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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遗产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长城是中国古代为抵御不同时期塞北游牧帝国或部落联盟的侵袭，在西北方所修筑规模浩大的隔离墙或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虽为城墙，但不做为完全单一条绝对隔离线，而是多层检查通行的边防口，实际上还主动发挥指导经贸交流的两手策略[1][2]，东西段与前后关卡加总起来可绵延上万华里（约4500-6000千米），因此又称作万里长城。
现存的长城遗迹主要为始建于14世纪的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虎山长城，长城遗址跨越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15个省市自治区，总计有43,721处长城遗产，长城也是自人类文明以来最巨大的建筑物。1961年起，一批长城重要点段被陆续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该遗产目前不仅包含上述15个省、市、自治区境内的长城，还额外包括了湖南和四川境内的苗疆长城（南长城）等[3]。
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完成了长城资源认定工作，将春秋战国至明朝等各时代修筑的长城墙体、敌楼、壕堑、关隘、城堡以及烽火台等相关历史遗存认定为长城资源，将其他具备长城特征的文化遗产纳入《长城保护条例》的保护范畴。根据认定结论，各时代长城资源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4个县（市/区）。认定数据如下：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座/段），其中墙体10,051段，壕堑/界壕1,764段，单体建筑29,510座，关、堡2,211座，其他遗存185处。墙壕遗存总长度21,196.18千米。[4]
中国北方自古便不安宁。自春秋战国以来，便有修筑长墙，以阻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的史料。而修建长城之举，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以秦、汉、明三时期的规模最大。《延庆州志》记载：“古长城，在州南二十余里，即燕塞，燕昭王用秦开谋，置上谷塞，自上谷以北至辽西。秦始皇因其旧址而大筑之，至今岔道以北迤逦而至永宁一带遗址犹存”。
唐朝时，由于北方的突厥在唐太宗时已经被平定而不再成为威胁，此后三百年未修长城；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使得之后宋朝修筑长城变得没有意义；元朝统治者是蒙古人，仅对一些关口做了修缮，只起到盘查路人和作为商路驿站的作用；与元朝类似，清朝直到灭亡也未修长城。
因而，近来实际修筑长城仅有明朝，今日所见长城多为明朝建筑。而到了二十世纪，在科技的发展下，长城已基本失去阻御外敌的军事功能，只有长城战役勉强算得上再参与了一次作战。
长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修筑，《诗经·小雅·出车》记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当时筑城用意在于“互防”和“拒胡”。齐长城是中原历史上建筑最早的长城，在今山东境内，至密州琅琊台入海，全长500馀公里。但是由于诸侯林立，且各属境较小，一般小国长城只有几百里，一些大的诸侯国家的长城也仅有三四千里。例如赵肃侯十七年（前333年）在漳水、滏水（今滏阳河）附近筑长城，史称“赵南长城”。[5]赵武灵王所筑长城，起自代（今河北省蔚县境内），终于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境内），史称“赵北长城”。[6]《史记》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馀里以备楚”。秦昭王时，攻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燕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独石山），东至襄平郡。另有中山国长城和魏长城（即滨洛长城）。
万里长城之名，自秦始皇才开始，因此，人们提到万里长城的时候，往往把它同秦始皇的名字联系起来。据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上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后，成为了中原地区唯一政权，并改制为帝国，统一中原。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人攻击匈奴，占据河套，并将秦、赵、燕各国修筑的旧城墙连接起来，从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从此始有“万里长城”之称[7][8]。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原诸侯国间用以“互防”的城墙被拆毁[9]。
秦长城可大致分为西段和北段。西段起于今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北至临洮县，经定西县向东北至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固原市、彭阳县，横跨六盘山，进入甘肃环县、陕西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向北折至今内蒙古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北段即黄河以北的长城沿阴山西段的狼山，向东至大青山北麓，再向东经今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再向东北经今河北张北、围场，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后向东南，终于朝鲜清川江入海处。
秦长城对于抵御匈奴的骚扰，保障中原生产生活的安定和垦殖北方土地，起了重要的作用。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30万人，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这一繁重的修筑工程，也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有人记述“杞梁妻”以及孟姜女的民间故事。现在临洮附近，阴山、大青山一线，都有秦长城遗迹残存。
西汉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以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袭。从汉文帝在位时到汉宣帝在位时止，先后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朝鲜平壤南部大同江入海口、全长近一万公里的长城。汉长城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随着吉林省通化县境内新近发现11处秦汉长城遗址，秦汉长城的东北界限进一步北扩。东汉亦筑长城，但规模较小。
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对长城进行了修筑与增建。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北魏筑长城起自今河北省的赤城，向西至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境，[10]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所筑长城，起于北京市居庸关，至山西省河曲县。[11]
北齐年间修建规模最大，天保三年（552年）至天保八年（557年）六年时间里，大修长城有五次。天保五年（554年）“十二月庚申，帝行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天保六年（555年），北齐文宣帝“发夫一百八十万筑长城”，“东至于海”[12]。天保七年（556年），“自西河（今山西汾阳）总秦戍（今山西大同西北）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车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13]天保八年（557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今山西朔县西南）而东至于坞纥戍（今山西繁峙县平型关东北），凡四百余里”。[14]河清二年（563年）三月，“齐诏司空斛掉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15]北齐天统元年（565年），“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目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湖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16]今北京市通州区有北齐土长城遗址，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
北周在大象元年（579年）“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17]，东魏武定元年（543年），修长城，东至上墱[18]，修到古北口[19]。
从581年起，隋文帝、隋炀帝在今陕北和宁夏6次下令修筑长城以防卫突厥，长度的90%处于现宁夏境内。前后动用了128万人，607年在筑长城的过程中10天内就死了近60万人。[20]611年，农民起义爆发，隋朝以夏和灵州（今陕北和宁夏）一线为北方边界，而河套（今属内蒙）则被突厥占据。[21]
隋文帝在位时，为防范突厥[22]，多次于冬季征发丁壮修筑长城。公元585年，隋文帝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垣七百里，以遏胡寇”。[23]隋炀帝在位时，两次于夏季大规模征发劳力修筑，此时防御的对象还包括西北方向的吐谷浑。《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三年（607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隋长城在前代北魏和北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东起紫河，经朔方、灵武直至榆谷以东的长城、筑垒基本连成一线和增建。宁夏盐池县到灵武到两道明长城之间有一段长约73公里的隋长城[24]，靠近盐池县城一侧的这道长城叫深沟高垒，俗称头道边，再往北走，还有一道长城，叫河东墙，俗称二道边。在头道边的北侧有一道隐隐约约的低矮墙体，为隋长城。墙体为黑色，红色，白色土的堆积，建筑十分粗糙，基宽9米，残高1—3米。在墙体内侧，相距1300米筑一敌台。盐池县境内十六堡村和八堡村附近的隋长城保留最为完好[25]。
唐朝并没有修筑长城的说法，即便在后突厥武功最为强盛的默啜可汗（691年—716年在位）时期，武则天也不曾筑过长城。
唯一有史可考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年—741年），张说在妫州（今河北张家口）以北所筑的一小段长城，这段长城的全长度皆位于今河北省境内，其规模比隋长城小得多，具体筑城时间大致在713年至730年（张说卒年）之间的某年。张说所筑的长城在《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并无记载，仅载于《新唐书》的地理志和《全唐文》。这段长城可能是为了防御契丹、奚族或后突厥而建，但唐朝对后突厥的北方防御体系主要利用三受降城和其军镇，自公元720年后，也未曾有过后突厥对唐朝边境入寇的记载。但是吐蕃在安史之乱后占据了唐朝的陇西、河湟地区，长达百年，并一度攻占长安。
到了明朝，从明太祖洪武帝至明神宗万历帝，经过先后20次大规模的修建，筑成了一条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辽东虎山，全长8851.8公里的长城。明长城主要沿着九边重镇一线修筑，这也是现在所见到的大部分长城。
位于山西、河北的外长城，基本上和内蒙古的省界吻合，通常被认为是中晚明北疆的国界[26]。
然而葛剑雄指出，明朝对在长城以北领土的统治并不稳定，而且管理时间相对为短且效率不高。明朝前期，为了对抗北元和随后分裂的鞑靼(这是明朝他称，实际上直至林丹汗失国，其国号一直是蒙古)和瓦剌，明军多番出击，同时也沿前线修筑长城。城身的重要地段都以夯土外包条石，置敌台、堡垒、关隘以作守备，同时，沿边建立长期世袭服军役的卫所制度，使他们世世代代守卫边疆。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又沿太行山在山西、河北一段加建内长城作为第二道防线。
内、外两段长城在西边于山西忻州市偏头关（俗称偏关，明代时为山西镇总兵驻地）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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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构筑，以“因地形，据险制塞”为基本法则。“因地形”，即指根据地形条件而构筑工程，和充分利用在地的自然资源选择合适的建筑材料。“据险制塞”，主要是指利用地理天险御敌。这条原则有利于防守，也可以节省建筑材料。
长城的修筑从春秋到明后期，持续了两千多年。由于各个时代的生产力、技术水平不同，也由于各个政权所面临的军事形势不同，历代修建的长城在构造、建筑方法及形制方面都互有不同；而由于各处地理条件的差异，即使同一时代所修的长城面貌也有不同。
就不同历史时期和筑城技术的发展而言，北魏以前各朝所修的长城，以版筑夯土为主，北魏时出现了砖石结构的长城，明代长城则广泛运用了石砌法、砖砌法、砖石混砌法，从横切面之观察更含三角学上的应用，特别在陡坡上的巩固方面起了作用。
就长城沿线各地的地理条件之不同而言，建造长城所需的材料均按“因地制宜”的原则就地取材解决。崔豹《古今注·都邑》说：“秦所筑长城，土色皆紫，汉亦然，故云紫塞焉。”在山地，则开山取石垒墙；在黄土地带，则取夯土筑；在沙漠，则用芦苇或柳条，加以层层铺沙修筑。此外，砌墙所用的砖、瓦、石灰和木料等，除就地设窑烧制或砍伐外，官府还设有专门部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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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从来就不是一道孤立的城墙，而是由大量建筑组成的严密体系。统而言之，越到后期，长城体系就越完善、越严密，整体防御能力不断增强。长城体系主要由关隘、城墙与楼台、烽燧四部分组成，此外还包括其他附属设施。城墙与楼台又可以分为城门、城楼和城墙三部分。
在出入长城的咽喉要道上一般都设有关隘驻守。关隘一般建在狭窄的通道上，如两山之间的最窄处，山水之间的狭长走廊，以及溪流、河谷的相交处。由于关隘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此处的长城有着更为坚固、完善的防御体系。关隘一般由关口的方形或多边形城墙、城门、城门楼、瓮城组成。有的还有罗城和护城河。
当中包含四座具代表性的长城四大关口，包括：河北省张家口市主城区北部的大境门[27]；河北省最东部与辽宁省接壤处、位于秦皇岛市境内山海关；北京西北部的居庸关；以及甘肃嘉峪关市向西5公里处的嘉峪关等关口。
长城体系中设置有大量烽燧（烽火台）作为情报传递系统。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是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土电报。烽火台是为防止敌人入侵而建的，遇有敌情发生，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讯息。根据历史文献、出土汉简和实地考察可知，烽燧数量众多且一直延伸到长城以外很远的地方。按烽燧配置的位置和功能，可以分为四组：设在大漠深处的烽火台是发出警讯的最前线，沿长城两侧设置的烽火台向沿线传递情报，由长城通往京师的系列烽火台与王朝中央联系，还有一组烽火台与长城所在地附近的地方政府和驻军联系。按明朝制度，举一烟鸣一炮表示来敌100人左右；举二烟鸣二炮，来敌500人左右；1000人以上举三烟鸣三炮。在50公里的长城沿线上，共发现烽火台80余座，间隔距离平均约3公里，最远的不超过5公里。“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
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特别是汉代，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烽火，也叫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即敌人白天侵犯时就燃烟（烽），夜间来犯就点火（燧）以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烽火台在汉代称作烽堠（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并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明代则一般称作烟墩或墩台（西北明代墩台，大的还有御敌之功能，小的则只有望而无点烽火之功能）。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明代也有距离5里左右的，守台士兵发现敌人来犯时，立即于台上燃起烽火，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
长城体系除了作为情报传递系统的烽燧以外，还建立了以城障等设施构成的纵深防御配置。秦汉时各种设施得到完善，并且在长城内外设置了屯戍城作为屯驻重兵之所，而且向纵深发展，形成网络。在城墙、城堡的外侧，还有特意设置的障碍物，如僵落、虎落等。秦朝在河套长城一带，广植榆树以阻挡匈奴骑兵，人称榆关。北齐时在长城内侧设戍，险要之处置州镇，驻扎军队，形成前沿的线状布防。
万里长城既是农耕民族的防御前线，也是向游牧民族发动反击的前进基地。长城后侧纵深配备机动的军队以因应战事，而长城即是防御的最前线，也是攻击起始线，和交通线，在长城前方部署的观察哨深入到极远处，前线在长城以北一千公里。在古代，游牧骑兵有优良的机动能力和强大的攻击力，但是对于城垣防御体系却无能为力，即使攻破长城一段，攻势往往被后勤强大的汉军所包围阻断，因此长城的修建的确能够有效的抵御北方民族的侵扰。另一方面，长城在商贸控制可能起到关键作用，新的考古研究显示，在清平堡发现的贸易工艺品较多，因此实际上是社会交流是大于兵戎相向的，以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为策略，蒙汉民族文物同时在该地区周围遗址的出现，长城也见证中原文明对塞外民族的态度与思考[28]。
但是仅仅依靠长城的消极防御并不能阻止有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据《北虏事迹》记载：“正德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套虏二万余骑到，于花马池北镇边墩起，至石井儿墩止，拆开墙口一十二处，深入固原等地抢掠而去。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套虏二万骑到，于花马池北柳扬墩起至青羊墩止，拆开墙口一十六处，深入平凉临巩，直抵陇州，大掠而去。总制右御史邓章调榆林等处官军分布固原要冲，不能御。”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蒙古俺答汗于正面攻击古北口同时，从黄渝沟拆长城而过，明军不战自溃。俺答攻至北京城外，大掠而回。
1933年，大日本帝国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势力向关内扩张，与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围绕长城一线发生的数场战役，史称长城战役，与热河战役相连接。长城战役目前为长城历史上最后一次真正用于军事的战役。
长城是中国古代建造的最为宏大的工程之一，中国的历朝历代长城都发挥了很重要的防御作用，1987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9]长城的存在，对古代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防御入侵的精神防线。而在近代，中国人以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在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词，号召人们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抵御入侵。[30]罗文《长城谣》中也写道：中国万世必须兴盛，外御强敌每战必胜，长城长城一个尖兵。潘孑农、刘雪庵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创作的《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条，新的长城万里长。
对修筑长城而造成的人员伤亡，很多人通过文学和艺术作品表达怜悯和对封建统治者对批评。例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修筑古代长城在增强帝国边防能力的同时也劳民伤财[31]，例如1990年代香港殿堂级摇滚乐队Beyond的歌曲《长城》中所唱；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鲍昌曾撰文《长城》，描述古代长城是“凄婉的历史”“民族封闭的象征”“文化愚钝的标志”，并乐于见到今天长城的开放局面。[32]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中，传说秦始皇时期赋税劳役繁重，有一对青年男女万喜良、孟姜女新婚才三天，新郎就被迫出发修筑长城，不久因饥寒劳累而死，尸骨也被埋在长城墙下，孟姜女身背寒衣，历尽千辛万苦，万里寻夫来到长城边，得到的却是丈夫已经死去的噩耗，她在长城下痛哭，三日三夜不止，城墙为之崩裂，露出万喜良的尸骸，孟姜女于因绝望而投海而死。
长城的意义也更被进一步延伸到互联网络领域。199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使用防火长城系统，用于过滤互联网国际出口上内容的软硬件系统的集合，这被认为是一种审查系统。外媒曾以谷歌事件为题，透过漫画形式指出中国政府屏蔽谷歌、youtube、维基百科等国外网站是在“构筑互联网络领域的‘数字长城’，以此阻止国内互联网用户透过国外网页了解某些事件的一种说法。
长城也是中国各种产品、企业广泛使用的品牌名称之一，例如长城集团（长城电脑）、长城汽车等。
长城可以说是地球上重要的人造建物代表。1904年，第一代从男爵亨利·诺曼的People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states中写道：“除了其历史外，其因为是唯一能从月球上看到的人类手工作品而享有盛誉。”（英语：Besides its age it enjoys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the only work of human hands on the globe visible from the moon.）更多的人引用理查德·哈里伯顿于1938年出版的Second Book of Marvels-The Orient的内容，其中写到：“天文学家说，长城是我们星球上唯一一个从月球上肉眼可见的人造物体。”（英语：Astronomers say that the Great Wall is the only man-made thing on our planet 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from the moon.）此外，1937年时，著名荷兰裔美籍历史通俗读物作家房龙在出版的《地球的故事》中猜测：“中国的长城是月球上的太空人唯一能看得见的建筑物”。关于能否从近地太空或月球上用肉眼望见长城一直存在争议。然而，长城宽度仅4～5米，远小于现代的高速公路等，且其本身并非发光体、反光体，在数百公里以上不借助仪器用肉眼观察是不可能的[33][34]。另外，神舟五号的宇航员杨利伟也称其在2003年的太空之旅中没有看到长城。[35]
长城的破坏分为自然破坏和人为破坏，人为破坏的影响近几十年更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中央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专门拨款近10万元人民币用于八达岭长城的修复[36]。在文革期间，各地均曾出现大规模拆毁长城的行为[36][37]。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少群众致信文物管理部门和报社呼吁抢救。1977年8月，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派人到古北口长城全面调查，向市领导写了情况汇报，建议加强长城保护，但一直未获得批复[37]。1977年12月，中央领导李先念对“长城不能毁”的群众来信作了批示[37][36]。1978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革委会向中央提交《关于长城的毁坏情况和保护长城措施的报告》，提出制止毁坏长城的三项措施。获得中央批准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代市革委会草拟了《关于加强对长城保护管理的通知》，但该通知直到1979年6月尚未下达。1978年5月，国家文物局向其他辖内区域有长城遗址的14个省市区发出《加强对长城保护的通知》，并将《关于加强对长城保护管理的通知》抄转给各地参考。河北省文化局据此要求各县对长城保护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并制订保护措施[37]。
197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北省滦平县两间房公社中学的李宪章的来信《不要毁坏长城》，反映“古北口长城已遭到、还正在遭到严重破坏。”[38]并同时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关于长城的答复》，证实李宪章所言，大规模拆毁古北口长城的活动是由当地解放军驻军开头，随后助长了人民公社社员拆用城砖。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现场调查，自1970年底至1974年底，古北口段长城被拆毁三千米，主要是当地驻军拆的。该答复还回顾了上文所述1976年以来的长城保护举措，并称决定最近召开一次长城保护工作会议，研究提出坚决制止破坏长城的措施[37]。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曾在公开场合嘱咐文物局领导：“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长城，长城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喽！”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单位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该活动启事发出次日，习仲勋在人民大会堂对《北京晚报》报社领导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9月1日，邓小平为该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在媒体发表后，激发了公众对长城修复的热情。截至1994年，向该活动捐款的个人超过50万人，单位、地区捐款者近10万个，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超过2800万元，修复长城超过6公里。1987年，中国长城学会成立，是唯一一个全国性的长城工作机构。2002年前后，中国长城学会调查走访长城沿线，调查结果是三分之一的长城基本完好，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不复存在[36]。
2006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为节省工程成本，直接将长城挖开修了条公路，引起社会关注，但仅被文物局处以缴纳50万元罚款的处罚。对长城的旅游开发带来的破坏更严重。2000年，山东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倒境内齐长城，在原址上仿北京八达岭长城建新城墙以发展旅游。2003年山西朔州右玉县将杀虎口长城全部推倒，在原址新建长城关口以发展旅游。这样的行为不但未受任何处罚，却作为政府政绩受到表彰，当事人还获得提拔[36]。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联名8个届别的45名委员提交“长城保护工作亟待加强”的提案，建议制定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及长城保护专项法规。2006年10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76号国务院令公布《长城保护条例》，同年12月1日起施行。不少地方在《长城保护条例》出台后都开始重视和保护长城。但长城遭受的破坏依旧严重，尤其是甘肃、宁夏、陕西和山西等中西部省份境内长城受损最严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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