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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页的主题是中国各时期文学。关于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中国文学是指中国地区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以汉语和中文为主流，但亦包括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对周边国家的文学发展也有很大影响，日本、朝鲜、越南历史上都有大量的汉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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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延续数千年。最早的雏型可追溯为政府的典章记录。中国文学历来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中广泛包含了著政治主张和理念，就像三国时代曹丕的名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 中国人普遍认为文学拥有左右国家发展的强大力量。中国历史上不乏以道德文章而入仕的人；从政的人也写下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受天人合一观念影响，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中国文学许多的作品均以现实生活为主题。
以体裁而论，中国文学一向以韵文（诗歌）为主流。形式包括诗，词，赋，骈文等。中国的诗歌在唐代发展到顶峰，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中国诗歌内容以描画自然景物及歌颂友情等等为主题的抒情诗为多，比如唐代张若虚的长诗《春江花月夜》。叙事诗也有名篇，如《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中国散文在先秦时期以记述历史，宗教，思想等等为主（诸子散文）。散文文学兴盛于唐朝，出现了唐宋八大家。中国早期的小说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和唐代的“传奇”，但直到明清时期才成为主流。
在中文话语里，“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篇》。该节当中，孔子按才能把学生分成四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后世称为“孔门四科十哲”。[1][2]按北宋邢昺的疏注释为“文章博学”，意为通晓许多古今文献及学问。按此说法，广义来看文学可以解释为学问又或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文化。如果按现在狭义的说法，文学可以被看成5世纪南朝宋宋文帝所定立的四学：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在此之后，正史之中专载优秀文人行事的“文学传”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那种文学只是代表上流阶层的文学，并不包括像小说，戏曲的大众文学又或是近代的主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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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文学雏型是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中国最早出现的书面文章是商朝的甲骨文及周朝的金文记录等。但由于两者主要记述占卜及简单政事记录，可以看成是书面语的起源，但还算不上成熟的文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学发展已相当成熟，涌现了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大量的作品和题材，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诗经原名为“诗”，在西汉独尊儒术五经博士设立之后被尊称为诗经。[3]由于诗经共载有305首诗歌，[4]，故后世又称为“诗三百”。[5]后世所提及的诗之六义，分别为：风、雅、颂、赋、比、兴。其中前三者是《诗经》内容，后三者是《诗经》的文学手法。[6]“风”是指十五国风，全国各地的民歌。民歌中反映人民的生活；“雅”分“大雅”、“小雅”，是贵族宴饮时所奏的乐章；“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是诸侯宗庙祭祀的乐曲。“赋”是一种铺叙的手法；“比”，就是比喻手法；“兴”，就是借其他景物等等作为诗歌的开始，发挥起兴的作用。另外，诗经中，尤其是国风，很多也是四言诗，是中国最早的四言诗。
比较著名的诗经篇章有《关雎》《蒹葭》《桃夭》《硕鼠》等。许多诗经的句子被后世的文章多次引用，因此成为成语在汉语中固定存在下来，如“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等。
在战国时代，位于南方长江的楚国一带出现了与《诗经》大异其趣的文学体裁，一般称之为“楚辞”。楚辞最早的记录可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传》。但当时还无楚辞之名，而是称之为赋。直到东汉，王逸编成《楚辞章句》一书（二世纪后半），方有此名。楚辞的主要作家包括屈原（前340年－前278年）和宋玉。屈原有《离骚》《天问》《怀沙》等等作品传世。宋玉则有名篇《九辩》。
楚辞的特色，是用了大量的楚国的神话，事物，方言等等来进行创作的。在作品中，屈原用很多的比喻，比如香草美人，以配忠贞，碧禽臭物，以比谗佞，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上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品之一。《九歌》保存了楚辞最古的文型，内容主要是描写诸神的世界及神与人的互动关系等等，这是屈原以当时楚国的神歌神舞为材料写作而成。
中国文学上文学散文的起源，可上溯《书经》。先秦散文包括说理散文和叙事散文。说理散文又称又称诸子散文，如《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汇编，由孔子门生及再传弟子纪录而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另如《老子》、《孟子》、《墨子》、《庄子》等，均如《论语》，由弟子纪录而成；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子》《荀子》二书，始为荀况、韩非等手著。
叙事散文中的《尚书》（又称书经）是从尧舜到春秋时期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礼记》内容包括周代的典章制度及各种礼仪，后世很多儒家思想均和此书有关。《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春秋三传为《左传》、《穀梁传》、《公羊传》等(出自《汉书》艺文志)，至战国时代，叙事散文发展突飞猛进，《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出现，为中国叙事文树立起楷模。
秦朝在历史上存在时间很短，所以秦汉时期文学基本上以汉朝为主。汉朝的诗歌以汉乐府和汉赋出名。汉朝散文则以历史传记著称。《史记》和《汉书》都出自这一时期。
中国历史早期的先秦诗歌以四言为主。到了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出现了民间歌谣“乐府”。诗歌以五言为句，相比质朴及单调的《诗经》的四言诗更富起伏及表现力，所叙述的内容范畴大大地扩展起来。如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就是合共有357句的长篇作品。
至东汉末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长久以来唱咏的五言体诗歌受到寻求新的文学体裁的知识阶层重视，逐渐正式地运用到文学创作上。如作者不详的《古诗十九首》，就是这时期的五言诗创作的成果。[7]《古诗十九首》的大部分作品以悲伤的歌调为主，内容环绕与相爱的人别离的悲伤，人生无常的概叹，对死亡的恐惧，生命短暂等等。
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编撰了《史记》一书，内容叙述了由上古五帝至当时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一部出色的历史散文作品、中国首部使用纪传体的史书。[8]
《史记》共130卷，[9]共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5个部分。本纪12卷，叙述当权者的世系及有关的史事；表10卷，表列春秋，战国，秦末分裂时期诸侯各国的关系状况；书8卷，记载文化制度的沿革；世家30卷，记载春秋以来诸侯的世系及历史；列传70卷，记载各式各样的人物的生平，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记述撰写《史记》的缘起。这种史书体裁后世称为“纪传体”。[10]
《史记》虽然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后世也常常赞赏它的文学价值，鲁迅曾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1]。
东汉时期，班固写下了另一部纪传体作品——《汉书》。[12]跟通史性质的《史记》相比，《汉书》仅撰写了西汉一朝历史的断代史。班固首创的断代史为后世的正史系列史书奠定基础。
汉朝时期其中一种代表文学是“赋”。这种文学体裁受战国时期楚辞的影响而产生出来。赋用许多不同的辞藻来描画所要表达的对象。这种文体盛行于汉朝的宫廷文人，由《鵩鸟赋》的作者贾谊开其端，其后枚乘写下《七发》，对日后赋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至汉武帝之世，宫廷文人司马相如写下许多著名的作品，至此，汉赋这种文体达至完备。
司马相如是当时闻名于世的辞赋家，其中以天子游猎为主题的《子虚赋》最为著名。（《文选》把之分为《子虚》，《上林》两篇。）该赋借着子虚，乌有先生及亡是公三人的议论作为全篇的内容核心，把上林苑及汉朝天子游猎的盛大场面阐述出来。
赋在西汉发展完备，至东汉成为主要的文学类别之一。辞赋家班固及张衡分别写下《两都赋》及《二京赋》等代表作。为了突破模仿前人之格局，两人也尝试改变描写对象，写一些具思想性及内在性的作品，如班固的《幽通赋》及张衡的《思玄赋》。
从汉末三国时期到隋朝建立之前的文学一般被统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这一时期的诗歌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建安七子，谢朓，谢灵运，陶渊明等诗人。他们的作品对后来的唐代诗歌有很大影响。骈文是这一时期兴盛的文体。文学评论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出现了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重量级作品。
东汉末年，建安年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中国分裂成魏蜀吴三个国家，进入三国时代。[13]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的重心仍然集中在曹魏的中原。在文坛上，以建安七子为代表，分别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及刘桢。曹操、曹植、曹丕三父子本身也长于写诗，他们与建安七子携手创作了不少拥有真实情感及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风格慷概悲凉，世称“建安风骨”。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称为建安文学。
建安诗人的作品继承了汉朝五言诗及乐府的主题及精神，但技巧更加成熟，表达更加丰富。如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和《洛神赋》，魏晋时期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
踏入西晋，社会上的贵族阶层基本上定型，诗歌也偏向于反映贵族的生活，代表诗人有潘岳及陆机[14]。
东晋时期，富道教神仙色彩的“玄言诗”盛行于一时，代表作有郭璞的《游仙诗》十四首。南朝时期，以美丽山川自然为对象的山水诗也开始出现，当中以刘宋的山水诗人谢灵运为代表。
这一时期的诗人越来越讲求表达技巧，也开始重视诗歌的音律。梁朝沈约开始对音律进行研究，并把语言的声调归纳为平、上、去、入四声，提出作诗的时候也要跟音律取得平衡。五言诗的发展在这时期踏入最后的阶段，其后逐渐催化成唐朝的近体诗形式。
源自东汉的骈文，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兴盛。骈文是古代中国一种特有的文体，其句式多由四字或六字（四六句）及对仗构成，故又称”四六文”。骈文因为文章受限于追求艺术技巧之故，适于写景而不适于叙事。这一时期重要的骈文家有庾信，鲍照，左思，潘岳，陆机，谢庄，江淹，孙绰，萧子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短篇小说也开始盛行。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人民生逢战乱，许多人对现世失去兴趣，转而重视奇怪的事物，而当中的“志怪小说”正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代表作有东晋历史学家干宝的《搜神记》。另外，由于当时佛道盛行，也有一些以道教游仙思想为主题的作品，如葛洪的《神仙传》。在这个时期，另外一种的题材是收录历史上名士逸话的“志人小说”，代表作有刘宋时期刘义庆编修的《世说新语》。其内容叙述东汉末到东晋末的名士言行，共1030个故事，分成36个纲目。其思想环绕当时崇尚清谈的风气，也描画出贵族的独特生活。这一时期的小说虽然内容简单及篇幅短少，结构也不一定完整，但却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的题材。
魏晋之前，中国没有出现文学评论的专书，只有一些零散的评论。比如，班固的《离骚序》《离骚赞序》和王逸的《楚辞章句》就对楚辞进行了评论。
此后，一直到三国时代，文学的地位逐渐从其他的学术分类中独立出来，文学开始在文学的观点中重新被认识。在这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就是专门论述文学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这篇文章，曹丕不单止对古代以来的文学，还对当时建安文学的成员及其作品进行评论。
《典论论文》发表后不足一百年，西晋陆机也写成了《文赋》一篇，也是魏晋时期文学评论中的代表作之一。该文以赋体写成，内容叙述较为抽象的文学理论及评论，并不是对特定的作家或作品进行评论。该文以创作原理为开始，从过去与当时的文学作品及自己作品的看法为基础而建立出来的文学理论。此外，陆机在众多文学体裁论述上，提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标准去衡量，正是“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此文先后对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进行分析。《文赋》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作家心理的分析。虽然该文并没有对特定的作家或作品进行评论，但陆机在阅览众多古来的文学作品之后概括出一些文学的理论，再配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展示出作家在创作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及其创作过程。
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共50篇，是中国文学史上史无前例具系统性的严格文学评论巨著，作者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各式各样的文学体裁及问题。全书50篇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25篇的首5篇是叙述文学原理，之后的20篇，就把文学体裁划分为33种类别进行详细的分析，辅以该类作品的例子，把该类文学体裁的起源，特质及应有的面貌展示出来。后半25篇，不计最后一篇作为该书的序《序志》篇，主要涉及文学及作家的种种问题，如修辞，声律，比喻，个性等等。
关于具体的文学分析及评论方法，刘勰提出从以下六个角度进行观察：“位体”（文学体裁），“置辞”（措辞），“通变”（传统的继承及创造），“奇正”（正统及异端的调和），“事义”（典故的运用），“宫商”（韵律）。除了以上六个角度，刘勰也有其他的篇章，比如《丽辞》、《夸饰》、《事类》、《声律》等等对不同的文学问题进行论述。《文心雕龙》一书既探讨了基本的文学理论，也谈及作家在文学创作时候遇到的问题，甚至在读者应该怎样去理解文学作品的问题上也有很详细的分析。
相比同时期《文心雕龙》网罗各种各样的文学问题进行探讨，锺嵘的《诗品》集中以诗，尤其是五言诗为对象进行品评。该书把从汉朝到梁朝123位诗人划分为“上品”、“中品”、“下品”共九个等级，并加以论述，其等级制与当时朝廷选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相类。《诗品》的一大特征，是把众多的诗人按诗风划分成系谱，源流主要分成“诗经”及“楚辞”两大阵营，前者有关人物如曹植，刘桢，沅籍，左思，陆机，谢灵运等，后者包括曹丕，王粲，潘岳，张协等人。诗经系的诗人主要是西晋前的，楚辞系的则是西晋以后。
唐诗泛指创作于唐代（618年—907年）的诗，也可以引申指以唐朝风格创作的诗。唐代被视为中国历来诗歌水平最高的黄金时期，因此有唐诗之说，与宋词并举。唐代以后，唐诗的选本不断涌现，现今流传最广的是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清朝康熙年间的《全唐诗》整理收录了二千二百多名诗人超过五万首唐诗。唐前半期社会安定，经济富裕，文人来往和百官游䜩，酬唱传诵蔚为风气。天宝之乱后，继以藩镇之祸，生活流离困苦，郁结之情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不论从题材、体裁，还是风格等方面，唐诗对后代的诗歌创作有重大的影响。唐以后依然有人以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格式创作，在后人的文学之中亦常常引用唐诗作为典故。唐诗和当时的书法、艺术和音乐互相影响，亦和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有紧密关系，为研究当时的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唐朝作诗是科举考试其中一个考核的项目。除此以外，唐诗亦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无论是文人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会接触到。唐朝除了影响之后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亦影响到日本、韩国的诗词。在十九世纪开始，不少唐诗亦被翻译成欧洲语言。
初唐时期，唐朝的诗坛虽未有尽脱前朝绮丽的诗风，但在这时期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陈子昂开拓了诗歌的题材及气象，诗歌的内容大致上是有感而发，并不像前朝般无病呻吟。在诗歌体裁上，这段时期逐渐地确立近体诗的格律，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最后的一首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虽然颔联及颈联并不工整，但也可见律诗的雏形。
近体诗在盛唐时期发展成熟，就形式而言，可以分成：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及七言律诗。就题材而言，这段时期比初唐时期变得多样化，大致上可以归纳为边塞，田园，山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
在边塞诗中，以岑参，高适为代表，他们的七言古诗及乐府最为脍炙人口，如高适《燕歌行》，诗中气象恢宏，但也有描写征人长期服役不能够归家的苦恼，兵役的辛劳，在上位的将军的腐败无能等等的控诉。另外，王昌龄则长于七绝，能以短少精干的篇幅描画战争的过程，当时被称为“诗家天子”；除此之外，他的闺怨诗也很出名，描写女人的一举一动很细致，代表作有《从军行》《塞下曲》及《闰怨》等等。
田园风格则以孟浩然为代表，内容主要描写田园生活的闲适情趣，悠然自得，但也有一些诗歌感怀身世。比如《临洞庭上张丞相》中就有“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一句，表达出自己怀才不遇的苦恼。
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则是王维。他的作品特色是以浅白的文字来描写宁静的自然环境，自然景物，看过他的诗就像是欣赏一幅山水画一样，比如《鹿柴》及《竹里馆》等等，故宋苏轼称他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另外，他的作品在写景的同时也有时候渗透一些佛理，故他也被称为“诗佛”。虽然他的作品偏向山水景物，但在他年轻时期也怀着建功立业的壮志，这也反映在他的早期的作品中，比如《老将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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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及到浪漫主义的诗歌，“诗仙”李白就是其代表。[15]他的作品特色是用比较简单的字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有名的《静夜思》，故杜甫称他的作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的作品主要集中绝诗，古诗及乐府，较少重视格律的律诗。就是一些绝句，他也不一定按照固定的格律创作，但读来却很有音乐性，这也符合他的不爱墨守成规的性格。他有很多著名的作品，除了之前提及的《静夜思》，也有一些鼓吹及时行乐，如《将进酒》，《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等，有一些渗透道教的游仙思想，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月下独酌》，一些历史古风，如《蜀道难》，也有一些反映以反战为题材的，如《战城南》，《子夜秋歌》等等，内容多姿多彩。[16]
现实主义的代表诗人则是“诗圣”杜甫。杜甫的作品格律工整，长于炼字，体裁从不拘一格的古风到七律也有。杜甫忧国忧民，这种悲天悯人的思想反映在他许多流芳百世的作品之中，比如《春望》，表达出“国破山河在”的悲痛；《登楼》中，就是看到一草一木，也会感到“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这类的作品很多。由于战乱，也会想起自己的家人，如《月夜忆舍弟》，《江村》；讽刺当时徭役繁重，如《兵车行》；讽刺当权者的腐败生活，如《丽人行》；也有一些借过去的历史又或是古迹抒发自己的感受，如《咏怀古迹》中，分别就描写庾信，宋玉，王昭君，诸葛亮及刘备五位的历史人物；《八阵图》，借诸葛亮的遗迹来讽刺时弊等等。由于他的诗歌能够像是书中记录当时的民生疾苦，反映真确的现实，故后世又称为“诗史”。
及至中唐，虽然社会动乱，但著名的诗人还有不少。比如发起古文运动的韩愈，他尝试以文为诗，风格奇险冷僻。另外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写山水田园而闻名的诗人，如柳宗元，韦应物，代表作品分别有《江雪》及《滁州西涧》等等。还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诗坛上发起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映社会的现实，用字浅白简单。前者的自述身世的《遣悲怀》情感真挚，后者的《新乐府》继承汉乐府以来反映现实的传统，辛辣地讽刺时弊。白居易也写有多首有名的古诗，如《长恨歌》，描写唐玄宗跟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琵琶行》，借歌女自伤身世。这段时期也有不同作品，比如大历十才子，他们重视格律，诗风淡雅自然。
晚唐时期，诗风以婉弱为中心，当中代表人物有李贺，他继承韩愈的奇险风格，故后世称他为“诗鬼”。[17]稍后的杜牧，李商隐，崇尚辞藻华丽，格律工整，内容以个人感怀，爱情等等，对比盛唐，中唐题材较贫乏。杜牧写下不少言情的七绝，李商隐则长于七律，他的无题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也把当时的诗坛进一步推向纤丽，崇尚格律的风气，直至宋初流行的西昆体，也是上承李商隐的诗风。
散文领域能得到新的发展，是随着新的表达形式出现而开始的。以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就是这样了。六朝以来，以四字句，六字句作对偶，合乎声律，堆砌文学语汇及典故的骈文就是当时的主流。“骈俪文”或是“四六文”这些名称在古文运动之前还没有出现。韩愈等人为了对抗骈文，高举骈文盛行以前的古代自由的散文及六朝以来衰落的儒家理念。
古文在形式上废除了许多骈文的规则，也强调复兴六朝以来衰落的儒家价值，是公然对南朝文学持否定的态度。比如在时常被引用的韩愈的说话：“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可见当中的端倪。但是，跟盛唐诗歌从继承及反对南朝文学中诞生一样，古文也同样吸收了骈文在形成过程中成熟的表达手法。古文并不单是汉以前散文的重新呈现，也是一种按著时代的需要而形成的新文学体裁。
关于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日人吉川幸次郎有以下的看法：
所有近世的文学发展，都可以说是发源于韩愈。假如把一个不断增加人文关怀或是要恢复人文关怀的时代称为近世的话，宋以后的中国，纵使跟西洋的近世不是完全相同，把这个比例引用至中国自身历史上，韩愈就是把当时的历史流向变换至近世的重要人物。（《唐代の诗と散文》）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文学史上，又或是以韩愈为契机，中国文学从诗的时代转变至散文的时代。诗的语言较少及精炼，较像古代；散文以繁多的语言写成，较像近代。还有如果诗的精炼是得力于直观思维，散文的写作则较多得力于分析思考的话，直观性是古代人的东西，分析性是近代人的东西。
以韩愈及柳宗元为首的唐代中叶古文运动虽然催生出韩柳二人优秀的作品的成果，但仍不至于改变当时以美文（四六骈俪文）为主流的潮流，即使进入宋初，美文仍被称为“时文”，盛行一时。
传奇为唐朝的短篇小说，继承六朝的志怪小说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学体裁。在这时期，虽然也沿袭南北朝志怪的题材，但内容开始偏向从现实取材，出现了一些没有“怪”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品，[18]比如《莺莺传》及《李娃传》；以及一些英雄小说，如《虬髯客传》，寄托了人民在中唐乱世中出现富有正义感的英雄的期盼。从这一点看来，唐朝的传奇可以看成是后世中国白话文学的先驱。著名作品除了之前提过之外，还有《杜子春传》（为日本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杜子春》原本），《补江総白猿传》《游仙窟》《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等。当中《游仙窟》曾一度散逸，却在日本保留下来。
宋朝开始，诗歌的发展主要分为庙堂及草莽诗人两部分。庙堂诗人在官场不一定权势显赫，但至少有官职。宋初诗坛基本上以庙堂为中心，诗风承袭晚唐绮丽的诗风。当时的知制诰翰林学士杨亿把自己及其身边的同道中人刘筠\钱惟演等人的诗作编修成《西昆酬唱集》出版。自此，他们的诗风被称为“西昆派”，但他们并非因为抱着特别的创作理念而结成诗派的。至真宗朝，模仿李商隐诗风的西昆体仍非常盛行。
他们的诗歌几乎完全模仿晚唐的诗风，即使同样是模仿，也不过是拿出将为旧的东西，创作手法比较简单。唐朝灭亡到宋朝成立期间的五代时期并不是没有诗人，但由于是短期的动乱时代，在诗史上并没有值得一提的诗人，故此宋初诗风是直接继承晚唐。与其说继承，惰性或许更来得贴切。但是，西昆派诗人并没有以惰性去创作的打算。他们按照自己的步伐去发现晚唐诗歌的美，加以继承发展。因此，他们最推崇李商隐的诗歌，李商隐的诗歌是以华丽的表达手法去把生于晚唐中人的暗淡的绝望感表达出来。可是，西昆派诗人并没有任何的绝望感，他们所选择继承的是华丽的表现技巧，这可以将之看成建国初期粉饰太平的政治工具。
但在同期，一股新的诗风逐渐地形成。例如王禹偁，创作了质朴平淡的自然体的诗歌。他本身是一位高官，但并没有左右朝议的影响力。他一面排斥当时崇尚晚唐的诗风，一面推举唐代的代表诗人，如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及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他并没有跟随当时流行的诗风，而是凭着自己的判断挑选出优秀的诗人，并撷取及继承他们诗歌的特色。
承袭这一股源流的是梅尧臣及苏舜钦。两人在官场均不得意，意识较接近草莽诗人。因此，他们的诗歌并没有粉饰太平盛世，更多的是表达他们自己真实的苦与乐。从这种态度出发，宋诗一面继承唐诗，一面加上新时代诗人的感觉，开拓出独自的诗风。
及至仁宗朝，欧阳修的诗作深受梅尭臣的影响，把这两人的风格加以继承及发展。欧阳修既是一位诗人，又是出色的散文家，学者及有才能的官吏。由于他才华横溢，在官场逐渐活跃起来，在庙堂上有一定的地位。在这时，庙堂的诗风出现改变。宋初的草莽诗风借着他的手被带进庙堂，一变晚唐以来西昆体的诗风。从此，贵族的抒情及重视华美为特征的晚唐诗风逐渐退出主流，反之以士大夫的识见及政治为特色的宋诗的基础确立起来。官场得意的欧阳修对在官场不得志但在诗坛上是前辈终生不失尊敬，并热心培育出色的后辈。被他赏识的人当中，既有其后在政见上出现对立的王安石，也有当时从蜀的山中上京，毫无名气的苏洵及其儿子苏轼，苏辙。
至神宗，王安石成为宰相，大力推行新法。在当时，就连诗坛他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写下许多政治的议论诗。他最推崇杜甫，并评价杜甫是伟大的诗人，这一个看法是借着他的影响力而得以确立的。就这样，宋代庙堂的诗歌自身也意识到继承唐代草莽诗歌的倾向。由于与王安石在政见上对立，苏轼在官场上屡遭挫折。尽管如此，他及其身边的门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等人基本上也具有这种倾向。其后新党失势，旧党重新执政。虽然新旧党争激烈，但庙堂诗风仍是维持着这个趋势而发展。苏轼跟王安石的不同，是他不只是推崇杜甫一个人，而把杜甫看成是伟大诗人之一。其后继承这种看法的黄庭坚，比苏轼更推崇杜甫的诗风。政见上的对立并没有被带进诗坛中，反之而言，王安石与苏轼之间，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共通的地方。
苏轼留下了富于机智的出色作品，对后世的诗歌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他有不少的政治讽刺诗，以《荔枝叹》最有名。此外，他也写下不少富哲理的诗歌，如《望庐山瀑布》，《和子由渑池怀旧》等等。苏轼门下出现许多优秀的诗人，尤其是黄庭坚，他可与苏轼媲美，世称“苏黄”。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上提出“脱胎换骨”及“点铁成金”，大抵是把古人诗歌的思想内容融进自己的诗歌，以新面目示人。另外，在诗歌的韵律上，他继承韩愈，尝试以仄声为韵脚，押险韵，被称为“拗体诗”。
在北宋到南宋的交替期的吕本中撰写了《江西宗派图》。根据这个系谱，诗派的始祖是杜甫，黄庭坚是最正式地继承杜甫的诗歌，此外更把继承黄庭坚的26位诗人加入系谱中。吕本中是南宋时期的中书舍人，随时庙堂中人，但由于与主和派秦桧对立而遭免职，拥有者当时政界中反主流的色彩。自此，奉黄庭坚为始祖的“江西诗派”正式成立。江西虽是黄庭坚的出身地，但其诗派中人并非全是江西人，还有黄庭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建立一个诗派，是吕本中及其门人编写出来的系谱而诗派得以确立。但无论江西诗派的成立原因如何，当江西诗派的观念一确立，在南宋初期的诗坛上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
江西诗派推崇杜甫之余，也重视黄庭坚提倡的“换骨脱胎，点石成金”之法。就是说，在创作诗歌的时候，袭用前人诗句，在当中只修改小部分变创造出新的诗境；又或是跟前任诗歌作品的构想一样，却用另外的手法表达出来。由于欧阳修及王安石的努力，一方面发现到唐朝诗歌的优秀部分，一方面宋代诗人把唐诗想像成在自己眼前耸立的巨型金字塔。黄庭坚所主张的是一种跨越这个金字塔的意欲。
可是，在江西诗派末期，许多这一派的诗人不过借用前人的诗句修改一两个字便自称为新的作品，作品流于空洞简单。南宋初期著名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其作诗一开始虽然是从江西诗派开始，但最终他们的诗风也脱离了江西诗派。
在宋朝南迁的动荡时期，诗歌逐渐回归唐朝重视抒情的特色，这种诗风接着南宋四大家（陆游 · 范成大 · 杨万里 · 尤袤）等人得以发展起来。其中，背后是成为爱国诗人陆游写下不少题材的诗歌，比较出名的是他富于澎湃爱国情感的诗歌。比如《夜读兵书》，他就阐述了自己‘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富守妻孥’的气概；《金错刀行》中一句：‘鸣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控诉朝廷不思进取，没有收复中原的决心；又例如《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他就表达了早日收复中原的愿望及自叹自己年老，无力为北伐尽力；在《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一句，他不单止狠批朝廷的不思进取，更想到受异民族压迫的遗民的悲苦。而相传是他临终之作的《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表达出有生之日不能够看到收复中原的饮恨。除了爱国情怀，也有不少著名的爱情作品，比如《沈园》：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纵一泫然。
表达出在唐婉死后多年仍念念不忘。此后也有同样的作品，如《梦游沈园》：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可以看出他虽然年老，但仍是怀念唐婉。至于《春游》：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桃花依旧，人面全非。此外也有一些田园诗，如《游山西村》及一些政治讽刺诗等等。陆游流传的作品很多，情感真挚，在当时其诗歌名气盛极一时，被称为‘小李白’。但陆游对诗名却不重视，比如名篇《剑门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就反映出他报国无门的失意，终其一生当一名诗人为耻。
自范成大成为宰相，南宋中叶以后，庙堂不再是诗坛的中心。无论朝廷是主战或是主和，诗人也不再感兴趣。在这时期出现了新一批的草莽诗人。
例如在杨万里及陆游死后的13世纪初，在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出现了赵师秀，翁卷，徐照，徐珠四位诗人，被称为“永嘉四灵”。四灵是称赞他们在诗歌上有才华的美称，但在官场上却寂寂无名。赵师秀等人虽进士及第，但官场履历不明。他们之所以有名气是因为得到当时在永嘉出身的著名学者叶适及其永嘉学派的赏识。可是，就连永嘉学派也不是官场中人，又或是当一些闲散的官职。他们之所以受到注意可能是因为当时南宋的经济政策，永嘉地区海港的繁荣吧。
同样的例子也有与赵师秀交游的临安书店东主陈起。陈起虽贩卖古籍，但同时也刊行许多唐人诗集。自然，他的书店聚集了诗人。陈起本身也创作诗歌。故此，他曾挑选来他店的诗人的作品修编成《江湖集》发行。江湖，就是相对庙堂而言，在野的意思。在这本诗集中，共收集109人的作品，当中虽有像刘克庄般成为高级官员的诗人，但绝大部分终其一生仍是草莽诗人，大多是下级的官吏，山林隐士，政治地位低的小诗人。自此，“江湖派”的名字正式出现，具体而言是指《江湖集》中的109位诗人。其发展过程跟江西派一样，一开始并非高举一种主义理念而建立起来，是后来自然地呼朋引类地形成起来。永嘉四灵及江湖派的共通点是其题材集中身边琐事的小品，当中并没有展示博大的才能或是有热烈的激情。
宋诗跟唐诗比较，一般而言，偏向平淡，沉静及说理。这些特点一方面跟当时的宋代社会背景有关，一方面宋代优秀的诗人在被誉为为文学史上的高峰的唐诗之前，一面摸索自己的创作诗歌的道路，一面建立自己的风格。
南宋末，值得推崇的作品并非没有，但作品内容大多缺乏作者发自内心的声音。直接南宋灭亡之际，以爱国诗也闻名于世的文天祥及谢翱等人的出现才出现有价值的作品。
跟南宋同时并行的金朝，由于是异民族政权，政治及文化较为保守，诗坛以赵秉文等高官为中心，诗风较接近西昆体。此外，该时期也有另一位著名的诗人元好问。他的诗歌创作以杜甫为指标，但这是继承王安石的提倡，并非自己的主张。元好问虽然没有否认自己受到宋诗的影响，但他与江西诗派不同，用另外的角度去接近杜甫。他不拘泥于换骨脱胎，不讲究表现之巧，构想之妙，他着眼于诗歌的沉郁顿挫这个根本的问题。他受到赵秉文的赏识，成为其门人，本来有机会在官场活跃。但至45岁，金国被蒙古消灭，自此他写下不少哀悼故国的诗歌，体现到杜甫的痛切，诗歌的名气也一度提升。
北宋前词派：
北宋分三大派：
南宋分三大派：
在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对宋初的散文有以下的叙述：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 擅声名，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
杨亿，刘筠及钱惟演均为宋初宫廷文人，专事创作取法唐李商隐雕琢艳丽的诗文（西昆体），执文坛牛耳，成为参加科举士子的标准文体。但是四六骈俪文及后来承袭这股潮流发展而成的奇怪的“太学体”渐渐不足以适应近世社会变动的需要。1028年，宋仁宗就曾两度下诏文章“必以理实为要”。[19]在这个情况下，在宋初以来，有一些文人对当时文坛主流的西昆体持否定的态度。1011年，姚铉所编修的《唐文粹》，相比作为国家文化事业，一共收录唐朝文学作品九成的《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及《太平御览》，《唐文粹》正如其书名所示，作品是根据编修者自身的标准挑选的。这些标准，一看收录的作品就一目了然，赋只有文赋，文只有古文，诗只是古体诗，工于声律的律赋，四六骈俪文，近体诗等完全没有收录。姚铉其实是宋初古文运动的一员。中唐时期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为对抗当时只重形式声律的骈文，提倡形式自由的散文。只晚唐虽曾一度衰落，至宋初，柳开，王禹偁,穆修及姚铉重新提倡古文，其后承继古文运动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更以卓越的文笔奠定日后中国散文的形式。
欧阳修在小时候已接触韩愈的古文，并肯定古文的价值。他跟尹洙，苏舜钦等志同道合的人一同进行散文改革运动。1057年，欧阳修担任知贡举（科举主考官），废除了到当时为止沿用的以美文的好坏标准来评核考生能力的方式，改以重视论理表达方式的古文作为评核的标准。在这个科举及第的有苏轼，苏辙及曾巩，他们日后也成为出色的散文家在文坛上活跃，并借此把欧阳修的以达意为旨的散文（古文）主张加以发扬，成为文坛的主流，这个地位直到近代还没有丝毫动摇。
欧阳修许多经史子集的业绩都是借着以达意为旨的散文表达出来，中国学术也因这种新文学体裁得以进一步发展。但是，传统的美文并没有绝迹，比如欧阳修的《表奏书启四六集》7卷中的表，制，笺，启，诏，敕等循例也是用四六文方式写成。作为高级官员（翰林学士）一定要具备这种出色的美文的写作能力，许多闻名的散文家同时也是美文能手，这是由于因应文章的用途使用不同的文体有关。
唐古文作家与宋的代表作家加起来并成为“唐宋八大家”，这是源自清沈德潜把八人的作品合编成《唐宋八家文读本》30卷而来的。唐宋八大家的宋代作家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及王安石六人，当中苏轼，苏辙及曾巩三人是在欧阳修担任知贡举的嘉佑3年礼部试的及第者。苏氏父子合称“三苏”，大家均得到欧阳修的知遇之恩而晋身官场。即使主张变法而知名的王安石，其后虽与欧阳修在政见上对立，但他的文才是欧阳修最早发现的。六人横跨两个世代，从北宋中期到后期，差不多是同时代活跃的作家，中国近世的主流文体也是在这时候奠定，成熟的。六人虽可以说同是欧阳修一门，但各自的文章中在个性上有少许不同，总结而言，是借着学习韩愈古文的欧阳修的文体的代表。
吉川幸次郎就比较了韩愈与欧阳修的散文风格：
欧阳修，或称欧阳永叔，是自任韩愈的后继者的大家，文章上与韩愈比较，较平明委曲。如果稍稍夸张地设比喻，韩愈以一字说不尽的地方，欧阳修能以一句来表达出来。如果只是这方面的话，跟韩愈比较，欧阳修偏向分析性，换言之，较为散文性。由韩愈开拓的散文形式，至欧阳修，不得不说有较大的发展......韩愈的文章是阳刚的话，欧阳修的文章则显得阴柔。（《唐代の诗と散文》）
在唐朝时，一些戏剧表演又或是故事的演讲主要集中在贵族及寺院里。那时候，在贵族私邸里，贵族会请这些人来表演娱乐，但并没有公开。在寺院中，为了增加信徒，在向非佛教徒的演讲中也会有“俗讲”的一部分，这部分许多时也跟佛教无关。这两个地方可以看成是通俗小说的起源，可是由于并没有公开，这类表演并没有繁盛起来。及至宋代，晚上的宵禁比之前宽松，加上工商业发达，夜生活变得热闹起来，而说故事，戏剧表演等等也从贵族及寺院中走进平民百姓的生活，这与宋代小说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在宋代各大都市，尤其是北宋的开封及南宋的杭州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人群聚集的热闹区，当时称为“瓦子”。“瓦子”中，有“勾栏”一类的表演戏剧，说故事的场所。在唐代，这种表演只是局限于贵族及寺院，现在可以作为一种商品，在大庭广众中表演。据《都城纪胜》记载，在“勾栏”进行众多的表演中，有“说话”一种的说话表演，这种表演也划分为4类，“说话四家”。关于这4类别的项目，众说纷纭，但内容大致如下：
- 主要是短篇故事，称“小说”。这个类别也有以下的划分：软性内容，如“灵怪”、“烟纷”（女幽灵）、“传奇”（恋爱）等；硬性内容，如“公案”（审判）、“朴刀”、“杆棒”（两者均指打斗）、“说铁骑儿”（战争）等；
- 佛教的说法，“说经”，是前朝佛教“俗讲”留下来的痕迹；
- 长篇历史故事，“讲史”；
在以上所述的4个类别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小说”。这个名称后来逐渐成为“说话”的代名词。
在那个时代，由于“说话”的盛行及识字的人数增加，人们不单止只是去“勾栏”看表演，也出现把这种“表演”变成文字来阅读的需求。把这一种需求变成商机，正是当时印刷术的发达。在此之前，书本的出版主要是用手抄的方式；但随着宋朝的印刷术进步，在短时期就能够出版大量及廉价的刊物。由于在宋朝具备条件发展商业出版，刊物出版蓬勃起来，比如《西游记》的源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按该书的卷末显示，就是由杭州中瓦子名为“张家”的书店出版。听众在“勾栏”听完故事后，就去“瓦子”附近的书店把自己刚听的故事卖给书店，书店再根据这些情报来出版小说。
就如以上所述，听的小说逐渐发展成看的小说，后来看的小说自身也逐渐独立发展起来。当时“说话四家”中短篇的“小说”称“话本”，长篇的“讲史”称“平话”，这些作品与日后的《三国演义》（取材自“讲史”），《水浒传》（取材自“朴刀”、“杆棒”），《西游记》（取材自“说经”）有很深的渊源。
这种表演艺术的演讲者称“说话人”，在幕后编写故事的称“才人”或是“书会先生”。这些人分别也属于自己不同的组织，如“雄辩社”，“书会”等等。至元朝，由于读书人没有机会入士，遂加入书会，参与戏剧及小说的创作。书会虽然创作了不少小说，但更多的是创作韵文的文学。在宋代的小说中，韵文在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元时期小说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附有插图。小说不单止是用来阅读，也可以观赏。有些小说的版本相比文字，出版者花更多的心思在插图上，比如元末在建安出版的《三国志平话》，插图精巧，但文字粗糙，这类似今天的连环图或是漫画。
元朝初期，与同是异民族的金国不同，不重视南方金及南宋的文化。但接近13世纪末，朝廷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倾向。他们开始重视翰林院及史馆，招揽有才华的人才作为皇帝的学问及文学的顾问。在此之前，这一类的官职多是一种名誉，并不轻易授予。在这里，他们招揽了著名诗人赵孟𫖯、袁桷、虞集、揭傒斯、范梈、杨载等人。后四人更被称为“元诗四大家”。[20]他们虽然是庙堂诗人，但朝廷内始终并没有很强烈的崇尚文学风气，影响力不大。同时期也有一位色目人诗人萨都剌。虽然没有详细的传记，但根据他的诗集，他前期是一位庙堂诗人，后来成为江湖诗人。他的前期作品多是酬唱之作但与后期的内容也差不多，庙堂跟草莽的诗风并没有强烈对立。此外，另一位诗人杨维桢，终其一生为草莽诗人，生于江南，跟喜爱诗歌的人结成诗社，对诗歌创作给予批评，忠告及指导。诗社中大部分均是商人阶层，并非为科举而学诗，而是纯粹为诗歌创作而学习诗歌。
从宋朝繁华区诞生的“话本”及“平话”变成读物，其后这种文学发展至明朝，在内容上及文体上大大地提升，成为高质素的文学作品。比如，在元朝出版的《三国志平话》，文章非常粗糙，但经过元末明初罗贯中参考史书全面改写，后来清朝的毛宗岗也进行一些改订，使故事更加充实。
明清时期，这种章回小说发展蓬勃。这种小说把整个故事分成不同的回，每回记录故事的小部分，在每回结尾会留下一些让听者或看者引起追看下一回兴趣的内容。从章回小说的格式，我们也可以推想演说者的演说惯例。但是，章回小说不是按著演说者的说话一字不漏的记录下来。在初期，比如宋元时期，小说的文字比较粗糙，但经过不断的洗练，慢慢发展出文言跟白话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文体。用来阅读的小说正式确立也同时促使白话文发展成熟。
在明朝章回小说成形之前，“话本”及“平话”有不少韵文的成分，但随着小说本身的对象从听众变成读者，韵文比例不断加少，而散文的比重增多。尽管如此，虽然今天传世的明朝小说《水浒传》及《西游记》基本上是用口语体的散文写成，但小说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是韵文，这是以前“讲唱文学”留下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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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章回小说在质素上及文学地位的提升，至明朝后期，不单止书会先生等下层文人，在当时的一流文人也积极从事写作小说。比如编写“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短篇小说集作者冯梦龙及凌蒙初就是其中的代表。二人均积极认同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力，明确地从事小说创作。比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的序出说：“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虽然他的小说观仍受六经及国史，道德与历史的限制，但相比前人，他们已经很大程度上认同通俗文学的功用。他又在《喻世明言 序》中提到：“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就是说，相比读《孝经》《论语》，读通俗文学更能影响大众的意思。
在小说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当作者意识到小说的地位不比传统诗文及史书逊色，其后，一些作者在某程度上脱离道德及历史的制约，尝试创作一些以纯文学为理念的小说作品。《金瓶梅》就是这类型的作品。《金瓶梅》虽然有部分的背景取材自《水浒传》，但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这部作品本身没有跟讲唱文学的说话人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作者不详，但可以肯定作者是一位有高度教养及敏锐观察力的人物。他借用小说的形式把当时的社会，尤其是人的欲望及罪恶的众生相描写出来。由于《金瓶梅》不是描写史实而是故事，不是道德而是欲望，不是善而是恶，可以说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的写实小说。
《金瓶梅》的作者与同期的白话小说的作者不同，不能够凭这部小说收取酬劳。从这意义上看，《金瓶梅》是一部为小说而小说，一部纯文学的小说。《金瓶梅》这种重视个人理念的小说创作方向，在其后清朝的《红楼梦》中，这种创作精神更进一步充实起来。《红楼梦》的主题，一句话，就是作者曹雪芹对自己一生的慨叹。在当时，如果要表达这种主题一般会利用传统诗文，但曹雪芹却选择了白话小说。
在高度文学性的白话小说出现的同时，一些大众化及通俗的小说也仍然存在。后者本身与说书有很大的关系，内容多是一些历史又或是打斗的故事。如描写隋末唐初的群雄的《说唐演义》及以判官包拯为主角的《三侠五义》就是当中的代表。
到清朝，既有像《红楼梦》《儒林外史》般作者花一生的心血所写的纯文学的大作，也有以大众娱乐为目的而创作的通俗小说，各式各样的小说在文坛出现。另外，也有一些小说的批评活动，比如金圣叹就把《水浒传》看成可与《史记》及《离骚》并列的杰作，小说的流行盛况空前。
除了白话小说，明清时代也出现一些继承唐传奇的著名文言小说，如明朝瞿佑的《剪灯新话》及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前者对日本作家上田秋成创作的《雨月物语》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如此，这时期白话小说仍是小说界的主流。
小说的流行，除了之前提及艺术文化自身的发展外，也与以借书为商业活动的书店的蓬勃有关。在清初，有“书船”的出现，在各地进行出租书刊的活动；在北京大都会，书店林立。这些书店一般的规矩，按清末一本《吴越春秋》上名为“永隆斋”的压印上有以下的说明：
本斋出贷四大奇书、古词、野史。一日一换、如半月不到、押账变价为本、亲友莫怪。撕书者，男盗女娼。本铺在交道口南边路东便是。
明朝万历年间，汤显祖写下许多戏曲作品，是明朝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紫钗记》，《还魂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由于四部作品均是以梦来开展故事剧情，所以又称为“玉铭堂四梦”，而“玉铭堂”是汤显祖的书斋名称。[22]
在当中，又以《还魂记》最出色，这不单止在明朝，在南戏史上也是高质素的作品。故事讲述一对男女杜丽娘及柳梦梅借着梦彼此互相认识，后来杜丽娘因苦恋而死去。其后，经过许多的曲折，她终于从墓中醒过来，并与男主角一起。这是一部梦与现实，生与死的交错的奇异故事，作者以美丽的文笔去开展一幕又一幕的情节。传闻有女性因为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而自杀。美丽的杜丽娘在花园中漫步，因疲困而小睡片刻。在梦中，她与柳梦梅相遇的“惊梦”一幕，现在仍经常上演及受人喜爱，以下是其中一节：
皂罗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另外，他对当时江南盛行的昆腔，以这种优美的曲调为基础，单单着重曲调格律的作风提出反对，提出剧中的内容才是生命，并把这主张实践起来。当时昆山腔的吴江派的代表人物沈璟在修改这部作品的字句时，就对汤显祖的主张不满，引发论战。同时，同意汤氏主张的成为临川派。明代中后期除了汤显祖，也有梁辰鱼（《浣纱记》）、沈璟（《义侠记》）、周朝俊（《红梅记》）、高濂（《玉簪记》）等等的剧作家。
他们许多都是受过传统教育的文人，大家也把创作诗文的才能用于创作戏曲之上。这既使戏曲成为正式的文学之一，但也影响到戏曲的题材。明朝传奇的大半作品均是环绕才子佳人的故事，与元杂剧既朴素又描写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风格不同。其实在元末明初，高明写下《琵琶记》。他本身也是一位闻名诗人，而他写的《琵琶记》也是第一部由读书人执笔的戏曲作品，奠定明朝戏曲发展的方向。他的用字是一些文言及骈句，与日常生活的市井俚语相差很远。
此后，在清朝康熙年间，在昆曲中出现了两部著名的作品，分别是洪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长生殿写成于康熙27年（1688年），故事讲述白居易《长恨歌》中为人所熟知的唐玄宗及杨贵妃的故事，共五十出。前半叙述两人因安史之乱而分开，后半则叙述唐玄宗为了寻找杨贵妃而到了仙境，最后大团圆结局。此作在当年发表立刻大获好评，但次年此剧在皇室服丧期间中上演，洪昇因此而入狱。
另外一部作品《桃花扇》，共四十出。故事以真实人物侯方域与李香君相恋为主轴，是一套描绘明朝灭亡的大事件中众人的命运被玩弄的历史剧。当这套剧发表后，康熙皇帝听到这套剧的风评，也搜求这套剧的剧本。由于剧中有描写明朝因清朝而灭亡的愁思的部分，孔尚任觉得会触怒皇帝，遂自行辞官。但也有一种说法是他因为贪污而离职。
现在，中国仍继续上演以京剧为首的古典戏剧，但这些戏剧的产生不一定与前述的南戏有关。清乾隆年间宫廷乐团上演的戏曲可以划分为继承明朝继续传唱昆曲的“雅部”及来自地方剧，富有多样化旋律的“花部”。相对于晏“雅部”逐渐衰落，京剧的形成虽然仍未有定说，但也有说法认为是把“花部”的一些昆曲为基础，再加以演员的改良而成。京剧相比杂剧及南戏旋律比较单调，每句字数也有严格限制（齐言体）。这类戏曲可能在较早时已经存在，但并未有看成为文学。在清朝中后期，京剧逐渐取代在文学上得到一席位的南戏，盛行起来。
在古代，文学作品以文言文为主流，白话文作品占一小部分，白话文作品大体上滥觞于隋唐，因当时口语和书面已经分化完成。到明朝，《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成为著名的白话文作品。清代以来，白话文作品开始增多。民国时期以后进入现代，经过白话文运动，加之政府推广白话文教育，白话文作品逐渐占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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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23]，出版机关陆续被国有化，书刊的发行渠道被统一操控，作家也被作家联盟监控。严密的审查制度生效，而文学作品则以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导原则，强调作品的思想性。这段时候曾有一些因不符合党的文学原则而遭到批判及整肃，如胡适及胡风。社会现实主义成为既定的风格，这最终也引发政府与作家之间的冲突。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前，作家那种讽刺及揭露当今社会的黑暗面的能力，虽然在当时曾有助于扩大共产党势力，但不再受到当权的共产党的支持。一些作家由于坚持与党违背的文学理念而被批为“小资产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等等。这些抗争最后演化为1956至1957年的百花运动。毛泽东鼓励作家说出新社会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反胡风运动的教训，最初作家们也很不愿意。后来，一些新闻文章，电影，文学作品陆续关注到在党内一些层级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及独裁。毛泽东意识到知识分子们对新政权不满的层度，就发起打压这些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许多知识分子遭到袭击。在大跃进时期，政府加强鼓吹社会现实主义及一些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等。作家可以写一些有关当代中国或是民国时期的作品，但大前提是要与党的革命理想一致。
虽然在毛泽东政权下作家受到粗暴的压迫，但仍有一些具质量的小说。比如一些新社会主义文学，包括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及杨益言的《红岩》。在文化大革命，文坛受到毛泽东的第四个妻子江青的逼迫，文学运动的范围不断收窄，只剩下少量的样板戏及英雄小说，比如有浩然作的。虽然有一些作家在秘密创作，但在这时期并没有重要的作品出版。
1976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拘捕后[24]，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三中全会中通过进行改革开放的决议，这使作家们重新开始创作。许多“新时期”文学作品中均探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国家及地区层面上权力被严重滥用的问题。许多作家批评在这十年中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及心力并埋怨这样会使中国倒退。同一时间，作家们表达出他们愿意为重建国家贡献一分力。这类文学，一般被称为“伤痕文学”，表达担忧党及政治制度的观点。出于爱国热诚，这些作家愤世嫉俗地批评政治领导层在文革中把混乱推至极端。一些作家更把批评扩大至整个世代的领导及政治制度本身。当权者面对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在鼓励作家批判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怎样可以使这些批评不致于超出当权者能够容忍的限度？
在这时期，许多的小说及短篇故事出版。文革前的文学杂志重新复刊，新的文学杂志也相继创刊去满足大众的胃口。在这当中，外国作品成为杂志的主题。语言学家被委托去翻译新近的外国文学作品，许多时并没有仔细考虑中国读者的兴趣。专门翻译外国短篇小说的文学杂志变得受欢迎，尤其是在年轻人之间。这些戏剧性的转变使一些政府，文学及艺术界的领袖担忧这股新思潮发展得太快。1980年，政府首次作出反应并提倡打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同样的运动在1981年也重新发动，接着又是1983年后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25][26]
这一时期，作家仍可以自由地去写一些非传统式的或是触及敏感题目的作品。文学试验的精神在1980年代后半期繁盛起来。小说作家如王蒙、张辛欣、宗璞及剧作家如高行健均尝试以现代的语言及描写手法进行创作。另外一些作家共同发起“寻根运动”，这些人包括韩少功、莫言、阿城。他们寻求把文学与文化重新联系到中国传统，这个关系在现代化及政治文化革新的世纪中早已被切断。其他作家如余华、格非、苏童尝试较为前卫的写作手法去大胆展示他们对任何形式的理想已经失去信心。
随着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发及市场开放改革向纵深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开始偏向商业化及逃避现实。被称为痞子的王朔是最明显偏向商业化的代表，虽然他的小说也不无深刻的主题。一些作家如阎连科继续肩负着借着文学去揭露社会问题的重任，其小说《丁庄梦》就谈及艾滋病患者的惨况[27]。
就像五四运动一样，女性作家也活跃于当今的中国。许多女性作家，如陈然、卫慧、王安忆、虹影尝试在激烈变动的社会去探求女性的主体性。新现实主义作家如刘恒、池莉、方方、何顿、朱文是六四事件后小说创作的另一股潮流。
中国政府辖下的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审查将要公开出售的所有中国文学作品。这个机关有权审查及禁止任何形式在中国的印刷，电子或是互联网出版物。由于出版者须要得到这个机关的发牌许可，故此这个机关也有权力去否定人民出版的权利及勒令完全关闭不遵守这个机关指示的出版商。因此，正版书跟盗版书的比例是二比三。根据ZonaEuropa的报告，在中国有超过4000家地下印刷工厂。虽然中国政府持续取缔受欢迎但认为是“精神污染”的作品，那些批评不过是把公众的视线聚焦到书名上并刺激书籍的销售数量。许多新世代的中国作家都受到中国政府的密切注视，遂纷纷把作品重新出版成英文版，并在西方的书籍市场上有不错的成绩，如周卫慧的《上海宝贝》，闵安琪的具争议性的回忆录《Red Azalea》，《时代杂志》禁书封面女郎春树（Chun Sue）的《北京娃娃》（Beijing Doll）及棉棉的《糖》。网络畅销书《鬼吹灯》也要在刊行前重写，并删掉有关超自然的部分。
自由主义的1980年代过后，1990年代可以看到文学浓厚的商业化味道。根据德国汉学家吴漠汀的研究，这些潮流分别是崇拜文学（cult literature），如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流浪文学（vagabond literature），如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京双快（Peking double quick），如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地下文学（underground literature），如棉棉的《声名狼籍》；“渴望某事”文学（'longing for something' literature），如于丹的《论语心得》、易中天及阿来的西藏文学；特大城市文学（literature of the mega cities），如毕淑敏的女性文学，《女儿拳》，《女心理师》；宏大叙事文学（master narratives），如莫言的《生死疲劳》。[28][29][30]
但是，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展示对1980及90年代商业化问题的克服。比如韩寒《他的国》，他的批判社会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冲击著避免批评的文学主流，但却荣获2009年中文畅销书第一名。在新的千禧年，中国的网络文学比美国甚至全世界其他地方更活跃，近乎所有书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小说有几百万的读者，平均每本售价也是人民币2元，是印刷书平均售价的十分之一。网上文学的受欢迎作家有韩寒及郭敬明。
中文文学也盛行于东南亚和欧美等地的海外华人圈。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书籍、杂志及报纸的出版商。根据新闻出版总署资料显示，单单书籍出版上，在2005年就已经有128800的新书名。在全国也有超过600本文学杂志。在法国居住及写作并坚持先以中文进行创作的高行健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2012年，莫言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1]
此外，一些科幻小说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等作品迅速畅销并荣获雨果奖[32][33][34]。但在获得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吹捧过度的现象，并招来了批评和争议[35]。
关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所占的比例，从全国性的作家组织——中国作家协会来看，在1986年，总会员共3106名，当中少数民族占288名，多于9%，比人口比例高。从民族分类看，蒙古及朝鲜族各有30多人，占会员数最多；其次是满族，维吾尔族及回族，各有20多人。
少数民族是用什么语言来进行创作呢？大致上，他们使用汉语及民族语言来创作，比如维吾尔、哈萨克、朝鲜、蒙古及藏族等民族本身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也有以书面语言写成的文学传统，尤其是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大部分都是用自身的语言进行创作，蒙古族半数以上的人用蒙古语，而同时用蒙古语及汉语进行创作的也不少。关于藏族，除了藏族自治区外，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各地自治州也出现汉语及藏语两种杂志，由此可知，用藏语进行创作的人也很多。但另一方面，满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用汉语来进行创作；大半数的少数民族纵使保存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本身没有文字，但部分作者也是用汉语来写他们的作品。1956至58年，曾一度制作出壮语、苗语、彝语、侗语、哈尼语、景颇语、傈僳语等相对应的罗马字，但由于后来的民族政策混乱，未能普及。虽然如此，这些少数民族仍努力进行创作，比如壮族在1986年秋开始壮语的《三月三》创刊，当中收录了壮语的作品。壮语的小说在其后数年发表了超过200篇，大部分的作者都是初期的年轻新进，并非一直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壮语作家。
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只要作者是少数民族，其所写的作品就是少数民族文学；但另一方面，一些作家们也不能单纯地说成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如果少数民族作家用自身的语言来描写自身的民族生活，虽然也可以归类为少数民族文学，但作家只要是少数民族出身，其作品就可归类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这一说法，对一些人来说多少也抱有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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