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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英語：Chinese Classics 或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在中文語境一般特指研究儒家經典，解釋其字面意義、闡明其蘊含義理的學問。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主體，僅《四庫全書》經部就收錄了經學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經學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史料，是儒家學說的核心組成部分。
經學研究的工作，主要就是解釋經書。所謂「注」，就是對經書原文翻譯解釋，但有些注因為太簡要或年代久遠，因此後人為注再作解釋，稱作「疏」，以此類推後面還有「解」、「集解」、「正義」共五層，都是希望了解經書所欲表達意義的考證行為，但春秋時期的經書內文用字過於簡化，故難免會帶有考證者強烈主觀意識或穿鑿附會的解釋。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研究經學成為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加上對通曉經書的人多有禮遇，使投入經學研究的人更多。在東漢時因此有「遺子金滿盈，不如教子一經」的說法。《漢書‧藝文志》中，五經與儒家著作仍分列在兩個類別，六朝時，逐漸產生從七部圖書到四部的過渡，到了《隋書‧經籍志》，正式把當時的學術按「經、史、子、集」區分為四種，即以經學為首，這種分類方式，一直到清代仍為人所接受。
由於古代知識分子數量稀少，故社會地位很高，也是地方民意的重要來源，歷代政權靠武力取得「法統」之後，均希望能進一步取得「道統」，意為得到知識分子在價值觀上的認同，增進社會安定。（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異民族要突破「華夷」的思想並不容易，他們以政治力積極運作，如文字獄、開科取士、獎勵學術、編纂《四庫全書》、《明史》、《大義覺迷錄》），對知識份子軟硬兼施消磨精力以減少反抗。
士人要施展政治抱負，一方面要取得法統上政治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尋求道統上的立論依據，因此往往透過對經典的詮釋活動，來影響執政者的意識型態，執政者也樂於親近知識份子換取禮賢愛才的美名，故經學成為執政者與士人互動的政治媒介。
所謂儒家經典，現在一般是指儒學十三經，亦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經典並不是這十三經。
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在長期的政治活動失敗後，返回故鄉魯國，編訂和整理了一些傳統文獻，形成了六經。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裡指出，孔子編輯了《書》，刪定了《詩》，編訂了《禮》和《樂》，作了《易》的一部分，並根據魯國的史料創作了《春秋》。（關於六經是否是孔子所作，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不過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導了編輯地位，原始文本則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後，儒生們就以六經為課本學習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六經就已被儒生公認為寶典。
經學產生於西漢。秦代即設有博士官，以「博學之士」為用。由於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的焚書坑儒，將全國圖書以及學術集中到咸陽城，秦亡後，項羽焚燒咸陽，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歷史舞台，六經除了《易經》因是占卜之書而不必毀除之外，其它幾未能倖免於難。漢代起初，高祖劉邦並不重視這些儒家經典，從漢文帝漢景帝時期開始展開了大量的獻書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長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默誦已遭焚毀的經典而口述謄抄，或把秦時書記於身邊的典籍重新拿出，用當年通用的隸書使之傳世。因為文字、傳述和解釋體系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學派，但其版本上則基本相同，後來統稱為今文經。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拆孔子門第，從孔宅牆中發現《孝經》、《詩經》等一批經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圖書館）；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這些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與通行的五經相比，不僅篇數、字數不同，而且內容上也有相當差異，此後即統稱為古文經。
漢武帝即位後，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實行了董仲舒所倡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變博士原有制度，增設弟子員，有五經博士之說。從此儒學獨尊，由於樂已無書，《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崇高的法定經典，也成為士子必讀的經典。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可以將經學視為先秦原初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每一經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與弟子傳習經書，分成若干「師說」，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後經學日益興盛，博士的數量也逐漸增加。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確定了十四家博士。據《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這十四家都屬於今文經學，其官學地位一直保持到東漢末年。
今文經學的特點是微言大義地闡發說明孔子的思想，繼承和發揚儒家學說。今文經學以《春秋》為孔子為萬世立法的「元經」，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學」。公羊學即為《春秋公羊傳》裡所闡發的微言大義，主要包括大一統、大居正、大復仇、通三統、統三世、更化改制、興禮誅賊等。漢武帝時期出現了為大一統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和善於把公羊學理論運用於現實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孫弘，經過一代代今文經學學者的推闡與實踐，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深受漢朝皇帝的重視，始終在漢朝政治中處於主導地位。
今文經學發展到西漢後期，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面由於董仲舒對於公羊學中災異、符瑞、天人感應的闡發，今文經學由此邏輯發展的後果即是讖緯泛濫，再加之統治者的迷信與提倡，經學逐漸神學化；另一方面由於今文經學繼承了較多的原初儒學的色彩，其理論內在地包含著對現實的批判，從而越來越不能為逐漸加強的君主專制所容忍。在這種情況下，自西漢中期開始就已經在民間傳授的古文經學興起。
古文經學所依據的經書一般都是西漢中期以後在民間發現的古書，以魯恭王發孔子宅之經書為主，因其是用戰國六國及以前的古文字所書寫，故稱之為古文經。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並不僅僅是文字篇章的差異，主要在於它們對經書的解釋與治學方法的不同。今文經學認為孔子是「為漢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經學認為孔子只是古典文獻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師；今文經學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託，其中有許多微言大義，而古文經學則認為六經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與聖君賢相政治格言的記錄；今文經學注重微言大義，古文經學注重對經文本義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闡明。如果說今文經學關注的重心在於政治哲學與歷史哲學的話，那麼自西漢後期開始與之針鋒相對的古文經學所關注的重心就是歷史史料學與語言學。
古文經學的興起最早起自《春秋穀梁傳》，西漢後期曾被立為博士。在王莽當政時期，劉歆極力鼓吹古文經學，並使之立為新朝的博士。東漢時期，古文經學雖然一直沒有被立為博士，屬於民間學說，但是其影響力越來越大，逐步超出並壓倒了今文經學。由於今文經學發展後期日趨繁瑣，例如「曰若稽古」四個字可以解釋十萬字，又有所謂「師法」「家法」的束縛，再加之其與讖緯糾纏過深，使得人們逐漸遺棄了今文經學。而古文經學一來較少受「師法」「家法」的制約，較為自由也較為簡明；二來與讖緯瓜葛較少，較為理性；三來其放棄了今文經學的批判性，對君主專制的維護更有優勢，所以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鬥爭中，古文經學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東漢的古文經學大師有賈逵、許慎、馬融、服虔、盧植等，弟子眾多，影響很大。而今文經學只有何休取得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詁》是唯一一部完整流傳至今的今文經。
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爭辯過程中，互相也在逐漸地滲透，互相融合。東漢初年（公元79年）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就是一個官方召開的企圖彌合今古文經學異同的重要的學術會議。會議的成果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簡稱《白虎通》一書。《白虎通》是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東漢末年，古文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網羅眾家、遍注群經，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全面總結，自成一家之言。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基礎，但又能吸收今文經學中的優點，態度嚴謹，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從而超過了前人。自此以後鄭學興盛，這不僅標誌著今古文經學之爭的終結，也標誌著漢代經學的衰亡，之後今文經學也隨之消失。
漢朝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漢書·韋賢傳》引民間諺語說「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漢朝的「以經義決獄」是漢朝經學與王朝政治相結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漢朝經學繁盛的一大標誌。儒生通過司法實踐並官學私學教育，移風易俗，把經學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眾之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經學由衰落走向分離的時期。在曹魏時期，出現了王學與鄭學之爭。王學，是指王肅所創立的經學體系。王肅是司馬炎的外祖父，所以王學獲得了司馬氏的支持，他註解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傳》都被列為官學。王學和鄭學之間的紛爭，並不是純粹的學術爭論，而帶有強烈的政治鬥爭的意味。這場紛爭同時也標誌著兩漢經學的衰落。
魏晉時期在經學取得成就較大的還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擺脫了漢代用「象數」和讖緯解說《周易》的老路，開創了用義理、思辨哲學解說《周易》的新路，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大變革。何晏所作《論語集解》收集了漢以來各家之說，對後世影響很大。這一時期經學的特點是經學逐漸玄學化。
南北朝時期經學也隨著政治上的南北對立而分立為南學和北學。據《北史·儒林傳》記載，南學《周易》尊王弼，摒棄象數、發揮義理，《尚書》流行《孔傳古文尚書》，《左傳》盛行杜預撰《春秋左傳集解》；北學《周易》、《尚書》主鄭玄，《左傳》主服虔。「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從學術風格上講，南學受玄學和佛學影響比較大，能博取眾家之長，又喜標新立異，反映了其哲學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學受北方游牧民族質樸風尚的影響，保持了漢朝經學以章句訓詁為宗的特點。
經學由漢而唐，有古今文學，鄭學、王學，南學、北學之爭。唐代則基於取士的需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推行經學，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這時代的代表著作，同時也是鄭玄以來漢學的總結與高峰。它的編纂一方面成為士人的教科書，另一方面則象徵著政府在聖統上的合法性建立，影響了後來明代《五經大全》、《永樂大典》以及清代《四庫全書》等等政府主導下的經典編輯，至唐後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無人異詞。這個時期的經學也進入了韓國以及日本，成為諸國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運用經學確立了他的政治法統地位。
宋代理學興起，自晁迥之後，理學家們以重新詮釋古代經典的方式，以疑經、改經、刪經來進行回歸先秦經典的活動，闡發他們的主張，或保守、或激進。此時期，出現以《論語》、《孟子》加上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合稱的「四書」，因為被界定為還原聖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為超越五經的思想著作。
明代延續了宋代的理學路線，一方面政府編纂官方版經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經學力量逐漸抬頭，例如王陽明即是最為重要的明代理學家。明末經學家幾乎都帶有王陽明式的豪氣，紛紛組織學社，發動朝野清議、輿論、彈劾，與腐敗的政府、宦官對抗，形成激烈的流血黨爭，種下明朝滅亡的內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盜、商人與士人，以日本為重要根據地，進行活動，連帶將日本的經學進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陽明皆被各糲與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響了水戶學的政治論調，進而在明治維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代初期受到明朝滅亡的影響，士人開始思考王陽明路線的弊病，另一方面因為明朝及清朝皆實施文字獄、編纂《四庫全書》、《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經學中較不介入政治的的實學與考據路線，遂特別發達，尤其重視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方式來研究經書，甚至進一步考證某些經書的真偽、劃分學術流派，可以說，清代初期的經學思想是被明朝遺老們如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所影響主導的。清末基於時代需求，主張激進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學派的康有為、梁啓超等最為有力活躍的人物。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曾說明清代經學「凡三變」，清初，以宋學為主；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道。」又說：「乾嘉以後，陽湖莊氏乃講今文之學，孔廣森治《公羊春秋》，孫星衍於《尚書》兼治今、古文，陳喬樅治《今文尚書》、齊、魯、韓三家《詩》，魏源作《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凌曙作《公羊禮證》、《春秋繁露注》，陳立作《公羊義疏》，王館長(按，指時任湖南師範館館長的王先謙)作《三家詩義疏》，已成《周南》、《召南》、《邶風》，錫瑞作《今文尚書考證》、《尚書大傳疏證》。」
兩廣總督阮元輯《皇清經解》，收七十三家，記書一百八十八種，凡一千四百卷。此書是匯集儒家經學經解之大成，是對乾嘉學術的一次全面總結。
到民國時代以後，由於大量的西學、政治運動取代了原來的經學思想，兩者的衝擊之中，產生了諸多主張，一般而言，全面排斥西學的想法已經不復存在，但仍存有「中國文化本位」與全盤西化的路線爭執。胡適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就說：「儒家經典中，除《論》《孟》及《禮記》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1]，胡適因把《詩經》當成文學作品，不是一部經典[2]。古代經書的權威遂下降，經學也就逐漸式微，民國二十年代，何鍵、陳濟棠等倡議學校恢復經學課程，遭到不少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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