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或中央文革，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66年5月設立的一個機構，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直接指揮文化大革命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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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中央文革小組的初衷是領導文化大革命。但在文革推進過程中，它很快就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為權力極大的機構。1969年中共九大成立新一屆政治局後自動撤去，之後四人幫通過1970年成立的中央組織宣傳組繼續發揮影響。此時，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緊跟毛澤東的成員都進入中央政治局。他們是：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主要成員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被告人。陳伯達、康生為五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另三人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
歷史
1964年7月，毛澤東提議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為中央非常設機構，彭真為組長，主要是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1966年2月，針對日益升級的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並在會後起草了「二月提綱」，試圖將批判運動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之內，但後來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指責。
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央發出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決定小組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副組長為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為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8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陶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賦予它「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的性質，是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務的專門機構。8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
該機構於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人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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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2日增補陶鑄（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任中央文革顧問。穆欣曾任辦公室主任。下轄有辦事組、接待站、宣傳組、文藝組、理論組等。辦公地點在釣魚臺賓館14號樓。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它主管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事務。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它有了十六條賦予的權力，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1967年1月12日《給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起草）聯合署名。「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緊跟中央軍委，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成為當時的政治口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名詞。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張聞天已被定性為反黨集團，1966年文革開始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烏蘭夫、陸定一、薄一波相繼被打倒，1967年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衝擊，加之林伯渠與羅榮桓已病故，朱德、陳雲、董必武「靠邊站」，劉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剩下陳伯達、康生兩人。中央文革實際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澤東以其秘書班子取代常規國家權力體制的過程。
同時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權威至高的領導機構：「中央文革碰頭會」。碰頭會成員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並主持。
小組人事更換頻繁、易於獲罪，不少人從這裡被投進了秦城監獄（如穆欣、金敬邁、矯玉山、王廣宇等）。
1966年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尹達先後在原單位被打倒。擔任顧問的陶鑄、擔任副組長的王任重、劉志堅，於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繼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關鋒、戚本禹也被剝奪權力。
- 郭影秋：1966年7月27日-29日被北京市委與中國人民大學。
- 尹達：1966年8月底被中科院歷史所
- 張平化：1966年8月30日中央決定他重回湖南主持工作，脫離了中央文革小組
- 鄭季翹：1966年11或12月
- 劉文珍：1966年12月
- 王任重：1966年12月27日
- 陶鑄：1967年1月4日
- 劉志堅：1967年1月4日
- 楊植霖：1967年初
- 謝鏜忠：1967年5月
- 王力：1967年8月30日
- 關鋒：1967年8月30日
- 穆欣：1967年9月6日
- 戚本禹：1968年1月13日
中央文革的作為引起了聯動等組織和社會力量公開或私下的批評、反對、抵制。為了給天下大亂的造反奪權活動提供安全保證，《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被概括為「惡攻罪」）。但這條規定的精神後實際上發展到對適用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全體成員（包括中央文革）——「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魯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駐地查勘，被定性為「武裝衝擊中央文革」，是楊余傅事件的原因之一。
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郵資。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後成立新一屆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五位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全體進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復正常活動，權力運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小組自動消亡。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這個《通知》（五一六通知）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直到1970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倒台並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後，中央文革小組才不再在中央文件中被提及。[1]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而此前，在九大上進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陳伯達）都被判刑，已故的康生則被開除黨籍、撤銷悼詞、骨灰移出八寶山革命公墓。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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