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經歷了數千年的技術革新，發展出唐三彩、白瓷、青瓷、青花瓷、五彩等種類繁多的陶瓷工藝。英語中的「China」一詞除了指的是中國，另一個含義就是「瓷器」，由此也可看出中國與陶瓷之間的密切關係。中國瓷器不僅在古代宮廷中大量被使用，從東南沿海裏發現的南宋古沈船中，可以發現當時已經陶瓷器已被作為主要貿易品之一，並出口至亞洲、伊斯蘭文化圈、以及歐洲各國，其對中國的象徵意義，可與絲綢齊名。中國陶瓷的工藝也在悠久的國際貿易中逐漸轉播到全球各地，對世界陶瓷生產技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基本概念
中國的黏土燒製品分為陶器和瓷器兩大類別。無論燒制溫度的高低，不施釉而燒製成的粘土器物均稱為「陶器」。此外，雖有施釉，但在低溫下燒製成的（如漢代的綠釉陶等）也被歸入陶器一類[1][2][3]。瓷器是指在土坯中含有大量矽酸，施釉後高溫燒成的器物，與陶器不同，瓷器幾乎沒有吸水性，輕輕敲擊會發出金屬撞擊的清脆聲音。但「瓷器」與「陶器」之間的界線也並非絕對清晰。中國、日本和歐美對於「瓷器」的定義就不盡相同。在中國，不論坯土的玻璃化程度如何，在高溫下燒成的施釉土製器物一般都稱為「瓷器」。
除了茶具和古代的彩陶等個別例外，中國的大多數陶瓷都在坯土表面覆有叫做釉的一種矽酸鹽玻璃質膜體。中國陶瓷的基礎釉中，包括灰釉（以草木灰為原料的高火度燒成釉，約1,200攝氏度以上）和鉛釉（含有鉛成分的低火度燒成釉，約800攝氏度左右）。根據原料中金屬成分的種類和燒制方法的不同，釉體會呈現出各種各樣的色彩。根據窯爐內的燃燒產物中所含的游離氧與還原成分的百分比不同，陶瓷的燒成氣氛分為氧化氣氛和還原氣氛兩種。後者就是游離氧不充分的氣氛下的燒制方式。在缺氧狀態下的燒制過程中，胎土或釉中的氧元素會游離出來，氧化鐵會還原成氧化亞鐵。青瓷就是指釉中含有的少量鐵元素從氧化鐵轉變為氧化亞鐵而導致的顏色變化，如在氧化氣氛下燒制，就會產生黃色元素。釉中如鐵含量高則為黑釉，如使用銅為着色劑，則為紅釉，如含有鈷，就是琉璃釉。白瓷並非指白色釉，而是在白色的坯胎上塗以含鐵量低的透明釉後燒製成的瓷器。鉛釉本身是透明的，但使用了氧化銅後就成為綠釉，使用了氧化鐵則成褐釉，使用鈷的便是藍釉。三彩便是鉛釉陶瓷的一種，是指在同一種陶瓷上使用了綠、褐、藍等三種以上釉的陶器（有時僅有兩種釉也被稱作「三彩」）。清代以後，民間又創造出多色彩釉的工藝[4]。
青花從字面解釋就是「青色花紋」，是指在白底上繪以藍色圖紋的瓷器。青花瓷採用了「釉下彩」，即在白坯上施色再塗透明釉的工藝做法。使用氧化鈷顏料在坯胎上繪出圖案後塗上無色釉，在高火燒成後顏料會呈現青藍色。同樣原理的釉下彩中，如使用了鐵元素顏料就成為鐵繪，使用銅元素就叫做釉里紅。五彩與前述的三彩不同，是在白瓷的釉面上以多種顏料繪圖（不一定為五種顏色）的瓷器。首先在白底上施透明釉後高火燒成，然後在釉上繪圖，再放入被稱為「錦窯」的小型窯爐進行低溫燒制。由於分別在釉面的上下兩層，因此也有將五彩和青花並用的瓷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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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之例）唐三彩梅花紋壺 -
（白瓷之例）白瓷鳳首瓶 五代 -
（青瓷之例）青瓷鐵斑文瓶（飛青瓷花生） 元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 -
（青花之例）青花唐草文盤 明 檀香山美術館 -
（五彩之例）五彩龍仙人紋尊形瓶 明
- 碗 - 茶碗、飯碗等。
- 盤 - 大皿。小皿又稱作「碟」。
- 瓶 - 壺形容器中，口小或者細長者。有梅瓶、玉壺春、瓢形瓶、蒜頭瓶等各類形狀。
- 壺 - 帶有出水口和手柄的容器。
- 盆 - 包括面盆、花盆等較深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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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碗 -
盤 -
玉壺春 -
梨形瓶 -
蒜頭瓶 -
壺 -
僧帽壺 -
雞首壺 -
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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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 - 一部分壺、瓶等在肩部會作出耳狀。既可以有裝飾的效果，同時也有便於手持或者繩索固定之用途。
- 高台 - 缽、碗、盤、水注等的下方基礎部分。高台的內側往往有銘文，在鑑定文物時可以用作參考。
- 開片 - 在青瓷中常見，因胎土與釉的收縮率差異，導致在釉表面產生的細微裂紋。
發展沿革
中國陶瓷的精密製造技術和悠久的歷史傳統在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其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人類物質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對象[6]。在不斷接受西亞等外國美術的影響中，中國陶瓷保持着獨一無二的特色和極高的技術水準。在朝代頻繁更替的中國悠久歷史長河中，中國陶瓷的傳統得到了固守，形成了一部連續一貫的陶瓷發展史。
中國陶瓷的歷史開始於新石器時代。雖然目前仍無法確定中國最早期的土器出現於何時何地，但根據對出土文物的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檢測結果，大約在1萬年前已出現了原始的燒制土器（後文也提到，目前有報告稱最早的土器可追溯至2萬年前）。中國陶瓷的一大特色就是，早新石器文化期，人類已開始使用窯來燒制土器，比原始的普通土器燒制更進一步，通過使用窯爐燒制，可以達到更高的溫度，因此可以獲得硬度更高的陶器。此外，通過對胎土的挑選，燒制溫度以及窯爐內供氧量的調解等技術，人們已經生產出灰陶、黑陶、白陶等富於變化的品種。另外，通過使用陶輪，已能製作容器壁厚薄一致的陶瓷器。另一個特色就是施釉陶的開發。在世界陶瓷史上，不依靠國外的技術引進而獨自開發出施釉陶技術的地區只有西亞、埃及地區和中國[7]。中國早在殷中期（即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已開始有意識地在陶器上施以灰釉，生產施釉陶。儘管對於這時期的施釉陶能否被視為「瓷器」這一點還有分歧，但一千多年後的後漢時期（2世紀）已有了真正意義的青瓷器，即「古越瓷」。唐代的陶瓷工藝代表作「唐三彩」仍不是瓷器，其在釉中使用了鉛後用低火燒成，大量作為墳墓隨葬品或建築材料使用，並不能用於日常生活。
宋代是中國陶瓷發展的一個高峰。當時的朝廷設置了多處官窯，其中定窯白瓷、汝窯青瓷等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其產品在器形、色調等方面都堪稱經典。同時，華南華北各地也有磁州窯、耀州窯、龍泉窯、建窯、吉州窯等各具特色的瓷器生產據點，其中最有影響力，也引領了此後中國陶瓷史發展的就是江西省的景德鎮窯。元代，中國開始生產使用鈷元素顏料的青花瓷，並大量出口，成為在伊斯蘭世界和歐洲大受歡迎的熱賣商品。
明代，景德鎮窯成為中國陶瓷業的中心，大量生產青花和五彩等帶有繪畫裝飾的陶瓷品。從明末到清初，景德鎮的民窯和福建的漳州窯等生產出口了大量與官窯風格迥異的瓷器，遠銷至葡萄牙、荷蘭、日本等地。到了清代，使用了七寶技法的粉彩（琺瑯彩）技術被研發成功，開始在瓷器的表面進行繪畫塗色等工藝。隨着技術的進步，各種各樣的色釉被開發出來，中國陶瓷在成形和施釉技術、描繪技法等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然而在這之後，隨着清末民初社會動盪，戰亂不斷，陶瓷行業的整體水平也出現了明顯的下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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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以來將新石器時代的燒制器物都稱作「陶」，並根據表面顏色進行分類。陶器主要可以分為紅陶、灰陶、黑陶、白陶、彩紋陶器（彩陶）等大類。白陶主要使用高嶺土（矽酸鋁）製成土胎，並在高火中燒制。灰陶與黑陶是在高火的還原氣氛中燒制，並在陶器表面吸附碳粉而成。上述三種陶器，都需要精製土胎、高火窯爐和長時間的燒制等條件，因此可以代表當時較高的技術水平。另外，在出土文物中，無法歸入上述各類陶器的粗製土器，被後世研究者稱為「粗陶」[9]。
中國直至20世紀，才確認了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存在。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現為三門峽市）發現了彩紋陶器[1]。因此，新石器時代的彩紋陶器曾一度被稱作「仰韶陶器」或者「安特生陶器」。而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多被劃分為以彩紋陶器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和此後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但在後期的各地考古中發現，彩紋陶器並非仰韶文化所獨有，因此不適宜將之稱為「仰韶陶器」[10]。在中國西部的甘肅省也發現了彩紋陶器，因此安特生等歐美學者認為彩紋陶器發源於西亞地區，通過甘肅傳播至黃河流域。對此，中國學者主張中國的陶器文化是固有的自生文化。通過放射性碳元素的測定實驗，目前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陶器是在中國獨自發生並進化的。另外，彩紋陶器不僅在黃河中上游流域和甘肅等地存在，也在黃河下游以及江南等地出現，因此被認為是中國各地普遍存在的特有陶器文化[11]。
目前對於中國史前時期的陶器研究，仍有大量的真空地帶，可能隨着今後的考古發現而發生重大的變化。2012年6月29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誌刊登了北京大學研究人員的成果，科研人員對江西上饒萬年縣的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陶器碎片進行了年代測定，確定陶器距今約2萬年[12]。除仙人洞外，出土了初期陶器的地點還包括廣西桂林的甑皮岩遺址和河北保定徐水縣南莊頭遺址等。上述地點的出土文物經放射性碳元素測定法或熱釋光法等檢測，被認定為製造於約1萬年前。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陶器碎片在復原後，發現是一個圓底的壺形土器，表面有繩紋，土胎中含有石英顆粒等，是一個比較粗糙的陶器[13]。這一時期的陶器製作方法目前尚不確定，但根據雲南省或泰國等地的民俗考察，專家推測可能是使用了「倒扣覆燒技術」。所謂「倒扣覆燒」，就是在成型乾燥後的土器周邊覆蓋稻草，再以粘土密封成窯爐進行燒制[14]。
以完整陶器形態出土的遺址包括河北武安的磁山遺址和河南新鄭的裴李崗遺址（均在公元前7000 - 5000年左右）、浙江餘姚的河姆渡遺址（公元前5000年前後）等。這些地區的出土陶器都沒有使用陶輪，都是通過手捏定型，大致在700〜900度的火溫下燒制的。磁山和裴李崗的陶器為赤褐色的紅陶，表面有打磨過的痕跡。而河姆渡的陶器為黑褐色，表面有動物或植物等圖案，並塗了漆，但仍然沒有發現彩陶。裴李崗遺址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窯爐遺蹟。窯爐的平面如一把帶柄的鏡子，為橫穴式，窯下部為燃燒室，上部為燒成室，在分隔上下部的隔層上安置着待燒制的陶器半成品。這一窯爐結構屬於相當先進的水平，可以推測在此以前還存在更為初級的窯爐形態，但目前尚未得到確認[15][16]。
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黃河中、上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陝西省）、仰韶文化（陝西省、河南省）、甘肅的馬家窯文化（又稱甘肅仰韶文化、甘肅省、青海省）、黃河下游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山東省、江蘇省）、龍山文化（山東省）、江南地域的河姆渡文化（浙江省）、馬家浜文化（上海市）、良渚文化（浙江省）、四川的大溪文化（四川省、湖北省）、長江中游流域的屈家嶺文化（湖北省、河南省）等多個文化紛紛湧現，出土了大量彩陶、黑陶等具有特色的陶器[17]。
老官台文化（公元前4500年左右）中發現了灰陶。灰陶的製作需要高溫的還原氣氛燒製法，因此可以推測當時已有窯爐的存在[18]。仰韶文化分為以半坡遺址（西安郊外）為代表的半坡類型（公元前4000年左右）和以廟底溝遺址（河南省）為代表的廟底溝類型（公元前3300年左右）。半坡遺址中發現了環壕聚落遺址群以及公墓和窯爐遺址。半坡遺址也出土了彩陶，但大多數出土陶器多為粗陶，彩陶僅佔全部的5％左右[18]。甘肅的馬家窯文化分為馬家窯類型（公元前3000年）、半山類型（公元前2600年）、馬廠類型（公元前2200年）等，以彩紋陶器為特色。此後的甘肅陶器的代表還有齊家文化、辛店文化等[18]。黃河下游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000 - 2300年）以山東省泰安市的大汶口遺址為代表，初期以紅陶為中心，也有少量彩紋陶器、灰陶和黑陶。中期以後主要以灰陶、黑陶為主，也出現了白陶[19][18]。大汶口文化後繼之而來的是龍山文化（公元前2400 - 2000年），其代表為山東省章丘市的城子崖遺址，出土陶器的特點是使用了陶輪成型的薄壁黑陶[20][21]。馬家浜文化（公元前3600 - 2700年）以嘉興市馬家浜遺址為標誌，與之後在上海青浦區發現的崧澤文化構成連續，主要以紅陶、灰陶以及陶輪成型的黑陶為特點[21]。良渚文化（公元前2750 - 1890年）以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遺址為標誌，其主要出土黑陶[19][21]。大溪文化（公元前4000 - 3000年）以紅陶為主，也有少量黑陶和白陶[22][21]。屈家嶺文化（公元前3000 - 2500年）的特點在於薄如蛋殼的黑陶以及彩紋陶器[2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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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遺址出土豬紋陶缽，浙江省博物館藏 -
彩畫鳥魚石斧文甕 仰韶文化 -
彩紋陶器 仰韶文化半山類型
殷商時代（公元前17世紀 - 11世紀）的陶瓷史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工施釉的原始瓷器的出現。在高溫燃燒的窯爐中，將燃料木材的灰與土胎中的矽酸結合，會在陶器表面產生玻璃狀的薄膜。這被稱為「自然釉」[24]。在朝鮮半島和日本的陶器中，首先經歷了窯內木灰的自然釉階段才進入施釉陶時代，但中國各地絕大多數都沒有經過自然釉階段，直接出現了人工施釉並長時間高火燒成的陶器[25]。
如上文所述，在中國、日本和歐美等地，「瓷器」的定義原本就有差異。中國將施釉後高火燒成的器物一律稱作「瓷器」。對於殷代的施釉陶，中國稱作「原始瓷器」，而日本對此一般叫做「灰釉陶器」[26]。
原始瓷器出現在殷代中期的公元前1500年左右。從一同出土的青銅器的樣式來看，能夠被確實認定為殷代中期作品的原始瓷器主要有河南省鄭州市銘功路殷墓出土的灰釉大口尊。此尊在黃灰色的土胎上刻有圖案，並施以灰釉，釉呈黃綠色。此外，河北省藁城台西遺址、江西省吳城遺址等也出土了殷代的原始瓷器[27]。原始瓷器的誕生過程目前尚不清楚，但有觀點認為與新石器時代後期在華南地區出現的印紋硬陶有一定關係。所謂印紋硬陶，是在土器表面印有圖案後以高火燒制的陶器，其從圖案、土胎、高火燒成這幾點來看與原始瓷器有一定關聯性[26]。上述的吳城遺址也發現了後世龍窯（利用斜坡建造的一種窯體）的雛形，並從中發現了原始瓷器的碎片與印紋陶器混雜在一起[28]。然而，從殷代遺址出土的陶片中，原始瓷器僅佔一小部分，並沒有被大量生產[29]。殷代原始瓷器的器形與同時代青銅器的共同點較少，主要以壺、豆、尊為主[30]。
殷代陶瓷中的另一種著名品種就是印紋白陶，但遺存於世的數量非常稀少。在白色的高嶺土土胎上刻入細密的圖案，並以高火燒製成高硬度的器物，無論是器形還是圖案都與同時代的青銅器相似。美國弗瑞爾藝廊收藏的白陶雷文罍就是典型的印紋白陶，但類似的完整陶器非常罕見[31]。
進入西周（公元前11世紀 – 771年）後，原始瓷器的數量開始增多。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大規模挖掘殷周時代的遺址，從西周一代的墳墓的出土品，可以明確地為西周原始瓷器的發展史進行斷代。河南省濬縣辛村遺址（貴族墓群）、河南省龐家溝周墓、安徽省屯溪周墓、浙江省衢州市土墩墓、江蘇省句容市浮山果園土墩墓等出土了大量原始瓷器。從數量來看，儘管華北地區也有原始瓷器的出現，但華南地區的出土量佔了絕對多數。但華南和華北在出土品的器形和釉等方面沒有大的差別。因此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原始瓷器是在華南和華北分別生產的，另一種認為這種陶器主要在土原料和木材更為豐富的華南燒成，然後運往華北[32][33]。
原始瓷器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持續有生產，但直到後漢時代的公元2世紀，才出現了能與後世的瓷器相媲美的青瓷。這主要是由於從殷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先進生產力主要關注青銅器的研發，導致陶瓷器的生產工藝的改良比較緩慢[30]。
春秋戰國時期的江浙一帶出土了大量的原始瓷器，但同時代的華北地區卻幾乎沒有發現同類陶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發現了40多處燒制春秋時期原始瓷器的窯爐遺址。該縣皇墳堆（圓墳）出土了27件原始瓷器，卻有發現任何青銅器。從此可以看出，在華北地區關注青銅器生產的同時，華南地區主要生產原始瓷器。目前，在華南的原始瓷器中發現了模仿同時代青銅器的陶器，例如嘉興市海鹽縣的土墩墓出土了一組13件的編鐘，還有45件原始瓷器的樂器。上述樂器與青銅器非常近似。從南朝起到唐代，江浙一帶就是生產越州窯青瓷的主要地區，而研究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瓷器就是後代青瓷的起源[34]。
到了戰國時代後，江南地區仍然大量生產原始瓷器。器形分為青銅器複製品和日常生活容器等兩類，窯址主要包括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進化鎮和紹興市紹興縣富盛鎮等地的20多處。從殷周開始直到漢代長期存在的原始瓷器，以前一直被認為僅僅是戰國時期的文物，但在1949年後的各地考古成果發現了春秋時期的原始瓷器，因此從殷周到春秋戰國為止的原始瓷器發展史就更為清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誕生的原始瓷器在戰國中期發展到頂峰，之後就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在這過程中，似乎原始瓷器在一段時間出現了斷層，例如公元前3世紀左右就沒有發現過原始瓷器的出土品。漢代以後，雖然又出現了原始瓷器的技術，但無論是技法還是釉調方面都比戰國時期出現了明顯的倒退[35]。
戰國時代的陶器除了原始瓷器外，還包括華北地區的加彩灰陶。灰陶是在高溫的還原氣氛下燒成的，其歷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但在灰陶的器表以紅、白、黑等顏料繪畫或刻入紋樣的加彩灰陶則出現在春秋時代。與新石器時代在燒成前畫上圖案的彩陶不同的是，加彩灰陶是在燒成後進行着色和繪圖的。河北省保定市易縣的燕下都遺址是戰國後期的都城，從該處的古墓中發掘出了大量作為隨葬品的加彩灰陶。這些陶器的器形與青銅器或漆器相近[36]。
戰國時代比較有特色的陶器是在河北省平山縣中山王墓出土的黑陶。這批黑陶形狀與當時的青銅器或漆器類似，器表黝黑光亮，經過精心打磨，在形態和質感上非常接近金屬器物。在黑陶器的表面有一種被稱為「磨光紋」的特殊紋樣。所謂「磨光紋」，不施色彩，在成型後的器面上以竹製或木製工具磨出紋樣，隨着光線的照射角度變化，而在黑色陶器的表面呈現出黑色的紋樣[37]。
以低火度燒成的色澤鮮艷的鉛釉陶器在漢代以後非常發達，並在唐代誕生出了唐三彩這樣的經典，而戰國鉛釉陶器的代表作就是收藏於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藝術博物館的綠釉蟠螭紋壺。該壺從器形和紋樣上被鑑定為戰國時期出品，出土於洛陽金村韓君墓。但戰國時期的鉛釉陶器目前僅此一例，且對其沒有詳細的記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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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歷時僅十餘年，但在中國陶瓷史上仍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即舉世聞名的秦始皇兵馬俑。坐落於西安郊外驪山腳下的秦始皇陵以東發現的三個兵馬俑坑中挖掘出了陶製戰車百餘乘、陶馬約600匹、兵俑約8,000座，所有兵馬向東排列整齊，氣勢恢宏。兵馬俑從工藝上分析，屬於加彩灰陶。兵俑身高在1.75~1.86米之間，陶馬高約1.6米左右。儘管出土後兵馬俑表面均呈灰色，但製作當時均以多種色彩繪製。兵馬俑從衣着、武器、容貌和表情上都因人而異，用色豐富多彩，體現了當時高水平的燒制技術[39]。
進入漢代後，中國陶瓷史上誕生了真正意義的瓷器——青瓷。此外，原始瓷器、加彩灰陶、黑陶、鉛釉陶器等也在繼續發展。從殷周直至春秋戰國，中國各地主要以發展青銅器文化為主，陶瓷的生產技術並沒有取得顯著的進步。但到了漢代之後，由於出現了青瓷這一划時代的技術革新，陶瓷的發展史也翻開了嶄新的一頁[40]。
原始瓷器在漢代仍有生產，但如前述，公元前3世紀左右曾出現過原始瓷器消失的真空期。此外，一部分研究認為，漢代原始瓷器在技術上與戰國時代相比出現了倒退。作為漢代原始瓷器的典型作品，就是僅在上半部施釉，下半部露出紅黑色胎土的陶壺。據研究，這類作品出現於西漢後期到東漢前期。作為西漢前期作品的代表物就是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的出土品，但其仍屬於印紋硬陶的延伸，與前述的紅黑色胎土的陶器並非同類[41]。
儘管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殷商就已經產生了原始瓷器，但能夠被稱之為青瓷的瓷器則直到東漢（公元2世紀）方才登場。早期的青瓷窯主要分佈在浙江省上虞和寧波等地。這一時期的青瓷器，在器表施釉一層高溫下燒成的釉，釉色多呈青色或黃綠色，器表光滑，不易污染。從胎土原料、釉、燒成溫度等來看，它與前漢之前的原始瓷器都有明顯的差別。青瓷之所以呈青色，是在釉中含有的少量鐵在還原氣氛下燒制後產生青色所致。青瓷釉的成分與灰釉並無根本差異，但由於燒成技術和窯構造的進步，使得燒制溫度可以被調節，最終產生了青瓷這種真正意義上的瓷器[42][43]。
除灰釉外，中國陶瓷的另一大基礎釉種就是鉛釉。鉛釉陶器大致在700〜800度左右的低火中燒制，呈色劑中使用了氧化銅（綠色）或者氧化鐵（褐色、黃色），因此分為綠釉和褐釉。後世的唐三彩也屬於鉛釉陶器的一類。如前所述，雖然戰國時期就已經發現了綠釉陶的出土物，但真正意義上的鉛釉陶器則是在漢代以後開始生產的。綠釉陶、褐釉陶往往不用於生活用品，而是被用作明器（墳墓中的隨葬品）。器形上多為壺、鼎、酒尊等容器，以及犬、虎等動物造型，乃至樓閣、房屋、井戸、灶台等，反映了當時人希望在來世也能有生前一般的生活方式[44]。
作為明器的一類，漢代也有大量加彩灰陶。其中的代表為繪有雲氣紋的彩色陶壺，另外也有作為隨葬品的陶俑[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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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彩灰陶女子俑 -
綠釉騎馬人物紋壺 漢 -
綠釉博山酒尊 -
灰釉樓閣 -
加彩灰陶方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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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簡要介紹三國時期（222-265）、西晉和東晉（265-420）、五胡十六國（304-439）、南北朝（420-589）等時期的陶瓷史。漢代產生的青瓷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革新。以浙江為中心的地帶出土的青瓷中可以發現從三國時代直至西晉、東晉時期的物品。這類青瓷被稱為「古越瓷」，以便於與後代（晚唐—北宋）的越州窯青瓷相區分[46]。這一時代遺存於世的青瓷主要以墳墓中的隨葬品為主，但尚不清楚青瓷作為日用品的主要用途。在種類方面，一般以壺、盤居多，也有一種特殊的「魂瓶」（又稱「堆塑罐」）[47]。魂瓶就是即在容器上端有獅子、虎、羊等動物或者樓閣人物等造型的陶壺，是這一時期特有的器物[47]。上述在隨葬品中獨有的器種從吳國起到西晉為止非常發達，從東晉以後此類隨葬品開始減少，而生活實用品逐漸增加。此外，這一時期獨有的陶器還有壺嘴類似雞頭的天雞壺。天雞壺既有帶壺柄的，也有不帶壺柄的，主要產於東晉以後直至南朝時期為止[48]。此外，許多天雞壺中，雞頭形狀的壺嘴僅為外觀，實際上與壺體並無空孔相通。另外還有一部分將壺口邊緣做成盤狀的盤口壺也在這一時期出現。南朝時期雖然也有青瓷出現，但像吳和西晉時代用作隨葬品的特殊器種已經消失，絕大多數陶瓷都被用於生活實際用途[49]。以浙江省北部的德清窯為代表的各地窯爐也逐漸開始帶有各自的特徵，但其具體內容仍有待今後考證。從東晉時代起，華南地區也開始生產黑釉瓷[50]。
與之相對的中國北方在6世紀初葉之前並沒有非常顯著的陶瓷技術，從漢末到魏晉直至五胡十六國時代，都未發現有代表性的出土品[51]。進入6世紀後，北魏各地民間流行厚葬，而鉛釉陶（綠釉、褐釉）作為隨葬品再次出現，其中還有加彩灰陶的人物或動物俑[52]。北魏東西分裂後，在東魏也發現了黑瓷、青瓷等瓷器[53]。在短命的東魏滅亡後，北齊開始出現了白瓷[54]，但在西魏及其後的北周都沒有發現有大規模的製陶活動[55]。北朝青瓷的典型代表是使用了大量貼付紋樣的大型瓷瓶。河北省衡水市景縣的封子絵墓中出土的青瓷蓮瓣紋瓶（北齊）便是比較有名的一例。與越州窯等南方製造的青瓷相對，耀州窯（唐-宋）等北方地區出產的便被稱為北方青瓷，而該瓶就是宣告北方青瓷誕生的重要里程碑。墓主封子絵逝於563年，並在565年落葬，因此該瓶的生產年代也大致可以確定為這段期間。瓶高約70厘米，在足部和瓶身上都有蓮花瓣形狀，器形複雜，而且在器表都有浮雕、線刻、貼花等紋樣圖案。瓶的釉調發黑，與南方青瓷明顯不同[56]。從北齊一代起，白瓷已經誕生。初期的白瓷產地中最為知名的是河北省的邢州窯。邢州窯窯址位於河北省邢臺市臨城縣和內丘縣等，最初的產品主要以青瓷為主。白瓷是在精煉的白色胎土上掛透明釉高火燒成的瓷器。為了掩蓋胎色較暗的缺點，北方陶工學習南方製瓷經驗，在胎上施以白色化妝土。邢州窯白瓷從隋代起進入成熟期，歷經唐代，一直延續至五代[57]。目前已發現有可靠記年的最古老的白瓷，就是北齊武平六年范粹墓出土的多件白瓷隨葬品，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和長頸瓶等。但上述瓷器與邢州窯之間的關係還有待考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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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蓮瓣紋瓶 北朝 -
青瓷獅子形燭台 西晉 -
青瓷虎子 西晉 上海博物館 -
黑釉天雞壺 西晉 - 東晉
隋唐兩代繼續生產發展前代以來的青瓷、白瓷、黑釉瓷和鉛釉陶等。到了8世紀末，陶瓷器已經進入了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同時，陶瓷器也開始成為出口海外的商品之一。從東南亞和西亞等地的考古中，發現了大量唐代青瓷和白瓷，可見唐朝的陶瓷器已經在國際上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和商用價值。唐代陶瓷器的代表之一就是色彩華麗的三彩陶器（又稱「唐三彩」），這種陶器用低火度燒成，主要還是用於隨葬品，並不是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的陶器[58]。
由於隋朝僅存續了30多年，因此目前尚未發現隋代陶瓷是否發展出了時代特徵。這一時期的出土品包括河南省安陽市的張盛墓（595年葬）和同市的卜仁墓（603年葬）中的瓷器。上述兩個古墓中都出土了北方的青瓷，而且張盛墓中還發現了白瓷質地的武士俑[59][60]。
越州窯亦稱越窯，代表了中國當時青瓷生產的最高水平，主要分佈在浙江省慈谿、上虞、餘姚、鎮海、黃岩、紹興、湖州等地，以慈谿上林湖及附近的上岙湖、白洋湖為中心，上述各地生產出的青瓷統稱為越州窯青瓷。唐代陸羽的《茶經》一書中，就品質優良的茶器用瓷，列舉了唐代七大瓷窯：越州、鼎州、婺州、岳州、壽州、洪州、邢州。上述七大名窯中，除鼎州窯的窯址尚不明外，其餘六個都大致得到了確認。其中邢州窯為北方的白瓷窯，從北朝開始延續至五代十國。其餘五窯都在南方，均以燒制青瓷為主。婺州窯在浙江東陽市，岳州窯在湖南省岳陽市湘陰縣，壽州窯在安徽省淮南市，洪州窯在江西省豐城市曲江鎮。婺州、岳州、壽州、洪州等窯址都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過考古確定的。除婺州窯一直延續到北宋外，其餘各窯都在唐末到五代時期逐漸衰落[61]。
越州窯青瓷在陸羽的茶經中名列七大名窯之首，晩唐詩人陸龜蒙也在《秘色越器》的詩中讚頌當時的青瓷釉色之美，猶如「奪得千峰翠色來」[62]。「秘色」用於青瓷中的精選精品，在日本文學巨著《源氏物語》中也有相應記述。1987年在陝西省寶雞市扶風縣法門寺地宮的重大考古發現中，出土了14件青瓷。其輪花缽和八棱瓶上的釉色與慈谿越州窯出土的陶片相同，而且也在出土的石碑中發現了「秘色瓷」的文字。這說明早在唐代就已有「秘色越器」的稱呼[63]。
唐代的中國形成了「南青北白」的陶瓷行業格局，南方各地多以青瓷為主，而北方則主要生產白瓷。生產白瓷的窯址除了源自北朝時代的邢州窯（河北省邢臺市臨城縣、內丘縣）外，還有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定窯和河南省鞏義縣的鞏縣窯。其中的定窯在北宋時代發展成為白瓷最重要的生產地[64]。
唐代的另一個重要瓷窯是長沙窯。其位於湖南省長沙市望城區銅官鎮，又稱瓦渣坪窯。該窯被認為是《茶經》中提及的岳州窯的延續，以大量生產出口海外的陶器而著稱。長沙窯瓷胎呈灰白色，也有青灰、灰黃和醬色，火候在1200度左右。典型作品為在灰白色胎土上添加白化妝土後施加灰釉的黃釉陶。儘管釉質本身與青瓷近似，但由於在氧化焰氣氛下燒成，釉發黃色。器形方面，雖有多種器形，但以茶壺居多。在工藝方面，長沙窯的特點是釉下彩。後代的五彩（色繪）是在掛透明釉高火燒成的瓷器釉面上繪畫並二次燒制的，而釉下彩是在無釉的胎瓷上直接進行彩繪，然後再掛透明釉進行燒制。釉下彩包括使用鈷顏料的青花瓷、使用鐵顏料的黑花以及使用銅顏料的釉里紅等。長沙窯中的色釉種類豐富，包括鈷、鐵、銅等多種原料，是早期釉下彩瓷器中的傑出代表。此外，長沙窯瓷器大量出口到海外，目前在日本、東南亞和西亞等地都發現了其作品[65]。
此外，在五代後周時期，據說有一處生產「雨過天晴」青瓷的柴窯，但目前只見諸文獻，尚未發現能被確定為柴窯出品的陶瓷器[66]。
享譽中外的唐三彩是一種高溫燒胎低溫燒釉的鉛釉陶。受到唐代厚葬之風的影響，唐三彩從初唐時開始出現，到開元年間達到極盛。唐三彩窯址主要出土於以長安、洛陽等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帶，且主要用於隨葬品，但也有少量為生活用品，且有外銷。唐三彩的發現歷史並不久。在20世紀初隨着鐵路工程的挖掘，古墓中的唐三彩才得以為世人所知。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唐三彩受到歐美、日本等國專家的矚目，且在國外頻頻出展，但其實直到19世紀末，唐三彩的存在仍沒有被廣泛認知[67]。
唐三彩是以低溫（700~800度）燒釉的鉛釉陶器，在塗上白色化妝土的素燒件上施以透明釉、綠釉（氧化銅）、褐釉（氧化鐵）、藍釉（氧化鈷）等再燒。三彩並不限於三種釉色，也包括僅有兩種釉色或三種以上釉色的組合，為了說明其釉彩豐富的特點，後世稱之為「三彩」 [68]。唐三彩所用鉛釉流動性較大，可形成變幻無窮的色調，使器物表面斑駁多彩，濃淡參差。三彩還使用了貼花以及」拔蠟「等技法，豐富了器物的觀賞性。唐三彩種類繁多，十分重視器物的造型。除了長頸瓶、雙耳龍瓶、鳳首瓶、鍑、萬年壺、茶壺、盤口瓶等外，還有大量的人物或動物造型的陶器。人物俑中包括女子、武士、官員等，而動物中又有戰馬、駱駝、鎮墓神獸等。從濃厚西域風格的三彩中，也可以了解到當時的民俗等重要信息[69]。唐三彩主要作為隨葬品，埋藏於地下墓室和大型墓穴的墓道兩側[70]。在出土唐三彩的墓穴中，三彩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出土品是灰陶彩俑。例如在永泰公主墓中，發掘出陶俑777尊，而唐三彩俑只有68尊[71]。
關於唐三彩的生產時期，以前的觀點認為主要集中在盛唐（8世紀前葉），自安史之亂（755年）後開始衰退，但隨着調查的深入，目前也發現了少量7世紀墓穴中的三彩。因此，目前主流觀點認為唐三彩從初唐到晚唐始終延續，但在盛唐時期達到極盛。另外，唐三彩也存在於日本和朝鮮半島的遺址中。日本三重縣的縄生廢棄古寺的塔心中發現了用於容納舍利的容器外蓋為唐三彩。該古寺的建造年代約為7世紀後半期，因此可以推測早在公元七世紀，唐三彩就已漂洋過海，出口到了國外[72]。
唐三彩的窯址主要集中在河南省鞏義市的鞏縣窯、河北省邢臺市臨城縣和內丘縣的邢州窯、陝西省銅川市的耀州窯等地。鞏縣窯除了三彩外，也生產白瓷和黑釉瓷。邢州窯則以白瓷著稱，同時也生產三彩、青瓷、黑釉瓷。耀州窯則在宋代成為北方青瓷的代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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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龍耳瓶 -
唐三彩駱駝胡人 -
唐三彩鎮墓獸 -
唐三彩女子俑 -
唐三彩寶相華文盤 -
唐三彩寶相華文盤 -
唐三彩花紋盤 -
宋代（北宋：960年-1127年；南宋：1127-1279年）是中國陶瓷史上的黃金時代，產生了大量的青瓷和白瓷的珍品。青瓷的產地與前代相同，主要集中在南方的越州窯和北方的耀州窯等地。越州窯原來集中在浙江省北部，從北宋中期開始逐漸向浙南遷移，後世稱為龍泉窯。另外，汝窯和南宋官窯也是知名的青瓷產地。在白瓷方面，以北方的定窯和南方的景德鎮窯最為著名。定窯主要生產在氧化焰下燒制的乳白色的白瓷。景德鎮始自五代，在元代以後成為中國陶瓷的核心。但在宋代，景德鎮窯的主要產品是「青中有白，白中顯青」的青白瓷（又稱「影青瓷」）。此外，在河南省一帶，盛產在陶質胎土上添加白化妝土的仿白瓷，這一系列被稱為磁州窯。磁州窯的產品使用了剔刻、刻填、鐵繪等裝飾技法，出產了大量濃郁生活氣息的白瓷。南宋時期，福建省的建窯、江西省的吉州窯等出產了黑釉的茶碗（又稱「天目」）。這類茶具流傳至日本後被視為珍寶，對日本茶道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74]。
自古以來，汝窯、官窯、哥窯、定窯、鈞窯被並稱為宋代五大名窯。汝窯（青瓷窯）的現存遺物很少，但其瓷藝非常精良。從1980年代以後的多次考古發掘中，基本確定汝窯的中心產區在寶豐縣清涼寺。對於北宋官窯，仍有許多疑點和問題，目前對於其窯址和產品都尚無定論。哥窯的部分產品雖留存於世，但其窯址和具體情況仍有待考證。定窯和鈞窯的窯址雖已得到確認，但有學說認為鈞窯的代表性作品實為元代以後。如上所述，目前對於所謂宋代五大名窯，尚有許多疑難課題有待研究[75]。
作為青瓷名窯之一的汝窯留存於世的作品極少，目前傳世汝瓷不足百件。現存的汝窯青瓷主要收藏於北京和台北的兩家故宮博物院，其他在上海博物館、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大英博物館、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等處也有少量藏品。南宋周輝所著的《清波雜誌》中記載「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這反映了早在南宋時期，汝窯青瓷器已非常稀少。在北宋時代的文獻中提及汝窯的，只有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該書中記載了徐兢在1123年作為北宋使節出訪高麗的見聞，其中作者認為高麗青瓷與「汝州的新窯器」相似[76]。然而，目前無法確認徐所指的「汝州的新窯器」是否就是汝窯青瓷。現存汝窯青瓷的特色是，釉色淡藍失透，表面有細微的裂紋。器種包括碗、盤、瓶等，但沒有模仿青銅器的器物。大部分都不帶紋飾。其中比較有特點的「水仙盆」，即帶有足的盆狀容器，目前在台北和大阪各有一件。由於後人猜測該盆由於栽培球根植物，故得名，但真正的用途尚無確證。汝窯青瓷通體施釉，包括圈足底部，俗稱「裹足」。為實現這一效果，器物往往用極小的支釘支撐後懸空燒制，因此燒成後會在器底留有細小的支釘。[77]
長年以來，汝窯的窯址仍是一個未解之謎。1987年，上海博物館經檢測認定，河南省平頂山市寶豐縣清涼寺的窯址出土的陶片與傳世的汝窯青瓷相同。參加發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認為，汝窯並非官窯，而是民間用於納稅的貢窯。因此，一部分觀點認為，「汝官窯」這一叫法並不正確。南宋葉寘的《坦齋筆衡》中提到「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但目前仍不能明確北宋官窯的窯址和產品[78]。
與生產青瓷的汝窯同樣有名的，是以出產白瓷著稱的河北省定窯。該窯址位於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澗磁村及東西燕山村。定窯始於唐代，歷經五代、北宋直至金朝仍相當活躍，但五代以前的遺物較少。北宋的定窯白瓷，以略帶黃色的奶油色釉層為特色。據分析，這種特殊的釉色是因為燒制燃料從木柴變成煤炭，並在氧化氣氛中燒成的。器種包括瓶、壺、水注、缽、盤等多種，表面多有刻花或印花。定窯在燒造技術上的成就是發明了「芒口覆燒法」，將器物反扣過來，裝在匣缽內入窯燒造，避免了明火燒造的缺點。但由於器物倒扣在支圈上，故口沿處一圈無釉，往往需要鑲上金屬邊緣。定窯還出產黑釉、醬釉和綠釉的瓷器，還有在釉上燒制金箔的金花定碗。醬釉與黑釉相同，呈鐵鏽色，但由於含鐵量較高，釉表面產生了醬色的皮膜，故得名[79]。定窯的另一個技術進步是「火照」的使用。即用碗盤等廢坯片中間挖一孔而成，與燒制產品同時入窯，放在窯床的前後左右及中間等處。窯工用「火照」檢查燒制過程中的窯爐溫度及氣氛。當達到關鍵時刻，窯工取出「火照」觀察燒成效果，以確定溫度升降及空氣的供給等細節[80]。
鈞窯瓷器「釉具五色，艷麗絕倫」，以藍色乳光釉和窯變色彩為其最重要的特色。藍色乳光釉與青瓷相同，因釉灰中含有的微量鐵元素經還原氣氛燒成而成，其中深色者稱「天藍」、較淡者為「天青」，更淡者為「月白」。鈞窯使用銅氧化物作呈色劑，在還原氣氛下燒成了紫紅色的銅紅釉。銅元素是活潑的金屬元素，對於釉中成分、溫度、燒制氣氛都十分敏感，稍有偏離就無法成功。但如果燒製得法，釉的乳濁度和銅的呈色在窯內發生複雜的交錯變化，就會使釉色變得絢麗多彩。這就被稱為「窯變」。
鈞窯窯址的中心在河南省禹縣鈞台，故得名。但在該省平頂山市寶豐縣也發現了鈞窯系列的瓷片。因此通常將鈞窯理解為不是特定的瓷窯，而是一個龐大的系列。鈞窯作品中以盤、瓶等為主，但頗有特色的是花盆和水盤。在這些花盆、水盤底部往往刻有一到十的數字，對此學術界曾有多種解釋和推測。但目前基本認為數字與器形大小有關[81]。長期以來，大多數學者將鈞窯的開始時間定於北宋末期，但近來有不少學者認為鈞窯始於近代，而絕大多數鈞窯的陳設瓷完成於元明時期[82][83][81]。
作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哥窯的相關信息是最少的，其窯址目前尚不明。在宋代的文獻中也未發現哥窯的稱呼，因此當今的多數學者認為，所謂的「傳世哥窯」其實是元代仿燒南宋修內司官窯的產品，其釉面有斷紋，器形也與南宋官窯相似[84]。
耀州窯是北方青瓷的代表性瓷窯之一。窯址位於陝西省銅川市黃堡鎮。耀州窯起源於唐代，歷經五代、北宋，延續至金朝。該窯在唐朝也燒制唐三彩。北宋的耀州窯青瓷以橄欖綠的淺綠色釉為特點。器種包括碗、瓶、水注以及瓷枕等。耀州窯裝飾技法以刻花、印花為主，裝飾題材極為豐富多彩，包括花卉、嬰兒、魚等多種系列。對耀州窯記載比較全面的文獻是宋神宗元豐七年張隆撰《宋耀州太守閻公奏封德應侯之碑》[85][86]。
浙北地區的越州窯青瓷在晚唐時期開始恢復，但從北宋中期開始，青瓷製造中心逐漸轉移到浙江省南部的龍泉附近，並歷經南宋和元朝長盛不衰，史稱「龍泉窯」。[87]。龍泉窯青瓷大量出口海外，備受珍視[88]。南宋官窯青瓷的胎土為陶土土質，因此胎土與表面釉層的收縮率差異導致了開片的產生，而龍泉窯青瓷的胎土為瓷土土質，幾乎沒有開片，呈現淡青色薄釉，其中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瓷為龍泉窯名品，將青瓷推向一個新的高峰。[89]。
從五代起至北宋，在中國北部稱霸一方的契丹族國家遼國（916-1125），也有被稱為遼三彩的陶器、白瓷、鉛釉陶（綠釉、褐釉）等。遼代白瓷器中比較有特色的是游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壺形狀的水壺。另外，在白瓷方面比較難以區分遼國作品和定窯的作品。這是由於定窯位於偏北的定州，從10世紀中葉開始被遼國佔領，因此定窯的技術也逐漸流傳至遼國境內。此外，從北宋王朝向遼國進貢的貢物中也發現了定窯白瓷[90][91]。
江西省著名的景德鎮窯起源於五代時期，後於元明清時代成為燒制宮廷御用瓷器的重鎮，也是中國陶瓷絕對的中心。宋代的景德鎮主要在郊外的湖田窯等地燒制白瓷。其代表性作品為白色素胎上的泛青色透明釉，器表刻花。這在後世被稱為影青或青白瓷[92]。
前文中提到的《坦齋筆衡》記載，南宋官窯初在修內司，後遷至郊壇下。郊壇下是皇帝祭祀天帝的場所，位於杭州城南的烏龜山腳。另外修內司官窯的窯址不明，也有觀點認為修內司並非地名，而是官府的機關名稱。郊壇下官窯出產的青瓷有以下特點。胎土中鐵含量高，在陶器質的黑色陶土上塗以厚層的青瓷釉。由於選擇偏黑的土質，因此器物呈現深藍色，且因胎土與掛釉的收縮率不同，器物表面多有細微的開片[93]。
福建省建陽市的建窯和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鎮的吉州窯在南宋時代以燒製茶碗聞名。這種碗後流傳至日本，被稱為天目，是日本茶道中的珍品。建窯瓷碗在泛黑的陶質胎土上施黑釉，表面呈現銀色線狀紋樣。這被稱為「兔毫斑」。銀色圖案成圓斑狀的被稱為「油滴天目」，如在斑點周邊還有琉璃色的彩虹的，則稱為「曜變天目」。曜變天目極為珍稀，目前存世的只有日本收藏的三盞。吉州窯瓷碗在灰白色胎土上重疊施加黑釉和被稱為海鼠釉或者兔斑釉的灰釉，被稱為玳玻天目。玳玻即玳瑁的甲殼，因釉色近似而得名。吉州窯製品中還有在獨特的釉上通過紙型繪製特殊圖案或者在碗內側燒印樹葉形狀的木葉天目[94]。
從9世紀起，華北一帶的民間瓷窯開始生產一種被統稱為「磁州窯」的特別紋飾陶瓷品，其中尤以北宋至金代期間的產品最為有名。磁州窯系列的陶瓷基本上在陶質胎土上施白化妝土，繼而掛透明無色釉。磁州窯器形以瓶居多，但最獨特的品種還是瓷枕。紋樣不一，多為牡丹唐草紋。定窯等地白瓷因為是用白色胎土施透明釉燒成，故自然色即為白色，而磁州窯的胎土中鐵元素含量高，呈灰色，因此必須在胎土上覆白色化妝土才能達到白瓷的效果。此類代用白瓷早在9世紀就已存在，但北宋之後，陶瓷藝人反而利用灰色胎土與白化妝土的顏色差異，特地剝離部分白化妝土，以露出灰色胎土的紋樣，這種工藝稱為「搔落」。此後更進一步，發展出「白地黑搔落」的技法。即在白化妝土上再覆一層黑土，然後在紋樣處鏤空黑土露出白底，以黑白色差表現紋樣的層次感。另外還有線刻、象嵌、鐵繪、綠釉掻落、三彩等多種裝飾工藝手法。線刻的原理與搔落相同，就是在白色化妝土上刻出線形圖案露出底下的胎土本色。象嵌是指在胎土上線刻圖案，之後覆白化妝土壓實，再將表面的白色化妝土除去，這樣留在胎土圖案凹陷處的白土就會呈現圖案。這種工藝並不多見。鐵繪是在白色化妝土上以鐵器直接描繪圖案後施以透明釉層燒制而成的。從外觀上看與白地黑搔落相近，但工藝更為簡便。綠釉掻落是指在掻落瓷器上再加綠釉的器具。其中分為在白地掻落上全面塗加綠釉和僅在白地黑掻落的白地部分施綠釉等技法。除上述種類外，還有僅僅施加白化妝土而不進行其他任何修飾的「白無地」器皿。進入金代，出現了與白地黑掻落相似但不用黑土而用黑釉的黑漆掻落，以及在黑釉上用白土進行線描的黑釉堆線紋等技法。但有一種觀點認為，上述技法沒有使用白色化妝土，因此不屬於「磁州窯系」的範疇。狹義的磁州窯是指位於河北省磁縣境內的窯址。但使用了上述技法的瓷器則在華北大範圍內存在。屬於磁州窯系的瓷窯廣泛分佈在山東、江蘇、安徽、河北、河南、山西等省。雖然磁州窯得名於河北省境內的地名，但實際上大多數同類的窯址卻集中在河南省。宋代之後，磁州窯系源遠流長，歷經元、明、清，直至現代仍有發展[95]。
金代的磁州窯出現了中國陶瓷史上最初的五彩瓷（即色繪）。所謂「色繪」，即在塗透明釉後高火燒成的瓷胎上以彩色顏料繪成圖案，再次用低火燒制的技法。利用這種技法，顏料被燒印在器面上，不會剝落。這與後來明代興盛的五彩基本屬於同類技法，但此時主要用於小碗、小壺等小型器皿，且圖案較為質樸簡單。使用的顏料中，綠色和褐色也使用歷來的三彩釉，只有紅色是用鉛琉璃與鐵礦石調製而成的[96][97]。
在蒙古人統治的元代（1271-1368），中國陶瓷並未停滯不前，反而出現了重要的發展。由於當時對元代陶瓷的書面記載不多，而且留存於世的瓷器也極其罕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世人對元代陶瓷並不熟悉。因此，很多元代的瓷器往往被後人當作宋代或者之後的明代的作品。但是，進入20世紀以後，歐美學者對元代陶瓷的樣式研究有了突破，逐漸開始了解這一時期的陶瓷歷史[98]。
宋元兩代，華南的福建、廣東、廣西等地均有生產白瓷、青白瓷、青瓷的記錄，且主要用於出口。在日本被稱為「珠光青瓷」的粗製青瓷碗據稱就出自福建的南安窯、莆田窯。大英博物館中收藏的白瓷刻花寶相華唐草文鳳首瓶，造型優美，據稱是北宋（11世紀）廣州西村窯的產物，但尚未得到證實[99][100]。
元代陶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便是著名的青花瓷，即在白地上以青藍色做圖案的瓷器。青花本意為「青色的紋樣」。青花屬於釉下彩的一種，首先將成形的器物素燒後，使用含有氧化鈷的顏料在器面上繪製圖案。繪製完成後施加透明釉，並在還原氣氛中高火燒制，從而使顏料呈青色。元代使用的氧化鈷顏料主要進口自西亞地區，在當時被稱為「回青」或「回回青」（意為「伊斯蘭世界的青色」）[101]。釉下彩這種技法早在唐代的長沙窯就已出現，但在宋代並未成為中國陶瓷的主流。而釉下彩瓷主要是從元代的景德鎮窯開始興起的[102]。
元代起始於1271年，但在民間的陶瓷製造工藝上，並沒有與前朝出現很大的變化，仍然是南宋及金代陶瓷的延續。元朝特有的陶瓷出現在1300年以後的14世紀。其中能夠辨識年份的早期作品中，包括延祐五年（1318年）江西九江無名氏墓中出土的青花塔形瓶[103]。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收藏的至正11年（1351年）的青花龍文象耳瓶是元代青花中的典範之作。這對大瓶的肩部有形似象頭的雙耳，銘文中清楚寫明在至正11年被捐獻至道觀的經過。1929年，大英博物館的遠東部負責人羅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發現了此瓶。元代青花瓷器不僅保存在中國境內，而且大量地流傳至日本、西亞等地。其中，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普皇宮、伊朗的阿德比爾清真寺等處都收藏了相當精美的青花瓷器。1950年代，弗利爾美術館的J·A·坡普從西亞地區的展品中將元代型制的青花瓷挑選出來，並編制了青花瓷器編年史的基礎。戴維瓶所代表的樣式也被稱作至正樣式，其誕生的14世紀中葉，青花瓷器的樣式技法均達到了相當成熟的水平[104]。
元代除了使用鈷顏料生產青花瓷器外，還有使用紅色的銅顏料製作所謂的「釉里紅」。但銅顏料在高溫下容易氣化，很難產生鮮明的紅色，因此當時的釉里紅瓷器的色彩往往呈現暗紅。元青花的代表性器皿包括壺、水注、梅瓶、瓷盤等，還包括大口的酒會壺以及瓢形瓷瓶等[105]。元代瓷器的一大特色就是器形大，常有直徑40厘米以上的大盤。專家分析這主要是為了滿足西亞等出口地的消費需求。西亞的伊斯蘭文化圈中盛行主賓圍着大圓桌用餐的習慣，人們喜歡使用大型器皿盛放食物並分而食之[106]。瓷器的圖案以傳統的龍鳳、人物、牡丹花草等為主，即使在大器皿上也往往不留白，而習慣描繪繁密的圖案。當時在主圖案周圍也帶有蓮花瓣、如意頭、波濤等圖案，反映了西亞美術對元青花的影響。而專家推測，瓷器中的人物圖案往往多取材於元雜劇[107]。
此外，五彩的技法儘管早在金朝的磁州窯就已經誕生，但由於元代的景德鎮重點發展青花瓷技術，因此元代的五彩的發展情況仍缺乏實證材料。目前也發現一部分瓷器不使用青花，而僅在紅綠底色上描繪圖案，專家推測其為元末明初時期的民窯作品[108]。
在元代，隨着景德鎮的青花瓷獨領風騷，宋代以前頗為流行的定窯白瓷和耀州窯青瓷逐漸衰落。但是傳統青瓷產地之一的浙江龍泉窯的青瓷卻依然活躍在國內外市場上，大量出口海外。1975年在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沿海發現的沉船上的大量陶瓷貨物就是明證。相關證據顯示，此船從中國寧波港出發，在前往日本途中沉沒，所載貨物中最多的就是龍泉窯青瓷，另外也有建窯和吉州窯的天目瓷器、江南產白瓷、青白瓷等，卻不見青花瓷這一品種。南宋時的龍泉窯青瓷在白胎上塗上很厚的不透明的青瓷釉。砧青瓷釉色偏青，幾乎沒有刻花或貼花。在上述的新安海岸發現的乘船上也找到了砧青瓷[109]。到了元代，釉色偏綠，並且出現了在器物表面刻花或者貼花等裝飾工藝。這類瓷器被大量出口到日本，稱作「天龍寺青瓷」。這一名稱源于天龍寺船，也有一說認為其源於京都天龍寺收藏的貼有牡丹花紋的青瓷香爐。此外，元代青瓷作品還有在釉下散佈黑色鐵鏽斑紋的所謂「飛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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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里紅菊唐草玉壺春瓶 -
青花蓮池水禽盤 -
青花瓜竹葡萄盤 元 上海博物館 -
青花魚棱花盤 大英博物館 -
青瓷鎬有蓋壺 龍泉窯 元
明代（1368-1644）陶瓷的代表是設置御器廠（官窯），專為宮廷供應瓷器的景德鎮窯。當時華北的磁州窯與華南的龍泉窯仍在繼續發展，但在陶瓷史上佔據最重要地位的瓷器幾乎都出自景德鎮的官窯及民窯。明清兩代的帝王往往採取一代一年號的慣例，而且官窯瓷器往往會在器身上燒制如「大明宣德年制」等年代落款。因此，後世研究者往往就以各個年號來稱呼各個發展時期的瓷器，例如「成化鬥彩（又稱豆彩）」、「萬曆五彩」等[110]。
景德鎮窯早在五代時期就已出現，並在宋代就大量生產青白瓷。但到了明清兩代，景德鎮才真正成為中國陶瓷業的中心。這主要由於景德鎮具備了陶瓷原料的陶土、燒窯必須的木材、優質的水源和便利的水運條件等[111]。
明代的官府開始在景德鎮設立官窯，但準確的設立年份尚不確定，主要有洪武2年（1369年）和洪武35年（1402年）兩種觀點。至少根據景德鎮的窯址發掘調查結果，最遲在永樂年間（1403-1424）已經設立了官窯，而此前的洪武年間（1368-1398）是否存在官窯這一問題尚有爭論[112]。明代官窯採用強制徵用民窯陶工的匠役制。洪武3年（1370年），全國實行戶籍制度，國民分為民籍、軍籍、匠籍等三種登記戶籍。其中歸入匠籍的民窯陶工又稱輪班匠，每四年一次，一次三個月強制在官窯勞動。由於這一制度造成的沉重負擔，成化21年（1485年）國家改革委班匠銀制，工人可以通過向政府繳納銀兩而免除輪班的義務。隨着這一制度的變更以及貨幣經濟的發展，帶有封建性質的匠役制漸漸萎縮，官窯開始採用僱傭工人的雇役制[113][114]。
嘉靖（1522-1566）以後，為了完成大量的瓷器燒制訂單，官窯開始向民窯轉包部分訂單，這被稱為「官搭民燒」。從明末直至清初，景德鎮的民窯作品風格與嚴肅的官窯風格迥異，大量生產出口到國外的五彩以及青花瓷器。其中既有出口到葡萄牙、荷蘭等歐洲國家的瓷器，也有日本桃山時代的茶道家定製的「古染付」及「祥瑞」等東洋風格的茶器[115]。
除了青花和五彩之外，明代瓷窯也繼續生產白瓷等單色釉瓷。明代初期文人曹昭在洪武20年（1387年）所寫的《格古要論》中寫道：「白瓷為上，青花五彩甚俗。」，反映了一部分文人的審美觀[116]。但是由於出口瓷器的主流為青花以及五彩，而且國內陶瓷的裝飾手法也以彩色筆繪為主，因此白瓷已經將其主流地位讓給了青花及五彩[117]。
洪武帝朱元璋在建國次年的洪武2年（1369年）頒佈聖旨，規定宮廷內的祭祀器具一律使用瓷器。出身貧農的朱元璋倡導節約，反對在宮廷祭器中使用昂貴的金銀，而改用瓷器[118]。根據《大明會典》記載，洪武26年（1393年）官方規定，官窯瓷器應區別於民窯，採用獨特的樣式，且應當召集工人到當時的首都應天府（南京）燒制，但少量的瓷器可以在景德鎮或龍泉窯生產。由此，學者推測在洪武年間（1368 - 1398年）的應天府（南京）應該建有官窯，但尚未有實證證據[119]。近代，在南京洪武皇宮遺址出土了大量陶片，南京博物院將此事在1976年《文物》雜誌上進行了報道。出土陶片中發現了帶有五爪龍圖案的白瓷紅彩龍文皿。由於五爪龍為皇帝專用的圖案，因此專家推測該陶片是宮廷專用，也有可能是工人在應天府燒制而成的[120][121]。洪武年間的瓷器並沒有如後世一樣刻上年款銘文，但由於其式樣明顯與後期的永樂瓷器不同，因此被認定為是洪武樣式。被認定為洪武期的作品中，有青花、釉里紅、帶印花紋樣的單色釉瓷、內外分別使用不同顏色的釉底的瓷缽等。青花和釉里紅的圖案多為植物花草，而盤、缽等主要以中心的花卉與周圍的唐草紋為代表。由於當時鈷顏料稀少，因此青花瓷的釉色偏淡[122]。
1982年景德鎮珠山路的古窯址中出土了「永樂年制」的白瓷馬上杯（高足杯）殘片。由此，可以推測永樂年間（1403-1424）景德鎮已經存在官窯[123]。永樂朝的作品以白瓷和青花為主。白瓷被稱為「甜白」，在純白的素底上施以略帶青色的透明釉[124]。青花則與元代圖案繁密的風格不同，帶有大量留白，有官窯典型的花卉紋和花鳥圖案。青花瓷作品包括直徑50厘米以上的大盤以及梅瓶、壺等傳統器形，另外還有天球瓶（大型球狀壺身上有細長瓶頸）、扁壺、洗、水注等受西亞伊斯蘭文化影響較大的器形[125]。當時接受永樂帝指派七下西洋的鄭和船隊中，帶有大量的青花瓷器，這些瓷器隨後流傳至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普皇宮和伊朗北部的阿德比爾清真寺等地。永樂青花瓷採用了西亞的蘇麻離青作為釉料，其藍色較為濃厚[126]。這一時期的作品中，有帶有「永樂年制」銘款的白瓷，但青花瓷大多不帶年款，因此可以推測出當時兩種釉瓷的功能可能有所差異[127]。
宣德時期（1426-1435）的青花瓷器中也開始出現年款銘，其式樣與永樂青瓷大體相近[128]。這一時期出現了色釉拔白的圖案以及在青花上進行繪圖的技法。所謂拔白，就是在圖案部分不施釉，而在其他部分顯露釉色，例如在藍色釉底上突顯白色圖案，即藍釉白花。此外也有白瓷紅彩、青花紅彩、黃地青花等雙色瓷器。所謂黃地青花，是指先用鈷顏料描繪圖案，施透明釉後用高溫燒成，然後在底色部分再施黃色釉後二次燒制，使用了釉下彩（青花）和釉上彩（黃釉）兩種工藝。這與多種顏色圖案的五彩不同，而是將圖案與底色表現成不同的顏色。這一時期未發現大量的五彩作品，知名的有景德鎮珠山官窯址出土的五彩蓮池水禽盤以及西藏薩迦寺的五彩蓮池水禽缽[129]。
宣德之後的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沒有年款銘的作品，其風格變化並不清晰[130]。景德鎮瓷器從成化朝開始才再次出現了年款銘。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三代的瓷器特色是小件瓷器居多。從種類來看，永樂期常見的西亞風格的器形幾乎不再出現，而多為傳統器形。這一時期的官窯也開始大量生產帶有圖案的多色瓷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舉世聞名的成化鬥彩。鬥彩也稱「豆彩」，一方面其名字包含着多種色彩爭奇鬥豔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因其具有特殊的類似豆類的綠色。伝留存後世的鬥彩瓷器主要都是茶杯、小壺、馬上杯等小器具，其圖案也主要是人物、植物、動物等，尤其以母雞與小雞的圖案為著名，在歐美等地也往往以「雞杯」來作為成化鬥彩的代名詞[131]。鬥彩因其色綵帶有透明感，圖案雅致，存世作品稀少，也成為收藏家關注的種類之一。在景德鎮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大量的成化鬥彩的陶片，可以推斷出當時的工匠對鬥彩的篩選非常嚴格，如有些許瑕疵就將作品毀棄。另外在窯址出土的鬥彩與流傳的作品略有差異，色彩較為艷麗[132]。成化時期也繼續生產宣德一代的黃地青花，在弘治以後也有白瓷綠彩、黃地綠彩等作品留存至今。這一時期也繼續出產青花瓷器，在歐美也出現了相當名貴的青花瓷碗[133]。
嘉靖年間（1522-1566），隨着陶瓷生產量的擴大，官窯將大量訂單轉交民窯燒制，因此在民窯瓷器上也會刻有「大明嘉靖年制」的年款銘[134]。這一時期的五彩瓷器以橙色為一特色，其主要是通過在黃色上反覆添加淡紅色的複雜工藝而形成的。在刻有魚藻圖案的壺上，就使用了這種工藝來表現橙色的鯉魚[135]。當時除了五彩和青花之外，還有圖案與底色不同的「雜彩」瓷器，包括紅地黃彩、紅地綠彩、黃地綠彩、黃地綠彩、黃地紅彩等多種多樣的組合。其中黃地紅彩比較精緻，在透明釉之上施黃釉後燒制，之後再施紅釉並二次燒成[136]。
明代中期的嘉靖年間，景德鎮民窯中出現了被稱為金襴手的一類瓷器。金襴手是在五彩的瓷器上用金箔燒製圖案製作而成的碗、水注、瓢形瓶等作品。典型的圖案包括窗格形狀，內有牡丹、孔雀、吉祥文字等金箔圖案，外有幾何圖案[137]。明代中期的正德至嘉靖期間的彩繪瓷器在日本被稱為「古赤繪」，其特色為釉下沒有青花，僅用紅和綠等色彩繪圖[138]。這一時期的另一種作品就是三彩陶演變而成的「法花」。法花的「法」意為境界線，而「花」意為青花等圖案紋樣。普通的三彩是在鉛釉中添加銅、鐵等發色劑製作而成，由於釉質流動或滲透，導致無法繪製細膩的圖案，但法花工藝在瓷胎上用細長的胎土進行分割，使得圖案可以更為細膩精美。法花的色調與唐三彩不同，主要以青色和綠色等冷色係為主。據傳其製作地點主要集中於北方的磁州窯和南方的景德鎮民窯[139]。
嘉靖與萬曆之間的隆慶朝僅有6年，因此作品較少，風格也與嘉靖相近。萬曆年間（1573-1620）也延續了嘉靖朝的模式，大量委託民窯燒制官窯瓷器。萬曆朝的五彩中，既有以綠色等冷色調為主的淡雅的作品，也有在瓷胎表面佈滿複雜紋路的過度裝飾的作品。一般研究者認為這兩種風格分別屬於萬曆前期和萬曆後期。作為後者的代表之一。萬曆赤繪具有民窯的特點，器形與紋樣的水準不高。器形中有多角形面盆、尊形瓶，也有過往比較罕見的筆箱、筆管、硯屏。萬曆帝死後，官窯被取消，此後的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期的景德鎮就由民窯一統天下[140]。
明末清初，景德鎮民窯向國外出口的瓷器種類較多。1602年荷蘭海軍在緝拿的葡萄牙商船上發現了大量中國瓷器，此後中國便開始向歐洲大量出口瓷器[141]。萬曆時期出口到歐洲的青花瓷形式獨特，也被稱作「芙蓉手」。典型的芙蓉手瓷器為大尺寸瓷盤，中央繪有主要的圖案，周圍以蓮花瓣圖案作為修飾，整體呈現出燦爛茂盛的芙蓉花形狀，因此得名[142][143]。由於這類青花瓷常常出現在17世紀荷蘭等歐洲各國的室內畫、靜物畫等的畫面中，因此可以推測是16世紀末到17世紀的萬曆年間作品。這一時期，中國也生產了大量的五彩瓷器並出口到日本、東南亞、歐洲等地。有一種瓷器在不透明的白色胎底上用紅色和綠色描繪簡單的圖案，在日本被稱作吳州赤繪，而在歐美被稱作「汕頭瓷器」。一直以來，這類瓷器的出產地都不明確，也有說法認為其產自景德鎮民窯。但在1990年代以後，根據福建省博物館的栗建安等人的調查，在福建省平和縣的窯址中發現了這種瓷器的碎片，因此可以確認吳州赤繪來自福建省南部的漳州窯[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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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龍鳳盤（萬曆） -
法花牡丹鳳凰壺 明 -
青花花鳥盤 明末（明山手） -
青花人物盤（芙蓉手）明末 -
黃地綠彩龍盤 明 -
五彩花卉水注 明（萬曆） -
五彩牡丹盤 吳州赤繪 明末（民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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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1616-1912）的陶瓷是中國古代陶瓷的集大成者。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生產中心仍為景德鎮窯。明代萬曆帝死後一度被廢止的景德鎮官窯在康熙20年（1681年）前後再度復興。此後的康雍乾三朝是清代陶瓷最繁榮的時期。清代流行粉彩或琺瑯彩等，在瓷器器面上燒制的圖案繁密細緻，幾乎與繪畫沒有差別。除了傳統的青瓷釉和黑釉之外，也開發出了多種色釉。因此，清代瓷器在燒制技術和繪圖工藝上均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彰顯了古代瓷器工匠的最高水平。但進入19世紀以後，隨着國內局勢動盪和國力衰退，陶瓷的品質也難以維持，逐漸走向衰弱[145][146]。
清初順治年間（1644-1661），官府尚未設置官窯，主要沿襲了萬曆年間的瓷器樣式[147]。明末清初的1640年代到1660年代用於出口的五彩瓷器被稱作南京赤繪[148]。順治13年及18年（1656年、1661年），清廷兩度發佈遷界令，導致歐洲各國一時間無法進口中國瓷器，也影響到了日本陶瓷的發展。
康熙13年（1674年）的三藩之亂對景德鎮造成了嚴重打擊，因此清政府也決定復興景德鎮的生產。康熙19年（1680年），康熙帝決定恢復官窯，委派內務府總官徐廷弼、工部虞衡司郎中等人到景德鎮擔任監陶官（督造官）[149]。這一時期的官窯，由於陶工的工資、材料費、運費以及研發費用都得到了政府資金的保障，因此陶工可以安心研究開發新的工藝技術。清代瓷器以「仿古采今」為原則，一方面極力模仿宋明兩代的古典瓷器，同時也追求創造出清代特有的陶瓷[150]。清代官窯的成功發展與中央委派的督造官員有很大的關係，後世以歷代督造官的姓氏分別將其稱為「臧窯」、「郎窯」、「年窯」、「唐窯」等。康熙年間後期，江西巡撫郎廷極監管期間，景德鎮開發出了被稱為「牛血紅」的深紅色紅釉，被後世收藏家稱為罕見珍品[151]。雍正年間的淮安稅官年希堯擔任監陶官，他一年僅巡視景德鎮兩次，為了能切實管理當地的陶瓷生產，他派遣部下唐英到景德鎮督造[152]。唐英從雍正6年（1728年）到雍正13年為止一直在景德鎮督造，此後雖然赴淮安監稅，但直到乾隆21年為止，仍然兼任景德鎮的督造工作。他在景德鎮與陶工打成一片，專心開發陶瓷的新技術，並撰有《陶冶圖說》等書[153]。
康熙末年，法國傳教士弗朗索瓦兩次考察景德鎮，並在自己的書中詳細地介紹了當時景德鎮的狀況，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154]。據他觀察，當時景德鎮的陶瓷工業已經完成了精細分工，從陶土的挖掘、精製、成形、繪圖、施釉、燒制、出窯直到產品的檢查、包裝、運輸，一個瓷器的生產需要約70名工人的參與。此外，繪圖作業也有更細的分工，包括僅描繪器皿界線的畫師、描繪花卉輪廓的畫師以及填充圖案的畫師等，各司其職，達到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155]。
康熙末年，中國陶瓷史上出現了粉彩這一新技法。首先將石英粉末與鉛粉混合，並在此基礎上添加各種顏料用以繪製圖案。白色瓷器也不同於以往在白色瓷胎上施加透明釉的做法，而是直接覆蓋不透明的白色顏料。琺瑯彩與粉彩使用的技法類似，兩者的區別在於，粉彩從整形、燒制到繪製的整個工藝流程都在景德鎮完成，而琺瑯彩是在景德鎮製作的瓷胎上有內務府造辦處的官營工場繪彩。由於琺瑯彩製作過程中也有宮廷畫家的參與，因此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琺瑯彩瓷器使用進口的材料，例如含有微量黃金的金紅，並且吸收西洋繪畫的技法，用油施彩[156]。初期的琺瑯彩是在素燒（無釉）瓷胎上直接繪製。這主要是由於當時技術水平還無法再透明釉上繪圖。隨着技術的進步，雍正年間的作品出現了在透明釉上繪製圖案的作品。琺瑯彩的作品主要是碗、皿等小品物，而景德鎮窯的粉彩中包括大型瓷瓶。景德鎮粉彩中往往同時使用舊有的五彩顏料和粉彩顏料，但琺瑯彩上幾乎沒有這種做法。康熙五彩往往被稱作「硬彩」或「古彩」，而粉彩被稱作「軟彩」或「洋彩」[157][158][159]。
康熙年間除了新工藝的瓷器外，也繼續生產傳統的青花瓷、釉里紅、五彩、鬥彩等。由銅離子發色的釉里紅雖然一直存在發色偏暗的技術難題，但在清代，工匠們終於克服這一困難，生產出了顏色鮮紅的釉里紅。但由於粉彩工藝可以製造各種色彩，因此生產複雜的釉里紅在雍正朝之後就逐漸衰退。而五彩瓷中原來以紅色為主要色調，但康熙年間的五彩瓷減少了紅色的使用，相比較而言，綠色更為突出。到了雍正朝，五彩瓷也開始同時使用粉彩顏料，因此傳統的五彩工藝進入了衰退期[160]。 所謂素三彩，是在次台上不加透明釉而直接用色釉繪製圖案而燒製成的作品。素三彩大瓶在歐美各地頗有市場[161]。紅色系釉中除了傳統的銅紅色之外，還有桃花紅、胭脂水等類別。桃花紅使用多種銅紅釉，其中一部分使用氧化焰調整出微妙的色彩變化[162]。胭脂水則使用黃金粉彩。青色系釉中包括月白釉、天藍釉和東青釉等。此外還有分別施加紅釉和青釉的火炎青、火炎紅。爐鈞釉是在燒成的胎土上施加多種釉而成。黃釉中除了傳統的工藝外，還有氧化銻發色的鮮明黃色瓷[163]。雍正年間出現的茶葉末釉呈深綠色，是由鐵釉與矽酸反應後結晶化的發色結果[164]。烏金釉則呈現帶有光澤的黑色，含有鉄、鈷、錳等元素[162]。此外，清代也流行仿製宋、明兩朝的古典瓷器，也包括模仿青銅器、漆器、木雕、石器等[165]。
乾隆之後的清代中晚期，由於中國社會的混亂動盪，景德鎮陶瓷也難以維持一貫的水準，進入了衰退期[166]。
明清兩代的民窯除了景德鎮以外，較為知名的還有宜興窯與德化窯。江蘇省的宜興窯以燒制紫砂茶器聞名中外，其主要出產硃砂、紫砂等無釉陶器。福建省的德化窯則以純白的白瓷著稱，其代表為觀音像等瓷雕。德化窯白瓷也大量出口歐洲，被稱作「中國白」（Blanc de Chine）[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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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彩色花鳥方瓶 -
素三彩山水圖瓶 -
五彩人物壺 清初 -
五彩花卉盤（康熙） -
五彩花鳥盤（康熙） -
夾彩團龍雙耳瓶 -
青花釉里紅龍濤盤（雍正） -
黃地綠彩唐子文缽（雍正）三藩市、亞洲美術館 -
桃花紅盒子 -
紅釉花瓶（雍正） -
茶葉末花瓶 -
爐鈞釉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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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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