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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报》，是台湾日治时期台湾人创办且曾设有汉文栏之重要报纸之一。前身为《台湾青年》、《台湾》，后为《台湾新民报》、《兴南新闻》，并在二战之际被官方与另外五家报纸整并为《台湾新报》。
《台湾民报》前身为1920年创办的《台湾青年》以及其更名之后的《台湾》杂志，两者书写语言皆为汉、日文各半。1923年（大正12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创刊于日本东京，全部为汉文版。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日治时期少见的台湾人创办的刊物，努力为本岛人发声，其影响力之显著而被称为“台湾民众唯一的言论机构”。销售量一度与时日岛内三大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同为百万发行量的报纸[1]:38:51。
在《台湾民报》发刊前，就有不少人主张将发行地迁回台湾，但由于台湾总督府的关系该计划一直不能实行。直到第三任文官总督伊泽多喜男上任后，迁台之事才有了转机。1927年（昭和2年）7月获得在台发行许可，原本位于下奎府町的台湾支局变更为“株式会社台湾民报社”之本社所在地。[1]:44
《台湾民报》原先是半月刊，1923年10月15日改为旬刊（每十天发行一次），并并入日文版。1925年7月12日起再改为周刊（每周日发行），增设台北支社，社长为王敏川。1927年，《台湾民报》以增加日文版的条件下迁入台湾，于该年8月1日发行移台后的第一号（第167号）。[2]:59-601930年（昭和5年）增资改组后“台湾民报”合并于“台湾新民报”，以周刊发行。1932年（昭和7年）4月15日发行日刊创刊号。[2]:62-63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台湾新民报》所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另外3个日报同业（《台南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压力下，1937年（昭和12年）4月1日，《台湾新民报》汉文栏减半。同年6月1日，《台湾新民报》虽被迫废止汉文版，但仍可刊汉诗。汉诗仍可刊登的原因是，台日语言虽不同，日本人仍可使用缀读法阅读汉诗，且日本政府尚并未正式下令禁止汉文。[2]:64-66
1941年（昭和16年）2月，在《台湾新民报》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罗万阵及主笔兼编辑局长林呈禄让步下，将《台湾新民报》改名为《兴南新闻》，但言论风格已大不如前。1944年（昭和19年）4月，日本政府由东京派员来台，将台湾岛上较具规模的6家报纸《兴南新闻》、《台湾日日新报》（台北）、《台湾新闻》（台中）、《台湾日报》（台南）、《东台湾新闻》（花莲）、《高雄新报》（高雄）合并为《台湾新报》。[2]:35-371945年10月25日，《台湾新报》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改名为《台湾新生报》，已不如以前《台湾民报》为民喉舌的特质。[2]:93-97
太平洋战争后，部分原属台湾民报社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台湾新生报社成立前曾自立门户创办了《民报》。民报社与战前的台湾民报社有相当渊源。[2]:84-86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民报》于当年3月8日被迫停刊，社长林茂生失踪被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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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4日，在义美食品赞助下，台湾英文新闻（Taiwan News）重新刊印《台湾民报》1925年新年特刊号，义美食品总经理高志明主持在义美大楼（台北市信义路二段88号）举办的“重刊发表会”，蒋渭水的长子蒋松辉、总统府秘书长詹春柏、监察委员黄煌雄、文建会副主任委员洪庆峰、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陈冠甫、台湾绿党创党主席高成炎亲自出席重刊发表会。 [4] [5] [6]
蒋渭水在大稻埕开设的大安医院则是报社的台湾支局和总批发处，而当年运送《台湾民报》的人力板车，现今仅存一台存放于义美食品南崁观光工厂，而原先大安医院的旧址，于1934年被义美食品买下，开设义美食品的第一间门市。[7]
《台湾民报》横跨1920至30年代，可说是台湾各种社会运动的机关报，同时也是研究1920至30年代台湾不可或缺的史料。《台湾民报》对自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来的政治、社会运动均热烈支持，积极鼓吹农民、劳工、妇女争取权益，亦支持学生运动、文化启蒙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也呼应要求台湾自治及抨击台湾总督府。此外，《台湾民报》同时引进新知识、新思想的介绍，也经常报导中国政情及世界新知，诸如中国军阀混战、蒋汪对立等。1925年8月26日所发行的第六十七期，发行“纪念创刊五周年及一万份突破”的临时特刊，足见该报在当时是受到台湾人的推崇且足以与日人创立的《台湾日日新报》相提并论。[2]:50-51:58
《台湾民报》对鼓吹新文艺及提倡白话文也有不少贡献，更是台湾新文学发表的重要园地。在编辑群方面，更是高手如云，如新文学旗手张我军、医生兼小说家赖和、文学家杨云萍、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杜聪明等人。而对总督府施政的批评与讽刺也使《台湾民报》在新闻检查方面遭到百般刁难，最久一次还被扣押了44天。[2]:59、61
《台湾新民报》中报导重于评论，且特以台人的立场致力于纠正各日系报纸的歪曲事实与袒护日人言论。[8]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醉月楼召开第一次全岛代表大会，通过议程第14点“《台湾民报》拒买同盟之组织”[9]之后，《南瀛新报》亦出现许多批判《台湾新民报》的言论，如〈台湾新民报马脚露现 批评大讲演会将开催 定旧历五月十三日夜于大众讲座〉及〈暴露欺骗民众的台湾新民报告亲爱同胞檄〉（《南瀛新报》1932年6月17日24版）。《南瀛新报》1932年6月25日14版、1932年7月9日13、14版、1932年7月16日13版、1932年7月23日13版、1932年9月10日13版、1933年6月17日23版，均曾出现批判《台湾新民报》的记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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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作家新诗作品的刊载上，“1930年《台湾民报》推出“曙光”栏，刊载新诗，一时之间，也使新诗人辈出，如赖和、杨守愚、杨云萍、杨华等优秀诗人的作品，因此和同时期的日文新诗相互较劲，蔚为大观”[11]。
《台湾民报》是日治时期台湾文学相当重要的论述发表园地，张我军一系列批判旧文学的论文，如〈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1924年台湾民报）等，绝大多数发表在该报。此外，张我军引介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文章，也在大量刊载在该报，例如：胡适〈终身大事〉、〈新式标点符号的种类和用法〉、〈鸭的喜剧〉、〈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作品。[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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