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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时期陆军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大日本帝国陆军(日语:大日本帝国陸軍〔大日本帝國陸軍〕/だいにっぽんていこくりくぐん Dai Nippon Teikoku rikugun */?,英语:Imperial Japanese Army)是日本军的陆上武装部队,1871年(明治4年)成立、1945年(昭和20年)解散。在日本略称为帝国陆军,一般常以日本陆军称呼,并不使用全名称呼。同时,日本陆海军本来被称呼为国军(こくぐん)、皇军(こうぐん),但表达为日本陆军的场合较多。解散后,为与陆上自卫队产生区别,多以旧日本陆军或旧帝国陆军称呼之。
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名称,从明治10年代开始被用作来自国外的称呼或对外联络文书、公文等的一部分。例如,1918年(大正7年)当时的陆军大臣大岛健一(寺内内阁)发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贺电“英国皇帝陛下海陆军大臣约里贺电(大正7年1月25日下午1时30分发电)”中使用了日本陆军、帝国陆军、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各名称。[1]
英文名称为Imperial Japanese Army 、 Japanese Imperial Army 、 Japanese Army等。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之前,其规定还存在不足之处,但制定宪法后,军事大权从宪法上的内阁中独立出来,直接属于天皇的统帅权。因此,陆海军(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只有大元帅天皇一人,对于帝国陆军,陆军大臣(大臣)、参谋本部 (大日本帝国)(总长)、教育总监(总监)除天皇外处于最高位置(直隶),他们被称为陆军3长官。另外,由于三位长官由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担任,因此,虽然职务本身是帝国陆军的最高层,但级别本身并不一定由最高层人士担任,特别是历届陆军大臣和教育总监中有不少陆军中将担任。 作为这三位长官的辅佐机关,设有被称为“省部”和“中央”的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等3个官衙,陆军大臣(陆军省)负责军政人事,参谋总长(参谋本部)负责军令、作战、动员,教育总监负责教育总监部)负责教育。另外,陆军次官(次官,陆军省)、参谋次长(次长,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本部长(本部长,教育总监部)等3个机关排名第2位的次席相当职位。
1938年(昭和13年)12月,为了扩大航空战斗力、独立及统率灵活化,新设了陆军航空总监部,以航空总监为首,主要负责航空相关学校等陆空军的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航空相关学校(部分补充学校除外)也被军队化,航空总监部被废除,改编为航空总军。
参谋本部是在战时、事变时作为陆海军的最高统帅机关(相当于外国军队的最高司令部)设立的大本营中,成为大本营陆军部,以大元帅的名义创造大陆生命的存在,但参谋总长并不是因此而成为所谓的陆军最高指挥官(相当于陆军最高司令官、陆军总司令官)。另外,教育总监(教育总监部)虽然是掌握帝国陆军教育的部门,但宪兵、经理、卫生、法务、装甲、航空、参谋、情报等特定职务的学校等分别由陆军省、参谋本部、航空总监部及其外局管辖。
在帝国陆军的前身御亲兵成立之前的1870年6月(明治3年5月),作为新生帝国陆军的象征,采用了以16条旭日旗为设计的陆军御国旗,1879年(明治12年)重新修改陆军御国旗规格的旭日旗被制定为军旗。 该军旗作为团旗,只由大元帅(天皇)亲授步兵团和骑兵团,旭日旗的设计是“帝国陆军的象征”,不论军民,被广泛认识和使用。另外,在日本首次设计并采用采用旭日设计的所谓“旭日旗”的是帝国陆军。
这是在1886年(明治19年)夏尔·勒鲁受兵部省委托作曲的进行曲。以他写出的两首军歌《拔刀队》和《扶桑歌》两首为基础,制成了《观兵式分列进行曲(扶桑歌)》。首演是在陆军教导团军乐队演奏的鹿鸣馆进行的。本曲经过1902年(明治35年)的第2次修改,成为现在的形式。第二年1903年(明治36年)改编并成立兵部省的陆军省制式进行曲(鲁鲁于1889年(明治22年)回国)。
主要在各种陆军观兵式(大礼、天长节、陆军始)、师团等阅兵式上分列演奏。另外,在民间各标签上被唱片化,成为国民学校演艺和音乐的课题曲等,在民间也广为人知。
虽然也被称为“陆军分列进行曲”,但对于“陆军~”的冠名,在战前无法确认。英文翻译有Army Defile March Fusouka等。[2]
帝国陆军的建军初期,把旭日章作为设计,称为“日章”,用作帽章,后来属于一般师团(一般将士)的人及陆军军属把以“五芒星(五光星)”为设计,属于冠以“近卫”称号的近卫师团的部队的人把“星章”周围用“樱花”覆盖,用作帽章。但是,以旭日章为帽章的“第一种帽”是军官准士官在穿正装时佩戴的“正帽”,而属于仪丈部队的近卫骑兵团的下士官兵则将相当于骑兵军官准士官正衣的“奉服”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帝国陆军的组织分为官衙、部队组织军队、培养或再教育将士的学校(实施学校、补充学校)、负责卫生的陆军医院和不属于他们任何一方的特务机关。
在帝国陆军中其将士被分为不同的职业和等级,以便组织和管理。其中,战斗职称和宪兵称为兵科,后方支援职称称为各部,这些职称的统称为兵科部。1940年(昭和15年)9月13日和15日,步兵科、炮兵科、骑兵科、工兵科、重兵科和航空兵科的兵科区分被取消,只保留兵科这一称呼,兵科色也被废除。然而,战斗职业的“兵科”的称呼和将职业进一步细分化的“兵种”,以及各部和各部的“定色”仍然存在。
在帝国陆军中,从大将到少尉的军官被称为军官,准尉被称为准士官,曹长到下士被称为下士官,兵长到二等兵被称为兵。将军中,大将是亲任官,中将少将是敕任官,佐官、尉官是奏任官,准士官、下士官是判任官。这些人是武官的官吏,被任命为这些军衔时被称为任官。但士兵不是官吏,也不被称为任官,因为他们是根据国民的义务服兵役而入伍的阶级。[3]
此外,陆军预科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少年飞行兵学校等学生没有被指定等级。[4]在帝国陆军中,元帅不是军衔,而是授予元帅府陆海军大将的称号(元帅陆军大将)。
日本陆军中的官阶体系。直到1932年(昭和7年)6月修改为止,将下士官称为下士,将兵称为卒(“一等卒”为“一等兵”,将二等卒为“二等兵”),直到同年2月修改为止,将“准尉”称为“特务曹长”。另外,1932年(昭和7年)2月,各部相当官制被废除,以兵科为准(“各部军官相当官”为“各部军官”),军医总监为“陆军军医中将”,“陆军一等药剂正”为“陆军药剂大校”,“陆军一等主计”为“陆军主计大尉”,“陆军上等U型铁工长”为“陆军兽医务准尉”,“陆军一等乐手”为“陆军军乐曹长”,“陆军一等护理兵”为“陆军卫生上等兵”。1940年(昭和15年)9月,新设“兵长”一级。此外,“准尉”是由资深下士官任命的阶级,判任官即军官待遇下士官,与“实习士官”(阶级为曹长)或士官候补生陆军士官学校本科、陆军航空士官学校、陆军经理学校本科的学生(阶级为中士)完全不同。
阶级 | 兵科 | 各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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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 | 経理部 | 卫生部 | 獣医部 | 军楽部 | 法务部 | |||||||||
宪兵 | 主计 | 建技 | 军医 | 薬剤 | 歯科医 | 卫生 | 獣医 | 獣医务 | 法务 | 法事务 | ||||
大元帅 | ||||||||||||||
元帅大将 | 元帅陆军大将(名誉职) | |||||||||||||
大将 | 陆军大将 | |||||||||||||
中将 | 陆军中将 | 陆军技术中将 | 陆军主计中将 | 陆军建技中将 | 陆军军医中将 | 陆军薬剤中将 | 陆军獣医中将 | 陆军法务中将 | ||||||
少将 | 陆军少将 | 陆军技术少将 | 陆军主计少将 | 陆军建技少将 | 陆军军医少将 | 陆军薬剤少将 | 陆军歯科医少将 [a] |
陆军獣医少将 | 陆军法务少将 | |||||
大佐 | 陆军大佐 | 陆军宪兵大佐 | 陆军技术大佐 | 陆军主计大佐 | 陆军建技大佐 | 陆军军医大佐 | 陆军薬剤大佐 | 陆军歯科医大佐 | 陆军獣医大佐 | 陆军法务大佐 | ||||
中佐 | 陆军中佐 | 陆军宪兵中佐 | 陆军技术中佐 | 陆军主计中佐 | 陆军建技中佐 | 陆军军医中佐 | 陆军薬剤中佐 | 陆军歯科医中佐 | 陆军獣医中佐 | 陆军法务中佐 | ||||
少佐 | 陆军少佐 | 陆军宪兵少佐 | 陆军技术少佐 | 陆军主计少佐 | 陆军建技少佐 | 陆军军医少佐 | 陆军薬剤少佐 | 陆军歯科医少佐 | 陆军卫生少佐 | 陆军獣医少佐 | 陆军獣医务少佐 | 陆军军楽少佐 | 陆军法务少佐 | 陆军法事务少佐 |
大尉 | 陆军大尉 | 陆军宪兵大尉 | 陆军技术大尉 | 陆军主计大尉 | 陆军建技大尉 | 陆军军医大尉 | 陆军薬剤大尉 | 陆军歯科医大尉 | 陆军卫生大尉 | 陆军獣医大尉 | 陆军獣医务大尉 | 陆军军楽大尉 | 陆军法务大尉 | 陆军法事务大尉 |
中尉 | 陆军中尉 | 陆军宪兵中尉 | 陆军技术中尉 | 陆军主计中尉 | 陆军建技中尉 | 陆军军医中尉 | 陆军薬剤中尉 | 陆军歯科医中尉 | 陆军卫生中尉 | 陆军獣医中尉 | 陆军獣医务中尉 | 陆军军楽中尉 | 陆军法务中尉 | 陆军法事务中尉 |
少尉 | 陆军少尉 | 陆军宪兵少尉 | 陆军技术少尉 | 陆军主计少尉 | 陆军建技少尉 | 陆军军医少尉 | 陆军薬剤少尉 | 陆军歯科医少尉 | 陆军卫生少尉 | 陆军獣医少尉 | 陆军獣医务少尉 | 陆军军楽少尉 | 陆军法务少尉 | 陆军法事务少尉 |
准尉 | 陆军准尉 | 陆军宪兵准尉 | 陆军技术准尉 | 陆军主计准尉 | 陆军建技准尉 | 陆军卫生准尉 | 陆军獣医务准尉 | 陆军军楽准尉 | 陆军法事务准尉 | |||||
曹长 | 陆军曹长 | 陆军宪兵曹长 | 陆军技术曹长 | 陆军主计曹长 | 陆军建技曹长 | 陆军卫生曹长 | 陆军獣医务曹长 | 陆军军楽曹长 | 陆军法事务曹长 | |||||
军曹 | 陆军军曹 | 陆军宪兵军曹 | 陆军技术军曹 | 陆军主计军曹 | 陆军建技军曹 | 陆军卫生军曹 | 陆军獣医务军曹 | 陆军军楽军曹 | 陆军法事务军曹 | |||||
伍长 | 陆军伍长 | 陆军宪兵伍长 | 陆军技术伍长 | 陆军主计伍长 | 陆军建技伍长 | 陆军卫生伍长 | 陆军獣医务伍长 | 陆军军楽伍长 | 陆军法事务伍长 | |||||
兵长 | 陆军兵长 | 陆军宪兵兵长 | 陆军技术兵长 | 陆军卫生兵长 | 陆军军楽兵长 | 陆军法事务兵长 | ||||||||
上等兵 | 陆军上等兵 | 陆军宪兵上等兵 | 陆军技术上等兵 | 陆军卫生上等兵 | 陆军军楽上等兵 | 陆军法事务上等兵 | ||||||||
一等兵 | 陆军一等兵 | 陆军技术一等兵 | 陆军卫生一等兵 | |||||||||||
二等兵 | 陆军二等兵 | 陆军技术二等兵 | 陆军卫生二等兵 |
以下是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前后部队和部队指挥官的分配示例。
以下为1938年(昭和13年)修订的昭和13年制军衔章[6](金章),除金章地质呈白色而非朱红色的法务部军官(法务官)外,全兵科共通,穿御服的大元帅在陆军大将的军衔章上附加菊花纹,元帅陆军大将与陆军大将的军衔章一起佩戴元帅徽章,佩戴元帅佩刀。陆军预科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少年飞行兵学校、陆军少年战车兵学校的学生等没有被指定级别的学生将佩戴不带星章的无花纹级别章(少年飞行兵的地质颜色不是朱红色,而是淡藏青色)。
当时,为了避免藩阀任意录用,陆军士官学校以推进明治维新的藩出身的士族为中心。基本上经过旧制中学或陆军幼年学校进入陆军士官学校(预科),接受与旧制高中同等的普通学及基础军事教育后,作为士官候补生在原队进行附队工作,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接受专业军事教育后毕业。初期曾有过通过陆军教导团被任命为下士(下士官)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经历,也有过像武藤信义一样成为元帅陆军大将的例子。
1938年(昭和13年),日本陆军新设了专门培养航空要员军官的机构——陆军航空士官学校。该学校主要培训军用机飞行员、军用机技术士官和军用机械士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成为日本陆军航空兵团的主要培训机构之一。随著日本陆军的战败,陆军航空士官学校于1945年解散。
自1917年(大正6年)起,陆军开始实行准尉候选人制度,到1920年(大正9年)时,制定了少尉候选人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为了从准士官和下士官中选拔优秀人才,让其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或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接受军官教育,然后任命其为拥有部队指挥权的指挥官现役军官(少尉)。此外,帝国陆军不存在像帝国海军的特务士官制度和军令执行令等制度。因此,“士官候补生出身的现役兵科军官”和“少尉候补生出身的现役兵科军官”在制度上被平等对待。例如,少尉候选人出身的现役兵科军官也有参加陆军大学考试的资格。
陆军士官学校之外,陆军也实行了其他制度以培养军官,其中包括:
一年现役制:自1883年(明治16年)开始实行,所有中学毕业以上学历者都可报名成为一年志愿兵。从1889年(明治22年)开始,这一制度扩大至包括官立和私立学校。
预备役军官制度:自1927年(昭和2年)开始,具有甲种干部候补生资格的志愿者可以在陆军预备士官学校接受1年左右的教育,成为预备役军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预备役军官的人数超过了现役军官的人数。
特别志愿军官制度:自1939年(昭和14年)起,从甲种干部候补生或者一年志愿兵出身的预备役军官中招募特别志愿军官,这些军官可以接受陆军士官学校的教育,并从预备役军官变为现役军官。
这些制度的实行使得陆军军官的来源更加多样化,并且对于动员和军事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士兵通过征兵令后,通常成为士兵,在服役期满后可选择退伍或成为职业军人成为下士官。
拥有高学历的人在校期间被缓期征兵,[7]毕业后需要接受征兵检查,但由于知识和年龄等方面的差距较大,他们很难被部队接纳,因此几乎没有入伍的情况。但在1940年之后,由于兵力不足,高学历者也开始实际入伍服役。在征集或召集后,具有中学毕业以上学历的人可以选择成为干部候补生、特别干部候补生、特别驾驶实习士官等,成为军官或下士官。在学生出征时,很多学生和学生都利用自己的高学历加入军队。
在大战末期,干部候补生志愿被半强制执行,但是军人以外的人从事军务的时间延长,毕业后经过一定的时间,不志愿从事军事服务的人也不在少数。
帝国陆军起源于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明治4年),当时从萨摩、长州、土佐征集并组织起来直属天皇的御亲兵,后来更名为近卫。当时萨摩、长州没有可以奉献的骑兵,但板垣退助担任练兵的土佐藩军兼备骑兵、步兵、炮兵,成为军队的基础。明治政府以这一兵力为背景,坚决实行了废藩置县。在帝国陆军创建期,大村益次郎作为兵部省兵部大辅,主要构筑了兵制的基础,并以从士族的军制向征兵制的国民兵制过渡为目标。1872年(明治5年)2月,随著兵部省的改编,陆军省正式成立,但大村益次郎被暗杀后,山县有朋继任其后任。1874年(明治7年)1月发布征兵令,同年4月,首次征兵的兵卒入伍东京镇台。[8][9]
但是近卫不满征兵制是对武士的侮辱,以征韩论西乡隆盛下野为契机,军官兵大量辞职。当初只负责维持国内治安、镇压叛乱势力(佐贺之乱、神风联之乱、西南战争等)等工作。当初兵部省在1871年设立了东京、大阪两个镇台,后来设立了镇西镇台、东北镇台。陆军省成立后的1873年(明治6年)将全国分为6个军管(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分别设置1个镇台,镇压叛乱分子。1888年(明治21年)6个镇台原封不动地改编为师团,分别改编为第1师团、第2师团、第3师团、第4师团、第5师团、第6师团,守卫旧镇台地,近卫成为近卫师团,以守护禁阙为主要任务。
1874年出兵台湾后,外征军功能逐渐得到加强,普法战争胜利后受到世界瞩目的普鲁士王国陆军参谋少校麦克尔于1885年(明治18年)被邀请为陆军大学教授,并根据其建议于1886年(明治19年)进行了大山岩等人的改革。这一时期,帝国陆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888年(明治21年)以法国共和国陆军为范本重视据点防守的镇台制开始,改编为编入后方支援部队,运用机动性高的师团的积极防御的普鲁士式。
在日俄大军交战的鸭绿江会战、旅顺攻围战、辽阳会战、沙河会战、黑沟台会战等会战中,帝国陆军即使流血过多,各地仍击溃俄罗斯帝国军。旅顺港闭塞作战失败后,在黄海海战中失掉旅顺舰队舰艇的海军要求正在攻击旅顺要塞的帝国陆军攻占2030高地,并从该地区向旅顺舰队发起炮击。经过激战,终于在1904年12月5日占领了该高地,用280毫米榴弹炮攻击、完败旅顺舰队,为海军在之后的日本海海战中取得完胜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纪念1905年(明治38年)3月5日至10日,在国运赌注下举行的奉天会战中取得胜利,后来制定了陆军纪念日(3月10日)。
在日清战争胜利后爆发的针对俄罗斯帝国的日俄战争中,作为掌握满洲方面全陆军部队的当地总司令部,在开战3个月后的1904年(明治37年)6月编制了总军满洲军,总司令由陆军大将大山岩担任,总参谋长由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担任。[10]
1894年(明治27年)甲午战争开始时,有7个常备师团,但1898年(明治31年)甲午战争后,有6个常设师团(第7、8、9师团、 10师团) ,第11师,第12师)被增设。
在日俄战争中,所有师团都被派遣到战场,留在内地的师团消失,因此,在战争期间的1905年4月,新编了4个师团(第13师团以外)。日韩合并后,将旧大韩帝国军人编入朝鲜军人。另外,为了防御韩半岛,将2个师团轮流派遣到朝鲜,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华民国混乱,加强警备的必要性增大,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要求西园寺公望首相增设2个师团,因此,第2次西园寺内阁最终因混乱而倒台。此后,按照陆军部的要求,1915年(大正4年)决定编制守卫韩半岛的2个师团(南部第19师,北部第20师团)。
大正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日英同盟为基础,作为同盟国参战,1914年(大正3年)与海军、英军一起攻占敌对中央同盟国德意志帝国租借的中国青岛(日德战争、青岛战争),最终成为战胜国。帝国陆军以多数军官为观战武官派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欧洲进行详细调查,并进行了以德军败因和战壕战为代表的总力战研究,结果在资源贫乏、基础工业能力贫乏的国力下,作为短期歼灭敌军主力的手段,具备了重视步兵渗透战术突破战壕线和支援运用战车、飞机的战略、战术及装备。
1922年以后,随着世界性的裁军潮流,在山梨半造及宇垣一成陆军大臣的带领下,进行了3次裁军(山梨裁军、宇垣裁军),4个师团(第13师团、第15师团、第17师团、第18师团)和多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等被废除,平时编制的三分之一(官兵约10万名)被裁减。
另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18年(大正7年)开始,作为干涉因前一年俄罗斯革命而进入内战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战争,日本与盟国一起派兵(西伯利亚出兵)同盟国中,日本投入了最大的兵力,直到1922年(大正11年)为止,将与波利舍维基的工农赤军和游击队展开战斗。
在北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满洲国(日本)和苏维埃联邦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因国境划定问题发生小规模国境纷争,1938年(昭和13年)7月引发了大规模的张鼓峯事件。张鼓峯事件本身就是第19师团击退了苏联军的进攻,死守并确保了国境线,结果维持现状的日苏两军分担了痛苦。1939年(昭和14年)9月爆发的“诺门罕战役”虽然比前年的“张鼓峯事件”更加激烈,但在拥有强大兵力的苏联军队面前,除了南部地区以外,还被挤到了苏联主张的国境线,最终停战。
1925年(大正14年)宇垣裁军时,通过充裕的预算,同时以帝国陆军的现代化为目标,进行了航空兵科独立、陆军汽车学校、陆军通信学校及陆军飞行学校2所、1个坦克团和高射炮团及2个飞行团的新编制等,为了减少平时定员、确保紧急动员兵力,决定创设学校训练制度,在中学等以上的学校安排陆军现役军官(学校分配军官)。
昭和时期,他主张最高统帅权独立,脱离政府控制,独断专行。此外,他还经常被批评造成政治混乱,例如在2月26日事变后多次推翻军相现役军官制内阁,仓促投入导致二战的鲁莽战争等。由于对共产主义心存戒心,他将苏联视为自己最大的假想敌,制定的作战计划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经常与视美国为假想敌的海军发生冲突。
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德国的支援下,以中央系精锐部队国府中央军试图歼灭帝国陆军派遣部队,但帝国陆军在松井石根大将的指挥下在淞沪会战中击溃了国军。此后,无视中央(大本营,参谋本部)命令的当地部队独断专行被默认,攻陷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南京保卫战)。陆军中央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中日和平工作——特劳特曼工作反而因海军(米内光政海军大臣)和政府(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妨碍而流产,从而失去了停战的机会。此后,中国战线不断扩大,陷入持久战的泥潭。
并且,为了确保全力战所需的资源,经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卢沟桥事件,向中国大陆大量派兵,在各地击溃了现代化不进展的地方军阀,向毕业于振武学校、曾在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工作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要求服从,但由于蒋中正与共产党与西安事变妥协,表明了彻底的抗战,所以根据昭和天皇的命令,试图在国民政府控制的最大据点上海进行决战(第二次上海事变)。
1937年11月,因战局不利,国民政府遂迁都重庆,1937年12月,日本帝国陆军掌控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1939年9月,除关东州(满洲)外,编制了掌握中国方面陆军部队的总军支那派遣军,但向中国派兵过多浪费了国力,不仅因围绕中国大陆的利害冲突而恶化了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以确保驻军部队的粮草为优先,反复进行无意识的征用,使华北的占领地经营失败,允许中国共产党扩大势力,成为导致依赖大量资源和技术的美国经济制裁、禁运的原因。随着中日战争(支那事变)的长期化、战线的扩大,师团的增设接连不断,从1937年(昭和12年)开始,以留守师团为基础,设立了百番台特设师团(第101师团等),另外,从1940年8月开始,8个常设师团守卫满洲国,战线规模扩大,在军队之上设立了方面军。
这一时期,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国家汽车产业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各国军队的机械化水平超过了日本,在“卢沟桥事件”时,被后来因大肃清而军队功能下降的苏联超越的事实被揭露。受二战中德军展开的闪电战的影响,各国的机械化进一步发展,处于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和满洲事变以后的国际孤立状况的日本,在技术上处于既难以挽回又难以确保资源的状况,从与美国和英国的合作向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同盟寻求出路而倾斜(日德防共协定、三国同盟条约)。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采取了闪电战战术,并取得了多次胜利。其中,在山下奉文中将的指挥下,九七式中战车和九五式轻战车在默里作战中的夜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日本在新加坡战役和香港战役中击败了英军。日本的攻略目标之一是拥有帕伦班大油田地带的荷属印度尼西亚,今村均中将在该地区指挥了下兰印作战,分别击溃了荷兰王国军。同时,以空降部队第一挺进团和加藤隼战斗队等精锐部队的配合,日本占领了帕伦班油田和炼油厂,确保了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在缅甸战争中,日本击败了美国、英国、英印军和中国国民政府军,最终于1942年5月征服了缅甸全境。在菲律宾攻略战中,虽然遭到美国远东陆军的抵抗,但是在香港战役中也活跃的军炮兵第一炮兵队的重火炮火力也很强,最终在科雷希德要塞攻略战中获得了胜利。
在战争初期,日本海军利用其强大的舰队和精良的飞行员,成功地压制了英国、荷兰、美洲的殖民地,实现了确保资源地带的最大战略目标。但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先发制人进攻了位于夏威夷的珍珠港,导致美国加入战争。从1943年中期开始,由于美军在战略上采取了“岛屿跳跃”策略,日本海军逐渐丧失了太平洋上的制海制空权,日本本土饱受慢性资源和粮食不足的困扰。 后来,联军在地面上发起反攻,导致补给不足的日本地面部队纷纷溃灭、玉碎。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阿图岛战役、塞班岛战役、关岛战役等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重要的战斗。
后来,联军在地面上发起反攻,导致补给不足的日本地面部队纷纷溃灭、玉碎。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阿图岛战役、塞班岛战役、关岛战役等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重要的战斗。
此外,缅甸战争、新几内亚战争、布根维尔岛战争等,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都成为泥潭的持久战。而菲律宾防卫战被称为“比岛决战”,因为日本投入了陆海军大兵力,并且在海军之后还投入了特别攻击队,但最终遭到了惨败。
1941年(昭和16年)11月编制了掌握南方陆军部队的总军南方军,12月8日日军在南方作战下,陆军登陆马来半岛(马来作战),海军突袭夏威夷(珍珠港攻击),向美国和英国宣战,日本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
如上所述,在资源贫乏、基础工业能力薄弱、周边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国的日本,武器、物资的生产力及其补给能力也成比例地弱化,因此导致在战斗中牺牲者以上的饿死者、战伤者、战病死亡者。同时,从占领地征用粮食导致了该地的饥饿,引起了当初欢迎日本为欧美殖民统治的解放者的当地居民的反对,各地都出现了协助联军的地下组织。
另外,在贝里琉战役、硫磺岛战役、冲绳战役中,各最高指挥官(中川州男中将、栗林忠道大将、牛岛满将)和幕僚们的出色指挥和当地防守部队的勇战,给联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硫磺岛给美军造成了超过日方的损失,在冲绳战役中,冲绳方面的联军最高指挥官西蒙·B·伯克纳中将因野战重炮兵第1团九六式十五糎榴弹炮的炮击而战死(这是美军2017年历史最高军衔)。
日本帝国陆军以高度独立和对战争的掌控能力而闻名。但是,由于频繁抽调兵力前往南方,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印度支那和中国南部的战争,因此日本的关东军逐渐弱化。在对德战争中,精炼的苏联军队的装甲战斗力、航空战斗力和机械化步兵等方面的优势,使日军无法抵挡苏联军队的进攻。但是,在蒙古和华北地区的根本博中将所指挥的防御战中,关东军成功击退了苏联军队,并与侨民一起成功撤退。此外,在由流槽口季一郎中将所率领的第5方面军隶属第91师团防守的占守岛上,以坦克第11团和以九六式十五加农为中心的守卫队的活跃,进行了占守岛之战。
在西满国境的虎头要塞中,日军的各种重型加农重榴弹炮应战,成功防御了苏联军队的攻势,直到8月26日才沦陷。这场虎头要塞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激战地之一。战后,多数被苏联军队俘虏的日本官兵被扣留在西伯利亚和蒙古的收容所中,进行极地劳役,造成多数死亡。关东军在战争中的失败,也意味著日本帝国陆军作为主要武装力量的终结。
战败时,仅作战用飞机就剩下数千架,但由于南方油田运输困难,燃料枯竭的同时,还出现了武器粗制滥造,空中工作人员和地面工作人员的熟练人员也减少了,这些飞机以及一式中战车、三式中战车、二式炮战车、三式炮战车等新锐战车等为了本土决战被保留。帝国陆军内部在谋求终战的同时也表现出继战的意向,但在苏联的进攻和美国使用的原子弹的破坏力面前决定投降。部分陆军军官对此表示抗议,并制造了试图发动政变的宫城事件,但由于田中静一大将和阿南惟几大将的反对和镇压而失败。
1945年(昭和20年)初开始,日本本土遭受大规模空袭,民生遭到破坏,继战能力迅速丧失。征兵、应征对象年龄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连根拔起),为应对本土的决战,紧急增建师团(沿岸部署师团、机动打击师团),而且大部分工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新武器开发也不顺利,制造出了劣质省力型武器,而且与海军一起开发出了各种特攻武器,还编入了多个特别攻击队。接着,为了应对本土决战,还进行了向妇女、儿童等民间人士使用竹枪等原始武器的军事训练。4月为了决号作战,编制了第一总军、第二总军、航空总军,以山区持久战为目标,进行了将大本营和皇宫迁往长野县松代的准备。
担心战败导致国体(天皇制)消失的日本政府开始通过中立国进行和平协商,但其中之一的苏联以与美国进行政治交易为优先,于8月8日深夜突然宣布废除《日苏中立条约》,并宣布“由于日本拒绝波茨坦宣言,所以受到了联合国的参战邀请”,并宣布了宣战。9日午夜开始战斗,进攻满洲帝国和南桦太(桦太之战)。
波茨坦宣言接受后停止战斗行动的各地陆军部队分别向管辖该地区的联军投降,并在其管理下从事复员工作。但是,战后一段时间一直联系不上,分散在各处的部队仍在继续抵抗,因此,联军正在展开残党狩猎活动。另外,参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国共内战等独立运动和内战的军人也很多(残留日本兵)。
陆军省也被改编为第一复员省、复员厅,之后陆海军的馀务处理由厚生省、厚生劳动省负责。另外,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经过内务部地理调查所,被移交到国土地理院,陆军医院则与军医一起移交到国立医院(现国立医院机构),作为国营医疗机构一直延续至今。陆军省军务局熟知复员部队的所在地、名称、人员等,因此更名为第一复员省总务局,负责复员工作,参谋本部作战科则保留为第一复员省史实部(后称史实调查部)。史实部在准备编撰战史的同时,还进行了以对苏战争为中心的战略研究。[11]
日本战败后,政府和旧军上层人士参考德国将军汉斯·冯·泽克特重建国防军的方式,暗中想留下再军备的核心。1935年(昭和10年),德国在希特勒宣布重新武装后几年内,透过培养少数精锐的选拔者,进行干部教育,成功重建了士气兼备的国防军。陆军计划把近卫师团打造成未来再军备的据点,以守护皇宫为任务。为了保存近卫师团,日本政府设立了4000多名禁卫府和皇宫卫士总队,让陆军精英得以继续生存。
1945年(昭和20年)8月29日的终战处理会议中,为了“确保政府处理终战所需的警备力”,保留了25.5万名警力(当时的3倍)和22.7万名武装宪兵部队。其中三分之一的警力和武装宪兵部队使用机关枪以下的小武器武装,以增强机动能力,其规模远超平时的陆军兵力。日本政府计划在警察组织中,设立18.6万多名普通警察和2~6万名内乱镇压、灾害对策用武装警察队。然而,由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反对,该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在航空自卫队中,与曾是陆军主战派的服部卓四郎前大校关系密切的旧陆军军官也担任了航空总队司令官、航空方面队司令官、航空幕僚副长、航空幕僚监部防卫部长等要职,但在陆上自卫队中,与服部前大校关系密切的旧陆军军官受到了冷落,前大校井本熊男以统合幕僚会议事务局长、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校长等不幸的待遇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反,以松谷诚前大校为中心的陆军早期讲和派和杉田一维大校等情报部门的三国同盟疑问派则占据了陆上自卫队总监级别以上的重要地位。[12]
但是1950年(昭和25年)8月创设的警察预备队中,有很多下士官兵(包括战败时士官候补生和陆军预科士官学校学生)入伍,第二年1951年(昭和26年)6月陆军士官、陆航士第58期毕业,战败时陆军少尉的前现役陆军军官中,有245名被聘用为第一期干部候补生,同年10月1日,招募范围扩大到陆军中校以下的军官级前现役陆军军官,405名前军官和12月5日407名前尉官加入。1952年(昭和27年)7月改编为保安队之前,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中枢的日中战争(支那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杉山茂(陆军士官学校第36期,后第2代陆上幕僚长)、杉田一维陆军大校(陆军士官学校第37期,后第3代陆上幕僚长)等10名前陆军大校入伍,同时,前陆军中校等多数前现役陆军军官也加入其中,这些旧陆军出身人士成为保安队及保安队的后身——陆军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核心。
例如,历届陆上幕僚长、航空幕僚长、统合幕僚会议议长等自卫队要职大部分由旧陆军出身人士担任,在旧陆海军双方出身人士多数入伍的空自,航空幕僚长就任者有11名旧陆军出身人士,而5名旧海军出身人士和旧陆军出身人士占过半数。自卫队的最后一名陆海军出身人士是战败时作为士官候补生的陆军兵长、陆军航空士官学校第60期修业生森繁弘(1950年9月加入警察预备队),森喜朗作为第17届航空幕僚长成为空自的领袖,接着作为第16届统合幕僚会议议长成为陆海空自卫队的领袖。
1878年(明治11年)8月发生了本应精锐的近卫炮兵发动叛乱的竹桥事件,给军队和政府带来了冲击。另外,为了防止帝国陆军受到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下达了军人敕谕。这里提倡“忠贞、礼仪、武勇、信义、俭朴”的德行,同时要求不干涉政治。但是,陆军军官中官衙,特别是中央勤务者,也具有官僚机构的一面,古时萨摩藩、长州藩等出身者与其他藩或幕府出身者存在矛盾。确立近代军官教育制度后,兵科间、陆大出身者和非出类拔萃者间、派系间(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矛盾等,很容易引发无数内部抗争。另外,在昭和时期,关东军等驻扎在外地的当地部队在未得到中央(参谋本部)的充分控制的情况下,还存在行动等问题。1945年11月28日,最后的陆军大臣下村定大将,在战败后的第89届帝国议会上,对斋藤隆夫代议士提出的问题,代表帝国陆军总结如下问题。
另外,随后陪同出席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也被要求给予答复,但米内以议事录中没有要求海军大臣回答斋藤的问题为由予以拒绝,引起了现场的愤怒。
原陆军出身,原今村均大将、下村定大将、安田武夫中将、沼田贵和中将、菅晴次中将、服部卓四郎大将、西浦进大校等为防卫厅任命为顾问。[13][14]
这就是帝国陆军解体前的陆军大臣的总括。就这样,陆军领导人作为军人的正确行为有误,而且还进行了军人敕谕禁止的政治干预,对此向国民进行了明确的道歉,并请愿说:“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是错的,也有忠实的军人。”
对于军国主义的发生,作为陆军,相信陆军内部的人作为军人的正确思考方式错误,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行为不端,这是根本,……有些人以军队的力量为背景,有的人乘势采取所谓独断专行的蛮横措施,尤其不可饶恕,这是军队不当的政治干预……在陆军的最后时刻,我通过议会就这一点向全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歉意……因为陆军过去的罪恶,刚斋藤君的提问中提到过,在此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抹杀纯忠军人的功绩,特别是对多次阵亡的英灵给予深切的同情(“……”は省略部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