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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组织领导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型会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武汉会战（1938年6月11日－1938年10月25日）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场横跨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等广阔地域大规模战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领导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抗击由日本陆军大将畑俊六指挥的华中方面军。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标志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
| 武汉会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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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 |||||||
在武汉会战中使用三十节式重机枪作战的国民革命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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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苏联航空志愿队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蒋中正 陈诚 罗卓英 李宗仁 白崇禧 薛岳 (第1兵团总司令) 张发奎 (第2兵团总司令) 孙连仲 (第3兵团总司令) 李品仙 (第4兵团总司令) 宋希濂 (第71军军长) 帕维尔·日加列夫格里戈里·特霍尔 |
 畑俊六 冈村宁次 东久迩宫稔彦王 田中静一 中岛今朝吾 闲院宫载仁亲王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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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人[1]:51 100架飞机[1]:51 40艘军舰[1]:51 |
400,000人[1]:51 300架飞机[1]:51 120艘军舰[1]:51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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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名国军 伤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254,628人阵亡与受伤[2]， 日本统计197,439人阵亡 ~100名苏军 |
~100,000人(有争议，因战事直接伤亡在35,000以上（实际上作战伤亡远高于35,000名[3]），另因疫病和炎热气候导致非战斗减员达100,000以上) 学界有作战伤亡15万、10万、7万、5万等多种推论数据[4]。 | ||||||
武汉会战包括：马当战役、九江战役、黄梅战役、广济战役、田家镇战役、瑞昌战役、马头镇战役、星子战役、万家岭战役、富金山战役和信阳战役。
1937年7月7日，日军对中国实施全面入侵，北平及天津不到一个月落入日军手中，整个华北平原暴露在日军面前，11月12日日军在淞沪会战中攻占上海，南京有陷落的危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是宣布迁都重庆市，在上海、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及民营部门、大批难民、以及各种战略物资大举西迁至西南重庆，其中大部分因运输不及仍滞留于武汉。加上武汉原有的工业、经济、文化基础，到1937年底，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实质首都。因此在1938年，武汉周边集结了国民政府的大量资源，包括自苏联所得到的军事及技术援助（苏联航空志愿队）。
日本方面，由于1937年开始的诸次军事行动让日本感到兵源匮乏开始逐步增兵，增兵加上前线开销使得日本平时经济体系无法负荷；军费的开销迫使近卫文磨于1938年改组内阁，并于同年5月5日发布国家总动员法，日本自此正式进入战时经济体制。
战时经济体制的推行虽然减缓了日本财政破产的速度，但是长久下去并非办法，加上对苏联军事实力的顾虑， 日方急欲在短期内迅速逼垮国民政府，以便聚集更多资源以便进行北进以及南进政策。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中所说，要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因此日本对于武汉会战也是倾举国之力，孤注一掷。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所述，“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准备增援武汉。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5]该市被长江及汉水分成三部分： 武昌、汉口及汉阳，武昌是政治中心，汉口是商业的集中地及汉阳是工业重镇，在粤汉铁路和京汉铁路建成后，它是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将南方港口运来的对外援助运往内陆的枢纽。日军侵占南京(参见南京保卫战)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保卫武汉，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来源请求]均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6]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在徐州失守后，即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50个军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23个军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江南防务。另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一武昌）迂回。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花园口决堤，日军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4日，日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3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5个半师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以及海军及川古志郎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日本第一个飞上天的飞行员德川好敏男爵中将的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
武汉会战的战火在1938年2月18日于日军的空袭中展开，[7][8]这场空战被称为二一八空战，中国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3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授权政府可无限投入经费支持战争，作为总动员令的一部分，国民征用令亦容许日本政府征兵。
4月29日，日本陆航对武汉实施大规模轰炸以庆祝裕仁天皇的生日，[9]中国方面由于事前已知道其目的加强准备，该场战役被称为四二九空战，是中日战争中其中一场最大规模的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21架而只损失了12架飞机。[10]
在1938年5月徐州陷落后，日本政府计划大规模入侵汉口及攻占武汉，以消灭国民革命军之主力，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亦在准备武汉周边的部队整训以及防线规划，因而在武汉附近集结了超过一百万的军队、大约200架飞机及30艘军舰防守武汉。[11]并在河南地区设置了前缘防线滞迟徐州当地日军的进攻，但由于中日实力悬殊使得河南防线迅速崩溃；为了争取到更多时间以加固武汉之防卫，国民政府在6月9日于郑州花园口自行炸开黄河堤坝，称为花园口决堤事件，并宣称决堤乃日军所为。花园口决堤虽阻延了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但是亦导致500,000至900,000名平民死亡，这亦导致1939年华北很多城市出现泛滥。[12]
6月13日，日军登陆部队占领安徽省会安庆市[13]:279。这被视为武汉会战的开端，在长江南岸，中国第9战区在鄱阳湖以西部署了一个团，另一个团被部署在江西省九江市一带。6月29日，日军舰队通过马当水闸[13]:281。日本第11军的主力沿长江南岸进攻，日军波田支队于7月23日在九江市以东登陆，中国军队虽然尝试阻止，但未能阻止日军第106师团登陆及在7月26日攻占九江，波田支队沿长江西进及在8月10日于瑞昌市东北登陆及进攻该城，防守的国民革命军第2兵团在得到第32集团军的增援下实施阻击，但是当日军第9师团加入进攻后，中国军队无力再战及瑞昌终于在8月24日被占领，第9师团及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前进，而第27师团则同时进攻箬溪，中国军队第30及第18军团沿瑞昌-箬溪公路及附近地区抵抗，战况僵持了一个多月，直至10月5日第27师团攻占箬溪后，日军转向东北前进在10月18日攻占了在湖北省的辛潭铺及向达之前进。
日本陆军铁道运输单位于8月15日运送1,078名补充人员至第101师团与配属单位，其中583人是补充到第101师团下辖的4个步兵联队，考虑到步兵作战伤亡的比例肯定远高于其他单位，此批补充人员难以反映该师团真实伤亡状况，实际上的第101师团所下辖的4个步兵联队因阵亡与伤重后送所造成的需补充缺额肯定远高于583人(轻伤者应不在补充范围内)[14]。
与此同时，日军及江上支援舰队继续沿江西进及在瑞昌西面遇到中国第31军及第32集团军的反抗，当马当镇及富金山 (在阳新县)被攻占后，中国第2兵团部署了第6、第56、第75及第98军连同第30集团军加强江西地区的防御，战役直至10月22日因中国丧失了在阳新县、达之及在湖北省的其它城镇才结束，日军第9师团及波田支队接近武昌。
当日军进攻瑞昌时，日军第106师团在南面沿南浔铁路(南昌市 - 九江市)前进，防守的中国第2兵团第29集团军及第4军和第8集团军倚仗庐山及南浔铁路北面抵抗，结果日军溃退失利。
8月20日日军第101师团从湖口县渡过鄱阳湖增援第106师团，他们突破中国第25军的防线及攻占新芝，又与第106师团协同尝试攻占德安县及南昌市，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翼，中国第1兵团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第74军、第4军、第29军会同第25军在马当要塞及江西省德安县以北阻击日军，战况陷入僵持状态。
6月20日，第106师团定员人数为23,440人[15]，经历过长期激烈战斗的大量消耗之后，即便曾经接收补充人员1,818人[16]（第106师团在消耗惨重的情形之下，日军本土留守单位也只能给予1,818名补充人员，补充后该师团定员之缺额依旧甚多，足见武汉会战日军作战伤亡消耗极其严重，以至使补充人员供不应求），到了9月30日万家岭战役前夕第106师团定员仅存15,889人[17]，可见在万家岭战役之前第106师团就已有9,369人从定员中除名，这9,369名第106师团定员除名者很有可能绝大多数是因为战死与伤重后送回国而被除名（轻伤现地住院与伤病康复归队者应不包括在内）。
接近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以4个联队的兵力迂回至德安县以西的万家岭地区，薛岳命令第4军、第66军及第77军侧击日军，日军第27师团试图增援，但被埋伏在万家岭以西百岁街的中国第32军军长商震阻击，10月7日中国军队实施最后总攻击以包围日军，激战持续了三天，日军第106师团突围失利。10月8日至11日，第74军51师153旅与日军106师团147联队反复争夺张古山阵地（日军106师团部所在地附近唯一制高点），最终被国军攻克。
10月10日由于遭到孤立及缺乏补给，日军第106师团（由于有部分兵力驻守九江，实际参战人数约1万3千人）以及前来援救的第101师团，第27师团，第9师团，4个师团遭受重创，而且在武汉会战中投入的青木、池田、木岛、津田，四个旅团，在包围圈被歼灭；并且丧失指挥作战能力，所以紧急空投数百名军官；4个师团最后仅仅约略1500残部兵力突围逃出，中国方面史称万家岭大捷。
根据日军第106师团在10月20日提出的人马现员表，至该日第106师团定员从9月30日的15,889人下降至12,890人，配属部队则从9月30日的3,148人下降至10月20日的2,806人，总计定员下降了3,341人[18]，而第106师团的2,700名补充人员则在万家岭战役前的九月下旬抵达九江，并与第106野炮兵联队一同于10月2日出发，并于10月7日抵达箬溪准备追及师团主力，第106师团在万家岭战役结束后的10月20日至31日期间接收此批人数为2,700名的补充人员[19]，然10月31日第106师团的人马现员表却显示该师团人数为12,425人，比10月20日反而下降了465人，代表10月20日至31日该师团又有3,100-3,200多人从定员中除名，考虑这段期间第106师团骑兵大队435人因配属第101师团而自人马现员表除名与参与万家岭战役之配属部队的定员除名人数，估计第106师团与配属部队大约有6,500-6,600人在万家岭战役期间因阵亡、被俘、伤重后送回国与补给断绝而饿病死而自定员当中除名（轻伤现地住院与伤病康复归队者应不包括在内）[20]，足见第106师团于万家岭战役遭遇毁灭性打击绝非虚言。
战后，西元2000年，日本战史承认[来源请求]，第101师团、第106师团、第27师团，第9师团，4个师团遭受重创，及其辖属旅团、联队、大、中、小、支队，确为伤亡惨重、损失极大。神社中，祭拜战死人数，呈倍数增加，在当时，确是不敢承认，是为稳定社会、安定民众信心。
在山东，石友三1,000名流动部队打进济南城，坚守几天；游击队短时间占领烟台[13]:282。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13]:268-269。在长江以北，日军第6师团在7月24日自安庆突破了中国第31及第68军的防线，在8月3日攻占太湖县、宿松县及黄梅县(属于湖北省)，当日军继续西进后，中国第5战区第4兵团部署兵力在广济、湖北及田家镇以迎击日军，第11集团军及第68军被命令在黄梅县布置防线，而第21集团军、第26军及第29集团军向南移动以侧击日军。
中国军队在8月27日收复太湖县及8月28日收复宿松县城，但8月30日日军增援，第11集团军及第68军发动的反攻不成功，他们后撤至广济连同第26、第86及第55军抵抗日军，第4兵团命令第21集团军及第29集团军从黄梅东北侧击日军，但未能阻止日军前进，9月6日广济失陷，9月8日第4兵团反攻收复广济。9月8日武穴失陷，日军之后包围田家镇要塞，第4兵团利用第2军增援第87军防守要塞，及以第26、第48及第86军协同侧击日军，但是面对拥有强大火力和丰富作战经验的日军遭遇巨大伤亡，然日军死伤也极其惨重，根据日方战后出版的部队史纪录，仅第6师团下辖之步兵第13联队就在田家镇攻防战死伤3,000多人，等于几乎全联队覆没[21]，同样参与长江以北作战的日军第116师团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亦于10月10日隔年2月5日接收310名补充人员填补因阵亡与伤重至残所导致的永久性损失（可恢复之伤兵应不在补充范围，据此推论该联队于本次会战作战伤亡应1,000名左右）[22]。日军在9月29日攻占田家镇要塞及继续西进，于10月24日攻占黄陂及迫近汉口。
在大别山以北，第五战区第3兵团将第51、第19集团军及第77军部署在安庆的六安及霍山地区，第71军防守富金山及固始县(隶属河南省)地区，第2集团军在河南省的商城及湖北省的麻城，第27集团军及第59军在黄河地区及第17军团在信阳组织防御。
8月底日本第2军分两路从合肥进攻，南路的第13师团突破了国军第77军的防线、攻占霍山及转向叶家集，邻近的第71军及第2集团军利用已有阵地抵抗，第13师团进攻受阻及要求第16师团增援，9月16日日军攻占商城，守军撤至商城以南地区，依据大别山的战略据点继续抵抗，10月24日日军攻占麻城。
北路的日军为第10师团，他们突破了国军第51军的防线和在8月28日攻占六安，9月6日他们攻占固始县城及继续西进，国军第27集团军及第59军集结在黄河地区抵抗，经过十日的激战，日军在9月19日渡过黄河，9月21日第10师团击破国军第17军团及第45军，攻占庐山，他们继续西进，但面对国军在信阳以东发动反击而退回庐山，日本第2军利用第3师团增援，与第10师团协同进攻信阳，10月6日迂回到新塘及攻占平汉铁路的柳林车站，10月12日日本第2军攻占信阳及进至平汉铁路南面，会同第11军一同进攻武汉。
参与本次会战的第13师团下辖的步兵第65联队于1938年10月10日至1939年1月2日共接收4批次共1,139名补充人员，考虑重伤致残者以外的伤兵应不在补充范围内，该联队多数参战人员应于本次会战遭国军击毙或击伤，足见战况之激烈[23]。
由于武汉地区的战事仍然僵持，中国自国外的战争物资仍持续自南方港口输入，日军在此时决定抽调3个师的后线部队对中国的海上生命线施加压力，故决定以两栖登陆的方式占领广东沿海港口。由于广东地区的粤军主力多抽调支援武汉会战，故占领的步调出乎各方意料的顺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广州地区沦陷。
日军在各处的攻击接连告捷，同时完成包围武汉的行动。因为广东的失守让武汉的战略地位不再重要，固守亦失去实质意义，为了保全有生实力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日军在10月26日攻占武昌及汉口、10月27日攻占汉阳，日军完成攻占武汉三镇的行动。
根据吉见义明及星野松野的资料，日本陆军大臣发出“临参命”对中国人使用化学武器，[24]在武汉战役期间，闲院宫载仁亲王传达天皇命令，从1938年8月至10月在375处使用有害气体，[25]虽然海牙公约第23章、凡尔赛条约第171章及华盛顿条约有关在战争中使用潜艇和有害气体的条款第5章已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国际联盟在5月14日的决议亦被日本皇军采纳。[26]
经过四个月激战，国府空军耗损极大，海军基本被消灭，日军成功攻占除了汉口法国租界外的武汉全境，但是国军大部分主力仍在，日军被削弱。日本战前目的是在武汉作最后决战、以消灭国军主力及结束战争，但这些目的均未能达到；国民政府则因此役争取到时间成功让工厂设备转移至华中以及人员迁移至西南地区，为以后能长期坚持抗战奠定基础。日军在华中发起数次战役皆无重大斩获，中国战场陷入僵持。裕仁的大本营决定不再作战略准进攻，以维持现状为目的。可以作有限进攻，或让新兵练习实战[27]:887。直至1944年一号作战前，日军再没有大型作战与武汉会战规格相同。
畑俊六所率南北两路日军艰难的突破50个中国军拦截，突入武汉外围，鉴于武汉外围已无险可守，国民政府以持久战略考虑放弃武汉，退至重庆。11月2日，表面上风光无限的畑俊六乘军舰抵达武汉，次日（明治天皇生日），日军主力进驻汉口并大肆庆祝，而日本已经用尽全力，国内只剩一个师团了。人口数大幅度降低，无法支应战事。战局不可避免的走向日本最感痛苦的长期消耗战。
会战期间，以卢作孚（时任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为首的爱国企业家运送大批国军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将武汉地区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殊勋。总计日军对西南大后方，投弹60,174枚；重庆受创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28]:32。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协同中国空军保卫武汉，是为“武汉空战”。
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支那事变”。日本政治诱降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然而到1940年，汪精卫政权在中国国内影响甚小，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选定蒋中正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29]。
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中国军队遵循“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指导方针，利用武汉周边地形，配合有效的游击战，对日军节节抵抗，在无力阻止日军攻势时果断放弃武汉，留给日军一座空城。[30]此战国军伤亡40万人，日军损失10余万，无力继续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战略相持[31]。
武汉失守以后，抗日力量基本上失去所有战略要地，导致了大量难民和工业基础的重大破坏[32]:472。但中国达成了下列的战略目标：一、使日军原本南北向的作战线，转为东西向，解除了国军主力于抗战初期即被日军围歼于沿海地区的危机；二、争取了时间，将部分东南沿海的战略物质、军工生产设备，迁移到大后方，也保留了持续防守的能力，国军甚至在1939年组织多次攻势，给日军造成比武汉会战更惨重的损失[29][30]。
为了纪念武汉会战，根据2004年8月1日起施行的《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自2004年起，武汉市于每年10月25日16时至16时30分进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试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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