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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早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滞留示威群众的武力驱离行动，造成多人伤亡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六四清场，国外有称“六四屠杀”，也被中国政府称为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即在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早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于中国首都北京市对六四事件示威者进行武力清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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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别注明外，此条目或章节的时间均以中国夏时制（UTC+9:00）为准。| 六四戒严及清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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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民运、改革开放的一部分 | |||||||
6月4日凌晨4时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于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可以看见背景处的人民大会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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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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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群众 抵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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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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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学生和示威市民 | |||||||
| 兵力 | |||||||
| 180,000－250,000 | 50,000－100,000（示威者）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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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人数：7,000人到10,000人左右[14][15]。 | ||||||
1989年5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在北京市局部市区实行戒严。执行中，于前一日即19日晚开始集结并试图进入市区的部队受阻，20日在丰台区大井村戒严部队与示威者发生小规模冲突后，戒严部队收到命令暂停进入市区。6月1日，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关于动乱的实质》[16]。6月2日晚，数万名穿夏季常服、未携武器的戒严部队官兵试图小跑徒步进入市区指定执勤区域，途中受示威者拉扯阻拦和殴打后，大部分再次回撤。6月3日上午，与戒严部队分开，由大客车运往执勤地点的军用武器装备亦受示威者拦截，部分武器流散，少部分武器被少部分示威者上交公安。6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确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执行清场[17]。
随后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无线和地方有线广播开始反复播报戒严令，要求全体市民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当晚，戒严部队分发了作战服，钢盔和武器，开始慢步徒步向执勤区域行进，伴随着少量63式装甲车先行前往市区，部分运兵汽车往来于各戒严部队之间，有居民称看到解放军从地铁和地下通道涌出。6月4日凌晨一点半左右戒严部队主力抵达天安门广场周边，凌晨四点半，戒严部队指挥部宣布，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死伤人数至今仍有争议。而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这次清场行动在日后也成为中国大陆思想讨论的禁区。[18][19]军队清场行动结束后，党内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在6月底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被驱逐出政权高层，由江泽民接替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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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去世后，学生开展悼念活动，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游行示威运动。四月二十一日晚，近10万名学生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外举行追悼会悼念胡耀邦。[21]四月二十二日举行胡耀邦的葬礼期间，由北京卫戍区和第三十八集团军组成的近9,000名士兵被部署在人民大会堂及其附近。[22]四二六社论发表后，第三十八军被第二次召集到北京，加入北京卫戍区的部队，抵御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学生。[22]四二七游行时，几十万学生从校园中走出，加入游行队伍，并聚集在北京的中心地带，但没有进入广场[21]，约有5,100人的部队参与了这次的军事部署。[21]五月中上旬，在北京驻扎的军队被要求保卫人民大会堂，保障在当年5月4日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以及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北京的国事访问。[23]
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决定最终是由中共元老之首的邓小平与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作出的，目的是以军事行为来结束由学生发起的示威活动。而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则反对使用武力，主张通过政治谈判手段解决危机，而他们在之后亦随即被逐出高层；该决定也使得军内一些反对派抵制戒严命令，但最后也被逐出军队高层。
5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私下会见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并讨论了对学生运动的处理方法，认为这次运动不采取强硬措施无法解决。[24]邓小平认为，虽然学生提出的打击官员腐败、清理官倒是可以接受的，但某些人却“利用”这些口号为借口来推翻共产党。[24]他补充说，党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学生的运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必须准备采取果断行动。[24]在五月十三日，当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时，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给邓小平做了报告之后[25]，邓小平和部分党内元老对政府无力结束活跃了近一个月的学生运动表现出了明显的无法容忍的态度。[25]此后，邓小平再次重申有必要采取果断行动。[25]
5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五位常委，包含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以及非常委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召开紧急会议。并决议：
| “ | 1、鉴于目前局势非常紧急，于5月17日向小平同志进行全面的情况汇报，听取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见； 2、同意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绝食请愿的学生发表书面讲话，书面发言稿会后马上播发。[26] |
” |
5月17日，五个常委聚集在邓小平住处，在那里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让步的余地，认为时机已到，可以开始实行戒严[27]。当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实施戒严。[26]在这一次会议上，五个常委未能对是否实施戒严达成共识，李鹏和姚依林支持同意，而赵紫阳和胡启立则反对，乔石弃权。[28]之后赵紫阳主动提出辞去党的总书记，但被国家主席杨尚昆劝阻，建议其向中共中央申请三天病假。[28]在那之后，赵紫阳不再具有政治影响力。[28]
五月十八日早上，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中共元老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王震和解放军将领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等聚集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
戒严令发布时间原定于五月二十一日，但由于在开会前北京戒严的消息已经外泄，为了防止意外，中共临时决定将北京开始实施戒严的时间提前。5月20日清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正式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但是也有人表示，李鹏并没有军权，因此，邓小平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当天下午，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宣布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担任戒严行动的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30]。
在五月二十一日，解放军七名退休将军，包括前国防部长张爱萍，联名签署了一封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示威的抗议信：
| “ |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31] | ” |
自五月十九日开始，中共中央军委开始依据戒严令在全国各地调动部队。除了北京和天津的驻军，至少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32]。根据比较可靠的数据，估计在地方动员军队的数量范围在18万到25万左右。此次军事动员的规模超过了中国与越南、印度和苏联边境战争的总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集团军是当时北京军区里装备最精良的部队，而当时的军长为徐勤先少将。戒严令颁布后，徐勤先公开拒绝执行调度命令。徐称他不会遵守一个口头命令，要求查看和阅读书面文件。当北京军区的军区司令官告诉他，在“战时”因情况紧急，书面报告将在稍后提供时，徐当场反驳学运不是战争，再次重申他拒绝执行命令。[33]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后来试图派周衣冰到保定去说服徐执行命令。徐问周问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否已经批准了戒严令。周回答说，邓小平和杨尚昆已经批准，赵紫阳则没有批准。徐则称没有赵的批准，无法执行命令。后来徐勤先为抵制戒严令还专门请了病假[34]。
由于徐勤先的抗命，邓小平被迫从南京调出第十二军，空运到北京；[35]而第十二军也成为南京军区唯一一个动员的部队[来源请求]。
但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考证，38集团军才是清场中杀人最多、 最为卖力者，其次是第15空降军，而27军的任务则主要是捣毁位于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27集团军党委亦宣称本军在戒严任务中不曾向北京市民和学生开枪。“38集团军相对友好”这一说法广受相信，可能是因为38军长徐勤先的抗命举动使得市民和学生对38军抱有好感；另一个原因则是北京大学生在那些年都是在38集团军接受军训，所以难以接受熟悉的38军对自己大开杀戒的事实。
大部分进城兵员是来自农民家庭，从来没有来过北京，亦被禁止接触10天内的任何新闻，不清楚他们即将面对的局面，他们被告知此次调集是来维护首都的治安。而由于来自其他地区的部队和北京市民使用不同的北方方言，增加了进城的混乱和后来清场时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伤亡。[42]
记者：您接到命令的时候，说明了北京市是什么情况吗？
上校甲：当时，对我们说是到北京来执勤，维护首都治安。
记者：战前动员，对指战员们讲了些什么？
上校甲：讲得很清楚，我们说按照上级的要求，来到北京执勤，应该热爱首都北京，热爱北京市人民，热爱大学生，我们对部队进行了教育......[43]
在五月十九日晚上，第二十七军、第三十八军和第六十三军在宣布戒严令前已经先行到达北京。但由于先前的新闻刊发使得戒严令的内容被释出，所以学生和市民们也在北京远郊组织抵挡军队进城。
五月二十日，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五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五十四军、第六十七军以及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开始向北京挺进，并被告知实施戒严。[47]北京郊区数万人架设路障，导致大量军队滞留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五棵松、复兴路和外三环。空降兵第15军降落在南苑机场，空运无间断地持续了三天；五架军用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空降大量传单，呼吁示威者离开广场。第六十五军多次努力前进到天安门广场，但在学生反制下，被迫撤退到石景山和海淀区。炮兵第14师从沙河乘火车抵达北京，但在火车站遭到市民堵截；[48]而即使在这种环境下，部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保持和平的。[49]在北京部分地区，军队和抗议者一起唱红歌，有些市民还给士兵送来食物和水。[50]
而在丰台区大井路段，示威者与军队之间爆发了最早的冲突。[51]当第38集团军指挥部、步兵第112师、步兵第113师的步兵第339团和高射炮兵团、集团军炮兵旅大部、通信团一部，共有6700多名官兵前进到北京市西郊的五棵松至西长安街上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地域时，开道的防暴警察打伤若干学生、市民。在学生和其他民众的强力阻击下，其中一个军团被困于北京市海淀区沙窝村。[52]此后，军队接到命令，暂停进城，防暴队离开，而军队则在当地被困三天三夜。[53]5月22日，军队首脑在和学生进行谈判后达成协议，向丰台西仓库转移。但在转移过程中，第113师部队遭到包围群众的抗议和袭击，引发第二次的冲突事件。根据当时的双方口供比对，有百余名军人、11名学生、12－13名群众在暴力袭击中受伤，有一名军人（陈知平上尉，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因事故死亡。有几个学生因保护士兵也被流弹击中，本来官方镇压的理由为在军团撤退中示威者袭击军警，但该段记录士兵受辱的纪实文章，在后来出版的纪录中因故被删去了。而两个星期后，受到暴力袭击的第113师部队则被用来在北京西郊对示威者开火。[51]
五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暂时从北京主要城区撤出。[54]政府为了安抚军队的不满情绪，组织各级党政军机关向驻扎在北京市郊的戒严部队发送慰问信，派遣文工团进行慰问工作。[55][56][57]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了控制行动失败而不断高涨的抗议形势，被迫调动更多部队进入北京市周边警戒。而被调动的解放军士兵也被进行一段时间的隔离并被灌输“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免遭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的思想。[58]
| 外部视频链接 | |
|---|---|
 六四事件：BBC天安门现场报道全纪录 |
从6月3日开始，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清场。军委再次调集20万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包括北京军区第24、第27、第28、第38、第63、第65等6个集团军，济南军区第20、第26、第54、第67等4个集团军，沈阳军区第39、第40、第64等3个集团军，南京军区第12集团军，以及空降兵第15军、炮兵第14师、卫戍第1师、卫戍第3师等。[59] 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入夜后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60]。当晚6时半开始，戒严部队透过广播器、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发出一则通告：
- 一，三日晚九时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
- 二，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四日凌晨一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六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
- 三，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
- 四，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 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间断广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重点广播。
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罗干等在中南海坐镇指挥[61]，并发出三段《紧急通告》。通告反复广播三十多小时，节录如下：
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62]。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63]。希望北京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64]。
……戒严部队指挥部，绝不能置诸不理。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65][66][67]。
6月3日傍晚，北京传出部队进城的消息后，天安门以西五公里外的木樨地的街头开始聚集了示威学生、市民[70][来源可靠？]。有学生指这是军队进城的必经之路，示威民众前来协助阻截部队。
晚上9时许，三辆无轨电车被人推到木樨地桥上横着；有人将行道上的水泥砖砸成碎块，在街道两旁堆起水泥墙，还有人开卡车和三轮车运来砖石，此次木樨地突发的阻拦行动由民众临时凑合，无人指挥[71][来源可靠？]。
晚上9时30分，第38集团军下辖的112师、113师和炮兵旅从军事博物馆向天安门广场出发。[72]负责开路的先头部队到达并发射催泪弹，试图挺进广场。根据当时的英国搜集的外交电报纪录：军队为了突破，总共发动了4波攻势。清场一开始以徒手和徒步方式进行，双方保持一定距离，第一波几十名戒严部队队员手持木棒徒步清障开路，而示威者则远程投掷碎砖袭击。遇到强硬阻拦后暂时停军，先头部队开始装备枪枝展示做震撼之用，市民和学生得知后立即排成一线，冲向大桥。而后来戒严部队发放弹药后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士兵对空鸣枪，但遭到示威者投掷石块攻击依旧未能前行。[73][74]
晚上9时55分，第38集团军112师装甲车队从丰台区东高地出发，在受阻后到复兴门同集团军大部队汇合。[75]配备装甲车准备进行强行突破，并且立刻开始向示威者前面五十米以外的地面上开枪扫射，响起密集枪声，现场陷入混乱，有人中弹倒下。[76]约十分钟后，戒严部队已经穿过木樨地桥，来到二十二号部长楼和二十七号楼之间的北京地铁木樨地站一带[77][来源可靠？]。
示威者此时撤退到大街两侧的街心花园和楼房之间，以树丛、建筑物作掩护，继续喊口号狠斥部队，并投掷石头；戒严部队士兵推开电车、清除路障，并且开枪还击。有相关人员事后称，“哪里有人喊“法西斯”，哪里有人扔石头，部队会马上用枪枝向那里扫射。约百名民众倒在血泊中，由其馀民众将他们送入复兴医院[77]。”
晚上11时许，手握步枪的士兵、装甲车、军用卡车列队向天安门方向驶去，期间还有市民焚烧了3辆电车，以阻截后续部队[78][来源可靠？]。
在复兴门外大街两旁大楼的一些居民探头出来痛骂，也有人扔东西攻击，戒严部队陆续开火还击，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路段，两旁建筑物布满大量弹痕。二十二号楼、二十四号楼两幢部长楼，共有三人被枪杀，其中包括住在22号楼8层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女婿尹敬，当他进厨房开灯时，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头部死亡，葬于八宝山人民公墓2区17排12号 [78][79]。
根据香港电台《神州五十年》[80] 综合所得，木樨地的行动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81]。事件平息后，官方调查并没有对此披露实际开枪时间和死伤人数，陈希同只说部队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15]。
晚11时32分，322号装甲车从正阳门东侧驶入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周围绕行两圈后被示威者拦下。车长李勃下车与学生领袖谈判，保全装甲车免遭示威者烧毁。322号装甲车是第一辆驶入天安门广场的装甲车，向广场上的示威者宣示戒严部队的存在。在事件结束后，李勃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82]
晚12时许，339号装甲车从西长安街高速驶入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绕圈，有人向装甲车投掷汽油弹与砖块。装甲车因无处停放掉头，向西单方向离去。凌晨1时02分，339号装甲车开到新华门西侧一百多米处时，发动机熄火，车组乘员被迫弃车。[83]此时新华门前，站著近百名士兵，有市民怒斥，有的还扔小石，士兵们一言不发。二十多分钟后有学生想将满身血污的339号装甲车乘员—中尉连长韩开印送入新华门内，士兵立即子弹上膛，大声喝止。韩开印用尽全力大喊到“快……救救我。我是中尉……339装甲车……”随后送他过来的人将其放下，中南海警卫战士将其送过去抢救。[84][85]）
晚12时20分，003号装甲指挥车沿东长安街冲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东侧，遭到示威者的包围，一些示威者打砸装甲车的观察窗，并向装甲车投掷燃烧瓶，使装甲车被烧毁。受伤的车组乘员被学生带上一架巴士并关上门[86][87][88][89]，保护他们免遭暴力示威者的攻击。[90]
凌晨1时许，据共青团北京市委《70天大事记》所记，天安门广场尚有学生、市民数万人[91]。
凌晨1时25分，空降第15军先头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的南端，凌晨1时30分也就是5分钟之后，第38集团军部队成建制抵达天安门广场的北部、集结在天安门城楼前面，从这个时候开始，第38集团军和第15军就分别在天安门广场的北南部朝空中开枪[92]，驱赶抗议的民众。[93]与此同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再次发出内容完全相同的《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94][95][96]。”上万名的市民和部份学生，在听到《通告》后，开始离开广场。[97]
凌晨1时50分，几名示威者开着一辆装着汽油桶的47路公共汽车从东观礼台前侧靠右的地方驶向天安门城楼，试图点燃停靠在金水桥的军用卡车，当场被戒严部队抓获。[98]
凌晨2时许，曾经有几十万示威者的天安门广场，只剩下坚持不走的几千名学生和市民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99][97][来源可靠？] 同一时间，大批士兵驻守中国历史博物馆、前门箭楼以北及毛泽东纪念堂以南的广场上。人民大会堂之内亦有一批士兵候命[99]。
不久，建国门、东单方向传来密集枪声，许多示威者从广场东北角往人民英雄纪念碑跑。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指挥部也开始撤离。与此同时，在历史博物馆北门外站列待命的士兵，则手持棍棒和冲锋枪，冲向长安街，封锁了长安街以东的路段[100]。
当时身在广场的侯德健忆述，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有学生还给他套著棉大衣和塑胶头盔自卫；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两位学生赶来告诉他们军队是开真子弹（当时中国的警务机关还在旧时代，并未配备现代化镇暴装备）[101]。陈清华表示，他与李兰菊留在广场东面，目击一名死者，死者的弟弟是一名中学生，知道哥哥过世后冲出广场，说要跟军人拼命[102]。
凌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80]。
凌晨2时30分，军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将留守的学生围在中间，部队停下待命[103]。
凌晨2时45分左右，上述的中学生被抬回广场急救，大腿动脉中枪，最后在广场上流血不止而死。其后李兰菊晕倒，北京学生将她和陈清华强行送到医院，发现医院到处都是死伤者。[来源请求]
然而对于当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行动中的流血事件，即使是学生内部，各方也有不同说法。柴玲和吾尔开希称广场上有坦克直接碾压学生[104][105]。然而当时身处广场的侯德健、刘晓波和周舵表示没有看到有坦克辗压学生或撒退的人群。支联会和王丹（当时他并不在广场，正在离开北京郊区）则表示清场行动中广场上发生了较小规模的流血事件，流血冲突主要发生在广场之外的木樨地、复兴门、六部口至建国门一带的长安街[106][来源可靠？]。
凌晨3时左右，封从德表示，约3,000至5,000名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94][来源可靠？][107][97]，此时正绝食的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决定劝学生离开，并在广播中说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唤醒人民，赞扬学生不畏死的精神。刘晓波等人发现有学生持有之前从军队抢来的枪支，要求立即砸毁枪械，并命令学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否则解放军就有理由向学生开枪[108][来源可靠？]。
根据戒严部队指挥部记录，3时45分左右，侯德健、刘晓波等人坐著救护车从纪念碑那边开过来，举著双手，要求谈判，部队派出一名团政委与他们接触。侯德健等人说，愿意带领广场上的学生撤出，要求解放军不要开枪，并让他们组织队伍撤离，团政委随即回来向领导汇报。
凌晨4时正，广场上全部关灯（关灯是即将开始清场的信号）。戒严部队发出广播，内容说：“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和全体同学，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109]与此同时，在人民大会堂内的尖刀营（穿着迷彩服）从东大门迅速出来前往捣毁高自联的指挥部。[110]
等候在马路边的侯德健等人拼命大叫：“我们是侯德健！”“我们是来谈判的！”“千万不要开枪！”不到3分钟，团政委回来告诉侯德健等人，政委说，“总部同意你们的请求。请你们立即带领学生撤离广场，往广场南口撤。时间很有限。我们不会开枪。”听完答复后，侯等四人立即赶回去。[111][来源可靠？]
在凌晨4时关灯时，广场上亦陷入恐慌。根据封从德、侯德健忆述，当时学生正以“声音方式”投票，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两边声音旗鼓相当，但考虑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声呼叫，学生领袖认为想撤退的人更多，封从德宣布离开[112][113]。同学和市民、工人、市民纠察队、北京的同学撤到海淀区去，往中关村走[112]。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时播放“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这时，纪念碑上的学生用被子、木棍、帆布等物点起了几堆篝火，人群一起高唱《国际歌》[114][来源可靠？]。
当时离开的状况陷入极度混乱，大批戒严军手持冲锋枪指向纪念碑。尖刀营冲上纪念碑，捣毁位于纪念碑最上层东南角的高自联指挥部。在占领高自联指挥部后，尖刀营战士用短点射打掉高自联的高音喇叭[110]。根据示威学生忆述，当时一批手持木棍、电棒的武警和军人冲上纪念碑的第二层、第三层，追打示威学生，不少学生被打至头破血流。学生于是被迫向下层逃离。同时，大批坦克车和装甲车由天安门冲向纪念碑，开始将广场上数百个帐篷营幕撞毁辗平，并以火焰喷射器烧毁[115]。
凌晨4时11分，中尉张旭东带领8名战士前去拆毁女神像，他们驱散了试图保护女神像的示威者，将女神像拆毁。正在这时广场的灯重新亮起。随后，一辆装甲车开了过来，从被推倒的女神像上碾过。[116]
凌晨4时30分，清场时间到。广场再次开灯，戒严部队再次发出广播说：“同学们，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现在清场。我们同意同学们的呼吁，请同学们立即撤离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六月四日。”的重复广播。[109]与此同时，武警与戒严部队组成人墙把广场上的学生与群众往南边赶，不愿离开的遭到军警的殴打。
凌晨4时45分，示威学生已经开始撤退。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大批示威学生举着校旗唱着《国际歌》撤离。[117]，期间不时喊“血腥镇压！”“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畜生！”[118]。
凌晨5时20分，天色已明，大部分学生撤离广场，只有约200名示威者不肯离去[119]，坦克阵堵住了广场的通道。这批人不断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戒严部队反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并向天开枪镇慑。
凌晨5时30分左右，清场过程基本结束。[120] [121][来源可靠？]
清晨时分，从广场撤退的学生沿途受到示威市民的欢呼，示威者又在木樨地的要道重新设置路障，阻挡军车，有人怒骂士兵，有人向军车扔砖头。木樨地、北蜂窝、公主坟一带，很多示威市民都出来了，不少人围著军车诉说。军人木然地坐在卡车里头，毫无反应。
5时20分，罗刚上校奉命指挥一支坦克车队前去驱散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前的示威者。[122]
约6时15分，撤离学生从天安门转入西长安街，到达六部口时，离党政中枢机关只有50米的地方，三辆坦克冲来，发射催泪弹，许多学生被碾，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受害人方政，双腿被坦克辗压，后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123]2009年他在美国安装上智能假肢，呼吁寻找六四真相。[124]
7时25分，所有示威者被驱离。[122]
7时25分，一只装甲车队通过木樨地大桥的时候，最前面的装甲车因动力不足撞不开示威者使用公交车设置的路障，导致整个车队停滞不前，一伙示威者乘机往撞到路障上的装甲车内投掷催泪瓦斯，车队的官兵抛弃载具后撤入中联部大院。
10时左右，示威者开始焚烧停在木樨地街道上的装甲车，除四辆装甲车被车队官兵开进301医院，另两辆装甲车被示威者开走外，其余装甲车全部被示威者烧毁。[125]与此同时，一架前来指挥交通的米-8直升机从木樨地上空飞过，一群示威者开着一辆编号为422的装甲车，用高射机枪朝天上射击，试图击落直升机。[126][127][128]
10时半左右，有人点燃衣服，扔向一辆指挥车，随后更多示威市民加入，数十辆军车被燃，不过此时情况已经差不多结束，军官命令部队开始全部撤离[129]。复兴医院门外聚集著一群人焦急询问亲人下落，医院外贴著一张死亡者的名单，列出42人；附近的铁路医院公布的死者名单有23人，邮电医院则有16名死者[130][来源可靠？]。直到下午四时，复兴医院停尸房向公众开放，约数百人去领尸，尸体满在停尸房内外，有的用白布盖著，有人在医院门外烧衣纸 [130]。
6月4日上午，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向全世界播出了以下消息：“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131][132]
张宝林将途中遭遇写成一千多字的特稿《北京这一夜》。截稿时被删成不足200字的简讯，嵌入其他宣传文字里， 但仍以原标题刊登在6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133]这是当天唯一发稿记录军队开枪和人员伤亡的中共党报。
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张宝林，《北京这一夜》
傍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杜宪和张宏民身着黑衣，播报新华社的消息。杜宪语速缓慢，低沉哀婉。[134]
因为在开进的过程中戒严部队的补给车部分被烧毁，再加上示威者为了阻挡戒严部队进城制造了大量的路障，使北京市的交通陷入中断，物资无法通过车辆运输抵达天安门广场，在4－6日广场上的戒严部队使用米-8直升机空运补给，直升机运输的给养杯水车薪，使广场的戒严部队非常缺乏给养，每天每两个战士才能分吃一包方便面，许多载具因为缺乏燃料不能正常行驶。[135]
6月6日晚起，戒严部队组织武装押运，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前往市郊运输给养，这一举缓解了戒严部队的补给问题。
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强调“如果不平息这场暴乱，几千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就可能被颠覆，社会主义建设和10年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呼吁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迅速行动起来，为稳定局势创造安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斗争，同心同德把建设和改革继续推进向前。”[136]
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其他党政高层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而这也是自从学生发起示威活动以来邓小平首次于公开场合出现[137][138][137]。邓小平在之后演讲中称呼因为六四事件而丧生的解放军士兵为“烈士”[139][140]，且称示威活动的目的是“推翻党和国家”，希望能进一步“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41]。邓小平认为示威者之所以不断强调包括官员贪污等等有关的投诉，便是为了掩盖其底下试图将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动机[142]。他之后还以此观点表示：“这整个都是仍坚持帝国主义之西方世界的计划，他们企图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逐一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将它们带往另一条充斥著国际资本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143]”
据统计，4月16日－6月25日，中国公安机关共抓获各类人犯11,013名。共缴获枪支205支，子弹三箱零25,428发，凶器496件，反动印刷品60,713件，反动音像制品1,572件，军用物资360件，赃款和赃物折款49.1万余元。[144]
1989年9月5日北京市清查领导小组发表《关于对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参加非法游行等问题的若干处理意见》，提出对事件参与者以“对一般参加者从宽，对指挥、策划、组织者从严，对一般党员从宽，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从严，对认错态度好的从宽，对顽固坚持错误的从严，对基层单位从宽，对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要害部门从严，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之前从宽，实施戒严令之后从严”为准的处理原则。[145]
学潮被镇压后，中国国家教委对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在军校实施长达一年的军训，当年及之后数年入学学生的学制延长为五年。[146]纽约时报认为这次特别的军训的目的在于灌输思想。[147]
在6月3日与4日的镇压中估计有3,500名解放军军官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指挥他们手下的士兵压制群众。[148]西方媒体报导，在6月4日之后，这些军官面临了军事法庭的审判。[149] 根据1989年8月19日军委纪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纪委〔1989〕4号文件的通知文件[150]
一、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一律开除党籍：
（一）策动部队支持暴乱和动乱的；
（二）向国外境外敌对势力或向非法组织提供军事机密的；
（三）违抗命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
二、对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策严重抵触，具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给予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或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处分：
（一）对戒严部队进驻故意刁难或对干部、战士执行戒严任务进行侮辱、诽谤的；
（二）对平息暴乱、制止动乱，采取各种方式发泄不满的；
（三）公开为反革命暴徒鸣冤叫屈的。
三、对在5月20日宣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以后特别是在6月3日平息反革命暴乱开始以后有中央纪委〔1989〕4号文件所述问题的，从重处理。
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从1990年开始，军方领导层进行大面积改组，指挥官的职阶被下降到师级。[148][151]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年。第38军的前军长徐勤先将军因拒绝执行戒严，在事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并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清场中执行任务最积极的部队和将领受到了奖励、表彰与升职。在其中，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总指挥刘华清日后升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92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指挥迟浩田进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为要员并于1993年成为国防部长，1995年更晋升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97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镇压时身为20军军长的梁光烈在2002年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最终在2008年登上国防部长一职。艾虎生在清场中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116师347团率先进入到天安门广场[152][来源可靠？][153]，日后节节晋升，在2007年成为了成都军区的参谋长。[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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