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儒家經典之一，是孔子學生及戰國時期儒家學者解說《禮經》和「禮學」的文集。這些篇章原本分散流傳，數量頗多，大多無法確知作者的姓名身分，所以《漢書·藝文志》泛稱為：「《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所記也。」漢代的儒者選錄這些「《禮》之記文」，編輯成書，作為教授《儀禮》的參考[1]。漢代授禮學者，自后蒼起分三家，戴德《大戴禮記》八十五篇，戴聖《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慶普《慶普禮記》四十九篇，其中《慶普禮》不傳，《大戴禮》殘缺，而以《小戴禮》最為通行，一般所稱的《禮記》通常就是指《小戴禮記》。
漢景帝時魯恭王劉餘因整修宮室，毀壞孔府舊宅，得古文經《禮》五十六篇於壞壁之中[2][3]。其中有十七篇與今文經《禮》相同，餘下三十九篇則屬於逸《禮》。禮家將〈奔喪〉、〈投壺〉等逸禮篇章錄於《禮記》而流傳下來，其餘篇章因藏之秘府，世人難得一見，後來散逸不傳[4][5]。
《禮記》全書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饒具文學價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動故事闡明某一道理，有的氣勢磅礴、結構謹嚴，有的言簡意賅、意味雋永，有的擅長心理描寫和刻畫，書中還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闢而深刻。
《禮記》不僅涉及了周朝的禮樂制度，也重視君子的道德修養和治世理想。其中有名的篇章，有〈大學〉、〈中庸〉、〈禮運〉等等。〈大學〉與〈中庸〉為朱熹選入「四書」，作為君子修身的指引。〈禮運〉首段是孔子與子游的對話[6]，又稱為〈禮運·大同〉篇，反映了儒家治世的理想境界。
篇章
文本承續
唐朝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玄《六藝論》：「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小戴傳《禮記》四十九篇的說法，也是從東漢鄭玄開始的，依據的是也是孔引《六藝論》：「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記》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而「大戴刪古《記》，小戴刪大戴」的說法，依據為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西晉陳邵《周禮論·序》所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唐貞觀官撰《隋書·經籍志》也使用了類似說法。
晚近以來，多人對刪書說法提出了懷疑，對《大戴禮記》、《小戴禮記》的篇章數與篇章異同，以及材料來源，乃至漢時是否存在《大戴禮記》，是否已成書並流傳，都提出了問題。因為《漢書·藝文志》做為書目，沒有記載大小戴傳的是哪些內容，以及是否為禮之《記》。《漢書·藝文志》原記載為：「《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不過，《漢書·藝文志》下文記載了二戴「立學官」：「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漢書·儒林傳》另處記載了二戴師承及授業事。現在知道，漢人在使用「禮」與「禮記」這兩個詞時，界限不是那麼清楚的。而當代新發現的簡帛文獻對廓清文本傳承帶來了新的期望，如郭店楚簡文字的分析就證實了《緇衣》篇的源頭出於先秦。
注疏
地位
朱熹撰有《朱子家禮》一書，他認為「《禮記》只是解《儀禮》」[9]。「《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阮元在《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辯〉後》說：「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乎理必出於禮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五倫皆禮……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禮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禮折之，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無爭矣。故理必附乎禮以行，空言理，則可彼可此之邪說起矣。」[10]
參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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