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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虛假信息的新聞形式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假新聞（英語：Fake news）為以不實資訊誤導大眾，以帶來政治、經濟、市場、或心理得到成就感和利益的新聞或宣傳[1]，包括通過傳統新聞媒體（印刷和廣播）或在線社交媒體傳播的故意錯誤資訊或惡作劇[2]。這些虛假資訊通常是由記者因收受利益而進行報導時引起的，這種的做法稱為支票簿新聞[3]。這些新聞已經增加了更多假新聞或黃色新聞的數量，並經常被反饋為社交媒體中的錯誤資訊，成為一種負面循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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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總統當勞·特朗普頻繁使用「假新聞」一詞稱呼對他進行負面報導的媒體[5][6]，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所有國家，形成越來越對立和撕裂的民主社會。假新聞為了增加讀者或網絡分享，常會配合吸引人的標題或是完全假造的新聞故事[1]，也有基於事實斷章取義或是主觀誘導假新聞，都是為了達到其爭辯的目的。假新聞類似標題黨，主要都是靠所產生的廣告收入，不管內容的正確與否[1]。假新聞容易取得廣告收入、增加政治上的兩極分化，因着社會化媒體的無所不在，經Facebook傳播假新聞的散佈有相當的關係[1][7]。根據德國霍恩海姆大學的研究成果，極右翼人士特別偏好轉載假新聞[8]。一些沒有標示維護者或編輯者的匿名網站，由於很難針對製造假新聞的作者起訴，也會成為假新聞的媒介之一[9]。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年長的人相對於年輕人較為缺乏數碼素養，而更容易分享假新聞[10]。
假新聞的相關性在後真相政治中有所增加。對於媒體機構而言，吸引觀眾訪問其網站的能力對於產生在線廣告收入是必要的。大量發佈具有吸引用戶的虛假內容的故事（至少在標題上）有利於廣告商並提高評級。這些企業為了在線廣告收入，增加政治兩極分化以及社交媒體（主要是Facebook訊息來源）的流行[2]，都與假新聞的傳播有關，這些新聞與合法新聞報導競爭[11]。快餐式的虛假新聞破壞了傳統媒體的辛苦製作的正當報導，使記者更難以報導重大新聞報導[12]。BuzzFeed的一項分析發現，關於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前20個虛假新聞報導在Facebook上的點擊率超過了19個主要媒體的前20則選舉報導[13]。匿名寄存的虛假新聞網站[2]也缺乏已知的出版商也受到批評，因為它們難以起訴假新聞的來源[14]。此外，各國政府也多少參與故意製造和宣傳假新聞以減低敵國的影響力[15]。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穆罕默德坦言，數碼時代已造就很多人通過網上閲讀，但無節制的數碼閲讀來源，已成為散播「假新聞」或散播其他破壞社會內容的渠道[16][17][18]。
假新聞是一種新詞[2][19]，通常用來指捏造新聞。在傳統新聞，社交媒體或虛假新聞網站中發現的這類新聞事實上沒有任何依據[20]。CBS節目60分鐘時事雜誌的製片人Michael Radutzky表示，他的節目認為假新聞是「可能是虛假的故事，在文化中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受歡迎的吸引力），並被數百萬人消費」，這些故事不僅存在於政治領域，還存在於疫苗接種，股票價值和營養等領域[21]。
本身為記者和新聞官的作家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是最早關注互聯網上假新聞傳播的人之一。他在1995年接受微軟創辦人蓋茨的採訪時，他說：「比如我聲稱自己是一家研究機構之類，決定推廣一篇虛假的論文，它說猶太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負有全部責任。互聯網對資訊一視同仁，它都在那裏：沒有辦法弄清楚這些東西是否有任何依據，或者是否由人杜撰」。蓋茨並不同意，認為網絡上的權威人士會把印刷品以更為複雜的方式來檢查事實和聲譽，但這正是普拉切特指出「準確地預測了互聯網將如何傳播並使假新聞合法化」。[22]
在古代，有些帝王需要為戰爭，或者掠奪資源找合適的藉口。因此製作假新聞十分有必要。在西方，特洛伊木馬，就需要派人到敵方陣營裏説這是希臘人留下的聖物。再比如，為了讓某國帝王懷疑身邊的大臣，謀士會派人到那個國家散播關於某位大臣的虛假新聞，比如南宋時期，敵國會在宋朝內部製造假新聞説岳飛功勞很大，之後會危及皇權。以此破壞君臣之間的信任。中國和西方古代歷史有很多關於大臣謀反的假新聞，一般都是為了破壞內部團結而策劃的假新聞。或者是改朝換代的時候，新的統治者為了突出自己偉大，會製作假新聞抹黑前朝統治者，比如周朝抹黑商朝，商朝是否因為暴政滅亡仍然是謎。古代假新聞也會導致後人誤解歷史。
2021年4月9日，歐盟資訊通報部門（歐洲對外事務部的一部分）發佈的歐盟研究報告稱，從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俄羅斯和中國的疫苗外交「遵循零和博弈的邏輯，並結合了虛假資訊和操縱努力，破壞了對西方製造疫苗的信任。報告指出，中國官方媒體和親克里姆林宮媒體都放大了有關西方疫苗所謂副作用的內容，歪曲了國際媒體的報道並引起了轟動，並將死亡與輝瑞－BioNTech疫苗在挪威、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聯繫起來，該報告也援引了俄羅斯的100個例子。而克里姆林宮和北京均否認歐盟的虛假資訊指控[23][24][25]。
假新聞一般有以下特徵：[26]
First Draft News則認為假新聞有以下特徵：[27]
通過對真實新聞進行拼接，同時故意使用引起混淆的詞彙，是一種非常隱蔽的製造假新聞的方式。
香港新聞工作者區家麟提出識別假新聞的幾點基本步驟[28]，概括如下：
而社交媒體Facebook亦有教導用戶如何辨識假新聞：[29]
針對台灣假新聞在網絡推波助瀾下影響力更爲廣大，2017年中華民國國家教育研究院與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推動針對辨識假新聞提出基礎教育相應的教學，協助培養媒體素養能力[30][31]。
2018年9月，燕子颱風重創日本關西國際機場，並導致機場關閉，上千名旅客被困。當時網絡上盛傳「中國領事館派車到機場接中國旅客」，後來被證實為假訊息，也被認為可能間接導致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蘇啟誠自殺。[32][33][34][35]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王泰俐認爲，台灣2018年底的縣市長選舉是「台灣第一次經歷大規模假新聞的侵襲」。王泰俐的全國性調查研究顯示，此次選舉對選民影響較大的假新聞有「蔡英文總統八月赴中南部勘災乘坐裝甲車，不但沒有親自下水，還令裝甲兵荷槍實彈，高規格保護她」和日本關西機場假新聞。[36]
2019年2月3日，旅居台灣的日本作家本田善彥形容，台灣南部地下電台「長年來一天到晚邊賣假藥、邊散播假訊息，老早已達到『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無我境界」[37]。
2020年，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查核了多個有關2020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有作票行為的假新聞。[38]
日本「關西國際機場」上月遭強颱燕子重創後關閉，上千名旅客受困，日本媒體紛紛在滿月時推出相關報導，《讀賣新聞》則在4日以「假新聞動搖台灣」為題，大篇幅報導了當時在網絡上盛傳的「中國領事館派車到機場接中國旅客」但後來證實是子虛無有的假訊息，卻被認為可能間接造成了台灣駐日本大阪代表蘇啓誠自殺的悲劇。[39]
日本有法律提防假新聞內容，於《媒體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明文規定，電視廣播媒體有責任確保其播報之新聞事實之正確性，且各媒體內部均應設有新聞內容審議小組，負責審查新聞報導內容之適當性。
若新聞報導之內容悖離事實，且因該新聞而權利受侵害之人在報導日起三個月內向該媒體投訴，則該媒體應立即調查報導之真實性。當調查之結果發現報導確實悖離事實，該媒體應於調查發現之日起二日內，以適當方法、經由同一報導管道，更正或撤回錯誤之報導（同法第九條第一項參照）。違反上開規定之媒體，最重可處五十萬日幣罰鍰（同法第186條第一項參照）。當電視廣播媒體主動發現其報導內容中含有與事實不相符的內容時，亦必須採取相同之更正或撤回措施，以防止散佈假新聞（同法第九條第二項參照）。[40]
2003年5月11日，《紐約時報》在頭版刊文，表示其下記者傑森·貝理雅多年在新聞報道中造假。[41][42][43]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後，假新聞成為了一個全球話題，數十億人廣泛認識[44][45][46][47][48][49][50]。
牛津大學牛津網絡學院的教授菲力普·霍華德研究了競選前美國的網絡流量。他發現針對密歇根的大約所有新聞中的一半都是虛假或垃圾內容，而另一半來自真實專業新聞來源[51]。
根據BuzzFeed，在總統競選活動的最後三個月中，Facebook上前20篇虛假的競選相關文章中有17篇是反克林頓或親特朗普的。Facebook用戶與這些內容的互動相較來自真實新聞機構的報道更為頻繁[52]。
美國總統當勞·特朗普頻繁使用「假新聞」一詞稱呼傳統新聞媒體，其中單獨針對CNN[53]。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說這製造出了對該詞的含義的困惑[54]。根據CBS的《60分鐘時事雜誌》，特朗普總統可以使用假新聞一詞稱呼任何新聞，不論其是否是確切或負責的，只要他不同意新聞的內容[51]。
2016年12月，一位持槍的北卡羅來納男子——埃德加·麥迪遜·韋爾奇，前往華盛頓特區，並在Comet Ping Pong披薩店開槍，原因是受到一則指控民主黨領導人在披薩店中執行一個戀童團伙的網上假新聞故事（美國媒體以「薄餅門」一詞稱之）驅使[55]。這類故事傾向於迅速爆紅。例如Facebook的社交媒體網站，在假新聞的傳播中起重要作用。這類系統展示給用戶反映他們興趣和瀏覽歷史的內容，以致虛假或誤導性的新聞。在與檢察官認罪協商後，韋爾奇對跨州運輸武器的聯邦指控和使用危險武器襲擊的哥倫比亞特區指控認罪。在2017年6月22日韋爾奇被判四年監禁並同意賠償飯店損失了的5744.33美元[56]。
2016年底，媒體揭露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一些美國保守主義網站上支援當勞·特朗普的假新聞來自北馬其頓小城韋萊斯，因此該市又被稱為「假新聞樞紐」[57][58]。
2021年9月13日，環球電訊社發佈通稿稱沃爾瑪宣佈與萊特幣合作，文章經過路透社、CNBC等轉發，萊特幣價格出現大幅的波動，後相關方做出澄清是假新聞。[59][60][61][62]
大躍進期間，衆多媒體如《人民日報》曾就各地糧食產量展開了虛假報道，如1958年8月13日報道湖北省麻城縣水稻畝產達到了36900斤。
1992年至1993年，《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經濟日報》等先後正面報道了水變油事件，其中《經濟日報》稱水變油是繼傳統四大發明以來的中國第五大發明[63]。後來水變油技術被認為是騙局和偽科學，1998年發起人王洪成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64]。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於2015年6月24日發佈了報告——《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5）》。報告顯示，有近六成「假新聞」首發於微博，「三低人群」（低學歷、低年齡和低收入）依舊是微博主力軍；周二是一周之中微信「謠言」傳播的高峰，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疾病、健康養生、防騙、金錢和親子七類主題的「謠言」數量最多。[65][66]
2016年2月，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指當時在中國網絡上熱議的數篇文章都是虛假資訊，對構成違法違規的將追究責任。發言人姜軍還表示要「針對虛假資訊、非法網絡行銷等近期較為突出的問題開展專項整治工作。」[67]同年4月，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出通報，列舉了對15家中國媒體的查處情況。[68]
2021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召開電視電話會議，會議指出要發起「打擊新聞敲詐和假新聞」的行動。這場運動將針對新聞單位及其人員、網絡平台、公眾帳號以及社會組織與個人的「非法新聞活動」，並由10個政府部分聯合開展，包括中央宣傳部、中央網信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廣電總局、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69][70]
自2017年5月起，印度各地陸續出現因WhatsApp謠言而引致市民無辜致死的事件。當時，印度一個農村流傳一個在WhatsApp上散佈的假訊息，結果開展了如同中世紀的「獵巫行動」，導致7人枉死[71]。而在2018年6月，WhatsApp及社交媒體流傳兩名29歲及30歲男子綁架及販賣兒童的訊息，結果該兩男子在一條村落遭村民毆打至死[72]。同年7月，印度有鄉村居民在WhatsApp收到訊息，流傳附近地區會有綁匪出現，呼籲民眾格外留神。民眾對訊息不虞有詐，其後看到5名可疑人士，便認為他們就是訊息所指的綁匪，於是聯群將他們打死[73]。
印度政府曾經就當地的假新聞問題提出修例，新聞記者若「製造或傳播虛假新聞」，經由印度人民黨組成的委員會審訊後，有可能被暫停或永久取消記者資格。但修例引起記者和當地反對派強烈不滿，認為新規定是政府在當地的2019年大選前意圖箝制新聞自由的手段，總理莫迪只好撤回草案。[74]
面對假新聞在印度的流傳，印度媒體Media Nama的創辦人兼總編輯帕瓦認為WhatsApp未必知道假資訊是如何傳播，因此政黨容易就可在平台上散播錯誤訊息，而且沒有人能追蹤資訊來源[75]。而在2019年印度大選來臨前，當地的WhatsApp增加了Fact Check（即事實檢查）的功能，打擊當地的假新聞現象[76]，而當地的Facebook亦刪除了高達700多個貼文[77]。
2018年12月《明鏡》周刊報道，旗下記者克拉斯·雷洛蒂斯在過去數年多年製造假新聞。[78][79][80]
有鑑於假新聞流傳會影響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歐盟遂決定打擊社交平台上的假新聞[81]。法國政府亦建議設立「打假法」以打擊假新聞[82]，雖然法案引起不少質疑和反對，但最後仍獲法國國會通過[83]。而在德國，政府於2017年亦計劃要求網絡社交媒體，若發現有用戶發放假新聞及仇恨言論，必需在24小時內刪除，否則可面臨最高達5000萬歐元罰款[84]，並於2018年實施[85]。
在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1272-1307年）時期，通過了一項法規，規定編造或散佈主教、公爵、伯爵、男爵或領地貴族的任何虛假訊息都是嚴重的罪行。[86]
1702年，安妮女王頒佈了一份公告，「用於限制傳播虛假新聞、限制印刷和出版非宗教和煽動性檔案以及限制誹謗」。[87]
2016年12月8日，英國秘密情報局（MI6）局長亞歷克斯·楊格在MI6總部向記者發表演講，他稱假新聞和政治宣傳破壞了民主。楊格說，MI6的任務是打擊政治宣傳和假新聞，以向本國政府提供資訊戰領域的戰略優勢，並協助包括歐洲在內的其他國家。他稱這種網上的假新聞政治宣傳方法是「對我們主權的根本威脅」。楊格說，所有持民主價值觀的國家都應該對假新聞感到同樣的擔憂。[88]
然而，「假新聞」的定義在英國一直存在爭議，比如政治諷刺被視為英式幽默的重要元素[89]。克萊爾·沃德爾博士建議一些英國議員不要在某些情況——「描述資訊紊亂的複雜性時」——使用該詞，因為「假新聞」一詞「非常不適當」。
「假」和「新聞」這兩個詞都不能有效地描述這個被污染的資訊生態系統。在這個議題的討論中，很多被用作例子的內容並不是假的，它們是真實的，但卻被斷章取義或操縱。同樣，要理解整個被污染資訊的生態系統，我們需要考慮的遠不止是模仿「新聞」的內容。[90]
2020年10月，一個惡搞的Twitter帳號散播了一個惡作劇聲明，關於所謂的Woolworths門店重開。該訊息被包括《每日郵報》和《每日鏡報》（以及後者的地區性姊妹報）在內的新聞網站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下重複報道。[91]
2019年3月，俄羅斯通過了一項禁止網站傳播虛假資訊的新法案[92]。除了處理假新聞外，新立法還會懲罰任何來源或網站發佈侮辱國家，政府象徵或其他政治人物的材料[93]。
2019年5月，新加坡國會通過打假新聞法令，新法賦予政府官員可以命令社交媒體網站在當局認為虛假貼文旁放置警告，甚至可要求移除相關內容。判定違法的企業及個人將罰款100萬新元和10年徒刑，法令於10月1日生效。[94]
2016年11月，加拿大政府部門開始留意互聯網上假新聞的傳播，並討論幫助當地報章打擊假新聞。國會議員Hedy Fry指出因互聯網上的發佈者比印刷媒體的責任少，因此容易出現假新聞。國會對假新聞的討論包括了互聯網上假新聞氾濫以及加拿大報章資源減少，以至對加拿大民主的影響。Facebook的代表參與了會議並告知國會議員，Facebook有義務幫助人們在互聯網上收集資料。[95]
2017年1月，Kellie Leitch的保守黨活動承認傳播假新聞，包括謊稱總理Justin Trudeau正在資助哈馬斯。活動經理表示他散播假新聞為了引起負面反應，以便確認哪些不是「真正的」保守派人士。[96]
目前，加拿大並沒有法律禁止傳播不正確的資訊，除非該資訊有誹謗性質。加拿大刑法第181條禁止散播假新聞，但加拿大最高法院於1992年宣佈該條款違憲。現時，並沒有專門打擊假新聞的法律。加拿大政府在各種官方網頁提供法律資訊資源。[97]
香港法例《公安條例》曾有針對假新聞的法律條文，但於1987年廢除。此前曾於六七暴動期間用以對付左派傳媒如新晚報、田豐日報及香港夜報。[98]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與社會研究所總監李文認為，假新聞的流行令社會陷入集體的信任危機，最終導致民意的極化和社會撕裂。這一點在反修例風波中已體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親泛民群體堅稱但是缺乏實際證據的「太子站打死人」事件、或是親建制派群體中指控示威者「收錢上街」等，假新聞無疑都在為香港近年政治化的社會火上澆油。浸大事實查核中心經理曾姿穎的學術研究發現，受眾的個人立場會影響其對記者動機的評估，進而影響對報道是否為假新聞的判斷。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內容和設計完全一樣的新聞，條例支持者認為，記者在鼓吹個人立場、試圖影響輿論，因此判斷《蘋果日報》的帖文是假新聞；而條例反對者會認為記者在保護當權者，判斷《大公報》的帖文是假新聞。[99]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Facebook與法新社合作，尋找在Facebook及其他社交媒體內的假新聞內容，並撰寫超過30個查證報告，發現親北京、親香港特區政府和支援香港警察的羣組較多發出假訊息。[100]其後Facebook曾多次移除和《文匯報》關係密切的建制派網上媒體點新聞的Facebook專頁。[101][102]HKG報和港人講地亦被指發佈虛假資訊。[來源請求]。香港政治學者沈旭暉分析，支援官方論述的假新聞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情況有多個相似之處，他認為是香港文革2.0的一部份。
另外於6月，風波期間網上有一段影片（致年青人：你們沒上街的父母根本沒有愛過你），影片中一個自稱曾參與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遊行示威、承受過警方催淚彈的名為「Louis Yuen」的90後批鬥香港父母，影片被包括《文匯報》在內的香港建制派網絡平台和媒體參照，但隨即有人質疑影片的真確性，亦有聲音批評「有建制派人士甚至中國共產黨企圖假借年輕人的名義、採取激進言辭挑起世代矛盾和故意分化香港人，重施中國共產黨在掌權之初製造假新聞的手法，散播假新聞企圖離間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群眾」。[103]
2019年9月，一名男子潘榕偉以「金正恩」作為網名，於網上社文媒體發佈虛假內容的帖文，訛稱有被捕人在新屋嶺扣留中心遭香港警方及愛國人士虐待、暴打、甚至被強姦及輪姦、殺害，並鼓吹網民包圍新屋嶺扣留中心。其後，潘榕偉因煽惑他人非集法結被捕。他在庭上接受審訊時承認，他對警方及愛國人士的指控均是他憑空捏造，是屬於虛假不實的指控。他坦言自己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別人關注，想「呃like」。[104]
COVID-19疫情期間，有不少市民基於假新聞作出錯誤決定，例如2020年3月的「搶米潮」。不少東南亞國家因應疫情推行出口禁令，有謠傳越南、泰國等地將會暫停對港供應食米，雖然商界人士、消委會齊齊澄清，但依然出現多區民眾恐慌性囤購食米、超市貨架被搶購一空的情況。[99]
2021年4月22日，香港外國記者會去信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要求澄清如何界定假新聞及如何保障新聞自由。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在4月24日代為回信，信中無直接回應界定假新聞的標準，但表示一向尊重言論、新聞及出版自由，同時強調「無人可凌駕法律」[105]。
2021年7月，獨立新聞中心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CIJ) 與全球虛假資訊指數 (Global Disinformation Index，GDI) 公佈對馬來西亞31個英語、馬來語以及中文新聞網站的三個主要評估方向；網站內容的可靠性、網站運營的所有權以及事實複查和平衡報導的研究分析報告，顯示出若根據刊登不實訊息的風險評估，有23個（74%）的網站是屬於中度風險，其中6個網站獲得低風險級別的良好的評分，而兩個網站被歸類為「高風險」。但是，沒有任何網站屬於「最大風險」和「最小風險」類別。高風險的網站往往使用聳人聽聞的標題，運營不透明，經常提供不準確的訊息[106]。
2021年8月11日，《當今大馬》公佈從2019至2020年香港反送中示威運動期間，假訊息運動如何登陸馬來西亞，又如何在本地網絡社群散播蔓延的調查報告。《當今大馬》從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開端）至2020年3月追蹤假訊息的源頭和傳播情況（僅限於中文媒體），指出主流中文媒體在報道反送中新聞時，很多時候都是直接轉載外媒，包括顯然偏袒、具有高度黨派色彩、及對示威活動不實報道的媒體[107]。
比較著名的例子是2019年11月12日《環球時報》刊登一則題為《救救孩子！暴徒恐嚇警察子女，襲擊校車後，我們對話了多位香港媽媽》的新聞（後來證實是假新聞），馬來西亞3個主流中文報章也轉載了這個新聞。其中《星洲日報》在其擁有超過160萬人粉絲的面子書專頁貼出該新聞，並附上聳動標題而受到讀者質疑，迫使《星洲日報》一度更改新聞標題。最終《星洲日報》在隔日承認在未完成證實之前就轉述該報導，並且在面子書上公開道歉[108][109]。而根據社交媒體分析工具Crowdtangle，《星洲日報》首個面子書貼文在社交媒體平台，吸引接近4000次的互動，包括超過1900次的分享。但第二個帶有道歉聲明的貼文，則只有三分之一的互動數量，和僅僅184次分享。這是因為錯誤版本的新聞已經通過其他面子書專頁散播和廣傳，包括一些擁有上萬名會員的公共群組[107]。
另一種情況則是由中國官媒發佈假新聞後，再獲得本地面子書專頁進一步傳播。例子如2019年8月7日香港《文匯報》刊登一則題為《黃之鋒羅冠聰等會洋婦密斟美亂港「幕後黑手」疑曝光》的短篇新聞。該篇報導受到包括《鳳凰網》和《中新網》，以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馬來版與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官方帳號的轉載[110]，而網民更是將這些貼文轉發至超過10個面子書公共群組。馬來西亞4個主流中文報章也跟隨相關報導，不過除了《南洋商報》是原文轉載之外[111]，其他媒體都納入了黃之鋒的反駁聲明。《東方日報》國際組主任廖慧音對於上述情況坦言，基於必須趕時效和即時報導新聞，在處理國際新聞時無法親自逐一查證，只能仰賴當地的媒體報道，因此會不慎出錯。另一名前中文報章國際組編輯黃康偉評論馬來西亞的政治傾向和本地中文報章的保守作風，導致媒體必須採納自己定下的正規和可信媒體的報導，若媒體領導層（例如世華媒體集團）是比較親中，那麼報章就會多寫一些親中國新聞[107]。
面子書是馬來西亞最嚴重的假訊息來源，無論是親中國官媒與反中共團體都曾在面子書不停轉發高度煽動和誇張標題的影片、文章和新聞報道。儘管香港警察和示威者都在反送中運動期間皆有訴諸過多武力的情況，但許多有關反送中新聞的貼文和留言，絕大部分都是反示威者和親中的聲音，而貼文來源多數依賴於中港官方媒體的報道，但反中媒體如《大紀元時報》等則不為本地中文媒體承認為「官方資訊」，因此親示威者的聲音較少。而調查也發現，一些著名面子書專頁會同步和交叉發佈（cross sharing）同一則貼文，藉此擴大傳播相關訊息，當中不乏內容農場，甚至組隊發動網絡攻擊[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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