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北伐，又称国民政府北伐、中国国民党北伐，是1926年至1928年间，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向北洋军阀发动之内战，因为国民革命军战场由南向北推进，故又简称“北伐”或“北伐战争”。
| 国民革命军北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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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部分 | |||||||
 顺时针从左至右：蒋中正视察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正在行军；国民革命军炮兵部队使用沪造克式山炮炮击北洋军；民众挥舞着国民党与革命军的旗帜；农民志愿部队加入战斗；国民革命军士兵准备进行冲锋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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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后）
提供支援及顾问：  苏联 |
 安国军政府（1927—1928）
提供支援及顾问：  美国 英国 大日本帝国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蒋中正 何应钦 王柏龄 李宗仁 白崇禧 冯玉祥 阎锡山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叶挺 加伦将军（军事顾问） 鲍罗廷（政治顾问）[1] |
 张作霖（遇刺） 张宗昌 吴佩孚 孙传芳 | ||||||
| 兵力 | |||||||
| 约25万 | 约80万 | ||||||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担任总司令，起兵广东，连夺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至华中，国民政府内部因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态度不同而分裂，北伐陷于停顿。宁汉复合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加入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后，1928年6月攻克北京。奉系军阀、安国军总司令、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从北京撤往东北，随后因皇姑屯事件被炸死，其子张学良于同年底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在北伐战争中，除了透过直属的国民革命军，也吸收中国各地反北洋势力，成功将北洋军阀及其掌控的北洋政府瓦解。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中国统一。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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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引发各地连串反清，是为辛亥革命，次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的民国临时政府与北京的清廷北洋军领袖袁世凯达成南北议和，由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换得满清宣统帝逊位。为限制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体。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结束，代表南方革命势力的国民党取得议会多数。国民党干事长宋教仁在赴北京组阁途中，被暗杀于上海。国民党断言袁世凯是暗杀主谋，与其势成水火，发动一系列战争反袁及其后的北洋政府。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护国运动。1916年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响应，江苏都督冯国璋、江西都督李纯、浙江都督朱瑞、湖南都督汤芗铭、山东都督靳云鹏等五大帅联合逼宫，而且各国公使纷纷表示反对，3月袁世凯下令撤销洪宪帝制，6月6日忧愤而卒，袁世凯逝世之后，北洋军人各行其是，内部分裂，形成三股主要势力：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曹锟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为旁支的奉系。他们为控制北洋政府而多次混战。
孙中山1919年将革命势力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来在苏联帮助下组建黄埔军校，组织国民革命军，并得到苏联派遣顾问及提供武器弹药等援助[2]:36，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1920年，曹锟与段祺瑞爆发直皖战争。1922年，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张作霖击败直系吴佩孚。10月，冯玉祥发动甲子兵变，推翻直系大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并电邀孙北上共商国事。孙抵达北京前，冯玉祥事先与张作霖商定，邀段祺瑞入北京任“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终止《临时约法》和取消中华民国初年国会。[来源请求]12月4日，孙抵天津，受到盛大欢迎，因劳累并受风寒，身体感觉不适。12月31日，孙扶病至北京，发表《入京宣言》，及对欢迎民众之书面谈话。孙坚持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段祺瑞却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
1925年1月1日，孙因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不能饮食，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救治无效。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逝世。
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同月，东征军讨伐陈炯明。7月，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广州改组为国民政府，为北伐战争准备条件[3]。至1926年初，广东全省底定，李宗仁也统一广西，并归附国民政府，两广革命根据地统一，奠定基础发动北伐战争[2]:36，同时加大收编南方各省降部，何应钦、谭延闿、程潜、吴铁城、唐生智等中国近代著名人物，均于此时加入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直至1926年7月，国民政府共收编扩充国民革命军至八个军。
1925年10月，吴佩孚、孙传芳指挥直系军阀于长江流域争夺北洋政府领导权，向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发动反奉战争。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和天津，退往河北西北部及山西北部，驻守南口、多伦一带；直军、奉军和晋军组成联盟进攻国民军，双方在南口一带激战，到8月国民军不敌，退往绥远、甘肃；吴佩孚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全力对付国民军而无暇南顾，牵制北洋军阀大量兵力，予北伐军以可乘之机[2]:43。北洋各军阀在长江流域实力削弱，无力顾及国民政府。
在国民政府北伐之前，当时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呈现多方格局，国民政府控制两广一带。1926年奉系张作霖称霸于北方，号称兵力35万[2]:36。张作霖掌控北洋政府，并辖有华北、东北等地。直系吴佩孚再起后，割据中原，兵力约20万[2]:36。吴佩孚占据湖南、湖北和河南三省以及河北、陕西部分地区，同时握有京汉铁路。在东南方面，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约22万[2]:36。孙传芳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控制苏浙沪赣等地。三大集团形成鼎足之势，其兵力虽远超广州国民政府，但彼此对立，未能团结一致；此外，国民军倾向革命盘踞西北，而湖南军阀唐生智又愿意归附，都有利于北伐[2]:36。阎锡山掌握山西。
孙中山一贯主张发动北伐战争以统一中国，在1917～1924先后组军发动三次北伐（第一、二次护法运动和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皖奉粤联军）。但却先后失败于1918年的南北军阀议和与七总裁制、1922年的六·一六事变及1924的广州商团事变。[2]:43。
北伐经过
1920年代，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最大威胁始终是日本，因此从中国各路势力中寻找反日派系并大力扶持，是苏联外交的核心。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各路军阀中，奉系和皖系残余是亲日派，直系军阀与日本关系最差但其同时对苏联也颇为冷淡，政治倾向亲英美。因此，此时苏联的扶植对象是北方的冯玉祥和南方的汪兆铭、蒋中正（国民党内高层最反苏的许崇智、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已被迫下野），积极参与筹备国民政府北伐。1925年10月10日，江浙军阀孙传芳（直系）联合皖、赣、苏、闽组成五省联军起兵反奉，并邀同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出山，吴通电受14省拥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兵讨伐奉系张作霖。这一事件使苏联对北伐态度逆转，接替鲍罗廷担任联络的季山嘉表示强烈反对北伐。蒋中正对苏联的态度变化大感意外，但他并不了解，季山嘉的态度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意见。因为全力策划反奉战争的莫斯科担心广州国民党发动北伐，会使南方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腹背受敌，从而使反奉战争半途而废，最严重时甚至可能逼迫直系奉系军阀合流共同对抗北伐军。因此，刚一听说国民党有北伐计划，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就明确告诉其在中国的代表称：“我们强烈谴责北伐。”[4]。
中国共产党支持和积极配合在广东的国民政府准备北伐[5][6]:256-257[7][8][9][10]。1926年2月，在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11]:41。1988年出版的《陈独秀年谱》称陈独秀违反中共中央1926年2月北京特别会议支持北伐的决定，同年7月发文反对北伐[6]，1990年代起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列出证据认为总的来说陈独秀是赞成北伐的[8][9]。北伐正式开始之前，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命叶挺筹建的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主为骨干、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在1926年5月就已与军阀吴佩孚部交战；是年7月北伐正式开始之后，该部所向披靡，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役中立下战功，击溃吴佩孚主力；在攻占武昌城之役中再建战功，致该部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11]:41[12][13][14]
1926年5月，湖南省代理省长唐生智在省内斗争中兵败退入湖南省南部，畏惧与他斗争失败的赵恒惕和他的湖南军阀亲信们会推翻其统治，因此向广州国民政府提出归附[11]:41。在与广州政府磋商同时，唐生智也开出条件，拒绝湖南系将领指挥的国民革命军部队支援，他主要担心的是在湖南省内战中兵败被逐出的谭延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与程潜（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会趁机回省威胁其地位，最后国民政府妥协，以广西人为主的新桂系以及其核心战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作为增援唐生智部队。同月，第七军下辖之第8旅（旅长锺祖培）组成“北伐先遣队”，第8旅下辖之第15团（旅长尹承纲）为第一批从广西开拔进入湖南的北伐军，由于双方达成共识，国民革命军从广西省发兵进入湖南省相当顺利[2]:37。至5月12日，第15团已抵达湖南衡阳市与唐生智部队会师。
获得北洋政府作为后援的湖南省军阀部队并未坐视其发展。北洋政府的主导者—直系军阀吴佩孚在1926年4月已任命赵恒惕的亲信部下，湖南军阀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并从它省军阀中拨出万馀部队以“护湘军”之名协助叶，率部进攻唐生智。在湖南省内与叶开鑫结盟的实力派军阀，包括了湖南陆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组）、湖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刘铏）。在先遣队与第八军会师后，唐生智指挥反攻，并击败了护湘军部队—江西军阀唐福山，使叶开鑫歼灭唐生智部队的企图受挫。至5月28日，第8旅已全军进入湖南省。该旅随后增援何键指挥的湖南陆军第1师，在金兰寺战斗击退邹鹏振与贺耀组的联军，使唐生智在湖南省最后的据点暂时解除危机。唐生智在6月2日正式接受广州国民政府收编，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本人出任北伐军中路军敌前总指挥。
随著湖南省的战线暂时稳定，6月初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北进湖南，增援第八军。1926年6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11]:41。7月4日，在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向北洋政府发动北伐的理由，其中提到：“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
6月初，第八军第1师朝湖南省东部湘乡市出兵、第2师朝中部的湘潭市进军、增援的第四军与第8旅则朝东部的醴陵市发兵。由于吴佩孚支援的护湘军战意不强，而湖南省军则战力不足，在7月份先是贺耀祖投降，随后第四军在泗汾镇与铁河口再次击败以护湘军。北伐军在7月11日攻占长沙，并持续朝湖南省北部推进。随著北伐军的推进顺利，在湖南省西部盘据的贵州军阀袁祖铭于8月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收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军。
1926年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1]:41。宣示北伐之目的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寻求中国之统一和独立自主[2]:37。 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决定采取集中兵力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歼灭吴佩孚军，然后消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11]:41。初期策略是：“先打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2]:37国民政府以两广为基地，以主力进军湖南[11]:41。北伐军兵分三路：主力部队从湖南持续北进湖北省；中路从广东省北进江西省；东路驻守广东省东部，伺机进入福建[2]:37。北伐初期反帝国主义运动，以英国为第一对象，日本初持静观态度，蒋亦曲意联好[15]:576。北伐军兵力约10万人，由蒋中正担任总司令[2]:37。
在民众大力支援下，北伐军进展迅速[2]:37。1926年6月初，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分别在渌田（今湖南安仁北）和金兰寺等地击溃叶开鑫一部，双方对峙于渌水、涟水一线[11]:41。陈铭枢部与张发奎部分别由高州和琼崖两地开拔援湘。7月﹐北伐军攻下长沙，贵州、四川等军阀宣称归附[2]:37。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第八军分别在安仁、永丰（今湖南双峰）地区集中后，分路并进[11]:41。第四军克醴陵，第八军三个师占湘潭，另两个师和第七军一个旅攻宁乡[11]:41。7月11日，国民革命军进占长沙，迫叶开鑫部退守汨罗江北岸。8月，北伐军攻下湘北重镇岳州，吴佩孚匆忙率兵南下增防[2]:37。8月12日，国民革命军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直取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集结醴陵、攸县，对江西警戒；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11]:41。8月19日，第四军攻克平江，向通城进击；第七军占领浯口，向羊楼司进发[11]:41。8月22日，第八军攻克岳阳[11]:41。叶开鑫部万馀人退据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四桥，吴佩孚急调一个混成旅和一个团驰援，企图凭险固守[11]:41。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六个团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不克[11]:41。吴佩孚亲临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双方互有胜负，湖北汀泗桥几度易手。8月27日，张发奎亲督三十五团，和叶挺独立团迂回吴军侧后，突然猛攻，占领汀泗桥。吴军前后受攻击，退守贺胜桥[11]:41。吴佩孚亲率两个师增援[11]:41。
8月3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与吴军展开激战，第八军首先攻入吴军阵地，其他各部随即扩大战果，取得贺胜桥大捷。8月底，北伐军攻下通下往武汉之险要门户汀泗桥和贺胜桥，吴军兵败如山倒，从此一蹶不振[2]:37。吴军退守武汉[11]:41。9月1日，第四军、第七军逼近武昌，9月3日、9月5日两次攻城不克，遂封锁围困[11]:41。这时，汉阳守军一个师起义，吴佩孚率一部退往河南信阳。第八军9月6日进汉阳，9月7日占汉口，主力乘势进占武胜关[11]:41。10月初，武昌守军曾两次突围失败。10月8日，守卫城南的吴俊卿第三师准备投诚，10月10日，他打开城门迎接北伐军入城，[16]:238当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昌，二万多守军全部被歼[2]:37-38[11]:41。生擒刘玉春、陈嘉谟，至此吴佩孚在武汉军力被全部消灭[17]:12。北伐军占领两湖，声威大振[2]:38。
北伐初期，孙传芳按兵不动，拟坐收渔利，到北伐军攻下长沙，才派兵增援江西，同时令闽军进犯广东[2]:38。8月下旬，孙传芳见吴军濒于崩溃，决定从江苏、浙江、安徽调兵十万，会同驻江西部队两万馀人，向南浔铁路沿线和江西湖北边境集中，企图截断武昌至长沙铁路，攻取湖南、湖北[11]:41。蒋于击破吴佩孚后，决进取江西，兵力约五万人[15]:550。北伐军进抵武汉后，也调兵进攻江西，与孙军发生激战[2]:38。在江西南部，第二军第五师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协同独立第一师攻占赣县（今赣州市）后，沿赣江北上。在江西西部，第三军和第二军主力出萍乡，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江西新余)与孙军激战后，分别向高安、樟树（今樟树市）进发。在江西西北部，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先后攻占修水、铜鼓、高安[11]:41。孙军虽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指挥不统一，未能协力作战[2]:38。9月19日第六军第十九师乘势攻占南昌，遭孙军反扑，加之增援的第一军第一师又在牛行（今属南昌市）战败，乃于9月24日退向奉新[11]:41。蒋加派援军2万人。
10月上旬，第二军主力攻占樟树、丰城，第三军歼灭孙军一部于南昌西山万寿宫地区；由湖北东南部进入江西西北的第七军，在箬溪重创孙军一个师后，攻占德安，形成了围攻南昌的态势[11]:41。由于孙军回师救援，国民革命军各军又未协同，德安得而复失，第六军攻永修失利，第三军在牛行、乐化受挫。这时，第二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冒然第二次进攻南昌失利，被迫于10月13日撤退[11]:41。南昌又为孙军夺回。国民革命军吸取教训，决心集中兵力先破南浔铁路之敌，尔后再图南昌，并调第四军由湖北入江西[11]:41。10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在第二军配合下攻克临川（今抚州），截断江西福建通路[11]:42。10月，蒋下命令进入福建部队，攻破周荫人主力后，调往江西参战；先后攻克樟树、丰城、建昌、德安、永修、抚州，孙传芳乞和，蒋拒绝[17]:12。11月2日开始第三次进攻南昌。第七军再克德安，第四军攻占马回岭，两军又在德安南面的九仙岭击溃孙军两个师，截断南浔铁路[11]:42。11月，攻克九江，南昌守军负嵎顽抗，蒋亲临督战攻克，孙传芳在江西军力被全部消灭[17]:12。永修、乐化等地孙军溃逃，在滁槎附近被歼一万五千人；11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歼灭守军万馀人[11]:42。蒋通电各省促人民自决[17]:12。孙军残部败退安徽南部及江苏浙江一带[11]:42。孙军大溃，精锐尽丧，为北伐以来规模最大战役[15]:550。
孙传芳军驻福建的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周荫人部四个军三万馀人，为策应江西作战，进军粤东，试图将国民革命根据地连根拔除。然而消息于进军前已透露[18]。
1926年9月，蒋命令潮汕部队进攻福建[17]:12。10月上旬，攻占广东蕉岭、松口、饶平等地[11]:41。由于周荫人于直隶出生，对闽系来说是客军而非地主，因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决定主动出击击溃其主力，同时蒋中正也派遣李大超前至闽军中收买分化[19]。10月中旬，何应钦整合广东保安团与黄埔军校在学生作为防御主力，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则作为攻击矛头，于10月9日和第十四师主力进袭击周部后方，占领永定，然后回师松口；此时，周部第二军两个师在蕉岭起义，并配合作战，歼灭周部第三军[11]:42。在福建方面，由于闽军平日横行霸道，民怨极深，各地民军蜂起[2]:38。由于周部于福建之风评不佳，在永定战斗之役遭受国民革命军与城内民众的联合夹击崩溃，仅带少数侍卫逃出。是日，第十四师冯轶裴则于击溃闽军刘云峰旅。此役国民革命军俘虏4,000人，缴获4,000馀支枪械与十多门火炮。周部第四军和第二军残部退往长汀[11]:42。北伐军势如破竹，闽军望风而逃[2]:38。10月13日，第一军于梅县松口战斗击溃刘俊、李宝珩旅，在不到一星期，周荫人主力已损近半。受此影响，曹万顺与杜起云两旅于10月17日接受国民政府收编建议，倒戈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何应钦则升任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挥军福建。10月下旬，第十七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江西入福建的第十四军第二师配合下，相继占领龙溪、晋江、莆田、永泰，逼近闽侯[11]:42。
蒋令入闽部队在攻破周荫人主力后赴赣参战，先后攻下樟树、丰城、建昌、德安、永修、抚州。11月，先后攻下漳州、泉州，福建全境平定[17]:12。12月初，自江西东部入福建的第二军第六师进占建瓯，切断福建、浙江孙军的联系[11]:42。驻福建海军第一舰队起义，于12月2日决定接受广东国民政府改编。周部驻闽侯一个旅投诚，国民革命军于12月9日占领闽侯，周部退往浙江[11]:42。东路军于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向浙江挺进。
孙传芳连遭失败，求援于奉军。张作霖企图乘机夺占孙、吴的地盘，几一部接防江苏、安徽北部，一部入河南增援吴佩孚[11]:42。孙传芳收集残部八万馀人，分布在沪宁铁路、沪杭铁路沿线和安徽南部地区[11]:42。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分三路进军[11]:42。中路军（分江左军和江右军）分别由湖北、江西沿长江向安徽、江苏推进，主攻南京；东路军由福建、江西分路入浙江，进军淞沪，助攻南京；西路军由湖北入河南，钳制北面之敌[11]:42。1月上旬，东路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在富阳遭孙军一部反击，退至衢县（今衢州）[11]:42。1月27日，第一军协同第二十六军反击，在龙游附近击溃孙军，2月上旬，进占金华、兰溪，继而在桐庐和富阳击败孙军，2月18日占领杭县（今杭州）[11]:42。2月底，国民革命军占领浙江全境。3月上旬，东路军开始进攻淞沪，至3月20日，一部经太湖以西进占武进（今常州），截断沪宁铁路，主力连克松江、吴县（今苏州），逼近上海[11]:42。3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员会决定于当日把工人罢工转入工人武装暴动。计其武装：手枪二百五十支、手榴弹二百枚。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激战两天一夜占领上海后，东路军才开进市区[11]:42。中路军(第二军、第六军)的江左军由湖北东部向怀宁（今安庆）挺进，孙军陈调元、王普等部相继起义，怀宁不战而下。中路军的江右军从江西境沿长江南岸东进，相继攻克芜湖、当涂，3月23日占领南京[11]:42。3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造成英国2人，美、法、日、意各死1人。美国受伤3人，英、日各2人受伤。蒋拒绝孙传芳求和。3月底基本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军队[20]:472。
国民政府的分裂
1927年2月在鲍罗廷控制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设武汉，议决削减蒋权力[2]:39。1927年3月10日至3月17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80名中，中国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亲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势力全权把持[21][22]。在北伐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共产党策动工人起事，企图夺取上海政权，引起商民疑虑[2]:39。
3月24日，发生南京事件，国民党中右派势力称[23]中国共产党策动部份国民革命军针对英美日领事馆及外国教堂、寺庙、学校、医院、商店、住宅进行烧杀打劫等排外运动，造成2名英国人死亡、意大利、法国、日本和美国人各1人共6位侨民死亡。3月24日下午3时，孤立无援的美国领事请求了本来泊在长江守护租界的英、美军舰向南京开炮，令中国军民死了36-39人。南京事件后，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5国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国民政府只好道歉和赔偿。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在此事件以赔钱换来了和各列强关系正常化，并逐步获得了国际承认。
鲍罗廷并在武汉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掌握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进而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所谓“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北伐途中剥夺蒋主席职务，降其为普通委员[24]。蒋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推进，严重威胁著着帝国主义[25]:1465；蒋决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26]:467；先后在赣州、南昌、安庆、九江等地发动清党，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众暴动改变租界之地位[25]:1465。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指责中国国民党内之中国共产党员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国民革命，要求对“中共首要”采取紧急处理，清除党内中国共产党分子[2]:39。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党（或谓四一二政变），4月18日另立南京国民政府[11]:42。设“清党委员会”，实行武力清党，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缉捕中国共产党员[2]:39。鲍罗廷也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中共土地改革路线为：“有土皆豪，凡绅必劣”。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达成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协议。4月6日，张作霖于北京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表明与国民革命军皆反共，不必互相为敌[27]:233-237[28]:472-474。4月，汪精卫回国，秘密前往武汉，武汉国民政府迎汪复职，“四一二事变后”开除蒋中正党籍，下令讨伐；南京国民政府也调兵遣将，对武汉政府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史称“宁汉分裂”[2]:39。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11]:42。当时，入河南奉军五个军约十万人，分布在西平以北铁路线及开封、郑县等地，企图南犯[11]:42。国民革命军由唐生智率三个纵队五万馀人，从驻马店地区分路北进[11]:42。
继续北伐
1927年5月兵分三路渡江进攻徐州[17]:14。李宗仁率左路军5月11日由芜湖渡江，白崇禧率中路军5月15日由南京渡江，何应钦率右路军5月20日从镇江和江阴渡江。[29]6月12日进驻徐州，本欲乘胜追击，但6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的唐生智率军东征南京，蒋介石从徐州调兵回防，结果8月6日在徐州战斗中败于直鲁军，得而复失。[29]孙传芳乘机率安国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渡淮河，攻占滁县、宝应。8月26-27日，孙传芳分由浦口、大河口、扬州三处渡江，反攻南京栖霞山。[29]8月31日，在决定性的龙潭战斗孙军大败，残部二三万人分乘小船或泅水渡江退回江北，南京自此平定。[29]
1927年5月中旬，第二纵队歼灭奉军七个团占领西平、漯河；第一纵队击败奉军一部于上蔡，迫其一个旅投降[11]:42。奉军约七万人，企图在临颍决战[11]:42。5月27日，第二纵队发起进攻，受挫，第一纵队驰援，奉军伤亡逾万，向北撤退[11]:42。5月28日，唐生智部占领临后，分别向郑县、开封挺进[11]:42。冯玉祥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后，进军甘肃、陕西，转师东进，5月27日攻克洛阳，6月1日与唐生智部会师郑县[11]:43。6月，克复郑州、许昌[17]:14。6月7日，清江浦克复，孙传芳通电下野[17]:14。6月2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开封，奉军败走河北、山东[11]:42。不久，吴佩孚率少数卫队逃往四川[11]:43。7月，云南易帜[17]:14。四川刘湘通电归附国民政府[17]:14。
1927年8月13日，由于徐州战斗失利，南京国民政府蒋中正下野辞总司令职，8月19日宁汉复合。[2]:40。9月10日，国民革命军在全椒打败安国军。安国军一路北撤。1927年12月3日至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会议最后一天恢复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2月11日，中共发动广州暴动，失败后汪精卫因通共嫌疑出国。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进南京呈报正式复职[17]:15。此时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均愿意归附[2]:40。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及各将领准备北伐[17]:15。2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命统归蒋指挥[17]:15。
1928年4月，蒋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共同讨伐张作霖[2]:40。国民革命军所向克捷，连续攻克郯城、台儿庄、郓城、韩庄、临城、枣庄[17]:15。第三军团在鱼台失利，蒋电令各军赴援。[17]:16张宗昌下总退却令，惟孙传芳纠集馀部，尚图顽抗。[17]:16是月下旬，屡次攻克巨野、嘉祥，经西关攻克济宁、滕县、界河、鱼台、汶上、邹县、大名。[17]:16连续攻克宁阳、兖州、曲阜、金乡。[17]:16连续攻克莱芜、平阴、泰安、肥城。[17]:16张宗昌部败退滦州，孙传芳在北京宣布下野，张、孙残部向国民革命军投降。
日本为干涉国军北伐，借口保护侨民，派军登陆山东，进驻济南，伺机寻衅[2]:40。日本于1928年4月19日决定再次出兵山东暗助军阀张宗昌，4月21日驻天津的3个步兵中队抵达济南，4月25至27日，日军又连续在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运兵济南市，到4月28日，驻济日军已达3,000馀人。日军在邻接济南城的济南商埠以纬四路为中心线，划为东西两个警备区，构筑工事，收容日本侨民。1928年5月1日，攻克济南，日军出阻，造成五三惨案，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遇害[17]:16[30]。国民革命军当时在北军仍掌握制空权下，由第一军团刘峙指挥之顾祝同第九军所辖之第三师，首先攻入济南城内，各路会师完成任务，5月2日蒋总司令抵达济南并要求日军撤退，日军应允并撤出工事。蒋严戒北伐军勿予还击，并严令入济南部队，于5月3日夜退出城郊，派员与日军师团长福田商约束部队，未得要领[17]:16。蒋同时命令济南驻军一律撤出，免生冲突。5月4日、5月5日，日军仍继续放枪发炮，并引张宗昌以飞机炸北伐军司令部。蒋为完成北伐，忍辱负重，勿予计较，限令北伐军星夜渡河，仅饬留李延年步兵团驻守[17]:16。不料5月3日上午贺耀祖部队与日军双方发生冲突。5月6日，蒋移节党家庄，继续提兵北进，并吁召汪精卫、胡汉民回国，又切告奉系早日觉悟，日本阻碍北伐之阴谋，于是粉碎[17]:16。另从外交交涉，向日军司令及日本外交部严重抗议，要日军同时撤出济南，请英美协助调停。北伐军连续攻克平阴、禹城、石家庄、临沂、德州、定县、张家口[17]:16。蒋无视日本侵略者，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党家庄车站会晤，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克复保定[17]:16。
北伐结束
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后，5月9日，张作霖呼吁双方南北双方停战，合力对抗日本侵略，在通电中表示“佥以国内苦战，外侮趁虚而入”应“以侮释嫌，合力抗外，必得世界之同情，对内更多符多年国民之要求”。他表示愿意派人到南京召开善后会议，商讨统一问题。[31]:377-3785月底，北伐军包围京、津地区[2]:40。6月3日晚，张作霖撤离北京，退出山海关外。张作霖坐火车抵达沈阳附近皇姑屯车站（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刺杀[2]:40。张作霖身负重伤，稍后死亡，为皇姑屯事件。6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开入北京，[31]:382光复京、津，宣布北伐结束，将北京改名北平[2]:41。两周后，张作霖儿子张学良赶回沈阳，继任父职，东北局势复趋稳定[2]:40；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全国出现形式上统一局面[2]:41。
国民革命部队详细资料请参考北伐部队情况条目。北伐前全国兵额约140万，北伐后增至230万人，军饷开支超过国家全部收入，所以亟需裁军，以减少军饷支出[2]:44，但因各路军队派系对裁军的利益分配不均，导致日后发生中原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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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6日，北伐告成后，蒋介石率军抵碧云寺祭孙中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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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 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革命军指导员的英勇奋战，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才迅速发展并取得伟大胜利，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沉重打击北洋军阀的统治。”[11]:43
- 包遵信认为，“北伐”只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所设想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骤中的“军政”，是以武力扫除一切施行宪政之障碍，统一中国是孙中山希望在中国实现宪政第一步。
- 北伐及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引起当时一些中国名人的恐惧及厌恶，梁启超、王国维等勉强接受辛亥革命但称北伐“毫无道德”[32]，章太炎也将北伐视为“叛国行为”。
- 历史作家谌旭彬认为，北洋政府的财政已经破产，不得不仰赖借债度日，近三成的外债用于偿还旧债。在关税、盐税、厘金、铁路、矿山、森林全部被抵押殆尽后，只有日本出于对华渗透之政治目的，愿意提供“无担保短期借款”，成为北洋时代中国最大的债权国。国民政府则重建了中央财政，致力于基础建设，超过8成外债用于铁路建设和棉麦事业，并有意识地抵制日本侵略。这都归功于国民政府收回关税主权、整顿盐税、改革厘税、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革新措施。北洋的“荣光”从来不存在，所以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不是历史倒退。北伐实际上重建了被军阀割据瘫痪的中央政府。[33]
北伐军编制序列
1926年7月北伐军出征时的序列：
-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 第一军 (蒋介石黄埔嫡系)
- 第二军 (谭延闿湘系)
- 第三军 (滇系)
- 第四军 (李济深粤系)
- 第五军 (李福林粤系)
- 第六军 (程潜湘系)
- 第七军 (新桂系)
- 第八军 (唐生智湘系)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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