾併購Mendeley的原因是兩方面的：獲得其用戶數據、「破壞或收編一個威脅其商業模式的開放科學標杆」。[15]
2013年12月，愛思唯爾宣佈了一項與倫敦大學學院大數據學院的合作。[16]愛思唯爾這項投資規模「可觀」，金額被認為超過1千萬英鎊。[17]
2017年，科研人員向愛思唯爾旗下出版物提交了160萬篇論文。超過20000名編輯為這些論文安排同行評審和進行篩選，最終43萬篇文章分別發表於2500種期刊上。
編輯的一般是無報酬的志願者（儘管有例外的報告），在學術機構的全職工作外履行此職責[18]。
2013年，五個編輯出版組織：愛思唯爾、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威立-布萊克韋爾（Wiley-Blackwell）、泰勒和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以及賽吉出版（SAGE Publications），出版了同行評審文獻中一半以上的學術論文。[19][20]其時愛思唯爾佔有世界科學、技術和醫學出版市場的16%。[21]2018年，這一局面並未改變，上述五家出版商及美國化學學會把控了超過50%的全球學術出版市場份額。[22]
愛思唯爾將其收入來源按業態和地理區域分列。2017年約42%的收入來自北美地區，25%來自歐洲，其餘33%來自其他地區。大約有81%的收入來自電子訪問，其餘19%來自印刷介質。
愛思唯爾在24個國家的超過70處辦公場所僱傭了超過7,200人。公司行政總裁（CEO）為Ron Mobed。[23]
隨着2012年其科技和健康科學部門的整合，愛思唯爾在單一行政總裁的傳統業務結構下運作。[24]
2017年，愛思唯爾貢獻了勵訊集團33%的收入（73.55億英鎊中的24.78億）；稅前息前利潤佔比則為40%（22.84億英鎊中的9.13億）；調整後的經營利潤（固定匯率）較上年（2016）上升了3％。
愛思唯爾的產品和服務，包括電子和印刷版的期刊、教科書和工具書，並覆蓋健康、生命、自然和社會科學。
愛思唯爾的目標市場是學術和政府研究機構、企業研發實驗室、圖書銷售商、圖書館員、科學研究人員、作者、編輯、醫生、護士、綜合醫療保健人員（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醫療護理學生和學校、醫療研究人員、 製藥公司、醫院和科研中心，以13種語言出版（包括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波蘭語、日語、印地語和中文）。
其旗艦產品和服務包括VirtualE、ScienceDirect、斯高帕斯（Scopus）數據庫、荷蘭醫學文摘數據庫、Engineering Village、工程索引、《細胞》、SciVal、Pure，和解析服務（Analytical Services）、The Consult系列服務（FirstCONSULT、PathCONSULT、NursingCONSULT、MDConsult、StudentCONSULT）、虛擬門診體驗（Virtual Clinical Excursions），及重要參考書如《格雷氏解剖學》、《尼爾遜兒科學》、《多蘭醫學插圖詞典》、《奈特人體解剖圖譜》，以及《刺針》等許多期刊的在線版本[25]。
ScienceDirect是愛思唯爾的在線訪問平台，供查閱旗下期刊和6,000多本電子圖書、參考書、系列叢書和手冊。其中的文章分為四個主要類別：「自然科學和工程」、「生命科學」、「健康科學」和「社會科學及人文」。網站免費提供大多數文章的摘要；訪問文章全文（PDF格式，新近出版者亦提供HTML格式）通常要求付費訂閱或按次購買。
愛思唯爾舉辦會議、展覽和工作坊，世界範圍內每年有超過50場會議覆蓋生命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社會科學和健康科學領域。2014年愛思唯爾舉辦了48場會議，有來自128個國家的11,328名代表出席。[26]
進入21世紀，愛思唯爾為其期刊收取的訂閱費用受到批評；一些非常大的期刊（5,000多篇文章）訂閱價格高達9,634英鎊，遠高於平均水準[27]，並且許多英國大學每年向其支付超過一百萬英鎊[28]。對於位於美國境內、全日制學生加全職教職工10,000人左右的學術機構，愛思唯爾官網上的紙質版和在線訪問的建議價格分別為1,966美元和2,211美元。[29]該公司不僅遭到主張轉移至開放獲取出版模式的人批評，同時還有圖書館預算使其難以負擔現行期刊價格的一些大學。
例如，由史丹福大學教授代表會議（Faculty Senate）通過的一項決議，挑出愛思唯爾的期刊作例，指「與其教育及研究價值不成比例地昂貴」，圖書管理員應考慮放棄，並鼓勵教師「不為實行剝削性或過高定價的出版商及期刊貢獻文章或編輯或評審工作」。[30]加州大學、哈佛大學和杜克大學亦通過了類似的指引和對愛思唯爾定價政策的批評。[31]
2015年7月， 荷蘭大學聯合會（VSNU）宣佈了開始抵制愛思唯爾的計劃，後者拒絕與荷蘭的大學進行任何有關開放獲取政策的談判；[32]此外該組織也撕毀了與施普林格·自然和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合約。[33]在2016年12月，自然出版集團報告稱，德國、秘魯和台灣的學術界均因與出版商談判破裂而失去對愛思唯爾期刊的訪問權。[34]
英國競爭和市場管理局已收到一則關於愛思唯爾/勵訊集團的投訴。[35]
自2008年起，愛思唯爾等國際出版商針對中國大陸客戶的價格有所提高，而絕大多數價格上漲都伴隨着圖書館界的爭議。當年愛思唯爾中國區負責人曾表示其在中國大陸的定價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前一年即2007年平均花費46美分即可下載一篇論文，低於全球均價的17%；但該公司此後將在中國大陸逐步降低折扣直至與全球定價持平。北京大學圖書館2008年採購愛思唯爾科技期刊電子數據庫的支出超過54萬美元，2009年升至57萬美元，2010年達到61萬美元。[8]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館員孫博陽，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表示：因科技評價政策鼓勵學者將論文發表在境外的學術期刊，中國大陸已成為SCI論文大國；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存在此問題——「好的文章都發到國外去了」，「只有少數富裕的圖書館」才能買得回來。[8]而有學者形容，出版巨頭低價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培養學者閱讀外刊的習慣形成依賴，「就像『吸毒上癮』」難以戒除。[8]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該公司（愛思唯爾），向在亞馬遜和巴諾書店（美國一家大型圖書零售商）網站為教科書《臨床心理學》評五星的學者，提供價值17.25英鎊的亞馬遜優惠券。」愛思唯爾稱此舉「鼓勵利益相關方發佈書評並未超出學術出版的慣例，對於人們花費的時間進行象徵性補償也不是錯誤。但在所有情況下，這種要求應該是無偏見的，不設對正面評價的激勵，而這便是涉事電子郵件的過火之處」，並指這是負責營銷員工的失誤。[36]
愛思唯爾尋求以私有許可規管文本和數據挖掘 ，聲稱，若讀取活動是自動化的且出版商持有自動化輸出內容的版權，則需要額外的許可。研究和版權政策的衝突往往導致研究者的工作成果被封鎖。[37]
2015年11月，愛思唯爾阻止一個科學家以愛思唯爾的論文成規模地執行文本挖掘研究，儘管他所在的機構已為訪問愛思唯爾期刊內容付費。[38][39]研究的數據通過分析已下載的PDF和HTML文件收集[40]，但愛思唯爾聲稱這一方法屬於屏幕抓取（screenscraping）。[41]
愛思唯爾旗下一本期刊陷入John Bohannon的設局中，後者撰寫的相關文章發表在《科學》上，名為《誰在害怕同行評審？》。[42]期刊《今日藥物發明》（Drug Invention Today）接受了Bohannon一份應當被任何優良同行評審機制拒絕的、明顯偽造的論文。[43]相反，《今日藥物發明》是許多接受該偽造論文的開放獲取期刊之一。自2014年起，該刊已轉移到另一個出版商名下。[44]
2009年澳大利亞的一單法庭訴訟——羅非昔布（Vioxx）的使用者控告默克公司（默沙東）——中，原告控告指默克向愛思唯爾支付費用以出版《澳大拉西亞骨關節醫學》（Australasian Journal of Bone & Joint Medicine），該雜誌看似一份經同行評審的學術期刊但事實上僅包含對默克的藥物有利的文章。[45][46][47][48]默克將該期刊描述為一份「免費出版物」，否認其中的文章由其捉刀代筆的說法，並聲明文章均再版自經同行評審的醫學期刊。[49] 2009年5月，愛思唯爾健康科學（Elsevier Health Sciences）的行政總裁Hansen釋出了一份與駐澳大利亞受贊助期刊有關的聲明，承認他們曾「代表製藥業客戶，贊助文章的編輯出版，看似期刊且缺乏適當的披露」。聲明承認這是「不可接受的做法」。[50]《科學家》雜誌報道，據一位愛思唯爾發言人所述，六份受贊助出版物「於2000年至2005年間由他們的澳大利亞辦公室出版並帶有荷蘭醫學文摘（Excerpta Medica）的版本說明（Imprint）」——亦即指：《澳大拉西亞骨關節醫學學報》（Australasian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Medicine ）、《澳大拉西亞全科醫生學報》（Australasian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 ），《澳大拉西亞神經學學報》（Australasian Journal of Neurology ）、《澳大拉西亞心臟病學學報》（Australasi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澳大拉西亞臨床藥學學報》（Australas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 ），及《澳大拉西亞心血管醫學學報》（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51]荷蘭醫學文摘（Excerpta Medica），據其官網所述，曾是愛思唯爾旗下「策略性醫學傳播公司」。[52]2010年10月，除數據庫Embase外，荷蘭醫學文摘被Adelphi Worldwide收購。[53]
曾有一種猜測[54]指愛思唯爾旗下期刊《混沌、孤立波和碎形》（Chaos, Solitons & Fractals）的主編Mohamed El Naschie，濫用職權以不經適當同行評審出版自己的工作成果。該期刊自1993年起已發表了322篇以El Naschie為作者的的論文。2008年12月的最後一期包括了他的五篇論文。[55]這一爭議事件廣泛地在多個博客中都得到了提及。[56][57]出版商愛思唯爾於2009年1月宣佈El Naschie已卸任主編一職。[58]截至2011年11月[update]，該刊物的共同主編為Maurice Courbage和Paolo Grigolini。[59]2011年6月El Naschie起訴《自然》誹謗，主張聲譽因後者2008年11月關於其卸任的文章而受損，當中包括陳述指《自然》未能驗證他所聲稱的與某些國際機構的聯繫。[60]訴訟於2011年11月進行庭審並於2012年7月被駁回，法官裁定涉事文章「大體真實」（substantially true），包括有「坦率的評論」（honest comment）且是「負責任新聞報道的成果」。判決提及El Naschie——在法庭上代表他自己——未能提供任何其論文經同行評審的書面證明。[61]法官維多利亞·夏普（Victoria Sharp）亦發現「合理及嚴肅的根據」懷疑El Naschie在與《自然》的通信中使用了一系列假名維護他編輯上的做法，將這一行為描述為「古怪」（curious）和「匪夷所思」（bizarre）。[62]
1999年11月《邏輯程序設計學報》（Journal of Logic Programming，由阿蘭·羅賓遜（Alan Robinson）於1984年創刊）的整個編輯委員會（50人），在與愛思唯爾出版社就圖書館訂閱價格進行長達16個月的不成功磋商後，集體辭職。[63]原成員與劍橋大學出版社以低得多的價格另起爐灶，創建了期刊《邏輯程序設計理論與實踐》（Theory and Practice of Logic Programming ），而愛思唯爾則以新的編輯委員會及稍有不同的名稱（《邏輯與代數編程（方法）學報》，Journal of Logic and Algebraic Programming）繼續出版。
2002年，對愛思唯爾定價的不滿導致歐洲經濟協會（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終結了一項將前者旗下的《歐洲經濟評論》（European Economic Review）指定為該組織官方期刊的協議。歐洲經濟協會推出了新的期刊《歐洲經濟協會學報》（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64]
2003年，《算法學報》（Journal of Algorithms ）的整個編輯委員會，在期刊創始人高德納（唐納德·克努斯，Donald Knuth）的建議下辭職，以和另一低價非營利的出版商創立《美國計算機協會算法匯報》（ACM Transactions on Algorithms）。[65][66]《算法學報》繼續由愛思唯爾以新的編輯委員會出版，直至2009年停刊。[67]
2005年《固體及結構國際學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多名編輯辭職以創辦《材料及結構力學學報》（Journal of Mechanics of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然而新的編輯委員會迅速建立了起來，期刊在編輯D.A. Hills（牛津大學）和Stelios Kyriakides（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領導下以顯然是原有的架構繼續工作。[68][69]
2006年8月著名的科學期刊《拓撲學》的整個編輯委員會遞上辭呈，事因同樣為和愛思唯爾就降低期刊訂閱價格談判無法取得進展。[70]編輯委員會稍後在倫敦數學學會的主持下，以遠低於原刊的價格創辦了新的《拓撲學學報》（Journal of Topology ）。[71]在大規模辭職事件之後，《拓撲學》直至2009年出版最後一期前都以新的編輯委員會維持發行。[72][73]
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已停止讓愛思唯爾為其出版《高等師範學校科學年鑑》（Annales Scientifiques de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74]（截至2008年）。[75]
高漲的經濟學領域期刊價格——當中多數由愛思唯爾出版——是推動美國經濟學會於2009年創辦《美國經濟學報》（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的動機之一。[76]
2015年5月，史蒂芬·李德（Stephen Leeder）被免去了澳大利亞醫學學報的編輯一職，當時出版商決定將此期刊業務外包予愛思唯爾。結果該期刊除一人外的所有編輯顧問委員會成員聯署了一封辭職信。[77]
2015年10月，普通語言學領域的頂級期刊Lingua（拉丁語「語言」之意）的所有編輯人員（6位編輯、31位編委會成員）辭職，抗議愛思唯爾的定價策略，及不願同意他們的合理開放獲取（Fair Open Access）條款，拒絕降低版面費。[78]他們要求期刊的所有權轉交全體編輯，和有權將期刊移至另一出版商名下。[78]前Lingua執行編輯、荷蘭萊頓大學語言學教授約翰·魯里克（Johan Rooryck）亦宣佈Lingua的員工將在競業限制條款於2016年1月到期後，自立門戶創立新期刊Glossa（希臘語「語言」之意）。[29][79]新期刊Glossa的版面費為可減免的400美元，低於Lingua的1,800美元數倍。[78]Lingua編輯部稱其接到許多學術機構的圖書館反映無力支付愛思唯爾期刊的訂閱費用，部分圖書館更難以確定實際支付的價格。魯里克接受採訪時說，1998年剛開始投身編輯工作時，「能告訴你辦期刊要花多少錢，精確到分」，且當時的價格便宜得多；現在對許多圖書館而言單獨訂閱Lingua「無法承受」。魯里克質問，包括Lingua的絕大多數學術期刊在內所刊登的學術論文，都是由直接或間接受稅金資助的科研人員撰寫，「阻止人們獲取這些學術成果理由何在？」相對於每星期為編輯工作付出的2至3日時間，魯里克亦認為愛思唯爾每年5,000歐元的報酬杯水車薪，還不如去快餐店擔任廚師掙得多。儘管Glossa發行後魯里克可能完全義務為其工作，但他表示「這麼做完全是出於理想主義，（學術出版體制）必須改革，不如就讓語言學打頭陣」，直言其他學術出版商並不比愛思唯爾好多少，他和同事正在說服其他語言學期刊的編輯加入他們的行列，反對現有學術出版機制。[29]
Lingua編輯委員會集體辭職事件在語言學界引發了巨大反響，多數是好評。柏林自由大學語言學家斯蒂芬·穆勒（Stefan Müller）警告同行：「你可能覺得愛思唯爾提供的待遇很好……期刊的聲譽是像我們這樣的學者造就的……如果你為愛思唯爾工作，你就是在危害學術圈，而且你自己也不會從愛思唯爾擁有的期刊的學術名譽中獲益。愛思唯爾的商業模式和對知識產權的態度惡名昭彰，我不會僱傭任何與愛思唯爾出版的Lingua合作的學者。」穆勒在同一封郵件中指出，「問題在於，出版商正在濫用他們的權利……我們免費向他們提供內容，免費為他們評議文章，常常還免費承擔編輯工作；出版商發行我們生產的內容，卻收取天價。」[29]美國語言學學會執行主席艾莉森·里德（Alyson Reed）表示辭職的37位編輯在學界「極具聲望」，儘管學界並不完全同意採用開放獲取模式——該學會的主張即是降低期刊的定價[80]，但她表示「在這場鬥爭中，我們的會員與Lingua編輯部站在一起」。[29]
2003年各大學的圖書管理員開始互相配合，抱怨愛思唯爾的「Big Deal」期刊捆綁套裝，在該銷售策略中該公司以一定價格向圖書館提供一組期刊，但圖書館員聲稱沒有更經濟、僅訂閱受歡迎期刊的選項。[81]圖書館員繼續就該定價計劃的實施進行討論，當中許多人因需購買愛思唯爾的套裝而無他選感到有壓力。[82]
2012年1月21日，菲爾茲獎得主、劍橋大學英國數學家威廉·蒂莫西·高爾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在博客文章公開宣佈他將抵制愛思唯爾[8]，抗議其「盤剝科學」，[83]指出其他人在私下已付諸行動。抵制的三個原因為：單獨期刊訂閱的高定價、將不同價值和重要性的期刊實行捆綁訂閱，和愛思唯爾給予《禁止網絡盜版法案》（SOPA）、《保護知識產權法案》（PIPA）和《研究著作法案》的支持。[84][85][86]
此後，一份提倡與愛思唯爾不合作的請願書（即：不向愛思唯爾的期刊提交論文、不為愛思唯爾的期刊進行同行評審，及不參與期刊編輯委員會），出現在網站「知識的代價」上。該網站由數學博士泰勒·內倫（Tyler Nylon）在讀到高爾斯的博客文章後創建。[8]截至2012年2月這份請願書已經獲得超過5,000名學者的簽署，當年7月增加到了12,000人[83]，到2013年1月署名數增加至13,000[87]，2016年5月這一數字超過16,000[78]。支持者中包括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數學教授、2006年菲爾茲獎獲得者陶哲軒，他稱自己很幸運，「已經沒有在一批指定的期刊上發表文章的壓力了」，「我認為將我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廣為傳播是值得的，至少使大家知道存在這樣一個抗議活動。」[83]
有人用「學術之春」形容這項運動。[88]科學家發起抵制運動的原因在於，出版巨頭及其政策使得人們獲取知識的代價過於高昂。[8]基於愛思唯爾旗下期刊如《細胞》和《刺針》的影響力，任何學者都很難避開這些期刊，所以對於請願書聯署者而言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8]有英國媒體稱這是一場「世界級衝突」，由高爾斯——表示「事態發展之快，我措手不及」[78]——領軍的一方，對陣當今世界最大學術出版商愛思唯爾出版集團。[83]
關注此事的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館員孫博陽認為，問題的實質在於，依靠同行評審期刊的傳統學術交流傳播模式，已然成為科學交流和發展的阻礙因素。[8]她表示：創造知識的學者無償將論文交予出版商和為其作評審，但學者想要讀到載有他們創造的知識的論文，卻需花費高價購買，出版商從中攫取高額利潤；多數情況下科研成果是納稅人投資而來，但卻只有負擔得起價格的大學圖書館和少數讀者可以利用，「這在道義上也是講不通的」。[8]汕頭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梅志平則表示，學者義務投稿、審稿，但為什麼學者用國家納稅人的錢產生的研究成果「成為他們的搖錢樹了呢？」[8]
愛思唯爾對這一主張表示質疑，聲稱他們的定價低於行業平均，並聲明捆綁購買只是獲得其期刊的現有數種不同選項之一。該公司還聲稱，其利潤「只是企業高效運作的結果」。
2012年2月27日，愛思唯爾在其網站上發表聲明，它已經撤回了對《研究著作法案》的支持。[89]雖然「知識的代價」運動未被提及，該聲明指出上述行動將「有助於」為與研究資助者正在進行的討論「創造一個較不白熱化和更富有成效的氛圍」。在愛思唯爾的聲明面世後數小時，該法案的支持者美國國會眾議院議員達雷爾·伊薩和卡羅琳·馬洛尼，發佈了一項聯合聲明指他們不會在國會推動該法案。[90]
愛思唯爾掌握大量科學期刊，且訂價政策導致各訂閱單位極大負擔又難以談判：「該公司在期刊出版的壟斷現狀，以及不合理的訂價政策導致過於昂貴的訂費，早為全球各大學所詬病」[91]。因此漸漸開始有大型機構公告不再與愛思唯爾續約並尋求替代政策。
2010年9月的一次會議後，中國大陸30多家圖書館的代表——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等——發表了分别致讀者和出版商的兩封聯名公開信。信中透露，國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數據庫的價格近年來不斷提高，部分出版商全文數據庫價格以百分之十幾的幅度連年水漲船高，更有甚者年度漲幅達20%－30%，引致圖書館外文期刊訂購費用「迅速膨脹」；當中個別出版商利用自身壟斷地位提高價格，聲言中國（大陸）用戶利用其全文數據庫的論文篇均成本將於2020年達到歐美發達國家之水準。「持續大幅度的價格增長已經嚴重威脅到所有教育科研單位的科技文獻資源的可持續保障。」參與的圖書館表示，將聯合抵制個別國際出版商的大幅漲價，使中國大陸教育科研機構不受其壟斷價格的「脅迫」，並呼籲擔任這些出版商旗下學術期刊編委、審稿專家或顧問的大陸專家學者積極「施加影響」。公開信亦警告道，「任何無視用戶權益、不顧市場現實、肆意攫取暴利、破壞科技文獻長期可持續保障的做法」，除傷害用戶合法權益外，亦會破壞市場之長期穩定性和個別出版商自身利益。[8]
2015年芬蘭的研究機構共支付了2,700萬歐元的訂閱費， 當中超過總額三分之一支付予愛思唯爾。此前一項關於訂閱費用金額的查詢請求，由於出版商合約保密條款而被拒絕，向法院上訴成功後，上述資訊得以披露。[92]這一事實的確立催生了tiedonhinta.fi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請願書，要求更加合理的定價和內容開放獲取，並獲得超過2,800名科研社群成員簽署。[93]在與其它出版商達成協議的同時，愛思唯爾確實例外，引發了nodealnoreview.org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抵制活動，超過600人次署名加入。[94]
德國包括哥廷根大學等超過60個主要研究機構在內的DEAL計畫（ProjektDeal），已宣佈其所有成員都取消其與愛思唯爾的合約，2017年1月1日生效。這一抵制動作是為回應後者拒絕採用「透明的商業模式」令「出版物的獲取更加開放」。[98][99][100][101][102][103]物理化學家Horst Hippler，DEAL聯合體的發言人，陳述指「納稅人有權閱讀他們為之付出的東西」，且「出版商必須了解，轉向價格可負擔的開放獲取出版，是不可逆的路線」。就該計畫的成因，Hippler表示：「能完整、免費——還有更重要的——持續取得發表的科研內容對我們的研究人員來說極為重要……就這方面來看，我們想要和愛思唯爾及其他科研出版社，達成一個公平且有可持續性的合適條款。」[104][105]
其中德國的最大科學研究機構亥姆霍茲聯合會宣佈，其18所中心當中除了2所的合約尚未到期以外，其餘16所都將於2017年底結束與愛思唯爾的合約。其新聞稿中描述到協商過程艱鉅（difficult），並將鼓勵出版模式轉往開放式出版（open-access）。[106]
2017年7月，再有13個機構宣佈，他們也將取消他們的愛思唯爾期刊訂閱。[107]截至2017年，至少185個德國機構現已取消了與愛思唯爾的合約。[108]截至2018年1月，雖然談判仍在進行中，約200所取消訂閱愛思唯爾期刊的德國大學，已被授予當年的免費開放獲取權限。[109][110]
2015年荷蘭全部14所大學組成的聯合體威脅抵制愛思唯爾——若它不同意荷蘭作者的文章將實行開放獲取，和妥協於2018年內實現30%荷蘭語論文開放獲取。Gerard Meijer，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學校長和荷蘭方面首席談判代表指出「這不是我們希望獲得的100％」。[111][112][113][114]
2017年，韓國超過70間大學圖書館證實了一項「合約抵制」的運動，涉及愛思唯爾在內的三個出版商。愛思唯爾在12月按慣例續約時提出價格上升4.9%，造成衝擊。[115]2018年1月時，雖然談判仍在進行中，參與的圖書館決定無論談判是否進行下去將繼續抵制。[116]隨後確認，談判已經達成協議。[117]300間高校圖書館組成的聯盟同意續約價格的上升幅度為3.5%至3.9%之間。韓國大學教育協議會（KCUE，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研究分析團隊主任Hwang In Sung表示：「我們無法再滿足（愛思唯爾）過分的要求。」根據該協會資料，韓國圖書館的經費相當有限，而愛思唯爾旗下的ScienceDirect——數會合談判的主要分歧點——則是每年預算中金額最高的一項。除此之外協議會亦在談判中拒絕訂閱與高校無關期刊的條款，韓國高校圖書館協會（Korea University & College Library Association）秘書長Lee Chang Won稱，希望愛思唯爾停止最低單一費率（minimum flat rate）的機制，「我們的大學因此需花錢購買沒有人會讀的數字內容。」[115][118]Hwang In Sung說3.5%至3.9%的漲幅依舊高於2%的國際水準，但是ScienceDirect對於韓國學者非常重要，故協會只能妥協接受愛思唯爾的條件。[115]
2018年Bibsam聯合體（Bibsam Consortium）——代表瑞典所有85所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就許可證協議交涉的組織——決定不與愛思唯爾續約[33][119] ，指這家出版商未滿足向一個更接近開放獲取模式過渡的要求，並提及的迅速增加的出版費用[120]——截止目前已達1200萬歐元[33]。瑞典的大學仍可訪問於2018年6月30日前發表的文章。Astrid Söderbergh Widding，Bibsam聯合體的主席、斯德哥爾摩大學校長說，「獲取科研資訊的成本不斷提高，在全球範圍內對大學預算造成壓力，而出版商依然維持高獲利」；「現在的學術交流機制必須改變，當他們不滿足可持續地向開放式訪問過渡的要求時，我們的唯一選擇是取消交易」。[121]
台灣超過75%的大學，包括該地區前11位的機構，已經加入了集體抵制愛思唯爾的行動。在2016年12月7日，台灣代表了超過140個機構的聯合體CONCERT宣佈，它將不與愛思唯爾續約。[122][123][124]國立台灣大學表示愛思唯爾旗下784種期刊占該校訂購種數17%，所需費用卻逾期刊採購總金額33%，談判過程中愛思唯爾堅持2018年與2019年固定漲幅4%且不得刪訂期刊，「若本校持續接受該公司固定漲幅政策，實無法負擔過高且不合理之期刊訂購費用，亦將擠壓其他學術資源的採購」，因此宣佈，經校長、副校長和各學院院長支持，2017年起停止續約，並發佈應對配套措施以求降低對師生的影響。[91][125]
2012年4月17日，哈佛大學教授顧問委員會在向全校教研人員公佈的一份備忘錄中指出，本校圖書館遇到了「無法防守的形勢」——大型期刊出版商不斷抬高價格，已令當前的學術交流環境在經濟上「不可持續」。哈佛大學其時用於期刊訂購的年花費已達到375萬美元，其中一些期刊的價格高達每年4萬美元。在過去6年中，兩家出版商的電子文獻的價格漲幅達到了145%。該委員會向師生徵集替代方案的意見，如將論文提交至本校的開放獲取知識庫「DASH」，或是投稿至校外的開放獲取期刊，並建議擔任期刊編輯的教員推動所在的期刊轉為開放獲取模式，若無法實施則可考慮辭去編輯職位。[8][126][127]哈佛大學圖書館主任Robert Darnton表示：「我們的教職人員……都是免費的……然後我們卻要用駭人聽聞的價格買回我們的勞動成果。」[78]
2018年3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教員集體投票決定取消學校一項價值200萬美元的多期刊捆綁訂閱。[128]2019年起該校將以按需購買訪問權代替。[129]
2019年2月28日，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宣佈，因對方要價過高，希望價格漲幅為原協議的80%，不會續簽與愛思唯爾的訂閱合約；大學系統的文獻訪問權限已經中斷，同時也將校內學者和師生的研究成果和著作免費向大眾公開。加利福尼亞大學10所分校於2018年花費1100萬美元購買愛思唯爾旗下的期刊，同時支付近百萬美元文獻處理費用予開放獲取期刊；而其自身論文的發表量佔美國的10%，當中18%由愛思唯爾分發。該校教職員學術評議會（Academic Senate）主席羅拔·梅（Robert May）說：「知識不應僅由能付得起錢的人獲得（Knowledge should not be accessible only to those who can pay）」，要求全面轉向開放獲取的行動關乎維護大學使命。[130][131][132][133]
面對開放獲取的增長勢頭，愛思唯爾推出了1,800種「混合開放獲取」（Hybrid Open Access）期刊，若學者選擇不使用傳統的收費模式，將自己的論文以開放獲取形式發表於愛思唯爾旗下期刊，需要向後者支付1,800至2,150美元的版面費。[29][78]這一做法激起了學者的憤怒。期刊《認知》（Cognition）編委、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David Barner及哈佛大學教授Jesse Snedeker發起請願活動，要求愛思唯爾「大大降低費用」，一周內即獲1,200人簽名，當中包括著名左派學者諾姆·喬姆斯基。[78]
現已知愛思唯爾參與了反對開放獲取的遊說活動。[134]包括諸如：
於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157]愛思唯爾被發現銷售某些應當是開放獲取卻被置於付費門檻後的文章。[158]另一相關事件發生在2015年，愛思唯爾就下載一篇出版於約翰威立旗下期刊的開放獲取文章收費。 但是，不清楚愛思唯爾是否違反了許可證條款，因為在約翰威立網站上可獲得這些文章。[159]
2013年，一家名為Digimarc、代表愛思唯爾的公司，知會卡爾加里大學要求刪除學校網頁上本校教員發表的文章，；儘管這樣的學術文章自我存檔行為符合加拿大版權法的公平處理規定[160]，卡爾加里大學遵從了這一要求。根據學者彼得·薩伯所述，哈佛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也收到了關於自我存檔的學術文章的移除通知。[161][162][163]
在收購Academia.edu的競爭對手 Mendeley數月後，據前者創立者兼行政總裁Richard Price稱，愛思唯爾發送了數千份移除通知，在收到來自學者的廣泛投訴後這一做法自此停止。[164][165]
愛思唯爾於2016年5月收購論文存儲網站（SSRN）社會科學研究網後，學者們開始投訴，他們的一些作品未經通知被刪除。該事件被解釋為一個技術性錯誤。[166]
Wiley出版社和愛思唯爾出版社對ResearchGate採取了法律行動，要求其從平台上刪除多達七百萬篇涉嫌侵權的論文。ResearchGate也對此做出了回應。如今，ResearchGate以教育平台的終端用戶為目標，並努力協調和研究者及出版機構之間的關係。 根據此項合作協議，ResearchGate平台的用戶會受到相關教育，使他們更好地了解他們擁有的與版權內容相關的法律權利。同時，會對出版機構工作人員進行教育，使他們知曉所承擔的版權保護的責任。當期刊中的內容在平台發表時，會通知相應的出版機構，並且努力使出版機構能夠審閱ResearchGate上所公佈的受版權保護的內容。這項協議的達成源自幾輪衝突之後由多方進行的商討。[167]
2015年愛思唯爾向網站Sci-Hub和LibGen（創世紀圖書館，The Library Genesis Project）提起訴訟，這兩個網站免費提供受版權保護的文章。愛思唯爾還聲稱其非法訪問機構賬戶。[22][168][169]一組研究人員、作家和藝術家撰寫了一封公開信支持Sci-Hub和LibGen。[170]
2015年10月30日，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頒發初步禁令，支持愛思唯爾的訴求，移除LibGen和Sci-Hub兩個網站上的侵權內容並停用兩個相關域名。Sci-Hub的創始人、當時就讀於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學院的哈薩克斯坦籍研究生亞歷珊德拉·厄巴科揚（Alexandra Elbakyan），在禁令聽證會開庭前向法庭提交了一封信，認為愛思唯爾的高額訂閱費是對研究者的掠奪，無益於科研知識的傳播。厄巴科揚在信中表示，在哈薩克斯坦的大學求學時，受困於無法獲得自己研究所需的學術文章，她通過盜版解決了這一問題。「當你需要瀏覽或閱讀數十數百篇文章來進行研究時，32美元的單價近乎荒唐。」後來她發現很多包括大學教員在內的研究者，尤其身處發展中國家者，面臨相同的問題，創建了許多在線分享社區（論壇）解決問題。厄巴科揚是這些社區的活躍成員，在向許多人的電子郵箱發去論文解決其需求後，總是能獲得感謝，故她創建了Sci-Hub將這一過程自動化，而網站幾乎是立即流行開來。[171]
審理該案的羅拔·斯威特（Robert Sweet）法官在判決令中表示，被告將愛思唯爾擁有版權的內容免費發佈於互聯網，「持續對其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被告不會因為被禁止繼續偷竊原告的內容而受到任何損害，即使他們的偷竊的原因是出於公益精神。」斯威特同意分享科研成果是出於公共利益，但認為Sci-Hub的做法不當，「愛思唯爾受版權保護的文章可以，而且應該被免費用於研究和教育目的，但大規模侵權的做法本身是不合法的。」[171]
截至2017年5月，愛思唯爾要求賠償1500萬美元。[172]2017年6月，法院裁定愛思唯爾在Sci-Hub等人的缺席判決中賠償1500萬美元的版權侵權損失。 [173][174]觀察人士說，愛思唯爾不太可能收到付款，因為Sci-Hub在美國沒有資產。[173]厄巴科揚表示不會賠付，因為「根本沒有那麼多錢」，網站每月只能收到少量捐贈，外加保有在2017年價值大約26萬美元的比特幣。[22]她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學術應該屬於所有科學家，而不是出版商」，又進一步引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27條中的內容：「人人……（擁有）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福利（的權益）」。
2015年，愛思唯爾發佈了一項稱為「ScienceDirect Wiki Editor」的服務，為45名「維基百科的頂級編輯者免費訪問」其收費閱讀平台ScienceDirect，「幫助完善維基百科的科學條目」[175]這一消息收到的評價褒貶不一。[176][177][178]
2017年，愛思唯爾發起了一項名為ScienceDirect Topics的科學定義服務，通過自動提取自其出版論文的內容「為重要科學題目提供百科全書風格的條目」[179]。服務被描述為維基百科的「對手」，因其意味着通過減少愛思唯爾訪問者使用維基百科來將他們維繫在築有圍牆的院子中。[180][181]
出版商下屬的不同品牌稱為Imprint。愛思唯爾使用不同品牌向不同消費者群體營銷。其中很多品牌名稱來源於Reed Elsevier時代收購的出版公司。[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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