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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是十三部儒家經書的合稱，是儒學的核心文獻，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附《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孝經》《爾雅》《論語》和《孟子》。「十三經」的整體性概念成熟於明朝（1368-1644），以萬曆十二年（西元1584年）神宗頒佈詔令欽定《十三經註疏》為完全確立的標誌；是從漢武帝（前156-前87在位）確立五經博士開始，學術潮流與政治權力不斷調整儒家經書名目的共同成果，是儒家經書的最近一次結集。[1]
十三經的內容龐雜，來源及時代不一，主要形成於先秦，既有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之前已經長期流傳的古代文獻，也有主要由戰國（前468-前221）儒家學者編寫的著述。其中一部份與孔子、早期儒家思想和其他儒家典籍的關係存在爭議， 《春秋》《周禮》《左傳》。更強烈的爭議是所謂的「偽書」問題，如今本《尚書》的部份篇目。
儒家經書的整理、加工、流傳與結集是一個非常複雜且漫長的過程，從孔子用當時已經很古老的文獻教育學生開始，直至十三經完全確立，已經跨越了兩千多年。時至今日，整理工作仍然持續。其間的合稱先後有比較正式的六經、五經、九經和相對隨意的七經、十二經、十四經等，各自涵蓋名目不盡相同的典籍。
儒學是中國從漢武帝（前156-前87）到清朝結束（1911）兩千年的官方意識形態、主流學術思想，其提倡的價值觀念、道德倫理是千百年來華人社會日常生活的普遍指導原則。儒學的核心是經學。經學即研究經書、闡發經義的學問。儒家經書既是經學研究的直接對象，也是不同時代各派儒學理論與相應的社會、人生主張及實踐得以成立的根基所在。十三經及其前身五經、九經等，是傳統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的基石，與基督宗教《新舊約全書》、伊斯蘭教《古蘭經》在其各自社會及文化傳統中的作用與地位非常類似。[2]
十三經的觀念濫觴於南宋中後期，發軔於明初，成熟於武宗正德（1505-1521）、世宗嘉靖（1522-1567）年間。萬曆十二年，神宗皇帝頒佈詔令欽定《十三經註疏》，並命京師國子監校勘印行；十三部典籍同時被朝廷尊奉為經，十三經的概念及地位得以完全確立。[1]
經者，「織縱絲也」[3]，即紡織時縱向的線。[4]古人紡織時，先將前後走向的縱線（經）撐直，再將左右走向的橫線（緯）編入，有「必先有經，而後有緯」之說，[5]所以「經」字有綱領、法則等引申義。華語中將對於人生、社會具有根本性指導意義的書稱為經，即取此義，除儒經外，如《道德經》、佛教諸經、基督宗教《聖經》、伊斯蘭教《古蘭經》等皆是；同時亦將某一領域內的重要書籍稱為「經」，如《水經》《茶經》、「武經七書」等。
先秦典籍中已有用「經」字命名的書或篇章，如《山海經》《墨子》中的《經》上下、《韓非子》中的《八經》等。一般認為，儒家所崇奉的典籍被稱為經，首見於《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自以為久矣。』」（孔子對老聃說：「我孔丘鑽研《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經典，自認很久了。」）
與經相對的概念為
歷史上部份學者認為某部儒家典籍是否算得上經，取決於這部書和孔子的關係，如其內容早於孔子存在，或經過孔子整理、解說，甚至由孔子創作。
歷史上，哪些儒家典籍能成為經，不僅是學術問題，也是政治焦點。總體上說，學術思潮趨向在先，政治權力尊奉在後。經在學術上的標準取決於某一時代主流學術思潮對典籍的偏好；政治上的標準則與帝王朝廷的尊奉、博士官制度、科舉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
《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俗稱為六藝），六藝中的《樂經》很早就亡佚了（據傳是秦朝的焚書坑儒），《漢書·藝文志》中已無此書的記載。其他五種著作就稱為「五經」。漢朝時，以《易》《書》《詩》《禮》（儀禮）、《春秋》為「五經」，立有五經博士，並收納弟子員。唐朝時，五經中的《禮經》，由《儀禮》改為《小戴禮記》，沿用至今。
後來經書的內涵不斷擴大。《後漢書·趙典傳》和《三國志·秦宓傳》中都有「七經」的記載，但未記載是哪七部典籍。後人有六經加上紀錄孔子言行的《論語》；東漢將五經加上《論語》《孝經》；五經加上《周禮》《禮記》三種說法。唐代時有「九經」的記載，後人認為是五經加上《論語》《孝經》《周禮》《禮記》或是五經加上《周禮》《禮記》並用春秋三傳即《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代替《春秋》。九經也立於學官，用於開科取士。宋代的晁公武說唐文宗開成年間，在國子學刻石，將五經中《春秋》改為春秋三傳，再加上《周禮》《禮記》《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二經」。
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提倡《孟子》之書。取《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單獨成書，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於是本為子部書的《孟子》也升格成為經書的一部分，合稱十三經。
五代十國時後蜀國主孟昶刻「十一經」，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經》《爾雅》。
也有一些人將十三經加上《大戴禮記》，稱為十四經，但影響很小。
《周易》也稱《易》《易經》，本是古代占卜之書，包括《經》和《傳》兩部分。《經》文敘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傳》為解釋卦名、卦義、卦辭、爻辭的七種十篇，稱為「十翼」、「《易傳》」、「《易大傳》」。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出現當在西周以前的遠古年代，有學者認為《經》的編訂在商末周初，《傳》作於春秋戰國，非一人一時之作。[6]古人認為經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等歷代聖人編定而成。內容廣泛記錄了西周社會各方面，包含史料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書》古時稱《書》，是記言記事的簡冊泛稱，主要記載帝王言論及活動。到孔子時代，《書》大約只殘存百餘篇，諸子百家多有引用，孔子作了整理。秦朝時民間所藏的《書》基本上被焚毀，國家所藏的《書》也毀於戰火。漢文帝時，秦朝博士伏生講授保存下來的29篇《尚書》，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稱為《今文尚書》。《尚書》的稱謂中「尚」便指「上古」，記載上起堯舜，下至東周，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
漢武帝末年。魯恭王為了拓建宮室，拆除孔子宅，從牆壁夾層中得到用秦代以前的蝌蚪文等文字寫成的《尚書》，稱為《古文尚書》，除與《今文尚書》相同的29篇外，多出16篇，共45篇。西晉後，《尚書》全部散佚。東晉時梅賾獻《孔傳古文尚書》，包括與《今文尚書》相同的29篇(但析為33篇)和另外25篇，遂流傳至今。現認為《孔傳古文尚書》是偽書。[7]
《詩經》在先秦稱《詩》，或《詩三百》，是中國第一本詩歌總集。匯集了春秋中期前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史記》認為是由孔子所編定。但學者認為是由魯國樂官所編。[8]《詩》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此書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各方面，被譽為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對後世影響深遠。漢時有魯、齊、韓三家言《詩》，後來又有毛《詩》。只有《毛詩》流傳至今。
《周禮》古名《周官》，記述了一套完整的古代官制。先秦典籍中無有徵引《周官》，漢初，河間獻王收於民間，為古文經。王莽時經劉歆整理改名《周禮》，始立博士。由於此背景，《周禮》的作者以及成書年代自古就頗多爭議。劉歆為代表的古文學派認為它是周公所作，記述周朝的官制；而何休等今文學家則指其為後世托偽之作。如今多數學者認同其成書年代可能在戰國時期，但融合了上古的資料以及作者的理念設想。《周禮》官制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其中冬官亡佚，以《考工記》補），所述政體制度宏大而縝密，多含儒家、法家、陰陽五行的思想印記，對後世的中國乃至海外（如日本）的政治實踐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儀禮》原稱為《禮》，在漢代也稱作《士禮》，對應於《禮記》而言，《儀禮》又可以稱為《禮經》，《禮記》是它的傳。到晉代才稱為《儀禮》。其17篇為各種禮儀的記錄，而未談各種禮儀的意義。《史記》《漢書》和《禮記》均稱其出於孔子[9]。唐朝時，《儀禮》在五經中的地位被較為通暢易讀，流傳較廣的《禮記》取代。今本《儀禮》17篇的順序是鄭玄採用劉向《別錄》中的次序。
《禮記》亦稱《小戴禮記》，共49篇，是先秦到秦漢時期的禮學文獻選編。最初為西漢的戴聖所纂，但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10]戴聖本是今文《儀禮》博士，《儀禮》僅17篇，所記大多為士禮，故漢朝的儒家學者雜采當時能見到的各種文獻以為己用。其內容較為駁雜，大致有記述禮節、記述政令、解釋《儀禮》、記孔子言論、記述孔門及時人事、禮節考證、通論禮意或學術、記述制度、記述掌故、雜記等十種。[11]東漢時鄭玄為之作注，其文字較為通暢易讀，流傳較廣。唐朝時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之一。
《左傳》是一部編年體的歷史著作，共三十五卷，相傳是春秋末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12]，現在一般認為該書非一人一時之作，自左丘明始，成書應於戰國中期[13]。全書按照魯國十二公的順序，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二十七年，總計255年，記錄了當時各諸候國的歷史。全書約18萬字，是十三經中字數最多者。《左傳》作為《春秋經》的補充，側重於對史實的敘述，行文生動流暢，是先秦文學、史學的傑出作品。
《公羊傳》為《春秋經》之傳，相傳是公羊高受之於子夏，在春秋三傳裏立學最早，為今文學。同《左傳》不同的是，《公羊傳》疏於敘事，而是以問答的形式闡發春秋義理。作為《春秋》的齊學，公羊學側重春秋經義的政教含義，通過歷代大儒如胡母生、董仲舒、何休等人的闡釋發揮，逐漸發展成包括大一統、尊王攘夷、三科九旨等義例的天人政治顯學，為漢朝儒術治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後因讖緯災異之學大興，廣受批判，於東漢之後衰落。
魯國人穀梁喜拜子夏為師，將子夏所教之春秋大意記下，故稱《穀梁傳》，屬於今文經。今日學者認為此書原本是穀梁喜口傳予弟子，經過穀梁喜一派的門下學者們編撰，約在漢代成書。
《孝經》是講授孝道的書，共十八章，約一千八百多字，是十三經中字數最少的。
《論語》是一本孔子的言論匯編，為孔子弟子與門下學者所作，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文獻，故為儒家重要經典之一，在四庫全書中為經部。
南宋朱熹將《孟子》與中庸、大學及論語合稱四書。是最晚加入十三經者，原本《孟子》是子部書。
「注」是指對十三經的字句進行註解，又可稱之為傳、箋、解、章句。「疏」則是對「注」的進行再註解，又稱義疏、正義、疏義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著錄的「經部」書籍達一千七百餘部，約兩萬卷。一卷以一萬字計算，估計約有二億字，這尚不包括四庫全書未收之書。
自西漢以來，經書被確立為國家經典，宋代以來又被定為科舉用書，成為讀書人之必讀。故其地位崇高，影響巨大。《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14]十三經不過65萬字[15]，而關於它們的註解達到三億字左右，為原文的四五百倍。
- 《五代監本九經》，後唐國子監於932年-953年，歷時22年時間完工。同時還刻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種輔助著作，共130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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