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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与新华社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并称“三大央媒”[2][3][4]，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大报[5][6]，在中国大陆境内有广泛影响力。
《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起发行，最初是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的机关报。该报内容代表中共官方立场。因此，《人民日报》与央视《新闻联播》也并列成为国际媒体和国际政治了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风向标”之一。《人民日报》于1992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十大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简体中文、传统蒙古文、传统维吾尔文、传统哈萨克文、藏文、新壮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发行，在世界各地以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语言发行。
《人民日报》原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1946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准备在邯郸创办一份大型机关报，开始拟叫《晋冀鲁豫日报》或《太行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建议改名为《人民日报》，第一任社长为张磐石。首份《人民日报》在1946年5月15日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发行。创刊号有四版，由毛泽东题写报名，报名从右往左排列，全红印刷。[7]1946年7月1日，毛泽东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亲笔题写了“人民日报”四个字做报名。该报1948年6月14日终刊，共出版了746期。这是人民日报报系中最早使用“人民日报”做报名的报纸。由于该报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所以史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又由于该报的创刊地是邯郸市，也称“人民日报邯郸版”。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1948年5月20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原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日报》和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1948年6月15日新版《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创刊，刊号从头算起，毛泽东《人民日报》题写了新报名，从左往右书写，这个报名一直使用至今。
1949年3月15日，办事处迁往当时的北平，原人民日报北平版改名“北平解放日报”[8][9]。该报1949年7月31日终刊，共出版了406期。由于该报是中共华北中央局的机关报，所以史称“华北人民日报”或“人民日报华北版”。同时，为表示该报以河北省平山县为出版地，也称“人民日报平山版”。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由原来的中共华北局机关报，正式改版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没有发表过相关的启事，也没有相关的中央文件可考，更没有当时的相关文字史料可查，人民日报的报头延用，期号延续依然沿用了之前毛泽东题写的报名。把1949年8月1日确定为《人民日报》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日期，证据为：
1949年8月1日至17日，人民日报每天出版的一份四开四版的《北平新闻》专版。人民日报《北平新闻》版8月1日创刊，17日终刊，共出版了17期。史称“人民日报北平新闻”。
194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抽调新华通讯社总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和华北《人民日报》的部分工作人员，由新华社总编辑范长江率领，立即北上，准备在北平解放的时候接管国民党的《华北日报》社和中央社北平分社、北平广播电台。暂驻良乡待命，筹办《人民日报》北平版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工作。列入解放军北平军管会编制序列。1949年1月24日，从良乡开拔，乘火车到长辛店，后换乘卡车，经过卢沟桥，到了北平西郊，仍然不能进城，暂住郊外待命，被安排到青龙桥附近山脚下的董四墓村，借程砚秋的别墅———“程家花园”住了一个星期。北平市委批准《人民日报》北平版每天出对开四版。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下午大约4时，这支30多人的新闻队伍分乘4辆卡车从董四墓村出发，由西直门进城。车开到西四牌楼时，第一辆车由李庄率领南行，到西长安街石碑胡同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开办新华社北平分社（同时也是《人民日报》北平版的采访部）。第二辆车由李伍率领，去接管北平广播电台创办北平新华人民广播电台。第三、第四辆车由范长江、接管组长牟沛霖率领，到王府井大街接管《华北日报》社、开办《人民日报》北平版。国民党《华北日报》社原有一台每小时印10万份报纸的大轮转机，还有四套制版设备，被《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南逃前毁掉了；还有一台小轮转印刷机能运转；一座排字房还能使用。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极度慎重，亲自审阅大样，指示“不必仓促上马”，而要先了解一下新的环境；时局急速变化之中，人们对许多涉及政策的问题非常敏感；事先准备的稿件，有些恐怕已经不再适用；要再做一番准备工作，再次修订一下发稿计划，以免忙中出错。因此2月1日只编印了一期内部试版。《人民日报》北平版延至2月2日（正月初五）黄昏时正式出版开印。创刊号报头下印上“北平版”3字，和华北《人民日报》有所区分。社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代发刊词》宣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副刊上发表了记者杜展潮采写、经过范长江润色的特写《解放石景山的英雄们》。《人民日报》北平版编辑部分为时事、解放区、本市、副刊四个组，集中在一个较大的房间里（原《华北日报》的编辑室）集体办公。《人民日报》北平版每天出版发行大约7万份，超过了小轮转机的印刷能力。
1949年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开始在北平出版。同一天，按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北平市委的决定，《人民日报》北平版不再出版，原班人员迁移到东四附近钱粮胡同接管的国民党《北平日报》社址，编辑出版《北平解放报》作为北平市委机关报。
1949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南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邓小平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为西南各省（四川、贵州、云南）配备新闻干部，随同进军大西南的部队前往，以便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解放后及时出版西南局和各省委的机关报，并及时成立新华通讯社分社。只靠二野部队现有的新闻干部，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华北局、北平市委协商，决定《北平解放报》停办，干部基本上都交给西南局。《人民日报》暂时以北平新闻专栏和关于北平的评论替代。将来条件具备的时候，北平市委可另行重新办报。《北平解放报》７月底终刊。《北平解放报》社人员，除了组织另有安排和有特殊情况不能南下的极少数人以外，都在袁勃、刘希玲、张更生等率领下，8月8日乘火车南下，10日到达南京。当晚举行全体人员大会，袁勃向大家出示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云南日报》两幅报头。原《北平解放报》社南下干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第一干部支队”1950年2月到昆明，3月4日开办《云南日报》。
《人民日报》北平版与《北平解放报》，社长为北平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兼任。由于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第二书记李葆华工作繁忙，赵毅敏负责最终审稿，后身体实在吃不消，由赵毅敏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拓轮流每天终审。[10]
1957年11月13日的社论，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批评经济发展中的“右倾保守”现象，称“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1]
1958年2月2日，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提出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12]此后人民日报开始“放卫星”：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开始报道虚假新闻，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6月12日，再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农业“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6月23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7月12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7月18日，发表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7月31日，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8月13日，报道毛泽东在山东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丰产田时，知道该社50亩高额丰产田，计划亩产20,000斤，争取亩产40,000斤后，高兴地表扬该社社主任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同日，还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河乡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海星社亩产花生10,353斤；并发表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提出了“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的口号。8月27日，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称：山东省寿张县“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1,000－2,000斤，根本没有提了。”[来源请求]
9月1日，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文章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0,000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达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13]9月5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14]
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多新闻媒体主管都被打倒，吴冷西接替邓拓任总编辑。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人民日报》仍然无所适从。1966年5月31日下午，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在《人民日报》“搞了小小的政变”，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16]从此，《人民日报》和《红旗》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为首工作组领导。[17]
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18]
1966年6月2日，发表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位教师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19]
同日，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开头写道：“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20]
1966年6月3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中写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们，口口声声否认阶级斗争，其实他们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和活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结尾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21]
1966年6月4日，发表《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社论，指出“《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反革命集团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它们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 “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北京市的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做好。” [22]
1966年6月16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盗窃党的名义，把自己所控制的许多部门，当作进行反党活动的阵地。”“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我们一定要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左派，以工农兵为革命的主力军，团结95%以上的人民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革命的大字报，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是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猛烈冲击的最有效的办法。”“象作为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帮凶、疯狂毒害青少年的前共青团北京市委，不改组怎么行呢！象这些反革命顽固堡垒的头头们，不罢他们的官怎么行呢！”[23]
1966年6月18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号召“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又说：“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伙同和怂恿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素。’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24]
1966年6月27日社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1966年8月1日，社论标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25]
1967年1月1日，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3月10日，发表《革命委员会好》。6月3日及10日，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六七暴动的社论。8月9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两报一刊社论”现象。
1968年1月1日，发表《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0月16日，发表《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12月22日，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76年4月6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18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说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26]
4月28日，梁效发表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写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邓小平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27]
1977年2月7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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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26日刊登《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设想》，邓小平表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他又说：“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定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28]
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内容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首次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社论挑明了高层不愿接受学生诉求的态度，刺激了游行学生的情绪。但除了刊登高层定向的社论外，在事件中人民日报社本身的编辑方针比较支持学生，并隐晦的报导北京的事态发展，例如在北京戒严后发表“戒严第X日”系列报道，并在5月4日发表极其夸张描述北京学生喜悦气氛的报道。
6月4日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加花边刊登一则题为“北京这一夜”的消息：
本报6月4日凌晨五时讯，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为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29]
《人民日报》该日在新闻选材上亦曲线表达不满：其中国际新闻选用韩国光州李哲魁被害案，以粗黑体写上：“汉城学生绝食示威 抗议当局杀害学生”；关于波兰局势的标题为黑宋大字：“告诫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题为“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关于中东局势的题目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 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会和体育版，分别有报道“法官却枉法 诬告反被告 原永州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条关于残疾人运动会的报导，标题竟然为“不能征服的心”。[30][31]事后《人民日报》总社长钱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都被撤职，编辑吴学灿因私印人民日报号外被判入狱四年[32]。
2007年2月3日社论，标题《把学习〈江泽民文选〉活动引向深入》，文中写道:“《江泽民文选》是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教材。”[33]
2016年2月份，习近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于媒体界调研党媒，对于国际话语权竞争逐渐激烈加上新媒体蓬勃后明确以48字定义新时代中国媒体价值观，作为指导纲领和一切规章准绳：
| “ | 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
” |
人民日报社下属网站“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存档了自首次发行以来的每一期《人民日报》，罕见地包括了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事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各政治风波时期，前述资料自2017年起在网络上公开，需使用者登入以浏览全部内容。
2019年1月1日起，《人民日报》所有版面都改为全彩色印刷。
该报在全球以四个版本发行：
内地版作为国内版，不明确表明版名。内地版版面最初共4版，后发展至周一至周五24版、周六、周日12版、节假日8版[1]。2019年起工作日20版，周末及节假日8版并全彩印刷。
此外，人民日报出版社会发行《人民日报》的缩印合订本，每半个月一册，全年24册，内容排版等与原始报纸基本相同。
2007年2月28日开设手机报，以人民网（《人民日报》网站）内容为主。2009年8月1日开始发行藏文版[1]。人民日报还支持了Facebook、Twitter和微信等第三方社交网络账号。
《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于1985年7月1日，原用繁体字发行。1992年7月1日以后，改为简化字发行。现时全球约有三百万至四百万固定读者。刚创刊时，其排版方式学习西方报刊，采用多种字号排版，当时旅居美国的国民党大老即蒋介石遗孀宋美龄亦承认其排版优于主要竞争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航空版[34]。
2014年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开设微信公众号《侠客岛》[35]。人民日报海外版与旗下的海外网又合作推出评论栏目“学习小组”和“港台腔”[36]。
英文客户端支持Android、iOS两大平台，[37][38][39]于2017年10月15日正式上线。《每日邮报》注意到，此客户端的发布正值十九大召开前夕。[40]。2018年6月11日，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2.0版发布。[41]
《人民日报》是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是中共中央向外界表达其观点与角度的重要工具。该报的社论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大陆政治都有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社论有时更可以改变中国大陆的历史。[42]1949年以后，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事件发生的起点。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天安门事件等社论震惊中外。很多中共党内的领导人的升降，对领导人的评价也是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人民日报》除了为外界提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观点等直接信息外，其社论亦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处理意见，都被外界作为揣摸中国大陆政府及共产党内部权力变化和决策的少数渠道之一。[原创研究？]
该报有时也会通过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委婉的手法传递中国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看法。国内外的一部分政情观察家通常会从《人民日报》内文章的一字一句探求中国当局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以及某些中国所独有的政治讯息。[原创研究？]
大量文章的政治观点和思维都体现着官方的态度。尤其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迄今依然被视作高度权威的官方态度和政策走向。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人民日报一直存在官方资助减少的问题，与国际媒体和国内其他报纸的竞争也加剧。在这些压力下，人民日报于1997年开设网络版和网络论坛，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强国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可被视为这个中国最权威官方报社的一个进步，意在保持其在网络媒体发展时代依然处于重要地位。[原创研究？]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大多数为《人民日报》评论部集体创作，署名多为“本报评论员”，但涉及重大社会事件的评论员文章，则使用专有的笔名进行署名，如“钟声”、“郑青原”、“钟轩理”等。具体使用情况见此列表。
自1948年6月15日发行创刊号开始，《人民日报》总计休刊过24日：[53]
此外，1948年11月9日为第147号，次日11月10日理应为第148号，但《人民日报》出版时仍排为第147号，11月11日为第148号，此后并未纠正排号（期数），排至1979年12月31日为第11497号。《人民日报》从1980年1月1日开始不再刊登排号（期数），至1988年6月14日，共发行3088期。1988年6月15日为《人民日报》创刊40周年，开始恢复刊登期数，6月15日的理论期数应是第14586期，但当日实际刊登期数为第14585期，此后并未纠正期数。因此，《人民日报》实际发行期数比每日报头刊登的期数多2期。
人民日报社社长
人民日报总编辑
《人民日报》存在诸多批评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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