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德威弗爾的勞萊-佐治伯爵大衛·勞萊·佐治，OM，PC（英語：David Lloyd George, 1st Earl Lloyd-George of Dwyfor；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國自由黨政治家，1926年至1931年間擔任自由黨黨魁，並在1916年至1922年間兼任英國首相，領導戰時內閣。
| 非常尊敬的 大衛·勞萊·佐治 David Lloyd George 閣下 OM KStJ P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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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萊·佐治，約攝於1919年 | |
| 英國首相 | |
| 任期 1916年12月6日—1922年10月19日 | |
| 君主 | 佐治五世 |
| 前任 | 夏拔·亨利·阿斯奎斯 |
| 繼任 | 博納·勞 |
| 自由黨領袖 | |
| 任期 1926年10月14日—1931年11月4日 | |
| 前任 | 夏拔·亨利·阿斯奎斯 |
| 繼任 | 夏拔·薩謬爾 |
| 陸軍大臣 | |
| 任期 1916年7月6日—1916年12月5日 | |
| 總理 | 夏拔·亨利·阿斯奎斯 |
| 前任 | 第一代基秦拿伯爵夏拔·基秦拿 |
| 繼任 | 第十七代打比伯爵愛德華·史坦利 |
| 軍需大臣 | |
| 任期 1915年5月25日—1916年7月9日 | |
| 總理 | 夏拔·亨利·阿斯奎斯 |
| 前任 | 職務建立 |
| 繼任 | 艾德溫·蒙塔古 |
| 財政大臣 | |
| 任期 1908年4月12日—1915年5月25日 | |
| 總理 | 夏拔·亨利·阿斯奎斯 |
| 前任 | 夏拔·亨利·阿斯奎斯 |
| 繼任 | 雷金納德·麥克納 |
| 貿易局主席 | |
| 任期 1905年12月10日—1908年4月12日 | |
| 總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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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 第四代梳士巴利侯爵占士·蓋斯科因-薛韶 |
| 繼任 | 溫斯頓·邱吉爾 |
| 下議院之父 | |
| 任期 1929年5月31日—1945年2月13日 | |
| 前任 | 湯馬士·歐康諾 |
| 繼任 | 第六代溫特頓伯爵愛德華·特努爾 |
| 上議院議員 | |
| 世襲貴族 1945年1月1日—1945年3月26日 | |
| 繼任 | 第二代德威弗爾的勞合-佐治伯爵李察·勞合·佐治 |
| 國會議員 | |
| 任期 1890年4月10日—1945年2月13日 | |
| 前任 | 愛德蒙·史威特漢 |
| 繼任 | 西伯恩·戴維斯 |
| 選區 | 喀納芬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63年1月17日 英格蘭曼徹斯特梅德洛克河畔喬爾頓 |
| 逝世 | 1945年3月26日（82歲） 威爾斯加拿分郡拉尼施圖姆維 |
| 政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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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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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女 | 5，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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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屬 | 威廉·佐治（兄） |
| 職業 | 律師 |
| 簽名 |  |
在擔任公職期間，他引入多個改革，為現代福利國立下基石。勞合·佐治是最後一位自由黨首相，但他的主要支持者並非自由黨選民，卻是保守黨選民。自由黨後來分裂，不再是一個主要的政黨。十年後，他再度擔任自由黨黨魁，卻再無能力重返唐寧街10號。
勞合·佐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大英帝國擊敗德意志帝國及其盟友，這是他做過的事情當中，最為人所知的一件。他是巴黎和會的主要與會者之一。勞合·佐治是20世紀的自由主義的標誌，被認為是福利國家的創始人。歷史學家認為他是20世紀的英國首相中，對英國公眾生活影響最大的一位，因為他在一次大戰期間領導英國，在一次大戰後重塑歐洲，在一次大戰前引入社會福利制度[1]。
有很多英國首相是訟務律師，但只有勞合·佐治是事務律師[2]。他也是唯一一位拜相的威爾斯人，也是唯一一位以英語為第二語言，以威爾斯語為第一語言的英國首相[3]。在MORI的一個調查中，勞合·佐治的評價在歷屆英國首相中位列第三。他入選2002年的調查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排名79[4][5]。
早年
大衛·勞合·佐治生於英國曼徹斯特Chorlton-on-Medlock，他的祖先是威爾斯人，他本身也說威爾斯語，在威爾斯的環境下長大。到目前為止，他是唯一一位曾經擔任英國首相的威爾斯政治家。他的父親是威廉·佐治（William George），是一位教師，曾經在曼徹斯特等地任教。1863年3月，威廉回到鄉下彭布羅克郡養病。回到彭布羅克郡後，威廉開始耕田，但在次年6月因為肺炎而病逝，得年44歲。他的母親伊利沙伯·佐治（Elizabeth George）出售田地，把子女帶回娘家加拿分郡Llanystumdwy，在Tŷ Newydd和她的兄弟李察·勞合（Richard Lloyd）一起住。李察是一個製鞋匠，同時是一個浸信會牧師，還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
勞合·佐治受教於當地的國教學校Llanystumdwy National School。後來，他家又為他請來家庭教師。勞合·佐治的舅父李察對他影響很深，他的舅父鼓勵他當律師、政治家。李察對這位外甥的影響力是終生的，當他在1917年2月去世時，外甥早已拜相。外甥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上舅父姓氏，是為「勞合·佐治」，雖然通常寫成「勞合·佐治」，但有時候也會寫成「佐治」。勞合·佐治的童年，對他日後的事業，影響很深。他的童年過得十分拮据。然而，傳記作家約翰·格里格，第二代奧特林厄姆男爵（John Grigg, 2nd Baron Altrincham）指出，勞合·佐治的童年過得並不差，而他的自信心，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舅父。
事務律師
勞合·佐治在Porthmadog的一間律師行做了一段時間的學徒後，在1884年，他通過考試，取得事務律師資格，在舅父的家的後廳開了一間律師行。律師行的生意很好，在附近的城鎮開了分店，在1887年，他的兄弟威廉也入伙律師行。從此，勞合·佐治開始參與政治活動。
1885年大選期間，他受到約瑟夫·張伯倫的主張「未經批准計劃」吸引，為自由黨拉票助選。選舉結果是，無論是自由黨還是保守黨都沒有取得多數議席，力量平衡取決於愛爾蘭國會黨。威廉·格萊斯頓宣佈支持愛爾蘭自治，爭取愛爾蘭國會黨支持，但遭到約瑟夫·張伯倫的反對，張伯倫最後退出自由黨，另組自由統一黨。勞合·佐治不太確定自己的意向，沒有即時決定支持哪一派。在地方的自由黨俱樂部上，他決定支持張伯倫。勞合·佐治前往伯明翰，參加張伯倫的集會，但他計錯時間，過早抵達伯明翰。後來，他說張伯倫的計劃在1866年是正確的，在今天也是正確的，比起自由黨官方的、輝格黨式的主張，他更喜歡張伯倫的「未經批准計劃」。張伯倫的其他主張，如在威爾斯進行土地改革，推行政教分離運動，化解民間怨氣，也爭取到勞合·佐治和其他威爾斯政治家的支持。
1888年2月24日，勞合·佐治娶富家女瑪嘉烈·歐文（Margaret Owen）為妻。同年，他和其他威爾斯政治家一起，創辦每月出版的刊物自由號角（Udgorn Rhyddid），又在皇座法庭勝訴，為非聖公宗教徒爭得在教堂墓地安葬的權益。在1880年安葬法（Burial Act 1880）通過後，非[聖公宗信徒早已享有在教堂墓地安葬的權利。但神職人員一直無視這個法令，繼續阻止非[聖公宗信徒在教堂墓地安葬。勞合·佐治的勝利在威爾斯廣為流傳，而他在自由號角中的文章，說服當地的自由黨人，在1888年12月27日提名他為加拿分自由黨國會議員候選人。
1889年，勞合·佐治入選加拿分郡郡議會（County Council）。他企圖效仿愛爾蘭國會黨，創辦一個威爾斯民族黨，並聯合南北威爾斯的自由主義組織。
議員
1890年4月13日，勞合·佐治在加拿分選區國會議員補選中勝出，成為下議院最年輕的議員。他加入來自威爾斯的自由黨人的團體。這個團體企圖解散聖公宗威爾斯教會，沒收教會財產，推行禁酒運動，實現威爾斯自治。勞合·佐治從此連任議員達55年之久，直到1945年獲封為伯爵，升入上議院。
當時，下議院的後座議員並不受薪，所以，勞合·佐治要繼續擔任事務律師。他在倫敦開了一間律師行，叫Lloyd George and Co.，而他亦繼續經營在Criccieth的律師行。1897年，Arthur Rhys Roberts（後為Official Solicitor）入伙勞合·佐治的律師行，律師行改名為Lloyd George, Roberts and Co.。
入選國會後不久，勞合·佐治就在英格蘭、威爾斯等地發表演說。其主題有地方議題，也有全國議題，如宗教教育。在接下來的十年裏，他致力於解散威爾斯教會，沒收教會財產。勞合·佐治為多份自由派報章（如衛報）撰寫文章。1894年，地方自治草案又一次未獲通過，格萊斯頓從此退休，離開政壇。來自威爾斯的自由黨人選舉勞合·佐治為代表，要求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在特定的威爾斯議題上作出保證。如果哈考特不作出保證，他們採取獨立行動。他們又要求羅斯伯里勳爵作出類似保證，遭到後者拒絕，勞合·佐治、大衛·阿爾弗雷德·托馬斯（David Alfred Thomas，後為郎達子爵）、夏拔·路易斯（Herbert Lewis，後為爵士）和法蘭西斯·愛德華茲（Francis Edwards，後為從男爵）四人在1892年4月14日發起一次「叛亂」。次月29日，四人接受羅斯伯里勳爵的保證，重新加入自由黨。重新加入自由黨後，勞合·佐治加入自由黨後座議員的一個團體，叫年輕威爾斯（Cymru Fydd），還想把它發展為一個類似於愛爾蘭國會黨的政黨。1895年大選後，自由黨遭到對手擊敗，他本人也受到一份威爾斯報紙批評，勞合·佐治因此打消組建威爾斯民族黨的念頭。
勞萊·佐治猛烈批評政府發動第二次波爾戰爭，在全國名噪一時。他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上，第一點是戰爭的目的：給予當地外籍人士選舉權，他說他不信這場戰爭和選舉權有任何聯繫，還說比起波爾共和國，英國更需要選舉權改革。第二點是戰爭的花費：軍費本應用在社會改革上。隨着戰事的發展，勞萊·佐治把火力轉移到英軍指揮官身上，批評他們未有善待集中營中的老弱婦孺。他又在伯明翰批評殖民地大臣約瑟夫·張伯倫的家族借機謀取暴利，因為由張伯倫的兄弟擔任董事長的Kynoch Ltd的軍火價格最高，卻獲得陸軍部採用。勞萊·佐治隨後受到當地暴民包圍，最後在警察的掩護下秘密離開。自由黨在戰爭期間，四分五裂，支持戰爭的自由黨人，如H·H·阿斯奎斯、李察·霍爾丹組建自由黨帝國聯盟（Liberal Imperial League）。
勞萊·佐治又開始批評政府推行的教育法令，這個法令給與郡議會資金，贊助國教會的學校。之前四分五裂的自由黨人因此團結起來，他成功修改法令，禁止郡議會贊助校舍狀態不良的國教會學校。教育法令在威爾斯名存實亡 - 郡議會想方設法，證明國教會校舍狀態不良，不得接受贊助，以達到抑制國教會學校的目的。勞萊·佐治在政壇的聲望進一步提高，有望入選內閣。
大臣
1906年，勞合·佐治，進入亨利·甘寶-班納曼爵士的內閣，擔任貿易局主席。擔任主席期間，他引入多條法例，有關多個領域，如航運、公司、鐵路，但他在任期間的主要成就是阻止鐵路工會發動全國性罷工。公會企圖撕毀先前達成的協議，發動全國性罷工，而鐵路公司又不承認公會。勞合·佐治說服各間公司，讓他們重新回到談判桌。就算勞資雙方未能單獨達成共識，還有中央委員會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是勞合·佐治的事業的第一個高峰，受到德皇威廉二世讚揚。他的喜悅很快消散了 - 兩個星期後，他的女兒梅爾（Mair）因闌尾炎而病逝。
金寶-班納曼逝世後，阿斯奎斯繼任為首相，而勞合·佐治則開始擔任財政大臣，直到在1915年拜相。在擔任財政大臣期間，他仍然處理貿易局的事務，比如立法建立公共信託（Public trust）倫敦港管理局（Port of London Authority），管理倫敦港（Port of London），進行酒牌法（Alcohol licensing law）改革。1908年，勞合·佐治首次發難，要求首相裁減海軍，因為在兩年前的大選中，自由黨曾經向選民承諾，裁減軍費。他向第一海軍大臣雷金納德·麥克納寫信，裏面寫道：「我們在大選期間承諾裁減由上一任政府製造出來的龐大軍費。」
勞合·佐治提出把無畏艦數量由六艘減至四艘。他的方案獲得政府接納，卻遭到保守黨和第一海務大臣海軍元帥約翰·阿巴芙諾特·費沙爵士反對，他們發起一個運動，口號是「我們要八條無畏艦，不要再等」。最後，勞合·佐治的建議遭到其他閣員反對，最終無法實現。政府採納費沙爵士的建議，加建無畏艦。勞合·佐治後來說，這是英德軍備競賽的轉折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之一。
雖然，老年退休金已經由上一任財政大臣引入，但是，勞合·佐治還是引入其他福利改革，如長期病患者津貼。這些改革，被廣泛地稱為「自由黨福利改革」（Liberal welfare reforms）。
1909年，勞合·佐治發表他著名的演說，主張加重對奢飾品、酒精、煙草、收入、土地的課稅，然後把稅金用在福利計劃和興建新戰艦的用途上，全國的地主對此感到十分憤怒。勞合·佐治在下議院巧妙地回應保守黨人對「人民預算」的批評。他又在萊姆豪斯發表一個演說，批評保守黨人和富裕階層，反響不俗。下議院通過預算，但是，保守黨人較多的上議院阻攔了它。1910年大選後，預算終於獲得上議院通過。隨後，勞合·佐治極力支持的1911年國會法令和愛爾蘭自治法令也成功在兩院通過，從此，上議院的否決權受到極大限制。
1913年，勞合·佐治和檢察總長魯弗斯·艾薩克斯捲入馬可尼醜聞（Marconi scandal）。事件中，兩人被懷疑收受馬可尼公司的利益（股份），影響招標過程，使得公司中標。勞合·佐治在下議院否認擁有「那間公司」的股份，但這只是部分的真相，事實上，他在馬可尼公司在美國的姊妹公司中擁有股份。如果事件的真相在當時泄露，會給勞合·佐治的政治前途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事件掀起貪污浪潮，各種腐敗行為紛紛出現（如出售勛銜），浪潮一直持續到勞合·佐治拜相之時。
國教[[[聖公宗]在威爾斯的影響力不再如往日般大 - 威爾斯大部分地區的民眾都傾向於當地的新教教派（特別是循道宗）。勞合·佐治在引入1914年威爾斯教會法令（Welsh Church Act 1914）時，擔當輔助角色。法令為威爾斯帶來政教分離和世俗化。而移除根據法令建立的威爾斯教會的六個主教在上議院的職位和剝奪教會財產兩事，要等到1920年才能實現。
勞合·佐治在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機爆發前，一直是反戰人士。事件發生後，他發表一個演說，批評德國人的行為。在一戰爆發時，他認為，奮起戰鬥的不應只有比利時人這種小國人民，英國人也應該拿起武器戰鬥。[6]
戰爭進行一年，勞合·佐治還在擔任財政大臣。1915年5月，內閣重組，他獲任為軍需大臣，負責新成立的部門，解決彈藥短缺的問題。勞合·佐治擔任這個職位，十分成功，但他本人卻對戰爭的進展非常不滿，他主張進攻德國的盟友，除掉德國的支撐者。勞合·佐治要求派遣大量遠征軍到希臘作戰，還要求以機槍裝備羅馬尼亞軍隊。他因此和「粗暴無禮」的陸軍上將威廉·羅伯遜（General William Robertson）發生矛盾，後者「難以掩飾自己對勞合·佐治的軍事意見的鄙視」，當他人作出建議時，他總是以「我已經聽取不同意見」這句話打發他人。[7]1915年末，勞合·佐治成為全面徵兵的堅定支持者，協助1916年徵兵法令的通過。他說服陸軍大臣基秦拿伯爵，讓他組建一支威爾斯部隊，但不要區分軍中的牧師。[8]
1916年6月，勞合·佐治接替在前往俄國途中遇溺身亡的基秦拿伯爵為陸軍大臣。英軍的戰略，大部分都為羅伯遜將軍所操縱，只有很小一部分為他所操縱。勞合·佐治靠任命艾力·格迪斯爵士（Sir Eric Geddes）為少將，獲得法國戰線後方軍用鐵路的控制權。[9]首相H·H·阿斯奎斯計劃不善，協調不力，不少高級官員都對他產生不滿情緒，1916年12月，他被迫辭職，首相一職由勞合·佐治頂替。人們都希望新首相能以更進取的方式進行戰爭。[6]雜誌笨拙（Punch）當時登出一幅諷刺漫畫，畫中他是一位管弦樂團指揮家，而樂團正在演奏的是「1917年序曲」。
首相
隨着阿斯奎斯倒台，自由黨內部分成兩派：一派仍然支持阿斯奎斯，另一派則支持組成聯合政府。勞合·佐治因為受到保守黨及聯合統一黨人支持，所以招來不少批評。他在回憶錄「War Memoirs」里，把阿斯奎斯拿來和自己比較：
| “ | 大戰期間的英國首席大臣，必須具備某些特質……比如說，他必須充滿勇氣、沉着穩定、具備判斷力。阿斯奎斯先生具備這些特質。但是，一個戰時大臣還要有遠見、想像力、主動性，他必須展現出不知疲倦的工作態度，必須監視、監察戰爭活動的每一個領域，必須有推動這項活動的動力，必須諮詢專家、官方及非官方的意見，正如他必須合理利用國家資源，配合其他協約國，達成勝利這個目標一樣。如果一個天才的大戰指揮者具備這些特質，一個理想的戰時大臣就出現了。 | ” |
1916年12月之後，勞合·佐治的支持主要來自保守黨，在出版界主要來自於諾思克利夫勳爵。在戰時內閣的五個成員中，有三個成員來自保守黨，他們分別是：樞密院議長及上議院領袖寇松勳爵，財政大臣及下議院領袖安德魯·博納·勞，不管部部長米爾納勳爵。內閣閣員還包括工黨黨員阿瑟·亨德森。
勞合·佐治極力削弱手下將軍的權力，為此，他企圖將駐法英軍的指揮權交給法國將軍羅貝爾·尼韋勒。法國總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尼韋勒本人在英國政府召開內閣會議，準備轉移駐法英軍的指揮權前，已經提前得知此事。陸軍大臣打比勳爵、羅伯遜和黑格三人都沒有獲邀參加這次會議。他們也沒有在內閣會議結束後，立即通知佐治五世。這是擔心英皇會反對轉移駐法英軍指揮權。打比勳爵得知此事後，威脅勞合·佐治，要他收回成命，否則他就辭去職務。後來，此事逐漸淡化，但勞合·佐治與高級將領之間的關係，因此事受到極大的、永遠的傷害。羅伯遜在給黑格的信中寫到，勞合·佐治是「一個可怕騙子」，缺乏擔任首相所必須的誠信，誤導整個內閣，把這個決定說成是法國人出的主意。[10]
1917年，戰爭政策委員會（War Policy Committee）成立，並於同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與會者有：勞萊·佐治，米爾納，寇松，勞與羅伯遜。委員會的秘書是慕禮斯·漢基爵士。在1917年10月11日，委員會召開最後一次會議，會上，勞萊·佐治批准軍方繼續帕森達勒戰役。同年12月，他對C·P·史葛（C.P. Scott）說：「如果人們瞭解情況，戰爭在明日就會停止。當然，他們不瞭解情況，也不能瞭解情況。」
幾乎所有體格適宜的男子都被徵召入伍，一千萬體能合格的男子中，有六百萬人加入軍隊。當中有七十五萬人陣亡，一百七十萬人受傷，大部分都是未婚男子，但是，還是有十六萬女性失去丈夫，三十萬兒童失去父親。[11]
勞合·佐治所建的組織，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再重新建立。正如比弗布魯克勳爵所言：「這裏沒有路標指引勞合·佐治。」
勞合·佐治出任首相後，下令進攻鄂圖曼帝國，征服巴勒斯坦。時任外交大臣、保守黨前領䄂貝爾福在1917年發表著名的貝爾福宣言，「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之家」。勞合·佐治在宣言的發表中扮演重要角色。
勞合·佐治的聲望在大戰末期達到頂點，一個重要的保守黨人說：「他隨時能做終身獨裁者。」在1918年大選中，勞合·佐治宣佈，英國必須有土地「給英雄居住」。雖然「榨乾德國檸檬」那段話並不是他說的（是艾力·格迪斯爵士說的），但是，他還是表示要德國賠償各國在大戰中的所有損失，包括養老金。勞合·佐治在布里斯托說德國工業「有很長的路要走。」，又表示英國經歷大戰後，國庫空虛，需要用德國的賠款的充盈國庫。大選接近後，他提出政綱：
最終，勞合·佐治的「國民自由黨」內閣大獲全勝，在下院707個議席中，贏得525個議席。然而，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議席由保守黨把持。H·H·阿斯奎斯的「獨立自由黨」遭遇大敗，在下院中只剩下33個議席，被工黨超過。H·H·阿斯奎斯自己也失掉議席，後來參加補選，才能再次進入下院議事，在此期間，獨立自由黨由鮮為人知的當奴·麥克萊恩統領。[13]
勞合·佐治代表英國參與巴黎和會，會上，他與法國總理佐治·克里孟梭、美國總統活羅·韋爾遜、意大利首相維托里奧·奧蘭度等人發生衝突。勞合·佐治主張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懲罰毀滅歐洲的德國，但不想完全摧毀德國的經濟及政治系統——這和克里孟梭的意願正好相反。在此期間，他說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我想我坐在耶穌基督（韋爾遜）和拿破崙（克里孟梭）之間。」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在「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裏面，批評勞合·佐治在賠款問題上的立場。在波蘭問題是，他的態度充滿爭議。人們相信，他從波爾什維克手裏挽救了波蘭。另一方面，在1919年-1920年間，他對於波蘭問題的觀點似乎波蘭是「製造問題的孩子」。[14]
大戰過後，勞合·佐治又引入一批社會改革。1918年教育法令使得學生離校年齡提升至14歲，增加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的權力和責任，同時增加委員會的資金。又為14歲至16歲青少年設立走讀進修學校，他們「有可能每個星期都被迫到學校進修一天」。[15]1919年房屋及城鎮規劃法令（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Act 1919）資助地方政府興建房屋，總共有170,000座房屋因此落成。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舉措，正如A·J·P·泰勒所言：「建立了原則，房屋是一項社會服務」。[16]私人企業在政府的資助下，興建30,000座房屋。[17]
1920年失業者保險法令（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1920）為一千一百萬勞工提供國家保險（National insurance）。這也是一個革命性的舉措，因為它把失業保險範圍擴展到幾乎每一個勞工身上。[18]法令使得四分之三英國勞工受惠。[19]在教育方面，教師的薪酬在1921年得到標準化。農業方面，政府堅持延續戰時的農業勞工的最低工資，政府還承諾，維持農產品的價格不變。[18] 1919年性別取消資格（移除）法令（The Sex Disqualification Removal Act of 1919）容許女性參選國會議員，而1920年租金法令（Rent Act of 1920）則禁止屋主大幅度加租，保障勞工權益。[20]
1920年盲人法令（1920 Blind Persons Act），補貼失業、薪酬低的盲人。[21]租金控制一直延續到戰後，政府又為失業軍人、平民設立「失業捐獻」。[17]1920年國民健康保險法令（1920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增加保險賠償金額，又進一步擴大受益人群。退休金的上限提升三分之二，外國人與其配偶只要在英國住滿十年，即可獲得退休金。過往對退休金領取者的一些資格限制，都被廢除。[18]盲人更是達到五十歲就可以領取退休金。[22]
老人退休金被政府增加一倍。政府又促進退伍軍人重新就業，建立委員會仲裁勞資糾紛。[18][23]1919年，政府建立衛生部，對公共衛生作出巨大貢獻。[18]1920年農業法令（Agricultural Act of 1920）保障佃農在租金方面的權益，[16]而1921年失業工人家屬法令（Unemployed Workers' Dependants Act of 1921）則向失業工人的家屬提供資金援助。[24]女性、年輕人及兒童僱傭法令（Employment of Women, Young Persons and Children Act）禁止鐵路、運輸、建築、製造、採礦行業僱傭還在接受強迫教育的年輕人。法令同時禁止船隻僱傭兒童充當船員。[25]
戰後聯合政府在社會改革方面的成果不俗，根據歷史學家肯尼斯·O·摩根（Kenneth O. Morgan）的說法，這屆政府在這方面的成就，比起以往任何一屆政府在這方面的成就，都要大。然而，不少改革後來都被取消了。在稱為「格迪斯之斧」的事件中，政府裁減七千六百萬的公共開支。[26]
戰後，勞合·佐治逐漸感受到與保守黨人合作的壓力。1917年，他建立一個委員會，企圖解決愛爾蘭自治問題。次年，他卻做出一個令情況惡化的決定 - 擴大在愛爾蘭的徵兵規模。老的愛爾蘭國會黨在危機後為新的新芬黨所取代，後者馬上宣佈愛爾蘭獨立。在英愛戰爭期間，英國政府引入1920年愛爾蘭政府法令，建立北愛爾蘭。次年，隨着北愛爾蘭的建立，英愛雙方簽訂英愛條約結束戰爭，建立愛爾蘭自由邦。
勞合·佐治的聯合政府中間，很快出現裂縫。自由統一黨內的傳統勢力無意引入社會改革，執政黨派因此互相鬥爭三年。不少保守黨人都不滿勞合·佐治承認愛爾蘭的獨立地位，建立愛爾蘭自由邦，又推進印度自治。同時，英國經濟衰退，國內爆發多場罷工，打擊他的威信。兩者結合起來，日後使得政府倒台。1922年6月，保守黨人得到勞合·佐治貪污的證據，並指責他為金錢出賣爵士爵位、貴族爵位和OBE勛銜。保守黨人擔心勞合·佐治會把貪污得來的金錢用在創建一個成員包括自由黨、保守黨溫和派的新黨上。此後，保守黨人通過一個法令，禁止出賣各式榮譽。保守黨人又批評他不負擔任何行政責任，從不參與內閣會議，打壓多個政府部門。
聯合政府仍未走到末路。1922年9月，恰納卡萊危機（Chanak Crisis）爆發，勞合·佐治在事件中的作為備受批評。次月，保守黨黨魁柯士甸·張伯倫決定在卡爾頓俱樂部（Carlton Club）召開會議，商討保守黨在大選對聯合政府的取態。最終，他們以187票對87票決定退出聯合政府。其中，元老貝爾福伯爵和黨魁柯士甸·張伯倫認為保守黨應該繼續留在政府內，而前黨魁安德魯·博納·勞則認為保守黨應該退出聯合政府，還說勞合·佐治的心臟不會隨着政府的瓦解而受到打擊。會上，貿易局主席士丹利·寶雲猛烈批評勞合·佐治，稱他為破壞保守黨的「活躍力量」。寶雲與不少進步的保守黨人都在道德上、根本上反對勞合·佐治與其支持者。會上保守黨人還決定，他們要在下屆大選孤軍作戰。
晚年
聯合政府倒台後，勞合·佐治在政壇還有一定影響力，不少人都預言，終有一日他會再度拜相，但這個預言最終沒有實現。在大選開始前，他和H·H·阿斯奎斯重歸於好，兩人在大選中聯手反對士丹利·寶雲。1924年大選中，寶雲領導的保守黨大獲全勝，不少支持聯盟政府的保守黨人都加入寶雲內閣，如柯士甸·張伯倫和伯肯赫德勳爵（Lord Birkenhead）。
1926年，勞合·佐治接替阿斯奎斯為自由黨黨魁。此時自由黨已大不如前，淪為國會中的第三大黨，但他還是拿出資金資助自由黨國會議員候選人，鼓勵人們提出減少失業率的意見。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協助他寫成「我們能征服失業問題」（We can Conquer Unemployment）一書。他在書中提出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解決這一問題。然而，這無補於事，在1929年大選中，自由黨只取得60個議席，而工黨則成為下院內的最大黨派，其黨魁藍斯·麥當勞上臺出任首相。同年，勞萊·佐治以55年的議員生涯成為下院之父（Father of the House）。
1931年，工黨黨魁麥當勞組成第二次國民政府，但勞合·佐治因病沒有加入政府。大選來臨之前，他試圖說服其他自由黨人退出國民政府，但只有很少人聽從，當中大部分都是與他有關聯的人。大部分自由黨人，在接下來的一年裏，在夏拔·森姆爵士（Sir Herbert Samuel）的領導下，繼續和工黨合作。到了20世紀30年代，勞合·佐治已經淡出政壇，偶爾出現在公眾視野內。在此期間，他出版他的戰時回憶錄。勞合·佐治在1934年至1935年間出任倫敦威爾斯人信託會（London Welsh Trust）的主席。[27]
1935年1月17日，勞合·佐治提出一個經濟改革方案，名為「勞合·佐治的新政」，名從羅斯福新政，當中含有凱恩斯主義的成分。[28]首相麥當勞請求他將方案呈交至內閣，因此，他在三月呈交一份一百頁的備忘錄。內閣的下屬委員會在四月至六月期間，召開十個會議，討論方案內容。[29]然而，方案無人支持。至於勞合·佐治加入政府一事，則遭到三分之二的保守黨人反對，部分內閣閣員甚至揚言，如果准許勞合·佐治加入，那麼他們就會辭職。[29]
1936年9月，勞萊·佐治到希特拉在德國貝希特斯加登的宅邸伯格荷甫拜見這位納粹獨裁者本人。希特拉在自己的相片上簽名，送給勞萊·佐治，還說為見到「勝利者」而高興。而勞萊·佐治則回應道，他為自己能夠收到如此「在生德國偉人」的禮物而感到榮幸。[30]他還參觀德國的公共工程，留下深刻印象。返國後，勞萊·佐治在9月17日的Daily Express上發表文章，文中，他讚揚希特拉，還說「德國人下定決心，不再和我們發生衝突。」[31]他認為希特拉是「德國華盛頓」，又認為希特拉重新武裝德國是爲了防禦，而非發動戰爭，他還認為，蘇俄、德國在十年內不會爆發戰爭，他更認為希特拉是尊敬英國人的，希特拉想和英國人做朋友，而英國領袖卻沒有利用這一點。[31]
1940年5月，勞合·佐治參加人生中最後一場議會辯論 - 挪威辯論（Norway Debate）。辯論中，他猛烈批評首相內維爾·張伯倫，為溫斯頓·邱吉爾上台鋪平道路。
邱吉爾上台後，邀請勞合·佐治加入內閣，但遭到勞合·佐治以自己無法和樞密院議長的張伯倫合作為由拒絕。勞合·佐治認為英國不太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勝出。[32]在不列顛戰役完結後的1940年9月，勞合·佐治寫信給貝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在信中主張與德國和談。[33]
1941年5月7日，勞合·佐治發表一段頗為悲觀的演說，邱吉爾拿他來和法國總理菲臘·貝當作比較。1942年6月11日，他在下議會發表最後一段演說，而在次年2月18日，他最後一次投票，譴責政府的福利政策。[34]
勞合·佐治頗具特色的政治勇氣逐漸為疾病所侵蝕。他保持以往的習慣，經常到位於倫敦Castle Rd.的浸信會禮拜堂，又主持多屆文化節。最後，他回到威爾斯。1944年9月，勞萊·佐治離開Churt，到Tŷ Newydd去。後者是一個農場，離他兒時成長的地方很近。他的身體更加衰弱了。勞萊·佐治那時還在擔任下院議員，但他很有可能在下屆大選失去議席，因為選區發生變動。1945年元旦，他被冊封為德威弗爾的勞萊-佐治伯爵（Earl Lloyd-George of Dwyfor）和加拿分郡德威弗爾的圭內斯子爵（Viscount Gwynedd）。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封號中的勞萊與佐治之間是有連字符號的。
勞萊·佐治在升入上院後不久就因癌症於1945年3月26日病逝，享年82歲。他病逝時，有妻子與女兒陪伴在則。在四日後耶穌受難節，他下葬於德威弗爾河畔。
勞萊·佐治的下葬地點有一塊石頭作為標記，但上面沒有碑文。後來，克勞夫·威廉士-埃利斯爵士為他修建墓地，上面刻有勞萊·佐治的侄子威廉·佐治作的碑文。墓地附近是勞萊·佐治博物館，設計者同樣是威廉士-埃利斯爵士，在1963年開始運作。
家庭
勞合·佐治風流成性，四處拈花惹草，因此獲得一個外號，「山羊」。[35]封他為「山羊」的人是基秦拿伯爵，他在一戰期間擔任陸軍大臣。他說，他之所以儘量不要在內閣說軍事機密，是怕內閣閣員回家後把這些機密告訴妻子，但勞合·佐治是個例外，因為他會把這些機密「告訴其他人的妻子」。[36]雖然如此，勞合·佐治一直沒有和元配瑪嘉烈離婚，對她的愛意一直沒有改變。[37]1941年1月20日，瑪嘉烈病逝，勞合·佐治為自己未能在她彌留之際，趕到她身邊而懊悔萬分。
1943年10月，已有80歲高齡的勞合·佐治不顧子女的反對，娶秘書兼情婦弗朗西絲·史蒂文森（Frances Stevenson）為妻。兩人在1910年初次見面，史蒂文森在次年起教導勞合·佐治的女兒。[38]兩人的戀情是在1913年初開始的。[39]史蒂文森廣為人知的原因是，她後來被出版的日記記載如日中天的勞合·佐治是如何處理各種問題的。勞合·佐治寫給史蒂文斯的信後來也被集結出版。[40]
勞合·佐治堅持娶情婦為妻一事，使得他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一度緊張。[41]他的原配夫人為他誕下五名子女 - 李察（1889年-1968年），梅爾（1890年-1907年），奧爾溫（1892年-1990年），圭內斯（1894年-1967年）及美瑾（1902年-1966年），而他的情婦大概只為他誕下一名女嬰珍妮花（1929年-2012年）。[42]
勞合·佐治有兩名子女日後從政（三子圭內斯·勞合·佐治，第一代滕比子爵和次女美瑾·勞合·佐治），都獲選為國會議員。兩人對父親都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忠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人都退出自由黨（圭內斯加入保守黨，而美瑾則加入工黨），是老自由黨衰落的標誌。
加拿大歷史學家瑪嘉烈·麥美倫是勞合·佐治的曾外孫女，專注於研究勞合·佐治在1919年和會中扮演的角色，出版書籍巴黎1919年。而英國電視節目主持人丹·斯諾則是勞合·佐治的曾曾內孫。[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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