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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指自20世纪起香港在特殊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发展出的文学。过去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而在两岸分治的背景下，香港也是两岸接触的桥梁，旅港、居港及本土的文化界别人士都促进了香港文学的发展。金庸、梁羽生、黄霑、李碧华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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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之外，小说戏剧也是文学的重要范畴。香港小说和戏剧（粤剧、电视剧、话剧及电影）蓬勃，唯剧本较少广为流传，未能够如同英国莎士比亚或者中国关汉卿等文学作品普及，唯独庆幸著名武侠小说与爱情小说有被改编为电视剧与电影，得以持续由1950年代至1960年代跨越2000年普及度知名度提高。
1990年代以后2000年以后，旅游文学数量日持续增多，也有不少透过现代的网上部落格最终出版成书。各行业背景人士，包括医护、纪律部队、航空人员、传播媒介甚至是外嫁外地香港女士在外国生活等，分享专门见闻。虽则小品文文学、抒情文学、报导文学之文学水平文学价值参差，不过仍然大幅度地扩展香港文学内容范畴。
一般追溯香港文学的源头，大多从中国国共内战期间南来文人来港后从事文学创作开始。基于历史的背景，在1927年至1937年间有大批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士逃避战乱而南来香港，他们大多抱过客的心态。1949年，第二批重要的南来文人来港，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留守香港，为香港带来新的文化景象。由于香港开埠以来，一直奉行自由开放的原则，所以香港文学一向较自由及开放。
直至1950年代，香港文学仍受到南来文人的广泛影响，这种影响到1970年代才明显淡化。当中主要包括三方面：
1950年代初，廖恩焘、刘景堂建立“坚社”，是香港的代表词社之一，成员包括林汝珩、王韶生、曾希颖、汤定华、罗慷烈、张叔俦、张纫诗、陈一峰、区少干、王季友等人。[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香港流行存在主义[2]。存在主义于香港，与于欧洲不同，香港主要以报刊、杂志发展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由于存在主义可于战后，满足精神需要，所以于香港流行[3]。
当时，香港之文学杂志与报刊（例如《好望角》、《文艺新潮》、刘以鬯主编之《香港时报·浅水湾》）大量翻译存在主义之作品，包括祈克果、沙特、卡缪之作品。一些当时之香港文学杂志（例如《好望角》）中，有文章诠释存在主义之著作（例如锺荣期之《谈沙尔特的小说》），并且亦有一些作品（例如小说）弥漫存在主义，例如汶津之《开往嘉义的吉普》、戴天之《化石》、崑南之《大风起兮》[2]。
汶津于《开往嘉义的吉普》中，发展沙特之观点──“拒绝历史责任”与“存在之孤独感”。《开往嘉义的吉普》之主角，意识到自己是自由，并且认为上一代所赋予之历史责任是强行加上，所以主角则拒绝历史责任。但是，当拒绝历史责任之后，主角则变得孤立无援，不知何去何从，失去存在意义[2]。
戴天之《化石》与卡缪之《异乡人》相似。《异乡人》中，主角对一切漠不关心，不关心母亲逝世，不关心被判死刑。《化石》中，主角从对身边事物充满感情，变成不在乎一切，并且认为自己不能融入世界，因此主角成为局外人，就像卡缪对于人处身于世界之观点──“演员与舞台之间疏离”[2]。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后，香港仍有一些存在主义作品，包括西西[3]与刘以鬯[4]之作品。西西于其小说，例如《东城故事》、《草图》中，主角都认为“生命似乎没有意义”。西西认为，此类作品皆属存在主义[3]。
刘以鬯之小说《对倒》（长篇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完成，其于《对倒》中展示出存在主义。当时，香港面临英国与中国争夺统治权，前景难测，香港人心灵极空无、焦虑。刘以鬯在《对倒》之第一段形容香港是“无根的树”、“时间是借来的”、“躺在帆船甲板上的睡狗”，以写出香港是虚无。《对倒》之男主角常回忆往事消除孤独，而女主角则常幻想来消除寂寞，展示出现实与人疏离。刘以鬯于《对倒》亦描述了荒谬，例如表达出香港人过于重视物质：炒股、炒楼、赌马，只着重自己利益，而不帮助其他人[4][5][6][7]。
时值冷战时期，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港府对于本土文化及文学基本上采取不干预的态度[8]，香港文学得以摆脱国家间斗争的影响，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任人文学科教授的李欧梵表示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视野，虽然香港当时夹在两个政权之间，却形成政治上的边缘空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府言论管制下不准谈论的，在香港都可以谈，可以在报章杂志论政使香港成为政治上的“公共空间”及“飞地”，香港可在各国文化的边缘，而不受其中的控制，使香港具有文化上混杂性和超越性，能够从各种形式的拼凑中创出异彩[8]。
90年代初，随著电视电影文化普及，流行文化也随之变得现代化，流行读物亦由以武侠小说的主流而变得现代化，和生活化。 而9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家有毕华流，梁望峰，乔靖夫等。
![[icon]](#/media/File:Wiki_letter_w_cropped.svg){kind=small} | 此章节需要扩充。 (2014年7月22日) |
网络世界开始兴起，网络上也开始出现网络文学，方兴未艾。
文学功能的转变： 繁忙的都市生活，充满压力的工作环境，令大部分穷忙一族喘不过气，只有生活安稳舒适的人才有参与文化节目的意志。而且，网络平台的兴盛和消费商品的大行其道，阅读文字变得没有需要。文学在古代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而文字是传达资讯的媒介，现在都不需要了，一部有拍摄功能的相机可以取代文字来表达一切，然后上载到网络平台与朋友分享，又有多姿多采的生活，文学的记录功能不重要了。如果叫人看文学，还是叫人吃饭和炒楼买股票来得好一些。在金钱挂帅和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商业知识比文学来得重要。觉得文学是没用之物，到电影院看戏可以是一种社交活动，阅读报章可以了解时事，阅读消费杂志可以增加与朋友同事之间的共同话题，至于文学杂志，则没有社交功能，不看文学杂志也没有影响，文学似乎是一小撮发烧友的嗜好。
幸运的是，爱欣赏文学作品的朋友，市场上仍有一些有心人出版文学杂志，令文学不死，现时，在书店可购买《字花》，在街上有免费派发的《特写》，都是较严肃的文学，投稿亦有渠道。
1994年，作家锺伟民多次撰文讽刺香港的学院派及严肃作家，批评政府拨款资助运作不公平，引发文学界内外连串笔战和争论。[9]
2015年3月，Facebook专页“坟场新闻”以引述夏志清的方式，撰文讽刺长期受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文学团体[10]，指政府资助尤如“文学综援”，作家群体对此各有说法。其后文学杂志《字花》艺术总监邓小桦在Facebook回应指艺发局资助制度并不足以让文学工作者维生[11]，该文引发大量网民回应，掀起新一论的网络笔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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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1951—1960年发表 1961—1970年发表 1971-1980年发表 1981—1990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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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00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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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0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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