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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國家權力約束在憲法規定的正常框架軌道內運作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又稱立憲主義、憲法主義、憲政，是主張國家權力來自憲法並受其約束之政治思想、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或理念，也是目前部分民主國家的現狀[註 1]。該理念要求所有政府權力之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主義強調法治之必要性，認為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社會機構和個人都不能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1][2]。
憲政是代議民主的基礎和保障，亦為對民主政治的制衡，雖然傳統上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以民主選舉產生，但現代憲政理論往往與民主概念密不可分。在憲政國家裡，政府和公民的行為均有邊界、不得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為域是公部門，相對而言，公民的行為域稱作公民社會。其中，憲政的根本作用在於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權力濫用（即有限政府），並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
世界範圍內，憲政體制施行之成例，包括美國的三權分立民主共和制以及英國的君主立憲制[3][4][5][6][7]。1980年代至1990年代，蔣經國、李登輝等人領導的政治改革使中華民國五權分立民主共和制在臺灣得以確立，而同時期時任中國政府中鄧小平等人所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初期成功確立《八二憲法》後，後期改革因六四事件爆發而失敗[8][9][10][11][12][13]。
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體現了對人類自由選擇和深思熟慮的充分自信，其根源於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自然法傳統、基督教傳統以及契約論傳統，汲取了法治理論、自然權利說、社會契約論等理論的精華，形成「權利」與「權力」之二重維度。
許多學者將憲政主義的起源追溯至英國1215年通過的《大憲章》，認為這一貴族與王權鬥爭的產物具有限制權力的性質，是現代憲政主義的源頭。但是，大多數學者還是傾向於認為啟蒙運動給西方帶來憲政主義。以英國的約翰·洛克、法國的孟德斯鳩、美國的麥迪遜、漢密爾頓等人為代表，憲政主義者提出的三權分立、人權保護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構成了憲政主義的基本理論體系，開創了西方憲政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
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使作為理論形式的憲政主義成為西方政治制度架構的重要原則。從1628年開始，英國以《權利請願書》、《人身保護法》、《權利法案》以及《王位繼承法》等一系列憲法性文件為基礎，形成不成文憲法體系。在資產階級與封建王權的鬥爭中，憲政主義為限制君主權力提供理論依據，產生最早的君主立憲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君主立憲制制約了封建王權，防止王權專斷，成為當代西方主要的政體形式。
美國1787年制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1791年生效的《權利法案》以及1789年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等文件的頒布，則標誌着憲政主義在實踐中的全面展開。隨着民主化改革的不斷深入，憲政主義融合了民主的因素，為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合理性，憲政主義逐漸豐富，不僅只是君主憲政，而且發展出了民主憲政的體系。
憲政這一術語初見於美國獨立戰爭後的制憲活動中。從1787年美國憲法的制定，到蘇聯頒布第一部憲法中間大約150年間，憲政概念與作為立憲活動結果的憲法，都是和諧而統一的。[來源請求]
法學界對憲政主義之解釋為，為以法治為形式、以民主為基礎、以分權制衡為手段、以個人自由為終極目標的現代政制[15]。零八憲章認為「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憲法自然性地意味着憲政，包括「憲法權利」和「有限政府」。自從20世紀以來，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以共和國命名，紛紛立憲，但未必存在有限政府。因此薩托利開始把憲法分成三類[16]：
憲政的實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權力，保障公民的權利，同時要約束公民的行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自由憲章》[17]中指出，憲政的實質有兩個方面：其一是限權，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機構的專屬權力；限權的一個精巧的技術性手段是分權[18]。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特別是約翰·洛克主張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通過憲法和法治的方式踐履這樣的政治制度，就是憲政。以憲法為靈魂的國家權力的人格化，就是憲政。他的核心思想是，憲法是憲政的靈魂，無憲法的憲政則失去靈魂。
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認為[19]，憲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憲法的制約，而且只能根據其條款來進行統治並受制於其限制」，應包括以下要素：
人類能否在自我管理的同時實現自我約束，一直是困擾着憲政主義的一個難題。[20]由於突出了對權力的限制，尤其是對民主權力的限制，憲政主義傾向於保守，造成了憲政主義與民主之間關係的持續緊張。這種緊張突出反映在人民主權與限權憲法之間的衝突、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區別等方面。憲政民主更為精巧地整合了民主與法治之間存在的緊張，成為憲政主義更高的理論形態。[21][不可靠的邊緣學說來源 ?]
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理論體系，憲政主義發展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架構的根本原則。代表了西方政治文明發展的最高成就，對當代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等各個方面均有着極為深遠的影響。然而，政治態度的消極悲觀、政治功能的效率低下等問題仍然困擾着憲政主義，成為其進一步發展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來源請求]
憲政本身並不涉及民主，憲政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自由權；而民主則關注政府的產生方式和權力來源。憲政可以讓政府受到約束從而保障公民自由權；民主則可以讓政府執政為民，從而保障或增加公民受益權。因此民主國家未必是憲政國家（例如古希臘），憲政國家也未必是民主國家（例如大憲章時代的英國）。憲政的關鍵詞是「自由」，民主的關鍵詞是「平等」。
法學界對於憲政與民主關係之解釋是「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現代憲政理論雖以民主制度為基礎，但它最核心價值並不是民主，而是體現在憲法和各種政法制度當中的「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
「憲政」是指一種使政治運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狀態，它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被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簡單地說，憲法與憲政的關係就和法律與法治的關係一樣：認真對待法律，使之真正成為約束公民行為的規則，社會就實現了法治；認真對待憲法，把憲法真正作為「法」——「更高的法」，並控制所有的政府權力——包括立法權力，國家就實現了憲政。從另一個角度看，讓法治中的「法」上升到憲法，法治也就自然上升到了憲政的高度。在這個意義上，憲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但法治和憲政又存在着一種辯證關係，因為憲法畢竟是特殊的「更高的法」。憲法和普通法律同樣具備實際效力，但同時又控制着普通法律的意義。因此，憲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但同時又是對法治的一種制約；如下所述，憲法的作用在於防止那些過分嚴厲的「惡法」成為法律。然而，如果不能處理好兩者的關係，憲法審查機構輕易宣布議會制定的法案無效，憲政則有可能削弱法治並損害民主。[22]
憲法是否意味着憲政，在學術界眾說紛紜。憲法學界認為，憲法是實施憲政的前提，憲政是憲法的靈魂和生命。通常，憲法的目的在於保障民權，限制政府，這樣的憲法是靜態的憲政；亦有國家制定憲法之目的僅在於對外宣示，對於政府無法起到約束，這樣的憲法稱作字義性憲法[23]。此種國家亦非憲政國家。
憲政與司法獨立關係密切。為了保障屬於個人、並在政治學的邏輯上先於國家而存在的那些自由，憲政制度不僅用了各種方法來限制政府的權力，而且還用了許多方法去限制人民的權力，把憲法中確立的「憲法權利」排除在民意（政治中的多數）的選擇範圍之外，並通過獨立、不受選舉制約的司法系統，充當公民憲法權利的保護神。
憲政主義的本質在於以一系列準則或規範來限制政府權力。憲政主義宣稱，人們能夠並且應該建立一整套成文的或是不成文的規則，來限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國家權力，國家權威直接取決於這些可見的限制。憲政主義主張國家制訂一部有效的限權憲法，並通過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形成權力的制衡機制，從而有效防止權力專橫。
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實際確立於第4任美國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主政美國最高法院時期。馬歇爾大法官在著名的馬伯利訴麥迪遜案的判決中，奠定了美國法院對美國國會法律的司法審查權之基礎，從此確立了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而馬歇爾也被廣泛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首席大法官之一。[24][25][26]
憲政主義不但要求一個安全的權力體系，同時還主張以明確的權利體系保障公民的人身、政治、經濟、社會等諸項權利。儘管這一權利主張一直受到保守派憲政主義者的非難，但還是逐漸發展起來並成為憲政主義的重要理論組成部分。在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麥迪遜等人的努力下，美國憲法加上了《美國權利法案》作為憲法的修正案，從而完善了憲政體系，對於人權的規定成為憲法的標準內容。
美國的公民權在第14任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主政美國最高法院時期大為擴增，沃倫法院是歷史上美國司法權力所到達的頂峰，被廣泛認為造就了美國歷史上一場劃時代的自由主義憲政革命，成為了當時美國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堡壘。[27][28][29][30][31]厄爾·沃倫領導的美國最高法院作出了確立美國「一人一票」民主普選制、禁止種族隔離、推廣權利法案、逮捕程序改革（米蘭達警告）、抗擊麥卡錫主義、保障言論自由、保障婚姻自由等眾多里程碑式的判決，而沃倫也被廣泛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首席大法官之一。[24][25][31][32][33]
英國的憲政體制也許是世界上採用不成文憲法的國家中的最佳典範。英國1215年通過的《大憲章》被認為是憲政主義的起源之一，而17世紀的英格蘭也成為了世界上最早採用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之一，隨後英國國王和英國議會之間展開了長期的權力鬥爭。[7][34]如今的英國國王已經成為了英國的虛位元首，君主及其近親具有一系列的官方、禮儀、外交和代表性權力，其職責僅限於授勳及嘉獎和任命首相。現今英國政府的行政權力，名義上仍舊通過君主的皇家特權來行使，但事實上僅能根據國會立定的法律行使，並且受到傳統與先例之限制。
此後，英國湧現出了大量的關於權力制衡的政治思想，並產生了許多政府的官方機構以及私人的機構進行權力制衡。[35][36]這種制衡已經從單一的限制國王權力擴展到英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日本自從1947年5月3日施行新版憲法後，採用了單一制、議會制、君主立憲制。[37][38]在保留了日本天皇的前提下，同時設立了國會。[37][38]而安倍晉三首相領導的政府提出要對1947年的憲法作出修改，這一舉措遭到了廣泛批評，反對者認為新的憲法將對日本公民附加額外的義務，而非進一步保障他們的人權。[39][40]
1923年1月，孫中山在《申報》五十周年的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其中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規劃了走向民主共和憲政體制的路線[41][42]。1924年，孫中山撰寫了《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提出了中華民國未來建設的規劃方案，強調「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43]。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同年7月，國民政府成立；而1926-28年間蔣中正等人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進行了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名義上統一了全中國、定都南京，中華民國進入訓政時期[44][45]。1927-37年間，中華民國的發展經歷了「黃金十年」，期間施行孫中山的訓政政策，1931年通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國國民黨進行一黨專政，同時訓練、培養國民施行憲政的能力（故稱「訓政」）[41][46][47][48]。
1937年-45年間，中華民國經歷了8年的抗日戰爭，但長期的一黨專政導致了獨裁、腐敗、通貨膨脹等種種問題[49]。期間，在內外壓力下，國民黨於1943年9月召開了五屆十一中全會，蔣中正提出抗戰勝利後的1年內將確立憲法、實行憲政，他強調：「政治建設的基礎，就在憲政的實施。.......憲政實施以後，本黨還政於民……在法律上本黨應該與一般國民和普通政黨處於同等的地位。」[49][50][51]但他的說法遭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批評，1940年2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裡面說道：「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52][53]毛澤東提出中國要的「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52]但近來有觀點對此提出質疑，認為將憲政理解成為民主政治是一種膚淺的誤解，憲政的終極價值是保障民權，而憲政的核心思想為「有限政府」，這並不意味着該政府必須經過民主的程序產生，例如17世紀實行君主立憲制的英國[54][55]。憲政和民主是分不開的，但現代的憲政主義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制度模式，其實質是民主主義、共和主義和法治主義這三者的匯合。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秋，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了談判，並簽訂了《雙十協定》，而後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黨代表在1946年1月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中通過了《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對實行憲政達成共識[56][57]。1946年12月25日，由中國國民黨和其它黨派（包括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召開了「制憲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拒絕參加）進行了憲政辯論，最終通過了由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勱所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三民主義」入憲，1947年1月1日國民政府公布該憲法、1947年12月25日憲法正式生效，自此中華民國進入憲政時期。中華民國也將12月25日定位行憲紀念日慶祝邁向憲政民主的階段[58][59][60][61][62]。但隨後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國民政府宣布進入動員戡亂時期，凍結憲法中許多保障自由權利的條文[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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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不斷敗退，5月20日起國民政府宣布台灣省全省實行戒嚴和軍事管控，同年12月蔣中正等人撤退至台灣，而台灣也進入了長達數十年的威權時期和白色恐怖時期，民主憲政體制未能得到落實，這期間的政治受難人數達到數十萬、其中數千人被處決[65][66][67][68][69]。1975年4月，蔣中正逝世[66]。1980年代，蔣經國所領導的政府以「三民主義」為根基，展開大刀闊斧的民主和憲政改革，先前在大陸時期制定的憲法才真正得以落實於台灣地區[8][9][66][70][71]。台灣的民主共和憲政體制採用了孫中山創立的五權分立架構，將政府分成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72][73]。而部分為統治中國全境所做的憲法規劃，則因兩岸分治及社會發展的時勢，由《憲法增修條文》補充或暫停實施[74]。
1978年5月，蔣經國就任中華民國第6任總統[8][9]。1979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台灣高雄爆發了歷史性的「美麗島事件」，訴求民主與自由，要求終結黨禁和戒嚴，雖然此次事件的領袖施明德等多人被逮捕判刑，但在各方壓力下，蔣經國並未判處任何一名被告死刑，這被視作台灣島內民主的先聲[8][9][75]。而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同日，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強調，「確認厲行民主憲政是國家政治建設應走的大道，必須繼續向前邁進，決不容許後退。」[8][76]
1986年3月，在國民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蔣經國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口號以及各項民主憲政的改革方案，包括解除黨禁、報禁、戒嚴等等[77][78]。他隨後強調[8][79]：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1986年9月29日，台灣民進黨在台北成立，雖然當時「黨禁」還未正式解除、民進黨的成立在程序上還屬非法，但蔣經國並未實施鎮壓[8][77][80]。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凱瑟琳·葛蘭姆時，宣布台灣「即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77][79]。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再次強調[8]：
個人的生死毀譽並不足惜，重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命脈。……凡執政黨同志，應以中國國民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的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憲政更充實、更完美。
10月15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的決議[8][77]。1987年7月，蔣經國公布了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法》，正式解除了在台灣維持了38年的「戒嚴令」，對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限制隨之取消，台灣地區的民主憲政體製得以初步確立[8][9][78]。1988年元旦，蔣經國宣布正式解除「報禁」，13日後蔣經國逝世，而他的大部分民主和憲政改革成果延續至今[8][9][81]。蔣經國被普遍認為是對台灣貢獻最大的中華民國總統[8][82][83][84][85]。
1950年代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許多民主人士建議以立法、頒布法令等的方式和平分配土地，1950年6月的《土地改革法》也獲得通過，但毛澤東等人反對將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而是鼓勵建立「人民法庭」、發動群眾對地主進行批鬥，此舉造成了法外殺人等激進的群眾暴力行為，據各方人士估計這次運動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100萬-500萬[86][87][88][89]。有學者認為這是將司法政治化，是反憲政運動，還有學者認為這是借法律的名義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90][91][92]。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被審議通過，該憲法收入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85條）等具有憲政精神的內容，毛澤東本人也說道：「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93][94][95][96] 而事實上，這部憲法很快就被虛置，幾乎成了一紙空文，憲政體制也未能確立[96][97]。
1957年，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反右運動」，1958年又發動了「大躍進」、實行「人民公社」，1959年召開廬山會議，1963年還發動了「四清運動」，強調的依然是「人治」而非「法治」和「憲政」；據各方估計造成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至少數十萬知識分子以及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在內的諸多領導人受到迫害[96][98][99][100]。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道[96][101]：
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大躍進以來，都搞生產，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時間犯法了。......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文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
毛澤東進而認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102][103][104][105] 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憲法和法治，造成了體制性重創和空前的社會浩劫，國家主席劉少奇被非法罷免、數千萬人受到迫害[96][106][107][108]，據各方估計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100多萬到2000萬不等[109][110][111]。1967年8月7日，謝富治明確提出「砸爛公檢法」的主張，獲得毛澤東的支持[112][113]。1970年底，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交談中，提到：「我不怕說錯話，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114][115] 文革期間，中共中央還主持重新修訂了憲法，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部憲法《七五憲法》，並在正文納入「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等內容，將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納入國家機構運作體系中，廢除了「國家主席、副主席」職位，帶有濃重的文革色彩、與憲政主義背道而馳[116][117][118][119]。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20]。1978年3月，華國鋒等人在「兩個凡是」的框架下主持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三部憲法《七八憲法》，該版本雖然刪除了部分文革語調、恢復了《五四憲法》部分公民權利條款，但依然保留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文革用語，並且沒有恢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主要的憲政內容[121][122][123][124][125]。這部憲法的正文保留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相關條款，仍將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納入國家機構運作體系中，依然帶有明顯的局限性和文革色彩[122][123]。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認領導地位，取代時任黨主席兼總理華國鋒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126]。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導了撥亂反正，並主持修訂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八二憲法》，該憲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也是現行的憲法，它建立在《五四憲法》的基礎上，蘊含了憲政主義的思想[10][119][127][128][129][130]。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131]，指出權力過分集中是中國當下官僚主義的「總病根」，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及諸多符合憲政主義的觀點，建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並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129][131][132][133][134]。經歷2年多的修訂，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八二憲法》，該憲法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10][123][128]。《八二憲法》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0][129][135][136][137]。與此同時，也有觀點認為，這部憲法也有其局限性，如「四項基本原則」的入憲，不許否定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11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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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憲法》頒布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持續加速，但遇到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等種種問題，而經濟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139][140][141][142][143]。1986年上半年起，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10][13][139][143][144]。此時，體制內外的人士對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要求是一致的，而外界也對此次改革的決心和力度抱有期待[144]。其中部分人士還公開提出了「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司法獨立」等西方憲政主義的架構[13][145]。雖然這些與鄧小平等人的中共官方改革觀點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當時比較寬鬆的政治氣氛下，並沒有受到過多的抑制與打壓[13]。另一方面，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在中共一黨專政的前提下，推行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但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3][145][146][147][148]。鄧提出[13]：
要使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地工作，不能過多干擾行政機構的工作。決定了就辦，這是我們的優勢，這個優勢不能丟。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我們要搞一個什麼樣的體制？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機構要精簡。...…民主還是個手段，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繫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主持了開幕式，趙紫陽作了題為《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該報告由鮑彤負責起草，提出並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和設想[139][149][150][151]。該報告的第五部分詳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將鄧小平1980年的「8.18講話」作為改革的指導性文件，闡述了許多符合憲政主義的內容，其中包括進一步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監督、完善選舉制度等等[139][151]。十三大還首次實行了差額選舉，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鮑彤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39][149]。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但隨着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爆發，趙紫陽、鮑彤等人被撤職，1980年代後期的政治體制改革失敗，有學者將此次政治改革的失敗歸咎於鄧小平的個人局限性（譬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有人認為是由於中共保守勢力的干擾和圍剿，還有人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中部分過於激進的學生也負有責任等等[11][12][13][71][152][153][154]。1997年2月，鄧小平逝世，1999年3月「鄧小平理論」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被寫入《八二憲法》[155][156]。2004年，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寫入《八二憲法》[157]。
2018年，中共中央提議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將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寫進《八二憲法》序言，與此同時還提議規定監察委員會的產生方式和職權，並重新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修進憲法的正文中，同時建議在《八二憲法》中刪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條款[158]。
2019年2月，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引述中共中央報刊《求是》報道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上發言，指出必須堅持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決不能走憲政、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路[159]。2023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重申了這一立場[160]。
近年來，習近平的許多言論和舉措招致了國內外的諸多反對聲音，部分學者對他的一系列作法感到憂慮、震驚，有人認為這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復辟、背離了憲政主義，還有人認為這甚至有可能將中國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161][162][163][164][165][166][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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