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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1990年9月21日），原名徐象謙[1]:4，字子敬，山西五台人[2]:1，20世紀中國軍事家、革命者、政治人物，原正國級領導人。
| 徐向前 徐象謙 | |
|---|---|
徐向前像 | |
| 第四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 | |
| 任期 1978年2月26日—1981年3月6日 | |
| 總理 | 華國鋒 → 趙紫陽 |
| 前任 | 葉劍英 |
| 繼任 | 耿飆 |
| 第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 |
| 任期 1978年3月—1980年9月 | |
| 總理 | 華國鋒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54年9月29日—1975年1月17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劉少奇 |
| 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 |
|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 第十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 |
| 任期 1949年10月—1954年10月 | |
| 前任 | 周恩來（代總參謀長） |
| 繼任 | 聶榮臻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字 | 子敬 |
| 出生 | 1901年11月8日（光緒二十七年9月28日） 大清山西省五台縣 |
| 逝世 | 1990年9月21日（88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1927年3月－） |
| 其他政黨 |  中國國民黨（1924年－1927年） |
| 配偶 | 朱香嬋 （1919年結婚—1924年結束） 程訓宣 （1929年結婚—1931年結束） 王靖 （1939年結婚—1945年結束） 黃杰 （1946年結婚—1990年結束） |
| 兒女 | 兒子：徐小岩 女兒：長女徐松枝、次女徐魯溪、三女徐小濤 |
| 父母 | 父親：徐懋淮 母親：趙金鑾 |
| 親屬 | 祖父：徐鶴林 長兄：徐受謙 大姐：徐先月 二姐：徐春月 妹妹：徐占月 |
| 學歷 | 黃埔軍校一期 |
| 母校 | 黃埔軍校 |
| 職業 | 政治家、軍事家 |
| 著作 | 《歷史的回顧》 |
| 宗教信仰 | 無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國共產黨 |
| 服役 |  國民革命軍 中國工農紅軍 八路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 |
| 服役時間 | 1927年－1987年 |
| 軍階 | 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1937年）.svg){kind=small}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年） |
| 參戰 | 北伐戰爭 抗日戰爭 第一次國共內戰 第二次國共內戰 八二三炮戰 |
徐向前早年考入黃埔軍校（一期生），並參與北伐戰爭，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他參與廣州起義，並指揮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之後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轉戰陝甘寧地區、進行長征，併到達陝北。後率領西路軍渡黃河北伐，但失敗。中日戰爭期間，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129師副師長，並參與開闢河北、山東等敵後根據地。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其率領晉冀魯豫軍區部隊指揮運城、臨汾、晉中和太原戰役等，攻占山西全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徐向前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牽扯進「二月逆流」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期間，他宣布停止八二三炮戰。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亞運會開幕前夕因病於北京逝世。
徐向前1901年出生於山西省五台縣東冶鎮永安村[1]:2。家族原先為大戶，祖父徐鶴林經商失敗，家族開始沒落[2]:2。其父親為徐懋淮，清朝秀才[2]:2；其母為趙金鑾，主要養活徐向前及其兄弟姐妹五人[2]:3。因為家貧，徐向前從小就幫助父母做家務，經常拾糞砍柴挖野菜，偶爾編制籃筐以備家用[2]:5。徐本人勤奮好學，十歲時被父親送去讀私塾，學名徐象謙[2]:5-7，後轉到沱陽學校讀高小[2]:7，但不久因為家境貧窮被迫輟學[2]:9。後來被介紹去河北阜平縣親戚開的書店做了兩年半學徒[2]:10。
1919年春，在太原任職的徐向前長兄徐受謙來信向徐向前介紹閻錫山創建的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3]，之後徐向前順利考入該校速成班[1]:10[2]:14。學校校長是趙戴文[2]:15，該校經常邀請胡適等社會名流講學，徐向前在此收穫頗深[2]:16-17。薄一波、王世英、程子華也都是該校學生[2]:17。1921年，徐向前畢業後在陽曲縣太原第四小學、河邊村川至中學附小等地教書[2]:17-18，同年經父母作主，與東冶縣朱香蟬結婚，次年生女徐松枝，但不久後朱香蟬因病去世；徐松枝由聶榮臻送至延安[2]:19。
1924年1月，徐向前聽說廣州國民政府籌辦軍校，並在上海招生[4]:20。次月，徐與幾位山西同鄉一同赴滬參加黃埔軍校考試[2]:21-22。同年4月，徐向前經過兩輪筆試，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2]:26[5]:139，編入第一隊，加入中國國民黨[2]:27。同年9月，第一隊作為孫中山的衛隊前往韶關，參加北伐誓師[1]:22。10月10日，孫中山在韶關閱兵時，廣州城發生商團叛亂，黃埔軍首次參與戰爭[2]:31。同年11月底，徐向前從黃埔軍校畢業，被留在第三期入伍生第一營第三隊，先後擔任副排長、排長職位[1]:22。
1925年2月，徐向前所在的黃埔軍參加討伐陳炯明的東征[1]:22，並獲勝利；5月下旬，滇系軍閥楊希閔、桂系劉震寰進攻廣州，黃埔軍又趕回廣東並再次占領廣州[2]:31。此後，徐向前被派往河南，留任馮玉祥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6混成旅任教官[2]:35-36、司令部參謀、第2團團副等職[1]:26，之後因為軍隊潰散，徐向前回到家鄉，後再赴南方[2]:39。1926年11月，徐向前經上海到武漢，任南湖學兵團指導員[1]:33[2]:40。1927年3月，經樊炳星、楊德魁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32。同年4月，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隊長[1]:29；5月率領學生部隊與夏斗寅、楊森的部隊作戰[1]:33[2]:46。6月被派往張發奎的部隊，任司令部參謀[1]:34[2]:47。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清黨，國民黨展開了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運動，史稱「四·一二事件」[1]:30[2]:45；之前支持容共的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也呼應運動，發動七一五事變[1]:53。同年8月1日，共產黨在朱德、周恩來、葉挺等率領下發動南昌起義，第一次國共內戰爆發。
南昌起義後，徐向前連夜轉回武漢，又乘船到上海通過李楚白找到共產黨組織，並被派往廣州[1]:35。1927年12月，廣州起義爆發，徐向前擔任工人赤衛隊第6聯隊隊長[1]:36。此後起義部隊在花縣整編為紅四師[2]:31，徐擔任工農革命軍第4師第10團黨代表[1]:41；部隊在向海陸豐開進途中，徐升任紅四師參謀長[1]:43。1928年，紅四師抵達海豐，徐升任紅四師師長[1]:42。紅四師與東江地區彭湃的紅二師會合，堅持東江游擊戰爭[2]:60。因為指揮路線的錯誤及國民政府的圍剿，最終紅四師大部被殲或解散。徐向前帶領餘下數人，在地下共產黨營救下，經九龍輾轉到上海，最終由楊殷推薦[2]:71，抵達大別山[2]:67-69。
1929年，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派其到湖北東北[4]:48。同年6月，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31師副師長、中共鄂豫邊特委委員、鄂豫邊革命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指揮紅軍第31師擊敗羅霖、李克邦的部隊[2]:79-81；8月下旬，率領紅軍第31師，與第32師一同擊敗劉峙部隊[2]:82；10月中旬，指揮紅軍第31師擊敗徐源泉（48師）、夏斗寅（13師）部隊[1]:86，紅31師發展到700餘人[2]:84。11月，擔任鄂豫邊特委委員，與黨代表戴克敏共同起草《軍事問題決議案》[6]，總結游擊戰戰術原則[2]:86-89，並當選鄂豫邊革命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4]:51-52。同年底，徐向前與女紅軍程訓宣結為夫婦[2]:162。
1930年春，徐向前任工農紅軍第一軍副軍長，兼第1師師長[7]:593，率領該師轉戰於平漢鐵路南段[1]:78。同年6月，紅一師圍殲川軍郭汝棟部一個團部[2]:105-107；7月下旬，再次偷襲全殲錢大鈞部教導三師第五團[2]:107-109；8月中旬，與許繼慎率領的第2師、第3師一同擊潰戴民權的一個旅[2]:110。此後率領紅一軍急行軍攻入新洲擊潰郭汝棟的一個混成旅[2]:118。此時國民革命軍對鄂豫皖蘇區第一次反圍剿戰爭已經開始，蔣介石派出八個師進行圍剿，由何成浚負責[2]:122。同年12月，徐向前率領部隊在金家寨、麻埠擊敗第46師[2]:123，擊潰四個旅[2]:126。1931年初，徐率領部隊擊潰吉鴻昌的第30師的一個旅[2]:126-127。此後，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合編為紅四軍，全軍一萬兩千餘人，徐任軍參謀長[2]:127。參與指揮磨角樓圍攻戰，首次嘗試圍點打援戰術[2]:131；其次組織新集圍攻戰，開始運用坑道作業，並擊潰千餘人，攻占新集[2]:132。之後西出平漢路，襲擊李家集、柳林車站，並全殲國軍第12師的一個旅，俘獲兩千餘人[2]:132。該戰役後，國軍調動第6、31、34師開始夾擊紅四軍；而紅四軍則派出六個團南襲位於雙橋鎮的34師，擊潰上千人，並俘獲該師師長岳維峻等五千餘人[1]:95[2]:134-135，紅四軍的第一次反圍剿戰爭結束[4]:60。
1931年4月，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爆發，蔣中正任命何應欽為南昌行營主任，主持對紅軍的圍剿，並要求在次月前清剿鄂豫皖蘇區紅軍[2]:139。其中派有北部吉鴻昌的第30、31、33師，以及南部夏斗寅、肖之楚的兩個師[2]:140。吉鴻昌無意與紅軍交戰，並派人與紅軍談判[2]:142。紅四軍則在獨山鎮中全殲陳調元部兩千餘人[2]:141；後南下圍攻黃安附近的桃花鎮，用圍點打援戰術伏擊兩個團，並占領桃花鎮[2]:142。在第二次反圍剿戰爭前，張國燾被派往鄂豫皖蘇區主持工作，期間因部隊是否南下問題，與當地軍事領導發生矛盾[2]:144。同年7月，徐向前任紅四軍軍長[1]:103，次月率領紅四軍五個團兵力南下，攻破英山，擊潰國軍一千八百餘人[1]:146。當時張國燾堅持攻下英山後應東進，進攻安慶，威脅南京[2]:147。徐向前則與曾中生則認為該決議不可行，並率部隊繼續南攻蘄春縣，通過長途奇襲一百二十里抵北漕河鎮擊潰新八旅，俘獲旅長王廣宗等一千八百人[2]:148，紅四軍的第二次反圍剿戰役結束[4]:63。
而當時張國燾寫信批評，並要求部隊立刻北返[4]:63。曾中生在英山以南雞鳴河召開會議，討論戰略方針，絕大多數人表示反對張國燾北返的要求[4]:63；而張國燾則向黨中央寫信舉報[2]:149-151。9月，部隊北返中曾中生職位被撤，取而代之的陳昌浩則接任政委職位，並發動肅反[4]:63。之後部隊攻下白雀園，張國燾親臨指揮肅反活動，史稱「白雀園大肅反」[2]:153-154。張並借AB團名義，逮捕殺害許繼慎、周維炯等人[2]:157-159。由於徐向前只是軍事指揮，無權干涉政治行動[2]:157-159；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也因肅反被張國燾秘密殺害，直到1937年徐到延安後才知道消息[2]:162-163。
1931年11月，紅四方面軍成立[8]，下轄紅四軍、紅二十五軍[9]:2，共三萬人[2]:166，徐向前任總指揮兼第四軍軍長[1]:118。而此時蔣介石開始組織第三次圍剿戰爭[9]:3，並派國民革命軍十五個師圍攻鄂豫皖蘇區紅軍[2]:169。徐向前首先組織黃安戰役，採用圍點打援戰術圍困第69師駐紮的黃安，並成功圍攻第33師全部及31師一部，之後攻下黃安，擊潰俘獲一萬五千餘人，活捉69師師長趙冠英[2]:176[9]:7。1932年初，徐組織商城潢川戰役，重創湯恩伯的國軍第2師，並攻占商城[2]:177-179[9]:11。3月指揮蘇家埠戰役[1]:133-135，繼續採用圍點打援戰術[9]:13，全殲國民革命軍第7、46、55師，3萬餘人陣亡[9]:15，活捉皖西剿共總指揮厲式鼎[1]:131[2]:185。6月，第四方面軍發動潢川光山戰役，擊潰張鍅的第二十路軍，擊潰近萬餘人[2]:186，紅四方面軍取得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2]:187[9]:15-16。
基於前幾次圍剿戰役的失敗，蔣介石發動第四次圍剿戰役，並親自掛帥指揮[2]:193[9]:16。7月，紅四方面軍在夏店中央分局討論紅軍行動方針，徐向前力主休整待敵，反對張國燾持續進攻意見[2]:194[9]:17。10月，蔣介石派遣胡宗南的第1師、黃杰的第2師、李玉堂的第3師等主力師進入鄂豫皖蘇區，採用「並列推進、步步為營」等戰術，以衛立煌、陳繼承等縱隊形成梯隊前進，以避免此前紅軍的圍點打援戰術[2]:196-200。而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因裝備及準備不足，在黃安戰役、七里坪戰役中雙方發生慘烈拉鋸戰、損失巨大[2]:201-204[9]:21-26。同年九月，徐向前與張國燾、陳昌浩電告中央撤退[2]:205。紅四方面軍在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徐向前及眾軍事將領決定紅四軍主力撤出鄂豫皖蘇區[9]:33[7]:621，留徐海東率紅二十五軍在當地進行游擊[2]:212。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出平漢路，跳出包圍圈[2]:215-216。之後衛立煌、蔣伏生、胡宗南、蕭之楚、劉茂恩等部開始堵擊，雙方在新集、土橋鋪發生激烈戰鬥[2]:215-218，紅四方面軍被徹底圍攻於漫川關[9]:36-38。此後，許世友部在埡口打開缺口[9]:45，徐向前率部隊於11月13日黃昏突圍成功[9]:48。11月24日，紅四方面軍越秦嶺後進入關中平原[9]:51，與楊虎城部發生對戰[2]:219-224，逼近西安南郊[9]:52。12月初，部隊南下再越秦嶺，南渡漢水進入漢中地區，至此擺脫各路國軍的尾追堵截，全軍尚存一萬四千四百人[2]:228-229[9]:56-57。12月底，全軍越過大巴山，進抵四川通江，創建川陝根據地[2]:229-231[9]:62-65。
由於當時川軍與蔣介石嫡系部隊有利害衝突，劉茂恩、胡宗南部無法入川[2]:256[9]:79，紅四方面軍在進入川北後隨即進行土地改革和根據地建設工作[2]:253-255[9]:68。1933年1月，徐向前率領部隊與川軍李煒如、羅迺瓊部進行交戰並獲勝[9]:68-69，後攻占巴中[2]:256[9]:73。次月，四川軍閥內部停止混戰，並於靜侯館召開協商[9]:80。田頌堯被蔣介石任命圍剿總指揮，負責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圍剿位於川陝根據地的紅軍[4]:96。其分左中右三路圍攻部署，共產黨史稱「反三路圍攻」[2]:276；而徐向前則以戰線較長、兵力相對少等原因，採用「收緊陣地、積極防禦」部署紅四方面軍[2]:279[9]:84-85。戰役初期紅軍以退為進，主動放棄巴中等縣城，採用「誘敵深入」方式消耗對方，並最後進行反擊戰[9]:86-95。該戰役歷時四個月，紅四方面軍共造成川軍傷亡兩萬四千餘人[9]:95，田頌堯亦被撤職[2]:288-289[1]:211。此外，該戰役後楊虎城的西北軍與紅四方面軍簽署了秘密互不侵犯協議[10][2]:289。
在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與田頌堯部隊激戰同時，張國燾開始新的一輪肅反運動，逮捕殺害了曾中生、曠繼勛、余篤三、吳展等人[2]:296-298[9]:98-99。在反三路圍攻戰役結束後，紅四方面軍於同年7月召開木門會議，結束肅反運動[9]:100；並進行部隊整編，全軍共四萬餘人，下轄紅四軍、紅九軍、紅三十軍、紅三十一軍[2]:298-299[9]:101。該會議後，徐向前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四方面軍總指揮[2]:298[9]:101。
1933年8月，徐向前率領紅軍展開三次大型進攻戰役[4]:102。8月12日，儀南戰役爆發，紅四軍通過攻占儀隴縣和南部縣，並占領多處鹽井，解決根據地用鹽問題[2]:320-323[9]:112，擊潰三千餘川軍[2]:324[9]:113-115。9月20日，徐向前發動營渠戰役[9]:116，進攻並攻占營山、渠縣等楊森防區要點[9]:118-119，再殲川軍三千餘人[2]:325。10月17日，發動宣達戰役，與川東遊擊隊[9]:123-124一同重創劉存厚部[9]:119，占領宣漢、達縣[9]:112-114，根據地向東擴展二百餘里，生擒川軍三千餘人[2]:330-334，占領兵工廠[2]:335、並將川東遊擊隊改編為紅三十三軍[2]:336[9]:125。三次進攻戰役後，紅四方面軍占領八座縣城，部隊達八萬餘人[2]:336[9]:125-126。
紅軍在四川的連續進攻引起了四川各路軍閥的聯合[4]:105。1933年末，劉湘被任命為總司令主持圍剿紅四方面軍[2]:341[9]:126-127。當時徐向前仍帶領紅四軍南攻廖雨辰部，卻與劉湘主力第三師王陵基部碰頭、發生遭遇戰，共產黨史稱的「反六路圍攻」的戰幕隨即揭開[2]:342[9]:128。劉湘主持戰略，鄧錫侯、田頌堯、李佳鈺、楊森、王陵基、劉幫俊分兵六路進攻，兵力超過20萬人[2]:343[9]:128-129。此時紅四方面軍繼續採用「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發動群眾」戰略[2]:344[9]:130-131；並分兵兩路，由徐向前、王樹聲各負責東西戰線，徐負責劉湘主攻方向，陳昌浩居中調度，張國燾坐鎮後方[2]:344-345。雙方在萬源陣線形成相持拉鋸戰[2]:360-362[9]:152-157，之後紅軍開始反攻問題上徐向前與張國燾發生衝突[9]:161，後不得不聽從張的意見[9]:162。儘管未能擊潰劉湘主力，劉仍因督軍不力被蔣撤職[2]:363；之後徐奔赴西線指揮，率領李先念、程世才等違背張國燾命令而進行大縱深迂迴[2]:367[9]:163，在黃貓埡圍困川軍，一天一夜擊斃活捉川軍一萬四千餘人[2]:368[9]:164。川軍其他西線部隊遂紛紛潰敗，川軍六路圍攻至此告終[11][1]:211[9]:165。該戰役中川軍損失八萬餘人；而紅軍亦損失兩萬餘人，根據地受到嚴重損傷，補給嚴重不足[2]:370[9]:167。
1934年結束、耗時十月的「反六路圍攻」戰役，使川陝根據地元氣大傷，物資短缺、補給困難[2]:380；而此時紅二十五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向西轉移；中央紅軍亦因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而被迫長征[2]:382[9]:166-168。同年9月，蔣介石組織「川陝會剿」計劃，復職劉湘[9]:171-172，並要求西北軍楊虎城參與圍剿[9]:172；此外並派遣胡宗南、上官雲相等部進入四川[2]:381。同年11月，紅四方面軍組織連級以上幹部參加毛裕鎮會議，徐向前制定向川陝甘發展的新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9]:168：進攻甘肅南部，主攻胡宗南部；以控制嘉陵江、接應中央紅軍和紅二十五軍[2]:384。
1935年1月22日，廣昭戰役展開，徐向前率領主力圍困廣元、昭化，計劃圍點打援[4]:119。不過胡宗南並未派援，而紅軍亦無法攻克廣元、昭化，徐向前於是撤兵[2]:391[9]:176。而此時共產黨中央已結束遵義會議並開始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並命紅四方面軍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9]:177，策應中央紅軍北上[2]:393。同年2月，紅四方面軍經寧強北上進入陝西南部，攻占沔縣[2]:395-396[9]:179。3月，部隊南下攻占儀隴、蒼溪，並擊敗俘獲田頌堯、羅澤州部三千餘人[2]:397[9]:182，並於月底強渡嘉陵江[9]:186-188；4月，紅四方面軍攻下劍門關[2]:398-400，前後共擊潰川軍一萬餘人[2]:404[1]:238。紅四方面軍在當地進行休補裝備[9]:173-174，並擴員至八萬餘人[2]:411。
當時蔣介石為防止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調遣劉湘、鄧錫侯、孫震、胡宗南、唐式遵、李家鈺等部圍攻[4]:122；張國燾在江油附近召開紅四方面軍會議，決定撤出川陝根據地[9]:192，進攻北川、茂縣、理縣等地，建造川西北根據地，迎接中央紅軍北上[2]:411-412。5月12日，徐向前率領紅九軍、紅三十軍由北川西進[4]:123；15日，占領茂縣[2]:413；18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9]:190。隨後紅軍一部攻下理縣[2]:414；李先念西進小金川、攻下懋功，迎接中央紅軍[2]:415。6月13日，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達維會師[2]:413。會師後，中革軍委鑑於徐向前在紅四方面軍的功勳，特意補授其一枚一等紅星獎章[4]:128。
兩軍會師後，確定統一的戰略方針成為首要問題[4]:127。6月16日，中央紅軍主張總方針為占領川陝甘三省，以岷江、嘉陵江上游地區為立腳點，伺機進占甘南和陝南[2]:423。而張國燾和陳昌浩則主張暫時南下攻岷江以西的地區，以解決部隊給養[2]:424[9]:211。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兩河口開會，制定松潘戰役計劃[2]:426，徐向前率領一部進行戰鬥[2]:427。7月中旬，彭德懷率領一個團接應徐向前抵達蘆花[2]:430，徐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會面[2]:431[9]:234。當時紅軍已經占領毛兒蓋，徐向前配合朱德進行戰略部署，並決定兩個方面軍進行編制調整，以加強團結[9]:235-236；徐向前亦兼任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2]:432-433。此時蔣介石指揮胡宗南部堅守松潘，並派遣王均、于學忠、馬家軍、薛岳等參與圍剿[2]:435-436。因為國軍在松潘固守，於是紅軍改為執行夏洮戰役，即以紅軍主力出阿壩，北進夏河進攻洮河，創建甘南根據地[2]:437。而張國燾此時主張解決戰略政治問題，並堅持紅軍分左右兩路軍，於是中共召開毛兒蓋會議，會中徐向前、陳昌浩支持毛澤東北上東進路線[2]:440[9]:241。會上並確定：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彭德懷負責右路軍北上，並率先進入若爾蓋大草原，進攻包座[2]:441[9]:242；而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進攻阿壩後，過草地後即與右路軍靠攏會合[2]:441。8月26日，右路軍到達班佑，徐向前率領紅三十軍、紅四軍發動快速戰攻下包座[7]:628[9]:271，擊潰胡宗南部第49師大部[2]:445[4]:132，擊斃師長伍誠仁等四千餘人[2]:446[9]:274。
然而，左路軍則遲遲不肯北上離開阿壩、與右路軍會師[4]:133，張國燾與毛澤東在紅軍主力進軍方向上出現嚴重分歧[2]:447[9]:277-279。9月8日，張國燾電復徐向前、陳昌浩帥原紅四方面軍南下[9]:281-282，張毛的矛盾徹底公開化[2]:448。徐向前與陳昌浩只能向中央匯報[9]:282；當晚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與徐向前聯合致電左路軍要求北上[2]:450[9]:282-283。9日，張國燾則致電繼續堅持南下[2]:450-451[9]:284-285，這時徐向前與陳昌浩亦猶豫南下事宜[2]:450。當晚毛澤東親自到徐住處，問徐意見[4]:134。徐向前表示，兩軍既已會合，就不宜再分開，紅四方面軍也不宜再分為兩半[2]:452。
9月10日，黨中央決定獨自北上，並於夜間帶領右路軍中的中央紅軍紅一、三軍團離開甘南[9]:286，次日凌晨紅四方面軍才知道消息[2]:452-453，心情極度沮喪的徐向前忍不住痛哭一場[2]:453。但是為了堅持紅四方面軍的完整性，徐率餘部南下，再過草地，在黨垻與左路軍會合[2]:457。10月5日，張國燾在草木凋召開會議，宣布另立中央，並自任黨主席[2]:457-458[9]:305-306。會上表示反對的劉伯承亦因此降職[2]:459，主張團結的朱德與徐向前只能主張先打開局面，徐帶兵攻占崇化、撫邊、懋功[2]:462-463[12][9]:311-312。之後，紅四方面軍繼續南下，攻占寶興、天全、蘆山，擊潰國軍五千餘人[2]:468[9]:313-314。10月中旬，紅四方面軍與川軍在百丈進行決戰，之後國軍攻占百丈[9]:319-320。該戰役後，國軍死傷一萬五千人，紅軍傷亡亦近萬[2]:471。此時，薛岳、李抱冰從南部、東面進行出擊，紅四方面軍只能轉為戰略防禦階段[2]:473。
1936年1月，張國燾放棄另立中央的主張[2]:476-477[9]:322-325。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紛紛要求北上到陝北，南下紅軍部隊決定於次月向道孚、爐霍、甘孜進軍[2]:479[9]:331-332；3月，紅軍攻下這些地區，並就地整編補給[2]:482，以等候紅二、紅六軍團會師[2]:483[9]:340。7月初，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9]:353-354，組成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徐任委員[2]:487-488。並決定北上[9]:360。1936年8月初，西北局制定《岷洮西戰略計劃》，決定攻下岷州、洮州、西固，並帥主力向蘭州、天水方向前進[2]:490-491[9]:370-371。8月5日，徐向前率領部隊攻克漳縣[2]:491[9]:376。由於陝北根據地經濟情況艱苦，該根據地無法容下三個方面軍[9]:378-380。於是中央決定紅二方面軍在陝甘邊行動[9]:380，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進攻胡宗南部[2]:496。之後因為戰術考慮，中央及西北局紛紛表示放棄該計劃[2]:499，而改為《通莊靜會戰役計劃》：「在西蘭通道以北阻擊胡宗南部，並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後，進軍寧夏」[2]:499-500[9]:383。由於當時紅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簽訂密約，紅二、紅四方面軍在行軍中未有大型交戰[2]:487。10月，徐向前率部抵達會寧，三大紅軍主力會師，長徵結束[2]:500[9]:398-399。
在會寧會師前後，中共中央制定的戰略總任務是團結紅軍內部、聯合國民黨部分友軍、逼蔣抗日及停止內戰[2]:501。而西北局勢則是紅軍占領寧夏與甘肅西部，打通與蘇聯的聯繫[2]:502。而此時蔣介石剛處理完兩廣事件，隨後制定新的剿共計劃，即命令胡宗南、王均、關麟征、毛炳文等部籌備通渭會戰[2]:504；此時徐向前與陳昌浩建議中央先派部隊渡河進攻寧夏，若不成則在西蘭通道與國軍決戰[2]:505。1936年10月11日，中央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徐向前與陳昌浩奉中央軍委命令，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由紅三十軍負責造船強渡黃河，並先行渡江；紅三十一軍、紅四軍、紅五軍抵擋南部國軍進攻、掩護紅三十軍，跟隨渡江[2]:507[9]:401-402。
10月16日，蔣介石下達進攻。18日，第三路軍總司令朱紹良發布《剿匪計劃綱要》，以國軍第1軍、37軍、3軍分兵進攻。2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親自督戰[2]:508；同日，國軍占領會寧[2]:509。24日，紅三十軍強渡黃河，並擊潰馬家軍防線[2]:510。之後紅九軍、紅五軍向河邊開進，跟隨過河。28日，紅四方面軍軍部渡過黃河[2]:512；而本打算渡江的紅三十一軍卻被臨時取消計劃[2]:512，致使渡過黃河的紅軍部隊無法展開進攻[2]:512[9]:405-406。30日，國軍關麟征部進攻靖遠，致使河東河西兩岸紅軍被割斷[7]:630。渡江紅軍在無援的情況下只能北進一條山，開始孤軍征程[2]:512-513[9]:407。
10月27日，河西部隊擊退馬祿、祁明山、馬鴻逵部隊，並包圍韓起祿部隊，攻占趙家水、五佛寺[2]:514。當時部隊只帶三、四天乾糧，且無援助、背靠黃河，十分被動[2]:515，而此時馬家軍開始組織反擊。11月，馬步芳率領部隊與紅三十軍交戰，雙方打成相持戰[2]:516[9]:411。11月6日，西路軍改變作戰計劃《平大古涼戰役計劃》，部隊集中主力西進[2]:516[9]:411。8日，計劃再次改變為《作戰新計劃》[9]:412[2]:516-518，並把河西部隊改名為西路軍，並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徐向前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13][2]:519-521[9]:413。
11月11日，中共中央軍委來電錶示河東部隊未能取勝，無法渡江，並問西路軍是否可以打入新疆，與盛世才部會合[9]:415。徐向前在會上表示西路軍已不能在河西走廊耗費兵力時間，應極力進攻新疆，並帶部隊先向涼州進攻[2]:522。13日，紅九軍攻打古浪，吸引馬家軍主力，但是損失慘重[2]:524[9]:417-418。而紅三十軍則圍困涼州，並繼續西進攻占永昌、山丹[2]:524。此時中央軍委來電要求西路軍停止西進，而在永昌、涼州建立根據地[2]:525。徐向前主張部隊應抓緊時間西進，而陳昌浩則主張停下、建立根據地為上策。雙方爭吵激烈，但因陳昌浩是政委，徐向前無法自行從事[2]:525-526[9]:419，於是雙方致電中央，而中央復電仍要西路軍就地作戰[2]:527[9]:420。此時馬家軍調整部隊開始強攻，雙方在四十里舖、東南八壩、水磨關、永昌、山丹發生戰役，馬家軍與紅軍各損失六千人，西路軍只有一萬五千人[2]:530-531[9]:423。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馬家軍因此忽然停止對西路軍進攻[2]:532[9]:424。此時西路軍內部仍然就東進和西進方針而爭執不已，徐向前及大部分西路軍將領主張繼續西進[2]:535。24日，中央致電要求東進，以減輕陝北紅軍壓力[2]:535[9]:425-426。而此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27日，中央致電西路軍繼續此前西進計劃[2]:537。12月底，西路軍開始西進，並迅速攻占高台、臨澤[2]:537。此時，中央軍委卻忽然電告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肅地區建立根據地[2]:538。西路軍走走停停的戰略，使得馬家軍有足夠準備進行追擊和圍攻[2]:538。1月12日，馬家軍攻占高台，紅五軍全軍覆沒[2]:539[7]:630[9]:430。16日，中央電報要求西路軍東進[2]:539[9]:433；23日，馬家軍組織七萬兵力開始圍剿東進的西路軍[2]:541-542。2月中旬，中央致電西路軍放棄東進計劃，而改為西進[2]:541-542，並反對西路軍東出青海大通[2]:544。2月21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西進[9]:434，而此時徐向前與陳昌浩再次就是攻是守產生分歧[2]:545：陳昌浩主張重返倪家營子、建立甘北根據地，並指責徐向前是「右傾逃跑主義」[2]:545。重返倪家營子後的西路軍面臨的是馬家軍的重新圍攻[9]:440，在經過七晝夜的戰鬥後，西路軍再次突圍，此時已剩三千餘人[2]:548[9]:444-446。部隊在石窩山開會[9]:451，軍政委員會決定陳昌浩、徐向前返回延安；現有部隊分散打游擊[2]:549。剩下部隊兵分三路，由王樹聲、張榮、李先念分別帶隊[9]:45-451，其中最後只有李先念帶領的一支七百餘人部隊經過祁連山、抵達新疆[2]:550[7]:630[9]:453；其餘河西西路軍全軍覆沒[7]:630。
徐化裝沿途乞討，最終跑到平涼，遇到耿飆、劉志堅，之後同任弼時一同到雲陽，見到彭德懷、左權，並將西路軍帶回的十多個金戒指（組織派送的路費）上交彭德懷[2]:551-552。後因牙疼，去西安看病，並與周恩來、林伯渠等見面[2]:553。之後，徐向前乘機到延安。其正逢批判「張國燾路線」的後期，紅四方面軍的大量幹部被批鬥，其中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詹才芳等人被監禁[2]:566。西路軍的失利使徐向前經受張聞天等許多中共領導人奚落批評，而毛澤東則安慰他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2]:553-554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正式全面開始。同年8月，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去南京與國民黨就紅軍編制、國共合作等問題進行談判[2]:569。8月13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洛川會議，徐向前出席了該會議，被選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2]:570。8月28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徐向前擔任第129師副師長[2]:573[14]。
當時侵華日軍已經攻陷河北張家口，並分兵兩路進犯山西[2]:574。因為129師奔赴山西，需與閻錫山部就行軍路線、活動範圍、作戰原則、指揮關係等進行具體協商談判；加上徐向前為山西人、與晉軍中將領有關係，便於展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2]:573。同年9月，徐向前隨周恩來經西安乘坐火車，赴太原與閻錫山談判[2]:574[5]:140，住在彭雪楓、劉少奇設的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2]:574。之後周徐兩人奔赴大同，與傅作義進行談判[2]:577。在談判之後，周恩來、朱德等建議徐向前回家看看，彭德懷還送一些銀元給離鄉十二載未回故鄉的徐作為回家禮[2]:578。
當時朱德、彭德懷已率八路軍總部離開太原到五台山區，之後徐向前也去那裡做統戰工作，並以游擊戰術，重點控制五台山脈，形成恆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脈之間戰略範圍，配合晉綏軍正面作戰；當時閻錫山的作戰指揮部也遷往五台地區[2]:583。129師在正太路兩側開進，配合國軍鎮守晉東一線，退則守衛太岳山區[2]:584。當時忻口戰役爆發，衛立煌與閻錫山部的八萬部隊與日軍的五萬部隊正面交戰。10月26日，忻口失守，徐向前率領769團去昔陽，以牽制娘子關西進的日軍[2]:586；11月9日，太原失守，129師在石拐鎮召開會議，決定主力南移[2]:587，開始轉為戰略游擊戰術為主[2]:588。徐向前率領一部主力在和順縣展開游擊，配合鎮守榆社的國軍湯恩伯部[2]:589，期間與鄧小平、劉伯承一起去榆社與湯恩伯協商抗日事宜[2]:590。隨後在山西南部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政權，組建游擊抗日力量[2]:591-592。
1937年12月，徐向前參與指揮粉碎日軍「六路圍攻」的作戰，擊斃日軍六百餘人，日軍在無法與129師決戰後，主動撤退[2]:594。1938年2月，劉伯承、徐向前率領386旅在鳳凰山伏擊日軍[2]:595。之後徐陸續參與指揮長生口戰鬥、神頭嶺戰鬥、響堂鋪戰鬥等[2]:595-597。因為在晉東南連續受挫，日軍於4月決定出動三萬餘部隊，從同蒲鐵路、正太路、平漢路等據點，分兵九路出擊山西東南的八路軍129師，即晉東南1938年戰役[2]:598。129師在西井召開反圍攻部署，徐向前與劉伯承率386旅東移，在長樂村附近遭遇敵軍，擊潰俘獲日軍2200餘人。此後並趁機擴大戰果，次月晉東南1938年戰役結束，129師共殲滅日軍四千餘人，並收復遼縣、黎城、潞城、晉城等18座縣城，並基本控制晉東南地區，創建晉冀豫抗日根據地[2]:599。
193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通電指使129師進軍河北、山東等地。該月下旬，129師在遼縣召開會議，確定具體部署：全師主力分兩路縱隊，左縱隊以129師769團、115師689團及曾國華支部組成，由徐向前率領，向河北南部挺進；右縱隊以386旅主力組成，由陳賡率領向邢臺、沙河進軍[2]:603。4月26日，徐向前與劉志堅率領部隊從遼縣出發，越過太行山、橫穿平漢路，抵達南宮，與率先在該地開展工作的陳再道、宋任窮等會合[2]:603。開始創建冀南抗日根據地，開展群眾運動和游擊戰爭[15]。
5月10日，徐向前率部發動威縣戰役，攻占威縣、臨清[2]:609。16日，擊退當地六離會及地方武裝[2]:611。5月下旬，在臨清消滅偽軍兩千餘人[2]:612，此外還收編了當地的各路抗日武裝力量[2]:613。僅兩個月內，河北南部的八路軍部隊已經到一萬八千餘人[2]:613。9月底，八路軍冀南根據地攻占臨清、高唐等二十多個縣城，消滅日偽部隊萬餘人[2]:616。11月，日軍展開對冀南根據地的掃蕩，129師被迫放棄寧晉、永年、恩縣等地[2]:628。1939年1月，日軍再次對冀南根據地大舉掃蕩，即冀南1939年春季戰役[2]:630。徐向前、劉伯承、鄧小平決定先讓出縣城，消耗日偽部隊，最終再進行反攻[2]:630。該戰役持續五個月，最終129師擊潰日軍，殲滅日偽軍五千餘人[2]:632。
冀南1939年春季戰役結束不久；1939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徐向前到山東工作，從此徐離開129師去山東[2]:635。中日戰爭爆發後，日軍攻占北京、天津後，即沿津浦路南下，直逼山東。國民黨第三路軍指揮韓復榘統領十萬部隊，不戰即逃，拱手將山東讓給日軍[2]:635；此外，國民黨沈鴻烈、秦啟榮部亦對山東八路軍進行襲擊，八路軍被國民黨軍傷亡的數量竟超過日軍[2]:658。1937年，中共中央派遣115師、129師一部進入山東。並與1939年夏，成立三支主力部隊，兵力七萬左右[2]:637。山東地區的八路軍急需加強集中統一領導。
1939年6月，徐向前到山東沂蒙山區，與郭洪濤、張經武、黎玉會面[2]:638。同年8月，山東八路軍部隊進行重新編制，徐任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朱瑞任政委，統一指揮山東和蘇北地區的八路軍部隊[2]:639（主要為山東縱隊），組織山東抗日游擊戰爭[16]、對抗侵華日軍掃蕩[17]，並進行整軍及推行三三制[18]。1939年9月20日，經朱瑞夫婦介紹、證婚，徐向前與王靖在沂南中心區馬牧池村舉行婚禮，王靖為蒙陰縣委婦女工作部部長[19]。
1939年底，日軍開始對魯中地區進行掃蕩，即魯中戰役，徐向前亦率部參加[2]:653。該戰役直至1940年上半年結束，大小戰鬥兩千餘次，日軍傷亡被俘兩萬名、偽軍為兩萬五千餘名[2]:656。1940年3月，駐沂水、莒縣等據點的日軍糾集偽軍，配置炮數門，輕重機槍若干挺，並攜帶大車、小車近百輛，孤軍進犯沂蒙山區。徐向前指揮部隊進行部署圍攻，即孫祖戰鬥，為沂蒙山區八路軍的首勝[20]。
1940年6月，中共中央來電要求徐向前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徐向前夫婦於是返回延安、離開山東[2]:664-665。同年7月，徐向前在參加一個會議前被馬踢傷，脛骨骨折，在醫院調養數月[2]:666。1942年5月，中共中央因為戰略考慮，派遣剛出院的徐向前，與賀龍、高崗等一同組建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2]:672。由徐向前擔任聯防軍司令部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組織精兵簡政工作、軍事防禦和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等任務[21][2]:675-677。在聯防軍司令部的統一協調下，陝北根據地的生活問題基本自給自足[2]:678-679。
1943年，毛澤東諮詢徐向前意見後，中共中央委任其為抗日軍政大學校長，重點培養軍事幹部，以備此後戰略反攻[2]:680。3月，徐向前到綏德校區，開始籌備第八期培訓工作[2]:681，並進行整風和大生產運動[2]:687。1944年7月，徐向前突患重病，住進延安柳樹店和平醫院治療。以後整天發高燒便秘，身體極度虛弱，以至未能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19][2]:688，出院後的徐向前一直在延安棗園休養[2]:699，一直療養到1945年冬；而此時，徐向前與王靖因感情不和而離婚[19]。1946年5月，徐向前與黃杰結婚[2]:702。
1945年底，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重慶談判破裂。1946年6月，國民革命軍率先向共產黨軍隊開始全面進攻，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2]:700。1947年，國軍對中共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受挫後，改為重點進攻，目標首先是延安。11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放棄延安，並分批撤往晉綏地區[2]:701。而在晉冀魯豫地區，陳賡指揮聞夏戰役、洪趙戰役、臨浮戰役，攻克胡宗南兩萬人；但是汾孝戰役中與閻錫山部的交手後失利，中共不敢輕視閻錫山及其山西部隊；而山西北部的楊得志仍然無法打開進入大同的門戶應縣；大同集寧戰役中，聶榮臻、賀龍率領的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部隊也無法攻破楚溪春把守、傅作義遣援的大同城[22][23]。
1946年，尚在養傷的徐向前向中共中央請求到太行山前線工作，後獲批准[2]:702[24]:8。1947年1月，徐向前與黃杰夫婦到達晉綏根據地柳林，賀龍專程從興縣趕來迎接[2]:702-703。之後徐向前抵達汾陽，由陳賡接應到安澤[2]:703，後在長治市調養[2]:703-704。6月上旬，徐向前到達河北武安[2]:704；13日，徐被任命為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與薄一波、滕代遠等負責內線作戰、攻占山西[2]:704[24]:10。而此時中國共產黨展開戰略反攻：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十二萬人南渡黃河，進入大別山[25]。而陳賡、謝富治率西路兵團亦南渡黃河，挺進河南西部。當時留守晉冀魯豫軍區的部隊則肩負三重任務：支援在外線作戰的部隊；獨立完成內線作戰任務；以及，實施土地改革，發動廣大農民群眾支援戰爭[2]:705。而留給徐向前的只有當地五萬餘地方武裝[26]，這些新擴充組建起來的部隊不僅缺乏大規模的正規戰經驗，更缺乏對城市攻堅作戰的經驗，武器裝備也十分落後[27][2]:707。
徐向前上任後的第一場攻堅戰是運城戰役。運城為山西南大門、交通要塞、工業及軍事重地，由閻錫山的保安5團、保安11團，胡宗南的整編第36師、第17師各1個團共一萬餘人鎮守[2]:708[24]:15-16。在1947年4月，陳賡謝富治兵團攻下晉南22座縣城，但在第一次進攻運城時失利[2]:708。同年10月，徐向前整合當時晉冀魯豫軍區、太岳軍區部隊，由王新亭擔任第8縱隊司令從東、西、北三面包圍運城進行攻堅戰[2]:709[24]:14。雖然實現做過周密部署[28]，該戰役仍因胡宗南部大量援兵而受阻[2]:709[24]:25-26。同年12月，王震率西北野戰軍第2縱隊馳援晉南[24]:30-31，徐向前指揮部隊進行第三次運城戰役[2]:710，毛澤東特意指示要嚴防黃河南岸的胡宗南部北上[2]:711。戰役從12月16日晚上開始，直至27日黃昏，國共雙方發生慘烈的拉鋸戰，徐向前致電前線「堅持最後五分鐘」以鼓舞士氣[24]:50。最終八縱第23旅用三千公斤炸藥從北城爆破攻城，進入城內[29][24]:39-40。太岳兵團亦在黃河北岸阻擊胡宗南部北上成功[24]:52。經過艱苦卓絕戰鬥，中國人民解放軍後攻占運城，切斷閻錫山南去出口，並解除了陳謝兵團進入豫西的後患[2]:711[24]:63-73。
1948年1月，胡宗南部忽然北上渡江，並攻占運城。徐向前重新部署圍城，後國軍主動棄城撤退[2]:712；此時，山西南部只有臨汾一座孤城[2]:712[24]:77。為防止臨汾守軍北撤，徐向前在翼城進行部隊整訓，並總結運城攻堅戰的經驗，動員攻打臨汾[2]:714[24]:86-89。中日戰爭時期，日軍在臨汾修築了堅固的工事，而此後閻錫山、胡宗南部對臨汾城內外又增加防禦設備，構成四道防線體系[2]:714。臨汾守軍共有兩萬五千人，包括胡宗南第30旅和閻錫山的第66師，由梁培璜負責守衛[2]:715[24]:80-81。對此，徐向前布置作戰部署，以趙城、洪洞一帶部隊負責防止國軍北撤；呂梁部隊負責汾河以西，牽制城西守軍；八縱負責城南；13縱負責城東；太岳部隊負責城北，三面圍城[2]:715[24]:79。3月6日，有運輸機飛抵臨汾機場，胡宗南企圖運走國軍30旅[24]:94。於是徐向前率領提早攻城計劃，部隊並於當晚完成圍城；7日凌晨，8縱攻占機場[2]:716[24]:95-97。
3月7日，臨汾戰役正式打響，徐向前親自帶病前線指揮[24]:100。由於城防嚴固，解放軍攻城受阻[2]:717；前線只能臨時改變計劃，重點攻城北部和東部[2]:718[24]:100。3月23日，解放軍發起全線攻擊，13縱的38旅、39旅率先占領電燈廠，並採用坑道挖掘與炮火轟擊為攻東關，但連續受阻[24]:104。29日，解放軍停止進攻，第一階段攻城結束[2]:717[24]:106。之後，徐向前等前敵指揮部召開會議，調整戰術，改為進攻東關，並以坑道挖掘為主[2]:719。在4月9日挖掘四條通道，填滿一萬六千多斤炸藥[2]:720。10日，解放軍攻下東關[2]:720[24]:118。4月15日，攻占臨汾的戰役打響[24]:121，雙方進行慘烈的城壕外圍據點攻堅戰[2]:722；而城下雙方互相在挖掘坑道[2]:722[24]:151。4月底，傅作義偷襲石家莊。中共中央致電徐向前需要分兵北上威脅閻錫山[24]:154，徐向前因此進行部署調整，改由8縱、13縱作為主力突擊[24]:155-156。5月2日，徐向前下令總攻臨汾的動員令[24]:156-158，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也寫信給晉冀魯豫軍區支持徐向前的攻堅戰[24]:165-166。5月17日晚，徐向前兵團開始發起最後總攻[24]:172，臨汾東城城牆被炸出缺口，突擊隊攻入臨汾[24]:177，活捉梁培璜[2]:723[24]:180。至此，經過72天激烈的陣地戰，解放軍以損失1.5萬人兵力，攻占臨汾城，控制山西南部[2]:724。而首先攻入該城、犧牲重大的23旅獲得「臨汾旅」榮譽稱號[2]:726[24]:183，此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戰爭年代最大的榮譽單位[30]。
1948年4月至5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抵達河北平山西柏坡[31]。5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組建華北局，原晉冀魯豫軍區撤銷，改為華北軍區，徐向前任副司令，兼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32][2]:733。下轄8縱、13縱、太岳部隊（15縱）、晉綏軍區、北嶽軍區等，共六萬餘人[2]:733。當時攻克臨汾後，徐向前率部北上，開始籌備進攻晉中[24]:188。晉中平原是山西糧倉，為閻錫山部隊的重要供應基地。閻錫山派遣33軍、34軍、43軍、61軍、親訓師和親訓炮兵團等共10萬餘兵力參與部署晉中戰役，計劃以搶糧固守為主[2]:734-735；而當時徐向前的華北野戰軍能夠投入的兵力不足6萬，且加上連續作戰，部隊相當疲勞。介於當時情形，中共中央命令其先行殲滅一至兩個師，而徐向前堅持超額完成計劃，改為殲滅四至六個師[2]:736-737，戰略為誘敵深入、在野外進行圍剿[2]:737。而閻錫山則吸取運城戰役、臨汾戰役的教訓，改為「固守點線，以攻為守」，試圖與徐向前兵團進行運動戰較量[24]:191-192。
徐向前與前線將領密令6月20日華野一兵團，兵分六路，進入晉中，並保護麥田免被國軍搶收[2]:738-739。為保護作戰意圖，他派出一支地方部隊偽裝主力去風陵渡徵集船隻，做出西渡黃河的姿態。同時釋放一些國軍官兵，以放出假訊[24]:197。而6月11日，參與協攻的彭紹輝之呂梁部隊過早暴露，被國軍34軍、43軍一部出擊圍攻，解放軍損失慘重[2]:739。於是尚在病中的徐向前坐在擔架上、奔赴先前指揮[24]:203，率領主力提前與6月18日發起總攻，引誘國軍34軍回援，晉中戰役正式開始[2]:740。8縱、13縱開始發動側擊；呂梁部隊全殲國軍70師，並擊斃師長侯福俊[2]:740。因為戰略部署被打亂，閻錫山要求國軍34軍主力回援。雖然徐向前部署伏擊，然而34軍與親訓師繞開伏擊網，伏擊失敗[2]:741[24]:205。6月21日，閻錫山的親訓師、親訓炮兵團在由介休北上平遙的路上被8縱和太岳部隊伏擊、全殲，死傷達七千餘人[33][2]:741[24]:214。23日，國軍19軍、40師北上時，被13縱伏擊保衛，國軍損傷三千餘人，19軍參謀長李又唐被俘[2]:742[24]:217。此時閻錫山派遣第七集團軍司令趙承綬到南線指揮；25日，趙命高卓之的34軍北上，沈瑞率的33軍由祁縣南下，日本軍官晉樹德率10總隊進軍東關。徐向前決定誘敵深入到洪善以東進行圍剿[2]:742。但是因為部署出現問題，圍攻未能成功，此時第一階段戰役結束。國軍損失一萬七千人，解放軍傷亡四千餘人[2]:743。
6月底，徐向前部署部隊北上進行保麥、破壞鐵路，以斷絕國軍北返太原的通道[24]:219-220。此時趙承綬亦發現解放軍部署，於是派部隊突圍。7月3日，解放軍北部太岳部隊在董村以慘重代價進行阻擊、頂住國軍北上突擊[2]:745[24]:227-230。7月6日，國軍被迫撤退，改向榆次、徐溝方向前進，進入徐向前預設的包圍圈[24]:232。隨後解放軍13縱、8縱一部進行追擊、太岳部隊進行防衛、呂梁部隊組織打援，而8縱主力23旅、24旅圍攻祁縣，趙承綬的三萬部隊被徹底包圍[2]:746。7月7日晚，王新亭率部攻占祁縣，活捉國軍37師師長雷仰湯[24]:232-235。而此時國軍指揮官、日本人原泉福則堅持進行堅守[24]:239，致使徐向前能夠有充足時間進行收縮包圍部署[2]:748[24]:242。7月10日，華北野戰軍開始進行總攻[24]:260；而此時閻錫山開始調遣部隊從太原南援[2]:749。12日晚，徐向前部署除圍攻部隊外，所有部隊集結進行打援[24]:263[24]:275。13日，解放軍占領太谷、16日圍殲趙承綬兵團，21日晉中戰役結束[2]:749[24]:277。此役歷時一個月，國軍正規軍7萬餘人、非正規軍3萬餘人陣亡，俘虜集團軍司令趙承綬、33軍軍長沈瑞、參謀長曹近謙[2]:749，並占領14座縣城，為經典的以少勝多的運動戰[2]:751[24]:280-281。
太原為山西省省會，自古為軍事重地，其北、東、西三面環山，易守難攻。它也是閻錫山的最後一座軍事要塞，此時城內尚有六萬國軍進行駐防[2]:761。太原又是當時中國北方極為重要的工業基地，太原兵工廠是當時中國長城以南最大的兵工廠[34]。7月15日，在晉中戰役未結束時，徐向前與周士第向中央軍委提議在晉中戰役後即乘勝北進，圍攻太原[24]:278。次日，該提議得到中央軍委批准[2]:750。而在結束晉中戰役以及探得太原城防後，徐向前等華北一兵團指揮於7月21日向軍委和華北局匯報，請求整頓補給，後獲批准[24]:289。兵團亦組成前敵委員會，徐向前、周士第分別擔任書記、副書記，統一指揮華北野戰軍一兵團及晉西北七總隊、晉中軍區部隊、華北炮一旅，並進行一個月的修整[2]:761-762。之後徐向前病重，轉至石家莊調養[2]:762[24]:291。同年9月，徐抵河北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2]:763，期間向劉少奇表示可能無法勝任指揮太原戰役，劉少奇則勉勵其繼續指揮[24]:293。後因養病需要則返回石家莊，而傳達會議精神的任務則交由兵團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帶回華北野戰軍[2]:767。
此時經過休整補充的解放軍太原前線部隊人數已達八萬餘人；而閻錫山經過抓丁整補，將兵力擴充到十萬餘人[2]:767，而太原城內加強城防，構建四個守備區，在一百里內即設立五千餘個碉堡[2]:771。9月下旬，周士第部署準備太原作戰方案[35]，預定10月19日攻城，計劃三個月內攻占太原[2]:772。10月1日，閻錫山率先出動部隊[36]；同月5日，中共軍委復電批准，太原戰役提前打響。10月6日，徐向前冒病從石家莊出發[24]:308；途中又患感冒，仍堅持前行，並與10日抵達前線司令部[2]:774。第一階段，華北野戰軍進攻比較順利，16日全殲國軍44、45師等萬餘人，並攻占武宿機場和北營站[24]:310，打開第二道防線缺口[2]:775[24]:315。10月16日，華野第二階段進攻開始，雙方主要爭搶東山地區的四大要塞（淖馬、小窯頭、山頭、牛駝寨）[2]:777。17日，解放軍獨七旅攻占牛駝峰，後於21日失守[24]:318-321。由於身體尚未恢復，徐向前則依靠擔架指揮部隊進攻[24]:321。26日晚，徐發起總攻，當晚13縱攻占淖馬[24]:330-331；31日，8縱23旅、24旅攻占小窯頭[24]:328；11月11日，獨3旅、7旅、12旅、警備2旅攻占牛駝寨[24]:328-329；12日，13縱37旅、38旅、39旅攻占山頭[24]:338-346。經過十七個晝夜，解放軍攻占東山，雙方死傷均在1.5萬人以上[2]:777。
在東山戰鬥接近尾聲時，徐向前在前線觀察情況，偶得風寒。回指揮所突感胸腹劇烈疼痛，後經醫生診斷為肺部大量積水、患肋膜炎[2]:782。雖然周恩來、周士第、胡耀邦勸說其去後方調養，徐向前仍然執意堅持在前線指揮[2]:782[24]:349。此後，第二階段戰役剛剛結束，中共軍委致電徐，建議遲緩進攻太原，以防範位於北平的傅作義部隊南撤[24]:346-347。而東山戰鬥後，雙方損失很大，也急需進行補給[2]:780。其中國民黨方面，蔣介石派83旅增援，閻錫山修築了五個臨時機場[2]:780；而中共方面，則調遣參加完濟南戰役的五千部隊及一萬新兵到太原前線[2]:347。在此期間，薄一波提議讓趙承綬寫信勸降閻錫山；而徐向前也請閻錫山老師捎信勸降，而閻錫山則以弒師回絕[2]:784[24]:290。此外，閻錫山的第8總隊司令趙瑞率部投降，而原本計劃起事的太原守軍黃樵松部第30軍亦因部下告發而失敗[37]，黃樵松與晉夫被殺[2]:786[24]:359-360。事後，徐向前說服毛澤東放棄政治攻勢，改為強攻太原[2]:785[24]:306。
1949年1月，傅作義部接受和平協議，平津戰役結束[24]:363-364，太原城為華北地區唯一的國軍據點[24]:366。3月1日，徐向前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太原前線司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總前委書記，領導負責太原戰役的所有指揮工作[24]:366。此外，華北野戰軍第19、20兵團馳援[38]，彭景文也率領第四野戰軍炮兵第一師參與會戰[24]:367。3月29日，太原守軍司令閻錫山乘飛機離開太原[24]:369；而次月，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親赴太原前線協助指揮[39]，並鼓勵徐向前在結束戰役後，一同帶兵去西北圍剿馬家軍[24]:369。4月20日凌晨，解放軍發動總攻，華北野戰軍三大兵團分別從東、北、南三方圍攻太原城[24]:371。4月22日，解放軍占領城外所有據點。4月24日，在太原守軍拒絕投降後，解放軍攻占太原[7]:765，全殲守軍八萬九千餘人[24]:373；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閻慧卿、今村方策[40]等人集體自殺[41]，閻錫山稱「太原五百完人」[42][43]，將領王靖國、孫楚、日本人岩田清一等被解放軍俘獲[44][45]。而整個太原戰役中國軍損失十三萬五千餘人[24]:374。
歷經一年余苦戰的太原戰役結束後一周，大同守軍接受和平改編，新鄉於5月5日和平改編，共產黨基本控制山西全境。而太原戰役結束後次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徐向前，指示徐向前必須繼續休養，在可以行動後即來中央，或改任西北任第一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兼十八兵團司令員。徐向前則表示服從安排，並希望能遵醫囑去海邊療養[24]:374。戰役後的徐向前仍然堅持坐擔架考察太原城郊的城防設施，並叮囑部下戒驕戒躁[24]:377。而其兵團由周士第、王新亭、胡耀邦等率領進軍西北，徐向前則在病床上與十八兵團的將領告別[24]:377。5月，徐因病呈請中央准免兼第十八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職務，併到青島治病。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徐向前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總參謀長[2]:797[4]:301[46]。1950年，徐向前從青島返回北京，暫時居住在頤和園內[2]:797。1951年夏，徐向前自感身體恢復、請求工作，根據中央決定，率代表團去蘇聯談判，徐擔任團長，團員有王秉璋、劉鼎、江澤民（並非後來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江澤民）等人[2]:798[4]:305-306。主要工作為採購六十個師的武器裝備；落實蘇聯援助中國兵工工廠的建設；統一步兵武器制式；以及生產152口徑以下火炮的技術資料轉讓問題[2]:799。5月25日，代表團從北京乘公務車走，於6月4日抵達莫斯科[2]:800。之後歷經四個月的談判，直至10月中旬達成協議[2]:801。在返回中國的路上，徐向前突患感冒，引發肋膜炎併發症，高燒四十度[4]:308。之後周恩來派醫療小組到長春治療，後又接回北京，此後他經過很長一段時間調養，方才恢復身體，開始主持總參謀長工作[2]:805。
1954年起，徐向前擔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47]，負責空軍和國土防空工作[2]:805[4]:310。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階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48][4]:310。1963年主管民兵工作，並於次年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2]:806。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委員長[4]:370。1966年1月8日，徐向前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徐向前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49]。1967年1月6日，楊成武向徐向前傳達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指示，由徐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文革小組組長[2]:821；被徐向前當場回絕、並在事後向毛澤東借病推辭，而毛澤東則強為挽留[50]。1月12日，全軍文革小組成立，徐向前任組長、江青任顧問[2]:822。
徐向前對待文革的態度頗為曖昧。全軍文革小組成立之初，徐向前積極支持軍隊搞文革，還提議江青擔任顧問，使得江青得以插手軍隊。全軍文革小組第一次會議上，徐向前提出三點方針：「不要怕亂；徹底批判劉鄧反動路線；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積極參加革命。」徐向前還在會議上特別指出「 現在害怕群眾的恐懼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徐向前此後多次提出「軍隊不要怕亂」，不怕亂和怕亂是路線鬥爭等等。北京到處貼滿紅衛兵大字報「向江青致敬！向徐帥致敬！」。 在徐向前和江青主持下，軍隊迅速陷入混亂。然而很快，徐向前自感局勢有變，態度急轉變化，以病請辭[51]。
一月中旬，毛澤東指使陳伯達教唆紅衛兵開始批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之後周恩來出面闢謠[4]:321[2]:822。1月19日，在京西賓館召開軍委碰頭會，圍繞軍隊內部是否展開文革運動，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三位元帥與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爭執起來[2]:823。此時葉群突然拿出發言稿批判蕭華，當晚紅衛兵抄了蕭華的家[2]:824。次日上午，京西賓館繼續開會，蕭華講述被抄家經過，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出於責任，和陳伯達一起批評蕭華[52]。徐向前與葉劍英氣憤之下敲桌子，而葉劍英亦因此拍傷手骨[53][2]:825-826。該事情被四人幫誣陷為「京西賓館事件」，為「二月逆流案」之始[4]:322。
京西賓館會議剛結束，紅衛兵開始批鬥楊勇，中央軍委工作開始陷入混亂[2]:827。情急之下，徐向前於1月24日晚，獨闖林彪住處毛家灣，並開門見山要求軍隊必須保持穩定，並要求制定規則[4]:323。隨後林彪表示同意，並請葉劍英、聶榮臻趕到毛家灣，共同商議出七條意見[54][2]:828。之後葉、聶、徐三位元帥趕赴釣魚臺國賓館，與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確定七條意見[2]:828。後經各軍區領導討論，改成八條意見[2]:829[55]。1月28日，林彪與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澤東審批該八條命令[2]:829-830。此後該命令得到貫徹，各大軍區秩序得以恢復[56]。
同年2月8日，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4]:324。會上，徐向前同陳伯達就劉志堅問題發生嚴重爭執[4]:325。2月11日，徐和葉劍英等與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就軍隊穩定問題發生爭執[2]:832[57]:55。2月16日，軍方與文革小組的衝突達到頂峰，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紛紛發言怒斥文革小組[2]:832。會後中共文革小組向毛澤東匯報，經毛澤東表態，文革小組開始製造「二月逆流案」[2]:834。同年4月上旬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徐向前被迫在會上作檢討被批判[2]:834。16日、17日，家裡被兩度抄家[2]:836-837；而因為事先葉劍英通知，徐向前暫時在西山避難[2]:836-837。7月29日，蒯大富率人第三次抄徐向前家[2]:837[57]:112。9月16日，徐向前請辭免除全軍文革組長的職務，毛澤東並未批准[2]:838-839。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朱德、陳雲、葉劍英、徐向前、陳毅、聶榮臻等人被分為不同小組，進行批判[2]:841-842。1969年1月3日，毛澤東表示為二月逆流案平反[4]:329。然而在同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德、陳毅、徐向前等元帥繼續被分組批判[2]:843-844。
1969年1月，徐向前被下放到二七機車車輛廠進行勞動[2]:846。6至10月，徐向前與陳毅、聶榮臻、葉劍英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全面深入地分析當時國際形勢，為中國外交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同年10月，林彪發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各軍隊將領被迫疏散離京[2]:848-849。其中朱德去廣州、葉劍英到長沙、劉伯承去武漢、陳毅在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58]，徐向前在開封，彭德懷在押，此時十大元帥中除羅榮桓和賀龍去世外，只有林彪在北京[2]:849。1970年8月，徐向前參加中共九屆二中全會[2]:849-850，之後仍回到開封過著半監禁的生活[2]:850。
1971年，徐向前回到北京，之後林彪九一三事件爆發，不久陳毅去世，毛澤東在參加完追悼會後，為「二月逆流案」平反[2]:850。1973年，中共十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兼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77年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8年2月25日，參加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3月5日，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4]:336。7月3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提高警惕，準備打仗》的長篇文章。文章指出[59]:352：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就是和平的繼續。新的世界戰爭只能推遲，不能避免。在這個世界上，有帝國主義存在，有社會帝國主義存在，只要這種社會制度不改變，戰爭就不可避免。……人民戰爭，是毛主席軍事思想體系的核心，使我們克敵制勝的法寶，是毛主席留給我們戰勝侵略者的錦囊。過去我們靠人民戰爭戰勝了國內外強大敵人，今後仍然要充分發揮我國地大人多、制度優勢、富有人民戰爭光榮傳統等有利條件，通過艱苦卓絕的持久的人民戰爭來贏得勝利。人民戰爭，威力無窮，大有可為。
11月被任命為軍委武裝力量委員會主任。12月18日-22日，參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59]:357。1979年1月1日，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徐向前關於停止炮擊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的聲明》，中止歷時21年之八二三炮戰，全文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已經宣布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這是一件歷史性的大事。中美建交將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為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台灣是我國的一部分，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為了方便台、澎、金、馬的軍民同胞來往大陸省親會友，參觀訪問和在台灣海峽航行、生產等活動，我已命令福建前線部隊，從今日起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台灣回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愛國一家。我們相信台灣同胞和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必將為祖國組統一大業作出更大的努力。台灣終究要回到祖國的懷抱，台灣同胞和祖國親人團聚的心願一定會實現。」[60]
2月17日-3月15日，參與決策和指揮了中越戰爭[4]:336，並參與組織精簡軍隊機構[4]:337。10月2日，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第十期發表題為《為實現國防現代化而努力》的文章。文章強調，我們在集中精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候，絲毫也不可以放鬆對戰爭的警惕。要在隨時準備打仗中搞好國防現代化建設，在現代化建設中隨時準備打仗[59]:379。1980年卸任國務院副總理，翌年卸任國防部長[4]:339。1981年1月15日，出席政治局會議，討論「四人幫」等十名主犯判刑問題。在談到江青判刑時，徐帥是唯一主張以不殺為好[61][59]:425。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再次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4]:373。1983年6月18日，請胡啟立、楊德中轉告中央一些個人意見[59]:487-488：
……毛主席搞一條線，東聯日本，西聯歐美，對付蘇聯，把我們劃在第三世界，在國際交往中以蘇劃線，對此，我是有看法的。有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我談過我的看法，我不贊成這樣的路線。美國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他們是仇恨我們的。……對蘇聯應該承認是社會主義國家，說人家修正主義有什麼根據？我看還是兄弟國家吧！我覺得蘇聯不會打我們，「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嘛！……蘇聯和東歐的市場，比美國大得多，我們的農副產品、輕紡產品，他們是很需要的，蘇聯有些技術也是不錯的，也夠我們用了。……目前，我們還是要搞計劃經濟，沒有計劃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喊了多少年，過去叫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現在始終控制不住，那怎麼行？條條塊塊的矛盾歷來就有，但局部要服從全局嘛！……
1984年6月16日下午，出席黃埔軍校同學會第一次理事會議，當選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59]:510。1985年5月21日接見來訪的副總參謀長徐惠滋、何其宗。談主要作戰對象和軍隊體制改革問題，指出：
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長遠的威脅是美國、日本，當然，現在他們不敢打，現在是和平共處，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將來是要吃大虧的。[59]:533
6月17日，陳雲來寓所看望，談伊萬·瓦西里耶維奇·阿爾希波夫訪華以及會談的情況，並就國際形勢交換意見，陳雲認為鄧小平主張國際上「三足鼎立」的形勢做不到，同時表示自己和徐帥的主張不謀而合[59]:537。9月16日，出席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辭去所有職務，保留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4]:373。1986年12月4日，徐向前辦公室致信軍委辦公廳，提出徐帥對國防建設規劃的依據中「蘇聯仍是我國重要的現實威脅」的提法，提出意見：
對形勢的正確估量，是制定戰略規劃的依據。制定長遠的戰略規劃，尤其要透過本質，科學預測。美國是帝國主義的堡壘，從本質上說，無論現在或將來，它都是我們的主要威脅。而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中蘇兩國目前的不正常狀態是暫時的，終究是會改變的，把蘇聯視為主要的現實威脅，並作為制定長遠國防建設規劃的依據，我認為是欠妥當的。[59]:566
12月31日，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來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中央人事問題。1987年1月16日，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同意中央人事的變動[59]:573。8月18日，致信趙紫陽，對十三大報告談了幾點意見：1.要十分重視農業問題。2.要把計劃生育放到戰略的高度來看。3.使用幹部要德才並重。4.還要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的方針。5.要發揮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核心作用[59]:587。
1987年11月1日，86歲的徐向前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後卸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次年2月又辭去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職務，改任名譽會長，過著全退休生活[48][4]:374，晚年徐向前與家人住北京市柳蔭街。
1988年6月2日，和李先念一起會見紅四方面軍戰史修改領導小組成員[59]:604。12月6日，談新中國成立初期「剿匪」、組建軍兵種及抗美援朝等問題。強調，新中國成立初期，軍隊建設總參謀部的建設，不能忽略了蘇聯軍事顧問團的作用。不要抹殺蘇軍顧問團的貢獻[59]:617-618。1989年2月14日，看了陳雲、李先念的講話後致信中央常委，對陳、李的意見完全擁護，信中談了六個問題：（1）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導地位問題；（2）自力更生；（3）農業問題；（4）有計劃按比例和市場調節問題；（5）人口政策；（6）從嚴治黨，嚴肅黨紀[59]:621。4月25日，根據中辦通知，派秘書參加中央直屬機關領導幹部會議，傳達中央關於動亂問題的意見。指出，動亂的性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59]:624。5月21日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七名學生來到徐向前住地，說解放軍要鎮壓學生，今晚有可能發生流血事件，希望老帥說句話。徐向前住地工作人員答覆說，部隊執行戒嚴任務是為了恢復首都的正常秩序，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絕不是針對學生來的。部隊的同志決不願意發生流血事件，並會採取一切措施來避免，請你們不要聽信謠言。希望同學們儘快返校複課，以理智態度協助政府平自心事態。工作人員將答覆意見報告徐向前，徐向前表示同意[59]:627。6月13日發表致戒嚴部隊全體官兵的信，稱讚戒嚴部隊全體官兵以鮮血和生命捍衛了黨的領導，捍衛了人民共和國，捍衛了社會主義制度[59]:627。21日，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擁護黨中央關於制止動亂的重要決策，批判趙紫陽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擁護中央關於人事問題的決定。[62]
……他毫無原則地迎合一些錯誤的東西，我看他是想當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有跡象表明，他倚重的那幾個研究所是插了手的，中央有必要嚴肅查處。趙紫陽同志擔任兩屆總理，聽不進一些老同志的意見，自以為是，一意孤行淨出花點子，他不恰當地誇大「市場經濟」和「個體經濟」的作用，說穿了就是要搞資本主義。當前，我國經濟建設中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等問題，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趙紫陽同志的思想路線也不對頭。他作為總書記，長期不宣傳馬克思主義，以改造政治工作為名，削弱政治思想工作。我看有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他倒是很欣賞的。趙紫陽同志所犯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我完全擁護撤銷他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和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63]
1990年6月27日，因肺結核病復發，入醫院治療[4]:376。同年9月21日，徐向前因病逝世，享年89歲[64]。臨終前其叮囑家人及老部下李先念，「我死後一不搞遺體告別，二不開追悼會，三把骨灰撒在大別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65]
徐向前去世後，其子徐小岩向前來弔唁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轉述了遺囑，江澤民仍表示希望能夠送別。於是，「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改為在八寶山「送別」[65]。1990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訃告，稱讚徐向前是「傑出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4]:361-362。訃告讚譽了徐向前領導紅四方面軍的戰績，以及鞏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做出的貢獻[4]:362。10月18日，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下半旗致哀[66]。徐向前的遺體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橫幅上寫著「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帥」，中國國家領導人及家屬向其做最後告別。此後，遺體火化，骨灰分四份，分別撒在大巴山、大別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4]:365。
徐向前位於山西省五台縣東冶鎮永安村的故居後經當地政府修建，成為徐向前故居，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為典型晉北四合院式的建築，故居中陳列徐向前幼年時期所用的器具及授勳時的元帥禮服等紀念物[67]。而當地政府亦修建徐向前元帥紀念館，並於2011年完工，以紀念徐向前誕辰110周年[68]。此外，山西省太原東山的牛駝寨，建造有太原解放紀念館，以紀念1949年徐向前率領華北解放軍攻克太原[69]。而在四川省巴中市紅軍城中心，亦建有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舊址紀念館，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紀念由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川陝根據地所做的革命與鬥爭[70]。
其生前事跡也被數次搬上電視屏幕，其中包括中國三環音像社出版的《向前，向前》、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發行的電視文獻紀錄片《徐向前》以及國國際廣播音像出版社發行的《共和國將帥：徐向前》[71]。
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曾說：「我一生有兩個老師，一個是徐帥，教會我打仗；一個是陳雲同志，教我管經濟。」[72]原越南國會主席團副主席黃文歡在《人民日報》上題詞說：「身先士卒軍心暖，威震沙場敵膽寒。」[4]:363甚至原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閻錫山也曾說：「我山西是個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這兩個人都為我所用，我就可以統治全中國，可惜他們都跑到共產黨那裡去。」[73]
與清朝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瀛寰志略》作者徐繼畬同出自山西望族五台徐氏。據1934年徐永信等續修鉛印的《五台徐氏宗譜》，徐繼畲系第二股第十五世，徐向前系第三股第十九世。二人是同族同譜，前者是後者的族高祖。[75]
徐向前家族原先為大戶，後祖父徐鶴林經商失敗，家族開始沒落[2]:2，家境清貧。其父親為徐懋淮，清朝秀才[2]:2；其母為趙金鑾，主要養活徐向前及其兄弟姐妹五人[2]:3。徐向前有大姐徐先月，二姐徐春月，長兄徐受謙，及妹妹徐占月（後赴延安改名徐達）[2]:4。因為徐向前早年即加入共產黨，並指揮紅軍與國民革命軍對抗。蔣介石和閻錫山經常派人到徐家搜刮打探徐向前消息，閻錫山甚至挖了徐家祖墳以泄私憤[76]。此後劉伯承在率領129師轉戰山西的時候，仍派人暗中保護徐家[76]。
徐向前一生有四次婚姻。他的第一位妻子叫朱香嬋，那是由父母定下的婚事。他與朱香嬋1919年結婚，次年生一女，取名松枝[4]:18。後朱香嬋病逝[4]:19。第二位妻子為程訓宣，是在鄂豫皖時期結婚的，程訓宣於三十年代被張國燾以肅反的名義秘密殺害[4]:66。從程訓宣犧牲到1939年的8年中，徐向前轉戰了許多地方，都沒有想到要再結婚。直到1939年9月20日，經朱瑞夫婦介紹、證婚，徐向前和身為蒙陰縣委婦女工作部部長的王靖結婚。但在結婚三年後，兩人因感情不合分了手[19]。徐向前的第四任妻子黃杰，湖北江陵縣人，原名黃書蓮。兩人1946年結婚[4]:247[2]:702。黃杰上過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當時徐向前也在該校當學員隊長，不過當時兩人並不認識。黃杰前夫為紅四方面軍早期領導人曾中生，後被張國燾殺害。
徐向前有三女一子：其中長女徐松枝由朱香嬋所生[4]:18。1941年，徐松枝被聶榮臻接出來送到延安，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軍醫。次女徐魯溪為王靖所生，三女徐小濤、子徐小岩為黃杰所生[77]。徐向前之子徐小岩曾任總裝備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於2006年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78]。2008年起擔任全國人大代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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