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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共產主義革命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埃內斯托·「切」·格瓦拉（西班牙語：Ernesto "Che" Guevar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1]），暱稱切（El Che或Che），出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他是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社會主義古巴、古巴革命武裝力量和古巴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及領導人，國際共產主義革命家、軍事理論家、醫生、作家、游擊隊領袖。
| 埃內斯托·「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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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埃內斯托·格瓦拉 Ernesto Guevara 1928年6月14日[1]  阿根廷聖菲省羅薩里奧 |
| 逝世 | 1967年10月9日（39歲）   玻利維亞聖克魯斯省巴耶格蘭德縣拉伊格拉 |
| 墓地 |  古巴比亞克拉拉省聖克拉拉切·格瓦拉陵墓 |
| 國籍 | 阿根廷 古巴 |
| 母校 | 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 |
| 職業 | 醫生、作家、游擊隊員、政府官員 |
| 組織 | 七二六運動 統一革命組織 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 民族解放軍 |
| 知名於 | 古巴革命 格瓦拉主義 |
| 配偶 | 第一任：伊爾達·加德亞 （1955年結婚—1959年離婚） 第二任：阿萊達·馬奇 （1959年結婚—1967年結束） |
| 伴侶 | 瑪麗亞·德爾·卡門·費雷拉（奇奇娜，1950年—1951年） |
| 兒女 | 伊爾達（女） 阿萊達（女） 卡米洛（子） 塞莉亞（女） 埃內斯托（子） |
| 父母 | 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2] 塞莉亞·德拉塞爾納[2] |
| 親屬 | 卡內克·桑切斯·格瓦拉（外孫） |
| 簽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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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年輕的醫學系學生，格瓦拉帶着一腔熱情騎上機車，遊歷了整個拉丁美洲，並因親眼目睹了貧窮的無所不在而深感震撼[3]。他在這些旅行中的所見所聞，使他斷定各地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平等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結果，唯一的補救方法便是進行世界革命[4]。這個信仰激勵他介入了瓜地馬拉在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統治下的社會改革；阿本斯最終於1954年瓜地馬拉政變，在美國中情局暗中策動下被推翻，結束了瓜地馬拉當時不同凡響的社會變革。後來，格瓦拉在墨西哥城先後結識了勞爾·卡斯特羅與菲德爾·卡斯特羅，加入他們的七二六運動，懷抱推翻親美的獨裁者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的理想，乘着格拉瑪號登陸古巴[5]。
格瓦拉不久便在起義者中嶄露頭角，晉升至少校司令，並在為期二年、成功推翻巴蒂斯塔政權的游擊戰役中扮演關鍵的角色。[6]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後，他被授予古巴公民身份。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負責再審革命法庭期間被列為戰犯者的申訴與行刑隊[7]、以工業部長身分實施土地改革、擔任國家銀行行長、古巴革命武裝力量教導主任、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之職，並以宣揚古巴社會主義的外交家之名橫越地球。而格瓦拉所訓練的民兵部隊也在豬灣入侵擊退了美軍[8]，並為古巴帶來了蘇聯核武彈道飛彈，其隨後在1962年引發了古巴飛彈危機[9]。另外，他也是文筆鋒利、創作豐富的作家與日記作者，著有影響深遠的軍事理論著作《游擊戰》，及關於他年輕時漫遊美洲的旅行日記《摩托日記》。格瓦拉於1965年離開古巴，到剛果民主共和國、玻利維亞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游擊戰爭。
他離開古巴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釋，主流觀點認為他是自願離開古巴繼續革命，也有少數看法稱他是被迫離開，因為卡斯特羅與切·格瓦拉在對中蘇交惡的看法上存在分歧[10]。總之，他離開職務後便依序前往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及玻利維亞進行革命，前者最終失敗，而格瓦拉到了玻利維亞後，被當地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協助的軍隊逮捕，並遭處決。[11]自哲·格瓦拉死後，他的肖像已成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徵和全球流行文化的標誌[12]，同時他本人也成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英雄和世界左翼運動的象徵，被稱作「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訶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完美的人」、「浪漫冒險家」、「人間的耶穌」[13]。
格瓦拉常現身於傳記、回憶錄、文章、紀錄片、歌曲及電影的題材，其共同想像普遍呈現兩極化，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會認為他是為改革而生的戰士，主流保守派則認為他只是不顧一切的魯莽反抗者。《時代》雜誌將格瓦拉選入二十世紀百大影響力人物[14]，並登上阿爾韋托·科爾達為他拍攝、命名為《英勇的游擊隊員》的照片，被美譽為「世上最知名的照片」。[15]
切·格瓦拉出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擁有巴斯克、西班牙和愛爾蘭血統，是家中的長子。他出生證明上的日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資料認為他實際上出生於5月14日。他的出生證明被故意修改，以掩飾他母親在結婚時已懷孕的事實。切·格瓦拉的父親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是西班牙巴斯克裔的格瓦拉家族與愛爾蘭裔的林奇家族的後代[16]，格瓦拉家族在西班牙殖民時代來到阿根廷[17]:6，並與其他人一同建立了門多薩[18]。林奇家族更是一個聲譽卓著的家族，其祖先帕特里克·林奇1715年出生於愛爾蘭，後經西班牙轉輾來到阿根廷，在18世紀末，他已成為了巴拉那河地區的總督。在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獨裁統治期間，格瓦拉家族和林奇家族都曾流亡美國加利福尼亞，切·格瓦拉的祖父母羅伯托·格瓦拉和安娜·林奇·奧爾蒂斯便出生於那裡，在兩個家族都回到阿根廷後兩人結婚，並生下了切·格瓦拉的父親[17]:7-12。切·格瓦拉的母親塞莉亞·德·拉·塞爾納·略薩的家族也是貴族家庭，同族的約瑟·德·拉·塞爾納曾是西班牙最後一任駐秘魯總督[17]:13-14。切·格瓦拉的父母於1927年結婚，兩人在米西奧內斯省開辦了一家馬黛茶園，而後遷往羅薩里奧籌建工廠，切·格瓦拉便在那裡出生[17]:15-16。切·格瓦拉本人是在阿根廷的格瓦拉家族的第12代，林奇家族的第7代，德·拉·塞爾納家族的第8代[19][17]:5。
切·格瓦拉父親在傳記《我的兒子切》中寫到：
| “ | （1930年）5月的一個早晨，寒風呼嘯，我的妻子帶着我們的小埃內斯托去游泳。中午時分，我去俱樂部找他們，準備和他們一起去吃午飯，這時我發現，孩子穿着一身濕漉漉的游泳衣，已經凍得直打哆嗦。塞莉亞卻還一個勁地在游泳。她不是個有經驗的母親，根本沒有意識到現在已是冬天，天氣變化對這樣一個脆弱的孩子來說，該有多危險。 | ” |
從此切·格瓦拉便患上了嚴重的哮喘病。受這個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層家庭（尤其是作為阿根廷共產黨成員的姨父母）的影響，切·格瓦拉從小便對政治十分熱衷。雖然患有哮喘，但切·格瓦拉十分熱愛體育運動。1948年，他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學習醫學，並於1953年3月順利完成了學業。
學生時期的切·格瓦拉時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遊。1950年1、2月暑假時，他遊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過了約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格拉納多的建議下，決定休學1年環遊整個南美洲。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輛1939年產的諾頓摩托車。他們於1951年12月29日出發，決定的線路為：沿着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在路途的中間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切·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麻風病人村作了幾個月的義工。
在這次旅行中，切·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定型，他開始認為拉美各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的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要國際合作。離家8個月後，1952年9月，切·格瓦拉乘飛機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在他此時的一篇日記中他寫到：
| “ | 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 ” |
切·格瓦拉在這次旅行中所寫的日記後來被成冊出版，巴西導演瓦爾特·薩列斯根據該日記拍攝的電影《摩托日記》於2004年上映。切·格瓦拉開始拼命複習，在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成為醫生。他本可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可是，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切·格瓦拉。
由於當時庇隆政府在阿根廷實行獨裁統治，擔心兒子被徵用做軍醫的母親讓格瓦拉逃離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維亞經歷了一次革命之後，格瓦拉從厄瓜多爾前往危地馬拉。途經哥斯達黎加時，這個當時拉美唯一的民主國家深深打動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達了危地馬拉。當時危地馬拉正處於年輕的左翼總統阿本斯的領導下，進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頭直指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馬拉，他和一些危地馬拉勞動黨成員結為朋友，並得到了他知名的綽號「切」（Che），「Che」是一個西班牙語的感嘆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區被廣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驚訝的常用語，也有「朋友」的意思，其他西班牙語系國家的人喜歡暱稱阿根廷人為（Che），是「兄弟」的意思。
1954年3月28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枝由危地馬拉右翼軍官阿馬斯領導的僱傭軍。阿本斯政權很快被推翻，阿馬斯成為危地馬拉總統，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鎮壓，幾個月之內約9000人被捕或殺害。從此，格瓦拉堅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認為共產主義是解決目前拉美種種困難的唯一途徑。隨後，他前往墨西哥避難，並在此結識了流亡的古巴革命者勞爾·卡斯特羅。不久，勞爾·卡斯特羅又將他引薦給了自己的哥哥、七二六運動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
1955年，格瓦拉與菲德爾·卡斯楚在墨西哥城相遇，當時菲德爾·卡斯楚與勞爾·卡斯楚兄弟正為重返古巴進行武裝鬥爭並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而進行準備。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羅組織的名為「七二六運動」（以一次失敗的武裝起義：蒙卡達事件的日期命名）的軍事組織。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運動」的82名戰士擠在「格拉瑪號」小遊艇上，從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的圖斯潘出發，駛向古巴。
1956年12月2日，比計劃推遲了兩天，他們在古巴南部的奧連特省的一片沼澤地登陸，遭到巴蒂斯塔的軍隊的伏擊，只有20人左右在這次伏擊中倖存[20]。格瓦拉，作為軍隊的醫生，在一次戰鬥中，當面前一個是藥箱，另一個是子彈箱時，他扛起了子彈箱。從這一刻開始，格瓦拉徹底從醫生轉變為一名戰士。
剩餘的游擊隊戰士，在馬埃斯特臘山中安頓下來，並使革命隊伍逐漸壯大，得到了一些農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戰鬥中，格瓦拉憑著超人的勇氣及毅力、出色的戰鬥技巧和對敵人冷酷無情而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賞識，包括卡斯特羅。他很快成為了卡斯特羅最得力和信賴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擊隊員約有280人，在經歷了一系列戰鬥之後，到12月27日，革命軍擁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萬公民支持。1958年12月28日—1959年1月1日，格瓦拉率領340名游擊隊員擊敗3900名政府軍士兵，取得聖克拉拉戰役的勝利。1959年1月2日，革命軍成功占領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這段經歷後被格瓦拉寫入於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
戰爭結束後，古巴新政府成立並授予格瓦拉「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魯裔妻子伊爾達·加德亞離婚，他們唯一的女兒伊爾達由格瓦拉撫養。6月，格瓦拉同參與了古巴革命且與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萊達·馬奇結婚，之後他們共育有4個子女。
首先，格瓦拉被任命為卡瓦尼亞堡軍事監獄的檢察長，負責對巴蒂斯塔時代的戰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進行審問和處理，一些資料認為格瓦拉一共刑決了156人，但一般推測，人數應該高達600人。1959年10月，並不懂經濟學的格瓦拉被總理菲德爾·卡斯特羅任命為國家銀行總裁，開始對古巴經濟體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企業收歸國有，並實行了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卡斯特羅任命為工業部長。
格瓦拉幫助卡斯特羅在古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國經濟封鎖後，格瓦拉與蘇聯簽定了貿易協定。在這段時間內，他也因為其對美國的強硬態度而逐漸於西方聞名。在古巴導彈危機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談判的古巴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並最終簽署了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計劃。格瓦拉認為，安置蘇聯的導彈將捍衛古巴獨立，使古巴免於遭受美國的侵略。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第19次聯合國大會，之後相繼訪問了阿爾及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等8個非洲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後，他與卡斯特羅在諸如對蘇關係、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分歧日趨嚴重。不久他辭去了自己的職務，在給卡斯特羅寫的告別信中：「他對單一的蘇聯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對社會主義的前途感到憂慮，因為他發現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華的汽車裡、在漂亮的女秘書的懷抱裡喪失了往日的銳氣。所以，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選擇戰鬥，選擇一個鳳凰涅槃式的壯美結局」，為防止個人行為對古巴的不利，放棄了古巴公民身份。4月1日他乘飛機離開了古巴，前往剛果。
在古巴擔任高官期間，格瓦拉抵制官僚主義，生活節儉，並且拒絕給自己增加薪水。他從沒上過夜總會，沒有看過電影，也沒去過海灘。一次在蘇聯一位官員家裡做客時，當那位官員拿出極昂貴的瓷器餐具來招待格瓦拉時，格瓦拉對主人說：「真是諷刺，我這個土包子怎麼配使用這麼高級的餐具？」同時格瓦拉周末還積極參加義務勞動，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廠裡勞動。
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獻出我微薄的力量。由於你擔負着古巴領導的重任，我可以去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們分別的時候到了。
你要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是悲喜交集：在這裡，我留下了我作為一個創業者的最美好的希望，留下了我最親愛的人⋯⋯留下了把我當作一個兒子看待的人民；這使我內心深感痛苦。我將把這些東西帶到新的戰場上去，即你灌輸給我的信念、我的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履行我最神聖的天職的心情：哪裡有帝國主義，就在哪裡同它鬥爭；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癒任何創傷。
——切·格瓦拉，於1965年4月1日寫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告別信的部分內容；同年10月3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立大會上首次公開宣讀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從坦桑尼亞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剛果。一些資料指出，在之前他同卡斯楚的一次秘密會談中，格瓦拉說服了卡斯楚支持這次行動。在最初他得到了當時剛果游擊隊領導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協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絕了他的幫助，認為其是完全無意義的，並寫到：「沒有什麼能讓我相信他是一個現在的人」。
格瓦拉向剛果起義軍隊傳授游擊戰術，他的計劃是利用剛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區作為基地，訓練剛果及周邊國家的革命武裝。此時格瓦拉已經37歲，而且並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經驗（他的哮喘使他免於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戰鬥經驗大都來自古巴革命。
與剛果政府軍一道的美國中情局人員，此時正全程監控格瓦拉部隊的對外通信，以便於在格瓦拉的游擊隊來襲前能先發制人、截斷其補給線。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許的是能夠向當地的辛巴人灌輸古巴共產主義革命思想及游擊戰術，將他們訓練成一批驍勇善戰的游擊隊。事後格瓦拉在他的《剛果日記》裡回憶，當地人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愚笨、漫無紀律、內部紛爭不休是導致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同年，在非洲叢林吃足了7個月的苦頭之後，病弱的格瓦拉沮喪地與他剩存的古巴戰友離開剛果（有6個夥伴沒能活著離開）。格瓦拉一度考慮將受傷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剛果叢林裡戰到最後一刻，用生命為革命豎立典範。不過，在幾次徘徊後，格瓦拉經不住同志們勸說，同他們一起逃離了剛果。
離開剛果的格瓦拉並沒有因此回到他熟悉的古巴。在卡斯楚公佈的格瓦拉道別信裡，格瓦拉宣稱他將切斷與古巴的一切聯繫，投身於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運動。為此，格瓦拉深覺在道義上他不應回古巴。接下來的六個月裡，格瓦拉極其低調的遊走於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布拉格以及東德。這段時期，格瓦拉除了記載他在剛果的經過外，還開始起草兩本書，準備對經濟學及哲學加以論述。在卡斯楚獲悉格瓦拉的下落後，極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則明確地聲明，除非是為了在拉丁美洲國家進行革命活動，因地利之便，他會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回到古巴進行籌備工作外，他將不再踏上這片土地。
1966年至1967年間，格瓦拉開始在玻利維亞帶領游擊隊員進行革命活動。當地的玻利維亞共產黨成員購買了尼阿卡瓦蘇的密林地區移交給格瓦拉用作訓練區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伴隨亦編改了一些游擊隊員軍隊方式。格瓦拉的組織大約有50名游擊隊員，命名為「民族解放軍」（史稱「尼阿卡瓦蘇游擊隊」），有著精良裝備。早期他們在險峻的卡米里山區與玻利維亞政府軍作戰取得了不少勝利，然而在9月，政府軍卻設法消滅兩個游擊隊小組，並殺害了一名游擊隊領導人。
玻利維亞總統雷內·巴里恩托斯得知格瓦拉的存在後，揚言要殺死他。他下令玻利維亞軍隊四處搜尋格瓦拉和他的追隨者。希望帶起革命的格瓦拉對玻利維亞的錯誤判斷令他後來慘敗。他只準備應付國家軍政府及其訓練和裝備皆差的軍隊，但卻沒有顧慮到玻利維亞身後的美國。
當美國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動地點後，很快便派出了中央情報局人員進入玻利維亞幫助其政府剿滅游擊隊。因為美國的援助，玻利維亞軍隊由美國陸軍特種部隊顧問訓練，當中更包括了一支以應付叢林戰而組織的別動隊。而格瓦拉在游擊當中卻得不到地方分離分子及玻利維亞共產黨的預期協助。這時，用來與古巴聯絡的兩台短波發射機損壞令他無法寄發消息到哈瓦那，游擊隊員用來為從哈瓦那發出的短波解碼的錄音機亦在渡河中亦丟失了，這令格瓦拉完全地被隔離。格瓦拉一廂情願的革命最終不但沒有得到人民甚至玻利維亞共產黨的支持反而使民心倒向政府一方，玻利維亞政府的軍事行動在美國的援助之下節節勝利，令格瓦拉的形勢顯得十分不妙。
1967年10月在玻利維亞拉伊格拉，格瓦拉游擊隊中的一個逃兵向玻利維亞特種部隊透露了格瓦拉游擊隊的營地。10月8日，當格瓦拉在拉伊格拉附近帶領巡邏，特種部隊包圍了營地並且捉住了他。他在他的腿受傷後投降。他被捕獲時身份仍然不為人所知。當巴里恩托斯知道他被擒馬上命令處死他。格瓦拉被囚在一個破落的校舍一夜，後被審問，但其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其中，審訊者問，你現在在想什麼？格瓦拉回答：「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9日下午，他手被綁在板上，被一個抽中籤的玻利維亞軍隊中陸軍中士馬里奧·特蘭射殺。有人認為那個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頭開槍；而受到廣泛認同的說法則是，他開槍射擊格瓦拉的雙腿，令他的面孔完整以便證明身份，並假裝是作戰的創傷以隱瞞他被槍斃的事實。子彈首先擊中了格瓦拉的手臂和腿部，他痛苦地倒地，並咬住他的一個手腕以避免因痛苦而大喊，特蘭隨後開槍多次，於下午1點10分打中了格瓦拉的胸部，這是致命的一槍。格瓦拉一共被射中9槍。5次射中腿部，1次射中右肩和手臂，1次射中胸部，最後1槍射中喉部。切·格瓦拉在他的死亡之前曾向那中士說過：「我知道你要在這裡殺我。開槍吧！懦夫，你只不過是殺了一個人」。他的屍體被直昇機送到了一個地方醫院和展示予傳媒。那時被拍攝照片成為了一個傳奇，很多人頌揚他為聖人。在一名軍醫切斷了他的手之後，玻利維亞的陸軍將校將格瓦拉的屍首轉運去一個秘密地方，並拒絕透露他的遺骸是否已被掩埋或火化。
然而負責處死切·格瓦拉的馬里奧·特蘭於2007年接受古巴醫生提供的免費醫療而治好白內障重見光明，諷刺的是這次免費醫療是切·格瓦拉生前所推廣的，其透露他槍殺切·格瓦拉時先打腿部和腹部，然後本身也是醫師的切·格瓦拉仍忍痛自己指著胸口要他射擊，十分英勇。
在玻利維亞搜捕切·格瓦拉的中央情報局情報部門長官菲利克斯·羅德里格斯在聽說切·格瓦拉捕獲的消息後將消息在南美各國中央情報局駐地傳播後才傳回至中央情報局總部，將他的死訊公布天下這做法，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令游擊隊放棄幻想。在處決後，羅德里格斯還竊取了切·格瓦拉的勞力士手錶和幾樣私人物品，在往後日子裏經常驕傲地展示在記者面前。[22]
其他游擊隊員被拘捕後也被審問，其中有一位年輕的法國馬克思主義作家、卡斯特羅的親密朋友雷吉斯·德布雷。1967年4月，政府勢力逮捕了德布雷，並且指責他與游擊隊合作。德布雷聲稱他只是記者，並且透露切·格瓦拉早期神奇消失的幾年是去帶領游擊隊。玻利維亞在10月上旬開始對德布雷的審判，在當時成為了一個國際事件。當局在10月11日正式報告了切·格瓦拉在10月9日被殺。10月15日卡斯特羅宣告古巴全國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認為代表了當時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思想遍及至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1997年，切·格瓦拉的無手身體骸骨在巴耶格蘭德被掘出，由DNA辨認吻合，並運返古巴。在1997年10月17日，他的遺體以頂級軍事榮譽安葬在聖克拉拉，以紀念他在三十九年前率軍贏取了聖克拉拉古巴革命的決戰。
玻利維亞日記記述了游擊隊在玻利維亞革命活動。第一篇日記寫於1966年11月7日，是他到來之後在尼阿卡瓦蘇農場寫的，最後一篇寫於1967年10月7日，是他被擒的前一天。日記敘述了游擊隊怎樣開始運作以及被政府軍發現，解釋切·格瓦拉怎樣決定劃分二個縱隊但隨後無法重建聯繫，並且描述他們的整體失敗。它記錄了切·格瓦拉和玻利維亞共產黨之間的不和導致切·格瓦拉游擊隊士兵比最初期望少。日記上敘述了切·格瓦拉游擊隊因語言障礙問題而難以由地方民眾招募新兵。革命活動亦隨著切·格瓦拉身體不適而式微。他的哮喘在死前曾經大幅惡化。
玻利維亞日記由《Ramparts》雜誌翻譯後在世界上流通。他的革命摯友，時任古巴總理菲德爾·卡斯特羅亦曾介入翻譯。
切·格瓦拉死後，隨着他的屍體的照片的傳播，切·格瓦拉的事跡也開始廣泛為人所知。全球範圍內發生了抗議將其殺害的示威，同時出現了許多頌揚他，和記錄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學作品。即便是一些對切·格瓦拉共產主義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對其自我犧牲精神表達了由衷的欽佩。他之所以被廣大西方年青人與其他革命者區別對待，原因就在於他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業而毅然放棄舒適的家境。當他在古巴大權在握時，他又為了自己的理想放棄了高官厚祿，重返革命戰場，並戰鬥直至犧牲。
特別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東和西方的年輕人中，他成為一個公眾偶像化的革命的象徵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詞。阿爾貝托·科爾達在1960年為切·格瓦拉拍攝的相片《英勇的游擊隊員》迅速成為20世紀最知名的圖片之一而；這幅切·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簡化並複製成為許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報和棒球帽）上的圖案。切·格瓦拉的聲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在蒂姆·萊斯和安德魯·洛伊·韋伯的音樂劇《貝隆夫人》中他成為了旁白者。該音樂劇講述了切·格瓦拉由於胡安·貝隆的受賄和專制，而對貝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這個旁白者的角色是虛構的，因為切·格瓦拉與貝隆夫人並不是同一時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與埃娃·貝隆有關的事情是他在孩童時代曾經給貝隆夫人寫過信，信中向貝隆夫人索取一輛吉普車。
切·格瓦拉的遺體，同其他六個一同在玻利維亞戰鬥的同志的遺體一道，於1997年被安置在聖克拉拉的切·格瓦拉陵墓。該陵墓位於古巴聖克拉拉，2004年，大約205832人參觀了切·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國人，包括來自美國、阿根廷、加拿大、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的遊客。該處陳列了切·格瓦拉寫給卡斯特羅的道別信（信中，切·格瓦拉宣稱他將切斷與古巴的一切聯繫，投身於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運動）的原稿。
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稱許切·格瓦拉是「我們時代的最完整的人」，切·格瓦拉的支持者認為，切·格瓦拉被證明是繼拉美獨立運動的領導者西蒙·玻利瓦爾之後，拉丁美洲最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切·格瓦拉幾乎是從被處決那一刻之後就被人神化成了聖人一般的人物。為切·格瓦拉清理屍體的玻利維亞護士蘇珊娜·奧西納伽（Susana Osinaga）日後曾回憶當地人都驚訝的發現死不瞑目的格瓦拉「就像耶穌一樣，有着堅毅的眼睛、鬍鬚、長髮」。《紐約客》記者喬恩·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在他的傳記《切·格瓦拉：革命的一生》（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中也記錄到當時這種「格瓦拉與耶穌神似」看法的傳播速度之快，以至於虔誠天主教的當地婦女及醫院修女紛紛前來收集格瓦拉的頭髮做護身符。墨西哥學者豪爾赫·卡斯塔涅達（Jorge G. Castañeda）在《同志：切·格瓦拉的生與死》（Compañero: The Life and Death of Che Guevara）中則描述格瓦拉死後「如基督一般的形象」看起來「就好像死去的格瓦拉在注視着殺他的兇手並寬恕了他們，同時俯視着世界宣示着為理想而死的他已經超脫了痛苦」。
切·格瓦拉死後11天，美國記者以撒多·史東通過比較指出格瓦拉「有着發紅髮卷的鬍鬚，看起來就像法翁與主日學耶穌畫像的結合」。德國畫家/劇作家彼得·魏斯也指出死後照片中的格瓦拉就像「被從十字架上放下來的基督」。大衛·昆澤（David Kunzle）也在《切·格瓦拉：偶像、神話和啟示》（Che Guevara: Icon, Myth, and Message）一書中把格瓦拉死前最後一張照片——被俘後雙手捆綁於身前站立在CIA特工頭目費雷克斯·羅德里格斯（Félix Rodríguez）旁邊示眾的照相，比喻成了基督教名畫「瞧！這個人」（Ecce Homo，源於龐提烏斯·彼拉多對被雙手捆綁、即將被釘上十字架的耶穌的稱呼）中的情景。昆澤還進一步評論：「基督的事跡很容易在切（格瓦拉）的一生中找到相似點。兩人都是醫者——基督是用神跡治病，切則是受過（正規）培訓的醫生，而且即便在戰鬥中仍在濟世。兩人都對貧困人群的麻風病特殊關懷，就像《摩托日記》中描寫的那樣。像切一樣，耶穌也是平等主義者，從少私有多共享這方面來說算得上是共產主義者，而他的徒弟們也被指示天下為公。兩人都是嚴格的紀律信奉者，都主張他人離開家庭親友和優勢特權去加入他們，去犧牲舒適生活甚至自己的生命。」
1968年8月，同格瓦拉一同在玻利維亞被捕的法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Jules Régis Debray）在獄中接受美國《壁壘》（Ramparts）雜誌記者瑪琳·奈德爾（Marlene Nadle）採訪時也做出了同樣的比較，形容身為無神論者的格瓦拉是「沒有超然信仰的神秘主義者、不信上帝的聖人」，並且評價：「切（格瓦拉）是現代的基督，但是我認為他的受難更殘酷。2000年前的基督死時得以直面他的上帝，但是切卻知道世上本無神，而且死後什麼都留不下。」在電影《切·格瓦拉》中扮演格瓦拉本人的波多黎各演員本尼西奧·德爾·托羅（Benicio del Toro）聲稱：「我認為切（格瓦拉）有着毅力和品德……身體力行、與不公正鬥爭、為被壓迫的人而戰都對他感觸很大。在某種方面就像耶穌一樣——只不過耶穌會轉過另一面臉（讓人打），切則不會。」英國記者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Nancy Hilton）則在2007年《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中說道：「切（格瓦拉）的魅力是情感上的。他在玻利維亞相對年輕的身死把他塑造成了世俗的基督——背負世上的罪孽並為了受壓迫者獻出生命。他的記憶不朽於受壓迫者之間，他的形象繼續鼓舞着變革的希望和反抗的堅毅，沒有被他失敗所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強。基督也在人間失敗了，而像基督一樣，切的死傳達了通過鼓舞人心達到救贖的希望。」
格瓦拉死後30年，西方記者開始返回玻利維亞報導對格瓦拉的紀念活動，從而發現格瓦拉已經被當地農戶供奉為「聖埃內斯托」（San Ernesto de La Higuera）。格瓦拉死後40年，記者則發現格瓦拉的畫像經常被當地人與耶穌、聖母瑪利亞和約翰保羅二世掛在一起。路透社專欄記者克里斯托弗·洛普（Christopher Roper）也注意到「在玻利維亞，切的屍體被和聖若翰洗者相提並論」。《洛杉磯時報》也報導許多當地鄉下人遇到麻煩時會念着格瓦拉的名號祈禱，據說「百呼百應」，甚至有人聲稱有治癒殘疾的功效。關於當地人對格瓦拉崇拜的消息於2006年被Isabel Santos製作成電影，並獲得第五屆國際人權電影節最佳短紀實片獎。英國《衛報》2007年報導，在Vallegrande鎮用來把格瓦拉屍體向全球媒體示眾的洗衣房如今已經變成了一處「朝聖地」，四周的牆壁上刻滿了慕名而來的人留下的字句。在擺放格瓦拉屍體的桌子上方則被用大字刻上了「被懷念者永垂不朽」的標語。而在當地則有「切之詛咒」的傳聞，原因是與格瓦拉之死有關的玻利維亞軍政人員中已有六人凶死，其中雷內·巴里恩托斯（René Barrientos）總統死於直升機墜毀，而負責逮捕格瓦拉的格雷·普拉多（Gary Prado）將軍則因為自己的槍枝走火擊中脊柱致殘。
切·格瓦拉的反對者們認為切·格瓦拉執着於處死古巴革命的反對者，是不折不扣的劊子手，甚至指責其為「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法西斯」。一些切·格瓦拉的著作被其反對者們視為證據，其中的一些被Alvaro Vargas Llosa（他的眾多堅決反對者中的一個）所引用。比如，在切·格瓦拉的Message to the Tricontinental一文中，他寫道：「仇恨是鬥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選擇性的，冷血的殺戮機器」。[23]
而對格瓦拉及格瓦拉主義的革命方式批評來自於已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他在與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耿飈的談話中指出：格瓦拉是「盲動主義者」，他「脫離群眾，不要黨的領導」，在古巴獲得偶然性勝利後沒有認真進行總結，就跑出去盲目地推銷經驗。試圖「不依靠長期堅持武裝鬥爭，不建立農村根據地，不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來逐步取得勝利」，而是「不管有無條件，以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燒起來，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拼命主義」，「主張到處點火。我們說「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須那個地方有了燎原之勢，才能燎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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