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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振英政府的争议，介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及其主要官员与行政会议成员任内的政治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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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星岛新闻集团旗下《东周刊》报道，有参与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事务的官员发现，梁与其中一家参加设计比赛的公司有关连[1]。梁振英指他在事件中没有获取任何报酬及利益，并早已向行政会议申报[2]。2月8日，特区政府发稿，证实参选人梁振英2001年担任西九规划比赛评审时，没有申报与他有关连的参赛公司，投票后始被发现有利益冲突。有评论指，政府发稿时间临近特首选举提名期，犹如在针对梁振英；而民政事务局强调政府于10年后始发稿交代事件，只是回应传媒查询，并无其他目的。[3]2月10日，梁在多份报章刊登声明，重申自己在西九龙填海区概念规划比赛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4]。2月11日，梁回应有报章指他任职的戴德梁行是西九比赛的参赛队伍乃不符事实，梁也求政府公开西九比赛项目的全部档案[5][6]。
2012年2月29日，香港立法会通过引用权力及特权法，成立《西九事件专责委员会》调查梁振英在西九事件的利益冲突事宜；同时，梁竞选办去信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以成员对梁抱成见为由，要求重组委员会，又要求不要在特首选举日之前展开聆讯[7][8]，梁的两个要求被指霸道及干预立法会运作。[9]
2012年6月27日，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西九事件专责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报告称对梁振英作供时的“善忘”感到惊讶，对他“掉以轻心”及不完整申报利益表示遗憾及失望，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0]。梁振英认为调查报告“还他清白”，被泛民议员指责他“厚颜无耻”。
根据《东周刊》报道，2012年2月10日，梁营竞选办主要人物罗范椒芬和刘梦熊等人，曾经与外号为“上海仔”的江湖人物郭永鸿，在流浮山小桃园出席饭局，密会新界乡绅拉票[11][12]。事件因涉及江湖人物及多位新界乡绅，如梁福元等，受本地传媒广泛关注，亦引起香港社会对黑金政治的可能性产生了疑虑。[13]
2012年3月16日，行政长官候选人唐英年在行政长官选举辩论直播节目上表示，2003年他任职工商及科技局局长时，听到梁振英在“政府的一个高层会议”（暗示行政会议）中指“香港终有一天需要出动防暴队及催泪弹对付示威者”，和建议把商业电台牌照年期由12年大幅缩短至3年。唐英年指，这番言论来自2003年50万人游行之后是否强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讨论，狠批梁振英这种打压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手法很令人恐惧，直指香港人不会信任他。梁振英否认指控，并且批评唐英年在没有任何证据下便指控他是罔顾事实、意图抹黑对手。事后，自由党成员田北俊不点名指当年有人提出若上街人数多达十几万，应出动解放军镇压。行政会议前官守成员、前教育局局长孙明扬称基于保密原则，不能确认唐英年的说法。[14][15]
虽然唐英年的上述指控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在梁振英当选后2年，香港警务处在2014年6月13日晚上的反对新界东北前期拨款运动中，4年以来首次出动防暴警察。同年9月27日凌晨，警队再次出动防暴警察对付重夺“公民广场”行动的示威者，更于28日黄昏开始，对增援“和平占中”的示威者发射87颗催泪弹，是警方9年以来首次施放催泪弹。有网民因而直指“两年后证明唐唐没有冤枉他（梁振英）”[16]。
1989年6月5日，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翌日，梁振英曾经在全港多份报章刊登联署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然而二十年后当被问及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想法，他并未作出正面的回应和答复。[17]2010年11月12日，梁振英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活动后，被问及当年强烈谴责中共的言论，他回答“对于这个看法，我没有改变”，形容六四天安门事件为“中国人的悲剧”[18]。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锺剑华认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几乎是特首候选人的“必答题”。唐英年、梁振英、范徐丽泰三人都避免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等敏感议题上与中共中央不一致[19]。梁振英在同一场合提出质疑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合理性，认为邓小平令中国民众脱离贫穷，对中国和平同繁荣作出贡献，更应成为首位和平奖的中国人，[18]此番言论引起民主派和部分香港市民批评，斥梁振英为成为行政长官而向中共献媚[20]。
部分人认为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尽管他已公开否认。
2012年3月，中共前香港地下党员梁慕娴在她的著作《我与香港地下党》中，称梁振英为共产党地下党员。依她理据，梁振英于1988年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而根据中共相关规定，此类的重要职务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梁慕娴称无法律文件证实她的推论，只从行为上推论梁振英等人是中共在香港利益的代理人。[21][22]对此，梁振英透过竞选办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从来没有要求加入或被邀请加入共产党，并指出梁慕娴毫无事实根据[23][24]。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也在2009年8月26日的《信报》刊文表示，梁振英肯定是共产党员，并指地下党员有权否认自己的党员身份[25]。前学运领袖王丹引述曾负责地下党工作的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指梁振英是共产党地下党员。[26][27]
2012年3月28日，人民网在梁振英简历上冠以“同志”，并在其“中国机构及领导人数据库”内将尚未上任的梁显示为“行政长官”。事件引起议论，此后人民网突然删除了“同志”称谓，并修正了梁的职位名称；梁振英对此重申自己并非中国共产党党员。[28][29]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后，有中国大陆的网民揶揄梁为“香港市委书记”[30]。
2012年6月20日，《明报》揭发梁振英位于贝璐道4号裕熙园的居所，僭建了一个面积约110平方呎的玻璃棚，梁振英承认将原来的木花棚改建为金属及玻璃结构，而没有向屋宇署申请，是无心之失，并会清拆[31]。屋宇署检查梁宅时，揭发僭建多达6处，包括杂物房、车位上盖和一个超过300呎的地库，身为产业测量师的梁振英解释僭建物在购入大宅前已存在，并不知道此等是僭建物，坚持自己只是疏忽，并无隐瞒[32]。其后，传媒透过地政总署拍摄的高空图片显示，木花棚于2000年9月，即梁入住后3个月仍未出现，与梁振英称购入大宅前已有木花棚的说法不符[33]。梁振英得知地政总署的高空图片后，没有回应木花棚是否购入前已经存在[34]。梁振英大宅僭建风波惹来各方质疑其诚信，甚至未上任已被泛民要求下台。2013年1月24日，阳光时务周刊刊登出在特首选举中支持梁振英参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的访问。在访问中，刘梦熊透露，梁振英所指曾找过两名专业人员及一名律师到大宅检查并没有发现僭建问题的说法“绝对是子虚乌有”。刘补充指，曾亲自致电时任梁振英竞选办公室主席的张震远寻求协助梁，但张回应指梁的说法并不真确，所谓“两名专业人士和一个律师”是不存在的。刘批评梁的说法是“作故事，涉及诚信问题，等如欺骗市民、欺骗中央”。[35]行政会议成员张震远在同日发表声明，表示周刊引述的指控与事实不符。[36]翌日下午，刘梦熊再次发表声明，强调自己的说法千真万确，并表示愿意和梁振英一同接受测谎机的测试；假如自己未能通过测试，便会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跳下，“以一死谢天下”。[37]
[来源请求] 在2013年《阳光时务》专访中，刘梦熊指梁振英在2012年特首选举期间曾承诺委任刘梦熊担任行政会议成员，或推荐他当任政协常委。所以有泛民认为梁振英可能涉及贿选，并向廉政公署投诉。不过廉署守则，不会公布是否立案调查个别案件。
梁振英的修辞术多次受到争议，公众同泛民主派指他经常不直截了当的回答问题，而是搬出一些模棱两可、没有实质内容的答案。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更形容此为梁的“语言伪术”(always make up stories)。[38][39]前中央政策组顾问刘细良赞扬梁振英的说话技巧高，刘举例僭建事件中；别人质询他有否僭建花槽，他答说从来没有提过“花槽”两个字，此前他说的是“花棚”，被认为是狡猾地把问题卸开。还有“撤回与不撤回之间有好大空间”、“僭建处理了就不存在”等类似言论，被指是把问题轻轻带过，蒙混过关。[40][41][42]
2013年2月7日，梁振英就著《信报》特约评论员、前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练乙铮其中一篇文章发律师信控告诽谤，该篇文章为《诚信问题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实可双规》。该篇文章指出，假若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在《阳光时务周刊》对梁的指控属实，梁便需要接受双规。事后《信报》发出声明为带来不便向读者道歉。梁振英亦其后发出声明，强调自己尊重言论及新闻自由，但由于文章关于“涉黑”的指控严重，需要严肃处理，并接受《信报》2月7日启事中的最后一段。总编辑陈景祥对梁发律师信感到惊讶及失望，但强调声明并不是向梁道歉，亦不会撤回文章。[43]事件受到记者组织、新闻评论员及学者批评。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批评，梁此举目的是打压言论自由，制止媒体对他不利的言论；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指出梁此举容易扼杀言论自由，建议他撤回律师信。[44][45]
2013年3月24日，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深圳向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透露，特首梁振英在推出买家印花税（BSD）前曾致电通知他。王光亚当时虽然没有太多时间考虑，但表示支持，指有事的话由他来承担。
就梁振英在推出买家印花税前曾致电告诉王光亚的事，特首办在梁振英曾表示不作评论，但梁振英在2013年3月26日出席行政会议时就亲自作回应，指只是“知会”而非“请示”王光亚，并解释指致电王光亚是由于“内交”需要︰“因为买家印花税征收的对象是香港以外的买家，因此有办‘内交’和‘外交’的需要，亦因此在我们决定了征收买家印花税之后，我们是‘知会’有关方面。”
汤家骅质疑，梁振英在宣布开征买家印花税前一天致电告知王光亚，有违反行政会议的保密制之嫌。汤家骅已致函政制事务委员会，要求召关特别会议跟进事件，并邀请政府相关政策局和部门的官员出席会议作回应。
刘慧卿指，实施买家印花税是敏感内容，行会已有林奋强前车之鉴，梁振英必须交代清楚他到底有什么政策出台前，已先向内地汇报，“一国两制的原则要讲得好清楚”。[46]
2013年8月11日，梁振英出席天水围的地区论坛时，主动为辞职的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和张震远呼冤，指廉署已证指控二人的证据不足，举报二人的政党却没有“私下或公开说一句半句抱歉”。
刘慧卿表示，民主党向廉政公署的投诉并非无理取闹，是有实质理由才投诉。她指廉署只需向特首负责，忧虑梁振英的说话对廉署造成压力。[47]民主党表明，不会因曾向廉署举报林奋强和张震远，而作出道歉，有人批评梁振英没有风度与量度。[48]
另外，梁振英在天水围地区论坛上提及林慧思事件，梁振英指这件事在教育系统内发生，最近接二连三有片段在网上流传，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会否对教师队伍、教育质素以至青少年造成影响，故要求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就林慧思事件向他提交详细报告，然而当时教育局已经表明不再追究事件。[49]
香港教育评议会副主席何汉权表示，事件涉及教师言行操守，应该交由教学专业人员操守议会处理，不适宜由特首介入。何汉权认为，行政长官的角色政治化，高调就林慧思事件表态，令情况变得更复杂。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指，梁振英的做法罕有，亦不恰当，令学校与调查机构处理事件时，有更大压力。叶建源认为，不应将问题完全归咎于林慧思一人身上，他希望特首维持应有的公平及中立性。[50]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批评，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地区论坛时的言论，是挑拨离间，进一步令香港撕裂。梁家杰批评香港目前已出现“烈火烤蛙”的情况，梁振英昨日的言论，是进一步撕裂香港，此举是为日后暴力镇压示威活动找借口。质疑他是否要增加学校及林慧思的压力。他对梁振英认为曾举报前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及张震远的人士要向两人道歉，是很奇怪，因为如果一个良好市民见到可疑情况报警，警方查完后或因证据不足未能检控，不明白为何要良好市民道歉，质疑他是运用“拉一派、打一派”的群众运动手法。工党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亦表示担心，香港出现文革的批斗影子。[51]
此外，梁振英表示上任一年多以来，曾“微服出巡”元朗与天水围十多次，包括光顾区内的“粥粉面饭”食肆、与太太来买鱼和吃咖喱及带女儿去图书馆。[52][53]
2013年12月7日，梁振英与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北角出席地区论坛，为《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作咨询。在梁振英说开场白期间，两名社民连示威者突然冲出，向台前官员掷鸡蛋，曾俊华即告“中招”，一度狼狈离开会场。梁振英其后表示他必定会依法追究，并将之定性为“袭击”，但曾俊华则称自己并无大碍，并笑说：“医生都叫我唔好食咁多蛋......好彩冇着靓西装嚟，或者系预知呢件事。”其幽默回应与梁振英严词谴责示威者成强烈对比。由于掷蛋示威在外国颇为普遍，网民将外国元首遇掷蛋后的回应与梁振英比较，突显他亳无量度。[54]
2014年1月19日，因《苹果日报》的采访立场，梁振英向香港三大银行汇丰、东亚及渣打施压，要求三大银行抽去苹果的广告。但渣打不肯妥协，于是梁振英决定拒绝担任2014年渣打马拉松的主礼嘉宾，改由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担任。因之前《am730》被无故抽广告事件，引起全城关注，因此不少人认为梁振英此举是有意打压新闻自由及异见声音。社民连议员梁国雄批评梁振英非常小器。[55]
2014年2月10日，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提出港府应向非本地居民征收100元陆路入境税[56]。
2014年2月11日，梁振英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建议不可行，又指港人不应“未富先骄”。[57]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反驳梁振英的言论伤害港人感情和尊严，并认为港人现时是“未富先凋”，要求梁公开道歉。[58][59]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指梁振英完全背离民情，是“未掂先嚣”。[60]
2014年2月12日，商业电台向员工发出内部通告，表示即时终止商业电台与李慧玲的合约。[61]
2014年2月13日，李慧玲召开记者会，表示“百分百感觉”是梁振英政府打压新闻言论自由，是商台在续牌事件中“跪低”。[62]李慧玲亦提及一个饭局中有官员向她表示，特首梁振英最憎的人是她，李慧玲相信，梁振英不满她是始于行政长官选举。[63]李慧玲亦在记者会表示，一名与特首梁振英相识，亦与自己认识超过10年的朋友，曾叫她“小心份工”，她问对方自己是否会有人身安全问题，该名人士指，现在的政府未到这个程度。她没有透露该人士的身份，但认为对方的说话出于好意。[64]
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及任何关于李慧玲在商台的职位，或职务的任何事宜，重申他本人及特区政府十分重视本港的新闻自由。[65]。
2014年3月17日，《苹果日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广州南沙筹建占地达100平方公里，比香港岛更大的“香港园”，除将本港部分产业迁至园区，更会兴建有公营房屋及老人院等新市镇，安排基层迁往定居，园内采用香港税制及法律，租期最少至2047年。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质疑计划是“逼港人上大陆”，他指计划反映梁无能，未有在港尽力“揾地”。他又质疑计划可行性，即使高铁接驳后往返两地较方便，但公屋居民亦难负担每程百多元车费。新民主同盟立会议员范国威指，计划需大量社会讨论，“你退休会唔会肯上大陆？”他指现时旧工厦和工业区仍未用尽，质疑计划是梁在民望低迷时，抛出发展愿景来讨好资本家。[66]
政府在11时55分发出新闻稿，表示特区政府不会在南沙或横琴实施香港法律，亦没有租借南沙或横琴的构思。[67]政府在17时44分再次发出新闻稿，表示特区政府曾经在内部提供资料文件，作讨论之用，经研究后，认为大部分构思并不可行，包括在当地租借土地及实施香港法律，亦因此自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咨询委员会于去年十月成立以来，特区政府一直没有向该委员会提出有关发展南沙、横琴或其他珠三角城市的任何构思或建议。[68]
2014年5月22日，梁振英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时表示，政府不会向任何瘫痪中环的人，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泛民主派方面，民主党涂谨申指出，《公安条例》规定需要作出“合理”考虑后，才决定是否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不过，警方未收到“不反对通知书”的申请，梁振英已率先拒绝，故日后警方若拒绝向“占中”行动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梁振英的言论，可能成为司法复核的理据之一。公民党陈家洛认为，市民有权利集会游行，但梁的言论如同行政指令，对警方及上诉委员会造成压力。香港人权监察就指无论梁振英的言论有否令警队受压，已经损害警队的政治中立。部分泛民议员认为梁振英此举是向警务处“落柯打”，要求警务处不要发不反对通知书。而第二日警务处处长曾伟雄附和了梁振英的言论，并表示支持。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指出，《公安条例》列明是否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是警务处长的法定权力。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一旦占中，他们也不会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占中可参加其他游行集会，并于集会完结后留守。[69]
建制派方面，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表示，梁振英只是表达一种态度，一个立场。他相信，梁明白只有警务处长才有权力，但若不直接回应议员问题，或会被人指为逃避问题。经民联梁美芬指出，梁的讲法并无问题，一个犯法的组织，当然不会得到“不反对通知书”，她呼吁“占中”组织无需“又要威又要带头盔”，并强调大部分香港市民反对“占中”。工联会陈婉娴直言，梁的说法有点“论尽”，但相信他是经过思考才回答问题，绝对是有备而来，否则不会突然之间说出这言论。陈婉娴又相信梁振英或有点怨气。
政府发言人晚上澄清：“行政长官没有亦不会干预警务处处长根据香港法例处理公众游行集会的决定。”[70]
2014年7月，“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收集市民反占中签名，梁振英明确表态会签名反占中，强调签名属个人行为，没有违反《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亦不会对公务员构成压力。[71]
有泛民议员批评政府此事取态不智，有学者亦指梁振英不宜太早表态反占中，担心对日后推行政改不利。[72]
2014年10月，澳洲传媒《Fairfax Media》报道，行政长官梁振英 2011 年与一间澳洲企业达成协议，分两年收取 400 万英镑，折合约港币 5,000 万元，收款时已经上任特首。梁振英正式宣布参选之日，正值他持股的戴德梁行控股公司 DTZ 卖盘，澳洲传媒《Fairfax Media》报道，梁振英在造势大会之后 5 天，与提出收购的澳洲企业 UGL 签了协议。这份 UGL 首席执行官给梁振英的文件，一开首就表明好高兴认识梁振英，希望双方将来继续合作。 UGL 保证 DTZ 会在正式被收购前，支付欠他的 150 万英镑花红。另外， UGL 还承诺给予梁振英400万英镑，条件包括离职之后 24 个月内不会撬走管理层、不会开新公司竞争。另外，梁振英要同意不时协助 UGL 推广业务，担当转介人及顾问，没有列明时限。合约上有手写补充，讲明有关协助不可构成利益冲突，并有梁振英的签名，合约于2011年12月2日签署。之后几日，梁振英在公开场合都被问到公司卖盘的事，他都指自己是一个小股东。根据协议，400万英镑分两期，在2012年及2013年的12月支付，亦即是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后。梁振英的利益申报表中，受薪工作一栏没有申报这笔款项。事件引发香港传媒的关注。
2016年7月7日，李宝兰突然被取消署任执行处首长，有立法会议员质疑是与她调查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业款项的案件有关。
2018年7月20日 李慧玲在节目《左右大局》透露，7月初收到由前特首梁振英发出的律师信，指她在6月28日的节目间的评论关于港铁董事会、梁振英、UGL 和礼顿建筑的关系有诽谤之嫌，要求道歉。李慧玲已委托何俊仁的律师行代为回复，她强调评论有可靠消息来源，而作为时评节目，自己是基于公众利益而作出公允评论，不会道歉[73]。
2014年10月20日，即雨伞革命期间，梁振英在礼宾府接受了包括《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内的英美三家媒体的专访。他承认很多示威者是因为香港缺乏社会阶级流动和房价过高而感到愤怒，但他也强调民粹压力是他抗拒示威者诉求的重要原因。据《纽约时报》报导，梁振英的谈话反映的是香港菁英阶层的普遍看法，不信任一般大众治理这个城市的能力。他的论点可能会再次激怒那些因对经济情势不满，由年轻一代带动的街头抗争民众，要求改变香港的政治未来。梁振英表示，如果按照学生要求在普选行政长官时实行公民提名，选举将变成“数字游戏”，选举将倾斜至劳动人口和收入低于1800美元（约新台币54655元）的市民，做法并不可行。梁振英强调，他希望高官与学生领袖对话，可以缓和紧张局势。但《纽时》分析，他的此番言论，显示他依然在捍卫与一般市民对立的政治制度。 [74][75]
梁振英向外国传媒表示，一人一票的普选在香港是不可接受的，否则将由月薪低于1800美元／1.4万港元（5919令吉）的香港人主导选举，导致政策倾斜低收入阶层，造成民粹主义，不利港府的亲商政策。他又声称，北京没有干预占中是香港人运气好，现阶段如挑战他本人和港府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76]此番“万四元论”被指激怒市民，大部分网民都在Facebook声讨梁振英。亦有网民认为梁振英只关心与政商界的关系，完全漠视基层市民，同时也与其选特首时的政纲关注基层市民完全相违背。
2014年10月22日，特首办发声明，解释梁振英所提到提名委员会要具“广泛代表性”的意思。声明指出，《基本法》的设计是行政长官要兼顾各阶层需要，所以选举制度的设计要“均衡参与”。因此，将来提名委员会由四大界别组成，兼顾各阶层各界别，而不仅是人数众多的阶层或界别的需要。声明亦指出，梁振英肯定了收入差距是本港的问题之一，政府重设扶贫委员会、首次设立贫穷线等，证明政府对基层市民生活的重视。[77]
2014年10月25日，梁振英出席仁川亚洲残疾人运动会港队欢迎仪式后见记者，再次解释《基本法》规定选举制度要确保均衡参与，不可向任个一界别、阶层倾斜，包括不可倾斜有经济贡献的金融界别等，亦不会倾斜没有任何经济贡献的宗教、体育界。[78]香港女子单车比赛世界冠军李慧诗其后在其Facebook专页留言反驳梁的说法，她指宗教和体育都在社会上都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并影响社会的发展，影响的不止是经济贡献，她认为梁应该要在宗教历史和奥林匹克历史上下点苦功。[79]此外，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亦发表声明，认为梁的言论对所有默默耕耘、努力不懈及自强不息的运动员、教练及义务工作人员并不公允。[80]
梁振英于2015年3月25日出席一个投资论坛时，发言公开表明指责议员以“拉布”方式，延误基建项目和阻碍港府施政。他同时呼吁在场人士登记成为选民，在今年的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中用选票将泛民逐出立法会。[81]
泛民饭盒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批评，梁振英特首选举时只获得689票，但竟然呼吁选民不支持某些获数万选票当选的民选议员，是好性斗争、撕裂香港、唯恐天下不乱的表现。[82]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对梁振英的言论表示愤怒，批评梁振英强烈撕裂社会，嫌自己太少敌人，每日“撩交打”，言论有失身份，反映他好勇斗狠。[83]建制派方面，田北俊则质疑市民是否听取他的呼吁，认为梁振英本身民望不高，难以影响到市民意愿。[84]
2015年6月23日，当届政府发表上任第3年《施政汇报》，交代施政进度，题目是“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推动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梁振英把香港花卉展览总入场人次接近60万，打破历年纪录等都当作施政成绩。有意见认为这反映连梁本人也找不到有什么政绩可写，才迫不得已将这种与他领导关系不大的小事写入施政汇报中。[85]
2015年11月17日，2018年世界杯资格赛亚洲区第二轮C组次循环由香港队主场对中国队，有报导认为梁振英拒绝公开表态支持港队是因为怕得失热爱足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避免因公开支持香港队而不支持中国队会被视为不爱国，有违政治正确。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虽当时身在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尼亚，但却在网上欣赏港中大战，并于Facebook表明支持港队，获2.6万个赞好。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亦在当日早上表态支持香港队参与赛事，即使并非明确仍有公开表态支持港队。
有球迷认为“香港人都唔撑香港人，唔配做特首，唔配做香港人”[86]。香港足总主席梁孔德亦强调行政长官身为香港人应该撑港队。中大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沈旭晖在Facebook批评，“那些连撑港队也不敢的人，不如不做香港人算了”。
在2015年10月至12月间发生了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其中一名失踪者李波怀疑在香港境内被中国大陆执法人员掳走，引起全城关注[87]，担忧“一国两制”受到破坏。2016年1月5日，梁振英回应事件时称“希望李波本人提供资料”。[88]结果惹来抨击及揶揄，指如果失踪人士也可以提供资料，那么失踪人口组已经名存实亡。亦有人揶揄称“冇返嘅同学举一举手”（缺席的同学请举手）、“希望死者提供凶手资料”。
2016年4月6日《苹果日报》网站版报道，3月28日凌晨，梁颂昕乘坐国泰航空CX872班机由香港飞往旧金山，其母、亦即特首夫人梁唐青仪在候机室候机期间，梁颂昕不小心在机场进行安检时遗漏了一个黑色手提行李，航空公司职员及机场保安以程序为由不肯让她即时取回行李，扰攘20分钟后，保安公司促梁颂昕向国泰求助。其后特首夫人要求航空公司职员将行李送到禁区内，但职员指根据机场保安规定，认领行李时乘客必须重新办理出境手续，亲身到禁区外认领，惟梁太不同意，在机场大闹50分钟。
梁颂昕其后致电父亲梁振英求助，梁振英即以“叫我梁特首”向职员施压，要求职员尽快协助其女儿取回行李。其间机管局派出一名高层到场了解，经多番商议后，最终没有按照正规安检程序处理，将行李直送入禁区给梁颂昕。[89]
2016年8月5日，梁振英委任2012年共竞选特首团队成员牙医陈建强为新一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港台工会下午发声明，指对决定极度诧异及质疑[90]。工会表示,顾委会职权甚大，能就港台节目向广播处长提出意见，而会议是闭门形式，认为今次任命影响深远，要求政府增加顾委会透明度，公开会议情况及文字纪录，确保港台顾委会“公器公用”。工会亦质疑他合理化媒体投资者对编采方针的指示，认为陈建强对编辑自主的理解令人不敢恭维[91]。（陈建强曾在2013年撰文，指新闻界“编辑自主却有点过分神话化”、“除香港电台外，所有媒体都是商业经营的牟利事业，部分媒体更是上市公司，有责任向股东负责、维护股东的最大利益。”）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及毛孟静分别质疑此举是要“全面操控港台”及公营机构已成“梁粉俱乐部”亦担心日后具争议的节目可能受干预。[92]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及游蕙祯于宣誓就任立法会议员的仪式上，使用“支那”字词及展出“香港不是中国”的横额，引起议会内外愕然。其后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不接纳两人的誓词，留待新任主席再次为两人监誓，但受到建制派议员制造流会及主席梁君彦禁止两人进入会议厅宣誓等原因，无法再进行宣誓。及后两人尝试冲入会议厅但令会议被迫暂停。
梁振英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市民对事件会感到愤慨及失望，并认为事件伤害中港两地人民的感情。他指出，成为立法会议员的其中必须条件是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除了任内的UGL事件，梁振英于卸任后亦被卷入利益冲突的疑云。于2017年9月，梁振英被揭发成为两间以一带一路及大湾区为名的公司董事。[93][94]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认为，即时没受薪或分红，角色上仍有利益冲突。[95]然而，前特首离职后相关工作规限，特首离职首年内不能在商业或专业机构出任董事，除非是由非牟利机构或非商业性质的组织委任。由传媒揭发才匆匆申报，做法亦受质疑。[96]
梁振英的修辞术多次受到争议，公众同泛民主派指他经常不直截了当的回答问题，而是搬出一些模棱两可、没有实质内容的答案。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更形容此为梁的“语言伪术”（always make up stories）。[101][39]前中央政策组顾问刘细良赞扬梁振英的说话技巧高，刘举例僭建事件中；别人质询他有否僭建花槽，他答说从来没有提过“花槽”两个字，此前他说的是“花棚”，被认为是狡猾地把问题卸开。还有“撤回与不撤回之间有好大空间”、“僭建处理了就不存在”等类似言论，被指是将问题轻轻带过，蒙混过关。[40][41][102]
2013年7月23日，《苹果日报》揭发特府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家族在新界东北发展区囤积农地1.8万呎，坐收逾千万港元赔偿。陈茂波回复指，地皮由太太许步明的家族公司国万实业持有，于94年买入作假日休闲用途。据了解，已有人向廉署举报陈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2012年7月31日，《苹果日报》揭发陈茂波94年和95年间，透过当时任职董事的景捷发展有限公司购入多个大角咀单位作“㓥房”出租牟利，涉嫌违反《建筑物条例》。陈茂波回复指，自己在景捷无股份，指太太许步明才是股东但不是大股东，其他问题则“需时间了解”。根据公司注册处，陈妻许步明是景捷董事，物业买卖均由她签名作实[103]；该公司至今仍持有两个单位（参见：景捷持有的部分物业（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李永达指，陈茂波于买入单位时当时任职该公司董事（陈于97年才辞任公司董事），无可能不清楚妻子持有公司的物业用作经营㓥房，“一定有诚信问题”；陈现在出任发展局局长，职责包括处理所有僭建、建筑物条例，质疑陈如何有说服力面对公众僭建。[104][105]
2012年8月1日，《苹果日报》再揭发，指陈妻许步明旗下的景捷发展，涉嫌与田生集团合谋隐瞒买卖的大角咀海安楼一个住宅单位近六成楼价，苹果日报认为少交数十万元利得税。苹果日报估计当时单位市值约280多万，海安楼其他业主确认田生有“分拆楼价”的做法，将金额拆成“楼价”120万及150多万的“搬迁费”，估计陈茂波的单位也一样。根据土地注册处纪录，景捷所持单位的交易，买家是根据楼契上的楼价120万缴付印花税。[106] 而陈茂波解释称是该公司香港特许公司秘书/挂名董事而已 [107]
2012年8月4日《明报》报道，陈茂波妻许步明旗下的“景捷”公司，早于94年购入大角嘴海兴大楼单位时，合约写明单位已㓥成3间房及2格床，而陈茂波夫妇当时同任景捷董事，反映陈茂波理应知悉购入㓥房单位一事。8月5日深夜，曾试图与经营㓥房划清界线的陈茂波，突然发表声明，改口承认知悉购入有关物业时存在“分租”的情况。
商台《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节目，7名参选超级区议会的候选人被问及对陈茂波㓥房风波的看法，其中4人（民主党、民协）均认为陈须就事件下台。[108]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迺强撰文，指“像陈茂波这样的班子成员，不管他如何无能，甚至无耻，只要他不犯法，一段时期都要好好保住。”[109]
2012年10月2日《苹果日报》发现，在南丫岛海难发生约17小时后，陈茂波于马会跑马地会所饮用德国PAULANER生啤，苹果记者见到陈的最后饮酒时间是2时02分。下午2时22分，陈茂波当司机驾驶，车身一度踏上双白线[110]。陈茂波新闻秘书回应指，陈当时喝了酒，但过了一段时间才驾车，有信心喝酒的分量符合法例要求，没有醉驾，亦没有被捕[111]。
汤家骅指，时任立法会议员的陈茂波有份通过《二〇一一年道路交通（修订）条例草案》，当中包括修订“在酒类或药物影响下驾驶汽车”的条文。汤批评陈，知法犯法“无得救”，认为立法会复会后各议员“不会轻易放过他”。[112]陈茂波在上届立法会多次批评政府的修订草案“过分保守”，更于2010年12月8日指，“如果有司机为图一时之快，不顾后果危驾或醉驾，导致其他道路使用者无辜受伤，甚至死亡……意外夺去的，也不止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他身边的人的生活和人生”[113][114]。
参考：香港酒类相关法例（英文）
2013年1月25日，律政司决定不起诉陈茂波，发言人表示“有关录像片段似乎曾被剪辑，但警方却未能获得拍摄该录像片段的人士或其他相关人士提供进一步证据或其他协助”。[115]
在2012年7月，麦齐光出任特府发展局局长，但是随即被香港传媒揭发他在1980年代任职公共职务时，与路政署助理署长曾景文互相租住对方拥有位于城市花园的名下单位，藉以申请领取政府的房屋津贴。麦齐光承认事件，但强调他的做法依足当年政府指引，没有违规和不属于个人操守问题。后来《苹果日报》等传媒进一步查出麦曾两人均签署法律文件，授权对方全权处理所租住物业的买卖，包括决定售价，而两个单位后来卖出时在合约上签署者都是租用的一方，令人怀疑租客才是该单位的真正业主[116]。随着民主党成员陈树英携同剪报到廉政公署报案，廉署开始进行刑事调查，麦齐光于7月12日早上被廉署人员拘捕带返北角总部。同日中午过后，政府宣布麦齐光提出辞任发展局局长，其工作交由财政司司长处理。[117]随后，廉政公署亦发表声明，证实该署拘捕了一名政府决策局局长、一名政府部门助理署长及另外两名人士，怀疑他们在申领政府房屋津贴时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118]7月30日，麦正式被免任发展局局长[119]。
林奋强曾经就读香港华仁书院，其后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系。曾任地产分析员，以准确分析地产市道闻名，因常唱好楼市而有“楼市大好友”及“捞底王”称号[120]，亦因卖楼争议有“淋粪强”之称[121]。1998年获委任中央政策组兼任非全职顾问，2006年于瑞银环球资产管理担任董事总经理。2011年离开瑞银，创办非牟利政治研究组织香港黄金五十[122]，聘请年轻研究员对未来香港发展发表研究报告[123]。
2012年6月29日，林奋强获梁振英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其利益申报以个人及公司名义共持有27个香港物业[124]，包括九龙站擎天半岛11个单位、西环宝翠园、西半山宝华轩及中半山地利根德阁等共8个中西区物业、新界一栋屋作收租，加上西贡村屋、中西区及荃湾区各一个单位自用，估计市值达5亿港元[120]；并为16间公司之董事，以利便物业买卖。
2001年12月10日，林奋强夫妇以公司名义，以近1,400万元购入半山坚道宝华轩14楼A、B、C室[122]。林奋强在2012年7月就任行政会议成员时，曾书面承诺在行会任期内不买卖手上的物业[123]，但他于就任数月后向传媒表明会放售数个物业套现，作家庭开支[125]。他于该年稍后出售两个位于西半山宝华轩14楼的住宅单位，而行政会议秘书处于10月4日及22日按照他的通知更改其利益申报。他在其中一个售出单位于账面上获利约570万港元[125]。林奋强售楼一事在新措施宣布前已有传媒报道，他在2012年10月19日表示他在售楼的事情上已询问行政长官梁振英及其他行政会议成员的意见，他们当时并无要求林奋强需要特别处理[126]。
2012年10月26日，特区政府宣布加强遏抑楼市措施，增加住宅物业的特别印花税及延长适用期限，另加征非香港居民的买家印花税。林奋强事后表示他在政府宣布前不知道政府将会推出新措施，行政会议发言人亦表示林奋强当时没有参与新措施的讨论。[125]
有见及此，林奋强由2012年11月3日开始休假，后于2013年8月1日辞职，获得批准。
2012年10月31日，林奋强在香港电台节目自爆，与地产代理议定单位的“底价”，如代理以较高价售出，差额便成为代理佣金，以鼓励对方努力卖楼[127]。曾任职廉政公署的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即日向廉署举报，指林奋强卖楼时给予地产代理额外佣金，没有于临时买卖合约写明，对买家不公平，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林卓廷及地产代理监管局发言人皆指，代理一般同时代表买家及卖家，是“双重代理人”，按地产条例，如果代理未得买卖双方面同意，收取卖家一方额外佣金，有可能违反《防贿条例》[128]。中原地产发声明指，林奋强曾建议将物业成交部分差价当作经纪佣金，但中原并无接受[129]。
林奋强在2012年11月1日的商台节目称，不想赚7月后的升幅，于是他太太便向代理提议把差额作佣金，但中原代理梁智仁反建议把差额捐出，太太同意捐出差额。梁智仁否认曾向林奋强夫妇建议捐钱，指在放盘初期，林太已提出想捐出差额[130]。举报人林卓廷质疑林奋强究竟何时最先知道差价会捐给慈善机构的说法[131]。中原则称，中原慈善基金一贯不接受客户直接捐款，是次亦不接受林奋强之捐款，其后，林奋强称会将差额捐予一个环保慈善团体[130]。
2013年5月20日，香港商品交易所的大股东张震远承认自己于2010年向前金融界立法会议员詹培忠借贷800万元。但其本人否认欠债和向大地产商借钱。而香港商品交易所也因入不敷支，于同年5月18日交回交易牌照。该牌照为由证监会批出的自动化交易服务（ATS）供应商资格。事件发生之后，外界关注张震远及香港商品交易所的财政状况。有批评指其不适宜担任行政会议成员及市区重建局主席。[132]
2013年5月21日，张震远向行政长官梁振英申请暂时停止履行所有公职，并获梁批准其要求，成为继林奋强后第二位因事无限期休假的行政会议成员。[133]同时，证监会与商业罪案调查科联手调查商交所，张震远在声明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134]
2013年5月24日，张震远辞去所有公职。[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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