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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又称联俄容共，国际上称第一次统一战线（英语：First United Front），大致开始于1924年，结束于1927年，是国共关系史上第一次合作，也是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三者之间关系微妙的一段时期。“联俄容共”是1923年吴稚晖率先使用后，约定俗成的说法，这是孙中山晚年为了协助中国国民党的方针，引入苏联政治训练、军事及财务的外援[1][2]。中国大陆将该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称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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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到1925年孙去世，在孙领导下，胡汉民重在内部策划，汪精卫重在对外联络，蒋介石重在军事任务，三人大致分工合作[3]:21。从1925年到1936年胡汉民去世，汪蒋合、胡蒋合各两次，胡汪有分无合[3]:21。
在1912年〈中国的民主和民粹主义〉中，列宁赞扬孙“真挚的民主精神”和“对群众的温暖同情”，不过批评孙之小资产阶级，以及“意图在中国阻止资本主义”之天真野心[4]:322。1913年4月〈中国的政党斗争〉，列宁观点更尖锐：他将国民党之积弱不振归因于“从未能吸引足够广大的中国群众加入革命”，又指出国民党领袖之“弱点”在于“他是个梦想家且优柔寡断”[4]:322-323。
1919年底，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特使马卡洛夫·波波夫（又名米歇尔·波波夫上校）和孙接触，形容孙是“一个老派军阀，认为舍武力即无法拯救中国”[4]:324。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热切支持列宁观点，相信统一战线政策，并渴望见到在中国实现[4]:323。罗易不认同统一战线构想，称孙是“一个权谋家……不实际……绝对的反动派”[4]:324。
1919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成立之时，其军事力量不足以反抗当时北洋政府，两次目的为保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孙文在两次挫折后，认为必须建造自己的军队，才能统一全国。在西方国家拒绝给予孙文援助的情况下，新成立的苏俄则宣布废除之前沙俄与中国签订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并试图透过中国国民党进行共产革命。
1920年秋，孙常在上海寓所接见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维经斯基[4]:323，孙说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当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他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5]。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因没有西方及日本金援支持，拒绝原因是不看好孙政治资本，孙开始考虑与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可能[6]。
1921年12月，孙在桂林接见过共产国际官方代表马林[4]:317。孙对俄国革命及列宁本人表示赞赏，很想多了解俄国新政权之成就，特别是对新经济政策相当好奇[4]:323。
1922年1月为反制华盛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之远东劳动者大会上，共产国际首领季诺维也夫大肆抨击中国国民党之资产阶级作风，以及孙寻求美国援助之执拗[4]:324。8月，越飞到北京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他首先致函当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表示希望能够建立合作关系，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11月至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综论东方问题》，强调中国共产党先天体质不良，主张暂与中国国民党及若干地方领导人妥协，并提议组成统一战线[4]:324-325。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但这时，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8月，共产国际又专门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产国际派马林携带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达上海。马林认为中共二大决议赞成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7人。马林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以推动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精神。会议决定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 (周刊)》。
据周佛海回忆，苏俄最初的联合对象是吴佩孚和陈炯明：“当时共产党因为要和吴佩孚勾结，所以首先送吴一个‘开明军阀’的尊称。当时孙洪伊和吴佩孚接近，而李大钊却和孙洪伊关系密切。他们利用这种关系，就和吴佩孚私通起来，李大钊曾赴洛阳数次，似乎当时报纸也有记载。他的手段真巧妙，京汉、京奉、津浦、陇海四线总稽查，都由吴佩孚电令高恩洪委共产党人充任，京汉稽查为包惠侩、津浦线似乎就是李民治……。共产党见弃于吴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陈炯明姘识。陈炯明……特召陈独秀赴粤为其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陈炯明逆迹已著，广东显分孙陈两派……，共产党当然以实力为转移。……所以共产党遂和他勾结。陈炯明每月出五百元，给陈公博办《群报》，就是互相勾结的一个结果，以后陈炯明匿居惠州的时，马林和谭平山等二次赴惠，商量合作条件。谁知陈炯明竟敢炮击观音山，危害孙总理。陈逆经此叛逆行为以后，为国人所唾弃，共产党畏舆论的攻击，遂也不敢明目张瞻的联。北为吴佩孚所弃，南和陈炯明绝缘的共产党，遂于民国十二年奉第三国际的命令，设法混入国民党，而肆其破坏国民党的阴谋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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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伙伴，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部运作，同时要保有组织和活动自主[4]:325。孙接受与莫斯科同盟，但有两大保留：一、中国不会转向共产主义，俄国将支持中国（孙）之国家统一及独立奋斗；二、越飞重申俄国放弃沙皇时代依条约在华所得之一切特权[4]:325-326。1月26日，孙和苏联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声明[8]:173。越飞在上海与孙文会面后，两人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越宣言），开始国民党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的合作关系。孙认为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最大与最迫切问题，乃在完成全国家统一，与获得完全国家独立[8]:173。苏俄表示，要废除沙皇时期与中国签订之所有不平等条约，外蒙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不能与中国分离[8]:173。在孙越宣言中，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并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孙文与苏俄的关系才日益密切。
孙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但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完成统一及取得完全之独立[9]:29。孙越宣言俄方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6]。孙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的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的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的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的获得[10]:144。孙宣称：“我肯定可以利用苏联体制最佳的特点，同时放弃其邪恶的一面。”[11]
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孙愿意容纳于中国国民党内，一来是为了争取苏联援助，二来是为集中力量，壮大国民革命声势[9]:29。
1924年2月9日，对清华大学生就国民党改行共产主义的疑虑，孙解释说：“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12]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派山田事务官拜访孙，孙表示劳动主义、共产主义归根结底显然为中国国情所不容[13][14]。国民党要人卢师谛回答来访的记者的答复，亦体现孙的基本态度：“一年来本党之敌派，每利用本党之亲俄政策，诬本党为抛弃三民五权主义，而采取共产主义，且谓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亦足以证明国民党之改换主义。此种谣言，余可为简要之声明。……亲俄系本党外交政策，若以亲俄而即目为采取共产主义，则与俄国订立国际条约，而承认其地位之国家，均可称之为共产化，岂不笑话。况共产主义之绝对不适用于我国，孙中山已于俄国越飞来华时，已郑重表示之。”[15][14]
孙对外宣传：“俄国现在所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故非吾党学俄国， 实俄国学吾党。”[16]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孙更明言：“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国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说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革命的结果，政治问题得了解决，社会问题不能解决，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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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苏共中央挑选鲍罗廷出任孙之政治顾问，负责执行与中国国民党之统一战线策略[4]:334。苏联新特使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4]:333。1923年10月9日至10月17日之间，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五度私下会谈，会中他表明改组政策即是渗透政策：“在报上，我讲的是国民党，但对我们而言，我讲其实是最终共产党影响力的增加……绝不能忘记，我们实际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稳定共产党，这个目标应该要永久记住。”[4]:33710月底，滇、桂系部队作战失利向广州撤退，陈炯明军一路尾追到广州城外[4]:338。鲍罗廷在11月13日临时中执会痛批中国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动员群众，称：“以农民为主广东民众对前线战争依然持消极态度！”[4]:338鲍罗廷组织两支志愿队参加城防工作：赶赴前线者约有500人，大部分由共产党员训练[4]:339。11月18日夜，军事情势逆转，陈炯明部仓惶撤退[4]:339。
孙虽然实行联俄政策，但并不放弃联系美日，这引起鲍罗廷的不满。1924年1月6日，孙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会见，“呼吁美国帮助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性问题”，“鲍罗廷返回广州以后，曾经费尽心机地说服孙博士放弃这个幻想。”[17]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1924年1月23日他与孙谈话：“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孙中山：他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难道他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18]:569
1924年1月底，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对三民主义赋予许多新意，鲍罗廷仍然深感不满，报告称：“孙同意为国民党制订的革命纲领，迎合了我们；但是不同意公开说将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为此他对我们不完全信任。”[18]:432而孙对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亦不满意，曾欲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代为纲领。鲍罗廷力持反对，说服了孙。据鲍自述，他动情地劝孙：您面临着一种选择，是同帝国主义营垒中的一五亿人前进？还是同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12.5亿人前进？您应该作出决定了。在滔滔不绝的劝说中，孙不同寻常地频频点头表示赞同[18]:475-476。 不过，“尽管孙中山接受了许多鲍罗廷的建议，最后应该怎样做的决定权还是在他；他俩的意见也不尽一致。有时候鲍罗廷发现要改变孙中山的想法简直不可能。” [19]鲍罗廷不得不承认：“美国精神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18]:383“一般说来，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18]:567
1924年2月16日，鲍罗廷在报告中说：“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1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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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底，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国，报告游俄观感，其中提到：“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孙回复说蒋未免过虑，孙“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份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20]
1924年6月，邓泽如等11人联名上书孙，弹劾中国共产党，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指中共树立反帝反军阀旗帜，使中国国民党遭受“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孙说政纲是他自己请鲍罗廷所写，告诉邓泽如“切不可疑神疑鬼”，解释说：“陈独秀为首之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陈独秀等）如不服从吾党，吾必弃之”[5]:35。另一方面，孙竭力把中共限制在自己的政治轨道之内，由于陈独秀屡次在中共机关报上批评孙的政策，于是孙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21]孙接受日本记者松岛宗卫采访时更直言：“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22]私下里，孙亦曾对刘成禺说：“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23]:224
对国民党外人士，如张作霖对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化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23]:214孙甚至不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属于两党合作，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之革命党”，共产党则人员太少，影响力有限，不具备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资格。孙解释说：“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24]因此对共产党人不给予重视，以致谭平山抱怨说，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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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共党人视国民党为落伍一代。中共一大会上，有的党员认为：“国民党的政纲中虽然显露出若干错误的观念，但它多少还代表着当时的新趋向，而孙逸仙提倡的公共福利原则，也类似国家社会主义。”另一位与会代表包惠僧则指出：“共产党与孙逸仙代表两个完全相反的阶级，两者之间是无法妥协的。因此对待孙逸仙应该与对待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厉害点，因为孙逸仙仅凭其煽动能力，根本拒绝群众于门外。”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对于孙逸仙的主义采取批评的态度，但对某些实际而进步的行动应加支持，惟不取党与党合作的方式。”[23]:97-98
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其依据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在广东省之外仍被视为“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等[26]。中共早期党员郑超麟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大多数党员都把国民党看作是“老朽不堪”；大家当时的认识是，加入国民党，就意味着共产党退化[27]。
国民党员弹劾中共案事发后，孙虽有压制，但并未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共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他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28]。1924年7月，陈独秀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判断说：“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不久之后，他还在另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建议：共产国际应提醒鲍罗廷，同孙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容易进入其圈套[29][21]。
然而，当孙在北京骤然逝世，鲍罗廷认为：这是清除国民党右派，由左派掌握权力的最好时机[28]。中共中央也下发通知，要求立即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公开征求党员，借机扩充左派数量，以便“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并争取在日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和右派竞争选举”[30]。中共开始构建孙的“左派”身份，重点宣传孙晚年某些较为左倾的言论，如针对1924年海关关余问题、沙面罢工事件和商团事件所发表的反帝宣言，以及北上过程中主张废除军阀制度的表态，将其塑造为坚定的“左派主义者”，以往对孙的诸多批评几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其斗争精神的高度赞颂。中共并与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争夺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宣称“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孙晚年发展的新三民主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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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孙与共产国际合作，将大本营迁回广州，对抗北洋政府。列强多不支持孙，孙仅获得苏联支持以因应情势。孙在改组中国国民党同时，实行“联俄容共”。孙接受临时协议，把中东铁路委由苏联管理，并准许苏联军队占领外蒙古[4]:326。与共产国际合作后，苏俄方面给予孙大量军火和银钱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孙创立党军北伐。孙派遣参谋长蒋率领代表团访苏，考察政治和军事，又聘用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协助改组中国国民党[9]:29-30。10月18日，孙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名义，委任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训练员[31]:160。12月29日，孙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到广州作孙顾问，以苏联共产党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6]。隔年，黄埔陆军军校成立。中国共产党方面日后单方宣称孙文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或苏联人所说三大政策）、这一历史阶段为第一次国共合作，而这与中国国民党人对“容共”政策理解并不一样：中国国民党人认为，孙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是真，但其至始至终只有一个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无所谓新旧。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孙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国共产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中国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亲共亲苏势力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
从春天起，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农民部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制订、推行中国国民党之农村政策：农民部当家是秘书彭湃，由中共农民委员会和鲍罗廷在幕后操控[4]:353。在廖仲恺倡仪下，5月1日大型庆祝会于广州筹开，孙在会中演讲，再度呼吁大家为民族解放奋斗，而把阶级斗争之主题摆到次要地位[4]:355。中共党员威胁拒绝统一战线即是与苏联绝裂，但孙不肯在鲍罗廷回来前解决争端[4]:349。几经急电催促，鲍罗廷在6月20日回到广州[4]:349。6月25日，鲍罗廷与温和派反对领袖会谈时，承认共产党的确构成“党（国民党）内有党”，但他暗示是取得苏援代价：“国民党已经死了、埋了……新成员，如具有团体精神共产党员，透过为老同志灌输竞争活力，昭示著新国民党诞生……国民党的中央组织仍然松散，命令也得不到全体党员遵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期待共产党放弃他们自己的组织。”[4]:349-350上海、北京同志函电涌至，抗议共产党干预、操纵，尤其是他们力促通过中苏条约之宣传；张继和汪精卫在广州公开发表反共演说，并发起要求驱逐危险盟友之请愿连署[4]:350。7月15日，沙面全体华工罢工[4]:356。
从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第一次汪蒋合为时仅半年[3]:21。1925年10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传部长职务，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常务会议通过，并请毛泽东即日到部任事[32]:137。10月7日，毛泽东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会议讨论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对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外文报刊和工农商学各界“知识之发达次第程序”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查，然后作出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决定请中央执委会通告各地，以后凡散发各种传单和出版各种报刊有关党义者，均要先交宣传部审查[32]:138。10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3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戴季陶7月擅自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调戴季陶来广州工作之提议[32]:138。10月16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14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3人起草编纂党史章程，提请中执委审定[32]:138-139。10月20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直接筹备召开之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黎樾廷、李谷珍3人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之起草工作[32]:139。10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会，以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身份，向参加大会之千人发表演说[32]:140。
1925年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执委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通电全国各级党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32]:141。同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会议推定毛泽东起草中央通告，将中国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广州召集四中全会之决议以及此项决议延缓执行之经过详情，告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通过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提出之《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反奉战争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而“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恶凶的帝国主义”；大纲提出，在宣传中要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及其政治派别的阴谋，以人民为主体，团结各方人物进行反奉战争；大纲认为，人民对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大纲要求各级党部宣传中国国民党对时局宣言之四项主张，尽快准备真正是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12月3日，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奉战争宣传之通告，要求对大纲进行猛力之宣传[32]:142-143。11月，毛泽东以宣传部名义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之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同意，并决定将上海交通局之工作交宣传部负责管理[32]:143。12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7次会议，就湖南政治研究会呈请开办短期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理事问题，作出决定：指派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泽东为该讲习班理事[32]:146-147。12月，毛泽东写信给中共韶山支部，并送农民协会简章，建议在原有农民协会之基础上，成立区农民协会；中共韶山支部根据毛泽东之建议，秘密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次年春公开，会员达11,700余人；北伐军经过湘潭时，韶山农民做很多支援军队之工作[32]:147。
1926年2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汪精卫提议，批准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会议决定继续开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范围扩大，面向全国，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林伯渠（主席）、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32]:155-156。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代理[32]:156。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开办政治讲习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参加讲习班的学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作革命工作，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32]:157本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讲授农民问题[3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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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孙联俄伊始，国民党“赤化”的风说便不胫而走；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更激起轩然大波。国民党上下为此展开辟谣，总而言之：国民党“以俄为师”，但绝不“俄国化”；国民党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绝不做共产主义者；国民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但绝不混同于共产党，并做好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的思想准备[33]。
香港是制造国民党“赤化”谣言的发源地。“那一般蛰居香港受敌党运动的流氓访员更闭门造车，悬空八只脚大造其谣言，……一片闭上眼睛的梦话，不绝的向上海打电”[34]。如上海《新闻报》1924年3月3日发自香港专电，竟造谣说：“2日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员到者90余人，由孙文主席，孙选定27人宣读，全场举手赞成，27委员中，除谢持、林森居正数人外，余均共产党。”[35]港沪两地反对国民党的报纸大量制造假新闻，“不曰‘国民党已变为共产党’，即曰‘共产党实为灵魂，国民党仅为皮壳’，不曰‘广州将于4月1日宣布实行共产’，即曰‘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均已加入共产党’”[36]。其结果是，“有许多人说这回国民党改组，已经变为共产党，同俄国的共产党一般，这个实在是过信谣传受人的利用”[37]；“惟自国民党改组之后，反对者造出谣言，诬为共产党之机关，局外人不察，亦多此种误会”[38]；港报登出广州4月1日实施共产的消息后，“港中富商颇生疑惑，而省中银业界及一般无识之企业家，受其蛊毒者，亦有其人”[39]。以致遭到国民党人批评：“归纳若辈之伎俩，终不外穿凿事实，颠倒因果，捕风捉影，肆意诋毁；归纳若辈造谣之焦点，要不外国民党变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主义变为共产主义而已。……以为一旦以一般人视为等于洪水猛兽之共产主义，加诸国民党，则国民党必外受列强之压迫，内遭国民之反对，而国民党危矣！”[36]
国民党领导人随即展开辟谣。1924年2月16日，汪精卫向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港报对于吾辈，造谣无所不至，其始则宣传国民党赤化，其计盖欲以间粤政府与各国之感情。实则国民党此次改组，丝毫不改其以前之政略。”[40]2月18日下午，廖仲恺对国闻社记者发表谈话：“外人谓国民党为俄国化，则请观此次改组之宣言及党纲，视英国劳动党[英国工党]所标榜者犹且温和，凡吾人平昔主张之……土地国有，且未列入，如此而谓为过激，固非吾人之所敢承也。”[41]3月中旬，胡汉民撰文，针对谣传所谓“国民党此次改组联合了俄罗斯，已经赤色化，变成波斯域。”(波斯域即布尔什维克的另一译音)指出：“这是一个有心中伤的话，以为俄国波斯域是许多国家所怕恨的，以前并且有极端咒咀波斯域的口调。……国民党改组是否就赤色化？和俄国波斯域是否一样？这全是事实问题，现在有宣言政纲明明白白摆着，我们也不用费笔墨来辩解。”[42]
2月26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亲自接见上海《民国日报》记者。记者问：“自国民党改组后，颇有人怀疑吾党已改趋于共产制度。”孙中山答曰：“苏维埃政府已为英意所承认，列强皆有继起承认之趋势，则吾国亦何独不可。且本党民生主义中之‘平均地权’意思已十分明了，实无再怀疑必要。”[43]2月27日，孙在大本营再次对该报记者说：“本党此次改组，宣言、党纲均极明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区别，我又在大会讲演时详细说明。本党与苏俄精神合一处，乃在同为(被)压迫民族奋斗，至主义并未变更，且苏俄现时亦非纯粹共产主义。本党同志无不服从党纲，敌党谣言不可信。”[44]3月2日发表的孙中山致海内外同志训词中说：“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45]3月25日，孙中山在同张作霖派来的代表杨大实的谈话中表示：“粤中实未施行共产”，“国民党共产、赤化，皆逆党造谣。请电雨亭弗可信。”[46]3月30日，他在和香港某电通社访员谈话中，更坚决否认有在粤试行共产政府之意[47]。
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了一篇近五千字的辟谣声明书，表示：“本党在历史上为谋结合全国人民以图革命之政党，凡愿集合在本党旗帜之下共同奋斗以求实现三民主义者，皆得加入本党，此乃本党素来所持之方针，为国人所共见者。……辛亥以前，不少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人士加入本党，而未尝有以国民党变为无政府党之说。近数年来，奉之张、皖之段、浙之卢，亦尝与本党合作，亦未尝闻有谬称本党为张党段党卢党者。……今乃因本党新同志中有一部分倾向共产主义之故，遂嚣嚣然谓本党变为共产党，其荒谬可笑，岂不显然可见。”最后指出，“顾有人疑本党改组后之主义与政纲，亦已变易，甚至谓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实行共产主义。……本党三民主义始终未尝移易，其内容之说明以此次宣言比较的更为恺切详尽，而谓其根本原则有所变更则谬也。”盖因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二者乃本党数十年未尝变易之主张，非由模仿任何国家之经济政策或任何外国所谓激烈派之学说而来也。……固非有所盲师任何先进国之成法，亦非有所取慕何种最新思想之虚声。至于如一般反对者妄加诋毁，无论其指本党为共产主义，抑或为资本主义，皆与本党主义毫不相关，与本党救国之本心两不相涉。”[48]
9月30日，前广州市长孙科接受记者采访，谈话称：“广州有一新闻通信员，以为吾人凡事皆经赤化，因向外报告谓吾人皆属赤党，国民党亦变化赤党。此殊未近乎事实，国民党仅有共产党数人为中国共产党分子，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乃属两事，前国民党于广州举行大会讨论改组，共产党员亦预焉，然其除于数问题与多数党员意见不同外，未尝违反国民党党纲及主义。共产党在俄国，吾人并不以为其系成功，亦不认共产党之主义在现在即可施诸中国。”[49]
孙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控制中国国民党诸多重要职务，引起中国国民党内激烈政治分歧，造成宁汉分裂。在蒋率领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前，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公使团同意，派遣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共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50]，证实苏联全面指挥颠覆合法的北洋当局的暴力、排外运动。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粗暴北洋政府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称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51]。
武汉亲共派首领汪精卫在偶然获得共产国际关于在颠覆中国政府的策略文件后，也开始和平分共。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广州、南昌等地组织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进入农村地区发展，推动反国民党政府与土地革命的活动。中国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到此暂停。
后来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52]
吕芳上认为：“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与1905年同盟会以来的革命理论，实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张，确不曾因采取联俄容共政策而有改变。一个平等和谐的国际关系，一种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着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义社会，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政治目标。他弃绝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阶级斗争，也从未主张废止私有财产制度。”[53]:508-509
高华认为：“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因此，孙中山虽明确规定，一俟北伐结束，国家即进入国民党统领一切的训政阶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只维持六年，‘保养’、‘教育’民众的目的是‘要待主人成年之后还之政也’。一经地方自治完成，执政党将还政于民，举行国民大会，进行自由选举，国家最后进入民主宪政的阶段。”[54]:22
吴相湘认为，孙中山虽然发表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等言论，但每次讲话的场合，都是为息止联俄容共以后党内的国共之争。[55]:1679且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事实上存在区别，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民生主义不反对私有制，仅反对垄断造成的贫富悬殊。[55]:1679孙中山在未发表的三民主义讲稿修订本中，将“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改为“民生主义就是用来替代社会主义，又是用来包括社会主义中一切问题的”，表明孙以为民生主义比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更为进步，而不是与其相同的。[55]:1650
杨天石认为，孙中山批判资本主义，但不视其为必须被消灭的对象，也不视其与社会主义无法相容，反而主张调和两者，把两者相互借鉴。孙中山尽管说过俄国革命与三民主义“暗中相合”，但孙所指的是“新经济政策”，而非共产主义。孙中山曾表示：“俄国政府两年前实行的政策，其原则与方针与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新经济政策，其主要点与应在中国实行的我的《建国方略》如出一辙。”孙中山发现，资本主义有自我调节、发展的功能，有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民生主义是有鉴于此的改良主义。[56]
杨奎松认为：“孙中山从来相信只有他的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张，其他一切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凡有符合三民主义内容的地方，都可概括于三民主义之内。其虽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的说法，却并不等于他相信二者毫无差别，否则他也就不必坚持要越飞公开声明承认‘共产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了。他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很快就全面阐述了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其中详细说明了二者的区别。从中可以了解，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多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说法，其基本理念却并未改变。”“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赞同阶级斗争，也不赞成社会革命。不仅如此，他显然想要让中国的马克思党徒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其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社会进化问题，尤其错误。不仅在欧美不适用，在俄国不成功，马上拿来解决中国问题，就更是南辕北辙了。中国距离欧美的发展水平几乎是天上地下，即使与俄国相比也差得甚远。俄国革命后都因经济程度太低而不得不转而改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又怎么能够照马克思的方法来进行呢？中国的病症根本上是一个穷字，故解决中国的问题，首重发展实业。他虽然也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那只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与共产党人主张夺取人民已有财产来实行共产或收归国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而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相异趣。其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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