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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1945年9月14日—），江蘇濱海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1967屆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學生，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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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4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蘇省濱海縣，祖父是北伐軍的戰士，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黨員。蒯大富中學就讀於濱海八灘鎮中學，成績優異。1962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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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登出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出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全國上下興起了造反運動。當時身為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902班（即化九班）學生的蒯大富到一些大學看大字報，不久便要求同駐清華大學的工作組[1]負責人葉林進行公開辯論。1966年6月由於率先提出「炮轟」壓制文革的工作組，並要求奪權。1966年6月19日，蒯大富提出要趕走以葉林為組長的工作組，同一天劉少奇委託王光美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兩天後王光美加入工作組，成為引人注目的一員，但葉林仍為組長[2]。工作組在王光美的授意下認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學生。因絕食以示抗議，被開除團籍並關押18天。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來到清華大學看望關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組撤銷。康生指示從清華大學接蒯大富參加7月30日新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市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8月4日，陳伯達等人到清華大學參加批判以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獲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此時蒯大富在清華大學仍屬弱勢。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工作人員李訥的要求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簡稱「地質東方紅」）派出百餘人到清華大學張貼大量大字報，支持蒯大富。[3]
1966年9月6日，由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第一把手朱成昭牽頭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又稱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其負責人不設「司令」等名號，朱成昭為實際上的第一把手。此前在9月5日召開的三司負責人會議上，在朱成昭提議下，為支持清華大學文革，決定也給予蒯大富個人「首都三司負責人」的頭銜（和參加三司的16個群眾組織負責人的「首都三司負責人」頭銜一致），並同意蒯大富在9月6日三司成立大會上以「首都三司負責人」的身份帶領在場3,000多名紅衛兵宣讀誓詞。自此，蒯大富當上三司「司令」或「副司令」的謠傳便不脛而走，蒯大富也得到了「蒯司令」的綽號。[3]
此時蒯大富手下尚沒有任何組織。1966年9月23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成立，蒯大富為負責人（即第一把手）。1966年12月19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同三司的創始成員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合併，成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蒯大富成為第一把手。[3]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單獨接見蒯大富，聽取了匯報，並布置了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任務。蒯大富返回清華後，召開了井岡山總部的會議，傳達了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餘人從清華大學赴天安門廣場遊行，一路上打著「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到達天安門廣場後，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然後分五路以廣播車開道在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帶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被稱為一二·二五大行動。
1967年1月6日傍晚，與蒯大富關係密切的、主要由清華大學電機系二年級學生組成的「捉鬼隊」給王光美撥電話，冒充醫生及交警，謊稱王光美的女兒劉平平被汽車撞傷，正在人民醫院搶救，需要家長簽字。於是劉少奇、王光美驅車來到醫院，沒有發現女兒劉平平，而看到了作為人質扣留的兒子和另一個女兒。後來王光美留下並被紅衛兵帶到清華大學準備批鬥，第二天在周恩來的干預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參與上海「一月奪權風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紅衛兵召開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參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蒯大富當上了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組成「揪斗劉少奇火線指揮部」，圍困中南海，採用喊口號，貼標語，高音喇叭廣播，甚至絕食的方法，勒令劉少奇寫檢查，低頭認罪，接受批鬥。蒯大富和他的井岡山兵團在火線指揮部充當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見紅衛兵，蒯大富還登上了天安門。27日，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揮手下貼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標語，28日，清華井岡山兵團的小報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聲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召開討論會，會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軍的幹部打成「帶槍的劉鄧路線」，並進一步煽動「打倒徐向前」。主持召開各地紅衛兵參加的「目前形勢分析會」，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岡山》報上發表《無產階級大奪權萬歲》，大談「奪權經」。
1968年5月，蒯大富組織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清華大學兩派武鬥中的一方。30日凌晨攻擊反對蒯大富的群眾組織，導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生殘疾，直接經濟損失折合人民幣逾1,000萬元。清華的武鬥影響了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的大規模武鬥。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卻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開槍造成5名工宣隊員死亡，數百人受傷。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五大領袖」，批評了蒯大富，蒯大富當場投入毛澤東的懷中痛哭。五大領袖返回學校下，動員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戰鬥。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冶金部三〇四廠）任技術員。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義被送到清華大學接受審查，1973年審查結束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一說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監督勞動。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大會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6日[4]，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追隨林彪、江青反黨集團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進行刑事判決。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先後被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和青海共和縣塘格木農場。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刑滿釋放（刑期從1970年11月1日被隔離審查算起），回到青銅峽鋁廠工作。1992年偕妻子到山東省蓬萊市登州鎮司家莊振興實業總公司，任工程師。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業之聘到首都任職，但很快驚動了劉少奇遺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層領導，被迫離開北京到江蘇常州，後又到深圳在一家照明工程公司任總經理，直至中風離職。
據萬潤南回憶，1966年6月，蒯大富和薄一波辯論，薄一波說「瞧你這個名字，就是資本主義的！什麼大富……」蒯大富則說：「不！我這個名字是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是小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5]後來蒯大富的女兒叫蒯小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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