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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纳粹大屠杀受害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安内莉斯·玛丽·“安妮”·弗兰克 （德语：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德语音标：ⓘ；1929年6月12日—1945年2月／3月[2]），生于德国的荷兰犹太人的日记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得年15岁。随着《安妮日记[3]》的发行，当中记录些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期间，安妮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占领荷兰的生活，此书于她去世后出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书之一，此书亦成为不少戏剧与电影的基础。
安妮·弗兰克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其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或附近地区，当纳粹主义控制德国时，年仅四岁半的她随家人一起搬到那里。原为德国国民的她于1941年失去其公民身份，因而无国籍。1940年5月，安妮·弗兰克一家由于德国占领荷兰的关系而被困于阿姆斯特丹。1942年7月，随着受迫害的犹太人口增加，全家躲藏于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工作的大楼书柜后方的一些隐蔽的房间之中。从那时起，安妮以作为她13岁生日礼物的日记本作记事并定期记事在其中。随着1944年8月时，藏身处被盖世太保给查获，众人在被捕后送往纳粹集中营。1944年10月／11月，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弗兰克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转移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们俩在几个月后在那里因病过世（可能是因斑疹伤寒过世）。最初由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估计安妮·弗兰克姊妹于1945年3月过世，而荷兰当局把她们的正式过世日期定为当年的3月31日，然而安妮·弗兰克之家于2015年的研究表明，她们更有可能在2月过世[2]。
全家的唯一幸存者—奥托·弗兰克于战争结束后返回阿姆斯特丹，发现他女儿的日记被秘书梅普·吉斯保存下来，他努力让它得以在1947年出版。它从原始的荷兰语版本翻译而成为英语版本的《安妮日记》，于1952年首次出版，此后该日记已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于多国推出，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亦成为不少戏剧与电影的基础。
1999年，《时代杂志》把她列入“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人”；一颗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也以她的名字命名为“5535 Annefrank”；2004年她在《最伟大的荷兰人》的票选当中排名第八位，次于排名第七的伟大荷兰民族英雄兼海军名将—米希尔·德·鲁伊特。
安妮·弗兰克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的红十字会诊所[4]，其父母是奥托·弗兰克（1889-1980）与埃迪特·弗兰克-霍伦德（1900-1945）。安妮的家庭成员还包括其年长三岁的姐姐玛戈·弗兰克（1926-1945）[5]，而安妮是家中的次女。安妮出生时名为安内莉斯·玛丽（Annelies Marie[6]或Anneliese Marie[7]），但其亲友都以昵称“安妮（Anne）”来称呼她，有时其父也会来称呼她为“小安妮（Annelein）”[8]。
弗兰克一家信奉犹太教的分支 — 犹太教改革派，此分支只遵守部分原犹太教条，而忽略及摒弃了大量原犹太教传统[9]。他们生活于一个犹太人与各种宗教的非犹太人群居的同化社区中，而安妮的父亲奥托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出仕德国政府，并因此曾获授勋。他热衷于追求学术知识，并拥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而安妮的母亲埃迪特是个比其父母更虔诚的犹太教教徒，安妮的父母都鼓励小孩多阅读[10][11]。在安妮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住在法兰克福多恩布施区马尔巴赫路307号的一所房子里，他们在那里租了两层楼。1931年，他们全家搬到冈霍费尔街（Ganghoferstraße）24号被称为“多恩布施时尚自由区”的诗人区（Dichterviertel）。两所房子也存在至今[12]。
1933年3月13日，法兰克福进行了市议会选举，当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于1933年3月德国国会选举胜出后，反犹太主义此后迅速兴起，弗兰克一家开始担心如继续留在德国恐怕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同年接近年尾时埃迪特带着孩子们走避到居于亚琛的外婆罗莎·霍伦德的家中暂居，而奥托则继续留在法兰克福，但当他收到在阿姆斯特丹开设公司业务的邀请后，他决定搬到那里组织业务并为家人安排新住所[13]。奥托的公司名为奥佩克塔的公司，负责批发由各种水果提炼出来的果胶。他并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尔韦德广场找到一套公寓。1934年2月，埃迪特带着孩子来到阿姆斯特丹跟他团聚。弗兰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期间离开德国的30万名犹太人之一[14]。
迁到阿姆斯特丹后，弗兰克夫妇也重新为他们的两个女儿安排下进入学校，姐姐玛戈入读一所公立学校，而安妮则入读蒙特梭利教育学校。姊妹俩在学业上各有专长，玛戈精于算术，而安妮则于阅读和写作的能力比较优异。安妮的朋友汉内莉·戈斯拉尔忆述，从童年的开始，安妮经常写作，虽然她经常会用手盖着内容并拒绝讨论其写作内容，然而这些作业后来并没有保留下来。同时玛戈和安妮在个性上也有着鲜明的差别，玛戈举止彬彬有礼、保守和勤奋好学[15]，而安妮则敢言、有活力和外向[16]。
1938年，奥托开设第二间公司，名为Pectacon，是草药、腌渍盐、混合香料，用于生产香肠的香料批发商[17][18]。由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举家搬来的赫尔曼·范·佩尔斯受聘为公司的香料顾问，他原是一名犹太人屠夫，与他的家人逃出奥斯纳布吕克[18]，奥托跟他合伙成立Pectacon公司。1939年，埃迪特的母亲，玛戈和安妮的外婆来到与弗兰克一家生活，并跟他们一家同住直至1942年1月去世[19]。
1940年5月，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荷兰，新成立的纳粹政府开始通过实施严格限制性和歧视性法律来迫害犹太人，荷兰的新统治者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也在荷兰执行反犹法律，随后政府便实行强制登记和种族隔离[19]。奥托试图安排全家移民到美国—他认为唯一可行的目的地[20]—然而，弗兰克的签证申请从未得到处理，原因包括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的关闭以及那里的所有文书工作都丢失，包括签证的申请[21]。即使签证申请获处理，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担心仍然在德国的近亲有可能因被勒索而成为纳粹间谍[20]。
1941年4月，奥托·弗兰克采取行动防止Pectacon作为犹太人企业被政府没收，他将股份转移给约翰内斯·克莱曼，并辞去董事职务。该公司被清盘，所有资产转移到吉斯领导的公司。同年12月，奥托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拯救母公司奥佩克塔。业务在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下继续经营，奥托赚取最低收入以让公司得以生存，但足以让他们一家生活[22]。1941年夏天，尽管弗兰克姊妹在学校里表现优秀且得到很多朋友，但基于犹太儿童只可到犹太学校上学的新规定下，她们不得不转到犹太学校就读。安妮在此期间开始写日记。她们俩在犹太学校认识到雅克利娜·范·马尔森，并结为好友[19]。同年7月22日，安妮探出住家阳台的身影被偶然记录在邻居结婚时拍摄的影片中，这段约5秒的画面也是安妮唯一已知的影音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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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12日，当安妮正庆祝13岁生日时，她收到一份前几天曾向父亲展示过的在商店橱窗中的记事本作为生日礼物。那是一本四边是红白格子布封面的记事本[23]，封面前附有一个小锁[23]。奥托希望女儿以它作为日记使用[24]，她兴奋得几乎立即开始写作[25]。她开始在日记中记载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园生活、邻居，甚至与一些男孩嬉戏的情况。虽然她于早期日记中所记录的是生活和世俗方面的事，但她还讨论在德国占领下周遭发生的事情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表面上难以察觉的。在1942年6月20日的记录中，她列出许多对荷兰犹太人在生活上的限制[26]，以及记录年初她对外祖母离世的悲伤[26][27]。
1942年7月，纳粹党不断迫害犹太人家庭，弗兰克夫妇计划于1942年7月16日跟孩子们找地方躲起来，但安妮的姐姐玛戈·弗兰克于7月5日收到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所发的征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到。他们一家被迫将躲藏计划推前十天[28]。安妮在躲藏之前不久把一本书、一套茶具、一罐宝石和他们家的猫交给她的邻居兼朋友陶子·库柏斯（Toosje Kupers）给保管。正如美联社报导：“我担心我的宝石，因为我害怕它们可能会落入纳粹之手”库柏斯说这是安妮告诉她的。“你能帮我保管一段时间吗[29]？”
1942年7月6日星期一的早上[30]，弗兰克一家搬到藏身处暂避，他们离家前故意把房子弄得很凌乱以营造他们突然离开的假象。奥托还留下一张字条暗示他们要去瑞士，但由于他们的行踪需要保密，所以安妮饲养的猫莫尔切（Moortje）被迫留下。由于犹太人不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于是他们从家门走几公里[31]，每人都穿数层的衣服，原因是害怕被别人见到他们拿着行李[32]。弗兰克一家的藏身处是位于王子运河的奥佩克塔公司办公室上方的一个平台进入的三层楼高的空间，主建筑在西教堂的一个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的其他房子无异[33]。那三层楼高的空间是大楼秘密增建的部分，可以从地面进入。那个被称为“后宅”的地方[34]，大门被一个书柜遮挡作为掩饰，以掩人耳目避免被发现[35]。
梅普·吉斯、贝普·福斯克伊尔、维克托·库格勒、约翰内斯·克莱曼是为数不多得知这里有人隐藏的员工。梅普的丈夫扬·吉斯、贝普的父亲约翰·福斯克伊尔都是在他们躲藏期间协助他们的人。他们六人是“后宅”众人与外界的唯一联系，经常通报他们有关战争新闻和政治事态发展[36]。
安妮的梦想是成为一位演员，因为她很爱看电影，但荷兰犹太人从1941年8月1日以后是被禁止进入电影院的[37]。所以她在密室房间贴满电影海报与演员的照片
1942年11月，范·佩尔斯一家的朋友牙医弗里茨·普费弗也加入躲藏进来。安妮写下很高兴跟新朋友交谈。但被迫生活在后宅这么狭小局限的居住环境中，很快便引起冲突。在跟牙医共用房间后，安妮发现对他的加入无法忍受[38]；她又跟佩尔斯太太起冲突，因她认为对方愚蠢；她又指佩尔斯先生与牙医为人自私，特别在食物消耗方面[39]。
助手们照顾他们的所需确保他们的安全并为提供食物。随着时间的推进，这项任务变得日益艰难。安妮写下助手们在最危险的时期如何努力奉献并鼓舞众人的士气。所有人也知道，一旦被抓住，他们可能会因为庇护犹太人而面临处刑的后果[36]。 一段时间后，在第一次打发害羞和尴尬的彼得·范·佩尔斯后，安妮认定与他有一种很投契的亲密关系，过了一段日子后，二人坠入了爱河。她从他身上得到初吻，但她对彼得的迷恋开始减弱，她疑惑著自己对彼得的感觉是否真实，或只是由于他们一同被困着才产生感觉[40]。
安妮与后宅中每个帮忙的人形成一个紧密的联系，奥托后来回忆说，她预料到他们每天的探访会带来不耐烦的热情。他认为安妮最要好的朋友是伊丽莎白·福斯克伊尔，“那年轻的打字员...她们俩经常站在角落里窃窃私语[41]”。
在安妮的作品中，她检视着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与他们在性格上强烈的差异。她认为跟她情绪最相近的是她的父亲，奥托后来表示：“我跟安妮的关系较玛戈的好，因为玛戈很多时都黏着她的妈妈。原因可能是玛戈很少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且她没有像安妮那般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因此不需要那么多的支持[42]。”安妮两姊妹在匿藏之前已建立了更亲厚的关系，虽然安妮有时会向玛戈表示妒忌，尤其是当有家庭成员指安妮缺乏玛戈那般温柔和宁静性格的时候。随着安妮渐趋成熟，姊妹俩变得彼此信任。安妮于1944年1月12日的日记写道：“玛戈比以前好多了...这几天她几乎没有那么恶毒，并且正在成为真正的朋友了。她不再认为我是个不算数的小宝宝[43]。”
在早期日记中可以看出安妮对父母感情的差异，安妮经常于日记中写道跟母亲的关系难于维系，以及她对她的矛盾心理。1942年11月7日，她描述了自己对母亲的“蔑视”与她无法“面对她的淡漠、她的讽刺与硬心肠”。得出结论前，她表示“对于我来说，她不是我的母亲[44]。”后来，她修改自己的日记，她为自己的恶劣态度而感到羞愧，写道：“安妮，你提及的人真的是你讨厌的吗？噢，安妮，你怎能够这样[45]？”她开始明白到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源于她对母亲的误解，这是她的错，并看到自己为母亲增添了不必要的痛苦。她意识到这一点，安妮开始对其母亲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与尊重[46]。
安妮姊妹二人都希望尽快重返校园，并于躲藏期间继续学习。玛戈以朋友伊丽莎白·福斯克伊尔之名义修读速记的函授课程，并获得高分。安妮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和学习上，以及经常撰写和编辑她的日记，她除了叙述事件的发生，她还写了她的感受、信念和抱负，还有那些不能跟任何人讨论的事。随着安妮的年纪日渐趋向成熟，她的写作信心也逐渐增强，其写作的主题更抽象，例如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她是如何对人性作出定义等[47][48]。
安妮立志成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她在1944年4月5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
| “ |
|
” |
| ——安妮·弗兰克 [49] | ||
她一直定期地写作，截至日期为1944年8月1日的最后一篇为止。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党卫队保安处领导的亲卫队党卫队上级小队领袖从告密者得到线报，帝国保安部党卫队高级队长卡尔·西尔贝鲍尔的带领下，最少三名秩序警察攻进“后宅”[50]，后宅中所有匿藏的人，包括弗兰克一家、范·佩尔斯一家、普费弗都被货车送到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总部通宵问话。
翌日，他们被转移到拘留所，那是一个人满为患且极度挤拥的监狱。8月7日，他们被转移到荷兰的威斯特伯克中转营，当时那里主要来自是荷兰和德国的犹太人。由于弗兰克众人因匿藏被捕，他们被视为罪犯，被送往惩罚性军营进行艰苦的劳役[51]。
维克托·库格勒与约翰内斯·克莱曼在荷兰阿默斯福特被捕并监禁于囚禁刑事政权犯人的营地 — 阿默斯福特营。克莱曼于７个星期后获释，但库格勒被关押在不同的工作营做苦工直至战争结束[52]。而安妮姊妹最后被转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至于告密者的身份至今不详[50][53]。
梅普·吉斯和贝普·福斯库尔遭到警察的质疑和威胁，但没有被带走及拘留。她们二人随后返回“后宅”，并发现了安妮的日记页被散落一地，于是她们将它拾回，连同一些家庭相簿一同保存，吉斯打算于战后把它们归还到安妮手上。1944年8月7日，吉斯试图向卡尔·西尔贝鲍尔提供金钱以促成释放众人的协议，但遭到了拒绝[54]。
虽然一直怀疑众人因遭线人告密被捕然而从未发现当局突袭“后宅”的消息来源。1944年4月夜更看守人马丁·斯莱格斯（Martin Sleegers）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警员调查该处的室内盗窃案期间，经过并碰到书柜从而发现隐藏秘密后宅的门。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的成员托尼·阿勒斯（Tonny Ahlers），被怀疑是作为奥托·弗兰克的传记作者卡罗尔·安·李的线人。另一名嫌疑人是仓库经理威廉·范·马伦（Willem van Maaren）。大楼的其他居住者并不信任他，因为他似乎对人们在下班后的时间进入仓库感到好奇。莉娜·哈托格（Lena Hartog）被安妮·弗兰克的传记作者梅丽莎·米勒怀疑是她就是该线人。其中一些嫌疑人彼此认识，并且可能曾互相帮忙。虽然几乎所有与背叛者有关的人都在战后被审讯，但是没有人被明确确定为线人[55]。
2015年，佛莱明语的记者耶龙·迪·布勒因（Jeroen de Bruyn）和福斯克伊尔的幼子约普·范韦克（Joop van Wijk）写一本传记，名为《贝普·福斯库尔：沉默已经结束—秘密后宅中最年轻的助手传记》，当中声称是贝普妹妹的莱莉（1923-2001）可能背叛了弗兰克一家。根据书中所述，贝普的姐姐迪莉（Dinny）跟当时的未婚夫贝尔特斯·许尔斯曼（Bertus Hulsman）回忆起1944年8月4日的早上，她妹妹内莉（Nelly）打电话给盖世太保[56][57]。莱莉一直批评贝普与她们的父亲约翰内斯·福斯库尔（Johannes Voskuijl）帮助犹太人，而其父亲就是建造书柜以遮掩后宅出入口的那个人[58]。莱莉在19到23岁间与纳粹合作[59]。据记载，接听电话并进行逮捕的卡尔·西尔贝鲍尔指出，告密者有“年轻女子的声音”[57]。
2016年，安妮·弗兰克之家（Anne Frank Huis）发布一项新的研究，指出调查并非对背叛的行为而是针对配给卡诈骗，是个对弗兰克家被捕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60]。该报告指出，该建筑物中的其他活动可能导致当局对那里作出调查，包括弗兰克公司的活动；然而，它并不排除是背叛的行为[61]。
2022年1月，由包括前FBI探员以及历史学家组成的团队，指出1950年逝世的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阿诺德·范登伯格可能是线民。[62][63]调查人员推测范登伯格出卖弗兰克一家来保全自己家庭，记载在罗斯麦‧苏利文的书里《安妮．弗兰克的背叛：悬案调查》（The Betrayal of Anne Frank: A Cold Case Investigation）。[64]调查发现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后来知道是谁出卖他们但并未在战后揭露这件事情。[62]根据BBC，调查团队"六年来运用现代调查技术来解决'悬案'...[包括]使用电脑算法来搜寻不同人之间的关连。"[62]然而，根据纽约时报，不少位二次大战与大屠杀学者怀疑他们调查使用的方法与结论，认定他们的证据"过于薄弱"。[65]
在结果出炉之后，学者巴特·范德布姆、大卫‧巴纽与约翰斯·豪温登卡特批评，出版者安伯‧安托为荷兰文翻译道歉，说他们应该具备更多批判立场，不过他们不会重印。[66][67][68]
1944年9月3日[a]，众人被驱逐出境，他们从韦斯特博克经过三天的旅程才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是众人最后一次共同被运送。弗兰克姊妹俩于火车上遇到她们在1941年于犹太学苑认识的阿姆斯特丹人布卢默‧埃弗斯-埃姆登[69]。布卢默跟弗兰克姊妹与她们俩的母亲经常于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见面[70]。
经过三天的路程后，在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亲卫队强行把火车上的男人与妇孺分开，奥托就从此与家人分隔，安妮自此也就没有再见过父亲。那些被认为有工作能力的人才获许进入营地，那些被认为不适合劳动的人会被立即处刑。在一千零一九人当中有五百四十九人（包括所有15岁以下的儿童）都会被直接送到毒气室遭到杀害。当时安妮由于已年满15岁零三个月因此保住性命成为被运送到该处最年轻的人之一。安妮很快就意识到很多人于抵达后被毒气杀害，但她不知道后宅里的人有否在侥幸生还，而且她推断年过50岁而且身体不是很强健的父亲会在跟她们分开后立即被处刑[71]。安妮和玛戈跟其他没被送进毒气室的女性一样都要换上囚衣进行消毒与削发过程并于手臂纹上纳粹集中营识别码。犹太女性在白天时做些奴隶般的苦工，晚上都得挤进十分寒冷且人满为患的营房中。在这期间弗兰克姊妹俩被迫拖运岩石和挖草皮；后来有人作证指每当安妮看见有小孩被送到毒气室都会变得沮丧和流泪；有些人说她很多时候也展现出坚强和勇气。其合群和有自信的本质使她跟姐姐与母亲得到额外的面包配给。由于集中营的卫生状况过于恶劣导致各种疾病蔓延猖獗，弗兰克姊妹在入住不久后也受到疥癣严重感染被送到医疗室，那里是持续黑暗的环境，有很多老鼠出没并有鼠疫感染。此时二人的母亲埃迪特停止进食，为女儿们节省一小口食物，并透过她在医务室墙下制作的洞把她的口粮传给他们[72]。
1944年10月，弗兰克家的妇孺被选定加入波兰上西里西亚的劳动营，布卢默也被选定，但由于安妮受到疥癣的感染无法去那里，而她的母亲和姐姐决定跟她留下，于是布卢默就没有跟她们在一起[73]。同月28日，被选中的超过八千名女性被重新安置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并以营帐容纳新入住的人，当中包括安妮、玛戈及奥古斯特·范·佩尔斯，然而弗兰克姊妹的母亲埃迪特则留在原地后来更因饥饿而过世[74]。随着人口增加使死亡率不断上升，期间弗兰克姊妹能够跟两个朋友汉内莉·戈斯拉尔和娜内特·布利玆得到隔着围栏作短暂的重逢，后者二人被关在营中的另一方。二人后来都活到战后并讨论她们与弗兰克通过栅栏进行的简短对话。布利玆形容当时的安妮的状况为：“秃头，瘦弱，又在颤抖。”戈斯拉尔留意到佩尔斯太太当时跟安妮与玛戈待在一起并照顾著当时病得很严重的玛戈。由于玛戈虚弱得不能下床，所以她们二人都没见到玛戈。“虽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却更担心玛戈，因为她的病更严重而且已经不能走动，常在帆布床中躺着”。她们见面时，安妮告诉戈斯拉尔和布利玆说她认为自己的父母已经过世无法继续生存[74]。戈斯拉尔后来估计他们的见面是在1945年1月底或2月初进行[75]而当时安妮的父亲其实已经获救回到荷兰，她们认为与父亲感情特别深的安妮如果知道这点应能激起她的求生欲望，可惜她们无法得知。
1945年初斑疹伤寒疫情在营地蔓延，造成一万七千名在囚人士因此病亡[76]。其他包括伤寒的疾病，在营中猖獗散播[77]。1945年3月，由于这些混乱的状况以致无法确定安妮身亡的具体原因；然而却有证据表明她是死于这种传染病。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珍娜·拓祖（Gena Turgel）在集中营里认识安妮。2015年，拓祖告诉《太阳报》指：“她的床离我不远。她神志不清，病况得糟糕，发烧得很厉害...”她还补充说自己为弗兰克取水抹洗[78]。在营地医院工作的拓祖说营地里的斑疹伤寒对那里的人造成可怕的伤亡。“人们就像苍蝇般数以百计地死去。”，“有报告曾指五百人身亡。三百？或者我们应该说，‘感谢上帝，只有300人[78]。’”
后来也有目击者指当时玛戈已非常消瘦不堪，她从帆布床上摔下来并受惊吓而过世，而安妮则随着玛戈于几天后也去世。但是当局并没有玛戈与安妮确切的身亡日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她们俩的病亡日期距1945年4月15日英国士兵解放营地仅几星期之差[79]，但2015年的研究表明，她们俩可能早在当年2月就已经去世。除其他证据外有目击者回忆说，弗兰克姊妹在2月7日前出现斑疹伤寒症状[2][80]，而荷兰卫生当局报告称，大多数未经治疗的斑疹伤寒患者在首次出现症状后12天内死亡[81]。
战争结束后，据估计由1942年至1944年间从荷兰驱逐的107,000名犹太人中只有五千人幸免于难。据估计，约有30,000犹太人当时仍留在荷兰，得到荷兰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当中约有2/3的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躲避追捕[82]。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下来，而在“后宅”中的其他成员全数命丧于集中营，即奥托是“后宅”中的唯一幸存者。战后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在梅普·吉斯及丈夫扬·吉斯庇护下试图打听他的家人的命运。虽然奥托得知自己的妻子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已经去世，但对两个女儿们是否能够生还感到担心。在几个星期后最终得知玛戈与安妮的最终命运。他也试图去确定跟女儿有关朋友的命运并得知当中很多人都被杀害。安妮于日记中经常提及的苏珊·莱德曼也是罹难者之一，当时苏珊跟她的父母与弟弟被送到毒气室惨遭杀害，而苏珊的姐姐也就是跟玛戈是密友的芭芭拉则逃过一劫[83]。弗兰克姊妹的几个朋友都幸存，而奥托与埃迪特的延伸家庭，他们在1930年代已逃离德国，个别家庭成员分别定居在瑞士、英国及美国[84]。
荷兰电影制作人维利·林德韦尔的1988年电视纪录片《安妮·弗兰克的最后七个月》以及1995年的BBC的纪录片《安妮·弗兰克的回忆》中，跟弗兰克姊妹俩认识的布卢默‧埃弗斯-埃姆登于其中忆述她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弗兰克家女性的记忆[85][73]。
1945年7月，奥托·弗兰克收到由国际红十字会确实安妮两姊妹已死的信息，梅普·吉斯把一直想还给安妮她的日记和收集到散落的日记页还给奥托。看过日记后的奥托表示他从来也没有想过安妮竟会如此准确和详细的在日记记录躲藏时的生活状况[86]。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形容阅读这本日记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原因是当中所描述的事件勾起他曾经听过女儿们朗读的一些更有趣情节的回忆，他首次看到女儿更多私密的一面，而该部分的日记内容，是她并未跟任何人讨论过。他表示：“对于我来说，我没办法明白她的想法与感受的深度...她自己一直保存着这些感觉，从没透露[87]。”他感动于安妮曾于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想成为作家的意愿，奥托开始考虑把日记公开出版[88]。
最初安妮在她的日记都是表达她的想法，她多次强调不容许任何人看她的日记。她坦率地描述她的生活、家庭与同伴以及他们的处境，同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想出版小说的抱负。1944年3月，她听到荷兰流亡政府成员赫里特·博尔克斯泰因于伦敦的电台广播，指他会于战后建立一个公共纪录，当中是有关于德国占领下对荷兰人民压迫的纪录[89]。奥托把安妮原本的日记称为“版本A”，而经过安妮修改的日记称作“版本B”，来制作最初发行的版本。在最初发行的版本中，奥托删去安妮讨论某些关于她父母的若干篇章，特别是批评父母（尤其是其母亲）的那些；以及安妮于成长期间的一些有关性欲的篇章。在《安妮日记》的初版中，奥托把日记中家人的假名恢复为真实姓名，但其他人则保留沿用假名代替[90]。
奥托把该日记交给历史学家安妮·罗迈因作出版却不成功，于是她把日记交给其同样为历史学家的丈夫扬·罗迈因。他于1946年4月3日在《言论报》上发表一篇有关这日记的文章，题为《一个小孩的声音（Kinderstem）》，他写道：“在孩子结结巴巴的声音中，体现所有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主义，比纽伦堡审判的证据放在一起还有更多[91][92]。”他的文章终引起出版商的注意，这本日记终于在1947年于荷兰出版，名为《秘室[93][94]》，并 于1950年５度再版[95]。《秘室》经过几家出版商拒绝后，首次于1950年在德国和法国出版，并以《安妮·弗兰克：一个少女的日记》于1952年首次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并得到积极评价。日记在法国、德国、美国都大受欢迎，但在英国却未能吸引读者，使它于1953年遭到停印。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在日本得到最引人注目的成功获得关注之余也好评如潮，第一版销量已逾100,000册。安妮在日本很快便成为重要的文化人物，她代表着战争中被牺牲的年轻人代表[96][97]。
一出基于《安妮日记》改编的舞台剧于1955年10月5日在纽约市首次公演，该舞台剧由阿尔伯特·哈克特及弗朗西斯·古德里奇主演，该舞台剧后来获得普利策戏剧奖。其后在1959年，根据日记而拍成的电影《安妮日记》，赢得了商业上关键性的成功。传记作家梅丽莎·梅勒后来写道，戏剧化对“安妮的故事极大的促进了浪漫化，感性化和普遍化[98]。”多年来，日记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特别是在很多学校（尤其在美国）列入课程的一部分，因此新一代的读者也认识安妮·弗兰克[99]。
1986年，荷兰国家战争文献研究所发表了日记的所谓“评论版”，当中包括了所有无论是未修订及已修订的已知版本的比较，还有对日记认证的断言讨论，还以及对这个家庭和日记本身的其他历史资料[100][101]。
1999年，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前任主席及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总裁科内利斯·瑟伊克宣布他拥有《安妮日记》里被奥托·弗兰克于书籍出版前移除的５页内容，瑟伊克声称该５页内容是奥托·弗兰克于1980年临终前不久交给他的，而那些缺失的日记内容是安妮对其父母紧张的婚姻关系之批判性言论，以及安妮对母亲的亲情缺失[102][103]。随后当瑟伊克打算以该５页日记内容为基金会筹集资金时，一些争议随之而来；荷兰国家战争文献研究所作为该手稿的正式所有人，要求绍克交出手稿。
2000年，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部同意捐出US$300,000元到绍克的基金会。而那些手稿辗转于2001年交回到荷兰国家战争文献研究所手上。此后，该５页日记手稿被纳入多国语言的新版本日记中[104]。
安妮日记的文学价值一直备受赞誉，美国剧作家梅耶·莱文谈到安妮·弗兰克的写作风格，形容它是“一部保持着张力结构良好的小说[105]”，并对她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在出版后不久，他与奥托·弗兰克合作把日记内容改编为舞台剧[106]。莱文对安妮·弗兰克的事情很着迷，他于其自传《痴迷》中也曾经提及到此事。诗人约翰·贝里曼也形容这本日记是一种独特的描绘，不只是青春期心态的描绘，而是“以一个确切、自信和经济的风格，来形容一个小孩转变为成人的过程，其坦率实在令人震惊[107]。”
在日记的美国第一版中，美国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于序言中形容它为“这是我曾经读过有关于战争及其对人类的影响中，最明智和最动人的评论之一[108]。”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的一次演说中提到安妮·弗兰克，说：“在整个历史上，为着大量遭受极大痛苦和损失的时候中人类的尊严而言，没有任何人的声音能够比安妮·弗兰克的更有说服力[109][110]。”同年，苏联作家伊莉亚·爱伦堡也为她写道：“一把代表着600万犹太人的声音 — 这把声音并非圣人或诗人，而是一个普通小女孩的声音[111]。”
随着安妮·弗兰克作为作家及人文主义者的地位不断提升，她特别被讨论为代表着纳粹大屠杀的象征人物，更广泛地说是受迫害的代表人物[112]。1994年，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埃利·维瑟尔人道主义奖》时的得奖演讲中，她朗读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并谈到她“唤醒我们对漠不关心的愚蠢，它并需要以我们的年轻人付上可怕的代价…”，希拉里·克林顿此言所指的是萨拉热窝、索马里及卢旺达发生的种族战争和屠杀事件[113]。
同年，纳尔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接受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所颁授的人权奖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在狱中读过安妮的日记，并“从中获得更大的鼓励”。他以她跟纳粹主义的斗争比喻为其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在这两种哲学之间画下一条平行线：“因为这些信念都显然是错误的，古往今来，好像是挑战安妮·弗兰克的人，他们都注定要失败的[114]。”同样于1994年，捷克的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回应如何面对前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时，他说：“安妮·弗兰克遗留下来的东西至今仍活在眼前，并且对我们仍具重要意义[109]。”借此表示他的理念。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认为安妮·弗兰克所作的事被广泛认定为战争中数以百万计死伤者的单一代表人物，其原因是“一个安妮·弗兰克，比起那无数如她一样仍留在阴影中的受害人面孔，其所作的事更能感动我们。也许这样更好吧，若我们承受这成千上万人的痛苦下，我们将无法活下去[109]。”
奥地利作家梅莉莎·米勒在安妮·弗兰克传记的结语中，表示梅普·吉斯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虽然她试图消除越来越多人对“安妮·弗兰克代表着大屠杀中那600万名受害人”的误解，她写道：“安妮的生与死都是她个人的命运，个人命运发生了600万次。安妮不能够，也不应该作为许多被纳粹夺走其性命的代表人物... 但她的命运有助我们明白到大屠杀为全世界带来如此重大的损失[115]。”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以作为其女儿的遗产托管人来度过余生，他说：“这是一个奇怪的角色。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都是子女继承著名父母的荣誉与继续完成遗志的重担。就我而言，这个角色是颠倒过来的。”他回忆起出版商向他解释为何日记会如此广泛地被阅读，“他说日记包括了很多生活范畴，每位读者都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些让他自己感动的东西，从而得到共鸣[116]。”
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他说该日记大大提高了读者对大屠杀更广泛的注意，比纽伦堡审判更甚，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个孩子，这是源于大屠杀的影响，这个家庭就如你我的家庭一样，所有你就能够理解这一点[117]。”
1999年6月，《时代杂志》出版了一期特别刊，题为《时代100人：本世纪最重要的人物》，安妮·弗兰克获选为其中一名“英雄偶像（Heroes & Icons）”人物，而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安妮的贡献作出这样的评价：“此书中的激情燃起了所有人想拥有安妮·弗兰克的希望，她的地位已经超越了大屠杀、犹太教、少女时期甚至是善良，并成为现世中的具代表性的人物 — 各式各样的机制困扰著个人道德思想，坚持生存的权利，以及作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与质疑。”他指出，虽然安妮的勇气和务实的态度受敬佩，但其自我分析能力与写作的质量却是一个重要的元素，罗森布拉特写道，“她能长存不朽的原因基本就是其高水准的文学作品。对任何年纪来说，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她的作品质量似乎是一个对当时无情现实的一个诚实处理的直接结果[118]。”
随着1950年代后期，《安妮日记》成为家传户晓的书籍后，各种针对日记及其内容的真实性指控陆续发表，而最早发表批评的地方源自瑞典及挪威[119]。
1957年，瑞典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瑞典国家联盟的杂志《自由词（Fria ord）》中，丹麦作家兼评论家哈拉尔德·尼尔森发表一篇文章，他在之前写了关于丹麦的犹太作家乔治·布兰德斯反犹太人文章[120]。除此之外，文章质疑日记的作者并非安妮·弗兰克，而是由美国剧作家梅耶·莱文所著[121]。
1958年，在维也纳的《安妮日记》舞台剧中，西蒙·维森塔尔受到一群抗议人士质疑，该群抗议人士断言安妮·弗兰克是个从未存在过的人，他们并质疑维森塔尔指他需要找出当年拘捕安妮的警察以证明安妮确实曾经存在。维森塔尔后来确实开始寻找，并终在1963年找到卡尔·西尔贝鲍尔。在接受采访时，西尔贝鲍尔爽快地承认当时其工作角色，并在被捕人士的照片中认出安妮就是其中一人，他还提供了整个事件的历程，甚至回想起在拘捕过程中，曾翻转一个装满纸张的公事包，那些纸张撒落一地。他对事件的陈述证实了奥托·弗兰克等人所提出的事件版本[122]。此事件也平息了人们对安妮·弗兰克存在与否的质疑[122]。
1959年，奥托·弗兰克于德国吕贝克控告一名教师洛塔尔·斯蒂劳，后者是一名希特勒青年团的前成员，他在校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指该日记为“伪造品”。后来投诉延伸到控告海因里希·布德贝格，指他于吕贝克的一份报章发表了一封信以示支持斯蒂劳。1960年，法庭对日记的手稿进行审查的工作，日记中的笔迹与安妮的笔迹是互相匹配的，并确定日记为安妮·弗兰克的真迹。法庭判决后，斯蒂劳撤回其言论，而奥托也没有再进一步追究[121]。
1976年，奥托·弗兰克向法兰克福的海因茨·罗特采取法律行动，指控对方印制该日记为“伪造品”的小册子。法官裁定，若罗夫发表任何进一步陈述的话，他将会面临$500,000马克的罚款及监禁6个月的刑罚。其后罗夫对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然而他于1978年去世，翌年他的上诉遭驳回[121]。
同年，奥托也对恩斯特·勒默展开诉讼，指控对方印制一本名为《安妮日记，一个谎言的畅销书》的小册子。当此案在法庭审讯时，一个名为埃德加·盖斯的男子于庭上派发此小册子时，结果他同样被控。罗默被罚款$1,500马克[121]，而盖斯则被判处6个月的监禁。盖斯在上诉后获得减刑，奥托不满刑期而再度上诉，但由于案件超逾了当地诽谤罪的法定时限，案件最终被撤销[123]。
随着奥托·弗兰克于1980年去世，终年91岁。安妮的日记手稿，包括书信与分散的活页纸，按他的遗愿被转交予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124]，该研究所于1986年透过荷兰司法部的委托对日记进行司法科学鉴证。他们根据已知的例子对比笔迹，证实笔迹吻合。他们查明书写日记的纸张、胶水和墨水于当时很容易买到。最后的结论是，安妮的日记正式被认为是真确的，其研究结果发表于该日记的“评论版”中[125]。1990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地区法院确认了这本日记的真实性[100]。
1991年，犹太人大屠杀否定论学者罗贝尔·福里松及西格弗里德·费尔贝克制作了一本名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个批判的方法》的小册子，他们恢复对奥托·弗兰克撰写日记的指控，其声称的证据与之前所指的一样，包括《安妮日记》中的一些矛盾，其散文和字迹风格不可能是出自青少年的笔下，而匿藏在“后宅”被认为是不可能的[126][127]。除此以外，该日记被认为是亲犹太人组织的宣传品，而奥托·弗兰克亦被控骗子[128]。
199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之家跟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Anne Frank Fonds）提出民事诉讼，禁止对方在荷兰进一步分发福尔臣及韦贝克制作的小册子。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裁定支持索赔人，禁止进一步否认日记的真实性，并禁止主动分发该小册子，违者将会就著每项侵权行为被罚款$25,000荷兰盾（约$11,350欧元）[129]。
安妮·弗兰克的完整未经删改的版本于1995年出版[130]。这个版本包括了安妮描述对自己生殖器的探索，以及她对性事与分娩的困惑，那些文章之前被其父亲奥托·弗兰克编辑并裁掉了[131]。
1957年5月3日，一群包括奥托·弗兰克在内的阿姆斯特丹的民众，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Anne Frank Stichting），努力拯救位于王子运河当时有被拆卸危机的前奥佩克塔公司大楼（后宅），并改建为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并使公众可以进入参观。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于1960年5月3日开幕并对外开放，那里由奥佩克塔公司的仓库和办公室以及“后宅”组成，所有的家具都被移走，让访客能够在各个房间中自由走动。后宅的一些前住客之个人物品仍被保留，例如是安妮黏贴在墙壁上的电影明星照片，奥托·弗兰克随着女儿们的身高而标记的一部分墙纸，还有墙上有一幅记录着盟军前进路线的地图，现在这些东西上方都以帕斯佩有机玻璃保护着。那小房间是彼得·范·佩尔斯曾经居住过的，然后有一条通道连接大厦邻居，该处也被基金会收购列入博物馆的范围。那些其他建筑物被用作收藏《安妮日记》，以及用于大屠杀编年史的旋转展览，还有更多在当代的世界各地上种族不宽容的审查现象。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现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它在2005年创下接待了965,000名游客的纪录。博物馆透过互联网提供关系它的资讯，并在2005年前往有欧洲、亚洲、北美及南美等32个国家举行国际巡回展览[132]。
1963年，奥托·弗兰克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埃尔弗里德·盖林格·马尔科维茨成立了一个以瑞士巴塞尔为总部基地的慈善组织—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该基金会筹募经费使博物馆“看来合适一点”。奥托去世后，其遗愿是把《安妮日记》的版权全数捐给基金会，并要求每年需要把版权收入中的首$80,000瑞士法郎拨归其继承人的附带条款规定。任何高于此数目的收入将会由基金会保管，用于任何管理者认为值得投资的项目上。它亦为国际义人组织提供每年度的资金作医疗用途。该基金会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对种族主义的暴力，他们在2003年曾借出安妮·弗兰克的部分手稿予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作公开展览。该年的基金会年度报告中，概述该基金会在全球层面上所作出的努力，并在德国、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国及美国项目上的提供支持[133]。
1995年，一颗于1942年发现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以安妮·弗兰克的荣誉，被命名为“安妮·弗兰克之星”[134]。
1997年，安妮·弗兰克教育中心于法兰克福的多恩布施邻近地点开幕，那里是弗兰克一家在1934年之前所居住的地方。那中心是“年轻人和成年人都可以在那里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史，以及讨论它跟今天的相关性[135]。”
弗兰克一家于1933年至1942年间曾经居住的荷兰梅尔韦德广场，直至2000年代仍是私人所有。在成为电视纪录片公开关注的焦点后—在该座大厦严重失修的状态下—它被荷兰的一家建筑公司收购。该建筑公司根据弗兰克一家所提供的照片，以及安妮·弗兰克所写书信中对家俱和环境描述的辅助下，弗兰克的旧居成功回复到1930年代的旧貌。安妮·弗兰克之家的特蕾莎·达席尔瓦（Teresien da Silva）与弗兰克姊妹的表兄布迪·埃利亚斯为修复工程贡献良多，使安妮·弗兰克的故居得以于2005年开幕。每年，该处会从一些无法在自己的国家自由写作的作者中选出一位，获选的该名作者可得到该处为期一年的租约，在此期间他能够在公寓中栖身及写作。而第一位获选的作者是阿尔及利亚小说家和诗人埃尔 - 马赫迪·阿卓苏尔（El-Mahdi Acherchour）[132]。
1999年，《时代杂志》把安妮·弗兰克列入他们的20世纪英雄与偶像的名单中的“本世纪最重要的人”，他表示：“一本藏于阁楼的秘密日记，她冒着纳粹分子的威胁，并借出一颗震撼心灵的声音，为了人类尊严而作出争取[118]。”菲利普·罗斯称她为法兰兹·卡夫卡遗失的小女儿[136]。
安妮·弗兰克被列为荷兰历史教规的主题之一，那是由弗里茨·范奥斯特罗姆领导的委员会编写，并于2006年提交给教育、文化与科学部长玛丽亚·范德胡芬；荷兰历史教规是一系列５０个主题的列表，旨在为荷兰小学及首两年的初中提供按荷兰历史的时间顺序而排列的事件摘要。2007年10月3日，荷兰政府提交了修订版，其中包括了她作为主题之一。
2007年6月，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的特蕾莎·达席尔瓦与安妮的表兄巴迪·埃利亚斯，他们都为故居还原作出了贡献，而巴迪捐赠了约25,000份属于这个家庭的文件给安妮之家博物馆，当中包括弗兰克一家在德国与荷兰拍下的照片，以及奥托·弗兰克于1945年寄给其母亲的书信，告知她指自己的妻子及女儿们于纳粹集中营的死讯[137]。
2007年11月，安妮·弗兰克之树由于树干受到一种真菌感染，故被安排砍掉移除，以防止它倒塌于周边的建筑物上。荷兰的经济学家阿诺尔德·海尔切谈及该树，他说：“这不是任何其他的树，安妮弗兰克之树是与跟犹太人的迫害密切相关[138]。”由一群树木的保育人士组成的安妮·弗兰克之树基金会，开始进行民事诉讼的案件，以阻止砍伐该马栗树，并成功获得国际媒体的关注。荷兰法院颁令城中官员及保育人士探索替代方案及解决方法[139]。双方共同建造了一座钢结构建筑，预期能够延长该树的寿命达15年[138]。然而，该树于３年后的2010年8月23日，该树被大风级的强风吹至倒塌下来[140]。该树的１１棵树苗透过美国安妮·弗兰克中心领导的项目分发到不同的博物馆、学校、公园及大屠杀纪念中心。第一棵树苗于2013年4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中种植。一些树苗也被送到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所学校种植，那是一个解除种族隔离战争的场地；为了纪念911袭击受害者的自由公园，以及其他在美国的地点[141]。另一棵纪念弗兰克的马栗树于2010年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内种植[142]。
多年来，一些有关安妮·弗兰克的电影出现了，她的生命与著作启发着多元化的艺术工作者群体和时事评论员的灵感，使他们于文学，流行音乐，电视和其他媒体中制作大量对安妮·弗兰克的文化描绘，当中包括了亚当·达留斯的《安妮弗兰克芭蕾舞蹈团[143]》，他们于1959年首次演出，其合唱作品《安内莉斯》首次于2005年演出[144]。唯一已知真实安妮的连续镜头的录像，是一辑来自于1941年安妮为新婚的隔壁邻居拍下的无声电影。为了有更佳的位置拍摄新娘与新郎，她被看见倚着二楼窗前拍摄。这对夫妇后来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将这段录像交给安妮弗兰克之家[145]。
2022年6月25日，Google更改其首页的Google doodle，以向安妮弗兰克致敬。[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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