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铁冠道人[1]。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礼部郎中、户部侍郎、兵部尚书。南宋理学方炽时，加赐谥号文忠，复追赠太师。有《东坡先生大全集》及《东坡乐府》词集传世，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编有《苏文忠公全集》。
其散文、诗、词、赋均有成就，且善书法和绘画，是文学艺术史上的通才，也是公认韵文散文造诣皆杰出的大家。苏轼的散文为唐宋四家（韩柳欧苏）之末，与唐代的古文运动发起者韩愈并称为“韩潮苏海”，也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更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苏轼之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2]，又与陆游并称“苏陆”[3]；其词“以诗入词”，首开词坛“豪放”一派，振作了晚唐、五代以来绮靡的西昆体余风。后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惟苏轼故作豪放，其实清朗；其赋亦颇有名气，最知名者为贬谪期间借题发挥写的前后《赤壁赋》。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现其文命题之考试，故当时学者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嚼菜羹”。艺术方面，书法名列“苏、黄、米、蔡[4]”等北宋四大书法家（宋四家）之首；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并在题画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虽赞同政治应该改革，但反对操之过急的政策以及王安石任用的接手者吕惠卿，因此招来新党爪牙李定横加陷害；后来又因苏轼反对包括元祐更化尽废新法等保守作为，接连受到以司马光、程颐为首的旧党斥退，终生当不了宰相。由于苏轼在新旧党争中两边不讨好导致仕途失意，被侍妾王朝云戏称为“一肚皮不合时宜”。[5]在元祐更化时一度官至兵部尚书；绍圣年间因新党的章惇为相，又加贬谪至儋州（海南岛）；徽宗即位，遇赦北归时病卒于常州。墓在河南郏县。
生平
祖父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父苏洵，母程氏。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乙卯时，苏轼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6]。其父亲将他命名“轼”，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7]。苏轼有一个弟弟苏辙，小他两岁（1039年出生），两兄弟从小到大一起读书游玩，后来也同一年中进士。
苏轼年幼时父亲出游在外，母亲将其养大，并教他读书，曾令其以范滂为榜样[8]。苏轼生性放达，好交友[9]。和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
苏洵修编族谱，自称是初唐相国苏味道后裔[10]。然而苏洵自己也承认苏味道的后人与自己的高祖之间世系不可考证，苏洵的高祖才是信史的上限。苏洵的寻根方法，在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柳立言认为苏洵修撰族谱编写世系，将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宰相苏味道当做自己家族的始迁祖，是看中苏味道的知名度，苏洵编订族谱的目的是不问亲疏，团结苏姓人士，争取共享政治和社会资源，以虚构始祖来联宗[11]。
庆历二年（1042年），苏轼入小学，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当时居住在眉州一处叫纱縠行的地方。三年，苏轼入乡校，以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为榜样、楷模。
庆历五年，父亲苏洵因公在外，他的教育都由母亲程夫人负责。
至和元年（1056年），娶妻王氏，为青神人王方之女。二年，前往成都游览，拜访了张方平。[12]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才20岁，与弟弟苏辙一同进京参加会考，之后两人皆中进士。当时苏轼在礼部论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且将该文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而欧阳修亦十分赞赏，原本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而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之后在殿试中乙科。[13]同年四月，苏轼母亲程氏去世，他不得不按礼法丁忧回乡。[12]
嘉佑四年（1059年），服丧完后的苏轼跟随父亲苏洵与弟弟苏辙一起沿着长江下溯，前往荆楚之地。有《南行集》。五年，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但苏轼并未就任。
嘉佑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位列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第三等。当时韩琦说：“今岁制科，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授大理评事，除签书凤翔判官。十一月十九日，与苏辙在郑州西门外告别，当年十二月到任。当时凤翔府主政者陈希亮，与苏轼个人关系极差，两人互相看不起，但却与希亮四子陈慥相得甚欢。
治平二年（1065年），罢任凤翔签判，还朝直史馆。[12]
治平三年（1066年），父苏洵过世，苏轼回蜀守丧，英宗怜之，同意以官船载运苏轼一家。
熙宁二年（1069年），服阕（守丧完毕）任判官诰院兼祠部员外郎，反对王安石变法中对科举制度的改动，王安石于是屡次在神宗面前诋毁苏轼，司马光、范镇举荐苏轼作谏官，王安石力反之，神宗想让苏轼写起居注，王安石向神宗进言，说苏轼在回家守丧时，乘机贩运苏木（一种染料），最后神宗放弃这个任命。
熙宁三年，因为苏轼一直反对王安石，王安石门下的御史谢景温又诬陷苏轼贩卖私盐，范镇极辩苏轼贩盐之诬，并愿意退休负责。
熙宁三年（1070年），苏轼担任当年度进士科举的主考官，苏轼本欲拟上官均为第一名，但因其策论诋毁王安石变法，而被吕惠卿改为第二。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迁太常博士摄开封推官，因不堪新党的迫害，求外职，神宗本欲予以知州，但王安石只愿予之颍州通判，神宗最后折衷，让苏轼担任相对较好的杭州通判。起先在熙宁三年，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弹劾苏轼居丧往返途中顺道做买卖生意，但查无实证。滞留京城至熙宁四年夏末，神宗批示“改通判杭州”，遂经由陈州赴杭，十一月到任。神宗当时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卿误识之。”司马光则不以为然，为苏轼做了辩解，而苏轼本人则迫于压力，并没有对此处置发表任何意见。初到杭州时，前任刺史沈立尚未卸任，于是苏轼便受命监考，得闲二十余日，其间亦多有唱酬。
熙宁五年，陈尧佐之子陈襄接任杭州刺史。苏轼被派往湖州勘察堤坝情况，期间与湖州太守孙觉相遇并作诗。[12]
熙宁六年（1073年）正月二十七日及八月，两度游览云泉山风水洞，作诗并留下题名，题名今存。冬，苏轼沿运河往返于常州、润州、苏州、秀州之间，赈济灾民。官职不变。至熙宁七年夏回到杭州。过了几个月接到诏命前往密州，九月二十日告别杭州道友，十月启程。
熙宁八年除夕，苏轼在润州度过。
熙宁十年受命知河中府，后改知徐州。二月与其弟苏辙会面，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是年七月七日，黄河决口，水困徐州，苏轼参加救灾。
元丰元年，改筑徐州外小城，立东门黄楼。苏轼作《黄楼赋》。[12]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移知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七月，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谏议大夫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上疏弹劾苏轼，说他谤讪朝政、愚弄朝廷、妄尊自大云云。二十八日，朝廷派遣中使皇甫遵至湖州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下狱。十一月三十日结案。此次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几死，并写文章向朝廷诀别，苏辙、张方平、章惇、吴充、王安石、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等人出面力挽，尤其太皇太后曹氏劝谏，神宗动心，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由御史台专人押送前往。苏辙也因为其兄求情而遭贬为监筠州盐酒务。司马光、黄庭坚、乃至王安石之弟王安上皆罚铜二十斤。苏轼在黄州“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14]，与张怀民交游，也结交禅门人士，当时佛印担任庐山归宗寺住持，与苏轼时有往来[15]。有〈戏答佛印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禅床。”
元丰四年，朋友马正卿为苏轼请到了黄州营地以东一块地，苏轼躬耕其中，命名为“东坡”，复于元丰五年营造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先后两次游览了黄州附近的赤壁，《前赤壁赋》写于首次游览黄州赤壁时。十月，作《后赤壁赋》。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迁汝州团练副使，四月六日离开黄州，将雪堂留给当地人潘邠老，赴任汝州团练。途经江州，游庐山、石钟山，作《题西林壁》、《石钟山记》。经过筠州，留苏辙处十日。七月过金陵访王安石，与叶志远唱和诗，八月上旬应真州知州袁陟之邀，住真州州学20多天，九月初离开[16]。苏轼在楞伽庵写经、品茶、题名“慧日泉”[17]。
苏轼于泗州度过除夕，因没有继续旅行的盘缠而上书请求允许在常州宜兴县居住，获得允许。八月十七日，得命知登州，到任才五天，苏轼又被召为礼部郎官，上京后半月，除起居舍人，入侍延和殿。[12]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苏轼则嘲笑程颐说：“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两人因此结怨[18]。
元祐二年，除翰林侍读。苏轼与程颐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两人党徒互相攻讦。十一月，拜户部侍郎。三年，苏轼以翰林学士知贡举，负责取士。苏轼改革了宋代取士的特奏名制度，当时但凡是礼部特别上奏的都滥赐出身，苏轼和孔文仲以为不可，遂上《论特奏名人恩泽太滥札子》。此后朝廷接纳其建议，设置了特奏名进士、诸科取士的限额及品阶。[19]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出知杭州，与执政恩例（同副相待遇）。到杭州之日，上表云：“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
元祐五年（1090），苏轼听取钱塘县尉许敦仁的建议开拓西湖，取淤泥作堤坝，在其上筑桥，是为苏堤。五月，拜御史中丞。
元祐六年三月九日，罢杭州，召还朝，除翰林承旨，入侍迩英殿。八月，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然而苏轼还朝后被贾易等人借故弹劾，此事件即蜀洛党争，之后苏轼出知颍州。苏轼曾道贾易为程颐之死党，因此“怨臣兄弟最深”、“易在必报”，吕陶亦曾指出此段关系。由于宰相吕大防、刘挚和高太后都觉得贾易言过其实，“排击人太深，须与责降”。为了平息党争，高太后采用吕大防的建议，将苏轼与贾易都外放为地方官。
元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移知扬州。九月召还朝，以兵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至十一月，又除端明殿学士兼侍读。
元祐八年，言官黄庆基、董敦逸弹劾苏轼。八九月间，苏轼出知定州。[12]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安焘执政，苏轼遭来之邵弹劾，遂被哲宗贬谪至惠州，十月三日，到贬所，住在僧舍中。
绍圣二年三月，迁居合江亭。
绍圣三年，惠州修新桥，苏轼典卖了自己的腰带以资助建设。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十四日，营建白鹤峰新居。五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至四月十七日，苏轼接到命令，遂贬儋州。沿途路经梁金山南麓，在此宿一晚后上渡船。当时苏辙也被贬谪至雷州，两兄弟恰好相遇于藤州，便同行前往雷州半岛。六月十一日，苏轼告别弟弟，出航渡海。七月十三日，到儋州。初到时无地可住，苏轼就在官舍暂住。不久，当地人为他建了三间房屋，苏轼将其命名为桄榔庵。[12]
元符元年，苏轼在儋州，游天庆观。吴子野来访。蔡京派遣吕升卿、董必等去岭南谋害苏轼兄弟，曾布向皇帝进言不可，救两人免于大难。
元符二年，琼州进士姜唐佐来到苏轼处学习。
元符三年（1100年），徙贬所于廉州，随即又任舒州节度副使、永州居住。过广州、清远，到英州时，赐提举成都府玉局观，任便居住在外军州（即随意选择偏远州郡居住）。[12]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四月下诏让苏轼北还。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获赦北归行经南安军。正月到虔州，五月，第三次到真州。夏天因冷饮过度，下痢不止，又误服黄芪，结果病情恶化，“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由米芾安排住东园休养，又送麦门冬[20]。七月二十八日于常州孙氏馆病卒[21]，享年六十四岁。由弟苏辙归葬于郏县小峨眉山（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南宋孝宗追赠谥号“文忠”。
苏轼疲于应付新旧党争，遇事“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22]，苏轼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变法作为，也不同意旧党司马光尽废新法的守旧之举[23]。尽管新党一直称苏轼为旧党而借故追究，但实际上苏轼亦和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时有冲突，导致他在新旧两党之间均受排斥，仕途坎坷，时常远贬外方。不过他在各地居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政绩颇善，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
性格
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24]，好品茗[25]，亦雅好游山林[26]，黄庭坚称他“真神仙中人”[27]。
风格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曾自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28]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29]
黄州词，是苏词的奇观；黄州文，则是苏文的高峰；《赤壁赋》是其高峰之巅。黄庭坚曾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30]。陈岩肖说：“坡为人慷慨疾恶，亦时见于诗，有古人规讽体”[31]。陈师道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32]。
苏轼工诗，与黄庭坚合称“苏黄”。现存约二千七百多首[33]，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对后人影响最大的也是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表现出宋诗重理趣，好议论的特征。〈饮湖上初晴后雨〉写西湖之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元丰四年暮春三月，东坡写下〈黄州寒食诗帖〉。此帖为两首五言古风，诗句沉郁苍劲，低回长叹，极富感染力。其书法不拘小节，字形章法布局俱佳，颇有右军遗意，唯用笔失之草率，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二十世纪末更被誉为〈兰亭序〉、〈祭侄帖〉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此帖后题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朱弁《曲洧旧闻》：“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鲁直亦瞠乎其后矣。”
白称诗仙，古体绝伦；杜诗律圣，拓宇七言；东坡晚出，各体皆能，无题不作，比配诗神。
现存三百四十多首[34]《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传诵甚广。
苏轼扩大词的内容，抒情写景、说理怀古、感事等题材，无一不可入词。苏轼提高词的意境，扩大和开拓词境，提高格调，豪放词以外，也有清旷飘逸、空灵隽永、以至缠绵妩媚之作。
苏轼词风豪放（王国维曰“东坡之词旷”），将词“诗化”，笔力雄健，个性鲜明，展现出作者旷达、爽朗的个性，多豪情壮语，意气昂扬，感情奔放，想像丰富奇特。
体裁和音律上，苏轼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的生命。苏词作品往往有序，阐明词的内容，或作词的原委、时间、地点，事实分明。
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幕下士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35]
苏轼的词风被归类在“豪放派”，所以与周邦彦的“格律派”大相径庭。南宋时知名的词人辛弃疾也是豪放派的词人，后世将苏东坡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
苏轼晚年用笔沉着，早期书法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36]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不拘小节，率意为之，二十世纪末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
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江上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存世画迹有〈枯木怪石图（木石图）〉、〈潇湘竹石图〉等。
著作
苏轼现存于世的文学著作共有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以及大量散文作品。
诗文有《东坡七集》《东坡集》《东坡词》等。
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
画迹有〈枯木怪石图〉[38]、〈潇湘竹石图〉等。
题画作品有〈净因院画记〉、〈提憩寂图诗〉等。
因南宋皇帝宋高宗、宋孝宗等对其人其作的推崇，有宋一朝整理出版了《苏文忠公诗合注》《苏文忠公全集》等多部集作。《苏文忠公全集》又称《东坡全集》，传世的，至今所见，可分两大类。一类为分集编订，号称东坡七集本，亦标东坡全集，即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和陶诗四卷，应诏集十卷，其出自苏轼原本原目，后人稍加增益，为之善本，风行海内；一类为分类合编，号称东坡大全集，《四库提要辨证》云：“分类合编者，疑即始于居世英本，宋时所谓大全集者类用此例，”又云：“宋时所刊大全集者，乃麻沙书坊所刻。”[39]
家庭
祖父：
父亲：
母亲：
兄弟姐妹：
苏洵与程氏共生有三男三女，然长子景先与三名女儿皆卒于程氏去世之前[41][42]。虽然传说的“苏小妹三难新郎”故事中，苏东坡有个嫁与秦观的妹妹，但根据考证，苏东坡笔记著作中从未曾提到有妹妹，而且秦观在二十九岁并且已经娶妻之后，才初遇苏东坡，苏小妹应为虚构人物。[43]
- 苏景先，早卒
- 苏氏，苏轼长姊，早卒
- 苏氏，苏轼次姊，早卒
- 苏八娘（1035年—1052年），苏轼三姊，十六岁嫁舅父程濬之子程之才，两年后被夫家虐待至死[44][45]。清朝袁枚《随园诗话》误作苏轼之妹[46]。
- 苏辙（1039年—1112年），苏轼之弟，唐宋八大家之一。
妻妾：
- 王弗（1039年—1065年），苏轼之妻，十六岁时与年方十九的苏轼成婚，婚后二人恩爱甜蜜。结婚十一年（1050年—1061年）因病逝世，得年二十七。苏轼四十岁时曾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念亡妻。
- 王闰之（1048年—1093年），苏轼之妻，王弗的堂妹，比苏轼小12岁，在堂姐王弗逝去三年后嫁给苏轼，在苏轼58岁时逝世，享年四十六。
- 王朝云（1063年—1096年），苏轼之妾，原为歌妓。三十八岁时的苏轼赎十二岁的朝云，后收为侍妾。陪伴苏轼度过仕途不顺的岁月。后卒于绍圣三年，享年三十四。
子女：
堂妹：
- 苏氏，苏涣四女，嫁柳仲远（字子文），封德化县君，袁枚《随园诗话》指苏轼有一妹嫁柳氏是把她误作苏轼亲妹。
后人：
评价
- 张戒：“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岁寒堂诗话》卷上)
- 《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47]
- 宋仁宗：“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 苏辙说苏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51]在苏轼行迹所到之处都被民众纪念，如黄冈、杭州、海南岛等地区，都有苏轼的祠庙。
-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 王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54]
- 宋孝宗：“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 陆游评苏：“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56]、“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 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 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
-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57]
- 王若虚：“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53]
-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 元好问：“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58]
- 王士祯：“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59]、“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 王夫之：“扬雄、关朗、王弼、何晏、韩愈、苏轼之徒，日猖狂于天下，而张子韶、陆子静、王伯安窃浮屠之邪见，以乱圣学。为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渔利赖宠之身，荡闲蔑耻，而自矜妙悟焉。呜呼，求明之害，尤烈于不明，亦至此哉！”
- 袁枚评苏诗：“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
- 刘熙载：“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 蔡嵩云：“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 王鹏运：“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62]
- 沈曾植：“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53]
- 钱穆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采，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66]
- 方东树《昭昧詹言》云：“东坡……自以真骨面目与天下相见，随意吐属，自然高妙。”
- 1930年代，当林语堂尚在海外飘零之时，身边却时时携带笨重的苏轼文集，后来写下文词优美、脍炙人口[来源请求]的《苏东坡传》。当他在《苏东坡传》中提到为其作传的理由时，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67]这正切中林语堂自己的赞叹：“苏东坡自有其迷人魔力。”、“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注本
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例如：
轶闻
-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脩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脩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脩听毕恍然大悟。[70]
-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在被贬往惠州途中经过东莞，夜宿资福寺（今莞城中心小学），方丈僧祖堂和莞人夏侯生陪同他在当地出游，结下缘分。苏轼在惠州的四年间曾经乘船来往资福寺和觉华寺之间，听说靖康海市蜃楼奇绝，往观却不得见。祖堂说：“此灵变也，公善文，祭之当见。”苏轼于是作长短诗焚之，歌咏间即成楼台人马之形，络绎不绝，于是又作诗记念，赠予夏侯生。苏轼还用自己至爱的犀带换取佛脑舍利，供奉在资福寺内。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写下《罗汉阁记》[71]、《舍利铭》[72]、《老柏再生赞》[73]等文记念此事。[74]苏轼捐赠的舍利在1277年元将张弘范攻陷东莞后被夺走，送至大都。后在明代重修资福寺时送回原址，至今依然保存在清代原址重建的金刚经云石塔内。
-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大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75]
- 苏轼很早接触佛教[76]，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在黄州时常与金山寺主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呈给佛印。禅师即批“放屁”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了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77]
- 苏轼无论诗、词、文、赋、字、画，样样精到，常被认为乃是先人托化所致。广州西郊石门灵隐山上有宝陀院、妙高台，院住持德云和尚临终时，留信说三十年后他的忌日，当有贵人来访，可将遗书递上。到了元符三年（1100年）十月，德云和尚三十周年忌日，苏轼正好游览来到宝陀院，觉得一切都很熟悉，阅毕住持遗书，有感而发题诗“宝陀山上宝陀院，白发东坡喜再来。前世德云今是我，依稀尤见妙高台。”于妙高台壁上[78]。学者衣若芬认为此“德云和尚”说是清代研究者的误解[79]。
-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性喜酒肉，肉中尤以猪肉为最爱，按周紫芝《竹坡诗话》：“东坡性喜食猪”。还有传说东坡肉和东坡酒相传均为苏轼发明[80]。《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 苏轼年少时，本已登进士，却贪心不满足止于此，于是又去应考制科试，科号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成绩甚优，以为就此真的可以对官家直言极谏，殊不知差点把自己给谏没了。便在与李之仪的回信中，自嘲自己是靠着一张嘴当官的刘敬[82]。
- 苏轼对十二星座很有研究。苏轼读韩愈《三星行》诗“我生之辰，月宿南斗”，表示自己和唐朝的韩愈都是摩羯座（当时称“磨蝎”），一生多遭口舌诽谤，简直同病相怜，命途多舛[83]。他认为自己命中的好好坏坏，和身为摩羯座是有关系的。
- 按唐宋时的占星学，二十八宿的斗宿正好对应黄道十二宫的摩羯宫，月亮所在的星宫为身宫（相当于月亮星座），可知韩愈的身宫正是摩羯。而苏轼则是以摩羯为命宫，“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84][85]。
- 苏轼对星座的感叹，让后世掀起一股“摩羯情节”。南宋方大琮写信给朋友说：“惟磨蝎所莅之宫，有子卯相刑之说，昌黎值之而掇谤，坡老遇此以招谗。而况晩生，敢攀前哲？”南宋理宗时期的牟𪩘致友人的书信：“生磨蝎之宫，人皆怜于奇分。”于石写诗：“顾予命亦坐磨蝎，碌碌浪随二公后”元代尹廷高〈挽尹晓山〉“清苦一生磨蝎命，凄凉千古耒阳坟。”赵汸“谩灼膏肓驱二竖，懒从磨蝎问三星。”明代张萱“磨蝎谁怜留瘴海，痴仙只合在人间。”清代赵翼“书生不过稻粱谋，磨蝎身偏愿莫酬。”黄均“渐知世运多摩羯，颇觉胸怀贮古春。”袁枚：“莫叹遭逢磨蝎重，世间风浪几曾平。”曾国藩：“诸君运命颇磨蝎，可怜颠顿愁眉腮。”
相关美食菜肴
- 东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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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河豚
- 东坡虾
- 东坡蟹
- 东坡笋
- 东坡田藕
参见
| 演员 | 作品 | 年份 | 类型 |
| 唐国强 | 水浒传 | 1998 | 电视剧 |
| 魏骏杰 | 刁蛮娇妻苏小妹 | 2010 | 电视剧 |
| 陆毅 | 苏东坡 | 2012 | 电视剧 |
| 欧阳震华 | 东坡家事 | 2015 | 电视剧 |
| 郑则仕 | 风流才子苏东坡 | 2001 | 电视剧 |
《苏东坡》，该片为中国央视所拍摄纪录片，2017入选中国优秀国产纪录片。[86]
注释
参考书目
研究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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