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浮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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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浮屠（爪哇语：ꦕꦤ꧀ꦝꦶꦧꦫꦧꦸꦝꦸꦂ，印尼语：Candi Borobudur）是一座建于8－9世纪的大乘佛教佛寺，位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马吉冷县。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寺[1][2]，建筑基部尺寸为123米乘123米，最高点距地面35米，由九个堆叠的平台组成，其中下方六个约略为方形、上方三个为圆形。顶部有一座中央圆顶。整座佛寺有2,672块浮雕[注 1]、504尊佛像。中央圆顶周围环绕着72尊佛像，每尊佛像都坐落在锺型、有许多孔洞的佛塔内[3]:35-36。
婆罗浮屠建于夏连特拉王国统治时期，寺庙设计遵循爪哇寺庙建筑风格，融合印度尼西亚土著祖先崇拜的传统与佛教涅槃概念[4]。这座寺庙的风格受到印度笈多王朝艺术的影响[5]，但加入诸多本地的场景与元素，使得婆罗浮屠成为独具印度尼西亚特色的寺庙[6][7]。此浮屠为供信众礼佛的佛教圣地，礼佛者从浮屠底部开始，沿着重重的楼梯与走廊到达顶端，象征通过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墙壁和栏杆上有1,460个佛教故事浮雕。婆罗浮屠为世界几处最大、最完整的佛教浮雕群之一[4]。
证据显示婆罗浮屠建于8－9世纪，15世纪爪哇人转信奉伊斯兰教之后被遗弃[3]:4。1814年，爪哇代理总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从印度尼西亚土著口中得知婆罗浮屠的位置，并广为让外界知晓[8]。此后婆罗浮屠经过多次修复，最大的修复工程在1975年至1982年间，由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推动，随后此地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4]。
婆罗浮屠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庙，与缅甸的蒲甘、柬埔寨的吴哥窟并列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今日婆罗浮屠为热门的朝圣场所，印度尼西亚佛教徒在此地庆祝卫塞节。婆罗浮屠亦为印度尼西亚一处热门的旅游景点[9]:211-215[10][11]。
印度尼西亚的印度教寺庙或佛寺称为禅邸，当地人称婆罗浮屠为“婆罗浮屠禅邸”。禅邸一词也可通称古代建筑，例如门、浴室。解析婆罗浮屠（印尼语：Borobudur）名称，“Boro”为大；“budur”为佛[3]:13。婆罗浮屠名称最早出现在斯坦福·莱佛士爵士所著、1817年出版的《爪哇历史》[12]，为最早提到“婆罗浮屠”一词的书[3]:13。先前唯一提到名为“Budur”的寺庙，为1365年满者伯夷宫廷佛教学者普拉班扎以古爪哇语撰写的《爪哇史颂》贝叶经[13]。
大多数禅邸均以附近村庄的名称来命名。如果它遵循爪哇语惯例并以附近的“Boro”村庄命名，这座禅邸应该被命名为“BudurBoro”。莱佛士爵士认为“Budur”可能对应于现代爪哇语“Buda”（意为古代），“BudurBoro”意思为“古代的Boro”；另一个可能是“Boro”意思是伟大或尊贵，“Budur”意思是佛陀[3]:13。然而，另一位考古学家认为“Budur”来自爪哇语“bhudhara”，意思是山[14]:70, 83。
荷兰考古学家巴纳特·坎坡斯（August Johan Bernet Kempers）认为，“Borobudur”可能源自于梵语“Vihara Buddha Uhr”，翻成爪哇语后发音与原先有差异，“Buddha Uhr”可能指佛陀之城；另一个可能是“Beduhur”可能是古爪哇语，今日巴厘语中仍然存在这个词汇，其由词干“dhuhur”或“luhur”构成，意思为高处，表示婆罗浮屠的意思是位于高处或山上的佛寺[15]。
有两处碑文提到了一座神圣的佛寺建造和落成，提到的佛寺可能为婆罗浮屠，两处碑文均在天芒宫县的克都（Kedu）发现。824年的建立的卡兰登加碑文提到了一座名为“Jinalaya”[注 2]的神圣建筑，由萨马拉通加国王（Samaratungga）的女儿帕莫达瓦哈卜尼（Pramodhawardhani）揭幕。842年的特里特普桑碑文提到“sima”一词，表示这是帕莫达瓦哈卜尼授予的免税土地，用以资助和维护名为“Bhūmisambhāra”的起源地（Kamūlān）。“Kamūlān”的词源为“mula”，字面意思为起源地，意指是纪念祖先的神圣建筑[16]:46。荷兰东方研究学者约翰内斯·卡斯帕里斯表示“Bhūmi Sambhāra Bhudhāra”在梵文中的意思是“到达菩萨境界的十地合德之山”，为婆罗浮屠的原名[17]。
婆罗浮屠位于日惹西北约40公里，梭罗西方约86公里处，位于两座双火山（Twin Volcano）孙多罗火山－松宾火山和默巴布火山－默拉皮火山，以及两条河流普罗戈河和埃洛河（Elo）附近的高地[18]，此地称为克都平原。根据当地神话，该地区因土壤肥力高而被称为“爪哇花园”，为爪哇人的圣地[3]:1。
在20世纪初的修复中，西奥多·范厄普（Theodoor van Erp）发现该地区的三座佛寺：婆罗浮屠、帕奥恩寺、曼都寺位于一条直线上[19]，三座佛寺之间应存在某种仪式关系，但确切的仪式内容不得而知[13]。
在20世纪，考古学家对婆罗浮屠周围是否曾存在湖泊有激烈争辩。1931年，荷兰籍，同时具备艺术家、印度学与佛教建筑学者身份的维南德·纽文坎普（Wijnand Otto Jan Nieuwenkamp）提出假说：克都平原曾经是一个湖泊，婆罗浮屠最初如同莲花一般漂浮在湖面上[14]:70, 83。但有人提出婆罗浮屠是建在海拔265米的基岩山丘上，位于干涸的古婆罗浮屠湖上方15米[20]。
雅克·杜马凯（Jacques Dumarçay）与甘帕蒂·塔尼卡莫尼（Ganapathi Thanikaimoni）教授于1974年、1977年从山上的试验沟与南方紧邻的平原采集土壤样本，之后塔尼卡莫尼分析样本中花粉和孢子的种类，以确认在婆罗浮屠建造年代该地区的植被类型。研究发现并无任何已知生长在湖泊、池塘或沼泽等水生植物的花粉或孢子，婆罗浮屠建造时，周围的地区似乎被农田和棕榈树包围，这与今日景象相同[21]。凯撒·佛特（Caesar Voûte）与地貌学家诺辛（Nossin）在1985－1986年的田野调查中重新审视婆罗浮屠湖假说，确认婆罗浮屠建造与作为圣所时，周围没有湖泊。调查结果撰写成文章〈A New Perspective on Some Old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Borobudur〉（婆罗浮屠一些老问题的新观点），发表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刊物《The Restoration of Borobudur》（婆罗浮屠的修复）当中[22]:213-219。
没有确切的建造记录或婆罗浮屠的预期用途，但建造时间透过比较寺庙石雕工艺底部与8－9世纪君主制诰中常用的铭刻，婆罗浮屠可能建于800年左右[3]:9。此为夏连特拉王国统治时期，当时他们版图不仅于爪哇中部，还包括今日马来西亚、菲律宾一部分与泰国南部[23]。估计建造这座建筑耗时75年，在825年萨马罗通加国王统治期间落成[24][25]:143。
当时爪哇统治者不确定性信奉印度教还是佛教，夏连特拉王国虔诚信奉佛教，但索约梅托碑文显示他们可能是印度教徒[24]。这段时期在克都平原与附近山区建立许多印度教和佛教圣地，包括婆罗浮屠、祭祀湿婆的印度教寺庙普兰巴南。732年，湿婆教徒珊阇耶国王下令建造武基尔山禅邸，在婆罗浮屠东方仅10公里[26]。
建造如婆罗浮屠的佛寺在当时是有可能的，珊阇耶的继承人拉凯·帕南卡兰国王允许佛教徒建造此类寺庙。事实上，为了表达他的尊重，拉凯·帕南卡兰将加拉桑村治理权交给佛教信众，如同778年加拉桑铭文所记述[27]。这让考古学家相信这时期爪哇从未发生严重的宗教冲突，因为信奉印度教的国王有可能造访佛教圣地，信奉佛教的国王亦可能造访印度教圣地[3]:10，夏连特拉王国时期对于各种宗教持宽容态度。856年在拉图博科高原上发生的战役在此多年之后，其为一场政治战争[28]。
婆罗浮屠埋藏在火山灰之下、丛林之间数个世纪，它被遗弃的原因仍是个谜。现今不清楚婆罗浮屠的使用与佛教徒朝拜于何时终止。928年至1006年间，在多次火山爆发后，马打兰王国的姆普·辛多克国王将首都迁至东爪哇地区，不确定是否因此遗弃该处[20]。之后仍有文献记载，普拉班扎约1365年撰写的《爪哇史颂》曾提到此处[29]；苏克莫诺（Soekmono）1976年的研究提出，一般相信当地民众15世纪时改信仰伊斯兰教时，此处遭到废弃[3]:4。
这座历史遗迹并没有完全被人民遗忘，但民间传说逐渐由过去的辉煌，转而成为厄运和苦难的迷信。18世纪两篇爪哇历史文本（爪哇语：babad）提到此处的厄运传说：一篇记载于《爪哇编年史》（爪哇语：Babad Tanah Jawi），1709年玛斯·达纳（Mas Dana）反叛马打兰苏丹国国王帕库布沃诺一世（Pakubuwono I），在婆罗浮屠（Redi Borobudur）山被围困，玛斯·达纳被捕后处死；另一篇在《马打兰苏丹国历史》（爪哇语：Babad Mataram），1757年日惹苏丹国王储明知有厄运的传说，但他对于“被囚禁在笼中的武士”（指佛塔中的雕像）感到怜悯，忍不住前去见他的“不幸的朋友”，回到王宫后他病倒了，一天后去世。[3]:4-5
1811年英荷爪哇战争后，1811－1816年爪哇由英国统治。当时代理总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对爪哇历史有高度兴趣。1814年莱佛士视察三宝垄时，得知布米塞戈罗（Bumisegoro）村附近的丛林深处有一座巨大的遗迹，他本人未亲眼见到，但派遣一位1806年至1807年间曾探索色乌禅邸的荷兰考古学家赫尔曼·科尼利厄斯进行调查[3]:5。科尼利厄斯带领200人的团队在两个月内砍伐、烧毁丛林，并清除火山灰，使得此历史遗迹重新现世。但由于部分遗迹有可能崩塌，科尼利厄斯并未清理所有的雕刻，他绘制许多图纸，向莱佛士爵士报告。尽管莱佛士仅讲了几句话，大部分的工作均是科尼利厄斯与团队的辛勤贡献，但外界认为婆罗浮屠重现的主要功劳为莱佛士爵士，是他让全世界知道此处[12]。
荷属东印度克都地区驻地公使克里斯蒂安·哈特曼（Christiaan Lodewijk Hartmann）接续科尼利厄斯的工作，1835年整座建筑清理完毕。哈特曼对于婆罗浮屠的兴趣以私人居多，而非公务。1842年哈特曼调查了主佛塔，其内部是空的，未知他是否有发现特别之处，他也未留下调查活动的报告[3]:6。
荷属东印度政府随后分别委托弗兰斯·卡瑞尔·威尔森（Frans Carel Wilsen），以及扬·弗雷德里克·格里特·布鲁蒙德（Jan Frederik Gerrit Brumund）调查此历史遗迹，而后威尔森绘制了数百张婆罗浮屠草图。婆罗浮屠的调查于1859年完成，政府打算以布鲁蒙德的研究为基础，搭配威尔森绘制的草图发表文章，但布鲁蒙德拒绝，之后政府委托另一位学者康拉杜斯·李曼斯（Conradus Leemans）根据布鲁蒙德和威尔森的资料编写一本专书，于1873年出版。1874年，其法文译本出版。第一张婆罗浮屠的照片由荷兰雕刻家伊西多尔·范·金斯贝根（Isidore van Kinsbergen）于1872年拍摄。[3]:6, 42
当时政府对保护婆罗浮屠遗迹完整的认知程度有限，有一段时期成为“纪念品猎人”[注 3]与小偷的盗宝地点。1882年，因婆罗浮屠状况不稳定，当时文物总督察建议将婆罗浮屠完全拆解，搬到博物馆存放。政府任命皇家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协会考古收藏馆馆长威廉·彼得·格罗内维尔特（Willem Pieter Groeneveldt）进行彻底调查，并评估整体状态。格罗内维尔特认为对婆罗浮屠状况不稳定的担忧是没有道理的，建议保持原样。[30][3]:42
婆罗浮屠被认为是“纪念品”的来源，部分雕塑被洗劫一空，有些甚至获得荷属东印度政府的同意。1896年，暹罗国王拉玛五世访问爪哇，向荷属东印度政府要求后，获准将八大车从婆罗浮屠取来的雕塑带回暹罗。其中包括30件浮雕、5尊佛像、2件狮子雕塑、1个雨漏、楼梯和大门上的几个卡拉图案、1尊守护者守门天雕像。其中一些重要文物现于曼谷国立博物馆的爪哇艺术厅展出。[31]
1885年起，婆罗浮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荷兰工程师，同时也是日惹考古学会主席的扬·威廉·伊泽曼（Jan Willem IJzerman）发现了被埋藏的基部（柱脚）[32]。1890－1891年间拍摄的照片显示了被埋藏的基部上的浮雕。这一发现促使荷属东印度群岛政府采取措施保护这座历史遗迹。1900 年，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评估婆罗浮屠情况，委员会有3名成员：艺术史学家扬·洛伦斯·安德里斯·布兰德斯（Jan Lourens Andries Brandes）、荷兰陆军工程官西奥多·范厄普，以及公共工程部建筑工程师本杰明·威廉·范·卡梅尔（Benjamin Willem van de Kamer）[3]:43。
1902年，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三阶段修复计划：第一，透过重置角落；移除危及相邻部分的石头；加固第一排栏杆；修复壁龛、拱门、佛塔和主圆顶，避免即将要毁坏的危险。第二，将整座遗迹设置围墙，进行维护工作，包括恢复地板、排水口，以改善排水系统。第三，清除所有松散的石块，清理至第一排栏杆；清除毁坏的石块并恢复主圆顶。当时估计总成本约为48,800荷兰盾。[3]:43
之后，于1907年至1911年之间，由西奥多·范厄普带领的团队，采用原物归位的原则进行了修复[33]。修复工作的前七个月主要在挖掘婆罗浮屠周围的地面，以寻找失踪的佛头和浮雕石块。范厄普拆除并重建上方的三个圆形平台和佛塔。修复过程中，范厄普发现他可以较原计划做更多改善，他提交了另一份提案并获批准，额外获得再追加34,600荷兰盾经费。修复后初步来看，婆罗浮屠已经恢复了昔日的辉煌。范厄普仔细地重建主佛塔顶部的华盖（三层伞），但后来他拆掉华盖，因为没有足够的原石用于重建尖顶，这意味婆罗浮屠尖顶的原始设计已不可考。拆除的华盖现在存放在距婆罗浮屠以北数百米的婆罗浮屠博物馆。[3]:43
受限于预算，修复工作主要集中在清理雕塑。范厄普没有解决排水问题，十五年后，墙壁的浮雕开始下垂，并出现新的裂缝与劣化[33]。范厄普使用的混凝土是由碱式盐和氢氧化钙调制，运用至遗迹的修补。遗迹出现了一些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的修复。[3]:43-44
之后陆续进行一些小修复，但不足以提供完整的保护。1945年至194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期间，婆罗浮屠修复工作停摆，此历史遗迹进一步受到天气和排水问题的影响，导致建筑底部土芯膨胀，推动石块结构使墙壁倾斜。到1950年代，婆罗浮屠部分区域面临倒塌危机。1965年，印度尼西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寻求解决婆罗浮屠和其他古迹风化问题的建议。1968年，时任印度尼西亚考古国家考古研究所主任的苏克莫诺教授发起“拯救婆罗浮屠”运动，筹组大规模的修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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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后期，印度尼西亚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大规模整修的请求，以保护这座历史遗迹。1973年，婆罗浮屠修复总体规划完成[35]。根据1973年1月29日签订的“执行保护婆罗浮屠计划之自愿捐款协议”，5个国家同意为整修贡献，包括：澳大利亚20万澳大利亚元，比利时25万比利时法郎，塞浦路斯10万塞浦路斯镑，法国7.75万美元，德国200万德国马克[36]。随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5年至1982年间对婆罗浮屠进行全面检修[33]。在修复过程中，整座建筑超过100万个石块部件被拆除、移走，像巨大的拼图块一样，每一块石头进行识别、分类、清洁与保存处理。这座历史遗迹成为最新保护技术的试验场，包括采用新的工法，以对抗破坏石头的微生物[34]。重组时已加固地基，重新嵌入管道以改善排水系统，并加入不渗透层和过滤层，清理全部1,460个叙事浮雕。这个庞大的工程共动员600人，总修复费用为6,901,243美元[37]。
改造完成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1年以符合文化遗产基准（i）表现人类创造力的经典之作；（ii）在某期间或某种文化圈里对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镇规划、景观设计之发展有巨大影响，促进人类价值的交流；（iv）关于呈现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建筑类型，或者建筑及技术的组合，或者景观上的卓越典范，将婆罗浮屠列为世界遗产。[4]
2017年12月，印度尼西亚教育和文化部部长穆哈吉尔·埃芬迪表示，许多佛教界人士希望能重新安装主佛塔顶部的华盖，但是印度尼西亚大学考古学教授阿古斯·阿里斯·穆南达尔（Agus Aris Munandar）认为，当初范厄普面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若要重新安装，仍需要对华盖的原始样式有进一步的研究。[38]
在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大翻修之后[35]，婆罗浮屠再次成为佛教信众膜拜的圣地。每年公历五月的第一个月圆之日（农历十五日）为卫塞节。卫塞节是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般涅槃的节日，自1983年起为印度尼西亚的国定假日[39]:168。印度尼西亚各地佛教徒聚集于此朝圣，由曼都寺出发，一路诵经、经过帕奥恩寺至婆罗浮屠[40]。
婆罗浮屠曾是印度尼西亚游客数量最多的旅游景点。1974年，有26万游客到访，其中3.6万是外国人[10]。在印度尼西亚发生金融风暴之前的1990年代中期，访客数量攀升至每年250万游客（80%为国内游客）[11]。然而，旅游业兴盛的利益却无法让当地社区分享，因而受到批评，并曾引起冲突[10]。2003年，婆罗浮屠附近的民众与小型商家组织了集会与抗议活动，反对中爪哇省政府计划建造一个名为“爪哇世界”（Java World）的三层复合式商场[41]。
婆罗浮屠考古公园2004年获得亚太旅行协会太平洋大奖、2011年金奖、2012年金奖等国际旅游奖项。2012年6月，婆罗浮屠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庙[1][42]。2021年11月，印度尼西亚旅游和创意经济部将婆罗浮屠订为印度尼西亚5个优先旅游目的地之一[注 4]，以振兴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而大受打击的旅游业[43]。2022年4月，佐科·维多多总统造访婆罗浮屠，指示此地必须定期举办文化艺术活动，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印度尼西亚[44]。
大量游客登上婆罗浮屠狭窄的楼梯，导致楼梯的石块严重磨损，侵蚀石块表面，使它们变得更薄、更平滑。婆罗浮屠共有2,033个石阶，分布于东、西、南和北侧四个方向。调查计有1,028个石阶，即约50.6%已严重磨损。[45]
2014年8月，婆罗浮屠保护机构报告表示，由于游客鞋子的摩擦，导致石阶严重磨损。当局计划安装木楼梯覆盖和保护原有的石楼梯，如同在吴哥窟安装的形式。[46]为避免楼梯石块进一步磨损，自2014年11月起，两个开放的婆罗浮屠石梯－东侧（上楼路线）和北侧（下楼路线）都覆盖了木结构。类似技术已应用于柬埔寨的吴哥窟和埃及金字塔[45]。2015年3月，婆罗浮屠保护中心提出进一步用橡胶盖密封楼梯[47]，并发给游客特殊凉鞋的建议[48]。
婆罗浮屠在2010年10月和11月受到默拉皮火山喷发的严重影响。默拉皮火山灰落在火山口西南偏西约28公里的寺庙群上。11月3日至5日的喷发期间，厚达2.5厘米的火山灰落在寺庙雕像上，并使得附近的植被枯萎[49]。专家担心酸性的火山灰可能会损坏历史遗迹，寺庙于11月5日至9日关闭以清理火山灰。[50][51]
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了300万美元，作为火山喷发后复原工作的部分经费[52]。寺庙超过55,000块石块被拆除，以修复下雨后被火山灰泥堵塞的排水系统，复原工作于11月完成[53]。
2012年1月，两名德国石材保护专家在现场花了十天时间分析寺庙并提出建议报告，以确保寺庙可长期保存[54]。同年6月，德国允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款13万美元，用于第二阶段的修复。6名石材保护、微生物学、结构工程和化学工程专家在婆罗浮屠待一周，之后9月或10月再次造访，以执行1月份报告中建议的保护项目，并提升当地政府雇员与年轻保护专家的保护能力[55]。
2014年2月14日，日惹和中爪哇的主要旅游景点，包括婆罗浮屠、普兰巴南和拉图博科，受到东方约200公里东爪哇克卢德火山喷发火山灰的严重影响。工人将婆罗浮屠的佛塔和雕像覆盖，以保护该结构免受火山灰的影响。克卢德火山爆发时，远在日惹都能听到爆炸声。[5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当前保护状况下的三个具体关注领域：（1）游客的破坏行为；（2）场地东南角的土壤侵蚀；（3）分析和恢复缺失的部件。当地松软的土壤、频繁的地震和大雨导致婆罗浮屠结构不稳定。现今地震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因为不仅石块会掉落、拱门会倒塌，且地基也会像波浪一样移动，进一步破坏结构。另一方面，婆罗浮屠越来越受欢迎，吸引许多游客，其中大多数来自本地。尽管已竖立各式警告标志、禁止触摸任何东西、透过扩音器定时提醒，并有警卫在场，仍常有对浮雕和雕像的破坏，导致保护情况进一步恶化[57]。自2019年底起，全球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肆虐。2020年12月，婆罗浮屠保护中心官员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游客人数已减少90%，因为有段期间该景点对游客完全封闭。旅游限制与防疫规范随政府防疫政策动态调整[58]。
1985年1月21日，九座佛塔被九枚炸弹严重损坏[59][60]。极端穆斯林教士侯赛因·阿里·哈布西（Husein Ali Al Habsyie）因策划了包括寺庙袭击在内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在199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名执行爆炸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员在1986年各被判处20年徒刑，另一人被判处13年徒刑[61]。
2006年5月27日，中爪哇南部海岸发生6.4级地震。地震对该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附近的日惹市和普兰巴南造成了人员伤亡，但婆罗浮屠完好无损。[62]
2014年8月，印度尼西亚警察和安全部队加强了婆罗浮屠寺庙与周边的安全措施，以防范自称是伊斯兰国印度尼西亚分部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威胁，加强安全措施包括修复和增设闭路电视，寺庙周围实施夜间巡逻。恐怖分子计划摧毁婆罗浮屠和在印度尼西亚其他雕像。圣战组织遵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谴责任何拟人化的神祇的表现形式，包括将雕塑作为偶像崇拜。[63]
在重建期间对婆罗浮屠的考古挖掘显示，在该遗址被佛教徒使用之前，印度教或古代信仰的信徒已经开始在婆罗浮屠山上建造一座大型建筑。建筑的地基不同于任何印度教或佛教的历史遗迹结构，最初的结构倾向认定为古代爪哇信仰而非印度教或佛教。[64]:46
婆罗浮屠是一座巨大的佛塔，从上空俯瞰，建筑的布局是一个巨大的密宗曼荼罗，代表佛教的宇宙观、以及内心的本质[65]。原始的地基为正方形，每边大约118米。婆罗浮屠有九层平台，下方六层为方形，上方三层为圆形。上三层平台之上共有七十二座小佛塔，中间围绕一座大佛塔，每个佛塔都是像锺的形状。七十二座小佛塔上有许多装饰性的开口，内部有佛像坐在其中[39]:168。
婆罗浮屠的设计采用阶梯金字塔的形式。在之前发现的印度尼西亚史前时代南岛民族的巨石文化遗址中，包括西索洛克（Cisolok）附近的盘古岩岸（Pangguyangan）[66]以及库宁甘（Kuningan）附近的西帕里（Cipari）[67]:87，发现了数个土丘和石阶金字塔结构，称为“punden berundak[注 5]”。石头金字塔建筑的建造是基于当地人的信仰，即山脉和高地是祖灵的居所[68]:14。婆罗浮屠的基本设计为阶梯金字塔造型[69]:87，其混合史前时代的巨石文化，以及大乘佛教的思想和象征[70]。
婆罗浮屠的三个部分象征着佛教世界的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凡夫众生在最低层次，即在欲界中生活；保有色身（物质身），而已无欲乐为色界，意即看到了色相，但不被它们吸引；最后，圆满的佛陀超越了色相，脱离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涅槃状态，其为无色界。无色界从轮回中解脱、觉悟的灵魂不再执著于世俗的形式，其对应空的概念，即完全的空为无自性的本质[71]。在婆罗浮屠中，最底下的一层代表“欲界”，中间五层代表“色界”，上方三层与中央大佛塔代表“无色界”。三个阶段之间的建筑特征有隐喻性的差异。例如，“色界”中的方形和细微的装饰，在“无色界”中未见到，代表色界中的形式和名称，在无色界中均化为虚无[3]:17。
婆罗浮屠的朝拜以步行进行，朝圣者沿着楼梯与走廊登上顶部平台。每一层代表四向四果的一个阶段，引导朝圣者的道路象征佛教的大千世界。[72]
1885年，在现有的基部下方意外发现了隐藏结构[32]。被埋藏的基部上有浮雕，其中160幅是描述“欲界”的实况，其余的浮雕上有简短的铭文，显然为雕刻者提供指示，说明该处要雕刻的场景。早先的地基被后来建造的地基包覆，其目的至今仍是个谜。有可能是原先地基不够牢固，后来覆盖上去的部分做为强化，以防止建筑塌陷[3]:18。另一个说法为，根据印度建筑经典“毗罗书扎”的规范，原先的地基设计不正确，所以增加了外层结构覆盖。不管其目的为何，基部经过了细致的设计，并考量了美学和宗教的因素[32]。
为了建造婆罗浮屠，约55,000立方米的安山岩从邻近的采石场取出来建造。石头被切割成合适的尺寸、运到现场，不用砂浆黏合，而用旋钮、凹槽和燕尾榫接合。佛塔、佛龛和拱门采用叠涩拱技法建造。建筑物完成后，就地创建了浮雕。[3]:16
婆罗浮屠配备了良好的排水系统，以适应该地区的高强度骤雨。为防止淹水，每个角落都安装了100个排水口，每个排水口都配置刻有巨人或摩伽罗造型的雨漏。[3]:16
婆罗浮屠与类似目的的其他建筑比较，总体设计明显不同。婆罗浮屠不是建在平坦的地面，而在天然山丘上随着地势而兴建。其建造技术与爪哇其他寺庙相似，但其类似于金字塔的造型与没有内部空间，与其他寺庙不同。婆罗浮屠最初被认为更有可能作为佛塔，而不是寺庙。佛塔是供佛陀供奉的圣地，有时只是作为佛教的虔诚象征。但另一个角度，该处被用作膜拜场地，其细致与复杂的设计表明婆罗浮屠实际上是一座寺庙。[3]:16
现今对婆罗浮屠的建筑师古纳达摩（Gunadharma）知之甚少，他的名字来自爪哇民间故事，而不是书面铭文。[73]
建造过程中使用的基本测量单位是“塔拉”（tala），定义为人脸从前额发际线到下巴尖的长度；或是拇指与中指以最大距离反向拉伸，从拇指尖到中指尖的距离。每个人得到的长度不一，但此历史遗迹却具有精确的测量值。197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婆罗浮屠许多地方的比例为4：6：9。建筑师在婆罗浮屠的设计中，使用该比例以得出分形和自相似几何之精确尺寸[74]。此比例也出现在附近佛教寺庙帕奥恩寺、曼都寺的设计中。考古学家推测4：6：9比例具有历法、天文学和宇宙学的意义，如同柬埔寨的吴哥窟[73]。
主体结构可分为三部分：基部、身部和顶部[73]。基部尺寸为123米乘123米，墙壁高4米。身部由五层方形的平台构成，越往上方平台的高度递减。第一个平台距离基部边缘7米。往上方的每一层平台向后退缩2米，让每一层平台留下一条狭窄的走廊。顶部由三层圆形平台组成，每一层平台上有数个佛塔围成一圈，三层平台排列为同心圆。中央有一个主穹顶，其顶部是婆罗浮屠的最高点，距地面35米。四面的中央有楼梯通往顶部，楼梯有许多拱门，拱门上计有32尊狮子雕像，并装饰著刻有卡拉的头像，卡拉两侧有摩伽罗。这种卡拉－摩伽罗图案常见于爪哇寺庙的大门上。主要入口在东侧，入口处为第一个叙事浮雕的位置[3]:16。
婆罗浮屠建筑含有各种浮雕，浮雕集中于被埋藏的基部，以及身部底下四层的墙壁、栏杆之上，相对顶部（无色界）三层无此类华丽的浮雕[75]。这些浮雕被认为是古代佛教世界中最典雅优美的杰作[76]。
婆罗浮屠的浮雕描绘了8世纪古爪哇的许多日常生活场景，从宫廷生活、森林中的隐士到村子里的平民。它还描绘了寺庙、市场、各种动植物以及在地的乡土建筑。人物形象包括国王、王后、王子、贵族、大臣、僧侣、隐士、士兵、平民、仆人。浮雕还描绘佛教信仰中的神祇，如菩萨、阿修罗、紧那罗、乾闼婆和飞天女神。历史学家研究某些主题时，如建筑、经济、时尚、武器，以及8世纪东南亚海上交通方式等，经常参考浮雕上描绘的图像。浮雕上一幅著名的描绘为8世纪东南亚盛行的双舷外伸浮体船（double outrigger ship）——婆罗浮屠船[77]。2004年从印度尼西亚航行到非洲、与实际大小相同的婆罗浮屠船复制品，今日陈列于在位于婆罗浮屠以北几百米的萨穆德拉·罗萨（护海）博物馆内[78]。
婆罗浮屠的浮雕也十分注重印度的审美观，例如姿势和仪态都包含了一定的意义和审美价值。菩萨、度母、飞天女神等神祇，以及国王、贵族、贵妇之浮雕通常以三屈姿势刻画，即颈部、臀部、膝盖三处弯曲，一只脚微曲休息，以另一只脚支撑身体重量。这个姿势被认为是最优雅的姿势，例如苏拉孙达里[注 6]手捧莲花的姿势。[79]
在婆罗浮屠挖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蓝色、红色、绿色、黑色的颜料以及一些金箔，并做出结论：我们今日所见的婆罗浮屠为深灰色的岩石原色，石头上无涂色，但过去岩石上可能涂上名为“瓦贾勒帕”（印尼语：varjalepa）的白色灰泥，并在其上涂上鲜艳的颜色，以表现佛教的教义。“瓦贾勒帕”涂料也可在爪哇的萨里寺、卡拉珊寺、塞乌寺等寺庙发现。婆罗浮屠的浮雕很可能原本具有鲜艳色彩，经过几世纪雨水冲刷后，使得彩色颜料剥落。[80]
| 分区 | 位置 | 叙事内容 | 浮雕数量 |
|---|---|---|---|
| 被埋藏的基部 | 墙壁 | 业力法则 | 160 |
| 第一个长廊 | 墙壁 | 普曜经 | 120 |
| 阇多伽/阿波陀那 | 120 | ||
| 栏杆 | 阇多伽/阿波陀那 | 372 | |
| 阇多伽/阿波陀那 | 128 | ||
| 第二个长廊 | 栏杆 | 阇多伽/阿波陀那 | 100 |
| 墙壁 | 甘达维哈 | 128 | |
| 第三个长廊 | 墙壁 | 甘达维哈 | 88 |
| 栏杆 | 甘达维哈 | 88 | |
| 第四个长廊 | 墙壁 | 甘达维哈 | 84 |
| 栏杆 | 甘达维哈 | 72 | |
| 总计 | 1,460 | ||
婆罗浮屠包含2,672幅浮雕（1,460幅叙事浮雕、1,212幅装饰浮雕），位于外墙和栏杆上。浮雕总面积为2,500平方米，分布在基部（欲界）与身部五层平台（色界）。[3]:20
讲述善财童子和悦意天女（Manoharā）的叙事浮雕共有11个系列，环绕婆罗浮屠四周，总长度为3,000米[81]。被埋藏的基部中有第一个系列，共160幅叙事浮雕，其余10个系列分布在东入口楼梯到其左侧的四个长廊的墙壁和栏杆上。墙壁上的叙事浮雕，故事顺序从右到左；栏杆上则是从左到右。这个与印度的“普拉达克希娜”（梵语：दक्षिण，罗马化：dakṣiṇa，或称右绕 Pradakṣiṇa）一致，这是指朝圣者绕行仪式的路径，他们沿顺时针方向移动，同时让此圣殿保持在右侧。[3]:21
被埋藏的基部中描绘了业力法则。第一个长廊的墙壁有上下两个浮雕系列，每个系列有120幅浮雕，上方墙壁描绘佛陀的传记，下方墙壁、第一与第二个长廊的栏杆描绘佛陀前世的故事。其余的浮雕描绘善财童子持续寻找妙智妙慧，直到祂找到了般若经。[3]:20
被埋藏的基部中160幅叙事浮雕包含多个故事，都叙述了完整的因果关系，统称为业力法则[注 7]。其中有描绘天道的喜悦及地狱的痛苦场面；有值得赞许的活动，包括慈悲和朝圣，以及之后的善报；也有描述谋杀、流言蜚语等应受的谴责，以及相对应的恶报；有描绘日常生活的场景；也有描绘完整的生死轮回。19世纪后期，婆罗浮屠挖出被埋藏的基部，露出内部隐藏的浮雕。1890年卡西扬·切帕斯（Casijan Chepas）拍摄了一列浮雕的照片，这些照片今日展示于婆罗浮屠以北数百米的婆罗浮屠博物馆。在修复过程中，重新安装被埋藏的基部，覆盖了大部分“业力法则”浮雕，现今游客只能在建筑的东南角看到部分浮雕。[3]:20
以《普曜经》为蓝本，故事由佛陀从兜率天降世开始，结束于佛陀在波罗奈国鹿野苑解说四圣谛。浮雕显示佛陀的诞生，祂是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国王净饭王与摩耶王后之子，称悉达多太子。[3]:21
故事以27幅浮雕，展示了天地间的各种准备活动，以迎接佛陀的最后转世。佛陀从兜率天降世之前，将法轮传承给弥勒菩萨，祂乘六牙白象王进入摩耶王后的子宫。摩耶王后梦见这件事，解梦者说她的儿子将成为国王，或是成为佛陀。[3]:21
根据当时习俗，摩耶王后将要生产时，要回自己的娘家，在经过迦毗罗卫城外的蓝毗尼园休息时，她站在一棵菩提树下，右手攀折树枝之际，诞生了一个儿子——悉达多太子。浮雕上的故事一直延续到悉达多太子成为佛陀。[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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阇多伽[注 8]（本生故事）是佛陀诞生为悉达多太子之前的故事。这些故事描述佛陀的前世以多种形像出现，包括天神、国王、弃儿、大象等，发生了各种故事，无论祂的身份为何，均藉具体事件传递某些美德[3]:26。阿波陀那类似于本生故事，但主角不是佛陀，而是其他传奇人物的圣行故事。在婆罗浮屠的浮雕中有一系列阇多伽与阿波陀那[82]。
第一个长廊的墙壁下半部前20幅浮雕描绘善财童子的圣行。第一个长廊的栏杆有372幅浮雕，前135幅浮雕描绘了34个本生故事，其余237幅浮雕描绘了其他来源的故事。第二个长廊的栏杆有100幅浮雕，也是此类内容。有一些本生故事被描绘了两次，例如西比国王（罗摩的祖先）的故事。[3]:29
甘达维哈（Gaṇḍavyūha）[注 9]是华严经的一个篇章，讲述善财童子四处参访以寻找善知识的故事。故事涵盖了第三、第四个长廊，以及第二个长廊的一半，总计460幅浮雕。故事的主角为青年善财童子，祂是一个富商的儿子，祂从第二个长廊墙壁之第16幅浮雕开始出现，前15幅浮雕为序篇，描述佛陀在舍卫城的祇园精舍，入胜三摩地的故事。[3]:32, 35
文殊菩萨指引青年善财童子，参诣第一个心灵导师德云比丘（monk Meghaśrī），之后陆续参访其他导师，总共参访53位导师[注 10]。包括善住比丘（Supratiṣṭhita）、弥伽大士（Megha）、坚固解脱长者（Muktaka）、海幢比丘（monk Sāgaradhvaja）、在家众休舍优婆夷（Āśā）、毘目瞿沙仙人（Bhīṣmottara nirghoṣa）、胜热婆罗门（Jayoṣmāyatanaḥ）、慈行童女（Maitrāyaṇī）、善见比丘（monk Sudarśana）、自在主童子（Indriyeśvara）、具足优婆夷（Prabhūtā）、法宝髻长者（Ratnachūḍa）、无厌足王（Anala）、大天神、摩耶夫人、弥勒菩萨等，然后回到文殊菩萨处参诣。每一位心灵导师都会给予善财童子特定的教导、知识和智慧。均描绘在第三个长廊中。[3]:35 在与文殊菩萨第二次会面后，善财童子来到第四个长廊中所描绘的普贤菩萨处。第四个长廊整个系列均描绘普贤菩萨的指引内容，最后描述善财童子成就善知识，获得终极真理后结束。[3]:35
除了石刻浮雕的大千世界故事外，婆罗浮屠还有许多各种佛像。在身部五层方形平台（色界）、以及顶部圆形平台（无色界），分布了许多以跏趺坐姿势的盘腿佛像。[3]:35-36
色界的壁龛中有安置佛像，在栏杆外侧成行排列，越往上层佛像的数量逐渐减少。色界五层平台中，第一层栏杆有104个壁龛，第二层104个、第三层88个、第四层72个、第五层64个，总共为432个。在无色界三层平台，佛像被放置上面有许多孔洞的佛塔内，第一层平台有32个佛塔，第二层24个、第三层16个，总共有72个佛塔[3]:35-36。壁龛与佛塔中原先总计有504尊佛像，现今有300多尊损坏（大部分是缺少佛头）、43尊不知所踪。自婆罗浮屠被发现以来，许多佛头已被作为收藏品，主要在西欧的博物馆中展出[83]，例如阿姆斯特丹的热带博物馆、巴黎的吉美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84]。德国已于2014年归还其收藏品，并资助他们重新接上与进一步保护此历史遗迹[85]。
乍看之下，所有佛像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各佛像手印或手的位置有细微的差别。佛像可分类为五尊禅定佛，祂们代表大乘佛教的五方佛。手印有六种，色界前四层平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栏杆外的佛像各有一种手印（东方为触地印，禅定佛为阿閦佛；南方为与愿印，禅定佛为宝生佛；西方为禅定印，禅定佛为阿弥陀佛；北方为施无畏印，禅定佛为不空成就佛）；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第五层平台为另一种手印（安慰印，禅定佛为毗卢遮那佛）；天顶无色界三层平台72个佛塔内的佛像则为另一种手印（说法印，禅定佛为毗卢遮那佛）。每个手印均有其象征意义。婆罗浮屠佛像的手印从东方开始，按照般若（顺时针）的顺序依次为：[86][87]
婆罗浮屠的美学、精湛技术，以及其庞大的规模，唤起了印度尼西亚人的自豪感。就像柬埔寨的吴哥窟一样，婆罗浮屠已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强大象征，证明其过去的伟大。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特意向外国政要展示了该遗址。后继的苏哈托政权意识到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与经济价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展开婆罗浮屠大规模的修复。在印度尼西亚，许多博物馆都有婆罗浮屠的模型。此历史遗迹几乎已成为一个象征，与哇扬皮影偶戏、甘美兰等代表传统爪哇经典，让印度尼西亚人从中得到启发。[88]:38
一些取自婆罗浮屠的考古文物或其复制品已在印度尼西亚和国外的一些博物馆中展出。除了婆罗浮屠寺院内的婆罗浮屠博物馆外，还有一些博物馆也收藏婆罗浮屠的文物，如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阿姆斯特丹的热带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曼谷的曼谷国立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和新北市世界宗教博物馆则展出婆罗浮屠的复制品。这座历史遗迹引发了全球对古代爪哇佛教文明的关注。[80]
婆罗浮屠的重新发现和重建被印尼佛教徒誉为印尼佛教复兴的象征。1934年，来自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僧侣那罗达·泰拉长老第一次访问印度尼西亚，作为他在东南亚传播佛法之旅的一站，当地佛教徒利用这个机会复兴佛教。当年3月10日，在那罗达长老的加持下，于婆罗浮屠东南侧举行菩提树植树仪式，部分优婆塞出家为僧[89]。每年卫塞节期间，印度尼西亚和邻国的数千名佛教徒涌向婆罗浮屠参与庆典[90]。
中爪哇省和马吉冷县的标志上有婆罗浮屠的形象，它已成为中爪哇的象征，更广泛的说成为印度尼西亚的象征之一[91]。婆罗浮屠已成为多家机构的名称，如婆罗浮屠大学、婆罗浮屠酒店，以及国外许多印度尼西亚餐厅的名称。婆罗浮屠出现在印尼盾纸币[注 11]、邮票，以及大量书籍、出版物、纪录片和印度尼西亚旅游宣传材料中。婆罗浮屠已成为印度尼西亚重要旅游景点，对于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大。例如，日惹市的旅游业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它临近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南[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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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浮屠的世界遗产标志 -
婆罗浮屠的参观指引 -
堆放在婆罗浮屠博物馆的婆罗浮屠零散结构部件，这些还找不到原先的位置 -
婆罗浮屠顶部残缺佛塔中露出的佛像 -
一座佛塔内的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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