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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員會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及之後一段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政權和部分中央行政領導部門的政權組織形式，也是各企事業單位的領導機關組織形式，簡稱革委會或革委。
1966年5月發布的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認定「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但並未要求全面奪取各級黨委、政府機構權力。然而，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興起，鬥爭的對象轉向中共黨內的高級領導幹部、各級黨委[1]:29。
1967年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指揮下，上海32個「造反派」組織舉行了「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一月風暴爆發[2]。隨後，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相繼開始「奪權」，1月23日前，奪權後成立的領導機構，主要是由群眾組織代表和少量的幹部代表兩部分人組成。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發[67]27號），強調軍隊要「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鬥爭」，軍隊隨即成為奪權的重要力量 [3] 。1月31日，在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的支持下，黑龍江省「造反派」奪權，成立了「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2月2日，《人民日報》以《東北的新曙光》為題發表社論，指出黑龍江的經驗是：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三結合」這一特定的術語。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4]，上海「造反派」準備依據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十六條》組織一個效法巴黎公社、實行全面選舉制的政權[5]，《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宣稱：領導最終要由革命群眾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三結合」（幹部、軍隊以及群眾代表）只是過渡性質的權力機構。但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多日對《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未置一詞[6][7]，與奪權的黑龍江省形成了鮮明對比[7]。2月12日，張春橋、姚文元返回北京。毛澤東與他們多次談話，否定了之前自己建議的「公社」名稱，表示公社選舉制度將破壞黨的領導[6]。張春橋、姚文元遂於2月18日返回上海，傳達毛澤東的指示。2月19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正式否定「人民公社」名稱，並以「三結合」作為評判各地權力機構的標準。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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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7年1月上海「一月風暴」導致的全國全面奪權開始，各省陸續成立「革委會」。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前後，「革委會」處於鼎盛時期，實行了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領導」，取消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分別，合為一體。革委會委員採取「三結合」方式產生，即由革命幹部、群眾組織代表和部隊軍管代表組成，但實質上是一種軍事管制[1]:78，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的前身為軍事管制委員會，或是以黨中央指定的軍隊成員為首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1]:84。軍代表通過「三支兩軍」掌握了各地的領導權，據統計[9][10][11]，現役軍人擔任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革委會主任的共20名，占總數的69％，擔任縣以上各級革委會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廣東省占81%，遼寧省占84％，雲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
「革命委員會」成員一般不通過選舉產生，而是經過所謂「反覆的爭論、醞釀、協商、審查」推選出來的。這種推選，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群眾造反派組織的狀況和審查機關的主觀意志。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4000多名委員中，包括其中大約半數左右的群眾代表，都沒有經過民主選舉[12]。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於1967年5月31日作出了《關於成立地專級、縣級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正式革命委員會的審批權限的規定》，地區、專區、縣級革籌小組和革委會的組成和審批權完全被置於軍隊的控制之下。《規定》要求：在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員會的地區，地專級要成立革籌小組，必須由省軍區或軍審查，報大軍區批准；縣級由省軍區或軍批准。地專級正式成立革命委員會，則必須由軍區審查，報中央批准；縣級由省軍區或軍審查批准，報大軍區備案[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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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提出重建各地黨組織，到1972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出《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為止，是革委會的平復時期，即由包攬一切權力恢復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地方政權的時期[1]:86。
197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地方各級黨代表大會的通知》，提出陸續召開地方各級黨代表大會，產生新的黨委。此後，地方各級黨委先後成立。新黨委和原來的革命委員會多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各級黨委的第一書記一般兼任同級革委會的主任[12]。這種初步的分化縮小了革委會的職權範圍，使黨政領導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狀態[13]。
自1972年8月「三支兩軍」人員開始撤回軍隊起，至1979年7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關於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決定的決議》，決定將革命委員會改組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為「革委會」的衰亡時期[1]:95。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徵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通知指出：凡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軍管、軍宣隊、支左領導機構撤銷，少數軍隊幹部轉業留在地方工作。此後，「三支兩軍」人員陸續返回部隊，但還有一些軍隊代表留在地方，他們主要是在黨政機關和省市一級革委會任主要負責人[12]。軍隊代表的撤出為地方幹部的重返領導崗位提供了條件，大批被解放的「老幹部」逐漸復出[1]:96。1973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新年獻詞》，指出各級領導機構要按照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逐步完善。這以後，「革命委員會」內部原來意義上的革命幹部、軍隊、群眾代表的三結合政權形式，已經不作為普遍原則存在了，而被新的意義上的老中青三結合的形式所取代了[12]。其中「老」幹部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居於支配地位，許多文革前期加入革委會的「造反派」群眾組織成員被下放回原單位，如杭州市革委會138名「新幹部」到1973年只留下了7名[1]:97-98。
1975年四屆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關於革委會的規定與文革前的地方人民政府並無明顯區別，事實上履行着相同的職能，僅名稱不同而已[1]:100。在「粉碎四人幫」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逐漸被否定。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關於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決定的決議》，將革命委員會改組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而革命委員會的組織形式一直到1980年代才全部撤銷。以浙江省為例，8個地區革命會於1978年9月統一改稱地區行政公署（根據1978年憲法，地區不作為一級政權，不設人民代表大會與革委會）。杭州市革委會於1981年12月改稱杭州市人民政府，溫州市革委會於1981年11月改稱溫州市人民政府，寧波市革委會於1982年2月改稱寧波市人民政府。黃巖縣革委會遲至82年6月才改稱黃巖縣人民政府，貴陽市革委會於82年8月改稱貴陽市人民政府，張家口革委會於1983年4月改稱張家口市人民政府。
| 各省、市、自治區最後一屆「革委會」情況表[1]:107-108 | ||||
|---|---|---|---|---|
| 省革委名稱 | 時間 | 主任 | 現役軍人軍銜 | 副主任 |
|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1月16日 | 毛致用 | 萬達、張立憲、孫國治、劉夫生等12人 | |
| 貴州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1月28日 | 馬力 | 賈庭三、蘇鋼、李庭桂、劉興勝等14人 | |
| 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日 | 任榮 | 少將 | 天寶、阿沛·阿汪晉美等10人 |
|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3日 | 吳德 | 倪志福、丁國鈺、黃作珍、鄭天翔等17人 | |
|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3日 | 劉子厚 | 馬輝、王金山、呂玉蘭、郭志等11人 | |
| 河南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5日 | 劉建勛 | 胡立教、戴蘇理、王輝、鄭永和等6人 | |
| 天津市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6日 | 解學恭 | 黃志剛、趙武成、邢燕子、閻達開等13人 | |
| 山東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14日 | 白如冰 | 蘇毅然、秦和珍、厲日耐、李振等14人 | |
| 山西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15日 | 王謙 | 陳永貴、韓英、郭鳳蓮、王茂林等12人 | |
|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15日 | 喬曉光 | 劉重桂、覃應機、杜易、趙欣然等10人 | |
| 廣東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17日 | 韋國清 | 上將 | 王首道、焦林義、李堅真、梁湘等16人 |
| 雲南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17日 | 安平生 | 王必成、劉明輝、李啟明、張銍秀等16人 | |
| 四川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0日 | 趙紫陽 | 徐池、楊汝岱、魯大東、李子元等13人 | |
| 浙江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2日 | 鐵瑛 | 少將 | 陳偉達、陳作森、張子石、王芳等11人 |
| 青海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3日 | 譚啟龍 | 狄子才、薛宏福、冀春光、趙海峰等11人 | |
| 吉林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5日 | 王恩茂 | 中將 | 阮泊生、張士英、高揚、安子文等13人 |
| 寧夏回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6日 | 霍士廉 | 湯靜仁、邵井蛙等9人 | |
| 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8日 | 尤太忠 | 上將 | 池必卿、寶日格勒、劉景平、滕俊清等14人 |
| 遼寧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8日 | 曾紹山 | 中將 | 任仲夷、黃歐東、陳璞如、胡亦民等14人 |
| 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8日 | 楊易辰 | 陳雷、陳劍飛、於洪亮、關舟等10人 | |
| 江蘇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8日 | 許家屯 | 胡宏、王敏生、周澤、惠浴宇等14人 | |
| 甘肅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9日 | 宋平 | 馮紀新、王世太、馬繼孔、李友九等13人 | |
| 陝西省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29日 | 李瑞山 | 于明濤、姜一、肖鈍、章澤等13人 | |
|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 1977年12月30日 | 蘇振華 | 上將 | 倪志福、彭沖、韓哲一、陳錦華等13人 |
| 福建省革命委員會 | 1978年1月4日 | 廖志高 | 馬興元、金昭典、伍洪洋、許亞等11人 | |
| 湖北省革命委員會 | 1978年1月5日 | 趙辛初 | 陳丕顯、韓寧夫、顧大椿、張秀龍等13人 | |
|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 | 1978年1月14日 | 萬里 | 李任之、顧卓新、趙守一、王光宇等13人 | |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 1978年2月3日 | 汪鋒 | 司馬義·艾買提、宋致和、賈那布爾等13人 | |
| 江西省革命委員會 | 1978年2月18日 | 江渭清 | 白棟材、黃知真、劉俊秀，方志純等10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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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靈寶縣革委會實行領導班子革命化—精兵簡政，密切聯繫群眾》的報道，編者按語中要求各級革委會都要走「精兵簡政」的道路。據此，各級革委會剛成立時，都不切實際地將工作機構和人員精簡到難以維持正常工作的程度，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級黨委在成立時工作人員僅有150-200人左右，為原本行政人員的二十分之一甚至三十分之一[1]:116。但隨即，即開始了機構的膨脹、人員的增加，例如武漢市革委會1968年上半年成立時，工作人員僅有90人，但到1969年5月，僅1年時間，工作人員就劇增至1200人[1]:119[13]。1970—1971年間，在省級革委會中，除政工、生產、辦事、政法幾大組（或部）外，存在各種名目的編內、編外常設機構如：一打三反辦公室、整黨建黨辦公室、農村工作指揮部、增產節約辦公室、清理敵檔領導小組、計劃生育辦公室、學大慶領導小組、軍工生產領導小組、落實政策辦公室、徵兵領導小組、招工辦公室招生辦公室、征糧領導小組、防空領導小組、知青辦公室、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野營訓練指揮部、革命大批判組、整團建團領導小組、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節煤辦公室、節電辦公室等等[13]，名目繁多，而且往往要求市、縣級革委會設置相應的對口機構[1]:120。
1968年3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文章指出：「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工作千頭萬緒應該抓什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把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舉得高高的；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把革命大批判氣氛搞得濃濃的」。革命委員會作為貫徹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工具，其原本的核心任務即為學習毛澤東思想，開展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指導各領域的工作[1]:124。
1967年8月至1968年2月，前後，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別將各省、市、自治區所在支「左」部隊的領導人、各大派別的群眾組織代表召至北京，開辦了中央級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如當時的「廣西兩派在京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雲南在京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等等。這些學習班實質上是各派之間「討價還價」的談判，目標是各派在北京學習班期間達成停止武鬥、實現聯合的保證協議。在中央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基礎上。各地方很快掀起了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群眾運動，人口最多的四川省，當時有7000萬人口，在省革委會成立之前，就已經有2700萬人次先後參加了學習班。革委會成立後至黨的九大召開以前，全國各地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舉行「三忠於」講用報告會，在工廠、農村、軍隊普遍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九大後，隨着「文化大革命」進入「斗、批、改」階段，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性質和內容也隨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有些實際上變成了對幹部的專案審查機構[1]:126-128。
文革中最為嚴重的廣東、廣西兩地的屠殺在1968年7月達到高峰[14][15][16]，並以「保衛紅色政權」和抓捕「反共救國團」的名義進行有組織、有計劃地殺人，多數殺戮是在各縣革委會領導下進行的[17]。廣西和廣東的反對派「四二二」和「紅旗派」被排擠在權力之外，所以這兩個省的「革委會」更傾向於用暴力手段對付這些「造反派」[14]。
有人指出：「文革」中有3次因冤案而死人的高峰，其中的第三個是1968年到1970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這3個運動都是由「革委會」、「軍宣隊」、「工宣隊」領導的，「文革」時期因冤案而死的人中，絕大部分死於這一時期。非官方的數據認為，僅「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全國有3,000萬人被斗，50萬人死亡[18][19]。這個時期整死人的事件，幾乎各單位都有，超過其他時期的總和[20]。革命委員會既是嚴重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產物，又是貫徹錯誤的階級鬥爭方針的有力工具[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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