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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禍」（英語：Yellow Peril）又稱「黃禍論」，是一種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隱喻，將東亞人物普遍述為對西洋世界的威脅。[2]批評人士指它是新帝國主義時期伴隨誕生的產物，將侵略東方作為合理化的新帝國主義思想的支流。[3]
作為來自東方世界的一種心理文化威脅，對黃禍的恐懼不是針對某一個民族或國家，在有時是種族性地針對整體的黃種人。作為仇外心理的一種形式，黃禍是對東方非白人的莫名恐懼，在美國作家洛斯羅普·斯托達德的作品《反對白人世界霸權的有色人種浪潮》中呈現。[4] 19 世紀後期，俄羅斯社會學家雅克·諾維科夫在文章「Le Péril Jaune」中創造了「黃禍」這個詞。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執筆草稿，然後由畫家赫爾曼·克納克富斯完成了著名版畫「歐洲各國家，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以此鼓勵各國去入侵、征服和殖民。[5]德皇利用黃禍的種族意識形態，將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描繪成亞洲種族對西歐白人的威脅，指中國和日本將結成聯盟，然後征服及奴役西洋世界。[6][7]
漢學家梁永輝是這樣解釋這個詞的起源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黃禍（有時是黃色恐怖或黃色幽靈）這個詞表達了西方對性的焦慮，對異族他者的恐懼，以及像斯賓格勒那樣相信西方將被東方超越和將被其奴役的信念。[8]學者吉娜·馬爾凱蒂（Gina Marchetti）認為白人對東亞人的心理恐懼是植根在中世紀時蒙古入侵歐洲所產生的恐懼。黃禍結合了對異族文化的種族主義恐懼、性焦慮，以及相信西方將被東方黑暗的神秘的力量包圍，並將不可抗拒地被壓倒的信念。[9]因此，西洋為了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將黃禍思想擴大到日本人民。此外，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作家們將黃禍思想發展成種族主義式的敘事主題，特別是在入侵文學、冒險小說和科幻小說等講述種族衝突的類型中特別常見。[10][11]
黃禍的種族主義和文化刻板印象起源於19世紀後期，當時清國工人大量移民至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和紐西蘭。由於當時部分華工同意以低於當地白人的工資工作，這激起了部分白人對華人社區的種族主義反彈。[12][13]
自1870年以來，黃禍的恐懼在歐洲和北美盛極一時。[14]在中歐，東方學家兼外交官馬克斯·馮·巴蘭德建議德皇威廉二世殖民清國。[15]因此，德皇使用黃禍（Die Gelbe Gefahr）這個詞來合理化對清國的殖民行為。[16]1895年，德、法、俄三國干涉了馬關條約的簽訂，迫使勝出甲午戰爭的日本放棄了遼東半島，這行為成為其後日俄戰爭的導火線，而當時德皇正是使用種族主義來號召反對黃種人。[17][18]
此外，德皇使用赫爾曼·克納克富斯的版畫「歐洲各國家，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來向其他歐洲君主傳達他的地緣政治思想，並將德國描繪為歐洲的領導者。[19][20]在政治上，德皇威廉二世相信即將會在20世紀爆發決定全球霸權的種族戰爭。[21]
19世紀後期，清國根據《伊犁條約》收復了東干起義後俄羅斯佔領了十年的伊犁河流域東部地區。[22][23]當時，西洋諸國的一些媒體藉此宣揚清國是一個崛起的軍事強國，並利用黃禍意識形態來激起種族主義恐懼，把清國描繪成會將征服澳大利亞等西方殖民地。[24]
當時俄羅斯帝國的作家們表達了對「拔都入侵」或「蒙古浪潮」的恐懼。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將日本人和中國人結合成「泛蒙古人」，指他們會將征服俄羅斯和歐洲。[25][26][27]俄羅斯象徵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梅列日科夫斯基也是這樣認為。[28][29]探險家弗拉基米爾·阿爾謝尼耶夫的作品也說明了沙皇俄國對「黃禍」的敵意。這種恐懼一直持續到蘇聯時代，導致蘇聯集體流配國內的韓國人[30][31]，當地清國人也同時遭池魚之殃，據資料顯示1938年在海參崴的清國人除遭到驅逐外，有人被控非法越境而遭判刑勞改，更有人以間諜罪被處決[32][註 1]。
阿爾謝尼耶夫在1914年的專著《烏蘇里地區的中國人》中，把三個東亞民族（韓國人、清國人和日本人）描述為單一的「黃禍」，批評他們移民到俄羅斯。指他們「猛攻」烏蘇里地區。[33]
曾有多達17 000名清國工人到達加拿大，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當時工作條件極為惡劣，工資低卻從事最危險的建築工作。[34]許多華工因此死亡。事故的受害者沒有得到適當的葬禮。大部分遺體被埋入鐵路，遇難華人家屬沒有得到任何賠償，甚至沒有收到死亡通知。許多倖存者沒有足夠的錢回到他們在清國的家。[35]因為華工人數漸多，加拿大議會在1885年通過1885年華人移民法案，向每個進入加拿大的中國人徵收人頭稅。1923年更通過1923年華人移民法，完全禁止所有來自清國的移民。[36] 直到2006年加拿大才為當年華人受到的待遇正式道歉。[37][38]
批評人士指出，美國主要以「東亞病夫」、「大國崛起入侵」為主要的意識形態發展各自的黃禍論基礎，由其以華人分布最多的加州最為興盛，並因此衍生出了相關的文學敘事，用以具體描述這種對於種族的恐慌症與產物，論述野蠻與文明之間的種族對立戰爭，創造出想像化的東方社群。[3]
1878年，美國作家阿特威爾‧惠特尼（Atwell Whitney）發表了《杏仁眼：大煽動家；一個當代故事》（Almond-Eyed: The Great Agitator; a Story of the Day），反映的是局部化於加州的恐華症。故事裡，一對白人父子—宣教師的父親認為可以豐收華人的靈魂、兒子則思利用華人的廉價勞力—為一個健康的加州小鎮引進大批移民，結果帶來了毀滅，位於山丘上的唐人街藏污納垢，病毒流向白人區，而唐人開的鴉片煙攤則毒害白人兒童。
Robert Wolter於1882年所寫的《西元1899年華人攻占俄勒岡與加州簡史（A Short and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Taking of Oregon and California by the Chinese in the Year 1899 A.D.），描繪滿族為主的八旗軍率海軍艦隊, 與當地的華人移民裏應外合地攻打舊金山。有人批評本書作者藉此煽動美國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從而讓其產生一種「華人移民都是間諜」的思想。
不過由於1882年排華法案的出現，以至於這種文學敘事在歷史的現實效力被削弱了，美國人開始轉化成為強勢反侵略的一方，將華人和其他黃種人住民進行近乎種族隔離的政策。
1898年，美國的黃禍論作家門鐸（Oto Mundo）又拋出了《光復淪陷的大陸：一個中國入侵的故事》（The Recovered Continent:A Tale of the Chinese Invasion），預測至1933年大清帝國被革命政權推翻，新政權先侵奪了英屬法屬的東南亞、然後進軍俄國，決戰發生在東歐與地中海，正是蒙古軍西征抵達之地，隨後歐洲被併吞，最後輪到美國。在此一作品當中，作者認為如果華人也受了外來的人種(如白人或日本人等高級人種的領導進行侵略，華人龐大的人口基數將會使得西洋毫無招架之力。
1949年，科幻小說家羅伯特·海萊因寫了一本名為《第六縱隊》（Sixth Column），描述美國被中日兩國的泛亞勢力征服，他們在此之前已併吞了蘇聯與印度，如今將美國人淪為奴隸，把他們的活動限制於「工作、食物、宗教」三項，出版物禁止用英語印刷，對叛亂採取血腥鎮壓，美國人有一次起義失敗，被屠殺十五萬人。黃種征服者以優越種族自居，被征服者在背後則稱他們為「扁臉」、「斜眼」、「猴童」。只有一個在洛磯山脈的秘密科研站逃避了占領軍的偵察，其人員用磁軌砲進行反擊，而且他們能將其調整為只殺死黃種人。[3]
1854年，作為《紐約論壇報》的編輯，霍勒斯·格里利發表了《華人移民到加州》的社論，支持禁止支持將華人工人和華人進入加州。格里利並沒有使用「黃禍」這個詞，但是把抵達的苦力與非洲奴隸進行比較。 他讚揚了抵達中國人中為數不多的基督徒，並繼續說：
"They are uncivilized, unclean, and filthy beyond all conception, without any of the higher domestic or social relations; lustful and sensual in their dispositions; every female is a prostitute of the basest order; the first words of English that they learn are terms of obscenity or profanity, and beyond this they care to learn no more. "
「他們是超乎想像的不文明、不潔和骯髒，沒有任何更高的家庭或社會關係。他們的性情好色和淫慾，每個女人都是最卑鄙的妓女，他們學習的第一個英語單詞是淫穢或褻瀆的術語，除這些詞外，他們不會再關心學習。」
——紐約每日論壇報，中國移民加州，1854年9月29日, p. 4.[39]
在1870年代的加利福尼亞州，儘管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允許非技術工人從中國移民到美國，但本土白人工人階級要求美國政府停止那些「骯髒的黃色部落」的移入，因為他們認為華人正在奪取本土白人的工作，這種情緒在經濟蕭條時期間尤其常見。[40]在洛杉磯，「黃禍」的思想引發了1871年洛杉磯華人大屠殺，其中500名白人男子在唐人街隔都對20名華人實行私刑。[41]在整個1870年代和1880年代，加利福尼亞工人黨的領袖丹尼斯·吉爾尼都活用黃禍意識形態，來應對媒體、資本家、政治家和清國工人，[42]並都會以「無論發生什麼，中國人都必須走！」來結束他的演講。[43][44]
與當時的愛爾蘭天主教移民一樣，美國的部分大眾媒體視亞洲人為具有文化顛覆性，指他們的生活方式縱會削弱美國的共和主義。在種族主義的政治壓力下，國政府制定了《美國排華法案》，完全禁止華人移民，直到1943年才被廢除。[45]而這法律是目前唯一一個完全針對一個特定族群的的美國法案。[46][47]此外，美國的大眾媒體仿效德皇威廉二世，大量採用「黃禍」一詞，將日本視為軍事威脅，並用來描述許多來自亞洲的移民。[48]
1900年，清國境內愈演愈烈的極端排外的義和團運動進一步加深了白人對東亞人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義和團是一個打著所謂「扶清滅洋」的極端組織，他們將當時所有問題歸咎於西洋和西洋文明（無論是不是有益處），義和團殺死在清國的外國人和清國基督徒或被西化的人來所謂的「拯救」國家。[49]
當時聲稱要為被殺害的西洋人報仇雪恨。[50]對此，英國、美國、日本、法國、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組成了八國聯盟，並派出一支多國聯合遠征軍，以保護駐京使館及僑民為名，佔領北京。[51]
義和團在中國對外國人實施暴行的消息，激起了西洋世界，尤其歐洲和北美的黃禍種族主義。在清國發生的事件，被視為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種族戰爭。[52]
俄羅斯帝國的媒體以種族主義和宗教術語，將義和團運動描述為：神聖的白種人俄羅斯與異教黃種人清國之間的文化戰爭。新聞界引用哲學家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的〈恐華詩〉，進一步支持黃禍論。[53]俄羅斯貴族要求對亞洲威脅採取行動。親王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特魯別茨科伊敦促俄羅斯帝國和其他歐洲君主國共同瓜分中國，結束基督教世界的「黃禍」。[54]因此，作為對義和團運動的回應，在1900年7月3日俄羅斯將所有華人驅逐出海蘭泡。 7月4日至8日，沙皇警察、哥薩克騎兵和當地自衛隊在阿穆爾河殺死了數千名清國人。[55][56]
1900年7月27日，德皇威廉二世發表了「匈奴演說」，號召德軍在清國展開無情的報復行動，要求像士兵要像「匈奴人」一樣行事和對清國人。
"Kommst ihr vor den Feind, so wird derselbe geschlagen!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Wer euch in die Hände fällt, sei euch verfallen! Wie vor tausend Jahren die Hunnen unter ihrem König Etzel sich einen Namen gemacht, der sie noch jetzt in Überlieferung und Märchen gewaltig erscheinen läßt, so möge der Name Deutscher in China auf 1000 Jahre durch euch in einer Weise bestätigt werden, daß es niemals wieder ein Chinese wagt, einen Deutschen scheel anzusehen!"[57]:14
「走向敵人的前面，然後痛擊他們！不饒恕！不收俘！誰落到你手中，就任憑你們處置，就如同千年前，在匈奴王阿提拉領導下為自己贏得了名聲，這仍然還在廣泛地口耳相傳著和成為故事，他們仍然在傳統和童話中裡看起來很強大，願德國的名留在中國千年間，從此沒有中國人再敢掂量對德國人斜眼以對！」
礙於外交的公眾形象，外交部出版的版本中刪去了德皇呼籲種族主義的內容。德皇對外交部的審查感到惱火，自己發表了未經刪減的匈奴演說，[58]德皇命令遠征指揮官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在清國展開報復，因為清國人「生性懦弱，像狗一樣，但也很狡猾」。[59]同一時候，德皇最好的朋友菲利普·楚‑奧伊倫堡‑赫特費爾德寫信給另一位朋友，說德皇要夷平北京，殺戮民眾，為德意志帝國駐華大使克林德報仇。[60]
一位當時在清國的澳大利亞人說︰[61]
「中國人的未來是一個可怕的問題。看看北京街頭的可怕景象……看看他們裹在身上的骯髒破爛的破布。 在他們經過時聞一聞。聽到他們無名的不道德行為。目睹他們無恥的下流，並在想像如果他們出現在你倒自己的人民中....呃！這讓你不寒而慄！」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is a fearful problem. Look at the frightful sights one sees in the streets of Peking ... See the filthy, tattered rags they wrap around them. Smell them as they pass. Hear of their nameless immorality. Witness their shameless indecency, and picture them among your own people — Ugh! It makes you shudder!"
英國海軍上將羅傑·凱斯回憶說︰[62]
"Every Chinaman ... was treated as a Boxer, by the Russian and French troops, and the slaughter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retaliation, was revolting"
「每個中國人……都被俄羅斯和法國軍隊當成義和團對待，他們為了報復而屠殺男人、女人和兒童，這令人反感。」
美國傳教士盧埃拉·邁納 (Luella Miner)說：[63]
"The conduct of the Russian soldiers is atrocious, the French are not much better, and the Japanese are looting and burning without mercy. Women and girls, by the hundreds, have committed suicide to escape a worse fate at the hands of Russian and Japanese brutes"
「俄羅斯士兵的行為殘暴，法國人也好不了多少，日本人肆無忌憚地搶劫和焚燒。數百名婦女和女孩為了逃避落入俄羅斯和日本的手中而自殺。」
當代西洋觀察家對德國、俄羅斯和日本軍隊的批評最為嚴厲，因為他們冷酷無情，願意肆意處決不同年齡和背景的清國人，有時甚至燒殺整個村莊的人口。[64]美國人和英國人付錢給袁世凱和他的軍隊幫助聯軍鎮壓義和團。 聯軍攻占北京後，袁世凱的軍隊在直隸省和山東省剿滅了數萬名義和團成員。
1900年9月27日，德國陸軍元帥瓦爾德西遠征清國，在八國聯盟擊敗義和團叛亂後，他向清國北方發起了75次懲罰性襲擊，搜尋並摧毀了剩餘的義和團。1900年11月19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奧古斯特·倍倍爾在國會批評德皇對清國的攻擊，指這對德國來說是可恥的。
"No, this is no crusade, no holy war; it is a very ordinary war of conquest ... A campaign of revenge as barbaric as has never been seen in the last centuries, and not often at all in History ... not even with the Huns, not even with the Vandals ... That is not a match for what the German and other troops of foreign powers, together with the Japanese troops, have done in China.[58]:97"
「不，這不是十字軍東征，也不是聖戰； 這是一場非常普通的征服戰爭。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從未見過如此野蠻的複仇運動，在歷史上也從未出現過……即使是與匈奴人，甚至與汪達爾人也無法與德國和其他列強軍隊在中國所做的事情相提並論。」
德皇命令遠征軍指揮官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陸軍元帥表現得野蠻，因為清國人生性懦弱，像狗一樣，而且很狡詐。德皇最好的朋友，歐倫堡親王菲利普寫信給另一位朋友，稱德皇想要夷平北京並屠殺民眾，為德意志帝國駐華公使克萊門斯·馮·克特勒男爵被殺報仇。只有八國聯軍拒絕解決公使館圍困的野蠻行徑將北京的清國民眾從德意志帝國建議的屠殺中拯救出來。1900年8月，一支由俄羅斯、日本、英國、法國和美國士兵組成的國際軍事力量占領了北京，而德國軍隊已抵達該市。[65][66]
清國越演越烈的排外民族主義，使到白人種族政治家感到文化上的恐懼，他們呼籲白人團結起來，反對來自「遙遠亞洲威脅西洋文明的非白人他者」。
1900年7月，德國知識分子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在評論第二次波耳戰爭及義和團運動時，給出了一個評論，並且透露出文化上的恐懼，他說︰「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件事，英國人和荷蘭人出於各種複雜的原因繼續互相殘殺是犯罪的行為，因為巨大的黃色危險正籠罩著我們白人，並威脅著毀滅我們白人。」[68]在《十九世紀的基礎》（1899）一書中，張伯倫為泛日耳曼主義和 20 世紀初的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極大地影響了納粹德國的種族政策[67]。
奧地利哲學家克里斯蒂安·馮·厄棱費爾是黃禍論的大力鼓吹者，他提出西方世界和東方世界正處於達爾文式爭奪地球統治的種族鬥爭中，而黃種人正在贏得這場鬥爭。他又說中國人是「劣等種族」，他們的東方文化缺乏「所有潛力，包括決心、主動性、生產力、發明和組織才能...而這些都只是西方白人文化才有的。」[69]
不過，儘管厄棱費爾把亞洲人歸納成身體上及精神上都無能的刻板印象，但他還是稱讚了當時的日本是一流的帝國軍事強國。他認為日本人與「基因優越」的中國女性進行選擇性育種會產生「健康、狡猾、苦力」的種族。厄棱費爾的種族主義要點是，如果亞洲征服了西方等於白人種族滅絕，歐洲大陸被基因優勢的中日軍隊征服。[69]
他認為，要解決東西方之間的人口數量失衡問題，他提議徹底改變基督教西方的習俗，當中的重點是取消一夫一妻制，而改成一夫多妻制。他認為一夫一妻制是白人至上主義的障礙，因為這限制了「基因優越的白人男性只能與一個女性生育孩子」，而亞洲的一夫多妻制給了黃種人更大的生殖優勢。因此，國家通過一夫多妻制來控制人類的性行為，以確保持續繁殖基因和數量上優越的白種人[69]。
在這樣一個父權制社會中，只有可靠遺傳性的高地位白人男性才有合法的生育權，以及他負擔得起的生育妻子的數量，因此要確保只有「社會贏家」在他們的種族種姓內生育。儘管在他的提議中，男性可以一夫多妻制，但白人女性在法律上仍然是一夫一妻制， 她們的生命致力於妻子和母親的生育功能使命。有生育能力的婦女將在公共軍營中居住和過著日常生活，她們在那裡共同撫養許多孩子。 為了履行她對國家的生育義務，每個女人都被分配了一個丈夫，只是為了生育性行為。在他的世界觀裡，白人至上主義的社會工程將從性行為中消除了浪漫的愛情（婚姻），從而減少了男女性關係，變成機械生產的交易。[69]
為了結束黃禍對西洋世界的威脅，馮·埃倫費爾斯提出了西洋各國之間的白人種族團結，以便在種族衝突在軍事上變得不可行之前，共同發起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征服亞洲。然後建立一個世界範圍內的種族等級制度，以世襲種姓制度的形式組織起來，以亞洲每個被征服國家的白人種族為首，雅利安白人寡頭政治將形成、居住並領導亞洲的種族種姓。統治階級、軍隊、知識分子；在每個被征服的國家，黃種人和黑種人都將成為奴隸，這是全球種族等級制度的經濟基礎。[70]
馮·埃倫費爾斯在20世紀初提出的雅利安社會，將在西洋世界遙遠的未來，在擊敗黃禍和其他種族控制地球後實現，因為雅利安人只會響應命令當蒙古浪潮拍打著他的脖子時，他開始了性改革。馮·埃倫費爾斯將日俄戰爭（1905年）中日本的軍事勝利描述為亞洲人對白人的勝利，基督教的「文化失敗」表明為了西洋人類種族的繼續存在，絕對有必要進行激進的性改革……（白人種族生存問題）已從討論的層面上升到科學證明的事實的水平。」[70]
從1895年開始，威廉皇帝利用黃禍意識形態將德意志帝國描繪成西洋抵禦東方征服的捍衛者。在推行旨在將德國建立為主導帝國的世界政治政策時，德皇操縱了自己的政府官員，公眾輿論和其他君主。德皇在給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封信中說：「開拓亞洲大陸、保衛歐洲免受黃種人的入侵，顯然是俄羅斯未來的重大任務。」
作為他的表弟，威廉皇帝知道沙皇尼古拉斯也有他的反亞裔主義，並相信他可以說服沙皇廢除法俄聯盟（1894年），然後組建德俄聯盟來對抗英國。在追求德意志帝國世界政治的操縱性追求中威廉二世故意使用黃禍口號不僅僅是個人特質，而且符合他統治下德國外交政策的總體模式，即鼓勵俄羅斯的遠東冒險，後來又在美國和日本之間挑撥離間。威廉二世的黃禍宣傳不是實質，而是形式，擾亂了威廉大街的官方政策。」[71][72]
19世紀，黃禍意識形態的種族和文化刻板印象使德國人將俄羅斯視為一個更像亞洲而非歐洲的國家。歐洲民間對13世紀蒙古入侵歐洲的記憶使「蒙古」一詞成為 「殘酷的亞洲文化和對征服的貪得無厭」的文化同義詞，蒙古游牧部落領袖成吉思汗尤其體現了這一點。
雖然所謂的中華文化在18世紀的英國受到一小部分人推崇，但到了19世紀，鴉片戰爭導致了對清國人的刻板印象，華人視為是具有威脅性的擴張主義敵人以及腐敗墮落的人。不過，流行的黃禍種族主義也有例外。1890年5月，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批評澳大利亞的反華移民法懲罰了他們努力工作的美德（勤奮、節儉和正直），而不是懲罰了他們的惡習（賭博和吸食鴉片）。[73]
1904年，在一次有關日俄戰爭的會議上，愛德華七世國王聽到德皇抱怨黃禍是威脅基督教世界和歐洲文明的最大危險。如果俄羅斯人繼續讓步，黃種人就會在二十年後占領莫斯科和波森。德皇批評英國與日本一起對抗俄羅斯，並表示其動機是「種族叛國」。愛德華國王說他「看不到這一點。日本人是一個聰明、勇敢和俠義的民族，與歐洲人一樣文明，他們與歐洲人的區別僅在於皮膚的色素沉著」。[74]
英國首次使用「黃禍」一詞是在《每日新聞》（1900年7月21日）的報道中，將義和團運動描述為最嚴重形式的黃禍。當時英國人的恐華症，即對中國人的恐懼，並不包括所有亞洲人，因為英國在日俄戰爭中站在日本一邊，而法國和德國則支持俄羅斯；而威廉船長的報告 帕金納姆「傾向於將俄羅斯描繪成他的敵人，而不僅僅是日本」。[73][75]
關於西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恐華症，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弗雷林在《黃禍：傅滿洲博士與恐華症的崛起》(2014)中指出：[76]
20世紀初期，英國充斥著厭華情緒。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雜誌、小報和漫畫等都散布著清國摧毀西洋的殘酷野心的故事。 這位犯罪頭目（他的「狡猾的黃臉被薄唇的笑容扭曲」，夢想著統治世界）已成為兒童出版物的主要內容。1911年，《英格蘭的華人：一個日益嚴重的國家問題》在英國內政部發表了一篇文章，警告稱「一場巨大而劇烈的世界末日將決定誰將成為世界的主人，是白人還是黃種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電影院、戲劇、小說和報紙都播放了「黃禍」密謀腐蝕白人社會的景象。1929年3月，倫敦中華民國公使館臨時代辦抱怨說，在西區上演的不少於五部戲劇以「惡毒和令人反感的形式」描繪了中國人。
倫敦萊姆豪斯區（具有大量清國元素）在英國大眾的想像中被描繪成道德敗壞和罪惡的中心，即賣淫、吸食鴉片和賭博。根據歷史學家安妮·威查德的說法，許多倫敦人認為英國華人社區，包括三合會黑幫，「正在綁架年輕的英國婦女，並將其賣為白人奴隸」，這在西洋流行文化中是「比死亡更糟糕」的命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保衛領土法》被修改，將吸食鴉片作為「道德敗壞」的證據，應被驅逐出境，這是將華人社區成員驅逐到清國的合法法律。這種道德恐慌部分源於這樣的社會現實：英國婦女通過戰爭生產工作實現了經濟獨立，這使得她們（除其他外）享有性自由，這是對父權社會的文化威脅。威查德指出，「工薪階層女孩在萊姆豪斯與中國佬交往」和「新人在蘇豪區酒館帶領軍官誤入歧途」的故事助長了道德恐慌。[77][78]
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黃禍的恐懼是尋求在澳大利亞大陸建立國家和社會的白人的文化特徵。對非白人的種族主義恐懼是入侵文學小說中常見的主題，例如《黃潮：亞洲人入侵澳大利亞的浪漫史》（1895年）、《有色人種的征服》（1904年）、《中國的覺醒》（1909年） 、《愚人的收穫》（1939）。這種奇幻文學的特點是亞洲人入侵澳大利亞「空曠的北方」，那裡居住著澳大利亞原住民，即非白人、本土的他者，白人移民與他們爭奪生存空間。記者兼勞工領袖威廉·萊恩在小說《白還是黃？：公元1908年種族戰爭的故事》（1887）中說，一群中國人合法抵達澳大利亞，侵占白人社會並壟斷產業，剝削白人。 澳大利亞「空曠的北方」的自然資源。[79]
作為19世紀的澳大利亞入侵文學，歷史小說《白色還是黃色？》（1887）呈現了威廉·萊恩的種族主義和左翼政治，描繪了澳大利亞受到黃禍威脅的情況。在不久的將來，英國資本家操縱澳大利亞法律體系，然後立法讓中國工人大規模移民澳大利亞，不顧對澳大利亞白人社會造成的社會經濟後果。英國對澳大利亞經濟的操縱導致社會衝突（種族、金融、文化、性）升級為爭奪澳大利亞控制權的種族戰爭。
小說《白種人還是黃種人》敘事中的黃禍種族主義？證明澳大利亞白人殺害清國工人是為了控制澳大利亞而採取的防禦性、生存性反應。關於白人種族替代的故事引起了人們對勞工和工會領導人利用來反對清國工人合法移民的擔憂他們將其解釋為對白澳大利亞的種族、經濟和道德威脅。亞洲的放蕩主義威脅著白人基督教文明，而郎的主題則以混血為代表。對種族替代的恐懼被表現為對澳大利亞人中白人種族團結的非政治呼籲。[80]
在文化上，黃禍入侵小說表達了白人對亞洲男女貪婪性慾的性恐懼主題。這些故事描繪了處於性危險中的西洋少婦，通常是通過吸食鴉片在感官和道德上的釋放來誘姦。在入侵文學的父權世界裡，跨種族性關係對於白人女性來說是「生不如死的命運」，從此成為白人男性的性賤民。在1890年代，這一道德主題是女權主義者和勞工組織者羅斯·薩默菲爾德的信息，她通過警告社會清國男性對澳大利亞女性美貌的不自然的貪婪目光，表達了白人女性對黃禍的性恐懼。[81]
1901年，澳大利亞採取了由《1901年移民限制法》非正式啟動的白澳政策，廣泛排除亞洲人，特別是華人和美拉尼西亞人。歷史學家說，白澳大利亞政策是「為維持西方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高標準而做出的強烈努力（在那個階段，無論如何偽裝，都必須嚴格排除東方民族）」 1913年，電影《澳大利亞在召喚》（1913）訴諸對黃禍的非理性恐懼，描繪了「蒙古人」對澳大利亞的入侵，最終被普通澳大利亞人通過地下、政治抵抗和游擊戰擊敗。[82]
1919年巴黎和會，澳大利亞總理比利·休斯強烈反對日本代表團提出的將種族平等提案納入《國際聯盟盟約》第二十一條的要求：[83]
民族平等是國際聯盟的一項基本原則，締約各方同意儘快給予國際聯盟成員國所有外國國民在各方面平等和公正的待遇，一視同仁。無論是在法律上還是事實上，由於他們的種族或國籍。
休斯在回應該提案時表示，「一百名澳大利亞人中有九十五人拒絕平等的想法」； 他以工會成員的身份進入政壇，像大多數澳大利亞白人一樣，強烈反對亞洲人移民到澳大利亞。 休斯認為，接受該條款將意味著白澳大利亞政策的終結，並寫道：「如果篡改白澳大利亞，任何政府都無法在澳大利亞生存一天。」儘管英國代表團中的英國官員發現該提案符合英國的立場，即所有英國臣民名義上平等，作為維護帝國統一的原則，他們最終屈服於包括休斯在內的英國領土政治家的壓力，並表示反對該條款。[84]
儘管會議主席、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對該條款無動於衷，但他最終站在了英國代表團一邊，並規定該條款需單方面要求國聯成員國一致投票才能納入。1919年4月11日，經過長時間激烈的辯論，進行了最終投票；在法定人數17票中，該提案獲得11票贊成，沒有任何國家的代表投反對票，但有6票棄權，其中英國和美國代表團全部4票棄權，它沒有通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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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法國帝國主義政客援引「黃禍」一詞來消極比較法國的低出生率和亞洲國家的高出生率。這種種族主義主張在法國民眾中引起了一種人為的文化恐懼，擔心亞洲移民工人很快就會淹沒法國，而這種恐懼只有通過提高法國婦女的生育能力才能成功應對。然後，法國將擁有足夠的士兵來阻止最終來自亞洲的移民潮。從種族主義的角度來看，法國媒體在日俄戰爭（1904-1905）期間站在俄羅斯帝國一邊，將俄羅斯人描繪成捍衛白人種族免受日本黃禍的英雄。[86][87]
1904年，法國記者勒內·皮農報道稱，黃禍是對西洋世界白人文明的文化、地緣政治和生存威脅：[88]
「黃禍」已經進入人們的想像，正如威廉二世皇帝的名畫《歐洲人民，保衛你們最神聖的財產，1895年》所體現的那樣：在大火和屠殺的背景下，日本，中國的游牧民族遍布整個歐洲，他們的腳下踩碎了我們首都的廢墟，摧毀了我們的文明，這些文明因享受奢侈品而變得貧血，並因精神的虛榮而腐化。
因此，漸漸地出現了這樣的想法：即使有一天一定會到來（這一天似乎並不臨近），歐洲各國人民將不再是自己的敵人，甚至是經濟競爭對手，但前方仍將有一場鬥爭 將會出現一種新的危險，即黃種人。
文明世界總是在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時組織起來：對於基督教世界來說，是伊斯蘭教；對於明天的世界來說，很可能就是黃種人。因此，我們重新出現了這個必要的概念，沒有這個概念，人們就無法認識自己，就像「我」只以自己的良知來對抗「非我」：敵人。
第一次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1946—1954）證明了越南的重新殖民化是為了保衛西洋白人免受黃禍——特別是越南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傀儡，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際共產主義陰謀征服世界。因此，法國反共主義利用東方主義將越南人非人化為「非白人他者」；黃禍種族主義允許在「骯髒戰爭」期間對越盟戰俘實施暴行。當時，黃禍種族主義仍然是法屬印度支那存在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一。
吉賽爾·盧斯·布斯克特在《竹籬背後：祖國政治對巴黎越南人社區的影響》(1991) 中表示，傳統上法國人對亞洲人，尤其是越南人的看法帶有「紫紅色」的色彩，但它仍然是當代法國的文化偏見；因此，法國人認為法國的越南人是學術上的佼佼者，他們從「法國本土」人那裡搶走了工作。[89]
2015年，《Fluide Glacial》雜誌一月號的封面刊登了一幅漫畫《黃禍：已經太晚了嗎？》，描繪了19世紀中國占領下的巴黎，一個悲傷的法國人拉著一輛人力車，載著一名中國男子。法國殖民時期的制服，伴隨著一位幾乎沒穿衣服、金髮碧眼的法國女人。編輯為雜誌封面和主題辯護，認為這是對法國擔心中國對法國經濟威脅的諷刺和嘲笑。林丁格爾在針對中國政府投訴的社論中表示，「我剛剛訂購了額外的十億冊印刷品，並將通過包機寄給你們。這將有助於我們平衡我們的貿易逆差，並讓你們開懷大笑」。[90][91]
在20世紀早期，白人國家主導了世界秩序，當中只有衣索比亞與日本避免了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在第二次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1934-1936）前，日本帝國向衣索比亞提供了外交和軍事支持，以抵禦法西斯義大利的入侵。作為對這種來自亞洲反白人帝國主義恐懼的回應，貝尼托·墨索里尼下令義大利媒體進行黃禍宣傳運動，將日本描述成對西方世界的軍事、文化和生存的威脅，指「黃種人—黑人」聯盟旨在團結亞洲人和非洲人白人，引起公眾的恐懼心。[92]1935年墨索里尼警告來自日本的「黃禍」，特別是亞洲和非洲聯合起來反對歐洲的種族威脅。[93]1935年夏天，國家法西斯黨（1922-43 年）經常在義大利各地舉行反日政治抗議活動。[94]儘管雙方在文化上的衝突不斷，但作為同一陣線的帝國列強，日本和義大利最終務實地相互合作。 為了換取義大利對日本在滿洲設法的政權滿洲國（1932-45）的外交承認，日本同意不會幫助衣索比亞抵抗義大利的入侵，義大利也因此結束在義大利國家媒體上針對日本的黃禍宣傳。[95]
在墨西哥革命（1910-20）期間，墨西哥華人受到種族主義虐待，就像起義之前一樣，因為他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羅馬天主教徒，不是墨西哥人，也沒有在革命中參軍和戰鬥。[96]
科阿韋拉州托雷翁市對墨西哥華人和日本裔墨西哥人的屠殺並不是革命中唯一發生的此類暴行。在其他地方，1913年，立憲軍占領聖路易斯波托西州塔馬索波市後，士兵和鎮民洗劫並焚燒了唐人街，驅逐了華人社區。
墨西哥革命之後，羅馬天主教對黃禍意識形態的偏見助長了針對墨西哥華人的種族歧視和暴力行為，通常是為了從墨西哥本土人那裡「竊取工作」。
此外，從種族主義的角度來看，除了竊取墨西哥男性的工作外，中國男性還從墨西哥本土男性那裡竊取了墨西哥女性，這些墨西哥男性正在為推翻和驅逐獨裁者波菲里奧·迪亞斯及其外國支持者而進行革命。在20世紀30年代，由於官僚機構對墨西哥人口的種族剔除，大約70%的華人和華裔墨西哥人被驅逐出墨西哥合眾國。[97][98][99]
1908年，鄂圖曼帝國末期，青年土耳其黨革命讓聯合與進步委員會掌權。1913年奧斯曼政變通過突襲崇高門強化了這一權力。出於對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實現現代化而不失去日本人民的民族認同的欽佩和效仿，CUP打算將土耳其現代化為「近東的日本」。為此，CUP考慮在地緣政治上與土耳其和日本結盟，以團結東方世界的人民，共同對抗西方白人殖民帝國的種族滅絕戰爭。在政治上，文化上，土耳其和日本之間的民族主義和地緣政治密切關係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在土耳其文化中，「東方黃金」的「黃色」象徵著東方相對於西方的先天道德優越性。
對土耳其華人社區的黃禍恐懼，通常是對中國政府對新疆穆斯林維吾爾人的鎮壓和侵犯人權行為的政治報復。在伊斯坦堡舉行的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抗議活動中，一名韓國女遊客面臨暴力，儘管她表明自己：「我不是中國人，我是韓國人」。針對土耳其的黃禍種族主義，極右翼民族主義運動黨領導人德夫萊特·巴赫切利反問道：「如何區分中國人和韓國人？他們的眼睛都是斜視的。」[100]
1904年，第二次布爾戰爭結束後，英國聯合政府批准約63,000名中國勞工移民南非，在威特沃特斯蘭德盆地的金礦工作。
1904年3月26日，大約8萬人參加了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行的反對德蘭士瓦使用華工的社會抗議活動，以宣傳對南非華人的剝削。工會代表大會議會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101][102]
這次會議由倫敦各階層公民組成，強烈抗議政府允許在奴隸制條件下進口中國契約勞工到南非的行為，並呼籲他們保護這個新殖民地免受貪婪的侵害。資本家和帝國免遭退化。
清國契約勞工大量移民到南非開採黃金，其工資低於當地白人可接受的水平，導致當時統治南非的財政保守的英國統一黨政府在1906年選舉中失敗。
1910年以後，大多數華人礦工因為南非白人作為「有色人種」的強烈反對而被遣返中國，類似於20世紀初美國的排華法案。儘管南非白人礦工和華人礦工之間存在種族暴力，但第二次布爾戰爭後，統一政府通過使威特沃特斯蘭德盆地的金礦成為世界上產量最高的金礦，實現了南非的經濟復甦。
美國「恐亞」情緒自十九世紀就已經存在，爆發點是在許多清國移民首次抵達北美後不久。[103]反華情緒和暴力首次在1860年代爆發，當時清國人受僱美國公司，以微薄的薪水去建設世界上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但由於文化衝突及種族歧視，最終引發予多單針對華人的暴力行為。黃禍仇外心理最終令到美國國會通過1875年的佩奇法案、1882年的排華法案和1892年的吉里法案，終止中國移民。在當時的美國西部，種族主義者經常暴力對待清國人甚至處以私刑。[104]在亞利桑那州的墓碑鎮，警長約翰尼·貝漢[105]和市長約翰·克倫[106]於1880年組織了「反華同盟」[107][108]，1886年改組為「科奇斯縣反華秘密會」[109]1880年，黃禍情緒令丹佛出現一單以一名清國人被處以私刑的案件，當地的唐人街也受到破壞。[110]在華盛頓，黃禍的恐懼引發了對在Squak Valley華工的襲擊。1885年， 西雅圖唐人街發生受種族憎恨驅動的縱火案， 以及1885年的塔科馬騷亂，當地白人居民將華人社區驅逐出他們的城鎮。[111]在西雅圖，勞工騎士團在1886年的西雅圖騷亂中驅逐了200名中國人。在俄勒岡州，34名中國金礦工人在地獄峽谷大屠殺（1887 年）中遭到伏擊、搶劫和殺害。
在本土主義的政治壓力下，1917 年的《移民法》禁止亞洲移民到美國。1922 年的已婚婦女獨立國籍法保證獨立女性的公民身份，但若果她們與不符合入籍資格的非白人外國人結婚，則沒有公民身份。[112]亞洲男性和女性被排除在美國公民之外，無法取得公民權。[113][114]
為了維護美國同質性的理想，1921年的《緊急配額法》（數量限制）和1924年的《移民法》（減少南歐和東歐人）根據移民的膚色和種族限制進入美國美國。在實踐中，《緊急配額法》使用了過時的人口普查數據來確定允許進入美國的有色人種移民的數量。為了保護20世紀的種族霸權（社會、經濟、政治），1924年的《移民法》使用了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來確定進入美國的有色人種移民的數量。1890年的舊人口普查，因為其19世紀的人口群體百分比傾向於更多地接納來自西歐和北歐的WASP移民，而較少接納來自亞洲以及南歐和東歐的有色移民。[115]
為了確保有色人種的移民不會改變美國的WASP民族特徵，民族起源公式（1921-1965）旨在維持「少數族裔人口」的現狀百分比，使其與現有白人人口的比例較小；因此，每年的配額只允許150,000名有色人種進入美國。結果，原國籍公式被1965年的《移民和國籍法》作廢並廢除。[115]
優生學家利用「黃禍」，通過生物語言（感染、|疾病、腐爛）和白人身體的滲透意象（傷口和潰瘍）表達種族主義，將美國歪曲為一個純粹的WASP國家，受到與亞洲其他種族通婚的威脅。《東方與西方》末世傳道者G.G.魯珀特說，俄羅斯將聯合有色人種，以促進東方對西方的入侵、征服和征服；《啟示錄》第16章12節的基督教末世論中說，白人至上：「第六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幼發拉底河上，河水就幹了，以便東方的國王可以將他們的軍隊無礙地通向西方」。作為一名舊約基督徒，魯珀特相信英屬以色列主義的種族主義教義，並表示來自清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的黃禍正在襲擊英國和美國，但基督教的上帝會親自阻止亞洲的征服西方世界。[116][117]
優生學家洛思羅普·斯托達德在《有色人種對抗白人世界霸權的浪潮》中指出，清國或日本將團結亞洲有色人種，帶領他們摧毀西方世界的白人至上主義，而亞洲征服白人世界始於日本在日俄戰爭（1905年）中的勝利。作為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斯托達德用聖經語言和災難性意象來表達他的種族主義，描繪了有色人種崛起的浪潮，意在入侵、征服和征服白人。[88]
在這種文化脈絡中，「黃禍」一詞是出版商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報紙中常見的社論用法。20世紀30年代，赫斯特的報紙對美國共產黨伊萊恩·布萊克進行了一場誹謗（個人和政治）運動，他譴責她是浪蕩的「虎女」，因為她與日裔美國共產黨卡爾·米田異族同居。1931年，跨種族婚姻在加利福尼亞州是非法的，但1935年，布萊克和米田在華盛頓州西雅圖結婚，在那裡這種婚姻是合法的。[118][119]
在20世紀30年代，黃禍在美國文化中很常見，電影版的亞洲偵探陳查理（華納·奧蘭飾）和莫托先生（彼得·洛飾）就是例證，他們原本是小說和漫畫中的文學偵探。白人演員扮演亞洲男性，使虛構人物在美國主流電影中為社會所接受，尤其是當反派是日本帝國的秘密特工時。[120]
日本黃禍的美國支持者是中國遊說團（右翼知識分子、商人、基督教傳教士）的軍工利益集團，他們主張資助和支持蔣介石，隨後捲入國共戰爭（1927-1937、1946-1950）。1937年日本討伐中華民國後，中國遊說團成功向美國政府施壓，要求其援助蔣介石派。新聞媒體對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的報道（印刷品、廣播、電影）有利於中國，這在政治上促進了美國對中國國民黨派在內戰中的資助和裝備。[120]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羅斯福政府正式宣布中華民國為美國的盟友，新聞媒體也改變了對黃禍意識形態的使用，將中華民國納入西方世界，批評當代的法律對美國的利益適得其反。戰時精神和美國政府的地緣政治認為，打敗日本帝國之後，戰後的中國將在基督教蔣介石的強人領導下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121]
在與美國政府及其中國遊說支持者的關係中，蔣介石請求廢除美國的反華法律；為了實現廢除，1943年，1882年的排華法案廢除，但由於1924年《民族起源法案》是當代法律，因此廢除該法案是美國與中國人民團結一致的象徵性姿態。[121]
科幻小說作家吳威廉表示，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冒險、犯罪、偵探通俗雜誌中有很多黃禍人物，大致都是以傅滿洲為原型；儘管「大多數黃禍人物都是華裔」，但當時的地緣政治導致白人將日本視為對美國的威脅。在《黃禍：美國小說中的華裔美國人，1850-1940》（1982）中，對亞洲人的恐懼可以追溯到歐洲中世紀，可以追溯到13世紀蒙古人入侵歐洲。 大多數歐洲人從未見過亞洲男人或女人，語言、習俗和體格上的巨大差異導致了歐洲人對來自東方世界的非白人的偏執。[122]
在美國2010年的選舉時，與中國的貿易成為了兩黨的重要議題。[123]兩個主要政黨都投放大量負面廣告，指控另一方支持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出賣美國的利益。[124]一些負面廣告描繪了關於中國的圖片，並且通常伴隨不祥畫外音。特別是一則名為「中國教授」的廣告引起巨大的爭議，它描述了2030年中國將征服西洋的黃禍恐懼，另外廣告又是使用當地亞裔美國人的臨時演員扮演中國人，但演員們卻並沒有被告知拍攝的性質。專欄作家傑夫楊說，在競選活動中，「華人和華裔美國人之間的界限很模糊」。[125]
美國的右翼份子如史蒂芬·班農和彼得·泰爾等人不斷明示暗示指責中國是美國問題的存源。美國學者吳華揚表示，[史蒂夫·班農和彼得·泰爾等人是把19世紀反亞裔仇恨情緒重新轉化成的「新黃禍」，並指這種情緒在白人民粹主義政治中普遍存在，而且他們也無法區分亞裔外國人和亞裔美國公民。[126]評論員錢德蘭奈爾指這種情緒是源自美國對中國地緣政治的崛起而生的焦慮感，因為在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視為文化落後和種族劣等的民族，但這個「劣等民族」正來挑戰他們的世界主導地位。[127]
作為沃爾夫條款的一部分，許多美國太空研究人員被美國國會禁止與隸屬於中國國有企業或實體的中國公民合作。[128]2011年4月，第112屆美國國會指「出於來自中國間諜活動的考慮」，禁止NASA使用其資金和設施接待中國人。[129]2010年早些時候，美國代表約翰·卡爾伯森曾敦促巴拉克·歐巴馬總統不要允許NASA與中國國家航天局（CNSA）進一步接觸。[130][131]在中國航天科學家被禁參加NASA舉辦的會議後，英國第十五任皇家天文學家馬丁·里斯爵士稱這項禁令是「美國的可悲」[132]。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天文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傑夫·馬西（Geoff Marcy）稱這項禁令「完全可恥且不道德」[133]。
COVID-19疫情所引起的歧視浪潮中，法國《皮卡爾信使報》以「黃色警報」及「黃禍」形容疫情，引起亞裔不滿，其後皮卡爾信使報道歉並承認是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134]而且在疫情期間，針對中國人甚至亞裔的仇恨犯罪激增，舊金山針對亞裔的種族仇恨暴力案增幅達567%。[135]並且多起暴力攻擊亞裔的案例層出不窮，更有多宗案件的受害者因此而死亡。[136]聯合國也發表了一份報告，詳細列出帶有種族動機的暴力以及其他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事件，認為已達到「令人警惕的程度」。[137][138]學者尚塔爾·鐘表示，這是「深深植根於黃禍意識形態」。[139]
黃禍意識形態的核心是白人對東方非白人的恐懼；要麼是龍女和蓮花刻板印象中的性貪婪，要麼是誘惑者的性貪婪。種族主義者對異族通婚（跨種族性交）的厭惡，因為他們害怕混血兒在身體、文化、文化等方面受到影響。在酷兒理論中，東方一詞意味著根據國籍而存在矛盾的性關係。一個人可能會被認為是日本人，而且很古怪，也可能被認為是菲律賓人，而且很隨和。有時，東方人可能被認為是無性的。[140][141]
迷人的亞洲男人（富有且有教養）是白人男性對亞洲性「異類」的普遍恐懼。黃禍性威脅是通過成功的性競爭來實現的，通常是誘姦或強姦，這使得女性在性方面成為賤民。在《浪漫與「黃禍」：好萊塢小說中的種族、性和話語策略》（1994年）中，評論家加里·霍本斯坦德 將跨種族性交視為性行為的威脅：[142]
強姦的威脅、白人社會的強姦主導了黃色配方。英國或美國的英雄在對抗黃禍的過程中，克服了無數的陷阱和障礙，以拯救他的文明以及該文明的主要象徵：白人婦女。以黃禍為主題的故事是白人純潔性的論據。當然，東方人和白人的潛在結合，往好里說，意味著一種野獸般的雞姦，往壞了說，意味著一種撒旦式的婚姻。黃禍的刻板印象很容易融入基督教神話，而東方人則扮演了魔鬼或惡魔的角色。對白人婦女的東方強姦意味著對婦女以及在更大層面上對白人社會的精神詛咒。
作為貪婪的亞洲性慾的文化代表，龍女是一位美麗、迷人的女性，可以輕易地主宰男人。 對於白人來說，龍女是性他者，代表著道德上有辱人格的性慾。在西部片類型中，牛仔小鎮通常以一個心機深重的亞洲妓女為主角，她利用自己的漂亮、性感和性感 迷惑和統治白人的魅力。在美國電視節目《甜心俏佳人》中，吳令宇的角色是一位龍女，她的中國身份包括白人女性所不具備的性技巧。20世紀末，漫畫《特里與海盜》（1936）中引入的這種對黃禍的性描述表明，在西方的想像中，亞洲仍然是性非白人他者的土地。東方的誘惑意味著精神上的威脅和對白人性別認同的潛在危險。[144][145][142]
西洋「白衣騎士」與東方「蓮花」之間的白色救世主愛情故事，呈現出一個變種黃禍妖婦； 每個人都通過相互浪漫的愛情來救贖對方。儘管對白人女性的被動性行為構成威脅，但浪漫的敘事將蓮花角色描繪成一個需要白人男性的愛來將她從有缺陷的亞洲文化的物化中解救出來的女性。作為女主角，蓮花女是亞洲美貌、社會優雅和文化的極端女性典範，她的人民將她困在一個低等的、由性別決定的社會階層中。只有白人才能將她從這樣的文化僵局中拯救出來。[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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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絲黃的世界》中，同名的女主角是一位被居住在香港的美國畫家羅伯特·洛馬克斯（威廉·霍爾頓飾）的愛所拯救的妓女。洛馬克斯可以理解的東西方性別差異，兩位受過教育的英國女性凱·奧尼爾，獨立且有事業心；貧窮的中國婦女蘇西·黃（關南施飾），一個傳統上漂亮、女性化且順從的性妓女。蘇西·黃和凱·奧尼爾所代表的文化差異意味著，為了贏得白人男性的愛，西洋女性應該效仿性被動的妓女，而不是獨立的職業女性。
音樂劇《西貢小姐》（1989）將越南描繪成一個需要白人救世主的第三世界國家。在西貢市，將青春期妓女Kim（金）呈現為刻板印象 「蓮花」的人類身份是通過她對海軍陸戰隊員白人克里斯·斯科伊的愛來定義的。《西貢小姐》的故事將越南女性描繪成兩種刻板印象：性慾強的龍女。在泰國，《西貢小姐》將大多數泰國女性誤認為是妓女。在夢境妓院，越南女子金是唯一一個不穿比基尼泳裝出現在顧客面前的妓女。[146]
黃禍是19世紀冒險小說的常見題材，傅滿洲博士是其中的代表反派，以小說《黃禍》中的反派形象塑造。在薩克斯·侯麥的十三本小說中，黑幫傅滿洲是一位一心想要征服世界的瘋狂科學家，但不斷被英國警察丹尼斯·內蘭·史密斯爵士和他的同伴皮特里博士挫敗。[147]
傅滿洲是國際犯罪組織「四番」的頭目，該組織是一個從「東方最黑暗的地方」招募的泛亞洲殺人團伙。小說情節中反覆出現傅滿洲派遣刺客（通常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刺殺內蘭·史密斯和皮特里博士的場景。在冒險過程中，內蘭-史密斯和皮特里周圍都是兇殘的黑人，侯麥的黃禍比喻西方對東方的入侵。在傅滿洲系列的背景以及希爾的影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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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美國電影好萊塢呈現了東亞男性的矛盾形象：惡毒的犯罪頭目傅滿洲博士； 仁慈的偵探大師陳查理。傅滿洲是狡猾的亞洲罪惡的混合，對擴散和入侵的非理性恐懼聯繫在一起：種族主義神話經常被洪水、洪流、移民浪潮、血河等水意象所承載。[156][157]
《傅滿洲的面具》（1932）表明，白人的性焦慮是黃禍恐懼的基礎之一，尤其是當傅滿洲（鮑里斯·卡洛夫飾）敦促他的亞洲軍隊「殺死白人，奪走他的女人！」 此外，作為亞洲人之間「不自然」性關係的一個例子，父女亂倫是《傅滿洲的面具》中反覆出現的敘事主題，通過傅滿洲和花露詩之間的曖昧關係來傳達。[157][158]
1936年，當納粹德國禁止薩克斯·侯麥的小說時，因為他們認為他是猶太人，侯麥否認自己是種族主義者，並發表了一封信，宣稱自己是「一個優秀的愛爾蘭人」，但對於納粹禁書的原因並不誠實，因為「我的故事並不違背納粹的理想。」在科幻電影中，無情的明皇所體現的「未來黃禍」是對傅滿洲比喻的重複，他是飛俠哥頓的剋星；同樣，巴克·羅傑斯也與蒙古紅軍作戰，蒙古紅軍是一支在25世紀征服美國的黃禍軍。[159][156]
1937年，出版商DC漫畫在《偵探漫畫》（1937年3月）的封面和第一期中以「青龍」為特色。多年後，這個角色在《新超人》（2017年6月）中再次出現，他的真實身份被揭露為易經的邪惡孿生兄弟全陽，他故意塑造了易經的黃禍形象，以期達到目的。
20世紀50年代末，阿特拉斯漫畫（漫威漫畫）出版了模仿傅滿洲故事的《黃爪》。在當時不同尋常的是，亞裔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吉米·吳作為他的主要對手，抵消了種族主義形象。[160]
1964年，斯坦·李和唐·赫克在《懸疑故事》中介紹了滿大人，一個受黃禍啟發的超級反派，也是漫威漫畫超級英雄鋼鐵俠的宿敵。在以漫威電影宇宙為背景的《鋼鐵俠3》中，滿大人以十環恐怖組織的頭目身份出現。英雄托尼·斯塔克（小羅伯特·唐尼飾）發現滿大人是英國演員特雷弗·斯拉特里（本·金斯利飾），他被奧爾德里奇·基利安（蓋·皮爾斯飾）僱傭作為自己犯罪活動的掩護。根據導演肖恩·布萊克和編劇德魯·皮爾斯的說法，將滿大人塑造成冒名頂替者避免了黃禍的刻板印象，同時通過關於軍事工業複合體利用恐懼的信息使其現代化。[161]
20世紀70年代，DC漫畫公司在由丹尼斯·奧尼爾、尼爾·亞當斯和朱利葉斯·施瓦茨創作的超級反派《拉斯艾爾·古爾》中引入了與傅滿洲明顯相似的形象。在保持一定程度的種族模糊性的同時，該角色標誌性的傅滿洲鬍鬚和中國人服裝使他成為黃禍刻板印象的一個例子。在改編《蝙蝠俠：俠影之謎》中的角色時，編劇大衛·科普和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讓渡邊謙扮演冒名頂替的拉斯·艾爾·古爾，以分散人們對連姆·尼森飾演的真實角色的注意力。與《鋼鐵俠3》一樣，這樣做是為了避免角色的起源問題，使它們成為故意的偽造品，而不是不同文化陰險設計的真實寫照。
漫威漫畫將傅滿洲視為他的兒子功夫大師尚氣的主要敵人。由於漫威漫畫後來失去了傅滿洲這個名字的權利，他後來的出現給了他真實的名字鄭祖。漫威電影宇宙電影《上氣與十環傳奇》（2021年）用徐文武（梁朝偉飾）取代了傅滿洲，這是一個部分受鄭祖和滿大人啟發的原創角色；因此，淡化了黃禍的含義，因為文武的反對者是亞洲超級英雄，他的兒子上氣（劉思慕飾），而不是托尼·斯塔克，同時省略了對傅滿洲這個角色的提及。[160][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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