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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亦稱華學[1]是指由中國內外的學者對有關漢族的各個層面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包括華人的歷史、政治、社會、文學、哲學、經濟等等，甚至也包括對於海外華人的研究。華人研究漢學，通常稱為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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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也指明末清初依漢世儒林家法之說研治經學名物制度，小學訓詁的考證學。惠棟一生治經以漢儒為宗，為漢學奠基者[2]。惠棟的再傳弟子江藩著《漢學師承記》，自居為漢學宗傳，彰顯漢學名號，影響深遠[3][4]。
惠棟倡導「棄宋復漢」，在漢學與宋學之間劃分了一條徑渭分明的學術界線。惠棟指出，「宋儒經學不惟不及漢，且不及唐，以其臆說居多，而不好古也」，治經「則斷推兩漢」「宋儒不可以窮經」[5]，以漢學方法作為治經的標準，經學研究中沒有宋學存在的餘地，把宋學從經學研究領域斷然剔除，「漢學」專注整理古籍，遂成為考據之學的代名詞。日本藩士伊地知季安著《漢學紀源》，從儒學的起源開始記述，詳盡地介紹了日本各個時代儒學的狀況。僧俊艿建久十年（公元1199）游於宋多購儒書回日本，有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819卷，碑帖96卷，儒道書籍256卷。菅原道真、紀長谷雄、三善清行、管原文時、源順(兼平親王)、具平親王、藤原公任、大江匡房等皆精通漢學。[6]
漢學最初只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學、文學、音韻學、史學等，不包括現代中國的研究。二戰後，也逐漸開始研究現代中國。
漢學可以分為古代漢學和現代漢學。古代漢學根據不同的劃分，主要是針對1850年、1911年或1949年以前的中國所進行的研究，這以後的時期則屬於現代漢學的領域。
以越南、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為中心（越南漢學、高麗漢學和日本漢學），研究中國自古以來到現當代所有中國文化內涵。[1]（事實上，俄國蒙滿研究、日本殖民地日語文獻、琉球漢學亦應納入東亞漢學）
雍正六年（1728年）《恰克圖條約》簽定之後，中俄始有往來，俄國傳教士團和41位留學生來到北京，努力學習中華文化，致力於掌握滿、漢、藏、蒙等多種文字。這些留學生後來成為漢學家的有伊拉里昂·羅索興、阿列克謝·列昂季耶夫、雅金夫·比丘林等人。早期俄羅斯漢學的研究中心在北京，後來逐漸轉移到聖彼得堡大學。咸豐五年（1855年）聖彼得堡大學成立東方學系，其中最著名的漢學家是瓦西里·巴甫洛維奇·瓦西里耶夫，漢名為王習禮，並將《論語》、《聊齋志異》和唐人小說《李娃傳》譯為俄文，還編纂了《滿俄大辭典》。
一些人認為它的出現可追溯到遙遠的馬可·波羅時代，即13世紀。史料顯示，系統的漢學研究最早產生於16世紀，那時諸如利瑪竇、南懷仁和安東尼·托馬斯（Antoine Thomas）等基督教傳教士正嘗試向中國地區輸入基督教，所以最初的漢學更多的是被看作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融合。
啟蒙時代是對探索與發現新大陸懷有極大好奇的時代。那些曾經流傳於教士之間的敘述與信函被收錄進《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中，在歐洲廣為流傳。清國此一大帝國震驚了每一個對這片土地有所嚮往的人，與此同時，漢學者們（這在當時是一份偉大的工作）開始向西方世界傳播中國的哲學、倫理、法制觀念以及審美觀。儘管這種介紹難免片面且有所歪曲，但這在當時的確養活了不少依靠販賣「中國工藝品」生存的小商販，當然，也一度引起熱議。那時，清國常常被描述為一個開明的王國。
法王路易十四時期，由法國科學院派傳教士前往中國進行研究，馬約瑟發表有《書經以前之時代與中國神話之關係》，杜赫德編著的《中華帝國史全志》。19世紀初有法國雷慕沙和德國克拉勃羅德兩位漢學大師成立亞洲協會，發行期刊《亞洲學報》。1823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之，刊行《皇家亞洲學會會報》，可視為漢學成立之年。此後英國、荷蘭、瑞典都出現了漢學研究，荷蘭人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國天文學。
伏爾泰作為一位偉大的作家的同時，也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的一位讀者，在元曲讀記《趙氏孤兒記（L'orphelin chinois）》中，他也曾表達他對那片神奇土地的無限嚮往。萊布尼茨，微積分的發明者，對中國哲學尤其是《易經》極感興趣，他在《易經》中發現了一個完美演繹出來的素數序列。他還從中文本身提煉出了一個理想的、淵博的語言規則，即數學的本質——通過底層分析找出悖論。
1795 年，根據法國憲法，將於1796 年建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研究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在法國，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一位從未踏上中國地區土地的人，於1725 年出版了《中國簡述（Description de la Chine）》（4 卷插圖本），這本書的大量資料是基於他與教友的書信中所描述的內容。這本書在當時具有相當的權威並隨即被譯成四種語言出版。
到了17-18世紀，其他的傳教士如理雅各（Legge ，1815-1897）在爭取設立漢學學科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而1810～1830年代馬禮遜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進行了英國人最早的漢語教學。在1834年廣州商館退出歷史舞臺前，商館持續近一個世紀的漢語教學，具有相當持久的影響，廣州商館甚至可說是英國最早的漢學機構。到1837年士丹頓以設置中文教授席位為條件，將馬禮遜私人購置帶回英國的中文書籍一萬冊捐予倫敦大學學院，而校方聘請的第一位講座教授，就是馬禮遜的學生塞繆爾·基德（Samuel Kidd，1797-1843）[8]。
到了20世紀，漢學家逐漸脫離了傳教士的身份，並建立了一個可靠的標準研究體系。由漢學家在政治上提出的建議也使得漢學對政治產生了影響，如美國的費正清。
冷戰期間，在法國，李克曼（西蒙·利斯（Simon Leys））強烈的批評了漢學對於政治的干預——左的或右的——對漢學獨特但不失科學性的分析加以否定。他還尖刻的諷刺了對漢學有所辯護的專家們，如阿蘭·佩雷菲特。
在21世紀，漢學被廣泛傳播，因為漢學對中國具有極重要的經濟意義和戰略意義。
| 年代 | 國家 | 機構 | 備註 |
|---|---|---|---|
| 1814年12月11日 | 法國 | 法蘭西學院 | 第一位法國漢學教授是雷慕莎 |
|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 | 英國 | 劍橋大學東方學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又稱東方學院，擁有歐洲一流的漢學研究機構 |
| 1875年 | 荷蘭 | 萊頓大學 | 1890年由著名漢學家考狄所創立的《通報》成為西方第一份漢學的專業刊物 |
| 1912年 | 德國 | 腓特烈·威廉帝國大學 | 在中國生活近三十年的衛禮賢所創辦的法蘭克福「中國學社」，創建於北平輔仁大學的《華裔學志》 |
| 19世紀末 | 瑞典 | 哥德堡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 | 以探險家斯文·赫定的中國西部探險開始，後有漢語言學家高本漢 |
| 1741年3月23日 | 俄羅斯 | 聖彼得堡科學院 | 伊拉利昂·羅索欣為漢學教師，在清康熙年間就有駐華東正教團從事漢學研究，到阿列克耶夫時期在學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成就 |
20世紀初，敦煌石窟藏經洞被發現，出土了大量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寫本卷子及文物。西方漢學家前來敦煌考察時偷竊了大批文物，形成敦煌學之研究，促進了漢學研究的新發展。
日本學者稻葉君山很早就進行清史及滿洲史的研究。1981年5月26日，日本學者藤枝晃於西北師範學院演講時表示有學者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9]。曾有學者認為日本學者在漢學研究的份量可能會超過中國[10]。
海外漢學與中國本土學術進行對話，才能洞悉中國文化的深層奧秘；中國學人向世界敞開自己，才能進一步啟發並活化古老的傳統和思想的底蘊[11]。高本漢是第一位重構了中古漢語及上古漢語的語音的人。中國學已經被歐洲許多大學設定為可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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