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民党清党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本條目是關於1927年至1928年的「清黨」中的初期事件。關於整個清黨過程，可見中國國民黨清黨。四一二事件（又稱東南清黨[2]、四一二慘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海大屠殺[3]），是中國國民黨清黨第一期中的標誌性事件[4]。
1927年4月12日，國民革命軍收繳工人糾察隊大批武器。4月13日，工人糾察隊與國民革命軍發生流血衝突。隨後，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部分國民黨左派被大規模逮捕、處決，並取締蘇聯顧問[5][6][7]。
事件原因複雜，其中包括蔣和汪精衛爭奪領導權[8]，同時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間不斷滲透國民黨內部使部分右派黨員及將領不滿，並且中共方面於地方發起暴動、迫害資產階級並掠奪其擁有財產等[9]:30-31，出現「有土皆豪，凡紳必劣」的路線。
北伐戰爭後期，國民黨內衝突不斷。1927年3月6日蔣命駐贛州新編第一師國民黨黨代表倪弼槍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10]。3月21日，上海總工會發動第三次工人暴動，組建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3月26日蔣到達上海，工人糾察隊在閘北槍決擁蔣派。[11]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吳稚暉提出發動「護黨救國」運動。
4月1日，國民黨主席汪精衛經蘇聯抵達上海，宋子文前往吳淞口迎接。期間，吳稚暉、李石曾等提出「共產黨已預備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並圖指使工人在租界發起暴動，以引起國民黨的外交糾紛」。[12]
4月2日，朱德在南昌發動政變，清除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蔣系勢力[13][14]；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古應芬、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在上海舉行會議，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吳稚暉呈文控告中國共產黨企圖奪取革命政權，且譴責鮑羅廷，陰謀使中國變成蘇聯殖民地[15]。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首先發言贊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制定首批通緝名單197人。[16]
4月3日至4月5日，汪精衛與蔣中正、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吳敬恆、李石曾、蔡元培等10餘人，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討論蔣提議：趕走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分共。汪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時間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張，會上眾人與汪辯論激烈，吳稚暉甚至向汪下跪求其改變態度。[12]汪精衛又與陳獨秀會晤，於4月5日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的聯合宣言》，強調國共團結。國民黨領導再次開會，汪遭到吳稚暉的臭罵，稱他「狗不如」，要他「滾蛋」，為此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張將其軟禁，不能放虎歸山。宋子文得知後，當天夜裡將汪偷偷送到「江丸號」輪」上，4月6日凌晨汪不辭而別悄然趕赴武漢。
4月9日，蔣命令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由白崇禧、周鳳歧分任正副司令，並頒發「戰時戒嚴條例」12條。同日，鄧澤如、蔡元培、吳稚暉、黃紹竑、張靜江、陳果夫等發表《中央監察委員聯名護黨救國之通電》（即「青電」），指責武漢國民政府「容共」。4月11日，蔣密令「已光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根據陳立夫說法，中國國民黨並沒有和青幫正式訂下合作計劃，但是「策劃、執行清黨的一個主要人物是楊虎；他是青幫領袖」。楊虎「把我們的建議傳遞給杜月笙……青幫就採取行動」[17]:43。
另一個造成緊張的要因，是鮑羅廷曾秘密策動郭松齡將軍反對張作霖。蔣張兩人1926年秋天就開始秘密接觸，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為代表秘密會晤，協議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因此「南京事件」後不到兩周，4月6日，得到公使團同意，張作霖在北京軍警搜查了蘇俄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藏身其內多時的58名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查獲並向外界公開了蘇聯和共產國際欲赤化中國之千餘文件[18]，包括共產國際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詳載蘇聯涉入中共之地下滲透活動，「及近來之街頭群眾運動的狀況」[17]:42，其中有一份蘇聯共產黨給當時革命政府顧問鮑羅廷的電報，指示不能讓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蘇聯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牽制帝國主義國家，使他們不能從東方攻打蘇聯[19]:65。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認為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工具。
4月12日凌晨1時到5時，清共派領導的中華共進會和上海工界聯合會成員向上海總工會糾察隊駐地閘北、南市、浦東、吳淞等處，發起攻擊。之後，蔣下令淞滬戒嚴司令部所屬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以「工人內訌」為理由，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沒收三千支步槍。」[17]:43上海總工會召開工人代表大會，決定4月13日上午10時舉行總同盟罷工。
工人糾察隊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會後工人遊行並與軍方爆發衝突。
關於4月13日當天衝突的詳情，各方來源差異很大。
1927年4月14日的《申報》稱：
南市工人約五六千人，於昨日午後，在公共體育場集會後，即整隊遊行，經過南車站前，被車站四周之革軍發槍射擊，當時立斃十餘人，傷數十人云。
1927年4月14日的《國文週報》稱：
閘北工人二千餘結隊遊行，軍隊制止不服，手執鐵棍、炸彈，其勢洶洶，旋沖入舊俄教堂內，師司令部屋內現炸彈聲，軍隊始開槍，被擊斃十餘，工人均扯蘇俄紅色國旗，糾察隊被捕者百餘人，中有六十餘系舊魯軍兵士，因抄出舊符號……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傭受迫攻軍，並非本意，與逃入民居者語全同。
1927年4月18日的《時事新報》稱：
聯合社雲，本月十二日糾察隊繳械，十三日寶山路發生兵工衝突，外間有謂死傷數百人者，殊屬駭人聽聞。茲經確實調查，計閘北浦東兩處，共死兵士十二名，工人三十名，受傷兵士五名，工人及民眾五十六名。總計死亡四十二名，受傷六十一名，死傷併計一百另三名。
遊行隊伍行進到寶山路時，第二十六軍突然從埋伏處衝出，向密集的人群開槍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計其數。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瀘州市強制隔離戒毒所官方澎湃號等來源稱：[20][20]
4月13日上午，上海煙廠、電車廠、絲廠和市政、郵務、海員及各業工人等20萬人舉行罷工。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10萬人參加的工人群衆大會，當天下午，反動軍隊占領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著，查封或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的共產黨員和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均被殺死。
4月14日，李濟深主持廣州陸海空將領開會議決定「清共」。4月15日，廣州四一五事件發生，廣州全城搜捕，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啓漢等被害。廈門、福州、寧波、南京、杭州、長沙（馬日事變）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支持者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
4月17日，蔣與一批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政治會議，發布清黨通電，並發出秘字一號命令，通緝中國共產黨首要分子197人：首要為鮑羅廷、陳獨秀，其次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劉少奇、張國燾、彭湃、鄧穎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親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亞子、鄧演達、章伯鈞等，也在通緝之列[21]。4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下令：「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軍及總預備隊，著均歸軍事委員會直轄。」[12]:2688-2689。4月18日，蔣等發表告民眾書，宣佈組成南京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和武漢國民政府對立，是為「寧漢分裂」。[1]:13
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22]:65。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爲蔣中正屠殺革命民衆宣言》認為：「蔣中正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並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4月21日，軍事委員會自廣東遷南京辦公，蔣發表告全體將士書[1]:13。4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發布通電，斥責蔣的分裂行為。[21]中國共產黨也進行清黨，大量處決敵人。[23]
4月28日，張作霖在北京把20名逮到的中國共產黨員，因有事實證據聯合蘇聯密謀顛覆中國政府，執行絞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釗」[17]:42。
四一二事件使國共反目，兩黨結下血海深仇。據當時《中國周報》記者斯諾估計，被殺害的左派人士在5,000人以上[24]:101。1928年6月30日，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稱：自從國民黨右派蔣中正、汪精衛背叛革命至今，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害約31萬至34萬人。[25]與此同時，國民黨認為該數據被嚴重誇大，而汪精衛在政治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上發言:「我們幾時殺過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憑空造謠……。」上海流氓勢力反共清黨有功，後來杜月笙成為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2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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