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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寧人，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池田大作認為，金庸賦予中國傳統的「武俠小說」新的生命，因而被譽為「中國文豪」、「東方的大仲馬」、「凡有中國人之處必有金庸的小說在流傳」，是一位名聞遐邇的大作家[1]:3-4。
- 「殷素素抱著張無忌，低聲說道：『無忌，娘是騙他的，你看娘騙人的本事多大，記住！千萬不要相信女人，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會騙人，記住哦。』」
-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 林平之陰森森的道：「正是。這辟邪劍譜的第一道法訣，便是：『武林稱雄，揮劍自宮』。」[3]:1468
- 〈三十五 復仇〉
- 「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是積極進取的。道德標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於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欲望，而損害旁人的，是壞人。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於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污，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爭漩渦，獨善其身。所以一向有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3]:1689
- 〈後記〉，1980年5月
- 「參與政治活動，意志和尊嚴不得不有所捨棄，那是無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關鍵是在『事人』。為了大眾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眾服務，不以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聽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隱士』——至於一般意義的隱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3]:1690
- 〈後記〉，1980年5月
- 「我費盡了九虎二牛之力……還要加上那些羊啊豬啊什麼的。」
- 我的讀書心得，只是孔子的一句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讀書之對於我，那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只次於呼吸空氣、飲水、吃飯、睡覺。我曾經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獄中閱讀天下書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閱讀任何書刊—兩者由我選擇，我一定選擇「坐牢讀書」。我讀書沒有心得，就如呼吸飲食之沒有心得，那是極大的享受。古人稱筆為「不可一日無此君」，在我心中，「不可一日無此君」者，書也。[4]
讚倪匡
- 「無窮的宇宙，無盡的時空，無限的可能，與無常的人生之間的永恆矛盾，從這顆腦袋中編織出來。」潘耀明 訪問,羅旭 整理．「我寫的不是科幻小說！」──專訪倪匡[J] 明报月刊，2019，2000-11-20(7)．https://mingpaomonthly.com/article/details/專題%EF%BC%8E特輯%2F2019-07%2F1590997520651%2F特輯：「我寫的不是科幻小說！」──專訪倪匡（潘耀明%E3%80%80訪問、羅%E3%80%80旭%E3%80%80整理）
人生何處不相逢
不曾識面早相知
- 「抗戰期間的一個暑假，大學的同學們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無家可歸的同學們住在校裡。天氣炎熱，大太陽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運動，我只李在教室裡埋頭讀書。讀的是《資治通鑑》和H.G. Wells（威爾斯）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世界史綱》）。」[1]:9
香港的明天——面對回歸
- 「（人）能樹立崇高的道德規範，成為普遍的榜樣，以至改進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那是不朽的精神價值。」[1]:22
- 在創價大學演講，1996年4月
- 「未來的情況是很難預測的，無論如何如何應以大量的事實作為根據。任何預測總不免是假設與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準確。」[1]:26
- 「幸運得很，我作的許多大膽推斷，後來事實大都應驗了，並沒有重大失誤。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運氣不錯。」[1]:27
- 「其實重要的預見也並不多。我在文革開始不太久之後，就推斷將來毛澤東一定會整肅林彪，寫了社論〈自來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測毛澤東去世後，江青很快就會被逮捕甚至被處死，文章的題目是〈不知往哪兒躲〉，說江青目前權勢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澤東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兒躲」了，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當年中國對越南交戰，我曾預測中國佔領中國佔領若干土地、對越南當局給予教訓後必定撤退，對於進軍到何地為止，何時撤兵，都有大膽預測，結果幸而言中。對於香港的前途，我比較重要的一個推測（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明報》社評中發表），是中國當局會決定收回香港，大概會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佈，同時並宣佈香港現狀今後不變。事實是，中國政府的確於一九八二年宣佈，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十五年。這些我決不敢自負，只是運氣好，恰好碰中了而已。」[1]:27-28
- 「預測香港的前途並不太難，因為主要的根據是中國領導當局的決策，而決策的內容與各種因素並無機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只要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1]:31
- 「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的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1]:36
- 「『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左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劣。幸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的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1]:37
- 「他（彭定康）完全不了解，馬列主義者確信，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所謂『民意』，全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例如報紙、電視、電台、廣播、雜誌、政治領袖、政論家、文人、花錢買來的廣告等等）製造出來的，根本不是人民群眾的真正意見，所以不足重視。」[1]:40
- 「人心動盪是有理由的，信心不足，那也不錯。至於『九七之後必定混亂』，那就不見得會是事實。『九七』還沒有到，大家都只是推測。我是憑着對香港的充分了解，對中國政治的了解而作出這樣的判斷。」[1]:45
- 「我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時我在大學裡是學法律的，對國際法相當熟悉。我在香港有成千成萬讀者、朋友和親人，他們的苦樂憂喜我不能不深切關懷。何況其他參加起草委員會的，大部份是香港的知名人物，是社會上眾所尊敬的人士，大家都是有名譽、地位、財富、事業的，參加這委員會純綷是貢獻而不是尋求什麼利益。」[1]:49
- 「我和他（蕭蔚雲）有時有不同意見，可以坦率的討論或辯論。有一次在許多香港記者面前，我們對於中國內地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問題，作了相當激烈的辯論。他很客氣地表示讓步，我心中感激，自責態度不好。從此之後，我們二人結成了好友。關於我的小說在內地的版權問題，蕭教授曾介紹他做律師的學生協助處理。」[1]:57
中日關係與環太平洋文明
- 「與現實狀況不相稱的、欠缺靈活性的思想就教條。蘇聯式的馬列主義教條曾給中國帶來極大災難。」[1]:69
- 「香港居民的意願也是長期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不過香港居民還特別強調，我們要求保持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現有的法律與法治制度，否則的話，港式繁榮與港式穩定不能保持。對於『長期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在數十年內生活方式及法律制度不變』這兩大要求，香港居民不論是參與統治的上層人士，企業家與廠商，或專業人士、中產階級，或小市民、職工、工人、小販，或青年、學生、家庭主婦，政治上的極右派反共人士或左派工商界、工會，從未提出過異議。所以，香港居民中壓倒多數的意願是一致的，只有人數殊不道的極少數持不同意見。」[1]:79
- 「據說，曾有一群思想激進的香港青年上北京獻議，主張徹底改變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實行社會主義。中國政府負責人勸告他們不要提出這種主張，中國當局也不會接受他們的主張。事實上，中國當局所提九七之後的方案，也包括了『繁榮穩定，自由法治』這兩大要求。中國當局明確表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這些承諾，明文寫在《基本法》之中。」[1]:79-80
- 「日本和香港有兩個共同利益。第一是和平，第二是自由貿易。只要保持和平，進行自由貿易，日本和香港肯定會『共存共榮』。」[1]:84
- 「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1]:134
撫今追昔話當年
- 「我想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成長的時代。戰爭的年代是生活十分困難的時代，我看到民眾的苦難，因而就決心從此要與民眾站在一起。」[1]:115
- 「這要從各種實際條件來看問題。第一，我相信中國大陸上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過大陸上個人自由大大不夠，共產黨經濟缺乏效率，不能盡量解放人民的生產力，過去所積累的左傾思想與作風太嚴重。我個人贊成一步一步的不斷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決問題。在這些具體條件之下，鄧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過去任何時期都好得多。比之蘇聯、波蘭、東德、北韓這些共產國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終於能將馬列主義教條、無產階級專政、各種各樣恐怖政治運動全部拋諸腦後，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幸福而自由。」[1]:162-163
- 對會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的印象，刊《明報月刊》1981年9月號
從香港走向二十一世紀
- 「一般香港人坦誠直爽、重視信用、說話可靠，我很快就喜歡了他們。覺得香港的人際關係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調不像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有些類似內地的中型城市。不過這種情形很快隨着工商業的繁榮興旺而轉變。」[1]:171
- 「我們之所以喜歡住在香港，就因為這裡無疑是自由的地方。」[1]:171
- 〈香港無寶，自由即寶！〉，《明報》社評
- 「所謂『言論的自由』，即人民可以發表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政府不能對此橫加干涉或予以懲罰。」[1]:178
- 「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論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約束，正如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權利時，不能妨礙旁人的自由。」[1]:179
- 「『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種重要之極的寶貴感情，只有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之間的感情才比得上。其實，在我和父母、兄弟、子女、妻子之間，除了親情之外，也混有友情。」[1]:186-187
酒逢知己千杯少——論中日的友情觀
- 「中國人結交朋友，很重視『知己』的觀念。要互相了解而志趣相投，那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需要長時期的結交。《史記》中說：『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如果互相意見不投合，即使從小做朋友做到大家白了頭髮，仍如新相識的陌生人一樣；如果意見一致，即使是道路上初次偶然相逢，停下車來隨便談談，也可以成為老朋友，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1]:213
談香港的明天、佛法與人生
- 「現在社會的大多數人被物質的豐富所目眩，重視的是商品的擁有和消費價值，卻不重視精神的價值。與以前相比，我們的物質生活確實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卻未必一定會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錢或物質的多寡來計算的，須以內心的滿足程度與精神價值來衡量。真正的近代文明必須這樣重視精神和人格。倘若人人都將商品或物質作為追求目標的話，由於物質有限而人的欲望無窮，就會演變為爭奪、掠奪、鬥爭、戰爭，更有可能引發世界大戰吧！為了迴避這㮔大災難，就要發展、創造精神和人格的價值，對之日益重視，除此以外別無他途。如果人類的精神和人格漸趨崇高，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否定掠奪行為，這難道不就是產生恆久和平的根源嗎？」[1]:224
- 「我們必須克服的是，每個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種可無限膨脹、永遠無法知足的欲望。欲望可分『好的欲望』和『壞的欲望』，不知足的欲望就是『壞的欲望』。東方哲學的精髓就包含跨越這種『惡欲』。」[1]:225
- 「人生於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須滿足，人要求傳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1]:243
- 「我曾有過努力賺錢的階段，然而也曾覺悟到，一個人在世幾十年，最後終究要死，一死就什麼都沒有了。幾十年的光陰，如果全部花在以一萬、兩萬、十萬、八萬元的金錢為目標，心靈中充滿了貪婪、空虛、疑慮、寂寞、挫敗、恐懼、憂愁、失落、嗔恨、煩惱，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1]:243-244
- 「生活於斯之人，將整個生活集中於商業活動，原為情理之常，只不過在努力經營賺錢之餘，想一想人生的意義，時間也決不會是白花的。中國傳統的處世之道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出發點可以說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個人能克制欲望，能夠知足，能夠適可而止，做事不太過份，就不會受到羞辱，不會垮台，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則，終究對己對人都大有好處。如果雖然少賺了一萬兩萬元的金錢，卻多賺了內心的平安喜樂以及別人對你的尊敬與愛心，內心的電腦一按，恐怕還是大大佔了便宜吧？」[1]:244
漫談世界名著
- 「閑談至此，不禁想到戰爭的可怖、和平的可貴。」[1]:247
- 「現在回想起當初，誰都會為國而不惜捐軀吧！當時，我們滿懷敵意仇恨，恨不得殺了所有的敵人，其實，對敵國全部人民都懷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視的心理，完全是不必要的，戰爭的罪過主要是由發動戰爭的那些當權者、政客、大軍人所犯下的。」[1]:248
- 「戰爭有『侵略戰爭』與『衛國戰爭』的分別，為了保衛國家人民，那是正義而必要的戰爭，侵略戰爭則不是。」[1]:249
- 「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經濟發展。經濟和生產是社會變化的根本，這個原則我是十分信服的，確是馬克思天才的重要理論。不過也有人不同意他說得這樣百分之百的確定。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就曾在《自由與組織》一書中，以輕鬆的例子提出異議。他說，馬克思關於歷史的理論是過於確定了。事實上，當兩個巨大的力量互相對立而相持不下之時，一股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改變歷史。歷史不能說是必然的，其中充滿了偶然的因素。」[1]:254
- 「如果說歷史發展純粹由於物質而忽視人的作用，那是機械唯物論，這也是辯證唯物主義所反對的。中國理論界曾有『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的辯論，結論是兩者互相作用而推動，不可缺少其一。」[1]:256
- 「中國有一句老話：『英雄見慣亦尋常。』」[1]:257
- 「『因』是原因，『緣』是條件，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生與存布，必定有其原因與條件。」[1]:258
- 「人之『一念』所以會產生，與物質條件、時代潮流、眾人生活等等有關，這就是『因緣』了。我的理解是心物互相依存，互相作用。」[1]:258
- 「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學院派文學評論家與瞧不起大眾的作家成為文壇風氣的法官。」[1]:285
- 「文學可使人生變得豐富多彩，佛教可以解決人生問題，兩者都在探究人生。」[1]:286
- 「我相信在人間社會中，善與惡是複雜交錯在一起的，在這個社會中沒有誰是百分之一百的善人，也沒有一無是處的壞人。惡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壞的方面，不過佔的比例較少而已。」[1]:287-288
- 「普遍而言，正邪、好惡難以立判，有時更是不能明顯區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是不能楚河漢界一目了然的。人生真的很複雜，命運確是千變萬化的。」[1]:288
中國古典小說的典範——《三國演義》、《水滸傳》
- 「馬援年輕時家裡很窮，常對朋友們説：『大丈夫的志氣應是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老當益壯』的成語就是他創出來的。）後來他在西北經營遊牧，發了財，嘆息説：『凡是經營產業，重要的是在能救濟別人，否則不過是守錢虜罷了！』（『守錢虜』或『守財奴』的名字由此出。）」[5]:10
- 「三劍樓隨筆」，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 「公孫述大擺儀仗，神氣十足的赴會，對馬援的禮貌十分周到，完全當他是最尊敬的貴客看待，禮畢之後就留他做官，要封他為侯爵，請他做大元帥。馬援的隨從們見這位皇帝如此相敬，都很願意留下，馬援卻開導他們説：『天下群雄正爭鬥得十分激烈，公孫述聽到人才來到，不匆匆忙忙出來迎接，反而大搞一套無謂的禮節，弄得大家都像木偶一般，天下有才能的人是不會長久給這位仁兄用的。』於是告辭回去，對隗囂説：『公孫述不過是井底之蛙罷了（『井底之蛙』典故出此），不如專心靠攏洛陽。」[5]:11
- 「三劍樓隨筆」，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 「馬援行禮之後説道：『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也要擇君。我和公孫述是同鄉，年輕時很要好。我到四川時，公孫述卻在殿旁排列了執㦸的衛隊才命我進去。我這次遠來，陛下怎麼知道我不是刺客壞人，為什麼這樣隨便？』劉秀笑道：『你不是刺客，不過是説客罷了。』馬援見這位皇帝既隨和，又有幽默感，心中欽定之至，道：『現在天下大亂，稱王稱帝的人不知有多少，今日見你這樣恢廓大度，就像漢高祖一樣，才知只有陛下才是真的皇帝。』（『恢廓大度』這四字成語，就是這樣出來的。）」[5]:11
- 「三劍樓隨筆」，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池田大作、金庸. 《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 香港: 明河社. 1998. ISBN 962-8129-20-1.
- 1 2 金庸. 《天龍八部（修訂本）》. 香港: 明河社. 1978.
- 1 2 3 金庸. 《笑傲江湖（修訂本）》. 香港: 明河社. 1980.
- ↑ 讀書心得：《明報月刊》，一九九九年七月號
- 1 2 3 金庸. 《金庸散文》. 香港: 明河社. 2007. ISBN 978-962-898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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