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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贊（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名象時，字伯贊，以字行[1]，男，維吾爾族，湖南桃源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與范文瀾一起系統地應用馬克思主義方法，重新解釋了中國歷史，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參與北伐戰爭，中國國民黨清黨後，在歷史學家呂振羽等人影響下，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社會和歷史問題。五四運動以後被稱為史學界的「馬列五老」之一，與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范文瀾並稱為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2][3]文革期間自殺前，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2年至1968年）、歷史系主任。
翦伯贊的祖先是畏兀兒人哈勒巴士。明初，朱元璋冊封哈勒八士為「荊襄都督」，賜姓「翦」，把義女杜葉公主賜給哈勒八士為妻。1373年，哈勒八士被封為鎮南定國將軍，加太子太保銜，在湖廣的辰州、常德一帶鎮守。翦氏傳至第七代時因事被革去官爵，後代在湖南桃源楓樹鄉回維村定居，或從商，或務農。翦伯贊的父親翦萬效是晚清秀才，兼通數學，中華民國成立後受聘擔任中學數學教師，被稱為「翦幾何」，還曾擔任常德中學、常桃漢沅聯合縣立中學校長。[4][5]
1916年進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習，不久又轉入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1919年畢業。1924年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經濟專業。回國後研究史學和歷史哲學。
193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40年起，他長期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在重慶、上海等地從事統一戰線和理論宣傳工作，完成了《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國史論集》等。[6]抗日戰爭期間，他撰寫文章批判中國國民黨，稱其政策「親日獨裁」。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翦伯贊轉到北京大學，任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長達16年，任北大副校長6年。1954年，中國史學會公布第一屆理事會名單，郭沫若擔任主席，吳玉章、范文瀾擔任副主席，他擔任常務理事[7][8][9]。史學會成立後，即着手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由徐特立、范文瀾、翦伯贊、陳垣、鄭振鐸、向達、胡繩、呂振羽、華崗、邵循正、白壽彝為總編輯委員[10][11]。歷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翦伯贊1952年嚴厲批判張東蓀的中間路線，[12]1957年反右運動時著文嚴厲批判雷海宗、向達、榮孟源為史學界的右派。[13]
1961年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決定，委託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作為高校文科中國通史教材之用。上級部門鼓勵翦伯贊按照共產黨平素所主張的觀點來寫，於是中國從西周時期進入封建社會的學說寫進了教材。郭沫若、翦伯贊肯定呂振羽的主張「殷商是奴隸社會」，也為教科書所用。1958年毛澤東多次為曹操翻案，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是「代表正義一方的。」翦伯贊在1959年2月發表《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說：「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並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傑出人物，」長期把這樣一個傑出人物當做奸臣，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復名譽。」毛澤東看了翦伯贊的文章後進一步發揮自己評曹操的觀點，從評曹操這一特定歷史人物的角度告訴人們：無產階級就是要講專政。[14]
翦伯贊繼承了顧頡剛的「華夏族羌人起源說」，[15]指出「在野蠻時代之初，分布於甘肅、青海一帶的諸羌之族，亦開始新的遷徙，一批批羌人走下崑崙山，來到東方，創造了中華民族的早期文明。」[16]翦伯贊與費孝通、譚其驤、白壽彝、翁獨健一同支撐起了『自古論』和『共創論』大廈的框架。[17]
翦伯贊指出，「過去以至現在，都是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處理中國的歷史，因此，過去以至現在的中國史著述(都不是中國史，而是大漢族史。但是大漢族史，不是中國史）。」「研究中國史，首先應該拋棄那種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之狹義的種族主義的立場，把自己超然於種族主義之外，用極客觀的眼光，把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內的諸種族，都當作中國史構成的歷史單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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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翦伯贊是歷史學界歷史主義派的主帥，研究了古代的許多歷史事件。因其所持的讓步政策的觀點與毛澤東觀點相左，以及反對姚文元對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批判，1960年代後期即被批判。
1951年2月，翦伯贊在《學習》雜誌上發表《論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指出：「每一次大暴動都或多或少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因為在每一次大暴動之後，新的統治者，為了恢復封建秩序，必須對農民作某種程度的讓步，這就是說，必須或多或少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這樣就減輕了封建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又有繼續發展的可能，這樣就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因而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農民暴動或農民戰爭，可以說，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向前發展的里程碑。」[19]
1965年12月，《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對翦伯贊的歷史觀點進行了批判，攻擊翦伯贊的觀點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12月21日，毛澤東發話：「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1966年3月，《紅旗》雜誌又發表戚本禹等三人的文章《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給翦伯贊扣上「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的帽子，說他的兩篇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綱領」。[19]1966年3月28日－30日，毛澤東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他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20]
文化大革命初，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被扣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備受肉體摧殘，人格凌辱。毛澤東曾於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發出「最高指示」，特別提到「對北京大學的翦伯贊、馮友蘭要給出路」。但江青的手下依然通過秘密成立的「翦伯贊專案組」，對其進行逼供，要求他證明1935年劉少奇與國民政府談判時有變節行為。翦於1968年12月18日夜，夫妻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死時口袋內有兩張紙條，一張說「實在沒有什麼可交代的」；一張三呼毛主席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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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中共中央領導人鄧小平親自批示：「我認為應予昭雪」，為他徹底平反昭雪。[21]1979年2月22日官方舉辦了他的追悼會。[22]
主編《中國史綱要》，著有《中國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論集》、《中國史綱》、《歷史問題論叢》、《先秦史》、《秦漢史》等。
余英時認為，翦伯贊對中國史的分期，代表了當時中國大陸史學界的正統，其中心系統不是從中國史的內部整理出來的，而是借自西方的現成模式。他在史學上的地位如何，恐怕要看後人是不是能從他的著作中繼續得到啟發。[23]余英時稱，燕京大學有「四大真空管」的說法，翦伯贊即為其中之一。「真空」指的是學問空疏。因翦伯贊「眉眼擠在一處」，鄧之誠的姨太太私下稱翦伯贊為「臭蟲」。[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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