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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旅（英语：Chinese Labour Corps, CLC；法语：Corps de travailleurs chinois），又译中国工兵军团，即所谓一战华工，狭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华民国向英军输出的后勤（非作战性质）工兵，也泛指为协约国效命的所有华裔劳工，主要负责搬运货物、挖掘战壕等作业提供劳力。协约国所雇之华工约共有14-15万人[1]，其中约10万人隶属英军中国劳工旅、4万人则归法军指挥，另有数百名学生作为翻译[2]。劳工招募始于1916年，最初是由英法政府在中国通过半官方途径招募而来，并经英属香港中转；在1917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通过《对德宣战案》后，便由中华民国劳工部统筹。招募的士兵经一战结束后，其成员便被陆续送回中国，遣送工作从1918年12月开始，直到1920年9月才彻底完成[3]。
一战期间，西线惨烈的战斗使得交战国都曾经历过兵员不足的情况。为了能够腾出更多的士兵送往前线战斗，英法两国都曾在殖民地和中立国家招募劳工代替一般的士兵进行诸如搬运、修路、挖掘等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截止一战结束，除了中国，英法两国总计还从各殖民地以及印度、埃及和南非招募了大约441000名劳工[4]。中国方面也很愿意为英法提供劳工，因非战斗人员所承受的伤亡风险及费用开销远比正规军队为低，派遣劳工亦能在战后谈判中赢得一定国际地位。
1915年6月，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心腹梁士诒向英国提议华工计划，英国拒绝。梁士诒转而与法国接洽，当时法国人力资源缺乏，亦考虑利用华工，接受提议[5]:54。同年11月，法国陆军部正式决定实施招募华工计划，其后任命退役少校陶履德（法语原名Georges Truptil）为代表，组织陶履德招工团到中国招募工人。梁士诒则成立惠民公司，承办招募事谊，与陶履德招工团在1916年5月14日签约[5]:55。
1916年5月14日，法国方面与中国签订了关于雇佣5万名劳工的合同。经过了简单的军事训练后，第一批劳工于6月在天津登船，前往法国马赛。当第一批中国劳工到达法国马赛港的时候，法国《Excelsior》日报在1916年8月22号的头版新闻上这样描述：“这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招来法国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们国家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报告结果认为绝大部分的华工身体健壮，这对我们国家继续在那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6]”英国战时内阁在1916年批准征募中国劳工，并将劳工部队正式命名为“Chinese Labour Corps”，即中国劳工旅[7]。1916年10月31日，英国方面在英属威海卫设立招募办事处，由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8年的前铁路工程师——托马斯·J·伯恩负责[8]:27。
英军中国劳工旅的两名指挥官是布莱恩·查尔斯·费尔法克斯上校和R·L·普尔东上校，二人都曾在义和团起义时服役于英军威海卫团。中国劳工们则主要来自山东省[9]，也有部分来自辽宁、吉林、江苏、湖北、湖南、安徽和甘肃等地[7] 。第一批英军中国劳工旅的1088名人员于1917年1月18日从威海卫启航前往法国[10]，经香港中转，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最后抵达马赛港[11]。
至1917年底，中国劳工旅已有5万4千名劳工在法国和比利时为英军工作，到1918年11月一战结束时则增长到了9万6千人。法国原本计划征召5万人，但最后只得到了4万名中国劳工，其中1万人后来转调到美国。英军招募的劳工主要负责为前线部队提供各种低技术含量的支持，包括搬运货物、建造营房、挖掘战壕、装填沙袋、铺设铁路、修建公路等，但是也有部分劳工进行了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比如修理军用车辆，维护火炮等武器[12][13]。另一部分劳工则被需要劳动力的企业公司招收，例如施奈德公司和雷诺公司，还有的被推荐至港口管理部门[6]。一战停火半年后，中国劳工旅仍保留有8万名工人，继续担负清理战场的任务，诸如填埋弹坑、挖掘哑弹、收卷铁丝网、掩埋尸体等[12]。
劳工旅的司令部位于皮卡第的滨海努瓦耶尔，该地还专门为中国劳工设有医院和临时拘留所。在滨海布洛涅、加莱和敦克尔克等法国北部城市都设有中国劳工的营房。工人们住在由士兵守卫的营房里，每500人组成一支劳工队，其中25人是承担管理职责的英国官员。中国劳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逢中国传统节日放假。他们每日两餐，其中包括中国食物[12]。劳工虽然不属于正规军队，但是依然受军法军纪约束，平日也要穿着工作制服，与平民区别。劳工制服十分简陋，除了工号并没有任何身份标识。
大部分华工终战后都分批逐步归乡，仅有五至七千人留在了法国并融入成为了法国华侨社区的一部分[14]。2002年3月5日，最后一位在世的法国一战华工朱桂生于法国西部拉罗谢尔辞世[15]。
种族歧视在二十世纪一直是一大社会问题，在欧洲的中国劳工难免也受到了不公的待遇。这些华工多被直接当做苦力使用。华工的工资一般在每日1至3法郎，低于英军收入最低等级的士兵。报酬部分发给劳工本人，其余直接寄给家人。随行翻译的报酬和用餐标准比普通劳工相对较高[12]。除此之外中国劳工还被告知不得使用英军士兵的厕所，平日也很少能有机会离开营房当地居民交往。曾有计划将劳工派往英国本土工作，也因为英国工会的极力反对而无果而终。
华工与其他国家的工人时起冲突，与黑人尤其不和，时生械斗，安南人则与华工齐心对抗黑人。法国人对华工开始时心存猜疑，认为他们是文盲，抽鸦片与酗酒，带来霍乱和瘟疫[16]:144-145。华工与法国人也有不少冲突，往往起于华工受法国人的侮辱，华工集体持掍携石抵抗，或全体罢工[16]:146-147。法国军方下令华工凡未持通行证者，不得离开住所；法国北部有不少居民向官方投诉华工，要求把他们调走[16]:148。由于普遍缺少娱乐活动，赌博便开始盛行，甚至因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英国政府的安排下，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志愿者进驻劳工旅，传教同时也负责主持工人们的福利及教育工作，颇受欢迎[12]。
劳工旅并不负责战斗，所以被卷入战斗而死的人数不多。根据英国和法国征募人员的记录，中国劳工旅死亡人数约二千人，大部分死于1918到1919年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2]。不幸逝世的中国劳工在法国北部与比利时的大约40处公墓共有2000座墓碑。最大的一处中国工兵公墓位于法国滨海努瓦耶尔，墓地有两座中国赠送的石狮守护，共有842座为中国劳工设立的墓碑。这些墓碑上都刻有中文墓志铭，以“流芳百世”、“至死忠诚”、“勇往直前”和“虽死犹生”字样最为普遍[9]。
亦有港籍华工是经由英属香港政府直接招募，一共有384名香港华工在为协约国担任后勤人员时死亡，他们包括工匠、管工（foreman）、厨师以及翻译人员，其中皇家工兵死者239人、华人搬运队（Chinese Porter Corps）55人、港口行政及河道保护处（Port Administration and River Conservancy Department）33人、印度陆军后勤工程队27人、皇家印度海军（Royal Indian Marine）14人、印度铁路部13人、印军劳工队（Indian Labour Corps）3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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