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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本土化运动（英语：Taiwanization）是指台湾强调在地的历史、地理、文化、及主体意识的一种运动，以发扬台湾本土文化、以及文化层面的去殖民化[1]为主要宗旨。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发展期间，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有着不同层面的意涵，但自从1980年代末期解严以来的一连串发展尤为明显，直到今日仍在进行中。该运动的影响层面扩及台湾的文化发展、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的变迁，官方或民间自行发起的各种活动都促成此种变化快速的推广，然而同时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对意见。反对者指称该运动事实上是一种“去中国化”，认为其目的是想促使以近代中国移民为社会主体的台湾，从基本的文化社会根源脱离中国大陆的影响，并常将其与台湾独立运动相提并论；但支持者声称在事实上，台湾本土化运动是将汉文化（或狭义的中华文化）视为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并非全盘去除。然而，对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历史联系以及历代中国政权对台湾的统治，大都被视为“殖民政权”，需要去殖民化；与政治上力图建立独立于中国的史观。对于其他文化领域，为除去与台湾文化较紧密的部分汉文化，皆是欲反对和重新主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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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并非始于政府的推动，相反地，有时候是一种对抗的行动。台湾数百年来历经不同政权的统治，统治者为了达成迅速有效的管制，于是强制施行统制者所惯用的文化、语言、或宗教；并禁止原本当地固有的生活型态。民间团体为了对抗政府所施行的“大一统”政策，于是推行本土化运动以维护固有的习惯，并强调与外来文化不同之处。
在日治时期，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是为了对抗日本文化，以保持汉文化。在解严后的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则是为了对抗国民党政府在所推行“中国中心”政策，以恢复台湾在地的文化习惯。现今台湾的“本土化”主要的对立面是传统“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
国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屠杀与清乡使众多台籍政治、学术与文化菁英遇害，幸存的台籍知识分子为避免遭受政府迫害也从此独善其身，不再参与政治等公共事务，加上国民党政府动用国家资源强力灌输中国文化与打压异己，使台湾本土的声音与势力更加微弱。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曾实行以反攻大陆、消灭中共为导向的政策，实务上施行戒严等威权管制，重要党政职务大多由1949年随中国国民党来台人员担任，立法院与国民大会长期由1947年选出的国会议员长期任职，不受改选限制而成“万年国会”，导致战后原居台湾之居民无法选出应有之代表。而台湾居民在日治时期的生活经验也因中国国民党政府强力灌输一元化的中国民族主义（即大中国思想）而被压制，例如台湾居民之母语如台语、客家话、原住民语言被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等等[2]。
1980年代之后，由于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加上台湾经济起飞后持续稳定发展，国民自觉意识崛起，国民党政府遭受强大的国内外压力，以及党外人士的强力组织行动下，实行国会改选，教育系统开放并鼓励本土母语之教学。此一强调在地关怀的政策和潮流，称为“台湾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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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本土化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强调“台湾优先”。在过去的日治时代，台湾民众被迫接受皇民化，强制使用日语；在二战后，国民党政府治台初期，则是强调“民族主义”，宣扬“祖国情怀”，不论是文学、歌谣等等常隐含着思念中国大地，赞颂中华民族的悠久伟大，并强制使用国语。相对而言，台湾本土的文化价值受到忽略与压抑。
随着知识的不断开放，台湾人逐渐意识到保存台湾文化的重要性。本土化运动开始探索自我的本质，重视居住于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文生活与价值观。
台湾原住民是已知最早居住于台湾的族群，在台湾的活动已有大约8,000年之久。“台湾原住民族属于南岛语系，在民族上属台湾南岛语族人，台湾是南岛语族分布的最北端。”[3] 但从汉人移台开始，汉族与原住民族的冲突就未曾停歇，日治时期更有原住民与日本人的流血对抗。当年原住民由于生活空间受到威胁，被迫由西岸迁向东岸，从平地移往高山；而与汉人接触较频繁的平埔族群，其特有的语言文化因为汉化而逐渐消失。在本土化运动中，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受到重视，政府不再强调以中原文化为主的族群融合，原住民仍能保有自己的传统价值与生活习惯。
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政府治台初期，族群对立十分鲜明，“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既有语言习惯上的差异，社会政经地位亦有分别。此时的“台湾人”是省籍上的归类，尤其是老一辈的台湾人或母语为台湾话、台湾客家语、台湾原住民语的才自称或被称为‘本省人’。随着半世纪的族群融合，“台湾人”开始有了模糊归类，可以指本人出生地、成长地或长期居住地，依照自身的主观愿望而定
本土化运动强调了台湾人在族群认同上的改变。不论就地域或国籍的角度，早期多数人对于“台湾人属于中国人的一群”并没有太多异议。经过50多年政治上的隔阂，即使是原本的“外省人”子女，由于出生与成长都在台湾，也逐渐接受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或是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前总统蒋经国亦曾做此表示[4]。但随着政治层面的影响，以及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治中国大陆的实际局势，多数人开始强调“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因为在国籍角度上住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并不成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统治范围内。其后随着本土意识的增强，台湾的族群认同朝向了将现居于台湾的所有人视为一个国族，在1990年代，李登辉前总统提出的“新台湾人”成为一种新族群的概念，在这种认同下不论是“外省人”或本省人，只要认同台湾、爱台湾的人都是“正港（tsiànn-káng，台语正牌之意）台湾人”。
有些人士会从生物科学等角度来强化“台湾种族”与“中国种族”其实有所不同的概念。部分这种论点的推动者试图从基因分布中找出两者之间的异同，连结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借此对抗中国民族主义。如被誉为“台湾血液之母”的林妈利教授在其研究中发现台湾原住民祖先是在1万5000年前冰河时期结束之前，从东南亚岛屿（菲律宾、印尼）等地迁徙至台湾，在台湾岛内经过几千年长期的隔离，形成相似及一致的基因结构。台湾原住民、东南亚岛屿族群（印尼、菲律宾等）在血缘上很接近，不易区分，而且研究显示台湾原住民在上万年之间陆续来自东南亚岛屿，且两地有族群可能互相迁移。
族群认同的转变可以从民调中得到反映。台湾的联合报在2006年的一项报导(11月18日)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完成的民调显示，如果中共允许台湾人民自由选择台湾的前途，认为台湾应该独立的比例约62%；如果中共不允许台湾独立，支持台独也有54%。调查发现，台湾民众对台独，逐渐不受陆方威吓的影响。而过去北京相信，武力犯台的威胁、经济封锁、外交等因素，会影响台湾民众是否愿意支持台独。 此一研究名为“二○○六台湾、香港、澳门、冲绳民众文化与国家认同国际比较调查”，由政大选研中心、日本琉球大学、香港大学共同主持，在四地同时抽样一千名以上成年民众。结果也显示，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增加，去年56%、今年增加至60%；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略减一个百分点，约34%。台湾和香港、澳门、冲绳比较，台湾人自我认同最高，香港自我认同仅13%、澳门15%、冲绳30%。
随着2000年政党轮替后，出现另一种深化族群认同的口号“台湾国族”，意思是不管你的祖先文化语言为何，只要认同台湾为自己国家的就是台湾人，例如民进党主席游锡堃曾说过“我是华裔台湾人”[5]。
2014年12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非台湾人者仅剩3.5%，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者则已高达60.6%。[6]
2021年8月10日，台湾制宪基金会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当中，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者达67.9%，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者占27.8%，而认为自己只是中国人者仅仅占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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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三百年前开始有大量闽南人、客家人移入，因此在文化上不可否认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至深。然而随着殖民时期不同国家的统治与族群交流下，商船贸易与西洋文化的到来，使得台湾的海洋文化呈现著特殊的样貌。在经历过日治时期与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台湾文化也曾显现出悲情而坚忍的一面，总体来说，不同的历史轨迹造就了台湾文化的特殊性。
“文化是生活的真实展现”，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在台湾所发生的人事物，并非单一国家、民族、或文化所造成。本土化的运动，在于打破过去所普遍强调的汉文化的主体性，回归到重视“台湾价值”，强调台湾文化的多元性，鼓励台湾的民众重新思考，自己来自何处，去向何方。珍惜台湾这片土地上特有的事物，不论是语言特色、文化特色、族群特色、自然资源，并加以维护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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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运动在台湾不免涉及政治主张。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主张本土化者对台湾独立运动有赞成或反对两种声音。本土化运动中有一部分被反对者称为“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但实际上用台湾独立运动称呼比较正确，因为这些运动不涉及去除汉文化；只有少数人士以“大幅降低汉文化影响”作为台湾本土化最终的目标。然而，主张去中国化者也可能赞成或反对台湾独立，例如有些主张台湾是美国的未合并领土，而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些相歧的概念是“本土化运动”、“台独运动”中最具争议且复杂的层面。
台湾本土化运动被部分支持两岸统一者指控为“去中国化运动”而严厉批评，在于其故意放大解释，将“台湾本土化”与“消灭中华文化”划上等号，以削弱本土化运动的道德正当性。
较温和“去中国化”的看法是：
- 希望确立台湾的主体性，反对以植入高压的方式灌输国民党所定义的“中国文化”当作台湾文化的主要核心。
- 台湾文化应当包括多元的内涵；举凡在地民众生活与各族群的经验，都应当是重视的对象。
- 加强台湾文化内的福佬人文化、客家文化、台湾原住民南岛文化及美日等外来文化之交流与重要性，而非完全强调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必去除中华文化，但其酱缸成分除外）。
- 去除中国中心与汉人史观，强调推行海洋史观、南岛史观与国际史观（如台湾岛史观）。
- 把文化上的中华认同和政治上的中国认同分开，强调华人并不一定是中国人，台湾是另一个华人国家。
- 解构过去所建构的中国历史神话、重新研究、寻找更接近事实的中华历史文化；让台湾人认识真正的中华历史及文化，而非基于大中国主义所建构的神话。
较彻底“去中国化”的看法认为：
- 现在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涵，所以“去中国化”是维护台湾自由民主与主权独立的必要手段。
- “台湾”与“台湾国”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同义词或终极目标。
- 所有当年基于政治考量而设的关于中国的名称都应舍弃，更改台湾本地仍称为“中国”或有中国地名的道路、企业、设施、民营机构、学校等等名称。
- 从血缘上来看，台湾的福佬人和客家人大都属于古越族，在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汉文化的前提之下，“去中国化”是恢复和发扬台湾和大陆华南地区的传统文化和异于所谓“中原文化”的地方，并去除汉文化中的酱缸成分。
较激进的去中国化，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破坏中国文化的内涵存在。统派人士指控去中国化有扣帽子的内涵存在。
较激烈的“去中国化”看法认为：
- 中国文化保守落后，缺乏人权民主，威权心态令人戒惧，对台湾主体意识和独立国家的危害极大，必须彻底铲除，应制定以去中国化为重点的本土化政策。
- 国民党来台所推行的一切中国化的文教要素皆应全面检讨，否则中国文化与精神因素仍会对台独运动产生“心理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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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汉语文系统早期是以台语为主流。当时的民间文学常诉诸口语，因此往往能够直接地呈现当时历史文化的真貌，也保存了当时语言的实际状况。当时的“南管文字”“歌仔册文字”记载了许多具代表性的台语通俗文字。随后由西洋传教士传入的拼音字——“白话字”则是以传教为主要目的所推行的文字。这些口语的使用或文字的纪录并非是有计划的推行运动，但在某些区域曾属通行，如新港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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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连雅堂、黄石辉等人发表文章论及台湾本土语言的重要性。1930年，黄石辉发表《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强调“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这些强调使用本土语文的主张可以说是文学本土化的运动的开端。然而1937年左右，台湾总督府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废止各家报纸上的汉文版，使得刚萌芽的台湾话文运动遂告中止。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二二八事件的爆发，紧接着又是“白色恐怖”时期，在政府高压统治下关怀台湾本土真实的文学倍受压抑，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
直到1970年代以后，台湾本土意识逐渐抬头，台语文学再度萌芽成长。解严之后，台语文作品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许多作家和学者都投入台语文创作的行列。但是台语用字仍属尝试期，用字极不统一，有人创造新字，也有语文专家考证本字，再加上原有的传统用字、华文用字，可谓百花齐放。1990年代以后，由于台语文作家互相观摩学习的结果，新的台语文字，一方面有所传承，也有所创新，但总不离“通俗性”、“语源可靠性”、“音义系统性”三大原则，并尝试以拼音字做为文字的一部分，台语文学的用字，逐渐朝向统一的道路迈进[8]。
- 1990年代以前，政府持续推行“国语运动”，学生在校内若是使用方言就会受到处罚，母语的使用受到很大的压抑。在解严之前，不论是新闻报导或是戏剧歌曲，方言的节目只能在有限的时段播出。这种独尊国语的规定近年来已经改变。学校不再要求学生在校内只能说一种语言，为了加强（或挽救）台湾本土的语言，学校也开始设立台语、客家话的课程，原住民的学校也强调使用各民族的母语来沟通，但是导致压缩原本学生所必须学习课程的时间，引发诸多争议，另外并特地制造客家语言考卷，引起考试不公的评论。
- 随着2003年客家电视台、2005年原住民族电视台及2019年公视台语台的开播，可以看见台湾的语言更为本土而多元，也有助于各个族群在语言上的沟通便利。
- 惟台湾现代各种母语的使用人口、比例或是否作为第一语言，比例持续下降中。有学者提出，年轻世代不使用母语做沟通，或无法使用母语表达思想与情感，台湾各族裔母语亦恐于21世纪消失。[9]
中华民国于1946年实施第一部宪法，于1949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中失利，后迁至台湾。来台初期不论政府的组织架构与施政方针，均以中国大陆为规划主体。随着政府宣布承认中共对于中国大陆的治权，也体认到在地化的现实需求，乃透过宪法的增修条文，以及逐年实施的民主选举，改变了原本以全中国为规划的政体。1987年解严后，“中华民国台湾化”的改变，可以从“修宪”、“国会全面改选”、“公民直选总统”、“冻省”、“公民投票”、“废除国民大会”等政策中体现出来。此外，长期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不得不增补台籍党员，并使得台籍党员在党中央逐渐握有权力，使国民党逐渐摆脱了“外省党”或“外来政权”的称号，但由外省人控制的黄复兴党部仍主导国民党。
此外，台湾也抛弃了过去以“籍贯”作为族群别的依据，1990年代起改采“出生地”作为个人资料的登录。此举避免了“籍贯”、“户籍”、“出生地”等等多项登录资料不同可能引起的混淆或争议。
2002年起，台湾兴起了另一种本土化的运动——台湾正名运动，反对派称之为去中国化运动。这项运动在政党轮替后成为民进党陈水扁政府施政的特点之一。为了与中国企业识别，2007年政府要求国营企业冠有“中国”、“中华”者应当加以去除，因此中华邮政更名为“台湾邮政”（2008年二次政党轮替后取消）、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也更名为“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但中华电信、中国钢铁公司等国营企业由于名称沿用已久，并且在国际上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全面更名不但可能影响商誉，更名所耗费的成本亦被企业内部宣传成难以负担而作罢。民进党政府也曾要求“中国医药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大学”等9所大学改名，但被学校抵制而没有成功。
关于各种“本土化”运动在台湾应当推行到何种程度为适当，仍有争论。
- 国民党在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提出所谓“在地化对本土化”的论述，认为：本土化是其他政党用来“分化族群”的封闭论述，而国民党主张的是开放包容外省人士融入台湾的在地化。
- 施明德在2006年6月1日接受《大众时代》网站专访时，说：二十一世纪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是台湾的领导者还在谈本土化，是个笑话。台湾必须以全球化的观点来看国家主权的问题，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但是许多的台独基本教义派人士却不懂得吸收新知，死守着台独基本教义。
- 台湾政治评论家江春男认为：“二十年来，台湾、中国大陆和世界都发生巨大变化，民主、自由、人权、主权和政治认同的内涵必须不断加以充实和重新定义。”[10]
- 英国歧视法协会成员与《大众时代》网站特约作家施威全指出：“高喊‘台湾人’、‘××人出头天’、‘认同××’之类的族群主义说法，是一种避谈社会方向、没有阶级分析与政策辩论的威权民粹动员口号。……不要谈‘爱台湾’，除非你有恋物癖。”[11]
- 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发表的2006年10月28日群策会募款餐会书面致词批评，“本土”一词被“本土政权”当作其贪婪、自私、无能等行径的护身符：“民进党作为本土政权，施政不谨守本土路线，不以全民利益为考量，从政者不严守道德操守，却一再以‘蓝绿对峙’为借口，要选民容忍其种种贪婪、自私的作为，以及没有方向、无能的施政。”[12]
- 《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认为：“台湾政客患了‘大陆恐惧症’，对台湾稚嫩的民主没有信心，以致一头栽进本土意识里去；加以他们不肯放眼世界，结果便自我封闭在狭窄的本土意识里。……说到底，政客的取向只是民众狭隘情绪的反映；……政治封闭政策蒙蔽了民众的视野；在他们眼中，外面的世界充满威胁而不是到处都有机会。有了国际视野，民众非但不会再为本地意识所封闭，更会信心大增。台湾人要拿出信心和力量，而不是惶恐、怯懦地面对世界和中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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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寰，1995，迈向新国家？民粹威权主义的形成与民主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no.20：，17-55。
- 王家英，1999，从殖民统治到分裂国家：台湾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发展。从台湾政治到两岸关系。香港：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 陈丽华等，2005，中小学社会课程本土化之跨国比较分析。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学报：教育类 36，no. 1：1-29。
- 陈铭凯，2004，文学教育的台湾本土化：析论当前高中国文教材中台文作品的编选及台湾文学师资之培育。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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