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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脅論，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世界各地的民主、和平、軍事、經濟等各方面造成嚴重威脅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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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脅論是國際關係上因中國大陸崛起而產生憂慮與質疑的論述，中國崛起後，隨著中國大陸迅速發展，遂導致其周邊國家的利益和國際秩序備受挑戰，威脅包括經濟、軍事、糧食、人口以至太空等領域。有論者指中國大陸專政體制是產生威脅論的主因。中國官方則認為威脅論源於後冷戰時代西方國家用以壓制中國發展的說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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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脅論」在歐洲由來已久。19世紀後期的「排華浪潮」。當時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和勞工利益集團將在美國的華工視為美國主流文化的的「威脅」，於是推動政府分別於1882年和1884年通過了《排華法案》。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特指華人移民，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威脅論」，但其中體現的白人至上主義思想和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則在其後的「中國威脅論」中仍能找到蹤影。[來源請求]
中共建政之初，美國也曾興起過一陣「中國威脅論」，即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可能在東南亞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對美國形成「紅色威脅」。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出現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來源請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人並不看好中國大陸，甚至有人預言中國大陸可能「崩潰」，《明鏡》周刊曾對此表達了「恐懼」：「如果中國人不能解決溫飽問題，全世界人都將挨餓。」早期的「中國威脅論」主要是文化意義上的。由於歐洲在宗教、民主、人權等諸多價值觀上與共產主義中國存在重大分歧，共產主義很難真正獲得歐洲國家的好感。[來源請求]
從歷史上看，「中國威脅論」的版本很多，時至當代則集中於反對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有經濟為中國當代經濟一主要部分，融入廣泛的民生當中，「反共」跟「反華」的觀點容或有部分重疊。[來源請求]
自2010年起，東南亞多國與中國在南海的領土爭端升高，更促使這些國家合作對抗軍力不斷增長的中國。日本、韓國已及東協各國對中國紛紛採取更加防範的態度，並重新鞏固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尋求保護。美國也順勢重新加強了與這些亞洲盟友的軍事互動與同盟關係。[2]
根據西方國家的觀察，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展現出極大的野心，尤其在台灣問題和南海爭議上，態度越來越強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開始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發生地區軍事衝突的風險顯著增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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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不斷增長，根據美國IFs世界GDP經濟預測，中國大陸GDP(國際匯率)將在2030年超過美國。如果該預測屬實，中國大陸則將撼動美國的絕對領導地位。[4]
歐債危機後，中國大陸的資金大量進入歐洲債券市場，英國媒體BBC將其解讀為，中國大陸要借購買歐洲的債券的名義控制歐洲。[來源請求]
伴隨著經濟增長，中國大陸的軍費支出也越來越多，這造成周邊的國家地區以及美國的疑慮。[6]
目前中國大陸的軍費僅次於美國，部分人員認為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但中美軍費差距仍然很大，美國軍費比中國大陸軍費高出三四倍，比第二名到第十五名加起來還多。[7]
東海島嶼的爭端，中日兩國對東海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中稱）/尖閣諸島（日稱）的主權問題產生爭議。日本宣布釣魚島國有化後衝突進一步增加。
中國大陸堅持對台統戰的政策，以及兩岸軍事力量的傾斜，讓台灣備感威脅。[8]中華民國政府已於1991年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宣佈結束雙方敵對狀態[9][10]。
與台灣的衝突，特別是1995年至1996年在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公民直接選舉前的95-96台海飛彈危機，那時剛經過六四事件、千島湖事件的台灣，具象化中國共產黨威脅論的實在性，使中國的威脅論迄今仍影響台灣政治。中國共產黨仍堅持一黨執政，有觀點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狀況在北京奧運會後繼續惡化、以及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並部署約兩千枚對準台灣的飛彈[11][12]，這些都讓中華民國政府和許多台灣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大陸崛起厭惡、警覺及強烈反感。
與越南和菲律賓等多國在南海主權上的衝突，使多個國家感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與中國存在南海主權衝突的國家有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尼等。2021年4月24日，歐盟指責中國危害南海和平，歐盟又發布了新政策，增強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以對抗中國崛起的勢頭[13]。
《經濟學人》的文章稱中國大陸龐大的人口、龐大的糧食需求將導致全球糧食供應短缺。[來源請求]但事實上，世界糧食產量已經連續多年過剩，缺糧問題只存在於政治、軍事動盪之地，而非糧食供應不足。[14]
時至今日，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在冷戰後，面對中國大陸所形成的威脅感有不同程度的加強或減弱，但「中國威脅論」並未直接的態度，有時甚至不明所以。
六四事件後，部分媒體和人士認為，中國大陸當局開始推動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政治宣傳以鞏固政權，相繼推廣《環球時報》等民族主義媒體，對台灣進行武力威脅，同時快速擴充軍費，竊取各國軍事、經濟機密，對爭議中的海域宣示主權並加強軍事存在。外部觀察家逐步提出中國大陸是一種軍事政治威脅的觀點。[15]
對中華民國來說，「中國威脅論」指的是實際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前者造成的威脅。
中華民國政府於1987年解除戒嚴後，隨著開放探親等措施，兩岸關係日趨緩和；但是，中國大陸先後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及千島湖事件，加上不放棄對台武力威嚇，讓台灣民眾普遍對中國大陸的觀感不佳。
1990年代以來，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歷經修憲及終止動員戡亂狀態，已不再視中國共產黨及其掌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叛亂者，但前者經常以中華民國政府（特別是國民黨執政下）無法接受的方式談論關於對日抗戰[16]、國共內戰[17]、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台灣民主化[18]、台灣本土化運動及台灣獨立運動的看法與立場，並對台灣武力威嚇、以及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表示，台灣面對中國大陸軍事崛起的威脅，應更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強化與美日同盟、持續建立自我防衛的力量，以維護台海和平與亞太區域安全。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認為「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穩定，主要取決於中國大陸是否走向民主，中國大陸民主化一直影響了兩岸的進程跟台海關係穩定。民主與人權是台灣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更應積極的在中國大陸民主進程上，助其一臂之力。只有中國大陸民主化，雙方才可能在相同制度的基礎上，穩定的互惠往來。」[19]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是第一個反駁「中國威脅論」的亞洲領袖[20]。20世紀90年代「中國威脅論」在東南亞盛行時，馬哈迪曾表示，中國是地區的大國，能夠在地區政治、經濟與安全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因而主張對華務實合作[21]。2012年5月26日，他針對「中國威脅論」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時說到：
| “ | 任何一個國家把他國看成「威脅」，這種狀況是不妥當的。如果想封堵中國，那中國就可能以擴軍來對抗，形成軍備擴張競賽。中國歷史上就是個通商國家，從來就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亞洲國家有必要通過對話增進相互理解。 | ” |
| ——馬哈迪[22] | ||
在後冷戰的背景下，1991年12月13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Leslie H. Gelb撰寫題為「Breaking China Apart」（分裂中國）的文章；後有Charles Krauthammer在1995年7月31日的《時代週刊》（Vol.146，Iss. 5）撰文「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為何我們必須圍堵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朱成虎的對美核武言論曾引起很大的爭議。
中國威脅論在新保守主義很流行。他們的想法是，美國有特別責任領導別的國家到一個民主的將來，也覺得美國必須當世界唯一的超權國家。但是在整個的美國保守運動，中國威脅論是有爭議。美國「親商業保守派」反對這個思潮，認為貿易和文化接觸會對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有利。
習近平在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由於中國放棄了「韜光養晦」的策略，推行「一帶一路」政策，加上在各領域的全面崛起及其帶來的威脅日益增大，美國共和黨的保守派部分親中派（如沈大偉）轉變了看法，遂建議美國政府逐漸放棄對華的接觸政策，轉而採取強硬策略。共和黨和民主黨雖然在國內的內政有嚴重分歧和衝突，但皆認為中國威脅美國的軍事、經濟及智慧財產權。參看2018年美中貿易戰。
2005年12月22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發言「中國正成為威脅」，這是小泉內閣首次有閣員在公開場合提出「中國威脅論（中國脅威論）」。安倍晉三亦表示，過去20年來，中國軍費快速增長，目前已達約20倍之多。
2017年1月29日，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稱，日本駐英國大使館每月支付英國右翼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1萬英鎊，一些與亨利·傑克遜協會過從甚密的英國國會議員曾被日本政府出資邀請訪問日本，以幫助日本在英國製造及渲染中國威脅論[23][24]；對此，今日俄羅斯、《印度快報》等媒體跟進報道，日本媒體一致保持沉默，英美主流媒體大多沒有跟進報道[來源請求]。中國大陸媒體《環球視野》的報道中，共同通訊社客座論說委員岡田充亦聲稱：很多日本記者私下感嘆「不在稿子裡加入批判中國的評論，稿子就通不過」、「這不是上司的命令、而是記者的自我審查」、「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的言論空間中已經常態化」等等[25]。
中印軍事關係的緊張主要在於對雙方爭議邊界問題，以及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1998年5月，印度國防部長喬治·費爾南德斯在印度進行核試驗後，宣揚「中國是印度潛在的頭號威脅」的言論。及後，費爾南德斯本人收回這種說法，表示要和中國友好，但印度軍事部署的加強，被各界軍事家認為是針對中國和巴基斯坦。
1960年代初，中蘇關係嚴重惡化後，在蘇聯和世界上就存在著關於中國威脅的論調。法國總理達拉第在會見赫魯雪夫的時候便提出了「黃禍論」的問題。[26]而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中蘇陷入高度緊張狀況，又由於中國繼而實施了動員行為（「一號戰備令」），而蘇聯西伯利亞地區相當地廣人稀、難以防禦，整個蘇聯國內泛起了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恐懼。在持不同政見者的蘇聯知識分子群體中，這種中國威脅論思想也非常普遍，如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寫道：
| “ | 約瑟夫·史達林在1941年沒有充分考慮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冒險主義。（……）他認為，希特勒會從分析實際的因素出發，而不是從幻想出發。就是在今天，特別是在蘇中關係的現狀下，我們更不應該忘記1941年的教訓；因為毛澤東也不是從分析實際因素行事的，而是從他自己對實際情況有時候極其荒誕的想法行事的。因此，我們應該考慮到，來自毛澤東集團的毫無理智的冒險行為。 | ” |
| ——羅·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史達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下冊，第772頁 | ||
1993年6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在會見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時說，中國有限的國防力量完全是為了自衛，是防禦性的。那些散布「中國威脅」、「中國要填補真空」論調的人，實際上是在挑撥亞洲國家間的關係，妄圖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這是不會得逞的。江澤民在引用了中國古語「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之後說，世界將會看到，中國現在和將來都是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27]。
2011年，中國共產黨高級黨政幹部，著作編輯副主任蒯轍元提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等綜合實力方面的崛起，從日本、台灣、韓國、美國等鄰國和世界大國便不斷傳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表示出外國人對於中國大陸的崛起會影響和威脅到本國的利益，試圖通過這種輿論減緩中國的發展速度或在國際舞台中孤立中國[28]。蒯轍元指出，外國提出「中國威脅論」的原因不外乎有三：
- 中國經濟、軍事崛起的速度之飛快、規模之宏大，令美歐和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國家）目不暇接，深感意外，既無法阻止，也不可抗拒，又難以適應，因而產生國家危機感，民族心理受挫感；從經濟、政治、安全到心理、自尊都感覺受到強大崛起的「中國威脅」。尤其美國舉國上下都強烈意識到崛起的中國正在趕上，甚至在一些領域已經超越美國，嚴重威脅美國的全球利益，激烈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於是乎大造「中國威脅」「中國恐懼」的國際輿論，藉以孤立中國、遏制中國。
- 崛起後的中國近期的大國心態調整、戰略調整有些過急、過激。這給國際社會，特別是給西方已開發國家和中國周邊國家以硬崛起而非軟崛起的負面形象，因而產生了負面效應，造成負面影響，從而使之對中國的強大、強硬擔憂，甚至出現恐慌。近日，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分析家瓦萊里·尼凱強調：「近一兩年來，已開發國家意識到，中國的形象不再像從前那樣正面」。法國《回聲報》2月3日載文指出：「每周都會出現中國的某個舉動讓我們的政治經濟界人士恐慌的情況」。
- 雖然新時期崛起的中國其自身的歷史文明、現實文明，發展文明，在本質和理念上都與歷史上崛起的帝國例如英德美日帝國有著根本的區別。但是中國對自身先進的文明理念、發展理念、崛起理念，在文宣上嚴重滯後，在傳播上嚴重落後，而且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話語權缺位，運用更是乏力。因而面對「中國威脅論」「中國恐懼症」，從理論到實際只是被動應對，破解無方，化解無力。
2017年初，英國媒體《星期天泰晤士報》報導日本出資渲染中國威脅論，被視為試圖壓制中國發展的一種外交手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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