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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或称夷、夷人，先秦时是指居住在江淮流域及黄河流域下游（青、兖、徐三州[a]）的人。[1]夷的最早记录在商甲骨文记录中，夷曾与商人发生战争，有称为夷方的国家，传说有淮夷（九夷）、鸟夷、嵎夷、莱夷之分。周朝时称为“东夷”，有徐国、莱国、郯国等诸侯国家，是今日汉族的祖源之一，此群体与同时代的河南省地区住民及当代人有亲缘阙系[2]。
在秦汉之后，随着中国或华夏这一概念的扩张，东夷概念所指代的群体也随之改变[3][4]，具体对象改指居住于黄河流域以外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及今吉林省等地的各个民族及其国家，如倭国、高句丽、扶余、朝鲜（三韩）、濊貊[5]等皆被列入东夷之中[6]，研究指出韩国地区的当代人群及弥生古人与中国北方地区的古人存在共同祖先的亲缘关系[7][8]。
东夷人自古以来居住于东南沿海（今江苏、山东等）地区，传说蚩尤是东夷的部落联盟首领。[9]东周时期，经齐、鲁等国在山东地区的多年经营，夷、夏诸部落逐渐融合。考古上，东夷文化发源于泰沂山区，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结束，东夷及其古文化在亚洲古文化的发源与交流中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夏商时期的“夷”不带有民族观念，只是作为部落联盟的统称。
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开始，历经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岳石文化（距今约3900年），都是东夷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阶段的文化。东夷文化从古至今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意义相当重大，从鸟图腾的崇拜，到各种手工艺、建筑工艺的发展，到文字的创造、八卦的创造、医学的创造，再到礼制的出现、聚落和城市的分化乃至早期国家的形成，无不对中华文化起到重大深远的影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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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原为夏商周时期对东方部族的称呼，《礼记·王制》就有“东方曰夷”的称谓，夏称之为“九夷”，因有九支主要部族；商称之为“夷”或“夷方”；到了周以后开始称为“东夷”。相应的，这里的部落被称为东夷所创造的史前山东文化也称为东夷文化。[11]
在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中，东夷和北狄、西戎、南蛮并称四夷。上古时期的东夷部落与华夏部落并立，同是后世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秦汉后史籍中的东夷并没有直接关系。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夷”字从“矢”，象征用绳索缠束箭矢，以便射猎时取回箭矢及猎物[12]。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13]。因此有所谓“东夷”为东边的弓箭手说法[14]。
此外，在甲骨文中，“夷”字可以和“尸”字交替使用，描绘了一个背着弓摆动着腿的人。甲骨文“尸”字只有两笔：一撇一捺，和现在的“人”字差不多。存世的殷墟甲骨里能看到不少关于“人方”的卜辞，这个“人方”就是商朝时期的夷国[15]。《合集》6459：“正（征）尸（夷）”，表示攻打夷方。又可借指来自尸方即夷方的人牲。《合集》828：“用十尸（夷）于丁，卯一牛。”表示用十个来自夷方的人牲来祭祖先丁，宰杀一头牛[16]。
鲁迅认为“夷”字描绘了一个反抗压迫、无所畏惧的英雄；郭沫若认为“夷”字描绘了一个伟人，也就是英勇杀敌的战士；金文中的“夷”字描绘了背着巨大弓箭的人，也就是一个战士或者勇士[17]。中国历史学家吴国桢认为“夷”字不应该按照古文字学来解释，因为在现代文字中暗示著一个拿着弓的巨大人物，这是应该被畏惧或尊敬的人，而不是被蔑视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冯时认为，龙山文化发现的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系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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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沂源猿人及其后继者在鲁中泰沂山区生活。经过长达几十万年的漫长进化，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进入了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11]但这种理论被人类单地起源说挑战。
后李文化距今约8400至7700年，是山东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已进入原始的农耕定居生活时代，系母系氏族社会，其房址均为半地穴式[20]。
北辛文化距今7300年～6300年左右，已形成完整的聚落，处于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阶段，所有制形式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转化。经济以农业为主，种植粟；陶器工艺较为原始，代表器物为黄褐陶鼎。北辛文化的代表人物是造车始祖奚仲，曾担任夏禹的车正（交通部长），得封地薛国[21]。
大汶口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是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出现了私有制。陶器开始使用快转陶车来制造，分黑陶和白陶两种。白陶上还有图案花纹。[22]
传说在中原地区中部和东部存在太昊和少昊两大部落集团，按其分布都对应于大汶口文化[23][24]。古文献对于太昊的记载甚少。而对于少昊的记载表明，少昊是一个庞大的部落，内部各氏族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其中有十个氏族处于统治核心，分别是：为历正的凤鸟氏、司分的玄鸟氏、司至的伯赵氏、司启的青鸟氏、司闭的丹鸟氏、司徒的祝鸠氏、司马的鴡鸠氏、司空的鸤鸠氏、司寇的爽鸠氏、司事的鹘鸠氏。十部之外，另有五雉、九扈分别负责工正和农正[25]。统治系统已经十分发达。
蚩尤是东夷部落的一个重要的部落的首领。蚩尤族曾沿黄河西进，先后与炎黄部落在中原地区发生了剧烈冲突，虽一度得势，最后却被击败。传说在炎黄部落与东夷部落的涿鹿之战中，黄帝擒杀了蚩尤。据司马迁的《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第一》记载，神农氏末年，天下大乱，各部落相互征伐，神农氏无法控制。有三股势力逐渐扩张，分别是黄帝、炎帝和蚩尤。首先发生冲突的是黄帝和炎帝，双方在阪泉大战了3次，黄帝获胜，吞并了炎帝的地盘。之后黄帝又与蚩尤在涿鹿之野决战。战场上，黄帝派应龙出击，应龙畜水。而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纵大风雨，破坏应龙的蓄水计划。于是，黄帝请来女魃，止住了风雨[26]。最终黄帝俘虏并杀死了蚩尤，统一了中原，并取代了神农氏成为新的盟主[27]。而据成书更早的《逸周书·卷六·尝麦解第五十六》记载，最初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两大部落集团，他们的首领分别是赤帝（炎帝）和蚩尤，其中蚩尤是东夷少昊族系的首领。蚩尤向赤帝发起进攻，两大部落在涿鹿之河展开决战。赤帝大败，只得向黄帝请兵。黄帝与炎帝合兵，击败蚩尤，生擒了蚩尤并将其杀于中冀的绝辔之野。黄帝将蚩尤的部众交由少昊，确立了东夷部落的鸟图腾崇拜。而黄帝的势力也从此进入中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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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山文化为新石器末期，处于铜石并用时代，铜器已经出现，陶轮广泛使用[29]，骨雕和玉雕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30]。龙山文化的研究表明，东夷人也是礼制的发明者。龙山文化礼制表明其社会阶级和国家的形成[31]。当时可能存在一个以部落联盟为形式的王朝。中国学者俞伟超认为“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大洪水，中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32]
传说五帝之后，中原的炎黄部落进入唐尧、虞舜时代。东夷部落与炎黄部落和平共处，他们的领袖轮流担任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至夏禹时期，禹为炎黄首领。他最初立皋陶为接班人，但是皋陶不幸早逝，于是又立益（伯益）为接班人[33]。伯益出自少昊族系之玄鸟氏，是东夷首领，也是炎黄后裔，因为辅佐禹治水有功，被舜赐姓嬴，是嬴姓始祖[34]。与此同时，禹又举自己的儿子启为大臣，为其培养势力[35]；封伯益的儿子若木到徐国（今山东郯城）建国。
禹在位十年死，按惯例权力应该移交给东夷部落的首领伯益。但此时启已经羽翼丰满，诸侯大多归附他而非伯益[36]。于是启夺取了权力，开了世袭制度的先例。据《竹书纪年》记载，伯益强与启争权，帝启六年，被启杀害[37][38]。夏后启杀伯益建立夏朝后，东夷部落与炎黄部落的同盟宣告破裂，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的夷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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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记载
夏的同姓部落有扈氏不服后启[39]，双方在甘大战，有扈氏战败被灭，夏政权从此巩固，夷夏禅让成为往事[40]。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东夷各部落中，势力最强大的有穷氏羿率部落从锄迁至穷石[41]，利用夏部落内部纷争，推翻了太康[42]。后羿夺权后，任用被东夷伯明氏后寒放逐的不肖子寒浞为相。最终寒浞发动政变，在桃梧杀死了后羿。寒浞霸占了后羿的后宫，生浇及豷。而大臣靡，逃到了有鬲氏。
寒浞继续剪除夏部落的残余势力。派儿子浇率军队灭了夏的同姓部落斟灌氏和斟寻氏，杀死了流亡的夏后相，并让浇驻守过．让豷驻守戈。相的夫人后缗投奔了自己的娘家部落有仍氏，生下了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成为有仍氏牧正。浇听说后，派椒到有仍氏追索少康。少康又逃奔有虞氏，成为有虞氏庖正。有虞氏首领虞思器重少康，将二姚嫁给他，并将他安置在诸纶。少康逐渐收罗夏部落残余，并施计，派女艾到浇处卧底，派季杼去诱骗豷。同时夏遗臣靡也在有鬲氏收罗斟灌氏和斟寻氏残余，逐渐强大，并最终灭了寒浞。后来，少康又灭浇于过，基本恢复了夏部落的势力，史称“少康中兴”。之后，夏后杼又灭豷于戈，最终灭亡了有穷氏[43][44][45]。历经五代君主夏方战胜东夷，得以复国。
- 考古发现（前1950至前1500年）
岳石文化相当于夏朝与商初的数百年时期，是与夏、商文化并存的东夷文化。岳石文化以泰沂山为中心，北起鲁北冀中，向南越过淮河，西自山东省最西部、河南省的兰考、杞县、淮阳一线，东至黄海之滨。岳石文化遗存的重要文化特征一是出现了青铜器物；二是出现了新型石制工具；三是陶器自成系统；四是发现了卜骨和卜甲。属于城邦国家发展时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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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与东夷的具体关系至今尚有争议。总的来说，作为先商文化遗存的下七垣文化和漳河型先商文化都受到了岳石文化的明显影响[46][47][48]，而商族先人可能更早则来自于北方的红山文化人群[49][50]。东夷人中有一支名为青丘的部落与山东半岛的夷人发生融合。商部落和东夷一样崇拜玄鸟，始祖为简狄[51][52][53]。商汤伐夏，曾与东夷诸部广泛联盟，直到早商时期，两族关系依旧十分融洽，两族在豫东杞县一带交错而居。商部落崛起，商文化扩张，但早商时期东部与岳石文化的分界却没有大的变化。[54]
之后，源于少昊玄鸟氏的商部落崛起，并最终推翻了夏朝，占据了中原。商代任用同出玄鸟氏的秦部落等统御各方。与人方等东夷方国关系也较夏融洽。商亳还曾迁至少昊曾经的都城奄（今山东曲阜）。后期商对东夷连续作战，消耗了大量国力，并最终被周人乘虚而入，夺取了中原。秦部落祖先蜚廉、恶来也被周武王杀害。有虞氏（妫姓）是中国古代五帝之一舜帝所建虞朝的名称。
中商时期，夷商关系恶化，仲丁继位后，发生了与蓝夷的战争。商朝自商王中丁后，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历经了九世之乱，其中祖乙曾将商都迁至庇（山东郓城），南庚又迁到奄（山东曲阜）[55]，直到盘庚迁至殷（河南安阳）才稳定下来[56]。之后商王朝不断东征，商文化向东扩张，部分夷人商化或者成为商人附庸。但直至帝辛时期，仍有夷人在胶东或淮河流域保持独立的文化，商文化始终没有越过沂河、潍河一线。[57]
其中人方（夷国）为五帝之一颛顼的后裔所建，妘姓。位居海滨，跨越了夏商周三朝。商末商纣王率兵攻打人方，俘获人方3万多人，人方的战死者更是不计其数。然而战争，也让商朝伤了元气，结果被西边的周武王乘虚进攻，导致其灭亡。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其中就包括夷国。当时山东半岛上的方国为数不少，但是在周初大分封中得到承认的只是少部分。[15]
莱夷是东夷部落的一支，周代以前，莱国统治中心在山东半岛的北部昌乐、临朐县一带。东部可达龙口的沿海地区。周初，姜太公受封于齐国，建都营丘（今淄博市临淄区），后迁都蒲姑（今淄博市高青县），后迁回营丘，并改名临淄。因为距离莱都较近，莱国屡次进犯营丘[58]。春秋时期，在齐国强大之后打败了莱国，侵占了位于今平度西边的领土[59]。因此，莱公迫不得已迁都龙口，改名东莱。前567年，齐晏弱灭东莱，齐国势力深入胶东半岛[60]。考古发现，莱国都城可能在今天山东龙口境内的归城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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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周代的东夷与炎黄融合成为华夏，秦以后，特别是汉族形成以后，“东夷”改为对汉族以外，如朝鲜族、和族、夫余族等外族的泛称 。其认定范围也随之变化。从黄帝时期的山东、豫东、皖北和苏北一带, 变为日后秦汉时期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三国志·魏书》中，夫余、高句丽、沃沮、东濊、三韩、挹娄被列入《东夷列传》。唐杜佑《通典》将朝鲜、新罗、倭、高句丽、流求等归入东夷[61]，明代严从简将日本、朝鲜、琉球归入东夷[62]。但是，两者在文化上却有相同之处，比如鸟图腾崇拜和鸟生传说[63][64][65][66][67][68][69]以及支石墓文化。
周武王灭商之后，商残余与东夷部落联合，协同三监反周。被周公瓦解。周室趁机将势力发展至东夷地区，灭东夷大国奄和蒲姑，而立鲁和齐两大国以控制东方。此时东夷尚有莒、莱和淮夷中的徐等大国。商遗民有宋国；虞遗民有陈国。周穆王时，徐偃王威福东方，势力空前强大，但被周穆王所败。投靠周天子的秦氏族也已经分成了秦氏和赵氏。西周时期始终无力彻底制服东夷，到了西周晚期更趋于被动的局面，周厉王时期的禹鼎记载鄂侯御方突然叛乱，率南淮夷、东夷反周，厉王用“西六师”、“殷八师”进攻鄂侯，甚至怒而下令“勿遗老幼”，却未能取胜，最后由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带亲兵征战才取得胜利。[70][71]春秋战国时期，东方莱、纪、邳、郯、徐、谭、莒等大国先后被灭，东夷与华夏迅速融合。齐桓公在对山东大部分的资源和人口的整合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72]。而秦国雄霸雍州，赵国也在晋国分裂后迅速崛起，陈国贵族也取代了齐国国君。战国七雄中，有三家王族是东夷后裔，可见当时东夷与炎黄已经基本融合。
秦统一六国后，东夷一词便不再作为海内部落的名称出现。
金元时期，山东大部分地区历经战乱人口骤减，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唯有当时胶东地区损失较小，保留了山东的人种和文化。在明朝初年一部分登州府和莱州府的居民迁移至山东西部。
在东夷部落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伏羲氏、蚩尤、少昊、大舜等[31]。东夷人最初只是分布在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和东部半岛丘陵区，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夷人在蚩尤的领导下到达鲁西北平原，与东进的炎黄部落开始接触。经过夷夏“涿鹿之战”，东夷集团被炎黄集团逼回原地。随后炎黄之间也展开了“阪泉之战”，结果炎帝部落被迫东迁，与东夷人杂居错处[73]。之后黄帝部落向东推进至豫东及鲁西北平原之地，与东夷人联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共同创建了最初的华夏文明。
太昊，一说就是伏羲，是传说中东夷部落中最古老的部落集团的领袖，他最大贡献是画八卦，造书契，结束了古人类结绳记事和不辨东西南北、不分春夏秋冬的历史。据《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太昊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在被称为“大皞之虚”的陈，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23]。又据《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一年》，其中有“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的说法[74]。而根据杜预的注释，“任”即任城，在今山东济宁境内；“宿”为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境内；“须句”为须昌，在今山东东平境内；“颛臾”即武阳县，在今山东平邑县境内。也就是说，太昊的后人封地都是今山东鲁西南地区春秋时期的一些小国[74]。所以可以断定，太昊部落的活动区域在豫东鲁西南一带，且有沿古济水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向。而另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25]
少昊同时是炎黄部落和东夷部落的领袖，是黄帝之子。少昊部落被视为继太昊部落之后兴起的东夷部落的又一分支部族，以鸟为图腾，在族源上与太昊大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25]。少昊族的故都城在今天山东曲阜，曲阜被称为“少皞之虚”[24]。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族内部各氏族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其中有十个氏族处于统治核心，分别是：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鴡鸠氏、鸤鸠氏、爽鸠氏、鹘鸠氏。十部之外，另有五雉和九扈[25]。其中爽鸠氏居于后来的齐国都城临淄[75]。而玄鸟氏更是发展成为一统中原的强大商族和统一中华的秦族[34][51][53]。
少昊部落比太昊部落更为发达。其中有后世著名的嬴姓十四氏[76]和日后统一中原的出身玄鸟氏的商部落[51][53]。根据《史记·卷第五·秦本纪 第五》记载，“嬴姓十四氏”中的秦氏、赵氏和徐氏都出自玄鸟氏[34]，基本推断“嬴姓十四氏”可能都出自玄鸟氏。玄鸟氏是少昊部落中最显赫的一支。而有虞氏则有可能出在凤鸟氏[77][78]。
根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国是少昊之后[25]，也是嬴姓十四氏之一[76]，而嬴姓十四氏的另一支—秦国祭祀祖先时，祭祀少昊[79]，所以可以断定嬴姓十四氏是少昊族裔。[25]少昊族的后人封地如费、莒、郯、徐，在今山东费县、莒县、郯城一带；江、黄、钟离、光，在今淮河以北。所以鲁南至淮河以北的黄淮地区是少昊族的主要活动区域[14]。据《史记·卷第五·秦本纪 第五》记载，嬴姓因分国而分成十四氏，即：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赵氏[76]。而赢姓来自少昊部落，有诸多佐证。首先，秦祭祀白帝少昊[79]，而少昊出自东方，却被称为白帝，主西方，皆因秦故；其次，郯子以少昊为祖先；而出自少昊玄鸟氏的商族以秦族为亲兵，羁縻外邦，类似清代满族以锡伯族羁縻西域一般；除秦氏、赵氏外，其他嬴姓诸氏大多居于东方。所以嬴姓十四氏皆是少昊之后。
- 蚩尤作为东夷的祖先之一，被奉作“齐地八神”之“兵主”[80]，在涿鹿之战中败于黄帝，但由于骁勇善战，死后被奉为“战神”。蚩尤传说曾经被封于曲阜。东汉学者应劭说：“蚩尤，古天子。”《逸周书·尝麦》篇说：“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所谓“宇于少昊”，亦即居于少昊故地的意思。[28]汉高祖刘邦起兵反秦时同样也祭祀蚩尤[81]，并将此传统树为正统，从此得以光大[82]。传说蚩尤的陵墓在东平陆监乡，即今山东汶上县南旺镇[83]。
- 传说和古典文献记载认为射去九日的后羿是东夷部落的领袖。
- 中衍，商朝，伯益的玄孙，是春秋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的祖先。曾孙戎胥轩。
- 蜚廉是商纣王的大将，战国七雄中秦、赵两诸侯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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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明不分伯仲[11]。
东夷与炎黄东西相对，同为汉族的先民，其是北部汉族血统的最主要来源。在中国史学史上有著名的“夷夏东西说”[84][85]。
根据《史记》记载，华夏是黄河中游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颍川、南阳地区汉族的主要来源[86][87]，而东夷则是黄河下游，海岱淮济地区汉族的主要来源[88][89]。五帝其中一种说法，五帝中，除赤黄二帝可认为是炎黄部落首领外、白帝少昊（宇于奄，今山东曲阜，青帝太昊，都可以认为是东夷部落首领。[原创研究？]可见在中国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中，五帝是分属于东夷与炎黄部落，同为汉族先民，尤其是北部汉族的共同祖先。
东夷部落的文字是从北辛文化的刻划符号开始的[91]。滕州北辛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两个刻划符号，一个刻在泥质灰陶器底上，一个刻在泥质红陶腹片上。到大汶口文化时期，这种刻划符号数量增多，也更具象形意义。莒县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刻有陶文的大口尊，上有图像和图像文字共12个。龙山文化时期的邹平丁公遗址出土了，刻有11个字的陶片，距今4200～4100年间，有可能是甲骨文的前身之一。但陶片上字体多为连笔字，与甲骨文差别较大。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发现岳石文化和商代刻划符号卜骨，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与商代早期，距今3700年～3500年，是迄今所见卜骨上最早的文字，比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甲骨文提前近300年。甲骨文是商朝人利用龟甲、牛骨进行占卜，再将占卜的结果刻在上面。因此，东夷部落是中国较早创造、使用文字的古老民族之一[91]。其中的 "旦、钺、斤、皇、封、酒、拍、昃"等汉字目前仍在沿用[3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学者王恩田与俞伟超等人认为，在龙山文化中发现的丁公陶文，是东夷系统的文字[92]。冯时认为，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系统，殷商甲骨文中的人方以及西周所称的东夷，可能与彝族有关[93]。李象润、李浴洋等学者认为，丁公陶文属于古汉字系统[94][95]。
据中国典籍记载，东夷人是弓箭的发明者[14]。《说文解字·矢部》载:“古者夷牟初作矢”。《世本》中也载：“挥作弓，夷牟作矢。”而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骨质和蚌质的箭镞，证明了传说的可信度。[11]
东夷的陶瓷制作技术相当高。在北辛文化时期，东夷人已开始制作陶器。到大汶口至龙山文化时期已全面且准确地掌握了陶土的选择、成型、烧制等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过程，制作出多种具艺术美感的陶器。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蛋壳陶，其制作技术精美高超，在中华史前文化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除利用天然粘土外，东夷人还使用了高岭土作原料，曾烧制了少量表里白净的陶，为原始瓷器的最初尝试。[11]
东夷人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使用铜和铁的部族[14]。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出土铜钻（铜锥形器）、残铜条、残铜片、铜器残片、铜渣等，表明该时期的东夷人已有炼铜和制铜手工业。[11]
东夷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鸟形的陶瓷表明，东夷人以鸟为图腾，是一个崇尚鸟的民族，有鸟生的传说[31]。比如《史记·卷三·殷本纪 第三》：“殷契，母曰简狄，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51][52][53]；再比如，《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第十六》：齐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77]；以及《史记·卷五·秦本纪 第五》：“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34]，“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96]
太昊部落的图腾是龙还是凤，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说太昊和伏羲是同一人，风姓[74]，以龙为图腾[25]；另一说太昊只是姓氏为伏羲氏，伏羲是太昊所在氏族部落的先祖，以玄鸟为图腾。
北辛文化时期出土多种类型的泥条盘筑陶器，可用以印证东夷人熟食技术的进步和饮食结构的改善。而这一时期出现的高柄杯，可能就是一种酒器。[11]
东夷部落原始礼制的主要表现在宫室制度、埋葬制度和礼器三个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龙山文化时期作为祭器使用的鸟造型三足器枣陶，被认为是东方文化的“标准化石”。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笛柄杯能够吹奏出4个不同的乐音，是迄今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陶制横吹管乐器。[11]
主张东夷是其中一个民族集团的学者，如徐旭生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由文化区分，可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与苗蛮集团等三个主要民族，至秦汉之际，才融合成中国人[97]。
顾颉刚认为，鸟夷居住在商人的东边，因此称为东夷，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其下分支出凤鸟氏、玄鸟氏和爽鸠氏等。鸟夷为黑陶文化的创造者[98]。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东夷是与西方的夏人平行发展的族群，后融合成为汉族。承继夷夏东西说，大陆学者方汉文等，认为原始汉族主要源自东夷[99][100]。
凌纯声认为，夷为大海的意思，指的是居住在中国东岸海滨的古民族总称，在东方者称东夷，南方称南夷，其中包括了古越人。吕思勉认为，居住在淮河以北的称东夷，居住在长江以南为百越。
认为东夷并非民族，同是上古汉族一个分支的学者，如马戎在《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一文分析，在《尚书》代表的周代以前的文献中，“夏”并不是代表中原文明人群的泛指，而“夷”字也尚未成为“蛮夷”的泛指，当时“夷夏之辨”并没有成为普遍的观念。而周代的的“夷夏之辨”乃是根据文化传统把“天下”的人群分做两大类的区分，而不是一个“多种类”（甲族、乙族、丙族等）平行并存的分类框架，若以中原地区为文化中心来看，“夷夏之辨”表现的仅仅是“教化之内”和“教化之外”的区别，并不是什么依据血缘、体质、语言的差别而固定不变的“民族”差别；又东夷人群与中原人群同属于龙山文化系统。
学者汪启明于《“东夷非夷”新诂》表示“华夏与‘东夷’、‘夷’相对而称，是战国以后人‘中原文化中心论’产物，并非一定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个地区对应。”故东夷并非民族，夷、夏之间更不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而是不同的部落或部族或部族联盟。
主张东夷是民族源流之一的学者，如朝鲜金日成大学教授李趾麟在《古朝鲜研究》一书中主张，居住在黄海沿岸至朝鲜半岛一带的古民族为鸟夷，即东夷，为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创造者。鸟夷与濊貊族融合后，成为朝鲜族与肃慎的先祖。韩国学者金廷鹤在《韩国民族形成史》中，提出古朝鲜的文化特色属于东夷族。尹乃铉《韩国古代史新论》中认为，朝鲜族为东夷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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