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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中国的内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国共内战（另称中国内战，英语：Chinese Civil War）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爆发的内战，也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内战，可分为第一次国共内战和第二次国共内战两个阶段，是中国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点。内战一方为1947年行宪之前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与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另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军队与政权。中国共产党一方在内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获得中国大陆地区的统治权，并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民党则于内战中战败，率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造成今日台湾海峡两岸政治分立与军事对峙的局面，双方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军事停火[9]，但是在法律以及政治上，因为双方从未签署停火或停战协议，故内战仍然在法理上延续至今。
| 国共内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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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1947年起）的一部分 | |||||||||
从上方顺时针起：四平战役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路军的回族士兵、20世纪40年代的毛泽东、蒋中正正在视察士兵、粟裕正在孟良崮战役前夕视察前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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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 1996年至两岸分治现状  中华民国政府 中华民国国军 |
.svg) 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 1949年至两岸分治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蒋中正 陈诚 何应钦 李宗仁 阎锡山 白崇禧 顾祝同 胡宗南 胡琏 刘峙 李弥 孙立人 黄维（被俘） 张灵甫 †/× 马鸿逵 吉星文 杜聿明（被俘） 薛岳 |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彭德怀 邓小平 林彪 粟裕 项英 博古 张闻天 王稼祥 徐向前 陈毅 贺龙 叶剑英 刘伯承 | ||||||||
| 参战单位 | |||||||||
第一次：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 国民革命军 (1948前) 中华民国国防部 (1948后) |
第一次：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 八路军 (1947前) 新四军 (1947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7后) | ||||||||
| 伤亡与损失 | |||||||||
| 中共方面称：1065万人死亡[7]，其中3年国共内战国军伤亡625万余人[8] | |||||||||
1925年，主张联俄容共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与中共以及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导致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出现裂痕。在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并发动针对北洋政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两党矛盾激化。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上海单方面宣布清党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导致宁汉分裂；同年7月，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跟随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分共，是为宁汉合流，国共两党正式决裂。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开始武装夺权，并先后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及数处革命根据地，与定都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北洋政府瓦解，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形式上统一南北后，自1930年起先后五次围攻共产党在南方之根据地。1934年，在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国军攻占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迫展开长征，于1935年抵达陕北。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国工农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统治的陕甘宁边区则在名义上由国民政府直辖。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大量地方军阀武装推上抗战前线，而胡宗南等所率之中央军精锐则包围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则以游击战为主，建立大量抗日根据地。国共双方皆指责对方抗战不力，并于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多次军事冲突[10][11]。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关系出现短期缓和，双方召开重庆谈判并签订双十协定，随后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商讨行宪与建国事宜，然国共之间的矛盾因裁军、行宪与联合政府等议题再度凸显。1946年，国共双方因抢占东北受降区而发生军事冲突，战事遂蔓延至关内，而后中国国民党违背双十协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承认，内战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逐渐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后，解放军在东北与华北取得军事上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国民党在1947年结束训政、将以党治国的国民政府改组为行宪之中华民国政府、将国民革命军改组为中华民国国军，颁布动员戡乱令，并以推行金圆券等金融改革措施提振当时尚处战后疲弱的中国经济，尝试以改革换取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支持，但改革失败反使国民党民心尽失。1949年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停火谈判但终告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占领首都南京、第一大城上海，并渐次夺取绝大部分的中国疆域[12][13]。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更名后的北京成立[注 4]，而随着国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辗转于1949年12月撤退至台湾台北[14]。自1955年大陈岛撤退后，中华民国政府有效统治范围限缩在台澎金马与部分南海诸岛，维持至今[15]。双方最后的地面战役为1961年中缅边境的江拉之战，而游击战则一直持续到1975年。[16]1979年双方海上冲突停止[9]，并于1987年开放非官方机制的交流。
国共内战的根本原因是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民主建设尚未成功的中国，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通过吸引选票来使得自己之主张上升为国家政策[17]。
国民党之政治主张经兴中会到1920年代发展，在北伐战争时期形成，以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主的指导思想，力图于民族、民权、民生等领域上，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达到中国之统一民主富强。其终极目标为建立一个以西方民主社会为范例的、军队国家化、政治实现民主的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从1921年建党以来，经历巨大变化。平均地权是两党根本分歧。最初主导思想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数次失败后，参考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模式，逐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一年后，1922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8]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视为“不具备广泛群众基础的阶级政党”，而自视为“代表广泛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对象。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与当时国民党政治主张冲突，不可避免地使两党逐渐产生对立。
另一方面，国共双方都有发展自身武装力量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被北洋军阀把持。由于北洋政府军力强大，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就没有可能成功革命。所以国民党自改组起，便从苏联引进党指挥枪模式，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国民党的武装力量通过北伐战争彻底推翻北洋政府统治，于1928年在形式上统一南北。北伐战争过程中，国共关系逐渐恶化。1927年8月1日从南昌起义开始，共产党也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试图夺取政权。至此，两党都各自掌握自己的军队，内战于焉展开。
1920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宣布重组护法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但其与曾为立宪派的陈炯明在政见上发生冲突，终于引发六一六事变。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势单力薄，需要重新借助外界力量的支持。这时越飞与北洋政府谈判未果，与吴佩孚联系又遭到拒绝，到达上海与孙文会晤后一拍即合。双方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开始了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而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未有自身的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对苏联方面言听计从，在城市革命上更需要友党的支持，也就跟随苏联开展国共合作。陈炯明被多路军阀击败后，孙中山被迎回广州，建立起大元帅府，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协助下重组国民党架构，组建黄埔军校，苏联在军事上也多有支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此时达到高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源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黄埔军校的不少学生也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孙中山去世之后，苏联利用中共将国民党分裂为左右两派[19]，国民党中的实力派势力担心靠苏联和共产国家支持并领导的中共靠掌控党政要职逐渐坐大。[20][21]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在国民革命军中发表北伐必败论，并于广州市区散发传单，反对北伐统一。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会议讨论北伐问题，并通过反对北伐统一的决议[22]。
1927年3月10日，由苏联全权领导掌握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中正方案。同时为防止蒋中正独揽专权，会议缺席选举汪兆铭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并决议不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改为7人集体领导，免去原来由蒋担任的上述职务，将蒋降为普通委员。
国民党右派与中共以及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产生矛盾，国共合作开始产生裂痕，国民党加速分化为不同派系。西山会议乃是国民党右派开始排斥共产主义的标志。及至1926年5月11日中山舰事件，以及蒋中正在国民党的地位上升，中共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中共与国民党各派决裂，并被请出国民党。苏联及中共改组国民党成布尔什维克党的计划破灭。由于没有本党的军队就难以存续，中共几年后便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中山舰事件后，由于和蒋中正产生政见上的分歧，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12月，国民党左右派正式分裂，鲍罗廷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927年2月，汪精卫回国途经苏联，会见斯大林。回国后，汪精卫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中正排共，坚持容共，4月5日和中共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2日，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中正武力清党，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蒋中正遂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蒋中正下令“清党”，清除国民党内中共党员，并在各地大规模捕杀中共分子。
5月中，经李宗仁及朱培德斡旋，武汉及南京避免开战，决定分头继续北伐。月底，共产国际决议改变中共方略，准备武装工农成立新军，进行土地改革；但仍留在国民党内，使国民党及武汉国民政府成为工农革命独裁机构。与此同时，中共在湖南开展流血的土地改革，斗争地主，使国民党不少军官不满，终与何键发生冲突；何键、朱培德等亦开始清共，是为“马日事变”。事变中，中共及倾共民众死亡达数百到一千余人。7月13日，中共发表宣言，声明因武汉广东之复杂关系，中共党员应退出国民党。7月15日，汪精卫识破苏联与中共的夺权计划，决定与南京方面主动进行和平分共，同时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之中共党员立即声明脱离中共，否则停止其一切职务。7月15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分共。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刘伯承、叶挺、贺龙（其时非中共党员，为国民党左派成员之一）等发动南昌起义（国民党视之为暴动），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装部队。8月4日，起义军放弃南昌，南下广东，国共首次武力冲突爆发。8月7日，中共召开八七会议，确定武力夺取政权，第一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起义军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8月14日，蒋中正下野，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宁汉合流。
9月，桂系军阀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南京国民政府大权，汪精卫下野。同月，毛泽东在湖南、江西发动秋收起义。10月，汪精卫到广东否定南京政府，鲍罗廷经蒙古回苏联。11月，蒋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北上。12月11日，中共在叶挺、叶剑英领导下发动广州起义。12月12日，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广东国军将领张发奎调动军队反攻，12月13日，红军失败，被迫撤离广州。12月16日汪精卫辞职赴法国。
自1927年建军后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展开土地改革，并多次与国军战斗。这段时期，中国国民党称为“剿匪”、“剿共”，中国共产党则称为“土地革命战争”、“十年内战”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30年起，国民党先后对中共位于江西、湖南之控制区实行五次围剿，前四次未能成功。红军通过运动战，成功守卫南方根据地。但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在德国顾问建议下步步为营，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进攻红军；加上中共方面因为采用了共产国际派驻顾问李德的错误策略，损失惨重。红军主力被迫自江西瑞金转进至陕西延安；中共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国民党则称为“流窜”），同时，一部分红军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但在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后，成功突破国军重重封锁。途中，中共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重获军事领导权。最终长征的红军在仅余少量部队的情况下到达延安。
1936年，周恩来与中华民国陆海军副元帅张学良交往甚密，张学良甚至还提出申请加入共产党[23]，最后被共产国际拒绝。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史称西安事变。最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基本停止与共产党作战。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于9月22日正式和解，第一次国共内战结束。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冲突趋于缓和，这段缓和期中共称之为“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17日，蒋中正在庐山发表讲话，表明了中国对日本退让的底线以及准备全面抗战的态度。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会议中毛泽东称中共之真正任务，关于军事问题，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持久战。红军之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24]。”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937年9月，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所直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地区红军约4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依抗战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战场；另约8000名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抗战期间，国民党主要与日军主力进行正面作战，中共则在沦陷区开展游击作战。中国与日本发生22次大型会战和上万次中小战斗。其中有国军与少数八路军将领擅自协同参与的平型关战役。中共也有单独的对日作战如百团大战。国共之间曾爆发多次冲突，影响最大者，当属“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
1945年8月起开始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国民党称为“动员戡乱”或“抗共卫国戡乱战争”，中国共产党则称为“解放战争”，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因为国军与共产党部队冲突加剧[26]，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谈判内容主要是投降日军接收，共产党部队与国军的合并，共产党战后的参政议政等问题。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双方在重庆展开谈判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而谈判很快破裂，内战全面爆发。
1946年1月，国共两党与民盟、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决议案，一致同意在和平建国纲领下，共同实现民主宪政[27][28]。但实际上双方冲突未有结束。2月底，虽受反苏运动等因素影响，国共双方仍达成整军方案，统一将国共军队整编为中国国防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12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60个师的目标。3月底，国共达成迄今最后一个正式协议——东北停战协定，但对东北内战无实际约束。
美国国务卿指出，苏联在华北驻军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在中国军队能独立担负责任后，苏联驻军将立即撤回[29]。
由于对日作战，苏联控制了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欲接管东北，以便继续与中国国民党斗争[30]。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国民政府冲突进一步加剧，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决定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并一度向国民政府提出协议，支持国民政府接管东北，以换取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并要求美国势力不得进入东北[30]。由于国民政府拒绝苏联方面的要求，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东北回国之前，为中共抢占东北的真空地带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30][31]。例如，苏联红军将部分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武器移交给林彪的东北野战军。[32]
战争初期国军一度取得优势，占领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张家口和延安等战略要地。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国共双方边打边谈，在东北、中原、华北等处展开争夺。1946年一月停战令之后，军事冲突暂息数月；同年3月，苏联自东北撤军，中国共产党随即迅速占领重要据点并阻止国军北上，导致4月时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6月26日，山东和中原地区再度爆发冲突，中国共产党将此视为全面内战起始点。同年11月15日，在共产党与民盟的抵制下，国民党与青年党、民社党等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并于该年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三路兵力，集结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周围。国民党为迎接制宪国大，下达了第四次停战令，但对军队无实际约束力。11月19日，周恩来所率的中共代表团结束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初，国民党应美国特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举行圆桌会谈，解决两党争端。中共认为国民党没有诚意，中共南京代表陆定一回应，“废除伪宪法（指中华民国宪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33]。国共谈判破裂。1月29日，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对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的关系，放弃国共调处工作，退出三人会议，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驻军调部的人员。次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6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美军人员撤退。2月底，国民党下令在南京、上海、重庆之中共留守处代表于3月5日前撤离首都卫戍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分别致电函京沪渝中共代表，所有中共人员限期全部撤退[34]，并关停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35]:8312。蒋中正主持，出席中央委员146人，候补中央委员46人，列席各地党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68人；蒋致开幕词，称“中共全面叛乱……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为捍卫国家统一，保障人民安全，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我敢断定，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35]:8312同时声称“实行民主，结束训政，改组政府”[35]:8312。3月17日，参谋总长陈诚向三中全会报告军事，历述一年来建军、复员、整军工作之情形及对中共之军事情况，称：“剿匪绝对自信，绝对有把握”，“剿匪应以军事为中心”，“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35]:83143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并发表宣言，宣称中国国民党之任务为：完成宪政准备，确立建国规模；消除统一障碍，巩固国家基础[35]:8320。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
1947年3月至9月，中共军队处于守势，宁可丧失关内所有根据地，也要死守东北；国军则向中共控制区进攻。由于采取运动战打击国军，国军屡受打击，还要分兵把守占领城市，机动兵力日益不足。然而到1947年初，在土地改革等政策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开始以局部反攻以对抗国军的重点进攻。至1947年中，中国共产党取得战争主动权，战局逆转。
1947年，中共军队抛弃国军番号，陆续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称“解放军”，国民党方面则称为“共军”。
1947年9月至1948年9月，解放军开始展开主动攻势，在东北将国军压缩至几个孤立城市，在中原地区则拥有优势地位，对首都南京所在的华中地区形成压迫，国共双方的武力优势逐渐反转。1948年秋季，解放军在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方向发动战略决战，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并取得全部三场战役的胜利。解放军在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击败国军主力，随后发动渡江战役，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大陆。在三大战役中，国军总兵力损失150万人以上，精锐兵团几乎全军覆没，除西北外，长江以北的地区几由解放军所控制。与此同时，共产党开始在北方动员十数万名干部南下，以此作为接管南方政权的主要力量。尽管战局对共产党有利，但是农村的南下干部动员却一度十分被动，甚至发生了干部逃亡的现象，反而是城市的失业知识青年更积极地响应共产党的南下动员[36]。
苏多柏拉托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一书中说，苏联在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这些战略进攻行动期间特意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计划，他们想以此转移美国对中国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将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减少美国对反共的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军的援助力度。[37]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与1948年立法委员选举后行宪，由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李宗仁为首任总统、副总统，将国民政府改组为一府五院的中华民国政府，并在该年9月实施金圆券等经济改革措施，以企图挽救民心。但金圆券在同年底即告失败，造成国民政府统治区内急速地通货膨胀，使经济情势更加混乱。
1949年1月21日，面对军事与经济上的失利，蒋中正下野，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接任后有意停战。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但中华民国政府无法接受共产党所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谈判遂于4月20日宣告破裂，解放军随即发动渡江战役，攻下南京、上海等中部大城，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拿下华中与华南大部分地区，国军则不断向东南沿海与西南撤退。9月26日，新疆省国军驻军倒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进行，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则迁往台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平（后复名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则相继撤退至广州、重庆、成都等城市，最终于该年12月7日撤退至台湾。
西藏地方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并未受中华民国政府指挥。1950年4月西昌战役，解放军攻下西康省的西昌县，10月发动昌都战役，此后解放军进入西藏。1950年8月，解放军夺取万山群岛。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50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把“解放台湾”的任务放在当年的“四大任务之首”。[38]随后1950年后几个月，解放军一方面逐一攻下沿海岛屿，一方面在福建集中兵力，为渡海攻台做准备。美国则坐视内战结束，台海战事一触即发。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解放军渡海攻台难度倍增。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抗美援朝”之后，原本预备攻台的部队调往朝鲜半岛作战，因此在东南沿海作战暂缓。朝鲜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军统帅麦克阿瑟支持下积极备战，试图全面反攻大陆，多次尝试突击东南沿海岛屿，连连爆发如南日岛战役、东山岛战役等战斗，但历年战事皆以撤退和失败告终。此后青海、甘肃、中缅边境地区仍有零星战斗[注 5]。1953年朝鲜战争正式停火。
1954年12月，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总统艾森豪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解除，保证对台湾军事援助不再断绝。1955年1月，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失去一江山岛的屏障，中华民国国军在战略考量下，决定不再分散兵力驻守浙江沿海岛屿，转而加强金门与马祖之防备，遂于2月在美军协助下主动撤离大陈岛全数军民。解放军取得大陈岛后，中华民国政府的有效统治范围退缩至台澎金马并延续至今。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对驻守金门之国军发动榴弹炮袭击，是为八二三炮战。在四十四天内，中共解放军向金门射击炮弹几近五十万发。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吉星文、赵家骧、章杰等中弹阵亡。9月2日，中华民国海军沱江号在金门料罗湾附近外海遭到解放军鱼雷艇包围与猛烈的攻击，几乎沉没。9月11日，驻守金门之国军炮击厦门火车站。9月22日，美国八吋大口径巨炮由中华民国海军运抵金门。海军与空军皆有交手。双方皆称胜利。其后十年，除1965年间偶发的东引海战、东山海战和乌坵海战之外，两岸海空军不断有零星交手，双方各有战损，但大体而言，双方控制领域并无太大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中华民国代表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接受了日本赔偿舰艇（如丹阳号），以及接受美国援助，此时的中华民国的海空军实力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大陆民船的关闭政策得以长期执行。双方同时长期在中国大陆沿海爆发冲突，互有胜负。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允许海军、空军搜捕、击毁大陆籍船只，直到1992年才废除对大陆方面的闭关政策。
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从1958年开始对大金门、小金门、大胆、二胆等岛屿炮击，国共内战军事冲突告一段落。
1984年，驻扎在金门的中华民国国军因追击海上逃兵庄辉亮，金东师先使用轻兵器后改以105毫米榴弹炮射击，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的草屿，0.19平方公里的孤岛上落弹150余发，造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名战士身负重伤，但中国大陆对此事表示沉默，既未还击，也未抗议。1987年3月7日，烈屿师发生“东岗惨案”，6月破案法办后，蒋经国总统于7月宣布台湾地区解严。
1991年4月22日，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通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年4月30日李登辉总统以总统令公布。5月1日起动员戡乱时期正式结束，中华民国政府不再视中共为叛乱团体，承认中共政权统治中国大陆的事实[39]，并宣布结束两岸敌对状态[40][41]。
1994年11月14日上午，小金门国军驻军进行火炮试射，因射程计算出错，误击厦门市郊黄厝村塔头社，造成4名大陆民工受伤，其中重伤两人[42]。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对此事件表示严重关注，认为这是一起破坏海峡两岸和平气氛的恶性事件，并强烈谴责台湾当局的罪恶行径，坚决要求台湾当局迅速查明情况，公布事实真相，并严惩肇事者，但后无下文[43]。
1996年中华民国第一次总统直接民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以东南海域为目标，实施弹道导弹试射，中华民国国军均进入高度备战状态。[44]然而随着两岸情势变化及双方领导人的更替，军事紧张局面亦时有发生。这次危机由美国第七舰队以“经过”之名进入台湾海峡而缓和，但解放军军机“不出海”之默契从此被打破，解放军军机活动范围延伸至台湾海峡中线，压缩了中华民国空军预警时间。
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再度提出“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主张，当时执政的民主进步党不予理睬。但在二次政党轮替后，国民党籍的总统马英九称“不排除”与中国大陆签署和平协议，不过并没有时间表[45]。2011年10月又再度提出[46]，之后又表示会先经过公民投票同意再签署[47]。但此说仍引发台湾以民进党为首的泛绿阵营的批评，认为是片面为统一而铺路的投降式协议，涉及改变现状，但台湾人民并未赋予他这项权力，且缺乏第三者的监督与保证，美国等盟邦亦质疑中共并不可靠，最后无疾而终。[48][49][50][51][52]2014年春爆发太阳花学运，两岸后续谈判受阻。2015年在新加坡举办两岸领导人会面，但双方未发表共同声明或签署协议，和平协议仍仅止于讨论层面[53][54][55][56]。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造成两岸关系再度恶化，解放军首度出现于台湾本岛东岸附近操训[57][58]，军舰、军机均跨越海峡中线[59][60]。
国民党方面认为：自从1911年推翻清朝开始至1949年，中国政局从未稳定，经受着由军阀割据、北洋复辟势力、国共斗争、日本侵华而造成连年战争灾害，可以说中华民国自1912年至1949年间治理时期，一直处于战乱与动乱。面对清朝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国力衰弱的中国，难有和平稳定的治理时期来证明其统治能力。引发社会弊端丛生，人民生活艰苦，国家积弱，政府无暇顾及百姓民生[61]。不过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大致统一中国版图，并且领导中国在对日抗战中取得胜利，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及常任理事国。为当时中国的复兴，有相当贡献。
中共方面认为：在民国时期，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重新夺回权利和土地，成为了人民寻求生存权的最直接，最简单的途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他们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而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分子界，被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视为敌人。[62]
此外，战争造成的结果为中华民国仅能有效控制台澎金马地区，与其法定的领土大相径庭，造成台湾社会对台海两岸现状的定义、以及在国家或民族认同上逐渐分歧或对立，而出现“一台一中（一边一国）”、“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一中各表”、“两个中国”、“一个中华民国”、“宪法一中”等各种论点，莫衷一是，至今仍是敏感话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台湾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有逐渐降低或消失的趋势[63][64][65]，而更加强调与中国大陆无关的台湾主体意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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