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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自1917年8月通过《对德宣战案》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扩大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促进了中国工业，改善了出口贸易，“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及重要转折点”[1]。战争后大日本帝国占领德意志帝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使中华民国丧失青岛港的主权，引发了中国学生运动、中国反日情绪以及中国民族主义，造成了五四运动，部分知识分子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派赴欧洲的中国劳工旅则带回了劳工运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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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段祺瑞掌权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几经拉锯终于通过《对德宣战案》，期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租界[2]:374。中华民国派遣中国劳工旅，在英属香港中转到西欧，在公路、铁路、矿山、农田、森林、兵工厂、弹药库和兵营工作[3]:43，14万华工中，因在赴欧途中受德国潜艇攻击，或死于欧洲，约有5千人捐躯[4]:47。战争期间，俄国从中国招聘了约16万以上的劳工，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待遇艰苦[5]:461, 471，据报有7千人在前线死于德军手下[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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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在中华民国的势力均势瓦解，日本利用列强无暇他顾之际，欲纳中华民国为其势力范围[4]:44，巩固其在东亚地区的利益。1914年9月，日本向德国宣战，封锁了德国租借地境内的青岛，计划从后方进攻德军炮台，要派军通过中华民国领土[7]:107-108，并承诺日后将把胶州湾交还中华民国[8]:189。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宣布中立，并禁止两军在中国领土交战，但在日本威胁下，承认山东东部为交战区。日本派军27,000名[9]:167，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但没有集中兵力攻打胶州湾炮台，反而占领潍县，并西进占领至济南的山东铁路全线，随后占领青岛。德国投降以后，日军仍驻扎于铁路沿线。这时中华民国孤立无援，英国、俄国都默许日本的入侵，美国即使同情中华民国，也不愿与日本对立[7]:108-109。
一战使中华民国一度丧失山东的权益，形成山东问题。1915年1月18日，日本呈交《二十一条》要求给袁世凯，保证如袁接受，日本将控制在日的中国革命党人[7]:109。《二十一条》第1号，就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经过长期磋商，美国随后介入反对，袁世凯坚决拒绝《二十一条》中第5号，5月4日谈判破裂，日本继而放弃第5号各条，于5月7日向中华民国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若不接受即开战。当时在南满与山东日军共有6万名，袁世凯自知并不具备对日开战的力量[9]:168, 170，5月9日终于接受。1917年1月，英国请求日本海军到大西洋助战，日本则要求英国支持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以及占有赤道以北的德国领地。日本向俄国、法国和意大利亦提出同样要求，四国都秘密承诺，日后在和会支持日本的要求[7]:110, 114。战后巴黎和会上，列强决定把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原先享有的一切权益，完全转让日本，中华民国代表团力争无效[8]:164, 168。直至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把胶州湾地区还与中华民国、将胶济铁路全部移交中华民国，并从山东撤出所有军队，中日方才解决山东问题[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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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入侵山东后，东南亚华侨开始抵制日货，其后波及全国。在日中国留学生提出抗议，全体回国，国内发起筹款运动，准备对日作战[9]:171。《二十一条》前4号日本要求控制山东、满洲、内蒙、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而最苛刻的第5号，要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和治安方面雇用日本顾问，而且至少一半军火要向日本购买[10]:496，暴露出日本的侵略野心[11]:432；反对声音全国可闻，群情激愤，几乎所有报纸都强烈抗日，29省都督向中央呼吁拒绝《二十一条》。1915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反日集会，参加者数万人，开始抵制日货；抵制运动并传播到长江沿岸和北方其他城市，上海、北京、杭州、长沙、广州都成立了抵制运动的组织，使日本对华贸易遭受空前损失。5月7日和9日成为国耻纪念日，“勿忘国耻”的标语触目可见，贴于墙上，附于商标或印在信纸信封[3]:24, 26-27，各地举行不忘“民族耻辱”的示威和集会。部分知识分子原本立志参考日本模式推行改革，从此却与日本决裂[9]:170-171。
一战引发中华民国人强烈的爱国与民族主义情绪，启动了对中国政治史和中国学生运动史都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12]:92。《二十一条》激发的屈辱感，使年轻人开始严肃思考民族存亡的问题，甚至思考传统文明应否作根本彻底的改革[3]:7, 27。1919年，巴黎和会决定依照战时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秘密协议，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这决定被中方视为公然违背了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的威尔逊原则[3]:147。5月4日，北京12所学校3千多个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反对凡尔赛条约，抗议北洋政府1918年与日本秘密勾结，允许日本继续占据山东。示威者袭击亲日官员，烧毁内阁次长的住宅，要打倒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被指责为“卖国贼”的官员[3]:147。北洋政府逮捕了数百名学生，唤起全国性的爱国运动，200多个地区爆发学生运动，上海商人罢市一星期，约40家工厂工人罢工。这是中国民族主义新的表达方式[11]:432；结果中华民国代表拒绝了对德和约。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思想革命的催化剂，部分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10]:506。许多知识分子投身于文化改革，寄望以新文化运动挽救中国[3]:267，主张解放旧思想、旧道德、旧价值和肯定人权，采用白话文和创作新文学。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10]:512。民族主义和文化改革，此后共同把中国带往新方向[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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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之后，“民族自决”的精神席卷了全球，直接巩固了中国民族主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倡政治理想主义，主张废止秘密外交，保障小国政治独立，民族自决，吸引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增强了中国人的希望[3]:11。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十四点和平原则，使许多人相信世界民主终于来临[10]:504，寄望战后列强会有公正裁决。当列强在巴黎和会上重新确立其殖民政策时，中国大失所望，使民族主义空前高涨[3]:114, 11。激进知识分子日益痛恨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华民国的侵害，不再信奉英、美模式的民主体制，加速转向马克思主义[11]:550-551。
一战导致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失望，战后部分欧洲知识分子持悲观情绪，认为战争是物质和科学文明的结果[3]:449。战争的残暴与巨大伤亡，呈现西方“文明”与“野蛮”共存的现象，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由敬畏转为怀疑，由乐观转为悲观，有“西洋文明破产”之说[12]:92, 140，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弱点。战前中国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再是思想主流[11]:546-547，梁启超首先质疑“科学万能”的梦想，张君劢则指出西方文明在战后已受西方人怀疑，中国应珍惜自己的精神文明，引起知识分子间的“科玄论战”[3]:455,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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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一度增强了段祺瑞掌权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实力。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得到列国确认后，鼓励中华民国参战，并以西原借款利诱总理段祺瑞。1917年8月14日，中华民国通过《对德宣战案》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决定经济援助段祺瑞，同时禁止向南方国民党提供任何货款、武器或援助。1917年－1918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供八笔贷款，总数约14,500万日元，约合7,250万美元[7]:115；贷款段祺瑞都用作扩充军备[9]:182。段祺瑞亦巩固了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中的势力，其参谋徐树铮成立安福俱乐部，实力强大，收买了许多国会议员，占据许多部门要职[3]:98。日本虽然在财政上增强段祺瑞，但其政权1920年即被推翻[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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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促使列强长期以来在中国维持的势力均衡濒于瓦解，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以及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提供有利的国际条件[1]，中华民国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中华民国通过《对德宣战案》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收复自鸦片战争以来失去的国家主权，废除与德、奥两国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两国在中国的租界，并终止支付德、奥庚子赔款，取消两国治外法权。中国战后跻身巴黎和会，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4]:46，签订与奥地利条约，自动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10]:506。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条约，敢于向西方旧世界说“不”，开创了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向列强抗争，维护中国主权的先例[8]:197, 199。驻美公使顾维钧成为起草国际联盟宪章的十五人委员会成员之一。中德两国1921年订立《中德协约》，则是近代中国与欧洲大国签订的第一份界定双边关系的平等条约[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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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促进了中国劳工运动。赴欧一战华工中有近3万人是受过教育的，他们在欧洲组织工会，成立许多劳工组织，如工会、劳工社、储蓄会、读书会、自治会等等，谋求改善福利[3]:43-44，得到基督教青年会和晏阳初等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教育[2]:377，举行过20多次罢工。赴欧参战的中国劳工旅受过工会组织洗礼，开始着重工人生活水平，回国后带回劳工运动的经验，组织和领导新工会，推动以后上海的工潮，五四运动期间协助上海工会的组织[3]:45-46[13]:186。在战争期间新兴的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也促进了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1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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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企业趁着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振兴了经济的发展。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列强以特权在中国倾销其工业产品，中国工业没有什么扩张机会[3]:8。一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军火生产，加上运输车船短缺，减少对中国的出口，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十分少，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大好时机。在一战及战后几年，华资工业有显著增长：1913年有698家工厂，资本3亿3千万元，工人27万名；到1920年，工厂增至1,759家，资本5亿，工人55万多名[11]:47-48。为填补进口商品的不足，纺织、面粉、丝绸、火柴、水泥、烟草等华资工厂开始繁荣起来[10]:495，烟草、面粉和纺织业的增长率，在1914－1920年分别达到37%、23%及17%，工业生产以年平均15%的速度高速增长[14]:371，发展显著，可说是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3]:8。来自欧美的进口机布因战争而锐减，1918年英国棉坯布出口中国减至战前的25%，日本棉布出口中国也因反《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而未能增长。结果中国的棉坯布进口量，在1916年减至1913的约60%，减少了800万匹。中国的织布业与纺织业都得以发展和成长，在低支纱（粗纱）领域增长尤其显著，市场地位超越了日本纱[14]:122, 233。但战时中国很难从欧洲获得机械设备，工业发展仍然有限。金融业方面，一战时中国资金减少来自国外的投资，中国银行业开始蓬勃发展，1918－1919年就建立了96家新银行[11]:798, 801。
一战导致中国出口有所增长，战争提高了欧洲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战后重建也需要更多原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落后的社会制度和政策被淘汰，促进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棉纱行业一些数据的变化很好地证明了中国打破传统的经济模式，通过吸收外资来改善经济。在上海，1919年的出口值比前一年提高30%，外贸总值从1918年10.4亿，上升到1923年16.7亿[11]:798-799。由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中国的贸易收支得到改善，一战前1913年入超曾达2.1亿两，到1919年，由于出口激增，收支差距缩至1,600万两[14]:190。一战华工每人每月平均向中国汇款约20法郎，有助于中国的国计民生；华工受过训练，视野较开阔，战后回国，将简单的工业常识传布于国内，并促进中国的工业化[13]: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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