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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友仁(英語:Eugene Chen,1878年7月2日—1944年5月20日),原籍廣東順德,太平軍後裔,是一位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鐵腕人物。他一生最著名的事蹟是在1927年擔任武漢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時,依靠強硬的外交手段,幾經交涉,收復了漢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創造了弱國取得外交勝利的神話。
陳友仁,原籍廣東順德,父母是客家人[1]:3。身世1878年生於加勒比海的英國殖民地特立尼達(時華僑通稱為千里達)聖費爾南多。
畢業後,他成為特立尼達第一位華人律師,開設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不久在當地華人和印第安人客戶中贏得了聲譽,取得可觀收入和社會地位,成為當地頗為成功的著名律師。
陳友仁對於商業經營也頗有眼光,他投資於幾個可可種植園,還購買了油田。不過,陳友仁並不滿足於特立尼達狹小天地,他習慣於每年到英國倫敦去度假一次。在倫敦,陳友仁結識了許多中國留學生朋友。
1911年秋天,正當中國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傳到倫敦,正在那裡度假的陳友仁和他的兩位華人朋友——伍連德和菲利普·陶聽到這個消息後興奮不已,決定立刻到中國效力。
陳友仁原本準備先回在美洲千里達的家安頓好再到中國,後來擔心一旦回家,必為情所困,無法成行,於是只發一封電報回家,便匆忙取道西伯利亞鐵路來到中國。
1914年,他毅然辭職離開交通部,但繼續留在北京,自己創辦一份英文報紙——《京報》(Peking Gazette)擔任總編輯,鼓吹革命,言論激進,一度被袁世凱通緝[1]:3。經常發表與政府不同的意見。
1917年5月18日,英文《京報》刊載段祺瑞與日本接洽一億元借款(二千萬由日人代行整理兵工廠,八千萬請日本軍官練兵),指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來華,與此事有關,主筆陳友仁批評段祺瑞「出賣中國」,19日被捕[2],以妨礙公務罪判入獄四個月,報紙也被查封。此案最後導致總統黎元洪罷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職務[3]。6月4日,陳友仁獲黎元洪特赦[4]。
1917年6月下旬,陳出賣報館南下[5],後在廣州任孫中山英文秘書及外交顧問。這是他一生作出的一項重大決定。當時孫中山只在其出生所在省份(廣東省)勉強得到一些支持。陳友仁立刻取得孫中山賞識,孫中山曾經評價說,中國只有三個半精通英文者:一個是辜鴻銘,一個是伍朝樞,另一個就是陳友仁。
1919年,陳友仁曾為廣東軍政府代表顧問的身份參加巴黎和會。當陳友仁從巴黎回國時,孫被排擠出廣州,躲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寓所內埋頭寫《建國方略》。雖然孫受到嚴重挫折,陳友仁還是決心繼續支持孫。
陳友仁也在上海辦了一份報紙Shanghai Gazette,並變賣了在特立尼達的全部產業來資助孫中山的事業。
此時,蘇俄開始與孫中山接觸。1922年,陳友仁作為孫的外交顧問,參與了與蘇俄特使越飛在上海的會談。1923年初,孫回到廣州,重組政府,自任大元帥。1924年,陳友仁到廣州擔任孫的英文秘書,很受孫器重,旋被任命為擔任大元帥府航空局長,並與孫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建立非同尋常的私人關係。
1924年11月,馮玉祥控制北京後,邀請孫北上,陳友仁也隨同前往。
1925年孫在北京逝世前,陳友仁代為起草《致蘇聯遺書》。
出獄以後,陳友仁回到廣州。1926年3月,陳友仁接替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他一上台,就大力支持當時省港大罷工,迫使港英當局妥協。
1926年12月10日,第一批廣州國民政府官員(以國民黨左派為主),包括四位部長:徐謙(司法部長)、陳友仁(外交部長)、宋子文(財政部長)、孫科(交通部長)以及鮑羅廷和宋慶齡一同經江西抵達武昌,組成臨時聯席會議。
1926年12月31日,另一批國民政府官員(以右派為主),包括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代主席張靜江,以及另外幾位部長,到達蔣中正司令部所在地江西南昌,留在那裡成立臨時中央會議。1927年1月1日,左派聯席會議宣布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三鎮,政府設在漢口南洋大樓。兩派之間裂痕日益擴大。
在武漢左派中,陳友仁更被認為是一名堅定親蘇親共極左人物。他剛到武漢,就與英國駐華公使藍普森進行第一次外交談判。務實的英國人考慮到國民政府在長江流域的實力增加,準備承認這個革命政府,條件是在新條約簽訂之前,必須接受過去中英兩國之間簽訂的條約。陳友仁拒絕接受這一條件,談判於1926年12月17日破裂。但陳友仁認識到外交承認重要性,要求藍普森與他合作,假裝會談只是臨時中斷。
不久,局勢超常規發展把陳友仁推到他一生事業巔峰。早在1926年11月國民革命軍占領武漢三鎮不久,當地工人運動高漲起來,持續不斷的罷工風潮席捲各個行業。蘇聯顧問鮑羅廷頻繁演講,積極推動反帝,尤其是反英運動。1927年1月3日,在漢口英租界邊界處的江漢關大樓前,發生了中國示威群眾與英國海軍陸戰隊之間流血衝突。陳友仁立刻向英國提出抗議,要求英國撤走海軍陸戰隊和義勇隊。1月4日,數萬群眾衝入漢口英租界包圍巡捕房。1月5日,漢口英國僑民全部撤退到軍艦上,英租界由中國軍警進駐。1月6日,較小的九江英租界也同樣受到衝擊。陳友仁一面主持「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管理委員會」,恢復界內秩序;一面與英方先後進行16次談判。英國方面起初要求恢復這兩個租界原狀,陳友仁指出,只能以新的形勢為談判依據,否則必將引起「較現在更險惡之局勢」。1月27日,英國政府送交備忘錄,表示如果國民政府以談判方式解決在華租界問題,英方將承認國民政府大部分外交要求。最後雙方終於在2月19日和2月20日,分別簽訂「收回漢口英租界之協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協定」[1]:3。由於其成功的鐵腕外交、以及精通西方法典,陳友仁獲得巨大聲譽。當時中國最大報紙——上海《申報》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革命外交家陳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稱武漢政府為「陳友仁時代」。
陳友仁是一名堅定的左派分子,性情耿直,愛國摯深[1]:3。1927年4月,蔣中正在南京成立政府,宣布清共,陳友仁與宋慶齡聯名發表《討蔣通電》。武漢左派政府受到蔣的海上封鎖,又要應付大罷工帶來的財政困難,自身生存也出現問題。於是在7月,汪精衛在武漢也宣布分共,陳友仁是會上唯一的反對派。(宋慶齡未參加,已經上了廬山.)
1927年7月27日下午,考慮到蘇聯顧問鮑羅廷處境已經相當危險,陳友仁派自己的兩個兒子(陳丕士和陳依範)護送鮑羅廷逃亡回到蘇聯,他們選擇一條極其艱苦但相對來說比較安全的線路:從陸路經鄭州、洛陽、平涼、寧夏城,然後穿過戈壁沙漠,到達庫倫,10月6日安全抵達莫斯科。
由於蔣中正懸賞要他的人頭,陳友仁化妝成日本商人[6],1927年8月和宋慶齡一起從上海秘密乘船去蘇聯。他們在莫斯科發表批評蔣中正、汪精衛的聯合宣言。不過,由於未能得到史達林的實際幫助,不久陳友仁失望地離開蘇聯,前往法國。
1927年10月21日,上海的主要報紙刊載評論,猜測宋慶齡日前出國到蘇聯,是與陳友仁「私奔」,二人準備結婚。(二人的配偶都去世不久)當然這是一個未經證實的謠言,不過對於宋慶齡的政治生命卻具有極大的殺傷力,使得她消沉了許久。
1930年,陳友仁在流亡巴黎期間,與女畫家張荔英結婚。那時他的原配妻子已經患癌症去世四年。張荔英是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四女兒,比陳友仁年輕三十一歲,出生在法國。這樣一樁年齡懸殊的婚事,加上陳在政治上的觀點與新娘的父親南轅北轍:女婿親蘇親共,是個流亡海外的反蔣左派人士;岳父卻是蔣中正的把兄弟,立場堅定的反共右派人士,自然要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轟動。
1931年,汪精衛、孫科在廣州另組政府,於是陳友仁回國,出任廣州政府的外交部長。不久寧粵合作,蔣中正下野,6月1日陳友仁繼續出任中央政府外交部長。但不久就因九一八事變處理問題辭職赴上海。
1933年,十九路軍發動反蔣的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陳友仁又出任福州政府的外交部長。事敗後,他受到通緝,再度流亡法國巴黎。
1938年,陳友仁前往香港居留。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陳友仁為日軍拘捕,轉押上海軟禁。1944年5月病逝於上海。1949年以後,陳友仁的遺骸被移葬到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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