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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醫療包括對跨性別人士的身心健康問題的預防、診斷和治療,也包括性別重置療法[1]。性別肯定治療作為性別轉換中的醫療手段,是跨性別醫療的重要組成部分。跨性別醫療涉及到非常規性別、性別重置療法、(與暴力和心理健康相關的)健康風險、世界各國各地區跨性別者獲取醫療資源的不同境況等多個領域。
性別多樣性在醫學文獻中的定義是「在文化定義的特定性別規範的範疇之外的性別認同、表達或行為」[2]。數個世紀以來,性別多樣性在醫學上被視為病理性的[3][4]。直到2018年為止,世界衛生組織在《國際疾病分類》(ICD)中將性別煩躁歸在心理障礙之下[5]。性別煩躁在美國精神病學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也有收錄;在此之前的DSM版本中,性別煩躁被稱為「變性症」和「性別認同障礙」[6][7]。
2018年發布的ICD-11收錄了「性別不一致」一詞,指「個人經驗性別與指定性別之間存在顯著且持續的不一致」,其中性別多樣行為和偏好本身不作為診斷依據[8]。不過,「性別煩躁」和「性別不一致」之間的區別在醫學文獻中並不一定清楚[9]。
一些研究認為,將性別變體當作一種病症對跨性別者的心理健康會產生負面影響,且不應假設跨性別者同時還有精神病症狀[3][10][11]。其他研究則認為性別不一致的診斷對於跨性別者來說,在個體和社會層面上可能十分重要,甚至還有正面作用[12]。
因為對於醫學診斷或自我認同的跨性別者有各種不同的分類和定性方法,因此研究文獻無法明確估計跨性別經歷在人群中占比多少。近期一篇系統綜述強調,在收集跨性別者的數據時,應當將數據收集的範圍與方法論標準化[13]。
跨性別者想要在物理上性別轉換有許多選擇。這樣的選擇自1917年以來便存在了[1]。性別肯定治療可以幫助跨性別者改變其身體外貌以及性特徵,使其符合他們的性別認同。性別肯定治療包括激素替代療法以及性別重置手術。許多跨性別者選擇在物理上性別轉換,不過由於每人的需求不同,因此並沒有每個跨性別者必須進行某項治療這一說[14]。性別轉換過程中的預防性護理很關鍵,因此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於其護理標準中建議,正處於性別轉換過程中的跨性別者應有一名全科醫生的協助[14]。
在《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ICD-10)中,跨性別的診斷被稱為「變性症」(英語:transsexualism),被歸在精神障礙的分類下[15]。2018年發布的ICD-11中,該分類被刪除,並被「性別不一致」一詞取而代之,且不再被列為精神障礙之一。ICD-11關於性別不一致的描述中還說,性別變體的行為和偏好本身不是診斷的基礎[8]。美國精神病學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則將其稱為「性別焦慮」或「性別煩躁」[16]。
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於《跨性別者和性別多樣化人群健康護理標準》中給出了診斷和治療性別煩躁的一般標準。目前(2023年10月)為止,該標準的最新版本是第八版[17]。此護理標準稱:
— 《跨性別者和性別多樣化人群健康護理標準》(第八版),附錄B
非常規性別與性別煩躁不同;根據護理標準,性別不合常規不是病理性的,不需要治療。
知情同意模式(英語:informed consent model)與標準WPATH流程不同,不要求個人必須要先接受正式的心理健康或性別煩躁測試後才能接受性別肯定治療。支持該模式的人認為,以往要求的心理測試是醫療人員限制、把關(英語中稱「gatekeeping」)誰才是「真正的」跨性別者,才可以接受性別肯定醫療服務;這些測試將跨性別者非人化,將跨性別認同病理化,將跨性別經驗過度簡化[18]。知情同意模式包括醫療人員與患者雙方就醫療手段的風險和結果、目前科研界對醫療手段的認知、醫療人員如何才能有效協助患者做出決策等話題的討論[19]。
許多國家或地區都有規定當地護理標準。
雖然WPATH的護理標準要求必須接受心理測試,但心理治療(儘管十分推薦)則並不是必須的[17]。
激素替代療法應由有資質的醫療專業人士提供。WPATH的標準包括:
個人在開始激素替代療法前常被要求接受一段時間的心理諮詢,乃至一段時間的「實際生活體驗」(常按英文縮寫為RLE),以其希冀的性別角色生活,來表明自己可以在心理上適應那種生活角色。另外也有一些診所只需知情同意即可提供激素替代療法[17]。
儘管WPATH的護理標準總的來說要求個人要成年才可以接受性別肯定治療,它還是有單獨章節另外討論青少年和兒童的情況[17]。
激素替代療法主要用於緩解跨性別者的性別焦慮[14]。跨性別女性通常會接受女性化激素療法,使用的藥物通常包括雌激素和抗雄激素。女性化激素療法促使乳房生長,減少男性的體毛生長,改變身體脂肪分布,導致睾丸縮小及勃起功能下降[14]。跨性別男性則通常接受男性化激素療法,通常會使用外源性睾酮治療。男性化激素療法會停經,增加鬍鬚和體毛生長,改變脂肪分布,使皮膚更加油膩、粗糙且體味更加強烈,增加肌肉質量和性慾[20]。開始男性化激素療法三個月後還可能有其他變化,例如聲音變低和性器官變化(陰道組織萎縮和陰蒂大小增加)[14]。可能的話應由內分泌科醫生定期檢測,以確保性別轉換過程的安全[21]。
研究表明,激素替代療法可以提高跨性別男性的生活質量[22]。但激素替代療法也有其風險,自行用藥(DIY)時尤甚。一項對自行用藥人群的研究調查發現,自行用藥人群相較更可能因高血壓等既往疾病而經受藥物副作用,其期望的第二性徵的發育速度也可能不盡人意[23]。
醫學文獻表明,激素替代療法在有資質的醫療專業人士的監督時是安全的[24]。
跨性別者若要接受手術,術後需終身服用激素藥物以維持雌激素的女性化效果或睾酮的男性化效果,而不應繼續服用激素阻斷劑。術後激素的劑量通常會減量,但仍應產生足夠的效果,並且保持個人健康,使其不會隨着年齡增長而患上骨質疏鬆症[25]。
監測如催乳素水平(跨性別女性)和紅細胞增多症(跨性別男性)等與激素替代療法相關的健康風險因子對於接受激素療法的跨性別者來說非常重要[14]。
2022年7月1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發布警告稱,此前被批准用於治療性早熟的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可能會導致假性腦瘤[26]。
患者和醫生常有關於激素替代療法對生育能力的影響的誤解,比如以為激素替代療法會自動使人不孕不育。激素替代療法雖然會降低生育能力,但並非百分之百會導致不育[27]。跨性別男性懷孕和流產的情況其實已有多例[28]。因為跨性別男性和醫生可能會以為激素替代療法相當於一種避孕方式,因此向人們生殖健康這一方面的知識,清楚自己的生育選擇是很重要的。
跨性別女性可以在開始激素替代療法前冷凍精子。由於開始激素替代療法後,跨性別女性的活動精子會減少,因此凍精對於那些希望在未來想要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後代的人來說很重要[29]。另外,停止激素替代療法一段時間後恢復生育能力也可能會恢復[30]。
向跨性別青少年科普保存生育能力的知識也很重要。跨性別青少年很少會選擇保存精子,結果一些人因跨性別醫療失去了生育能力而感到苦惱[31]。
性別重置手術的目的時使跨性別者的第二性徵符合其性別認同。性別重置手術和激素替代療法一樣,也被用於緩解性別煩躁[14][32]。
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WPATH)的護理標準建議,比起激素替代療法,要接受性別重置手術應該符合更多條件。相比起可以通過知情同意這麼簡單的方式即獲得的激素替代療法,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可能需要持牌心理治療師的支持信(如陰道成形術和陰莖成形術等生殖器手術則需要兩封信)和激素治療,而生殖器手術還可能額外要求個人以其認同的性別生活12個月(即「實際生活體驗」或RLE)。WPATH標準雖然被性別診所廣泛採用,但不具有約束力。不少接受手術的跨性別者並不符合以上所有要求。
未接受治療的跨性別人群的心理健康問題(例如抑鬱症、焦慮症以及各種成癮問題)的發病率和自殺率相較普通人群都要高,因此確保跨性別者能夠接受性別肯定治療十分重要。許多以上提到的問題在社會或醫療性別轉換後多有明顯減輕或完全消失。[33][34][35][36]:2108[37]:1570[38][39]
激素替代療法與性別重置手術等醫療性別轉換手段通常會改善生活質量[40]。接受治療後,大部分跨性別者包括心理、社交和性功能在內的整體功能都會有所改善[41][42]。少於1%的跨性別者後悔接受手術[43]。
有時只接受性別重置手術是不夠的。性別煩躁以及因其引發的自殺傾向可能會持續下去,因此部分跨性別者除手術外還需要更多的醫療手段[44]。
2012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和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得出結論,由於跨性別治療的性質,不能對跨性別醫療的許多方面(尤其是手術)進行如隨機對照實驗等嚴謹的研究方法。例如,隨機選擇參與者接受陰道成形術被認為有悖醫療倫理[45][46]。
跨性別者經受的暴力和虐待水平相較順性別者更高,其身心健康因此所受的負面影響也不同於順性別人群[47]。尤其是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非歧視政策受限或未能執行,跨性別者可能因此遭受高比例的羞辱和暴力,其健康水平因而降低[48][49]。在北半球國家的研究顯示,相較順性別人群,跨性別人群在學校、工作場所、醫療服務場所和家庭中會經歷更多歧視和騷擾,說明跨性別恐懼是危害跨性別者身心健康的主要健康風險因素之一[50]。
目前關於影響跨性別者和非常規性別人士健康的社會因素的數據還比較有限[51]。儘管如此,現有研究顯示跨性別和非常規性別者更容易因醫療保健體系內外的暴力、孤立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視而健康受損且難以尋求醫療幫助[52]。
雖然預防保健十分重要,由於歧視和抹殺等因素,跨性別者要接受預防保健很困難。一項關於年輕跨性別女性接受艾滋病治療的研究發現,跨性別女性不接受艾滋病治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棄名錯稱和性別錯稱[53]。美國2008年全國跨性別歧視調查研究分析了在調查中勾選「這裡未列出的性別」選項的受訪者獲取醫療服務的經歷。超過三分之一勾選該選項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因擔憂偏見和歧視而迴避醫學治療[54]。
跨性別者可能因其性別認同與其生殖性別不一致而感到痛苦和悲傷。這種痛苦被稱為性別煩躁[55]。性別煩躁一般在個人開始性別轉換前最嚴重,在社會和/或醫學性別轉換後通常會減輕[56][57][58]。
跨性別者較順性別者更可能患有焦慮症活抑鬱症[56][57][58][59]。許多研究表明,跨性別群體中抑鬱症和焦慮症的高發率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系統性歧視或缺少支持[60][61]。證據表明,當跨性別者被接受為其認同的性別,並獲家庭支持時,這些心理問題的患病率開始趨於正常[60][61][62]。
許多研究顯示跨性別社群內的自殺率極高[56][59]。美國2015年一項針對跨性別者的研究發現,其6,450名跨性別受訪者中有41%曾嘗試自殺,顯著高於全國平均自殺率(4.6%)。這篇研究還發現跨性別者的自殺率在不同人群中有顯著差別:18至24歲區間的跨性別年輕人自殺嘗試率是所有年齡段中最高的[63];多族裔、教育程度較低、年收入較低的跨性別者也比他人更可能嘗試自殺[63]。另外,跨性別男性整體的自殺嘗試率較跨性別女性的要高[63][64]。後繼研究還發現,非二元性別者的自殺嘗試率介於跨性別男性和女性之間[64]。曾「去性別過渡」(即重新作為其指定性別生活)的跨性別成年人相較沒有「去性別過渡」的跨性別成年人的自殺嘗試率要高[65]。
多項研究已經表明了少數群體壓力和跨性別男女中的高抑鬱症率以及其他高發心理疾病之間的關係[66]。跨性別者總擔心且預計會遭人拒絕和排斥,這一預期因而成了跨性別和非常規性別群體中重要的壓力源[67]。跨性別者的心理健康問題與跨性別人群更高的自殘、藥物濫用和自殺嘗試率相關[50]。
由於對跨性別身份的污名化,跨性別者在尋求醫療時中常常受阻,是醫療系統中的弱勢患者。澳大利亞詹姆斯庫克大學的一份系統綜述指出,現有的證據顯示75.3%的受訪者在接受醫生診療以獲取性別相關醫療的過程中曾有過負面體驗[68]。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跨性別護理中心在其指導方針中強調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者的性別認同並非總是可見的。該指導方針列出了讓跨性別患者感到安全的環境應具備的條件:在記錄個人信息時,應該對個人認同和病歷上的指定性別作出區分,例如詢問患者更喜歡的名字、人稱代詞以及法律姓名;給前台接待的雇員提供跨性別相關的訓練;至少提供一間無性別廁所[69]。
臨床醫生可能會錯誤地將跨性別患者的症狀歸罪於性別過渡上。這一現象被稱為「跨性別斷臂綜合症」(英語:trans broken arm syndrome)。跨性別斷臂綜合症不但在心理健康從業者中尤其普遍,在各個醫學領域都存在。這種錯誤歸因可能會令患者沮喪,使其延誤或拒絕治療[70][71][72],還可能導致誤診,使患者接受錯誤的治療[73]。醫生還可能因此而建議患者中止激素替代療法[74]。跨性別斷臂綜合症還體現在醫療保險公司聲稱被治療的病症是由患者的跨性別身份引起的,因此屬於「既有身體狀況」,所以拒絕為跨性別者支付治療費用[75]。《SAGE跨性別研究百科全書》稱,跨性別斷臂綜合症是針對跨性別者的歧視的一種[76]。2021年一份調查發現,英國57%的成年人在患病時拖延就醫[77]。2014年英國接受心理諮詢的跨性別者中有43%的人表示,他們的心理諮詢師「希望在心理治療時談論跨性別相關問題,儘管這並非他們尋求幫助的原因」[78]。
無論是在初級還是次級衛生保健的情境中,跨性別者能否獲得醫療服務的情況在世界各地都差異巨大[79]。跨性別者能否獲得其急需的醫療,取決於當地政府對跨性別醫療是否有政策支持,也和全球範圍內由於財富不平等而造成的健康不平等相關(例如全球南北半球的財富分歧)[80][81]。
南非嚴重缺乏如性別過渡、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跨性別者急需的醫療資源。全南非僅有一家提供全面的跨性別醫療診所[82]。另外,由於南非的精神科醫生和心理醫生對跨性別議題相對缺乏了解,南非的跨性別醫療被嚴格把關,使當地的跨性別者極難獲取性別肯定醫療服務[82]。
泰國跨性別女性(泰語:กะเทย,英語:Kathoey)可以由非處方來源獲取激素藥物[83]。這是因為泰國的跨性別醫療保健診所數量稀少而費用高昂[83]。但泰國跨性別男性則不像跨性別女性那樣能夠容易獲得激素藥物,因為他們使用的激素比跨性別女性所用的激素供應少很多[84]。一篇調查顯示其跨性別男性受訪者中只有三分之一正使用激素類藥物,而四分之三的跨性別女性受訪者在使用激素類藥物[84]。
北京同志中心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017年的報告顯示,1279名有激素治療需求的受訪者中,71%的人認為獲得安全、可靠的激素類藥物信息,並且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激素治療是「困難」、「非常困難」或「幾乎不可能」的。另外,在這1279名受訪者中,僅有54%的人使用過激素類藥物。在687名使用過激素類藥物的受訪者中,獲取激素類藥物最主要的渠道是「網絡藥店」(66%)和「通過朋友獲得」(51%)。這份報告還顯示,中國大陸的跨性別者要接受性別肯定手術的困難程度比激素治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2058名有手術需求的受訪者中,89.1%的人因經濟狀況(72.4%)、父母反對(65.3%)和年齡不夠20歲(34.4%)等各種原因被迫無法手術[85]。
2022年12月1日,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禁止網絡銷售雌二醇、醋酸環丙孕酮、睾酮等跨性別激素療法中最常用的藥物[86][87]。
西班牙的公共醫療系統對跨性別者開放,儘管關於某些手術措施是否應被公共醫療所涵蓋的爭議一直存在[88]。安達盧西亞地區在1999年成為西班牙國內第一個批准性別重置手術的地區,其他地區也紛紛效仿。西班牙國內有多個專門服務跨性別者的跨學科診所[88][89]。2013年,包括西班牙公民和其他國家的公民在內有超過4000名跨性別患者在西班牙境內接受了治療[88][90]。
自2007年開始,西班牙允許年滿18歲的跨性別者在開始接受激素替代療法兩年後在身份證件上更改其姓名和性別標記[88]。
瑞典在1972年頒布法律允許個人改變法定性別,但前提是必須絕育,而且不能保存任何精子或卵子[91]。在1999年,曾在瑞典被強制絕育的人有權獲得賠償。然而要更改法定性別的人仍必須絕育,直到2013年1月,強制絕育才被瑞典政府禁止[92]。
如今瑞典跨性別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和個人意願從多種不同的治療與手術方法中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案,不再需要接受某種強制性的治療。個人只要被診斷為變性或性別煩躁,即可和診斷團隊和其他醫生一起決定自己要接受哪種治療。然而,個人若希望取得變性或性別煩躁的診斷以接受性別肯定治療或在法律上性別過渡,必須首先接受一年的心理治療[93]。醫療性別過渡所費不貲,但在瑞典,醫療性別過渡過程中所有的治療、就診、藥物等都被瑞典醫保中的高成本保護所覆蓋,而且手術也是免費的[94]。個人在就診和治療過程中實際支付的費用僅占總費用的一小部分[95]。如果一個人想要更改其身份證件上的性別標記和身份證號碼,必須從瑞典保健福利部處取到許可[93]。未滿18歲的非二元性別者的醫療選擇很少,也無法改變其身份證件上的性別標記。他們不能接受任何生殖器手術[96]。
在瑞典,任何人都可以隨時更改其姓名[97]。
直到2017年1月27日為止,跨性別身份都被歸類為疾病。2016年11月21日,大約50名跨性別權益活動人士闖入並占領了位於斯德哥爾摩Rålambsvägen的瑞典保健福利部辦公場所。他們呼籲改善瑞典跨性別者的處境,改善跨性別者的權益,並列出一系列具體要求:不再將跨性別者歸類為精神疾病患者,非二元跨性別者應該享有和二元跨性別者一樣的權益,不再對間性新生兒強制手術,等等[98]。
在荷蘭,激光脫毛、性別重置手術、面部女性化手術以及激素等性別相關醫療都在第三方保險公司的國家醫療保險的保險範圍以內。學術醫院的內分泌專家可以為16歲及以上的人士開激素處方,並為12歲及以上的人士開青春期阻滯劑處方。
2018年,石牆組織稱英國的跨性別醫療服務「存在顯著障礙,等待時間長達數年,遠遠超過了法定英國國民保健署(NHS)患者等待醫療的上限時間。」[99]根據英國法律,患者有權在由全科醫生轉診後的18周內開始治療;但在2020年,性別認同診所的平均等待時間是18個月,性別認同診所的預約等待名單上的人數超過13,000人[100]。
NHS於2013年提供的性別認同診所服務的調查顯示,在性別認同診所接受治療的跨性別者中有94%的人對其服務感到滿意,並且願意向朋友或家人推薦這些診所[101]。不過,該調查僅關注正在接受NHS診所的跨性別者,因此可能存在倖存者偏差(對NHS服務不滿的跨性別者在NHS診所接受治療的可能性更小)。雖然該調查中受訪者反應普遍積極,NHS在其他方面的服務中存在缺陷。幾乎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稱當地的精神衛生護理服務存在不足[101]。NHS在不同地區提供的跨性別醫療的選項也因地而異;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等地採用的規程略有不同[101]。
蘇格蘭共有四家為成年人提供服務的蘇格蘭NHS性別診所,其中一家也為未成年人提供服務[102]。蘇格蘭國家性別認同臨床網絡於2021年報告稱,一些患者從轉診開始到第一次在性別診所就診之間的等待時間超過兩年[103]。蘇格蘭精神健康與社會關懷部長瑪麗·托德稱蘇格蘭政府希望減少「接受性別認同服務前那令人無法接受的等待時間」[104]。研究表明患者對漫長的等待時間不滿意[105]。不過,就結果而言,患者對治療體驗持肯定態度[106]。
2016年一項就安大略省年滿16歲的跨性別居民的調查發現受訪者中的半數不願與家庭醫生討論跨性別相關議題[107]。2013-2014年一份關於加拿大跨性別者和性別酷兒的全國性研究發現,三分之一的青少年(14-18歲)受訪者和半數年輕成年(19-25歲)受訪者未獲得所需的健康護理。只有15%的受訪者稱自己和家庭醫生討論跨性別議題時感到非常自在[108]。
自新不倫瑞克省的醫療保險於2016將開始涵蓋性別重置手術以來,加拿大所有省份都資助某些性別重置手術[109]。由於能提供此類手術的醫生極為稀少,等待手術的時間可能會相當長;加拿大全國僅有蒙特利爾一家診所提供全套性別重置手術[110][111][112]。加拿大各省醫療保險通常不包含面部女性化手術、喉結縮小術及激光脫毛[113]。
2016年7月《柳葉刀精神病學》一份研究顯示,近半跨性別受訪者在沒有醫學監督的情況下接受了改變其身體的手術[114]。墨西哥國家醫保不包含性別過渡相關治療[115]。全墨西哥僅有一家公共衛生機構為跨性別者提供免費激素[114]。墨西哥公共醫療體系對跨性別者的關注點主要在預防艾滋病和其他性傳染病上,而非醫療性別過渡[114]。
該研究還發現許多墨西哥跨性別者因處於社會邊緣而遭受身體健康問題。研究者建議世界衛生組織(WHO)停止將跨性別認同歸類為精神障礙,以減少對該群體的污名化[116]。
美國跨性別者面臨着各種各樣的歧視,尤其是在尋求醫療時。2013年一份對美國費城跨性別者需求的評估發現,26%的受訪者曾因其跨性別身份而被拒絕提供醫療服務,52%的受訪者難以獲取醫療服務[117]。除了性別過渡方面的醫療外,跨性別者還需要疫苗接種、婦科護理、前列腺檢查等一年一度的預防性護理服務,但他們的跨性別身份卻常使其難以獲取這些醫療服務,比如保險公司可能拒絕為他們支付檢查的費用[1]。
2010年通過的《平價醫療法案》以禁止保險公司拒絕為跨性別者提供保險等反歧視措施使更多LGBT人士得以獲得醫療保險[51]。然而在《平價醫療法案》市場外的保險則不需要遵守此類規定。因此預防保健(如跨性別男性所需的婦科檢查)可能不在保險範圍內[118]。
經濟困難阻礙了哥倫比亞跨性別女性性工作者獲取跨性別醫療服務[119]。因此她們從事性工作以減輕性別過渡和其他因素導致的經濟負擔。不過儘管這些跨性別女性從事性工作,她們傳播艾滋病毒的風險卻較低[119]。這是因為哥倫比亞政府要求在「容忍區」(性工作合法的地區)的性工作者必須接受關於性健康和人權的教育[119]。
跨性別青少年的醫療性別轉換的選擇較跨性別成年人有限許多。青春期前的跨性別兒童可通過更改性別表達、姓名和認證等方式在社交層面上性別過渡[120]。當該跨性別兒童進入青春期後,則可以開始用例如青春期阻滯劑這樣的醫學手段來性別過渡[120]。
歧視對年輕跨性別者的心理健康有着顯著的影響。不被家庭支持、被學校排斥、被同齡人霸凌等都可能會成為導致心理健康不佳和藥物濫用的重要壓力源[121]。一項針對美國舊金山市跨性別青少年的研究發現,基於跨性別身份和種族的偏見與抑鬱症、創傷後壓力綜合症以及自殺意念正相關[122]。
2018年一項綜述指出,現有的證據表明對跨性別青少年實施的激素治療可以實現其預期的身體效果。促性腺激素釋放(GnRH)激動劑對改善心理健康有正面作用;對跨性別青少年使用GnRH的性別肯定治療與整體功能、抑鬱症、整體行為或情緒問題等多個心理指標的改善顯著相關[123]。2023年1月發表的一份為期兩年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性別肯定激素治療改善了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青少年的外貌一致性和心理社會功能[124]。另一篇針對荷蘭跨性別青少年的研究發現其98%的參與者在其青春期開始接受性別肯定激素治療後,在成年後也繼續接受該治療[125]。
跨性別長者在醫療系統和養老院中可能難以獲取高質量的護理[126]。跨性別長者所擁有的支持比順性別異性戀人士更少,更容易被污名化[127]。儘管醫學文獻大多顯示跨性別者在其生命早期常要面對抑鬱和孤獨,也有部分研究發現,有一些LGBT長者能感受到包容、慰藉和社群支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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