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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梁振英，大紫荆勋贤，GBS，JP（英语：Leung Chun-ying，1954年8月12日—），生于香港，籍贯山东省威海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副国级领导人，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3任行政长官[2]，也是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及戴德梁行亚太区前主席。[3][4]
 | 关于人物的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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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nourable 梁振英 Leung Chun-ying GBM GBS J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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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 |
| 任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增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 |
现任 | |
| 就任日期 2017年3月13日 | |
| 主席 | 俞正声 → 汪洋 → 王沪宁 |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4任行政长官 | |
| 任期 2012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 | |
| 总理 | 温家宝 → 李克强 |
| 前任 | 曾荫权 |
| 继任 | 林郑月娥 |
| 多数票 | 2012年：689 (65.62%) |
|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总召集人 | |
现任 | |
| 就任日期 2020年5月5日 与董建华同时在任 | |
| 秘书长 | 谭耀宗 |
| 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2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 | |
| 任期 1999年7月1日—2011年10月3日 | |
| 行政长官 | 董建华 → 曾荫权 |
| 前任 | 锺士元 |
| 继任 | 夏佳理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954年8月12日 英属香港薄扶林玛丽医院 |
| 籍贯 | 山东威海卫 |
| 民族 | 汉族 |
| 国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 政党 | 无党籍（1999年－） |
| 其他政党 | 香港励进会（1985年－1989年） 新 新香港联盟（1989年－1999年） |
| 配偶 | 梁唐青仪（1981年结婚） |
| 儿女 | 长子：梁传昕 次女：梁齐昕 幼女：梁颂昕 |
| 父母 | 父：梁忠恩 母：江秀枝[1] |
| 母校 | 荷李活道警察小学 英皇书院 香港工业学院 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 |
| 获奖 |   |
| 签名 |  |
梁振英于香港回归前，曾经担任由中方委任的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秘书长，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事务。[5]2011年11月，梁振英宣布参选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6]，2012年3月25日在选举委员会以689票当选为香港第4届行政长官，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任命状后于2012年7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7]
梁振英任内推出多项本土措施应对经济和民生问题，包括针对走私犯和奶粉荒而实施俗称“限奶令”的携带婴幼儿食用的配方粉离境新规定、实施“零双非”政策使所有公立医院均不会接收非本地孕妇在香港分娩、为免个人游旅客过多，影响市民日常生活而停止向深圳居民签发赴香港“一签多行”签注，改为“一周一行”、推出“港人港地”政策以优先照顾本地永久居民置业安居的需要、多处觅地广建房屋等等；但在劳工和社会福利议题上，并无落实争取多时的标准工时和全民退休保障。在政治方面，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产生方法未能通过，特首选举仍未达至普选，打压香港民主化发展。另外，其好勇斗狠的性格以及奉行强硬政治斗争的路线为人诟病，与民主派关系紧张、警民关系恶化、港独思潮冒起。任内又发生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争议、香港免费电视牌照争议、占领中环运动和2016年农历新年旺角骚乱等社会事件，他收取澳洲公司UGL约5,000万港元引发争议。部分批评指其为地下共产党员。[8]
2016年12月9日，梁振英宣布因家庭原因，放弃争取连任，行政长官任期至2017年6月30日完结[9]，他成为香港1997年以来首个不寻求及未有连任的特首。2017年3月1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特首梁振英以2066票赞成、13票反对、16票弃权，获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同时兼任国家领导人和行政长官，成为首例。
自2018年5月起，梁振英利用Facebook个人账户“狙击”亲民主派人士及组织，乃至政府教育部门，成为代表建制派意见的意见领袖。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梁振英牵头成立803基金，以巨额悬赏金奖鼓励市民举报“暴徒”[10]。
梁振英父亲是梁忠恩（原名梁泽元），是香港警队成立初期从山东威海卫招募的警员，俗称“山东差”，曾经驻守于港督府及山顶。梁振英有一姊一妹，是家中独子，家中排行第二。梁振英在1954年8月12日盂兰节[11]于香港岛西区的公立医院—玛丽医院出生，故常以“自己是甲午战争爆发后下一个甲午年出世”来介绍自己。出生时，父亲已43岁，身为警察的梁父家教甚严。梁振英称：“父亲的管教比较严，身教多于言教，就算言教都是指令你这、这、这、这样做。”代沟加上管教严厉，造成梁振英较独来独往个性。小时候，一家人先居住于七号差馆警察宿舍，后来和前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一样，居住在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梁父曾被安排调守港督府，梁振英常到港督府给父亲送饭。梁父在1966年退休。
梁振英1960年至1966年就读荷李活道警察小学，1966年升读英皇书院[12][13]，获得警察部五年奖学金。梁三岁时于一家由罗马天主教教会开办的私塾就读，接触罗马天主教，并且有到教堂，直至读中学时，也有参加罗马天主教活动。中五会考成绩只有1B1C，未能考进大学。后来短暂就读于香港工业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前身）测量系高级文凭课程[14]。1974年毕业后远赴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修读学士，在英国第一年生活费是靠姐姐卖嫁妆的钱，还要到外卖店打工帮补。留学期间，与来自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组成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会副主席，为当地华侨在教堂的社区中心举办中文识字班。1977年，梁振英在学院毕业试以首名毕业，遂从英国返回香港。1970年代末，他常到内地讲课。
后来香港经济起飞，他加入英资测量师行仲量行，30岁左右获擢升为这英资大行二百年历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适逢内地改革开放，梁在英皇书院同学会认识了陈子钧大律师，陈介绍他加入四化会，26岁的梁便加入1980年成立的“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即“四化会”，1970至80年代，梁振英在林行止介绍下，以“江晨秧”的笔名在《信报月刊》撰文多篇。[15]
梁振英在1981年结婚，妻子为律师唐青仪，育有一子两女，分别是长子梁传昕、次女梁齐昕和三女梁颂昕。[16]长子梁传昕和三女梁颂昕同在剑桥大学毕业，分别修读生物化学和经济。梁传昕继续在剑桥大学修读博士，研究干细胞。次女梁齐昕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法律学士学位。
由1980年代初开始，当时还只有20多岁的梁振英，就已经在政坛崭露头角。20多岁的梁振英便参与到有关香港回归以及基本法的事项，1988年，34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7]，并就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的时候，梁振英就已经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和董建华一起成为香港首任特首的热门人选。最后董建华成为香港首任特首，而他则是第三任。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当日，梁振英提出建议解决主权移交后的界限街以北土地续约问题，当时中国政府不认识新界地契年期于1997年6月30日届满的问题，因为内地还没有私人房地产，中国政府找上他写意见书，后来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的主要内容，此后几年，梁需要不断到内地讲课。[18]
基本法谘询委员会成立之前，新华社找来不少亲中组织统战详谈，四化会也在其中，当时想找一个中英文流利，熟悉英国的人做秘书长，结果新华社就相中在英资大行工作的梁振英[来源请求]。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觉得梁在中英联合声明的建议好，后来就透过廖瑶珠找梁，邀他加入基本法谘询委员会。梁因此成为一百八十名委员的其中一人，后来更获选为十九名执委之一。1988年仅以三十四岁之龄，便顶替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毛钧年任秘书长。沈旭晖撰文指叶国华向港澳办推举梁振英出任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秘书长，根据惯例，梁振英就单线经“上线”叶国华与京联系。[19]梁振英深受中方器重，已故的司徒华在他的回忆录《大江东去》提到他是地下共产党员，曾入党的学友社前主席梁慕娴也相信梁振英已入党，李柱铭亦公然指他是共产党人。面对地下共党成员的质问，梁振英一向否认。
梁振英在内地讲学，渐获赏识，他的卖地知识对正大力发展地产的深圳、上海尤其有用，两地相继请他帮忙，策划卖地，梁此时协助过后来的铁面总理朱镕基。1988年，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找梁协助上海进行第一次卖地。上海特地派了一组人南下深圳，听取他的意见。1988年，中国修改宪法，容许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有偿转让，上海率先卖地。梁振英建议公开招标，而且标书要中英兼备，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请他和上海市官员共同起草，此时期又义务帮深圳招标卖地。[20][21]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梁振英于6月5日在文汇报刊登署名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又向“开天窗”表示不满的《文汇报》致崇高敬意。他接受电台[哪个／哪些？]访问时沉痛说：“六四事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错误，严重性很大，我感到悲哀同无助。”六四后，时任上海书记的朱镕基邀请梁振英所属的仲量行到上海开独资公司，深圳政府亦向他招手，但仲量行其他英、澳籍合伙人无兴趣，计划告吹。眼见深、沪大好机会，梁于1993年离开仲量行，自立门户，开设梁振英测量师行，从东家聘请一大批旧同事过档。[来源请求]他的测量师行于1999年跟新加坡及英国两公司合组戴德梁行，他于2007年当上新公司亚太区主席。
1990年，梁振英曾与现任立法会议员、中资企业老板、民建联副主席蒋丽芸主持香港电台制作的财经资讯电视节目《亚洲经验》，节目于1月17日正式启播，以讨论亚洲不同地区如新加坡、台湾等地之经济发展经验为内容。1993年，梁振英离开由他出任合伙人的仲量行，创立梁振英测量师行。1996年时，安子介曾公开推许梁当第一届特首。此前于1992年，梁振英以38之龄成为当年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首批聘用的44位香港事务顾问之中，最年轻的一员[22]。
梁振英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获委任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1999年，接替锺士元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召集人，同年亦出任长远房屋策略谘询委员会委员[23]。1999年，他与戴德梁行及新加坡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作，并成为该集团的亚太区主席。 2000年，透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谘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2001年，梁振英及其他专业人士成立香港专业联盟，并且担任主席，以推广香港的专业服务。2003年起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2003年春，梁振英代表行政长官董建华全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商讨自由行政策[24][25][26]。
2006年，梁再次透过互换股份，持有控股公司的股份增至4.61%，成为戴德梁行控股公司第四大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成为九名董事之一。[27]2007年起他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2010年，梁扬言诺贝尔和平奖应颁给邓小平，引起争议。
2011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大紫荆勋章。同年，担任香港华菁会荣誉赞助人。[28]同年辞去担任12年的行政会议召集人一职，宣布参选行政长官选举。2012年3月25日，获得选举委员会1,200票中的689票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成为行政长官当选人。2012年6月21日，辞去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2012年7月1日，梁振英就任第四届行政长官，因而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行政会议主席身份重返并主持行政会议。
2008年，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央官员特别就梁振英的管治能力谘询意见，[29]2010年7月15日，梁振英出席香港电台电视节目《议事论事》，被节目主持人李鹏飞要求证实他有意参选特首的传言，梁振英没有否认，又称如社会有需要，他会尽力[30]。2011年9月初，经维基解密披露，前美国驻港总领事唐若文撰写的其中一封电文显示，梁振英早于2009年已有意参选特首[31]。2011年5月，前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提出其个人的“铁三角论”，建议由范徐丽泰出任下届行政长官，唐英年继续担任政务司司长，梁振英出任财政司司长。而唐英年及梁振英早已被传媒认为是可能参选行政长官的热门人物[32]。在2011年7月9日，范徐丽泰称考虑是否参选特首[33]。后来，她曾公开赞扬唐英年在政府打滚多年，行政经验比自己优胜[34]。
2011年9月9日，梁振英公开表明，正为特首选举作准备[35]。9月28日，唐英年正式辞去政务司司长职务，并称自己考虑参选行政长官选举[36]。2011年11月27日，梁振英正式宣布参选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6]。在梁振英的宣布参选行政长官大会上有数百人出席，其竞选团队也一同亮相，会上支持他的各界人士分别有：市区重建局主席张震远，他亦是梁的竞选办主席；前教统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她亦是梁的竞选办主任；前布政司锺逸杰；全国政协委员、瑞安房地产主席罗康瑞；传媒人林超荣；震雄集团创办人蒋震；新鸿基地产前主席郭炳湘[37]等。
2012年3月25日，梁振英在选委投票后以689票，得票率57.4%，当选第四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3月28日，总理温家宝召开第七次国务院全体会议，签署《任命梁振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第616号国务院令，任命梁振英为第四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38]在同年7月1日就职。[39]
2012年4月，香港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不能保证在2013年于香港出生的“双非婴儿”可以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而香港社会的共识是双非婴儿“不是香港解决人口老化的正途”。[40]同年4月26日，医院管理局决定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妇在该年及次年的预约分娩，确保本地孕妇在公立医院可优先使用产科服务。[41]随“零双非”政策的实施，香港所有公立医院无限期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妇预约分娩，所有私立医院也停止接受双非孕妇在2013年1月1日或以后的预约分娩，[42]双非婴儿数目之后大幅下降，由2011年高峰时的35736人，大减到2013年的730人。[43]不过2013年以后仍有一些双非孕妇进入香港产子，有人因为入境时虚报怀孕状况被定罪及判处入狱。
梁振英在其竞选政纲中，建议“重组政府架构”，由原来的三司十二局变为“三司二副司十四局” （另称“五司十四局”），为政务司长及财政司长各设立一名副司长，另重组各局，新设文化局、科技及通讯局[44]等。梁认为重组会更有效落实其施政理念。
由于重组政府架构涉大幅增加公帑开支（每年7,200万），反对者认为五司十四局是加大政治分赃，架床叠屋，只会令政府结构更为复杂，运作更为缓慢，有必要审议是否违反基本法原定的三司架构[45]；而且梁振英并不建议谘询和公开讨论，被认为接近独裁，引起非议[46]。
2012年5月23日，梁振英在多份报章撰写题为拉布的文章，质疑立法会多个事务委员会讨论其改组建议，实际是拉布以图阻止改组架构，强调通过改组是“急市民所急”。[47]文章刊登后，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及学者批评，梁此举是违背三权分立。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批评，梁振英此举是向立法会施压，并指是梁振英有责任在实施前释除公众疑虑；民主党议员李永达指此举是行政权干预立法权，违背三权分立的核心价值[48]；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黄伟国亦指出，梁振英未上任便干预立法会工作。[49]自由党主席刘健仪及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亦强调，在委员会讨论改组架构建议于正常程序，并非拖延。[50]
梁为赶及在7月1日上任前落实重组，动议在6月中绕过众多民生法案打尖。泛民议员认为梁振英的做法完全不理立法会一贯的议事程序，未上台已经粗暴地干预了立法会运作。在6月21日立法会会议，原本以为在建制派占多数下，梁的打尖动议必定能通过，但出人意表地，在数名建制派议员缺席、反对及弃权下，梁的“硬闯”动议以27票赞成，25票反对，1票弃权遭否决。[51]最后，改组方案不单于7月1日上任时无法通过，而且在第四届立法会终止运作前无法通过。梁政府最终在第五届立法会开始会期后宣布放弃架构重组方案。
对于发展香港与深圳接壤的区域，梁振英于2012年6月13日，以候任特首身份接受东方日报视像专访，提及深圳河以南28平方公里的边境禁区可变成“特区中的特区”，大陆人和外国人均可免签证进入边境禁区，享用各种服务，包括金融、商业、法律。[52]后来计划被指将新界东北地区割让给深圳，变成“双非城”或“深圳后花园”，但梁振英否认。[53]梁振英2012年6月13日表示“边境禁区，我提的政策特色是甚么呢？就是说内地居民，进入这个边境禁区免签证”[54]。
2012年，梁振英在竞选行政长官时在其政纲中建议成立中医药发展委员会。梁振英表示，医院管理局当前有16间三方合作的中医诊所，每年应诊人士近100万人，可以见到尤其在基层医疗方面，中医药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并且广泛地受到香港市民的认同和欢迎。在梁振英上任后的同年8月14日宣布，香港政府决定成立中医药发展委员会及设立中医药发展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出任中医药发展委员会筹备小组主席，带领业界和学术界代表展开议事，于同月内展开正式工作。他表示期待成立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筹备小组及未来正式成立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后，香港政府能够与各方面合作，藉着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照顾香港市民健康上的需要。高永文指出，香港已经有中医师注册制度，香港公立医院亦有中医科技研究中心。高永文表示，中医药发展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包括中医药界和香港三间中医药学院（包括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的代表，中医药发展委员会筹备小组将会就中医药发展委员会的职业功能和出任人物挑战上提供意见，并且订立下中医药发展委员会于正式成立后，其未来的重点工作方向等等。同年8月31日，中医药发展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首次会议，为到委员会未来的重点事务订下了方向。
2012年6月19日，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后，宣布重新设立扶贫委员会，并且设立扶贫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职能和成员。扶贫委员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4位分别负责卫生福利、民政事务以及教育政策事务的局长、立法会议员、商业人士、民间团体领袖、非官方团体及学界代表。该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办公室辖下的政策及项目统筹处支援，以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小组成员之一为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方敏生。
梁振英于2012年6月下旬宣布成立金融发展局筹备小组，由史美伦担任主席，董事局方面，成员约20名。金发局秘书处借调政府的行政主任，而且由产业署免费借出开会地方，金发局初期需完全使用公帑运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13年1月17日成立，负责促进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其职能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贸易发展局不同，金融发展局以私人担保有限公司形式注册，可以接受民间捐款，为谘询组织、民间机构及公共机构，然而其雇员与成员均为公职人员，因此同样受到《防止贿赂条例》的监管及约束。
经济发展委员会于2013年1月17日成立，旨在制定经济发展策略和产业政策，由香港行政长官担任主席及委任成员，成员包括盛智文，钱果丰等人。
2013年4月23日至12月，香港特区政府联同社会各界于共同举办“家是香港”运动，旨在为香港注入正能量，加强香港社会的凝聚力，并且唤起香港市民对香港这个家庭的关爱和承担。运动包括在各个香港行政区划举行逾480项活动，分为活力、潮流、关爱和清新四大主题。家是香港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担任主席，由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担任副主席；秘书处由政府新闻处担任。2013年4月23日，林郑月娥、多位局长和香港政府部门首长穿上印有“家是香港”标志的白色上衣，与包括体育、文化及教育等界别团体逾250名人士一同出席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家在香港启动礼。当中170名代表每人绘画一幅油画，合并砌成两幅大型的香港景观图，作为启动礼的背景，以示意共同建设香港。一众官员更与马头涌官立小学合唱团和嘉宾合唱《狮子山下》一曲，作为启动礼一部分。
梁振英任内推动多项房屋和楼市政策，如首批置安心单位转租为售、推出港人港地政策、推售居屋单位等。任内又大举在全港各区寻找合适土地发展公共房屋。
另外，选定一幅位于沙田的土地，交予香港房屋协会发展资助房屋；以及于一幅位于沙头角的土地兴建出租公共房屋，合共提供约1,000个单位。
2013年9月28日，特区政府正式公布了官方贫穷线，及有关贫穷人口的分析，以制定扶贫政策，及作为评估政府扶贫政策的成效。贫穷线的出台令商界担心香港走向福利主义，争论随时更撕裂各阶层，难以缝补。工业总会主席刘展灏忧虑，扶贫政策欠针对性，反成政客甚至特首争取选票的工具，扶贫委员会关爱基金专责小组主席罗致光，指政府有足够财力应付扶贫开支，除每年增加30亿也不用加税外，扶贫更有助修补贫富差距。[55]
2013年10月17日，梁振英宣布成立政改谘询专责小组，由林郑月娥、袁国强和谭志源3人组成。2013年12月4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大会上宣布正式启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产生办法及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产生办法的谘询，为期5个月。林郑月娥为政改谘询专责小组主席，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为成员。谘询文件口号是为“有商有量 实现普选”。[34]三人均公开否定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并称提名委员会为唯一可以提名行政长官的选举机构。2014年7月15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政制改革报告，启动政改五部曲的第一部。此外，特区政府亦把政制改革谘询收集回来的意见整理，同日向公众发表《二零一七年行政长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公众谘询报告》。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启动政改五部曲的第二部，完成审议由行政长官梁振英所提交的香港未来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和香港未来立法会选举订下框架。
香港泛民主派和不少市民对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16年立法会选举框架和候选人提名方案表示强烈不满，引发长达79日、于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期间发生以占领市区主要街道争取普选有真正选择的雨伞革命，并引发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暴力冲突，梁振英令警方平息结束占领运动，把警方放在对抗示威者最前线，籍亲政府及建制的警察工会及鼓动建制社团挑拨警民关系，导致警民关系受到挑战。
雨伞革命结束后，2015年1月7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到立法会启动第二阶段政改谘询，为期两个月，谘询文件以“2017 机不可失”作为宣传口号。2015年4月22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到立法会宣读第二阶段谘询结果和公布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政改方案，以“2017 一定要得”作为宣传口号。2015年6月17日，政府正式向立法会提交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议案，并于6月18日作出表决。由于33名建制派议员离开会议厅，结果造成8票赞成28票反对的局面，政改方案被大比数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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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8日，一批本土民主前线成员到旺角支持无牌熟食小贩，至2月9日凌晨爆发骚乱。
2016年12月9日，梁振英召开记者会，宣布因为家庭原因而放弃连任。[56]
2017年2月16日，《星岛日报》报导梁振英将于2017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获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至6月底特首任期届满前将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行政长官两个职务。[57]
2017年3月13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闭幕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2024年10月24日，梁振英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了对香港土地屋宇问题的见解，指出当前香港面临着土地与住房供应的严重短缺。他强调，尽管增加供应是必要的，但在不实行免费提供的前提下，市场需求并非无限。为此，政府需采取科学与专业的策略，准确预测未来的需求量，以实现供需的平衡，避免采取未经仔细考量的决策，以免产生不利后果。同月27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业电台的访谈中对此做出了回应。他表示，政府无法停止土地开发的进程，并从过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自2003年起，政府曾暂停定期的土地出让与开发活动，但这一举措导致了明显的负面后遗症。陈茂波强调，政府需继续推进土地供应计划，学习和利用以往的经验，以更稳健、科学的方式解决土地和住房问题，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58][59]
2024年4月1日，梁振英率领香港企业家团乘坐中老铁路进行考察，期间他强调此铁路项目将有效拓展香港市场，增强滇港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促进内地商品的海外出口。在此行中，梁振英及其代表团还对磨憨国际口岸城市的整体规划、南坡国际产能合作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及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进行了实地考察。[60]
2012年1月31日，星岛新闻集团旗下《东周刊》报道，有参与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事务的官员发现，梁与其中一家参加设计比赛的公司有关连[61]。梁振英指他在事件中没有获取任何报酬及利益，并早已向行政会议申报[62]。2月8日，特区政府发稿，证实参选人梁振英2001年担任西九规划比赛评审时，没有申报与他有关连的参赛公司，投票后始被发现有利益冲突。有评论指，政府发稿时间临近特首选举提名期，犹如在针对梁振英；而民政事务局强调政府于10年后始发稿交代事件，只是回应传媒查询，并无其他目的。[63]2月10日，梁在多份报章刊登声明，重申自己在西九龙填海区概念规划比赛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64]。2月11日，梁回应有报章指他任职的戴德梁行是西九比赛的参赛队伍乃不符事实，梁也求政府公开西九比赛项目的全部档案[65][66]。
2012年2月29日，香港立法会通过引用权力及特权法，成立《西九事件专责委员会》调查梁振英在西九事件的利益冲突事宜；同时，梁竞选办去信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以成员对梁抱成见为由，要求重组委员会，又要求不要在特首选举日之前展开聆讯[67][68]，梁的两个要求被指霸道及干预立法会运作。[69]
2012年6月27日，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西九事件专责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报告称对梁振英作供时的“善忘”感到惊讶，对他“掉以轻心”及不完整申报利益表示遗憾及失望，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0]。梁振英认为调查报告“还他清白”，被泛民议员指责他“厚颜无耻”。
根据《东周刊》报道，2012年2月10日，梁营竞选办主要人物罗范椒芬和刘梦熊等人，曾经与外号为“上海仔”的江湖人物郭永鸿，在流浮山小桃园出席饭局，密会新界乡绅拉票[71][72]。事件因涉及江湖人物及多位新界乡绅，如梁福元等，受本地传媒广泛关注，亦引起香港社会对黑金政治的可能性产生了疑虑。[73]
2012年3月16日，行政长官候选人唐英年在行政长官选举辩论直播节目上表示，2003年他任职工商及科技局局长时，听到梁振英在“政府的一个高层会议”（暗示行政会议）中指“香港终有一天需要出动防暴队及催泪弹对付示威者”，和建议把商业电台牌照年期由12年大幅缩短至3年。唐英年指，这番言论来自2003年50万人游行之后是否强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讨论，狠批梁振英这种打压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手法很令人恐惧，直指香港人不会信任他。梁振英否认指控，并且批评唐英年在没有任何证据下便指控他是罔顾事实、意图抹黑对手。事后，自由党成员田北俊不点名指当年有人提出若上街人数多达十几万，应出动解放军镇压。行政会议前官守成员、前教育局局长孙明扬称基于保密原则，不能确认唐英年的说法。[74][75]
虽然唐英年的上述指控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在梁振英当选后2年，香港警务处在2014年6月13日晚上的反对新界东北前期拨款运动中，4年以来首次出动防暴警察。同年9月27日凌晨，警队再次出动防暴警察对付重夺“公民广场”行动的示威者，更于28日黄昏开始，对增援“和平占中”的示威者发射87颗催泪弹，是警方9年以来首次施放催泪弹。有网民因而直指“两年后证明唐唐没有冤枉他（梁振英）”[76]。
1989年6月5日，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翌日，梁振英曾经在全港多份报章刊登联署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然而二十年后当被问及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想法，他并未作出正面的回应和答复。[77]2010年11月12日，梁振英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活动后，被问及当年强烈谴责中共的言论，他回答“对于这个看法，我没有改变”，形容六四天安门事件为“中国人的悲剧”[78]。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锺剑华认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几乎是特首候选人的“必答题”。唐英年、梁振英、范徐丽泰三人都避免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等敏感议题上与中共中央不一致[79]。梁振英在同一场合提出质疑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合理性，认为邓小平令中国民众脱离贫穷，对中国和平同繁荣作出贡献，更应成为首位和平奖的中国人，[78]此番言论引起民主派和部分香港市民批评，斥梁振英为成为行政长官而向中共献媚[80]。
部分人认为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尽管他已公开否认。
2012年3月，中共前香港地下党员梁慕娴在她的著作《我与香港地下党》中，称梁振英为共产党地下党员。依她理据，梁振英于1988年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而根据中共相关规定，此类的重要职务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梁慕娴称无法律文件证实她的推论，只从行为上推论梁振英等人是中共在香港利益的代理人。[81][82]对此，梁振英透过竞选办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从来没有要求加入或被邀请加入共产党，并指出梁慕娴毫无事实根据[83][84]。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也在2009年8月26日的《信报》刊文表示，梁振英肯定是共产党员，并指地下党员有权否认自己的党员身份[85]。前学运领袖王丹引述曾负责地下党工作的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指梁振英是共产党地下党员。[86][87]
2012年3月28日，人民网在梁振英简历上冠以“同志”，并在其“中国机构及领导人资料库”内将尚未上任的梁显示为“行政长官”。事件引起议论，此后人民网突然删除了“同志”称谓，并修正了梁的职位名称；梁振英对此重申自己并非中国共产党党员。[88][89]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后，有中国大陆的网民揶揄梁为“香港市委书记”[90]。
2012年6月20日，《明报》揭发梁振英位于贝璐道4号裕熙园的居所，僭建了一个面积约110平方呎的玻璃棚，梁振英承认将原来的木花棚改建为金属及玻璃结构，而没有向屋宇署申请，是无心之失，并会清拆[91]。屋宇署检查梁宅时，揭发僭建多达6处，包括杂物房、车位上盖和一个超过300呎的地库，身为产业测量师的梁振英解释僭建物在购入大宅前已存在，并不知道此等是僭建物，坚持自己只是疏忽，并无隐瞒[92]。其后，传媒透过地政总署拍摄的高空图片显示，木花棚于2000年9月，即梁入住后3个月仍未出现，与梁振英称购入大宅前已有木花棚的说法不符[93]。梁振英得知地政总署的高空图片后，没有回应木花棚是否购入前已经存在[94]。梁振英大宅僭建风波惹来各方质疑其诚信，甚至未上任已被泛民要求下台。2013年1月24日，阳光时务周刊刊登出在特首选举中支持梁振英参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的访问。在访问中，刘梦熊透露，梁振英所指曾找过两名专业人员及一名律师到大宅检查并没有发现僭建问题的说法“绝对是子虚乌有”。刘补充指，曾亲自致电时任梁振英竞选办公室主席的张震远寻求协助梁，但张回应指梁的说法并不真确，所谓“两名专业人士和一个律师”是不存在的。刘批评梁的说法是“作故事，涉及诚信问题，等如欺骗市民、欺骗中央”。[95]行政会议成员张震远在同日发表声明，表示周刊引述的指控与事实不符。[96]翌日下午，刘梦熊再次发表声明，强调自己的说法千真万确，并表示愿意和梁振英一同接受测谎机的测试；假如自己未能通过测试，便会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跳下，“以一死谢天下”。[97]
[来源请求] 在2013年《阳光时务》专访中，刘梦熊指梁振英在2012年特首选举期间曾承诺委任刘梦熊担任行政会议成员，或推荐他当任政协常委。所以有泛民认为梁振英可能涉及贿选，并向廉政公署投诉。不过廉署守则，不会公布是否立案调查个别案件。
梁振英的修辞术多次受到争议，公众同泛民主派指他经常不直截了当的回答问题，而是搬出一些模棱两可、没有实质内容的答案。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更形容此为梁的“语言伪术”(always make up stories)。[98][99]前中央政策组顾问刘细良赞扬梁振英的说话技巧高，刘举例僭建事件中；别人质询他有否僭建花槽，他答说从来没有提过“花槽”两个字，此前他说的是“花棚”，被认为是狡猾地把问题卸开。还有“撤回与不撤回之间有好大空间”、“僭建处理了就不存在”等类似言论，被指是把问题轻轻带过，蒙混过关。[100][101][102]
2013年2月7日，梁振英就著《信报》特约评论员、前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练乙铮其中一篇文章发律师信控告诽谤，该篇文章为《诚信问题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实可双规》。该篇文章指出，假若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在《阳光时务周刊》对梁的指控属实，梁便需要接受双规。事后《信报》发出声明为带来不便向读者道歉。梁振英其后发出声明，强调自己尊重言论及新闻自由，但由于“涉黑”的指控严重，需要严肃处理，并接受《信报》2月7日启事中的最后一段。总编辑陈景祥对梁发律师信感到惊讶及失望，但强调声明并不是向梁道歉，亦不会撤回文章。[103]事件受到记者组织、新闻评论员及学者批评。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批评，梁此举目的是打压言论自由，制止媒体对他不利的言论；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指出梁此举容易扼杀言论自由，建议他撤回律师信。[104][105]
2013年3月24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在深圳向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透露，特首梁振英在推出买家印花税（BSD）前曾致电通知他。王光亚当时虽然没有太多时间考虑，但表示支持，指有事的话由他来承担。就梁振英在推出买家印花税前曾致电告诉王光亚的事，特首办在梁振英曾表示不作评论，但梁振英在2013年3月26日出席行政会议时就亲自作回应，指只是“知会”而非“请示”王光亚，并解释指致电王光亚是由于“内交”需要︰“因为买家印花税征收的对象是香港以外的买家，因此有办‘内交’和‘外交’的需要，亦因此在我们决定了征收买家印花税之后，我们是‘知会’有关方面。”。汤家骅质疑，梁振英在宣布开征买家印花税前一天致电告知王光亚，有违反行政会议的保密制之嫌。汤家骅已致函政制事务委员会，要求召关特别会议跟进事件，并邀请政府相关政策局和部门的官员出席会议作回应。
刘慧卿指，实施买家印花税是敏感内容，行会已有林奋强前车之鉴，梁振英必须交代清楚他到底有甚么政策出台前，已先向内地汇报，“一国两制的原则要讲得好清楚”。[106]
2013年8月11日，梁振英出席天水围的地区论坛时，主动为辞职的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和张震远呼冤，指廉署已证指控二人的证据不足，举报二人的政党却没有“私下或公开说一句半句抱歉”。
刘慧卿表示，民主党向廉政公署的投诉并非无理取闹，是有实质理由才投诉。她指廉署只需向特首负责，忧虑梁振英的说话对廉署造成压力。[107]民主党表明，不会因曾向廉署举报林奋强和张震远，而作出道歉，有人批评梁振英没有风度与量度。[108]
另外，梁振英在天水围地区论坛上提及林慧思事件，梁振英指这件事在教育系统内发生，最近接二连三有片段在网上流传，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会否对教师队伍、教育质素以至青少年造成影响，故要求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就林慧思事件向他提交详细报告，然而当时教育局已经表明不再追究事件。[109]
香港教育评议会副主席何汉权表示，事件涉及教师言行操守，应该交由教学专业人员操守议会处理，不适宜由特首介入。何汉权认为，行政长官的角色政治化，高调就林慧思事件表态，令情况变得更复杂。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指，梁振英的做法罕有，亦不恰当，令学校与调查机构处理事件时，有更大压力。叶建源认为，不应将问题完全归咎于林慧思一人身上，他希望特首维持应有的公平及中立性。[110]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批评，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地区论坛时的言论，是挑拨离间，进一步令香港撕裂。梁家杰批评香港目前已出现“烈火烤蛙”的情况，梁振英昨日的言论，是进一步撕裂香港，此举是为日后暴力镇压示威活动找借口。质疑他是否要增加学校及林慧思的压力。他对梁振英认为曾举报前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及张震远的人士要向两人道歉，是很奇怪，因为如果一个良好市民见到可疑情况报警，警方查完后或因证据不足未能检控，不明白为何要良好市民道歉，质疑他是运用“拉一派、打一派”的群众运动手法。工党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亦表示担心，香港出现文革的批斗影子。[111]
此外，梁振英表示上任一年多以来，曾“微服出巡”元朗与天水围十多次，包括光顾区内的“粥粉面饭”食肆、与太太来买鱼和吃咖喱及带女儿去图书馆。[112][113]
2013年12月7日，梁振英与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北角出席地区论坛，为《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作谘询。在梁振英说开场白期间，两名社民连示威者突然冲出，向台前官员掷鸡蛋，曾俊华即告“中招”，一度狼狈离开会场。梁振英其后表示他必定会依法追究，并将之定性为“袭击”，但曾俊华则称自己并无大碍，并笑说：“医生都叫我唔好食咁多蛋......好彩冇着靓西装嚟，或者系预知呢件事。”其幽默回应与梁振英严词谴责示威者成强烈对比。由于掷蛋示威在外国颇为普遍，网民将外国元首遇掷蛋后的回应与梁振英比较，突显他亳无量度。[114]
2014年1月19日，因《苹果日报》的采访立场，梁振英向香港三大银行汇丰、东亚及渣打施压，要求三大银行抽去苹果的广告。但渣打不肯妥协，于是梁振英决定拒绝担任2014年渣打马拉松的主礼嘉宾，改由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担任。因之前《am730》被无故抽广告事件，引起全城关注，因此不少人认为梁振英此举是有意打压新闻自由及异见声音。社民连议员梁国雄批评梁振英非常小器。[115]
2014年2月10日，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提出港府应向非本地居民征收100元陆路入境税[116]。
2014年2月11日，梁振英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建议不可行，又指港人不应“未富先骄”（未富起来就骄傲起来）。[117]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反驳梁振英的言论伤害港人感情和尊严，并认为港人现时是“未富先凋”（未富起来就已经凋零），要求梁公开道歉。[118][119]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指梁振英完全背离民情，是“未掂先嚣”（施政未稳定下来就已经嚣张跋扈）。[120]
2014年2月12日，商业电台向员工发出内部通告，表示即时终止商业电台与李慧玲的合约。[121]
2014年2月13日，李慧玲召开记者会，表示“百分百感觉”是梁振英政府打压新闻言论自由，是商台在续牌事件中“跪低”。[122]李慧玲亦提及一个饭局中有官员向她表示，特首梁振英最憎的人是她，李慧玲相信，梁振英不满她是始于行政长官选举。[123]李慧玲亦在记者会表示，一名与特首梁振英相识，亦与自己认识超过10年的朋友，曾叫她“小心份工”，她问对方自己是否会有人身安全问题，该名人士指，现在的政府未到这个程度。她没有透露该人士的身份，但认为对方的说话出于好意。[124]
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及任何关于李慧玲在商台的职位，或职务的任何事宜，重申他本人及特区政府十分重视本港的新闻自由。[125]。
2014年3月17日，《苹果日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广州南沙筹建占地达100平方公里，比香港岛更大的“香港园”，除将本港部份产业迁至园区，更会兴建有公营房屋及老人院等新市镇，安排基层迁往定居，园内采用香港税制及法律，租期最少至2047年。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质疑计划是“逼港人上大陆”，他指计划反映梁无能，未有在港尽力“揾地”。他又质疑计划可行性，即使高铁接驳后往返两地较方便，但公屋居民亦难负担每程百多元车费。新民主同盟立会议员范国威指，计划需大量社会讨论，“你退休会唔会肯上大陆？”他指现时旧工厦和工业区仍未用尽，质疑计划是梁在民望低迷时，抛出发展愿景来讨好资本家。[126]
政府在11时55分发出新闻稿，表示特区政府不会在南沙或横琴实施香港法律，亦没有租借南沙或横琴的构思。[127]政府在17时44分再次发出新闻稿，表示特区政府曾经在内部提供资料文件，作讨论之用，经研究后，认为大部分构思并不可行，包括在当地租借土地及实施香港法律，亦因此自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谘询委员会于去年十月成立以来，特区政府一直没有向该委员会提出有关发展南沙、横琴或其他珠三角城市的任何构思或建议。[128]
2014年5月22日，梁振英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时表示，政府不会向任何计划瘫痪中环的人，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泛民主派方面，民主党涂谨申指出，《公安条例》规定需要作出“合理”考虑后，才决定是否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不过，警方未收到“不反对通知书”的申请，梁振英已率先拒绝，故日后警方若拒绝向“占中”行动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梁振英的言论，可能成为司法复核的理据之一。公民党陈家洛认为，市民有权利集会游行，但梁的言论如同行政指令，对警方及上诉委员会造成压力。香港人权监察就指无论梁振英的言论有否令警队受压，已经损害警队的政治中立。部分泛民议员认为梁振英此举是向警务处“落柯打”，要求警务处不要发不反对通知书。而第二日警务处处长曾伟雄附和了梁振英的言论，并表示支持。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指出，《公安条例》列明是否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是警务处长的法定权力。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一旦占中，他们也不会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占中可参加其他游行集会，并于集会完结后留守。[129]
建制派方面，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表示，梁振英只是表达一种态度，一个立场。他相信，梁明白只有警务处长才有权力，但若不直接回应议员问题，或会被人指为逃避问题。经民联梁美芬指出，梁的讲法并无问题，一个犯法的组织，当然不会得到“不反对通知书”，她呼吁“占中”组织无需“又要威又要带头盔”，并强调大部分香港市民反对“占中”。工联会陈婉娴直言，梁的说法有点“论尽”，但相信他是经过思考才回答问题，绝对是有备而来，否则不会突然之间说出这言论。陈婉娴又相信梁振英或有点怨气。
政府发言人晚上澄清：“行政长官没有亦不会干预警务处处长根据香港法例处理公众游行集会的决定。”[130]
2014年7月，“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收集市民反占中签名，梁振英明确表态会签名反占中，强调签名属个人行为，没有违反《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亦不会对公务员构成压力。[131]
有泛民议员批评政府此事取态不智，有学者亦指梁振英不宜太早表态反占中，担心对日后推行政改不利。[132]
2014年10月，澳洲传媒《Fairfax Media》报道，行政长官梁振英 2011 年与一间澳洲企业达成协议，分两年收取 400 万英镑，折合约港币 5,000 万元，收款时已经上任特首。梁振英正式宣布参选之日，正值他持股的戴德梁行控股公司 DTZ 卖盘，澳洲传媒《Fairfax Media》报道，梁振英在造势大会之后 5 天，与提出收购的澳洲企业 UGL 签了协议。这份 UGL 行政总裁给梁振英的文件，一开首就表明好高兴认识梁振英，希望双方将来继续合作。 UGL 保证 DTZ 会在正式被收购前，支付欠他的 150 万英镑花红。另外， UGL 还承诺给予梁振英400万英镑，条件包括离职之后 24 个月内不会撬走管理层、不会开新公司竞争。另外，梁振英要同意不时协助 UGL 推广业务，担当转介人及顾问，没有列明时限。合约上有手写补充，讲明有关协助不可构成利益冲突，并有梁振英的签名，合约于2011年12月2日签署。之后几日，梁振英在公开场合都被问到公司卖盘的事，他都指自己是一个小股东。根据协议，400万英镑分两期，在2012年及2013年的12月支付，亦即是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后。梁振英的利益申报表中，受薪工作一栏没有申报这笔款项。事件引发香港传媒的关注。
2016年7月7日，李宝兰突然被取消署任廉政公署执行处首长，有立法会议员质疑是与她调查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业款项的案件有关。
2018年7月20日 李慧玲在节目《左右大局》透露，7月初收到由前特首梁振英发出的律师信，指她在6月28日的节目间的评论关于港铁董事会、梁振英、UGL 和礼顿建筑的关系有诽谤之嫌，要求道歉。李慧玲已委托何俊仁的律师行代为回复，她强调评论有可靠消息来源，而作为时评节目，自己是基于公众利益而作出公允评论，不会道歉[133]。
2014年10月20日，即雨伞革命期间，梁振英在礼宾府接受了包括《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内的英美三家媒体的专访。他承认很多示威者是因为香港缺乏社会阶级流动和房价过高而感到愤怒，但他也强调民粹压力是他抗拒示威者诉求的重要原因。据《纽约时报》报导，梁振英的谈话反映的是香港菁英阶层的普遍看法，不信任一般大众治理这个城市的能力。他的论点可能会再次激怒那些因对经济情势不满，由年轻一代带动的街头抗争民众，要求改变香港的政治未来。梁振英表示，如果按照学生要求在普选行政长官时实行公民提名，选举将变成“数字游戏”，选举将倾斜至劳动人口和收入低于1800美元（约新台币54655元）的市民，做法并不可行。梁振英强调，他希望高官与学生领袖对话，可以缓和紧张局势。但《纽时》分析，他的此番言论，显示他依然在捍卫与一般市民对立的政治制度。 [134][135]
梁振英向外国传媒表示，一人一票的普选在香港是不可接受的，否则将由月薪低于1800美元／1.4万港元（5919令吉）的香港人主导选举，导致政策倾斜低收入阶层，造成民粹主义，不利港府的亲商政策。他又声称，北京没有干预占中是香港人运气好，现阶段如挑战他本人和港府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136]此番“万四元论”被指激怒市民，大部分网民都在Facebook声讨梁振英。亦有网民认为梁振英只关心与政商界的关系，完全漠视基层市民，同时也与其选特首时的政纲关注基层市民完全相违背。
2014年10月22日，特首办发声明，解释梁振英所提到提名委员会要具“广泛代表性”的意思。声明指出，《基本法》的设计是行政长官要兼顾各阶层需要，所以选举制度的设计要“均衡参与”。因此，将来提名委员会由四大界别组成，兼顾各阶层各界别，而不仅是人数众多的阶层或界别的需要。声明亦指出，梁振英肯定了收入差距是本港的问题之一，政府重设扶贫委员会、首次设立贫穷线等，证明政府对基层市民生活的重视。[137]
2014年10月25日，梁振英出席仁川亚洲残疾人运动会港队欢迎仪式后见记者，再次解释《基本法》规定选举制度要确保均衡参与，不可向任个一界别、阶层倾斜，包括不可倾斜有经济贡献的金融界别等，亦不会倾斜没有任何经济贡献的宗教、体育界。[138]香港女子单车比赛世界冠军李慧诗其后在其Facebook专页留言反驳梁的说法，她指宗教和体育都在社会上都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并影响社会的发展，影响的不止是经济贡献，她认为梁应该要在宗教历史和奥林匹克历史上下点苦功。[139]此外，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亦发表声明，认为梁的言论对所有默默耕耘、努力不懈及自强不息的运动员、教练及义务工作人员并不公允。[140]
梁振英于2015年3月25日出席一个投资论坛时，发言公开表明指责议员以“拉布”方式，延误基建项目和阻碍港府施政。他同时呼吁在场人士登记成为选民，在今年的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中用选票将泛民逐出立法会。[141]
泛民饭盒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批评，梁振英特首选举时只获得689票，但竟然呼吁选民不支持某些获数万选票当选的民选议员，是好性斗争、撕裂香港、唯恐天下不乱的表现。[142]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对梁振英的言论表示愤怒，批评梁振英强烈撕裂社会，嫌自己太少敌人，每日“撩交打”，言论有失身分，反映他好勇斗狠。[143]建制派方面，田北俊则质疑市民是否听取他的呼吁，认为梁振英本身民望不高，难以影响到市民意愿。[144]
2015年6月23日，当届政府发表上任第3年《施政汇报》，交代施政进度，题目是“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推动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梁振英把香港花卉展览总入场人次接近60万，打破历年纪录等都当作施政成绩。有意见认为这反映连梁本人也找不到有甚么政绩可写，才迫不得已将这种与他领导关系不大的小事写入施政汇报中。[145]
2015年11月17日，2018年世界杯资格赛亚洲区第二轮C组次循环由香港队主场对中国队，有报导认为梁振英拒绝公开表态支持港队是因为怕得失热爱足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避免因公开支持香港队而不支持中国队会被视为不爱国，有违政治正确。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虽当时身在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尼亚，但却在网上欣赏港中大战，并于Facebook表明支持港队，获2.6万个赞好。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亦在当日早上表态支持香港队参与赛事，即使并非明确仍有公开表态支持港队。
有球迷认为“香港人都唔撑香港人，唔配做特首，唔配做香港人”[146]。香港足总主席梁孔德亦强调行政长官身为香港人应该撑港队。中大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沈旭晖在Facebook批评，“那些连撑港队也不敢的人，不如不做香港人算了”。
在2015年10月至12月间发生了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其中一名失踪者李波怀疑在香港境内被中国大陆执法人员掳走，引起全城关注[147]，担忧“一国两制”受到破坏。2016年1月5日，梁振英回应事件时称“希望李波本人提供资料”。[148]结果惹来抨击及揶揄，指如果失踪人士也可以提供资料，那么失踪人口组已经名存实亡。亦有人揶揄称“冇返嘅同学举一举手”（缺席的同学请举手）、“希望死者提供凶手资料”。
2016年4月6日《苹果日报》网站版报道，3月28日凌晨，梁颂昕乘坐国泰航空CX872班机由香港飞往三藩市，其母、特首夫人梁唐青仪在候机室等候期间，梁颂昕不小心在机场进行安检时遗漏了一个黑色手提行李，航空公司职员及机场保安以程序为由不肯让她即时取回行李，扰攘20分钟后，保安公司促梁颂昕向国泰求助。其后特首夫人要求航空公司职员将行李送到禁区内，但职员指根据机场保安规定，认领行李时乘客必须重新办理出境手续，亲身到禁区外认领，惟梁太不同意，在机场大闹50分钟。
梁颂昕其后致电父亲梁振英求助，梁振英即以“叫我梁特首”向职员施压，要求职员尽快协助其女儿取回行李。其间机管局派出一名高层到场了解，经多番商议后，最终没有按照正规安检程序处理，将行李直送入禁区给梁颂昕。[149]
2016年8月5日，梁振英委任2012年共竞选特首团队成员牙医陈建强为新一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港台工会下午发声明，指对决定极度诧异及质疑[150]。工会表示,顾委会职权甚大，能就港台节目向广播处长提出意见，而会议是闭门形式，认为今次任命影响深远，要求政府增加顾委会透明度，公开会议情况及文字纪录，确保港台顾委会“公器公用”。工会亦质疑他合理化媒体投资者对编采方针的指示，认为陈建强对编辑自主的理解令人不敢恭维[151]。（陈建强曾在2013年撰文，指新闻界“编辑自主却有点过分神话化”、“除香港电台外，所有媒体都是商业经营的牟利事业，部份媒体更是上市公司，有责任向股东负责、维护股东的最大利益。”）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及毛孟静分别质疑此举是要“全面操控港台”及公营机构已成“梁粉俱乐部”亦担心日后具争议的节目可能受干预。[152]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及游蕙祯于宣誓就任立法会议员的仪式上，使用“支那”字词及展出“香港不是中国”的横额，引起议会内外愕然。其后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不接纳两人的誓词，留待新任立法会主席再次为两人监誓，但受到建制派议员制造流会及主席梁君彦禁止两人进入会议厅宣誓等原因，无法再进行宣誓。及后两人尝试冲入会议厅但令会议被迫暂停。
梁振英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市民对事件会感到愤慨及失望，并认为事件伤害中港两地人民的感情。他指出，成为立法会议员的其中必须条件是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除了行政长官任内的UGL事件，梁振英于卸任后亦被卷入利益冲突的疑云。于2017年9月，梁振英被揭发成为两间以一带一路及大湾区为名的公司董事。[153][154]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认为，即时没受薪或分红，角色上仍有利益冲突。[155]然而，前特首离职后相关工作规限，特首离职首年内不能在商业或专业机构出任董事，除非是由非牟利机构或非商业性质的组织委任。由传媒揭发才匆匆申报，做法亦受质疑。[156]
梁振英的修辞术多次受到争议，公众同泛民主派指他经常不直截了当的回答问题，而是搬出一些模棱两可、没有实质内容的答案。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更形容此为梁的“语言伪术”（always make up stories）。[157][99]前中央政策组顾问刘细良赞扬梁振英的说话技巧高，刘举例僭建事件中；别人质询他有否僭建花槽，他答说从来没有提过“花槽”两个字，此前他说的是“花棚”，被认为是狡猾地把问题卸开。还有“撤回与不撤回之间有好大空间”、“僭建处理了就不存在”等类似言论，被指是将问题轻轻带过，蒙混过关。[100][101][158]
就梁振英在2018年3月下旬持续“狙击”《香港苹果日报》的广告商一事，香港泛民主派政治组织社会民主连线人士吴文远众筹于该报A1头版投放一则全版广告，以“问候”梁振英[159]。4月8日，刊登了一篇“香港人忍耐力有限公司赞助”的头版广告，内容为要求梁振英北上取代习近平等恶搞内容。其后中文维基百科的梁振英条目多次被IP用户破坏，其生平被多次加上不实的逝世日期，也导致苹果iOS系统中的人工智慧助理软体Siri一度误认为梁振英已逝世[160][161]。
2019年元朗七二一事件发生后，梁振英严厉谴责事件中的暴徒，并呼吁停止一切暴力行为。[162]惟梁振英本人亦被揭发曾与事件中属黑社会14K老大的施袭者“飞天南”合照。[163][164]
2020年9月28日，香港电台记者利君雅在临近试用期结束前，突然被港台以重启对其投诉调查为由，再把其试用期延长120日，惹来不少争议。对于有关事件，梁在社交户口发言，以记者必然有基本礼貌为题，直指利没有礼貌，更称在香港以及外国都没有像利一样态度的记者，又指其行为在英美两地出现的话，必然早早就被解雇[165]。
2020年9月30日，梁振英在社交帐号指其成立的“803基金”已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教育局公开被裁定操守失当教师姓名及任职校名等资料[166]。
及后梁振英于10月13日在社交帐号发布18名曾被捕上庭的的教师资料，声称其创立的“803基金”会从不同途径收集资料，再“向有关学校求证”并公告社会。立法会议员许智峯表明会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投诉；教育界议员叶建源则表示，教协关注“有人有组织地对教师起底”有否违反《私隐条例》，强调“不会容许这些情况继续”，已著手研究申请禁制令。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17宗相关投诉，但没有正面回应梁振英做法是否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仅表示会根据既定程序处理。[167]
梁振英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表示以政治协商形式产生香港特首不违反基本法及中英联合声明，也不需要人大释法。[168]民主派批评该做法是民主的大倒退，[169]而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认为以选举方法产生特首比较好，改用协商星尚须修改《基本法》附件一。[170]
2021年3月3日，梁振英北京出席人大两会前接受路透社访问，被记者问及会否再选特首，他表示会竭尽所能服务香港和国家(I'd do anything to serve Hong Kong well and to serve the country)。又表示自己是数百万名合资格竞选特首的港人之一，而卸任后的过去3年并非“甚么也不做”。[171]
2021年10月，据立场新闻参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解密的“潘朵拉文件”，梁振英就UGL事件接受廉政公署调查期间，于2015年11月将名下公司Ace Link Property持有的日本EuroAsia Properties三成股份出售给UGL公司，价值20万英镑，当时约合港币230万。据戴德梁行2011年的年报，EuroAsia Properties是其在日本开设的附属公司，持有七成股份，由此可推断剩馀三成股份由梁振英持有。然而，梁振英上任特首后2012年8月3日发表的公开利益申报表，均未提到其本人持有Ace Link Property和EuroAsia Properties的股权，他当时仍是这两家公司董事，直至8月10日才辞去职务。对此，梁振英表示申报制度仅要求申报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不包括下设各级子公司股权，又称他已经“在制度要求以外主动作出额外安排，将所有股权放入由专业人士管理的信托，本人不行使作为（包括日本公司）股东的决策权”，指立场新闻他出任行政长官时的申报情况，已经交由律师处理[172]。
now新闻记者3月16日疫情记者会上问及内地援港医护的投诉机制，建制团体香港政研会发起联署，质疑记者涉散播仇恨言论，或触犯国安法。now新闻昨日就有关记者的提问致歉，据悉该记者被口头警告。now另一记者同日在特首记者会问到投诉机制，亦被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质疑“心术不正”。立法会议员邓飞3月15日在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也有关注内地医护投诉机制，[173]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Facebook批评有关提问，质疑该记者是“脑袋问题还是心术不正”。梁振英在Facebook表示，香港医护人员分身乏术，大批老人家危在旦夕，医护感染康复后再奔前线，“内地医护离乡别井来香港救人，医疗事故？投诉？”他称，该记者不能说由于“因为有前线医护也担心”就 重复这个“无厘头问题”。[174]
香港亲梁振英阵营人士对梁振英一般称呼作“梁特首”。而香港反政府人士对梁振英的蔑称有“689”、“狼英”、“路姆西”（Lufsig）等[175][176]。自2015年起，梁振英被包括立场被指较为亲中共的成报在内的各大传媒冠以“港独之父”之名。[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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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上任后争议不断，不但与非建制派（泛民主派、自决派、本土派）的关系一直恶劣，且与温和建制派的关系欠佳，民望一直下挫，就任后触发多场游行。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13年1月2日公布的调查显示，梁振英的支持度评分有49.1分（并非支持率，若只计算支持率一直低于三成），[179]处于不合格水平。
2013年香港元旦大游行，有很多市民游行要求梁振英下台。民间人权阵线宣称有13万人，警方指最高峰时有二万六千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估计为3万至3.3万人[180]与此同时也有支持梁振英的游行，却爆出派钱丑闻，新界总商会副宣传主任蔡志峯被指以每人250至300港元找人参加游行。[181]主办团体否认“向游行人士派钱”，指“涉嫌派钱者及接受金钱人士不是发起团体、其会员及支持者”。郑耀棠质疑有人混入游行队伍插赃嫁祸。[182]时事评论员王岸然撰文指有“地产霸权”与“传媒恶势力”企图“集中力量，尽快赶梁振英下台，以免他有时间藉施政改善民望”，[183]“急于推梁振英下台的只是‘地产霸权’”，其他人起哄倒梁则是“给‘传媒恶势力’设下的议题所带引”[184]。
2013年5月14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显示，梁振英民望跌至上任后的新低，支持率不足三成，只有两成九，反对率却高达五成半，以上任十一个月计，其民望评分亦是香港历任特首同期中最低，被评为“表现失败”。总监锺庭耀表示，其民望的下跌，可能受到前廉政专员汤显明涉嫌行为不当事件、四川雅安地震方捐款1亿港元事件，以及码头工人罢工事件等影响。[185]
2013年8月15-20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所进行“假设明天选举特首，而你又有权投票，你会唔会选梁振英做特首？”民调，回答“会”的只有25.3%，回答“不会”的则为超过两倍的56.2%。[186]
2013年8月底，立法会民主派议员范国威（新民主同盟）、毛孟静（公民党）、张超雄（工党）、环保触觉主席谭凯邦、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发言人韩连山及多名社运人士在Facebook发起“抗融合．拒赤化．反盲抢地 一人$100换特首 还香港人一个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行动，由数百位港人集资于9月3日在《明报》及《都市日报》刊登“反梁”广告，批评梁振英漠视港人利益，让自由行陆客“肆虐”香港，破坏香港的文明和秩序，香港人基本生活需要不断被剥削，已让港人忍无可忍，表明“换特首是出路”，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停止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并在台湾《自由时报》刊登“香港面对严重中国化，请台湾引以为鉴”广告，让台湾人明白香港引入中国大陆新移民及旅客后港人所面对的苦况，不要让台湾被中国大陆旅客攻陷。[187][188][189][190]
2013年底，因香港免费电视牌照争议，梁振英拒绝发牌予香港电视网络，并以行会保密协议为由，拒绝交代拒发牌原因，他及特区政府的民望全线下挫。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民调显示，梁振英的整体表现评分跌至上任后的新低41.7分；对特区政府表现的满意者仅13.5%，不满意者达到49.2%。[191]
2013年12月17日，梁振英在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会面后，离开人民大会堂正要下楼梯时，突然重心不稳，他立即举起双手作平衡，才不致于当众跌倒[192][193]。
2013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北京与梁振英会面后表示，中央会规范化特首述职，并明确提出三项述职要求，包括特首除了报告政绩外，亦要汇报不足；汇报特区政府来年新规划；以及报告贯彻落实《基本法》取得的进展及当中存在的问题。[194]
2014年10月，梁振英在处理雨伞革命时的表现备受批评，亦被指漠视民意以及利用各种方式打压示威者的声音。这促使梁振英的民望跌至上任以来新低。在中大民调中，梁振英的评分跌至38.6分，而港大民调中的评分亦只有38.9分，两民调的民望均是其上任来新低。[195][196]其中港大民调结果又显示，有62%人反对其出任特首，支持的只有23%；而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有87%人反对其出任特首，支持的只有8%。[197]
香港电视节目主持褚简宁曾就梁振英的低民望发表过评论，指梁振英的最大问题是他无法给人可爱和诚实的印象，尽管他的政策帮助了部分基层市民，但他无法拥有大批忠实的支持者。[198]
梁振英在1981年结婚，妻子为律师唐青仪[199]，育有一子两女，分别是长子梁传昕（1989年5月16日出生）、次女梁齐昕（1991年9月11日出生）和三女梁颂昕（1992年出生）。[16][200]一家五口名字的罗马拼音的缩写都是CY，三名子女都已经移民英国。长子梁传昕和三女梁颂昕同在剑桥大学毕业，分别修读生物化学和经济。梁传昕继续在剑桥大学修读博士，研究干细胞。次女梁齐昕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法律学士学位。[201] 儿媳是芬兰人Mimmi Mononen（莫宓莲）。
2014年6月下旬，梁齐昕突然在其Facebook上载两张疑似“自残照”，其中一张怀疑在浴缸拍摄，清楚见到她左手腕有两条红痕。[202]
针对雨伞革命，梁齐昕曾在Facebook写道她的衣服、鞋子、珠宝都是香港纳税人的钱买的，挑衅抗议民众。[203]
2015年3月17日，梁齐昕清晨时分突然在facebook留言，声称曾遭家暴，被母亲梁唐青仪辱骂、掌掴及踢伤，曾想过在香港礼宾府跳楼自杀，更报警称遭人用玻璃袭击受伤。警方召救护车到场，经调查后以无人要送院收队离开。其间，梁齐昕面容憔悴地三度现身礼宾府露台。梁振英事后首次承认女儿因健康及情绪问题一直要看医生，吁外界给女儿多一点空间。到3月18日清晨，梁齐昕在其Instagram帐户表示已离家出走。[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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