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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农民起义所建国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太平天国[b]是清朝道光晚年、咸丰至同治初年间建立的政教合一割据政权，创始人为洪秀全和冯云山。洪秀全与少年时代的私塾同学冯云山经过多年传播拜上帝会，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末至咸丰元年（1851年）初与杨秀清、萧朝贵、曾天养、石达开等人在广西省右江道浔州府桂平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金田镇金田村）组织团营举事，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史称太平天国运动，并于咸丰三年（1853年）攻下江苏省江宁道江宁府城（今江苏省南京市），号称天京，定都于此。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被湘军攻破，湘军纵兵屠城，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虏并凌迟处死。历时十三年的太平天国自此正式灭亡。
太平天国 （1851年—1861年3月7日） 上帝天国 （1861年3月7日—1861年3月27日）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1861年3月27日—1864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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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年—1864年 | |||||||||
 国玺 | |||||||||
太平天国势力范围（红色部分） | |||||||||
| 地位 | 割据政权（1851年—1864年） | ||||||||
| 首都 | 天京 | ||||||||
| 宗教 | 拜上帝会 | ||||||||
| 政府 | 神权君主专制 | ||||||||
| 天王 | |||||||||
• 1851年—1864年 | 洪秀全 | ||||||||
• 1864年 | 洪天贵福（幼天王） | ||||||||
| 五王 | |||||||||
• 1851年—1856年 | 东王杨秀清 | ||||||||
• 1851年—1852年 | 西王萧朝贵 | ||||||||
• 1851年—1852年 | 南王冯云山 | ||||||||
• 1851年—1856年 | 北王韦昌辉 | ||||||||
• 1851年—1863年 | 翼王石达开 | ||||||||
| 历史 | |||||||||
• 金田起义 | 1851年1月11日 | ||||||||
• 永安建制 | 1851年12月17日 | ||||||||
• 攻陷南京 | 1853年3月19日 | ||||||||
• 天京事变 | 1856年9月2日 | ||||||||
• 太平天国东征 | 1860年4月1日 | ||||||||
| 1864年6月1日 | |||||||||
• 江浙保卫战 | 1863年－1864年 | ||||||||
• 天京陷落 | 1864年7月19日[a] | ||||||||
| 1872年5月12日 | |||||||||
| 货币 | 太平天宝 圣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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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亦是世界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之一。总计伤亡人数无定论，各种统计从1000万至7000万人失踪、移民、死亡或受伤。[2]太平天国稳固行政版图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为主的江南繁华地区，治下人口大致接近3000万人口。太平军的足迹先后到过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势力范围遍及十八省[3]。
因清朝推行薙发令，太平天国蓄发、披发，故太平军被称作“长毛”，清廷称其为“长毛贼”、“毛贼”、“发贼”、“发匪”、“发逆”等。又因洪秀全籍贯为广东省花县（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道官禄布村），其他的太平军将士亦多起自两粤（即两广的广东、广西），故清廷亦称其为“粤匪”、“粤贼”，平定事件后，慈禧太后命令宫廷画师绘画《平定粤匪图》。民国十八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就《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酌办，不久正式订立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从此将“太平天国”、“太平军”等称谓写入正史。[4]
太平天国辛酉11年正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七日之间（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3月7日－3月27日），洪秀全曾实行“改政”。正月二十六日（1861年3月7日）把“太平天国”国号改为“上帝天国”，规定在玺印文字和各种文书内统要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但此事还没有来得及推广实行，洪秀全改变主意。二月十七日（1861年3月27日）再度实行“改政”，把“上帝天国”改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规定文书、印文都要在原来的“太平天国”四字之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5][6]。
广东人洪秀全与冯云山之所以选择在广西举事，源远流长，“广西地方辽阔，群盗如毛，散则为民，聚则为寇，形迹既无可辨，党类几不胜穷[7]”，特别是广西紫荆山地区，“游匪外滋，土匪内迫[8]”。从宏观上看，“中国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9]“一般的贫穷到达了极点，人们正在卖妻鬻子，许多人靠树皮为生。”[10]屡次科举失败并在广州目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洪秀全说：“以五万万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11]终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6月洪秀全在广东花县莲花塘吸收了第一个拜上帝会员李敬芳，随后少年时代的同学冯云山与族弟洪仁玕参加。洪秀全打造了一把斩妖剑，并作诗称“天父天兄太平时，保汝处处有饭吃。耕田首先在根苗，杀尽鞑子阎罗妖。”[12]又作“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手持三尺定山河，太平一统乐如何（又作“何如”）。”[13]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的《劝世良言》宣传书籍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曾要求受洗，但罗孝全不同意洪秀全对以前大病时所见“异象”的见解，并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够，洪秀全又要求罗孝全按月付工资给他，被罗孝全拒绝，从而罗孝全拒绝为洪秀全洗礼[13]。洪秀全失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14]
洪秀全与冯云山到达广西后以私塾教师为职业传教。洪秀全负责理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斩邪留正[15]”，“邀小的（恤王洪仁政）前往同打江山，并说拜上帝好”[13]；冯云山负责传教，“在紫荆山一带，热心传教，成绩颇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礼拜者，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14]
拜上帝会将基督教圣经的《旧约》、《新约》分别修改为《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作为教条。拜上帝教会实行政教合一。拜上帝教的宗教规范还有《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天父诗》等，号召人们信仰“皇上帝”（上帝耶和华），击灭“阎罗妖”（满族皇帝），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奋斗。
事实上部分清廷高层，如军机大臣穆彰阿甚至道光帝本人等都清楚地知道拜上帝会的存在，但听之任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全国状元龙启瑞在其《上梅曾亮先生书》中这样记载：“宰相（穆彰阿）风示旨意，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督抚受戒，莫敢复言，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不肯办盗，则所谓窥时相（穆彰阿）旨意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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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时洪秀全因在贵县龙山侄子家做客，躲过一劫，逃亡外地，宣称将前往广州找传教士罗孝全帮忙，侈言要“找两广总督(耆英/徐广缙)求情营救冯云山”，结果洪在广州一待，就是三个月，此时紫荆山拜上帝会群龙无首，杨秀清则趁机称自己是天父附体，萧朝贵则自称天兄附体，从而领导拜上帝会信徒，杨并带领信徒集资“科炭”(发动烧炭工们每卖出100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钱积攒)，后贿赂官员，冯云山得以从轻发落，改押解回广州花县原籍，途中在藤县成功逃脱。
道光三十年二月廿一日（1850年4月3日），洪秀全于平在山秘密穿起黄袍，正式就任太平天王，同年年底十月初一日（11月4日），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等处的拜上帝会众同时举旗，宣布起义。[16]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14][17][18]，后改称天王。参加金田起义者“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14]，“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19]，还有在械斗中失败的客家人。4月3日爆发了三里圩之战，冯云山“视死如归，赤身赴敌，立刻杀死黔兵二十四人，黔兵始大奔[20]。”
咸丰元年（1851年9月25日）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21]。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
咸丰二年（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楚勇江忠源部拦截，南王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不治[22][23][24]。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25]，克道州、郴州。6月杨秀清与萧朝贵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结果“湖南南部加入的洪门人数有五万多人”[26]。与此同时杨秀清制定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纷扰南北”[27]的作战方针。
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9月12日“辰刻进兵，杀死清朝大小官员数十人，清兵死者两千馀人，尸堆如山，不料清兵炮打着西王胸膛上，穿身[28]”，阵亡。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军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传闻太平军在当地获得吴三桂秘密埋藏的大量兵器，所谓“祭起吴王炮药”正说此事[29]。
咸丰二年十月（1852年11月），湖北巡抚常大淳镇守武昌城，贴出告示：“兵法以清野为先，且广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毁除未尽，致贼藏身，潜掘地道，前车可鉴。”[30]下令烧毁附近市镇，拆除城外民房，采用焦土政策。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三日（1852年12月23日），太平军攻下汉阳，知府董振铎被杀；六天后，太平军攻下汉口，俘获1万首江船，装备其水师。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九（1853年1月17日），石达开率领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31]:302、300[32]。太平军在武汉尝试建立“太平一统”的平等社会，吸引了一些贫苦大众，血腥镇压清兵、士人和一切反对者，破坏衙门、寺庙、学校和藏书楼，没收一切财产，存入设于武昌原丝绸货栈的“圣库”，并把居民编入25人为一组的军营，男女分营，又拉伕强迫当地人作搬运工或其他劳动[31]:302-303。有流氓假冒太平军劫掠，许多当地人反对男女隔离分居，也反对大型的公开布道。太平军先后将汉阳和武昌立为首都，但只短暂停留，大部份太平军沿江而下。清提督向荣于2月下旬夺回武汉三镇[31]:309、300。
咸丰三年正月初八（1853年2月25日）爆发了巢湖之战，太平军“伪为差弁，约期速进，陆建瀛信为实，急饬所部，溯流上，陆建瀛与翼长安徽寿春镇总兵恩长遂越道士洑，恩长战殁，尸顺流下，全军大骇，反棹急奔。”[33]太平军“革除了对鸦片烟的耽溺”[34]，“恨贼者虚，资贼者实，尤为可虑，或谓乡民处处助贼打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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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太平军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及副都统霍隆武阵亡。太平军在江宁城破后宣布悬赏旗人，能抓捕旗人者赏银五两，同时城内旗人妇女亦遭到屠杀[36]。
杨秀清称：“洛邑天下之中”，建议洪秀全定都洛邑。被一位湖南的老船夫阻挠；老船夫坚持要定都于金陵（又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杨秀清后来居然听老船夫的话，也赞同定都金陵，改名天京。[37][38][39]太平军将江宁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英国人Brine Lindesay在1862年《中国太平叛党志》中这样评论建都南京：“南京的占领在太平军的战术上引起了一个全面的变化，清军借助这个不进不退的变化而赢得了大好时机，他们不再无望地尾随一支前进的和劫掠的大军之后，如今已经能够在一个或两个据点上集结他们的军队，因此，太平军也随即发现他们自己在南京和镇江被一支军队所水路围攻，而他们要在战场上击败这支军队希望也不大。”这就是清朝集结全国绿营精锐组建的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英国人F. A. Lindley在1866年英文版《太平天国》第一卷中指出：“南京的占领完全改变了天王的战术，他不再继续进行由前进的恐怖来制衡满洲的、迅速和凯旋的进军，却把他的党徒集合在南京及郊区周围，在同一时期从事组织有朝廷和法院的正规政府。”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宁（今江苏南京），易名为天京。此后由东王杨秀清策划，在5月派兵北伐及西征，北伐军目标为攻取北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西征军目标为夺取长江中游地区以作天京屏障和供给基地，并进规华南。[16]
咸丰三年（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太平军攻克扬州，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40]。
咸丰三年四月一日（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杨秀清命令率两万余人从扬州出发北伐。清朝采取了正确的防御措施，销毁了全部黄河渡船，“黄河四十里之遥，并无船只，有鞑妖在对江把守，难以过江，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粮料甚难”[41]，“二十八日尚未渡尽，未及渡河者尚有千余”[42]。
咸丰三年九月十一日（1853年10月13日）太平军进驻保定，咸丰帝集结华北清军主力与太平军决战，包括嘉庆帝五子惠端亲王“奉命大将军”绵愉部、嘉庆帝嗣外孙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部、八旗察哈尔部、钦差大臣胜保部，并征召朝阳、阜新、赤峰、通辽四地大军，赐努尔哈赤御用大刀。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但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包围。
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53年12月26日），太平军撤离扬州。江北大营南移进驻扬州[40]。
咸丰六年三月一日（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次早黎明，亲领人马同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吴如孝力攻土桥，破入土桥清军马营。那时清军大败，红桥以及卜著（朴树）湾、三岔（汊）河清营尽破，大小清营一百二十余座，清营那时闻风而逃。”[19]
咸丰四年至五年 连镇附近战役清代宫廷画十幅，标注清军主要将领有庆大人(宗室庆祺)、桂大人（提督桂明桂龄兄弟）、玉大人（玉明）、绵大人（绵洵）、董镇台（总兵董占元）、双大人（双成或双禧）、瑞大人（瑞麟或瑞昌）、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经大人（经文岱）、拉贝勒（拉木棍布扎布）、希大人（西凌阿）、穆侯爷（一等果勇侯穆辂） 、珠大人（珠勒亨）、绷侍卫（绷阔）、巴营总（巴扬阿）、舒营总（舒保）、明大人（明庆）、伊大人（伊勒东阿）。画里有林凤翔被抓跪地受审。咸丰五年二月（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沧州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聊城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1854年4月24日，太平军西征军林绍璋分兵经宁乡，攻据湘潭，拟南北夹击长沙。4月25日起，湘军由塔齐布带队率陆军、彭玉麟带队率水师，一齐攻打湘潭的林绍璋，湘潭战役正式打响。塔齐布和彭玉麟于4月27至30日在湘潭大败林绍璋部，太平军水陆皆挫，损失将士近万名。湘潭战役是太平天国西征中太平军与湘军的首次战略决战，既是湘军成军后出兵的首次大捷，也是太平军西征以来首次严重溃败；咸丰四年六月二日（1854年6月26日）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武昌，十八岁的陈玉成在武昌“舍死苦战，攻城陷阵，趫捷先登，缒城而上，以致官兵溃散，遂陷鄂省。[43]”
咸丰四年七月一日（1854年7月25日）曾天养率西征太平军与曾国藩湘军在湖南岳阳城陵矶进行第一次决战，太平军虎头军统帅曾天养、清军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湘军水路各营总统褚汝航全部阵亡。1854年10月14在桂明、曾国藩的统帅下第二次收复武昌。1854年11月23日秦日纲率西征太平军与桂明、罗泽南、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湘军在湖北十堰田家镇进行第二次决战失败。
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石达开、罗大纲率西征太平军与湘军在江西九江湖口县进行第三次决战，大败湘军。
咸丰五年（1855年）初，太平军反攻汉阳和汉口，4月3日，击破湖北巡抚陶恩培的军队，第三次攻下武昌。
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步战汉兵，马战满兵，两交并战，自辰至午，得翼王带曾锦兼（谦）、张瑞（遂）谋等引军到步助战。清军满兵马军先败，次即向、张[所]领汉军亦败也。”[19]
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天京之变后湖北巡抚胡林翼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复武汉三镇，此役湘军罗泽南阵亡，武汉三镇都已成废墟，遍地瓦砾[31]:300、303
咸丰三年三月十九日（1853年4月26日）香港总督文咸访问太平天国，他的翻译密迪乐[44]就从两个太平军船员的口中得知：“东王杨秀清是首要的军事权威和政治权威，他们说天王只是一个被承认的君主，他把他的时间用在编书上面，人们从来看不到他。[45]”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53年12月24日），东王杨秀清自称天父下凡（降乩），指责洪秀全杖责天王府女官，两天后即二十六日，杨秀清召集韦昌辉及秦日纲“到天王面前请宽心安福。”[46]洪秀全本人“深藏不出，秀清则盛陈仪卫巡行闾市，凡有军务，议定上奏（洪秀全）无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属下伪官，惟奏谢恩赏，径达洪秀全，其余军务，悉秉奏秀清，听其裁处转奏。（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47]”“因此也许有人以为洪秀全早已死了，但一经询问，一致的证言咸谓其仍然健在，现深居城内。[48]”
至于北王韦昌辉，洪秀全认为他“爱兄（洪秀全）之心诚”[49]。但韦昌辉对杨秀清“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43]；北王韦昌辉对东王杨秀清“甚谄，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杨秀清）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50]”而韦昌辉暗地里“请洪秀全诛杨秀清”[51]”，但洪秀全说：“暂且容他（杨），他服便罢。”[52]杨秀清曾去北王府，“杖昌辉数百，至不能兴。”以至于两人“相互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43]”
至于燕王秦日纲，咸丰四年三月（1854年5月），秦日纲的下人与杨秀清的下人发生矛盾，判官是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黄玉昆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可勿杖，转相劝慰”，但杨秀清不同意该判决，命令石达开逮捕自己的岳父黄玉昆，“玉昆闻而辞职，燕王秦日纲闻之亦相率辞职。”结果杨秀清“杖日纲一百，玉昆三百，玉昆杖后，夜投水救起”[50]。李秀成认为“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北、燕、翼）积怨于心，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19]”
“及破南省，（杨）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杨）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53]洪秀全为以示庆祝，定于杨秀清生日（公历当年9月23日）时正式封万岁。洪秀全一面“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一面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54]。与杨秀清有宿怨的韦昌辉在咸丰六年八月三日（1856年9月1日）深夜回到天京，与秦日纲在夜间入城，2日凌晨“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自携数贼入，杀东贼及其妻小”[53]，史称“天京之变”。咸丰六年八月四日（1856年9月2日），韦昌辉将杨秀清首级交给洪秀全。
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韦昌辉又欲杀石达开，石达开见势不妙，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在韦昌辉进攻洪秀全天王府的最后关头，天王府内的大量宫女参加了保卫洪秀全的战斗，“韦昌辉陈兵三千人于洪居前火攻（天王府），洪秀全乘墉与韦昌辉对垒，枪炮互施，逾时无胜负，洪居服役少女，悉使裹发、效男装，各持械启门，大呼出冲阵，北贼不意其速出，大惊，众遂溃，缚北奸送洪秀全，令肢解之。”[53]
咸丰六年十月（1856年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信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咸丰七年（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
天京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c]，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55]。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
咸丰七年八月（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56][57][58][59][60]
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61]
咸丰八年（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抵达天京，被赐予军师职位，封为干王。
咸丰九年（1859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62]，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勇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63][64][65][66]
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67]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在紫打地陷入绝境。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
咸丰八年四月七日（1858年5月19日），九江被湘军李续宾攻克。“林启容踞九江六载，号坚忍能军，塔齐布、罗泽南为名将，拼命力攻，亦卒不拔，食罄则婴城种麦以自给，其守愈暇，凡围城十有六月。”[68] 日本人宫崎滔天曾说：“睢阳而后有斯人。”[69]湘军彭玉麟参与克复九江后曾作诗：“尸涌长江水不流”。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太平军攻占浦口和扬州，歼灭清军江北大营，李秀成说：“陈玉成攻德帅（清军德兴阿部）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甫〈浦〉口一万余人。”[19]安徽江北的湘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湘军沿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向三河镇进攻（即今天G50-G35-G4212-G3高速公路一线），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858年11月15日，陈玉成李秀成太平军与湘军在安徽合肥三河镇第一次决战，李秀成说：“我听闻金牛镇炮声不绝，是知开仗，我亲引本部人马向三河边区而来，斯时正逢陈、李两军迎战，离李将营前七八里交锋。我军即至，陈玉成见我军生力一壮，破李续宾阵门，阵脚一动，大败而逃”[19]，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湘军从安庆外围撤走，安庆之围遂解。
咸丰十年（1860年）冬，太平天国决策层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西上进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
陈玉成解围心切，立即从安徽桐城出发，十一天内行军六百里，连取霍山、英山、黄州，兵锋直指武汉。此时，清军主力尽在安庆，武汉城防空虚。关键时刻，英国舰队司令何伯派参赞巴夏礼前往黄州觐见陈玉成，请求他不要攻打武汉，以维护大英帝国在武汉的商业利益。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勇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李秀成转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陈玉成与李秀成两人不和导致第二次西征无果而终，会攻武汉的计划就此功亏一篑。“伪天王弟洪军师到苏，即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也，贼中相互猜忌如此。”[70]
所谓“第二次西征”实际上是一个败招，因为湘军的补给基地是九江与南昌[d]，曾国藩也说：“力求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之争得失。”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第二次西征后，太平军与湘军和多隆阿部清军在安徽安庆进行第二次决战。湘军的部署是湘军曾国藩、左宗棠、鲍超在安徽南部，湘军李续宜、胡林翼、清军多隆阿在安徽北部，两个方向向安庆进攻，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阵亡。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陈玉成在安徽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兵部侍郎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处死。
江南大营是清朝为镇压太平天国集结起的最后两支直接听命于咸丰帝的野战军之一（另一支为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全国各地素质较好的绿营官兵驻扎天京孝陵卫屏蔽苏杭财赋区成为江南大营。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1860年5月2日），太平军与江南大营最后的决战打响，太平军“乘势扑至，内外夹攻，顷刻之间，得胜门至江边一带官军营垒五十余座全行失陷，陕西延绥镇总兵黄靖等均殁于阵，官兵死者数万人。”[71]“两日交锋，头一日胜富〈负〉未分，次日一战，自辰至未，（江南大营）张（国梁）军大败，死者万人。”[19]
江南大营的被歼宣告在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再无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大军，清朝皇室不得不起用汉族地主私人武装湘军与淮军而尾大不掉。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咸丰帝与曾国藩达成协议，咸丰帝授予曾国藩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华东地区所有军队均归节制，曾国藩经咸丰帝许可罢免咸丰帝此前任命的官员，包括皖南督办军务大臣张芾、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江南团练大臣庞钟路、江北团练大臣晏瑞书，转而把湘军系统的军官扶上位。
其后李秀成太平军占领江苏，“克（无）锡次日，行营而下苏郡，初到阊门，将分困各门，看阊门街方等村百（姓）多有来迎，街上铺店民房门首具（俱）贴字样云：“同心杀尽张（国梁）、和（春）两帅官兵”。民杀此官兵者，因将丹阳之下到苏〈州〉，水陆民财，概被其兵抢掳，故恨而杀也。”[19]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60年8月9日），李秀成太平军与华飞烈（Frederick Ward）和上海买办杨坊联合组建的洋枪队在上海决战。
在星期六，即8月18日，攻击开始了。叛军紧紧地逼近城下，他们已经预先驱逐了驻在城外的清军。可是在这里，他们却遭遇到我们山炮的散弹和手榴弹的剧烈射击；我们的水兵用他们的1853式恩菲尔德步枪，锡克人用他们旧式的褐筒也使他们蒙受了重大损害。叛军在发现他们的努力无望以后，便于夜间退却到射程以外的地区去了。在星期一，叛军又来攻城，全作单线行动，每人都拿着一面旗子，我们炮火的有效杀害使他们改变了进军路线，他们在英国居留地的郊区附近继续前进。就在这个地点，从我们海军炮兵所发射的火箭和榴弹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退却。夜间，快炮船‘先锋号’溯江前进，向他们的营地发射了一些13英寸口径大的炮弹。这个最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完全阻止太平军任何进一步攻击上海的结果，于是他们毁弃了营地，并且在射程以外的地区逐渐退却。 [72]
（8月18日）叛军开进了空无一人的徐家汇，忠王就在这里设了司令部。午后，忠王的先头部队已迫近上海南门，同时，满载叛军的兵船也驶进了黄浦江。县城沿黄浦江的东段和南段是法国军队分防的地区，当叛军一出现，法军只要对准他们扫射一阵，足可阻止他们前进。 翌日，8月19日，叛军部队沿黄浦江入侵到城墙和上海法租界之间的城厢区（上海老城厢），防守主教大堂的12名法国兵，很有办法护卫圣堂。海军中尉勒伯勒东命令‘强力’号舰的海军登陆，向城厢区开炮，许多中国房屋着了火，抢劫者也逃得无影无踪。同时，‘强力’号由泰尔海军上尉率领。溯黄浦江而上，靠近董家渡后便向该地区的街道逐条扫射，一艘英国炮舰向上挺进得更远，这种示威很有成效，董家渡的混乱平静了。20日，忠王从徐家汇出发，企图进攻上海西门（今复兴中路西藏中路）及上海租界，这地区是由英国兵防守的；同法国兵昨天的炮火一样，英国人的炮火很快地迫使太平军后撤，并当场击毙了数百太平军。[73]
由于太平天国禁止鸦片贸易（洪秀全曾作《戒鸦片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13]）加上清政府与英、法、俄签署《北京条约》后，太平天国威胁到各国条约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1862年1月，清政府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选择与外国军队联合对太平天国实施作战：由该年1月-6月，李秀成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在上海决战。谭绍光太平军从吴淞包抄浦东，英法联军在高桥镇与太平军激战，原石达开部将吉庆元阵亡，太平军包抄计划失败。法国海军驻华司令卜罗德少将被太平军流弹击毙后，法军为了报复，占领上海柘林镇后，让清军杀伤村中数百名男女老幼和太平军军人。[74][75][76]
我（英法联军中一名英国军官）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清朝方面处死的。英法联军既然帮助清朝俘虏太平军，自然他们也赞同清方这样残暴地屠杀俘虏。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上帝纵使宽恕英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如何能饶恕它参预对无防御力的妇女和柔弱无知的孩子们的疯狂屠杀呢？我们从贫苦的英国人群压榨来的金钱，拿来帮助两手染着鲜血的恶徒们在中国作战，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从中国得到黄金的买卖吗？[77]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太平军安庆失守，陈玉成为召集人马、牵制清军兵力，派陈得才、赖文光、蓝成春等太平军将领，率两万余人远征陕西，进夺西安。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陈得才率军经河南内乡进入陕西商洛地区。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太平军北上秦岭子午谷，直逼西安城南三十里的引驾回（亦称尹家卫，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引镇），在三兆、杜曲大胜清军。清副都统乌兰都溃逃入西安城内，并令清军紧闭西安城门，坐困孤城待援，不再出战。太平军进攻西安城数次无果，未能攻破。不日，多隆阿、张得胜率清军包围庐州（今安徽合肥），陈玉成调陈得才等部回援东返解围。陈得才奉调东返，放弃夺取西安的计划，进驻蓝田厚子镇。四月二十四日张得才攻克渭南县城，击毙知县曹士鹤等人。四月二十五日击败尾追而来的清军，杀临潼军功安定邦。随后陈得才率部一路沿渭河东进，攻克华州、华阴等地，击毙团练首领陈茂经，击溃潼关守将哈连升的阻击。[78]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三日，太平军陈得才部东出潼关，进入河南，东去解庐州之围。
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天京无粮，据李秀成说原因是“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声言：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银，概行要买多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切等叙云云。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那时洪姓出令，‘某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银买方得票行，无钱不能发票也，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故〉积今日之患，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由于无粮，太平军损失很大，“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19]
“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其将尚〈上〉海正税招用其力，该鬼见银亡命。”[19]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郜永宽等八人杀死，苏州被克复。淮军夺回苏州后，郜永宽等八人在常胜军首领查尔斯·戈登的协调下，已经是清兵的卧底，李鸿章曾答应保住他们的性命，但而后李鸿章违反不杀降的诺言，命程学启将郜永宽等八人斩首，还射杀千馀名投降的太平军。不得不指出的是，苏州屠杀事件直接当事人李鸿章与清朝政府、淮军与清军，不能互为代表，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歼灭后，华东地区已经没有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大军，淮军为李鸿章个人的募兵，清朝政府也不得不起用，李鸿章也只能代表他自己而成为实力派，游走于清朝政府与英国之间。
清上谕：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
清将用银惹动洋鬼心，而攻我宁城，然后鬼子攻破宁郡，得赏银之后，又领赏银来打绍兴。所攻此两处，鬼子得银四十余万。宁波税重银多，是清瞒饷银，而请洋鬼，作为己功，打绍兴亦是如是，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19]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日（1863年12月12日）李鸿章淮军克复无锡，无锡太平军守将黄子隆是“广西藤县人，躯干矮小，狡勇非常，目光炯炯若电，诈称不识字，不多言，亦无供状，临刑时颜色自若。”[79]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64年4月27日），陈坤书太平军与戈登常胜军及刘铭传淮军在常州激战。
太平军奋不顾死地抵挡，戈登的大炮队用榴弹炮和铁桶炮扫射都没有用处，城墙缺口处的第一批太平军被炮火扫光了，第二批太平军又立刻补上。[80]
残存的太平军奋勇力战，壮烈地牺牲了许多人，活着的仍死战到底，他们虽被迫退下城墙，穿过街道，但始终作着顽强的抵抗，寸土必争，最后只剩少数兵士，一直抵抗到统帅王府。护王在全部战役中，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奋勇力战，直到此刻他尚未受伤，他率领着几个军官和三四十个兵士，在自己的王府前面作最后的死战，护王这些部下虽无法战胜，可是他们坚决面对着敌人，为效忠于自己的高贵事业而死，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护王周围倒下去了。这时，他单独一个人和大批敌人鏖战，排山倒海的敌人把他击倒在地，可是在他倒下去之前，许多敌人已死在他那柄大刀之下。我曾经与这位英勇坚强的首领相识，是我一生之中的光荣，我现在来哀悼他，虽然觉得无限悲伤，但同时也感到了骄傲。[81]
同治三年四月六日（1864年5月1日）常州被克复，陈坤书“昂然直立，拒绝投降，并愤然（对李鸿章）说道，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城池。”[80]1864年7月南京最后的战斗打响，事前李秀成违反洪秀全命令，将南京城内部分分不到粮食的人口遣散到城外，“阖城男女饥饿，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即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各门分〈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之敷〈数〉。”而李秀成妻舅宋永祺劝降李秀成被补王莫仕暌当众揭发。[19]
此事此〈已〉过未久，有我妻舅宋永祺来在九帅营下，云同九帅部下司〈师〉爷谈及，劝我来降等（语）。其有兄弟，我不知其何名，在中堂辖下戴蓝顶子，可保于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见过，未悉其人，未见过其面，（是）以未敢定言。此人闻在泰州，未知真叚〈假〉。至宋永祺由九帅之营回转京内，（来）往十日有余，同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与我谈及，云有此事，未见有九帅之文，其云不故〈过〉与九帅司〈师〉爷谈及，未有实情等语。此人好还〈玩〉饮酒，是夜（与）我谈及多言，次日与朋友饮酒太多，与人多语，即与陈德风谈及，云与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陈德风半信半疑，行文前来问我，能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会议粮务，补王莫仕葵〈暌〉、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王长兄长子洪和元、次子利元、干王长子洪葵元在我府内会议，正逢松王陈德风递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而有防内有私者乎？莫仕葵〈暌〉顺手将此文扯开一看，见此情由，各人在此，并踊来视，内言："问忠王真有此心否？"此时莫仕葵〈暌〉在此，问我曰："尔调宋永祺到场，我问来情，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尔即调尔妻舅宋永祺到场与我讯问，不然，我亦要先行启奏，尔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后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暌〉发动人马在我府等候。此日夜宋永祺正到我府，与我家弟叙及此事，莫仕葵〈暌〉将其拿获，后又将郭老四并获。此时惹出大事，合城惊乱。我平日幸得军民之心，不然，误我全家久矣。朝臣其有忌意，不敢强为究我之罪也。后将宋永祺押入囚内，欲正其法。我与其亲戚之情，不能舍绝，然后将艮〈银〉用与莫仕葵〈暌〉，而后宽刑，不治其罪，奏旨轻办。此事连及我身，幸合朝人人与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不到今日之亡。[19]
肉薄相逼，损伤精锐不可胜数。总兵陈万胜、王绍羲、郭鹏程等素称骁将，数日之内，次第阵亡，尤堪悯恻。而左路城头之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死者甚众，大队因之稍却。其伪宫殿少女缢于前苑内者不下数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余人。经过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贼踞高屋之巅，以洋枪狙击官军者…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教乱，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三藩之乱，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咸丰帝）盛德宏谟。
同治元年五月三日（1862年5月30日）天京被曾国荃包围，后洪秀全命洪仁玕外出催救兵，“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于去岁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围，身历丹阳、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惮于无粮，多不应命。”其时黄文金镇守湖州，“因道路不通，不能颁兵往援”，洪仁政也“就在湖州住下”，所谓因“道路不能”而不能往援，如确是实情，则是对援救南京不负责任的表现了。[13][82]
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言〈然〉后封王俱为列王者，因此之来由也。然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以为{小王}字之封，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无涯也。[19]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83]，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湘军屠城，许多当地平民和太平军人被杀。谭嗣同《北游访学记》：“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嗣同《仁学》：“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所所长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国史纲》亦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南京城后的情景：“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馀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84][85][86][87][88]。
洪仁玕、黄文金护送幼天王突围。当幼天王、洪仁玕等被俘、失散的前一天，康王汪海洋的大军从瑞金北上正进攻宁都州城，与幼天王一行相距只数十里。但事实是，近在咫尺，而幼天王一行竟孤立无援而败亡被俘，原因不大可能是汪海洋不知道幼天王之所在——败散的残军尚能得知与汪相距只六七十里，只要愿意，汪岂能探听不到数十里外蒙难的幼天王之所在？岂能做不到亲身或派出精兵去主动迎护？其所以没有，主要是对幼天王一行不重视，心目中没有幼天王一行的地位。洪天贵福等与汪相距不远，洪尽力想赶上汪，而汪则是“要往福建去”，其无意于幼天王可知[82]
李世贤是汪的主帅，其力量、威望远高于汪海洋，而李世贤早已对洪秀全、对洪族不满，对洪秀全的战略及某些政策不满。李世贤在幼天王一行进入江西之际却到了广东。英国驻厦门领事曾往访长谈，对李的才干和在军中的威信，极为推重。据称[谁？]：李极不满洪秀全，认为昏庸无道，只是因不愿意造成分裂他才没有公开反对，今则可以自行其志云云。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李世贤摆脱洪秀全还来不及，又怎会去迎接洪天贵福一行？李世贤、汪海洋对“迎驾”、“护驾”至少是不积极的。这应是当时洪仁玕、幼天王等总“赶不上”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82]
同治三年九月九日（1864年10月9日），洪仁玕在江西石城（今江西石城县木兰乡新河村古岭组）兵败被俘，十月二十五日（阳历11月23日）在南昌被杀。九月二十五日（阳历10月25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在逃脱清兵追杀后四处乱走导致被盘出拿获，十月二十日（阳历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偕王谭体元因埋银二万两，后变了百姓，想挖银子。”[83]
江北的太平军赖文光部与捻军合并，于1865年在山东菏泽高楼寨摧毁了中原最后一支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军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另一支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军为江南大营），这导致了长城以南广大中国本土已经没有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大军，清朝皇室不得不重用湘军与淮军而尾大不掉。东捻军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1868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淮军消灭。最后一支留下太平天国年号的残馀捻军袁大魁部，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89]
1983年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贵州大学的周载章提出关于太平天国灭亡时间的新观点。通过查考贵州地方志，他发现了更晚近的一只打着太平天国旗号的农民军，即石达开馀部李文彩，这一发现将太平天国的覆灭时间推迟了四年。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李文彩部在贵州镇远和岑巩间覆灭。[90]但罗友林认为李文彩虽然打着太平天国旗号，但义军没有按太平军的组织编制，根据地也未实行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此外李文彩还为诈降出卖了义军，不适合作为太平天国的余脉。[91]
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战争对人口的影响，作为马尔萨斯论述东方社会现实性预防人口特征的重要内容，倍受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的关注。而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最严重的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的影响却一直是争论的重要内容。争论的关键在于两方面的不足：一是数据品质的局限，即缺乏可靠的微观人口数据；二是研究方法的不足，缺乏对战争与人口之间因果关系的识别。针对前者，曹树基提供了较为系统化的清代府级人口数据，解决了缺乏翔实可信数据的问题。但对于后者，至今依然没有合适的方法讨论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的净影响。因此，论文《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92]利用微观府级人口数据，通过构建倍差模型，考察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损失的净影响。发现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战争爆发时战争区域与非战争区域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战争区域比非战争区域年均人口增长率减少35‰。而该结果在采用了战争持续时间和战争剧烈程度作为是否为战争发生区的代理变量之后，战争区域比非战争区域人口年均增长率减少18‰和14‰。
根据以上计算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计算了太平天国主要活动地区的人口损失，研究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太平天国造成的人口净损失在4,693万至9,511万。虽然该估计依然在传统历史学家、人口史学家的估计范围内，但对比发现现有关于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影响的研究存在较明显的估计偏差。此外，通过分析，不仅揭示了太平天国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同时人口的大量损失也为理解近代江南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为何近代江南存在普遍低生育率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太平天国在建国后，改清廷“省、府、道、县”的行政区划方式为“省、郡、县”三级制，即取消“道”，改“府”为“郡”。
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干王洪仁玕曾数次声称太平天国欲划分天下为二十一个省，这二十一省当是指清朝所设的十八省和东三省[93][94]，但太平天国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提到的省却不止于此，另有苏福省、天浦省、桂福省和伊犁省（新疆）。
洪仁玕还曾宣布，太平天国将在江南省设十二郡，其他省每省设十一郡，但这一构想脱离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落实[e]。
1856年以前太平天国全部图书被命名为《旨准颁行诏书》包括24本：《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颁行历书》、《太平癸好三年新历》、《三字经》、《幼学诗》、《太平救世诰》、《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天朝田亩制度》、《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御制千字诏》、《行军总要》。太平天国科举考试考纲为《旨准颁行诏书》，就是上述24本书。“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也。”特别是“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98]“梵宫宝刹，必毁拆殆尽。”[99]
1859年洪仁玕被洪秀全任命为（文化方面）总裁，总揽文衡，聿修试典，陈玉成为副总裁，蒙得恩为又副总裁，考纲改为《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天条书》、《三字经》、《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武举加试《钦定武略》、《兵要四则》、射箭、刀法、大炮。[100]
太平天国治下，十二地支中的“丑”改为“好”、“卯”改为“荣”、“亥”改为“开”；将以前的皇帝都贬称为侯，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被称为秦始侯、汉武侯、唐太侯；子曰改为孔某曰。
太平天国的军队号称太平军，1850年7月为洪秀全建立。“太平军行伍中以湖南湖北的人为最多，少数是来自广西的。”[103][104]太平军按《太平军目》规定，在正副军师的统率下，有王、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军中官品级次序是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其中伍长统辖4人、军帅管13156人。
太平军表定纪律甚严，按《定营条例》及《行营规矩》规定，必须遵守命令、爱护武器、保护人民利益、禁止私自藏匿金银物资等；作战号令按《行军总要》部署。前期执行甚严，后期日渐松弛，在有将军管理的地方军纪较好，外围军队军纪不佳。太平天国从广西转战到南京后曾在军中推行男女隔离的分馆制度，并将这一制度在首都天京推行了两年，其后全面废止。但在南京以外的太平天国占领区，仅于1852年初一克武昌期间在武汉短暂推行过，其他地区并未将此制度推行民间。
在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洪秀全规定平均分配土地，全国土地按年产的高低，分为上中下3级9等，上上田亩产1200斤，以下各等以100斤递减，第九等以下田亩产400斤。好田和次田搭配，按照每家人口、年龄分配，16岁以上男女每人分数量相同的土地，15岁以下者减半。土地所有权归天国所有。“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社会理想为“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105]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团营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太平军第一次攻陷武汉后，没收一切财产，存入设于武昌原丝绸货栈的“圣库”[31]:303。太平军中每军都设有圣库，定都南京后，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造反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所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的员献及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106]；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107]；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如同今日的国营事业所得）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08]于1853年采访太平军记载圣库制度：
关于全军不发饷事，我复问：“各军人自有私产者否？”则答：“一概全无，如果查出某人藏有多过五两的款，即罪他不以此款归公而把他鞭笞了。所有财物一得到手即须缴入公库，而凡有私匿不报的都有背叛行为的嫌疑。”“那么，公库里面一定有许多财物啦？”“啊，十分富足，无数量的银子，都留为实行这大事业应用的。”又问：“如果人人不许有私财，他们自己想买点好东西吃时又怎办呢？”他说：“那是无需的，每一个伍卒的卒长都预备全体所需，放在桌上的时候，大家平等分享，即使最高级的军官的盘碗也跟最卑低级小兵一般。”[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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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废除了春节，中元，中秋等汉人中华传统节日，对于坚持过这些节日的汉人加以惩罚，甚至斩首[114]。要求节日改为天国六节，即爷降节，哥降节，斩蛇节，登极节，耶稣升天节，东王升天节。[115][来源请求]
太平军早期的主体是客家人。在两广地区和广府人等民系长期为争夺生存资源而爆发土客械斗。
太平军中期经过湖南后大举扩军，兵员主体变成湖南人为主（参见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到后期，太平军以广西人为核心，湖南人为中层，基层士兵则以所到之处招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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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评价太平天国：
蒋中正评价太平天国：
白崇禧评价太平天国：
蔡元培评价太平天国：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页码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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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将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认定为民族革命，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传统，故清末革命党人多利用太平天国来进行反满宣传，甚至伪造文献[125]：
经过清末革命党人的鼓吹，辛亥革命后人们对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逐渐形成了共识。在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里，这种认识一直代表著国民党人的主流观点。在国民党执政后的1928年，罗邕、沈祖基将其所辑《太平天国诗文钞》送请国府要人作序题词，蒋介石、于右任、白崇禧三序及于右任、李济深题诗均对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蒋介石序说：“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焉。”于右任序谓此书可“拟之'铁函井底《心史》'”，也旨在强调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从这些作序题诗者的身份及其倾向，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内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具有高度的共识。
自三民主义提出起，太平天国革命就被认为是其民族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民国以后，这一观点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如李大钊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时，便称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1930年出版的杜冰坡《中华民族革命史》，上起1851年金田起义，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后约八十年，纯以民族革命为主眼”，其基本结论是：“中国之种族革命，洪杨革命种其因，辛亥革命收其果。”将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视为一脉相承的关系。然而，就在清末革命党人大肆鼓吹提倡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说的同时，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1903年，维新派的梁启超对当时盛行的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论就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革命派的蔡元培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亦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125]
梁启超：“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126]
马克思：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仍未灭亡），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127][128]
恩格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29]
钱穆：“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130]
学者周有光认为：“国民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反对满清；共产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是农民革命。2000年的电视剧《太平天国》，暴露一些太平天国的倒行逆施。《辞海》原称“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为“太平天国运动”。全球化正在促使我们也重新认识历史。”[131]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认为，“除去革命党人伪造的太平天国文献以及出自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诗文之外，真正靠得住的其实只有起事之初以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后人往往将这篇檄文与朱元璋《谕中原檄》相提并论，视为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像征。如萧公权谓此文“以较朱元璋之谕中原，词气激扬，殆无逊色，吾人如谓朱檄为中华民族革命之第一声，此足为其铿谹之嗣响”。萧一山亦称此檄文“重在排满，未多倡教，用语颇类明太祖之讨元檄文，可见太平起义，仍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与天地会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辙也”。但无论对此文有多么高的估价，它毕竟只是“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钱穆语）而已，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能够说明的问题十分有限，单凭这篇檄文去断定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结论未免太过牵强。”
刘浦江亦认为：“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元明革命，都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内涵，它们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至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标签，则可以说是清末革命党人一手打造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但元明革命过于遥远，且除了一篇朱元璋的《谕中原檄》之外，也实在没有什么文章好做，而刚刚过去的太平天国运动则耳目相接，并且所针对的革命对象又同是满清政权，故太平天国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可堪利用的最佳历史资源。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想像由此而产生，一种新的太平天国史观被成功地塑造出来，并伴随著三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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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北京中学教师袁腾飞指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性质类似，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腐朽政权[132]。洪秀全等人攻陷天京之后迅速堕落，使得太平天国前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再加上太平军在各地推行拜上帝教，打击和破坏古代建筑和古书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根据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的供词，洪秀全曾向其弟洪仁玕索要所有杭州珍藏的唐宋元明古籍，读完后全部由洪秀全本人举火烧毁，或者读一本烧一本[133]。太平天国此举被认为是要摧毁传统观念和文化，以推行他们崇尚的“拜上帝教”思想。[来源请求]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初审通过的高中《历史》必修一教材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历史意义和局限性并存，并鼓励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太平天国兴起的背景和覆灭的原因。同时，教材采用“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来描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对《资政新篇》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首次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34]。
近年来也有评论认为太平天国在各地推行拜上帝教，以及“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98]“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著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著基督教外衣，拿著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135]是毁弃固有文化与“去中国化”运动的滥觞。
江苏省现存太平天国遗迹有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仅余石舫）（南京）、太平天国忠王府（苏州）、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南京）、太平天国护王府遗址（常州）等。
1951年开始筹建并于1956年10月1日在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建立太平天国纪念馆，1958年5月迁至瞻园路128号（馆址曾为东王杨秀清住处、幼西王萧有和王府），1961年1月正式更名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现馆藏历史文物2140件，一级藏品33件套与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图书。
洪秀全在广东以前居住的房屋在金田起事后被清军焚毁。1961年，当时的广州市文物考古队在发掘房屋墙基后重建。建筑结构为泥砖瓦木，屋内有一厅五房，六间相连。房屋坐北向南，东西宽16.5米、南北深5.5米，每间房约13平方米。靠西边的第一间设置为洪秀全夫妇住房，室内仅有床、桌子和凳子。第二间房子正面挂有洪秀全太祖洪英纶夫妇画像，画像有洪秀全的亲笔题诗。此建筑1988年1月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11月对外开放的洪秀全纪念馆，位于花都市新华镇新华路52号。该纪念馆占地面积1.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5平方米。内有文物70余件，图片238张。[136][137]
另全国各地留存太平天国壁画一百多幅，浙江金华侍王府八十余幅，江苏南京二十多幅，苏州忠王府九幅，安徽安庆、绩溪等有少数几幅。随着时间流逝，太平天国壁画作品处于不断减少直至消失，南京堂子街壁画由发现时的二十多幅减至十八幅，罗廊巷由十幅减至两幅，如意里由五幅减至两幅，黄泥岗三幅壁画彻底消失。[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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