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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一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名绍选，字渭璜[2]:1。曾化名为刘卫黄、刘少基、刘湘、刘士奇、赵元启、陶尚行、胡服等，生于湖南宁乡，祖籍江西吉水，中国政治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曾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第二任（第二至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6年至1966年间担任排名首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曾被毛泽东视作接班人选之一[3]。
| 刘少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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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任主席 | |
| 任期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 |
| 任期 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被罢免 | |
| 领袖 | 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 |
| 副主席 | 宋庆龄、董必武 |
| 前任 | 毛泽东 |
| 继任 | 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主席） 李先念（复置国家主席，1983年起）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1] | |
| 任期 1945年8月28日—1945年10月11日 1949年12月6日—1950年3月4日 1953年12月24日—1954年3月17日 | |
| 主席 | 毛泽东 |
| 前任 | 王明 （代理总书记） |
| 继任 | 赵紫阳 （代理总书记） |
.svg){kind=small} 第1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 |
| 任期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18日 | |
| 副职 | 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艾则孜，程潜（1958-1959） |
| 秘书长 | 彭真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朱德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排名第一） | |
|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 |
| 任期 1956年9月28日—1966年8月12日 与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同时在任 | |
| 主席 | 毛泽东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林彪（唯一的副主席）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排名第二） | |
| 任期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 |
|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与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同时在任 | |
| 主席 | 毛泽东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职务废除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 |
| 任期 1959年4月28日—1968年10月31日 | |
| 前任 | 毛泽东 |
| 继任 | 职务废除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98年11月24日 大清湖南省长沙府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 |
| 逝世 | 1969年11月12日（70岁） 中国河南省开封市 |
| 政党 | 中国共产党（1921-1968被开除，1980平反） |
| 配偶 | 王光美 |
| 母校 | 莫斯科东方大学 |
| 职业 | 革命家、政治人物、理论家 |
| 宗教信仰 | 无神论 |
| 军事背景 | |
| 参战 | 第一次国共内战 第二次中日战争 第二次国共内战 |
刘早年曾参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等中国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在上海、东北、浙江等地从事秘密工作，后前往中央苏区，领导职工运动，并参与长征。1936年，奉命前往天津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抗日战争时期，刘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部署新四军开辟华中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参与重组新四军。1943年，刘少奇返回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进入中共核心决策层。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刘继续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主持起草、推动土地改革法[4]，并曾组织“七千人大会”、领导中央经济改革，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来他反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且在四清运动时与毛泽东意见相左，故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将刘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刘在被拘禁于河南开封时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全面平反并恢复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刘父母按家族谱系排列，取名绍选，字渭璜，意思是渭水之璜[5]。当地俚语称最末一个孩子为“满仔”（称作“屘仔”），刘在叔伯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家族中平时亲切叫他“九满”[6]:2。许多人都知道“九满”爱看书，说话文绉，凡事讲道理，外号：刘九书柜[6]:6。1915年[2]:11，参加声讨袁世凯斗争后，为表示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刘把字“渭璜”按谐音改为“卫黄”[6]:11。
1898年11月24日，刘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的东山坡脚下土木结构农舍，父亲名叫刘寿生（1865-1911），母亲鲁氏（1864-1931）[6]:1。刘家为富庶的农民家庭[7]:8。母亲为民国著名人物鲁涤平、鲁荡平姑母[8]。刘经常跟兄姊除草摘菜，或上山放牛拾柴[6]:3。8岁时，父亲送刘到柘木冲私塾读书，第二年到罗家塘私塾[6]:3。1908年，刘到月塘湾上私塾，读《诗经》等[2]:4。1909年，刘到离炭子冲10公里的粉铺子洪家大屋读书，学习国文、算术等[2]:5。1910年，刘到红米冲上私塾，数月父亲去世，即休学回家[2]:6。1911年，刘在堂姐家寄读，学《左传》等[2]:7。1912年，刘进入芳储乡小学补习，半年后得到初等小学毕业文凭[6]:9。同年，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记》，刘认真听哥哥所述，也读这套书，并坚持要姐姐剪去辫子，以示同清王朝决裂[6]:8-9。1913年暑假，刘以优异成绩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又称玉潭学校）[6]:9。
1916年1月，刘与同学上街游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2]:12。刘高小毕业后先后报考邵阳中学、长郡中学和一中，都被录取[5]。刘就读于宁乡驻省中学（现金海中学），插入二年级二期五班[2]:12。同年被兄骗回乡，母亲作主与邻村麻雀塘周氏结婚，刘不同意，不久即向周氏断绝婚姻关系[2]:13。11月湖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从军队下级军官中招生，刘冒名六哥刘云庭的朋友刘少基的退伍军官执照，考取讲武堂。秋，刘报考谭延闿在长沙开办的陆军讲武堂，以第一名成绩录取；因无校舍，至翌年3月才正式开学[2]:12-13。
1917年5月1日湖南讲武堂开学，1917年9月湖南督军谭延闿下台，傅良佐继任，湖南南北战争爆发，该校解散[9]。10月，讲武堂解散，刘离开学校回乡[2]:14。1918年，刘在家复习和自学中学全部课程及部分大学课程，还阅读《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和《御撰资治通鉴纲目》，准备报考大学[2]:15。
1919年初，刘插入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2]:16。夏，刘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没等到发毕业证书便到北京，五四运动已接近尾声[2]:16。刘找到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李石曾等，联系入留法预备班学习[2]:16-17。9月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刘读到《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校刊等进步刊物，了解了国内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2]:17。1920年6月毕业[2]:18。
1920年8月返回长沙，刘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阅读《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2]:18。
1921年夏初，刘由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介绍去苏联，7月9日抵莫斯科，8月3日进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编入中国班[2]:19[10][7]:10。冬，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东方大学中国班党、团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刘任支部委员[2]:19-20。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罗亦农介绍，刘加入中国共产党[11]。
1922年1月17日，刘填写“团员调查表”，在“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栏目中写：“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2]:21春，刘带领部分同学回国；到上海后，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2]:21。
| “ | 当我提起笔来，我就回忆起46年前，我在苏联第一次见到的那个青年人（即刘少奇）的严肃面孔。当年，饥馑正席卷苏联，甚至一些共产党员虽然外表是气宇轩昂的模样，但私下却也嘀嘀咕咕，而这个高个子青年，长得瘦削白净，却能忍饥耐寒，没见过他有什么埋怨或沮丧的表现。在1922年时，当时的共产党人都充满着激情与狂热，而他却很少表现出那种兴奋若狂的状态。他颇具书生气，常深思不语。他的朋友很快就了解到这种真诚且有教养的品质是从小养成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他过于沉郁，缺乏青年人应有的朝气蓬勃。 | ” |
| ——张国焘[7]:10 | ||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刘作为工作人员，为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做一些文书性质工作[2]:21。经陈独秀介绍，到湖南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处担任领导工作[7]:10-11。夏，刘回到湖南，在长沙会见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经长谈后，刘当即被任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2]:22。8月17日，湖南省学联成立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选举李立三、易礼容、刘、夏明翰、李六如等为干事[2]:22。刘数次领导铁路工人罢工，其中有9月与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7]:11。9月12日晚，刘出席工人俱乐部紧急会议，与李立三等一起布置罢工，决定李立三为罢工总指挥部总指挥；刘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住俱乐部应付事态[2]:23。9月14日，刘称：“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答，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2]:249月16日，刘称：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就是把我斫成肉泥仍不能解决问题；此时数千工人包围戒严司令部，称论敢动工人代表半根毫毛，就要路矿两局片瓦不留；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立场软化[2]:24。9月18日，罢工胜利；10月上旬，刘任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并到长沙向毛泽东等汇报[2]:24-25。12月10日，汉冶萍总工会在湖北汉阳成立，选举刘为执行委员[2]:26。
1923年8月16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选刘为俱乐部总主任[2]:28。8月20日，刘撰〈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除保持以前的成功不使失败，并竭力增进工人直接利益外，具体还要做三项工作：㈠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㈡扩大组织；㈢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平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2]:29。
1924年，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刘加入中国国民党[2]:32。9月，汉冶萍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刘为委员长[2]:32。
在1925年至1926年间，刘在湖北和上海又多次领导政治运动和罢工，成为当地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2]。1925年5月2日，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开幕式上，刘与苏兆征、廖仲恺、王一飞等选为大会主席[2]:35-36。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兼组织科主任、刘任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主管文牍、庶务等五、六个股[2]:37。11月，因患肺病，刘同何宝珍回湖南养病，住长沙文化书社[2]:42。12月16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命令湖南省军法处派几个士兵到长沙文化书社逮捕刘，关押于戒严司令部[6]:72。妻子何宝珍、六哥刘云庭四处奔走托关系设法营救[2]:43。请到同县的著名教育家（周南女中创办人）、省参议员朱剑凡作担保人保释；请刘家亲戚国会议员周震麟，周同时也与赵恒惕有亲戚关系，写信说情；请刘母家亲戚、湘军师长鲁涤平给赵恒惕发电报说情。
1926年2月上旬，刘在陆军监狱被关押将近2个月后，终于获释[6]:74；但赵恒惕要他“迅即离开湖南”[2]:45。5月，中国共产党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展工农运动，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刘组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的民众”[6]:79-80。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选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刘当选全总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部长李立三，宣传部长邓中夏，委员长苏兆征[6]:81。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8月20日，刘在《工人之路》第412期“廖仲恺先生殉难周年纪念特号”上发表〈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可成功。……要得到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来参加革命，为革命拼命，必定要使这个革命与工农群众发生切身利害关系。工农群众不是可以骗得来参加革命的，一定要真确地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继续不断地增加工农群众的利益，真确地谋得工农的解放，这样自然可以得到工农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烈参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远。”[2]:55-56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12月26日，刘〈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所谓的民主集权制，就是工会的权力集中在大多数人的会议上，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即凡事须经过大多数人的会议决定。一决定以后，即必须实行。……代表会是任何工会不可缺少的组织。没有代表会，工会就危险；有了代表会，工会就坚固。”[2]:56-57刘称：“一个工会，如果没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这个工会就不能接近群众，就不是工人的工会，就变成了少数领袖的工会。……各工会赶快按照规定，把代表会组织起来，已有代表会的工会，望切实整理，使代表会真正能够行使职权，按期开会。……一切权力归于代表会。”[6]:84-8512月28日又在《工会基本组织》小册子序言称[2]:57：“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6]:85
1927年1月领导了武汉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当选中共中央委员[7]:12-13。刘在长期工作中逐渐总结出一套“深入群众、长期隐藏、积蓄力量”的斗争方针，并对当时中共中央内部所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抵制，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和斗争策略不谋而合[13]。6月29日，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项英、苏兆征等35人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2]:72-73。7月上旬，刘肺病复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离开武汉去庐山养病[2]:73。10月26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刘留在上海医院养病[2]:74。
1928年2月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议：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刘等11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2]:75。3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刘去天津，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并指导顺直省委工作[2]:76。6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指派陈潭秋、刘和韩连会为特派员（代号潭少连），代行顺直省委职权[2]:78。12月18日，刘在《出路》第二期上发表〈错误观念的纠正〉：“纠正这些错误观念也只有在长期工作的历史中才有可能。改变现在的旧基础，也只有在长期工作中才有渐进的新陈代谢的路径”；如果停顿工作，专门去肃清障碍，不独不能把障碍肃清，客观上会走到取消一切的路上去[2]:89。
1929年夏，刘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中东路事件中发动反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支持苏联的运动[7]:13。8月22日，刘在奉天纱厂门口，因煽动罢工嫌疑与孟坚一同被捕[2]:94-95。9月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2]:96[7]:13。日后刘成为“叛徒”的重要证据，即为此次被捕[14]:25。9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刘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2]:97。
1930年7月，刘到达莫斯科；8月15日至8月27日，刘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2]:105-106。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刘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刘回国前，由陈绍禹代理[2]:106。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刘未参加会议，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2]:107。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处决后，成立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黄平、刘、王云程等九人组成[15]。秋，刘回国，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2]:109。11月7日至11月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刘未出席会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110。
1932年1月1日，刘署名仲箎，在《工运指南》第三期上发表〈罢工策略〉：“（一）要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二）要简单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要是中心的要求；（三）要是资本家多少能够答应的要求；（四）最重要的部分要求。”[2]:1133月14日，刘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临时中央负责人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刘的中央职工部长职，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120。刘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6]。冬，刘告别何宝珍，化名唐开元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2]:124-125。
1934年1月，刘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133。7月，刘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2]:136。10月10日，刘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开始长征[2]:137。10月22日，刘接周恩来、秦邦宪电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2]:13712月1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红八军团在行军作战中减员很大，全军团只剩下1千多人，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刘随部到红五军团，后任中央代表[2]:138。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刘出席遵义会议，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2]:139。2月上旬，刘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2]:140。10月，刘和谢飞结婚；11月上旬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刘任委员长[2]:142。年底，刘到达陕北[7]:14。12月17日，刘出席瓦窑堡会议[2]:1425。
1936年春，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2]:146-147。刘采纳柯庆施的提议[17]，向中共中央请示，建议让被国民政府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的中共党员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出狱，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刘的建议[18]。关押在反省院的约六十名中共党员接刘指示，起草《反共启事》并登报发表后出狱[19]。出狱的这批中共党员为北方局打开局面做出重要贡献，但在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此事因“手续问题”成为刘少奇的“罪行”之一（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19]。10月15日，刘在《火线》第六十三期上发表〈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署名K. V.：“为要真正的广大的组织群众，必须努力造成下列的条件：㈠争取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自由，尽量的广泛的利用现有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㈡创造群众运动的、获得群众极大信仰的无数的领袖。㈢采用完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必须具备上列三个条件，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才能大踏步的前进。用秘密的方式是不能组织广大群众的。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坚持、没有方向的。不采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是不能发挥群众伟大创造力的。然而，我党过去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错误，是无视上列三个条件，采取与上列三个条件相反的方针，所以使白区群众组织，到处受到失败，不能获得任何成绩，现在必须改正！”[2]:162-16311月27日，刘撰写〈我们在北平问题上所应获得的教训〉，署名K. V.，发表于12月30日《火线》第六十八期：“在目前任何企图小小削弱党的纪律的倾向，都只能帮助敌人。然而纪律不只是同志应该遵守，负责人与指导者也应该遵守。不只破坏集中原则的人是违反纪律，破坏民主原则的人也是违反纪律。……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集中，一切同志的意见和权利不被尊重，一切好的意见不被采纳，自然就不能集中全党的力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去战斗。……领导者要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去对待同志”[2]:168-169。
1937年初，刘少奇随北方局机关前往北平。2月20日和3月4日，刘少奇向张闻天写信，分别为《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表示过去十年中共的路线存在错误，引发党内争议，但此举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为二人未来的政治结合奠定基础。[20]4月21日，刘离开北平，4月底回到延安[2]:178。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把北方局机关调往山西太原，并与阎锡山进行沟通[7]:15。1937年9月28日，刘致电张闻天：“平津早已失陷，当然不能守，我给平津指示信：㈠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动员大批干部及同志与抗日积极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㈡一切半公开的救国团体均取消，人员下乡游击。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㈢不能在平津立足，又不能参加游击的干部即退出平津。”[2]:190-191此外，其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开创中共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3月中旬，刘返回延安[2]:206。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刘与张闻天为反对最力者[21]。7月16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阎（阎锡山）、梁（梁化之）已怀疑他的新势力中有共产党。因此，秘密工作、尤其某些特别关系必须十分警戒，禁止公开工作人员随便写信，对违反一切秘密工作的行动须给他处罚。……在各公开机关团体与阎之部队中工作的同志，多说阎锡山的话，在文件口号宣传上多用阎之‘按劳主义’的术语，少用马列主义的术语，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民主政权等话不要，机关和团体使用他们名义所写的这些口号要洗去，在表面上使阎的中心思想被人尊重，减少阎的怀疑，但在内容上，要维持我们抗日救国的内容。”[2]:223-22410月至11月，刘参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2]:241。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刘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化名“胡服”开辟黄河长江之间广大区域的抗日居民，参与新四军在安徽、河南、江苏的军事工作[7]:16。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原局组成及管辖区域的通知》：“兹特决定：以胡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共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2]:241-242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从延安出发，1939年1月28日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在安排了中原局的工作以后，1939年5月间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
1939年7月8日[2]:257，刘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讲[7]:16，强调“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2]:258
1939年9月，刘少奇由延安重回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同行的有徐海东、刘少奇的秘书刘彬，还有从延安派出去中原敌后的干部队的几十个人坐了两卡车，包括延安马列学院的罗克明、吴植椽，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副主任刘瑞龙。在竹沟竹沟会合了中原局副书记兼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陈少敏，还有曹荻秋、王老汉（王国华）、危拱之等，具体部署了鄂豫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后，于1939年10月中旬动身，经过确山、汝南、项城、沈丘，过黄泛区，1939年11月初刘少奇一行到达豫皖苏边区涡阳县北乡新兴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停留了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在新四军第六支队干部会议上，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当时，豫皖苏边群众工作还停留在一般宣传号召阶段。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指出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积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和改造政权，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对于豫皖苏根据地的方针、任务还作了具体指示，要求首先创造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四县连成一片的根据地，与此同时还要建立睢（县）杞（县）太（康）和商（丘）亳（县）鹿（邑）柘（城）两块小根据地，以便尔后连成一片；还要求巩固扩大部队，加强军队建设，准备在一两个月后向津浦路东发展。1939年11月刘少奇到定远县大桥镇三黄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击退了桂系控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部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的进攻，在淮南建立了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1月4日，刘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再次提出由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或江南抽调一部分队伍去淮汀北岸发展的意见；1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覆电同意：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过江北发展；从第四、第五支队抽调二三个团到淮北，彭雪枫部到苏北发展[2]:270。1940年3月28日刘少奇从淮南写信指示成立苏皖军政委员会，指定刘瑞龙任书记，江华、张爱萍、金明、谭希林、田维扬等为委员，并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武装、群众运动、统一战线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1940年5月刘少奇到皖东北，团结整合了中共各个组织派到皖北的军政组织：郭子化苏鲁豫皖特委利用统战关系组成的人民抗日义勇队、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派到苏北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苏皖特委，随后山东分局派金明组建苏皖区党委和八路军苏皖纵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进入灵璧泗县境内活动，鄂豫皖省委派干部随安徽第六区专员盛子瑾到皖东北，还有地方党建立的游击队。1940年6月刘少奇到淮南。“七一”在《抗敌报》上发表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文章。1940年10月刘少奇由淮南经过淮海到盐城。 在此战略指导下，陈毅、粟裕所部新四军从江南渡江北上，1940年10月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同时，黄克诚部八路军南下到达苏北，与新四军苏中陈毅部会合，将华北华中的中共根据地连成一片[22]。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1940年11月中旬正式成立，叶挺任指挥（陈毅代），刘少奇任政治委员。此后，1940年11月29日至12月17日刘组织发起了曹甸战役，进攻国军韩德勤部，付出了近2000人伤亡的代价，也只是突破了曹甸外围防线，而无力对其基本阵地构成威胁，战役未能成功。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的大发展以及该地区国共摩擦导致的直接后果即为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人经茂林北移。1月6日，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介石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爆发皖南事变。新四军历经七昼夜激战，最终失败，叶挺被俘，项英潜伏皖南山区被叛徒杀害，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在当时局势下，刘建议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告，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刘当天请中央任命陈毅代任新四军军长，在苏北成立军部。18日，他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军军部[23]。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刘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24]，与陈毅等人重建新四军，扩建华中抗日根据地[25]。其中首先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增建华中党校，以提高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能力[26]；并组织温和的苏北整风，确定新四军发展方向及任务[27]。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1941年5月，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在刘的组织协调下，新四军也由重建时的9万余人发展到13.5万人[28]。7月2日至7月3日，刘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论党内斗争》的讲演，提出了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2]:359。11月3日，刘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的演讲：“资产阶级在许多地方讲平等与人民的权利；但是却可以容许绝对不平等的经济地位。资产阶级有几千万几万万的财产，而对无数千万的人无衣无食是不管的。国家社会是建筑在经济结构上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人们在经济上不平等，于是形成其他一切方面的不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是虚伪的，实际上仅仅保障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内容。……（民主精神）就是平等精神。资产阶级口里讲民主，实际上不能实行民主。……我们革命者，要有平等的精神，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压迫或剥削另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侮辱另一个人的人格。如果我能剥削你的劳动，而你只能甘受驱遣，这就是不平等，也是没有民主精神。……然而，平等精神或民主精神不是平均主义。现在我们同志中，一方面表现民主精神有些不够，另一方面表现有些平均主义的要求，还有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否认组织性……这种平均主义与极端民主的要求，并没有平等精神与民主精神……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说人民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民主。……官僚主义不仅在剥削阶级队伍中存在，甚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在共产党内，在无产阶级国家也存在。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当权的政党时，官僚主义也严重起来。……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是提高民主精神，进行民主教育，这是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撤职等只是治标的。一切工作制度、组织制度都要实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能够开展。在共产党员及干部中要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动督责自己和其他人，就可以不断防止和逐步克服官僚主义。”[2]:380-3821942年1月至3月，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3月5日通过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决议。
1942年3月19日，刘从苏北阜宁县单家港出发经山东回延安[2]:394。1942年12月30日抵达延安[2]:409。途中经过山东，处理了山东军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29]。
1943年6月28日，刘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写信给续范亭：“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脑箸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困），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这只有人才特具的。……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2]:424-42512月17日，毛泽东写信给刘：“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大体说来，凡论人性（前半部居多）的地方我以为是错的，凡论阶级斗争的地方（后半部）则是对的或比较的（但有某些错处）。……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2]:425刘参与整风运动[30][7]:17-18，开始进入中共核心决策层，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整风运动中，刘与毛泽东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31]。
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2]:467，刘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5月14日至5月15日，刘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论述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2]:467。其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将“毛泽东思想”明确写入党章，并提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7]:20-25[32]:334-337[33]。6月9日，刘当选中共中央委员[2]:471。6月15日，刘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决定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周恩来、任弼时等1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周恩来、任弼时5人（中共五大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中央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2]:472。6月19日，刘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2]:473。7月12日，刘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朱德、刘、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为刘[2]:474。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刘在延安代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32]:372，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局势中采取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策略[2]:531；同时，他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一改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34]。
1947年3月，国军攻占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国共内战，刘则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董必武、康生等率中央机关一部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负责中共占领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工作。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歼灭国军6.2万余人[35]。7月至9月，刘在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土地改革政策，并颁布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34]。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同朱德、刘会合[36]。1948年5月，刘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随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协助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1949年3月，刘参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言。1949年6月至8月，与高岗、王稼祥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33][37]。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徐介藩、翻译师哲陪同访问。6月27日，代表团下榻孔策沃别墅并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涉及向苏联贷款、派遣专家、上海等城市管理问题、新疆及少数民族政策、组建海军舰队、莫斯科与北京航线与配套设施、之后与苏共主席团召开中国政治军事的讨论会、国家机构设置和工商企业管理等。斯大林还决定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并决定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签订贷款协定。7月2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共举行了六次会谈（只有一次有会谈记录，两次会谈有确切日期）。会谈期间，刘以电报的形式与毛泽东等人沟通。7月4日，以刘的名义，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交1万余字的报告，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并向其征求意见。报告中提及中国将一边倒地倒向苏联，也提及了旅顺驻军、蒙古独立的问题和苏联从中国东北“搬走机器设备”的问题，认为“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38]
9月，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3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出席开国大典[33]。刘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606。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举行，刘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6]:606。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刘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33]。其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农经济、团结和保护中农、没收地主土地，并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方法来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国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比1951年增长15.3%；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棉花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193.4%；农民个人生活也有所改善[39]。1952年，刘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建国初期，毛泽东仿效苏联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任主任，将原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主管经济部门调走，周恩来被架空，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刘，而高岗认为毛有意夺取刘少奇的权力，于是联合饶漱石乘机向刘少奇发难，刘高矛盾也恶化[40]。于是刘和周恩来联手，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于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批斗高岗，使之下台[41]。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33]。
1955年4月2日至4月9日，刘先后邀集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和东北等地区省市委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有关当地工作情况汇报；当谈到经济问题时，刘称：凡是盲目发展得多的行业，困难就大；这里有一条经验，并不是任何发展都是好的，如果发展不是有计划、有前途的，发展本身就带有破坏性[6]:703-704。刘同中南地区各省委负责人谈话：“一揽子的领导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种业务机构。”[6]:705刘同华北地区各省委负责人谈话：“党不管党问题，有个整个问题在内。党委终天忙，不能管党，管了什么？管了征兵、统购统销、基本建设等等业务；而这些事应该是由业务机构来管的。党应该管的是检查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6]:705刘称：“如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得力的业务部门去做，党委就能腾出手来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了。……就可以站在监督的地位来指导和帮助业务部门的工作，即管理干部、检查工作和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必直接地管他们的业务。……今后，党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方式，原则上将是如此。”[6]:705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刘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6]:730。刘主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生产力[6]:730。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召开，刘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6]:734-735。他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2]。10月23日，刘率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飞赴莫斯科，秘密访问苏联[6]:736。10月30日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刘代表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反对苏军撤出匈牙利，认为把匈牙利交给使用暴力手段之反政府势力是不妥当的[6]:739。10月31日晚，刘、邓小平等回国，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要员送机[6]:739-740。11月10日，刘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在工人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面，就是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了的话，如果我们采取一些办法的话也不一定产生，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我个人想了想，昨天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也谈了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此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6]:741-742在2月的国务院会议上针对经济计划提得过大，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总理周恩来则说“用冷水洗洗”，刘也支持周说“现在有些人脑子太热了，提得太高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开始显现。毛泽东对于刘、周等人提的“反冒进”十分不悦。刘有一次将人民日报的内容为反急躁情绪的社论稿修改后交毛批阅，毛直接批示不看了[43]。毛泽东后来还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44]
1957年，刘在调查中称：“恩格斯讲过，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错误的。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因为不这样，他就不能把群众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学生与我们党员和干部一样看待。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不信任群众，群众是不会信任我们的。”[6]:754随即就是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反“反冒进”，周恩来做了自我检讨，而刘自忖“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支持毛泽东的一方占据主动，从而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5年，毛泽东掀起农业合作社并大社的高潮。到1958年初，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刘作为一线领导人积极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和具体的推进工作。3月份成都会议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并大社”，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4月底，刘和周恩来等若干人一起开始“吹公社”、“吹乌托邦”，主张大办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搞供给制，并在工作中加以贯彻。6月份，毛泽东批发“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之后，刘也紧跟精神宣称钢铁产量可以两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45]，并且和毛泽东一样，在实地考察农业生产的时候公开为浮夸行为加温[46][47][48]。毛泽东曾经要求压缩一些过高指标[49]，1958年底大跃进的弊病开始露出苗头之后，刘承认“我的头脑也有些热，说过些过头话”[50]，1959年春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纠左”、“压缩空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指定刘为自己的接班人[51]。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刘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向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接班任中国国家主席。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得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接班作小范围吹风。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与国外干涉势力相互勾结，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发动以拉萨地区为中心之武装叛乱；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邓小平连续参加刘召集之会议，研究处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问题[52]:201。刘和邓小平在会上称：和平解放西藏已经八年，我们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是为了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52]:201。4月27日，刘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当选副主席[6]:767。刘自动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33][53]。10月下旬，刘在接见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时，对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称：“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6]:769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庐山会议。7月14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陈述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6]:771。毛泽东没作评论，7月16日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给各到会同志参考[6]:771。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会议，严厉指责彭德怀的信[6]:772。彭德怀等人提出的意见，被指责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由此，参会的刘等人开始积极配合毛泽东批判国防部长彭德怀，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54]。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在8月2日至16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6]:773。全会进一步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批判，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6]:773。庐山会议后，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为了取得进步的经验，即使犯错误也要从积极方面理解[55]，另一方面刘为维护毛的权威，仍然参与到以空前的高调呼吁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浪潮中来[56]，这使得大跃进的错误一时难以纠正。
1961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汇报会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今年制订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1月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五次汇报会上发言：看来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农民问题，把农民生活搞得好一点。 4月1日从广州到达长沙，开始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全面暴露，刘经过在湖南家乡蹲点调查并在各地考察，思想发生了急遽的转变。他决定解散食堂、强调调查研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57]。
1962年1月27日，刘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正式发给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代表[6]:817。经常委同意后，刘在大会作长篇讲话，补充说明报告[6]:819：“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6]:819-820[58]
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中央的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刘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身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要求全党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报告提出当前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更快地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报告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这几年干部作风中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全党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起来。
七千人大会期间，为了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同时针对代表们提出给彭德怀“下战书”事件翻案的要求，刘在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主席写的信没问题，彭德怀的问题是“里通外国”[59]，刘的定性使得彭德怀无法得到平反[60]。刘还做了严厉的定性。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作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
“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俩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8日，刘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要形成一种能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应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不能以党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6]:822。2月21日至2月23日，刘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6]:823。刘开始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刘和周恩来都主张由陈云当中央财经小组组长[6]:826。刘在1939年在延安发表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在取得政权后更要加强意识修养[6]:838。8月1日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重新发表[6]:839。该书再版过程中仍保留了原先批判陈独秀的一些文字，如“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被毛泽东认为影射自己[62]。文革期间，此次再版遭到严厉批判，被称为“黑修养”[63]。
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6]:839。8月6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又六次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严厉批评“黑暗风”和“单干风”[6]:839。8月11日在中心小组会上，刘就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的估计作了自我检讨，承认对困难“估计过分了”[6]:839-840。
9月24日-27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全会肯定了八届九中全会以来贯彻八字方针、加强农业战线取得的成效，决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并再次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6]:842。26日，刘在会上讲话，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同时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要求全党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6]:842。刘、周恩来、邓小平等努力试图继续把中央工作核心从阶级斗争扩大化转向经济调整工作[6]:842。
1964年，刘又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考察经济建设[33]。经过到基层的视察，他和邓小平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64]:322-327，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65]:214-215[64]:318-321,334-337。毛泽东很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1964年底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四清、五反问题进行批评，双方产生激烈矛盾，这使刘、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66]:4607。同年年底，刘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33]。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南海曾实行过高级干部自报口粮的制度，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均报每月13公斤，周恩来为每月12公斤，刘为每月9公斤。刘是中南海所有干部中报数最少者[67]。
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批判中共党内的“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这“三风”与刘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刘接受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不但作自我批评、严厉指责“三风”，还说“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然而此时刘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复辟”看成是现实危险，他当时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对象仅仅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一类的社会性问题，这与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认识上有明显距离。从1963年9月起，中苏论战全面展开，在国际“反修”、重点国内“防修”的大背景下，刘开始把精力转移到正在全面铺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四清”、在城市“五反”）上来[68]。刘主持修订《后十条》，由毛泽东批准与《前十条》一起下达到全体人民，“四清”运动全面展开。随着运动的进行，刘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也发生重大改变，他在思想上接受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认为“修正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
1963年11月，刘让夫人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指导“四清”，并将总结的的“桃园经验”作为“抓点带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蓝本。运动开始时，刘对形势的判断和提出的政策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过火现象不断出现，刘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分歧逐渐暴露出来。刘认为“反修防修”的重点在基层，他主抓的四清运动以严厉打击“地、富、反、坏”分子和被认为变修的基层干部为斗争方向；而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出自党内上层，说党内已经形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的分歧公开化。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把矛头指向基层；刘则表示，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反对把一切矛盾都上升为敌我性质。在会议上毛泽东占了上风，“四清”运动按毛的意见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过火偏向。然而，毛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为下一步发动更大规模的运动准备理论前提。这时，毛泽东已经将刘与“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中共中央内部以刘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两种方针，终于将不能再相容了[69]。
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在文革初期，刘在某些问题上和毛泽东的立场一致。 1966年6月27日，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与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结尾他说道：“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70]
然而两者矛盾逐渐扩大。在处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双方矛盾此起彼伏。 1966年6月，刘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71][72]:377。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北京后，拒绝刘要求见面的请求，首先听取江青等人的汇报。 7月19日至23日，刘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上对于派工作组问题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表示反对。 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常委、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局书记，严厉批评刘、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路，又说工作组“对运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长的官[73]。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同时其中共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虽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从此不再被提及[74]。 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遭到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75]。 随后造反派用大字报等一再对刘和邓小平批评，毛泽东批评这种做法，周恩来、陶铸等更多次直接出面制止[6]:963。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966年12月，刘问题终于向社会公开，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12月18日，中央同意成立审查王光美的专案小组[6]:963。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称“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964。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根据张春桥12月18日授意，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6]:964。“王光美专案组”负责调查刘、王光美，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6]:979。谢富治兼任组长、专案工作负责人，江青、康生是决策和指挥者[6]:980。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77]。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住处贴出大字报[6]:965，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刘、王光美[78]。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圈套将刘、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强行扣押王光美，后经周恩来派人干预下释放[6]:965。1月13日，毛泽东派秘书接刘交谈（问候刘的家属情况），刘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选编委会主任职位，愿意和妻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6]:966。毛泽东只是让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并且推荐他读《机械唯物主义》、《机械人》（前两本均遍寻不得）以及《淮南子》（编者刘安最后服毒自尽）[79]。之后几天内，刘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失去人身自由。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80]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81]。
1967年，刘开始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7月初，江青等指使北京建工学院群众到中南海西门驻扎，建设高音喇叭，称要把刘从中南海揪出来“斗倒斗臭”，随后北京高校上百个组织前往声援，形成“揪刘火线”，围困冲击中南海，前后持续一个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和王光美的大会，对其人身侮辱，逼迫其低头弯腰两个多小时并抄家[82]。同年中共理论刊物《红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矛头指向刘：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83]
同年8月8日，刘再次提出辞职，但是之后的书信都石沉大海。刘最终意识到，争辩无济于事，从此放弃书信和申述，并缄默不语，最终选择以沉默表示无声的抗争[84]。然而批评之声并未随之减少；1967年8月27日、8月3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布头版新闻，直指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持续遭到批斗。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人，达总数的71%[85]:45。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称：“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86]:22910月18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包括刘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85]:821。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该报告，认为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并且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斗，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87]在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中，只有陈少敏一人反对该决议[88]。刘被罢免后，国家主席一职长期缺位，直到1975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废除。
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继续攻击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89]，11月27日，《人民日报》“揭露”刘攻击毛泽东的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90]。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91]。
1968年初，刘仍然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6]:984。刘精神和生活状态不断恶化，1968年起陆续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3月以后病情加重[6]:984。4月中旬神志已经不大清楚，两脚移动吃力[6]:984。7月上旬刘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但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医疗器械就地抢救[6]:984。7月24日，刘方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此事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并逐渐严重[6]:984。
10月9日后，刘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6]:984。10月14日的中南海门诊部《刘少奇病情报告》称：“从七月上旬患严重支气管肺炎以来，一直不断有反复，三个多月较大反复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6]:984[92]11月7日，他出现呕吐高烧病情。11月9日，高烧呕吐等病症再次复发。1969年1月14日，出现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缩以及大小便失禁[92]。
1969年7月5日，刘的支气管肺炎再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39度，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中南海门诊部《刘少奇病情报告》称：“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后经紧急治疗病情暂时稳定[6]:984-985。1969年10月，毛泽东依照当时世界动态估计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因此决定全国大规模备战行动[6]:985。中共中央决定将刘、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6]:985。刘向家人最后说道：“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93]:483[94]:16110月17日晚，刘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3284号）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95]，医生董长城、护士曹兵、纪秀云、刘原卫士长李太和随同前往[96]。抵达开封后，他被囚禁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97]。他的囚禁情况被数篇专文研究，包括后来的党史学术期刊[98][99]、央视纪录片[100]、新华网等[99]。
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刘抵达开封后病情继续加重[6]:985。1969年10月24日、31日，刘两次因支气管肺炎发作而病危，经随同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6]:985。11月6日，来自北京的医护人员奉命返回，其监护医疗转交给当地驻军负责[6]:985。11月10日，刘病情再次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治疗[6]:985。12日凌晨1时许，刘出现异常症状，值班护士6点38分紧急呼叫其他医护人员[6]:985。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6时45分刘的心脏停止跳动[6]:985，享年71岁[101]。11月13日午夜，专案组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冒用刘源名字申请[102]，填写“死者姓名”为“刘卫黄”[6]:986。刘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6]:986。11月14日，刘遗体于开封市东郊火葬场就地秘密火化[103]:17。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盒中，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6]:986。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严重“左”倾错误，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量冤假错案，后干部群众纷纷去信中央，要求平反昭雪刘；“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怀疑和不满刘问题而被打成反革命，张志新等献出生命[6]:986。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复查刘一案[6]:986。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为刘平反，恢复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名誉[104]。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畜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近一年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6]:988-989
1980年5月，刘少奇治丧委员会组成，以国家元首规格筹备补办丧事[6]:989。5月1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和王光美等人乘专机前往郑州，随后从郑州前往开封迎取刘少奇的骨灰，5月14日在郑州举行骨灰迎送仪式，刘澜涛、王首道陪同王光美和子女乘专机将刘少奇的骨灰护送到北京。5月15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公告：“为深切悼念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定于：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同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我国驻外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6]:9895月17日下午，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方面代表1万多人出席大会[6]:989。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105][106]:104：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巨大的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党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6]:989-990
刘生前曾多次要去世后骨灰撒在大海，1954年4月对王光美说：自己去世后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6]:990。5月19日，刘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家属护送抵青岛军港，由鞍山号驱逐舰执行散撒仪式，在4艘护卫舰护航下，于黄海由王光美等亲人将骨灰撒归大海[6]:990-991[107]。1981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其中江青、谢富治、陈伯达等人因涉嫌组织参与诬告陷害、迫害刘致死等，被分别判处死缓、有期徒刑等刑罚[108]。
随着刘名誉和身份全面平反，相关的纪念活动陆续展开。刘著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等多篇，收入《刘少奇选集》，上下两集分别在1982年、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09]。1987年4月发行之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1980年版与1990年版）上，刘成为纸币正面四人浮雕像之一，其余三位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1988年，其出生地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也重新修葺其祖居，并以刘少奇故居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00年，刘少奇逝世处被列为第三批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小学德育教育基地[110]。
2008年，中国大陆召开纪念刘诞辰110周年的活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讲话上，评价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11]
刘母亲鲁氏世代务农，勤劳贤惠，吃苦、持家有条不紊[6]:3。父亲刘寿生共生四子二女：刘绍源（又名刘墨卿）、刘绍远（又名刘云庭）、刘绍达（又名刘作衡）、刘绍德（女）、刘绍懿（女）、刘绍选（字渭璜，后名刘少奇）[6]:2[113]，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7]:8。刘家在炭子冲算是外来户，祖籍是江西省吉水县，由于前几代有人被派到湖南益阳当官，全家便由吉水迁到益阳，以后几经辗转搬到炭子冲定居[6]:2。刘寿生读过几年书，能写会算，重视培养子女受教育，坚持4个儿子都上私塾读书[6]:2。他把在炭子冲30亩地留给自家耕种，把茅田滩30亩地放租，又在附近租种别人15亩地[6]:3。1911年6月25日，刘寿生肺痨病去世[6]:5。1949年，刘二哥刘云庭去世，刘写道：“你是我幼年时期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6]:9
1958年，当地政府把其故居修建成博物馆，刘在1961年返乡时得知后，告诉当地党委秘书处取消这一安排，并把其房子分给当地农民居住[7]:6。因为这一安排，刘在文革蒙难期间，当地民众隐瞒刘氏祖坟位置，使其祖居、祖坟都得以保存[7]:8。其祖居现为刘少奇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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