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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又譯為精粹主義，認為任何的實體（如一隻動物，一群人，一個物理對象，一個觀念）都有一些必須具備的本質[1]。這種觀點同時會認為無法對現象作出最終解釋的理論都是無用的，因為其不能反映客觀事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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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主義」這個術語是由卡爾·波普爾第一次提出的[3][4]，在之前無論是持本質主義觀點的學者或是質疑本質主義觀點的學者都沒有使用這個術語。
本質主義觀念在西方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最早為人所知的關於所有的思考和觀念背後必定隱藏著一個必要事實（理型）的理論是「柏拉圖主義」。亞里斯多德的「範疇篇」主張所有的對象都屬於某一基本存在，基本存在決定了對象到底是什麼。喬治·萊考夫概括亞里斯多德的觀點為「那些使得某個事物是什麼的特性，失去了那些特性這些事物就不再是『那』同一種東西了」[5]。這個觀點與「非本質主義」對立。非本質主義聲稱沒有一種特殊的特質是某類型實體必須擁有的。
本質在柏拉圖主義中被定義為一種「物質」（substance）或者「形式」（form）。它是不可變的，永恆的；並且出現在每一個可能世界。古典的人文主義對人持本質主義觀念，相信存在一個不可變的、永恆的人性。這種人性不變論遭到齊克果、馬克思、海德格、沙特，和其他許多存在主義思想家批評。
在柏拉圖的哲學體系（尤其是蒂邁歐篇和菲力帕斯篇）中，造物主把混亂組織成秩序實體來使事物存在。
在亞里斯多德的定義中本質非常接近於form一詞（Gr. morphe）。
蒯因在1966年定義了亞里斯多德式本質主義：一些事物的屬性可能是本質的屬性，而另一些屬性則是意外擁有的的學說——例如人、會說話的動物或者無毛的兩足動物（都指的是都是同一個東西），不僅作為人類，而且作為它自己是本質上理性的並且意外擁有兩條腿並且愛說話的實體[6]雖然蒯因從沒有證實「亞里斯多德式本質主義」確實是亞里斯多德本人的學說或者在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中和有關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的評論中曾經被提到過，他聲稱根據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實體是擁有「本質」的——一旦這些「本質」沒有了，實體也就不是原來的實體了或者換句話說已經從字面上被摧毀了。該學說認為，人類基本上是理性的——這意味著他們有理性的能力 ——但只是因為偶然人類成為了兩足生物。該學說的想像一下只有一條腿的人，我們的理智告訴我們，即使只有一條腿也是人類。然而，如果要你想像一個人沒有理智，你能想像的那麼那個人是人類嗎？你也許會把他們視為野獸，或者植物。由此可見該學說定義的"本質"可以被如此描述：假設實體甲有本質乙，缺少乙我們就不會認為該實體是甲的特質（或者一系列特質，可以和單個特質同樣對待）[7]。
一些科學家認為科學必須帶有一定程度的本質主義才能有效運作，比如說老虎這種生物必須具有一組特定的遺傳特性才能被視為老虎，而缺少條紋與否不是認定老虎的必要條件，否則動物學跟遺傳學等科學便不再有任何有效性[8] [9] [10]。而本質主義在啟蒙主義後於科學的丟失實際上造成了現代科學的退化[11] ，並導致了從尼采開始的哲學反科學主義到科學戰爭等人文科學爭議。
也因此，所有的科學家都是本質主義者。即便是那些反對本質主義的科學家也不能脫離本質主義的思考模式，只能使用藍綠色存在，因此藍色與綠色不存在的連續體謬誤來否定本質主義，然而若是他們真正將自己反對本質主義的邏輯應用於科學研究中，最終只會導致自身的所有的科學論點，乃至於科學方法本身完全被自己所否定的窘境。一個例子是，因為反本質主義在生物學中的擴散，最終導致一些生物哲學家拒絕了「一個生物體屬於一個分類群，特別是一個物種，那麼它本質上就是屬於這一類生物的觀點」，白話一點講就是對這些生物哲學家來說從林奈的分類學到現今的分子生物學幾百年來的科學建構是完全無意義的，他們因為否定本質主義，因此否定了科學本身[12]
形上學的本質主義與心理學上的本質主義有區別，後者並非一種世界觀，而是一種關於意識描繪實體的方法[14]（Medin, 1989）。這個領域的權威Susan Gelman提出了很多兒童和成人對實體在本質上貼標籤的領域，特別是生物實體——仿佛實體有一成不變的深層本質可以用來預測未被觀察過的同類成員的相似之處[15][16]（Toosi & Ambady, 2011）。這些因果關係不是直接的，一個實體可觀測的特徵並不會定義它的深層本質[17]（Dar-Nimrod & Heine, 2011）。
本質主義已經成為了心理學（特別是發展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15][18]。Gelman和Kremer（1991）研究了4-7歲孩子展現出的本質主義程度，孩子們能分辨出行為是由生物還是非生物對象引起的——孩子們會運用潛在的本質來預測未來觀測到的行為。實驗參與者能夠正確地描述出生物對象的行為是自己驅動的，而非生命對象的行為是受到成人操控的；這是認知上表達本質特徵的生物學的例子。本質主義的思維通過了解行為背後的因果機制被強化[19]（Rangel and Keller, 2011）。更小的孩子無力分辨行為背後的因果機制，這表明本質主義植根於認知的發展。可以說孩子們表達實體的方式從無法理解行為背後的因果機制到有充足的理解發生了改變[20]（Demoulin, Leyens & Yzerbyt, 2006）。
有四個關鍵點被認為構成了本質主義的思維。第一個方面是上述的個體的因果機制（del Rio & Strasser, 2011）。第二個方面是與生俱來的本能：假設一個物體將一直按照其預定路線發展[21]（Kanovsky, 2007）。根據這一準則，通過本質可以預測實體在所有時間的發展。第三個方面是不變性[22]（Holtz & Wagner, 2009）：無論實體被觀察到的表現如何變化都無法影響其本質。第四個方面是歸納事物的潛能[23]（Birnbaum, Deeb, Segall, Ben-Aliyahu & Diesendruck, 2010）：這暗示著擁有共同特徵的實體即使除了本質以外都很相似，它們的本質也有可能不同。
心理上的本質主義的影響很多。被認為是充滿偏見的個體被發現擁有更強的本質主義式的思維方式，這表明本質主義會延續社會群體之間的相互排斥[24]（Morton, Hornsey & Postmes, 2009）。耶魯大學的保羅·布魯姆說，「認知科學中的一個最令人興奮的理論是：人們默認有一個假設人和事物具有本質，本質決定了它們是什麼東西的想法。實驗心理學家認為本質主義構成了我們的物理世界和社會世界的理解的基礎，發展心理學家和跨文化心理學家已經提出本質主義是本能的、普遍的。我們是天生的本質主義者。」[25]
一些學者提出這種無條件的本質主義思維方式預示了人們存在的刻板印象並可以有針對性地應用於預防刻板印象形成[26]（Bastian & Haslam, 2006）。
傳統的本質主義者認為有些事情是絕對錯誤的，比如他們會認為，「進行謀殺」這一動作不單單是對社會建構的道德準則的違背，更是對普遍而客觀的自然道德法則的破壞。
許多現代的本質主義者認為對事物的正確與否在道德層面上的價值判斷是由個人建構的，個體認為正確或者錯誤的行為就決定了事物在道德上的正誤。
有一種普遍的想法是：在演化作為理論出現之前，生物學中普遍的本質主義式的觀點認為所有物種是不會隨著時間變化的。一些反對演化的宗教現在仍然在維持著此觀點（參見創造論與科學）。[25]
一些關於系統分類學的研究質疑這個觀點。Mary P. Winsor, Ron Amundson和Staffan Müller分別聲稱像諸如卡爾·林奈和理想的形態學者的理論離本質主義有相當的距離，由此看來生物學中所「本質主義故事」（或「神話」）可能是人們把從亞里斯多德到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和威廉·惠威爾的理論混為一談的結果。比如"species"（物種）這個詞在生物學上的使用。[27][28][29]
然而系統發生學本身大量應用基因分析與演化論所推導出來的親屬關係來決定分類，這種行為本身就是科學本質主義的體現，英國哲學家約翰.葛雷[1]在他的作品 芻狗:關於人類和其他動物的想法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評論道，若是本質主義被科學家們真正放棄，那麼的話，達爾文的理論將會被視為偽科學。[30]以演化論的真實性來否定生物本質主義，可以看作是一種連續體謬誤，打個比方就是生物本質主義科學家認為老虎與貓因為基因組成不同因此本質上可以視為不同物種，而反本質主義論者則以貓與老虎有同一種祖先來否定該論點的行為實際上與打稻草人無異，因為這無法否定與改變分子生物學用基因甚至共同祖先來認定生物本質並對生物進行分類的必要性(而該行為即本質主義在科學中的應用)。[31][32][33]
持本質主義觀點的人可能會把性別、種族，或者其他群體特徵當作是不可改變的特質，群體內個體擁有不符合本群體特徵的會遭受歧視。
當代身份政治的支持者（如女性主義者、支持同性戀權利者，或者種族平等活動者）很多持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例如西蒙·波娃：「我們並非生來為女人，我們是成為了女人。」[34]社會建構主義者認為，性別角色、同性戀等的成因是社會和文化建構的結果[35]。因為「本質」暗示著永恆，本質主義被指會使政治趨於保守而反對變革。但本質主義主張也為包括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反殖民鬥爭的激進政治提供了一些有力的口號，諷刺的是在文化中充斥著本質主義思維的情形下策略本質主義有時會成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36][37]。
在女權主義理論與對性別的研究當中提到了「性別本質主義」概念。性別本質主義認為男性與女性分別具有兩種不同的本質，男性與女性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在性別本質主義中，所有女性都普遍具有女性的本質特徵，用於論證這一觀點的有生物學上的依據，和對心理特徵的考察，比如生養孩子、與他人共情、樂於支持他人的心理和不熱衷於競爭等等。
女權主義理論家伊莉莎白·格羅茲在她 1995 年的作品《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中認為，本質主義即是認為所有女性普遍地具有被涵蓋在女性本質範疇的特徵，並最終限制了社會變革和重組的可能性。[38]
紐約時報的暢銷書《男人來自火星，女性來自金星》反映了性別本質主義在大眾文化中的流行性[39]，但是這種性別本質主義觀點經常被介紹女性研究的書籍批判。
1980年代起，一些女權主義作家提出了有關性別和科學的本質主義理論。 Evelyn Fox Keller、Sandra Harding 和 Nancy Tuana 等研究者認為現代科學事業本質上還是父權制的，科學研究並不匹配女性的天性。[40]而其它一些研究者則批評道，這些理論忽視了科學研究在類型上是多樣的，忽視了不同文化之間存在的差異性，也忽視了時代固有的局限性。[41]
歷史學上的本質主義者試圖識別並列出某個民族或國家文化上的本質特徵。[42]。希羅多德是一個何種程度的本質主義者存在爭議，他也在「歷史」中聲稱沒有本質上的「雅典人身份」[43]，還有希臘人和波斯人之間的差異是主觀的[44]。
後殖民主義者愛德華·薩義德稱本質主義思想在殖民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據Touraj Atabaki所說，對中東和中亞歷史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過於籠統、還原論在西方歷史學和民族志中直到十九世紀甚至更晚一直占據統治論調[45]。相反，很多歷史學家拒絕本質主義因為其「對社會與文化轉變去歷史化」並傾向於視非西方社會為落後；在印度這導致了反本質主義學派的屬下研究（又譯底層研究）[46]。
本質主義一直受到一些反對。柏拉圖在柏拉圖對話錄中的《巴曼尼得斯篇》提到如果我們接受了諸如「美」和「公正」的概念，我們必須同時接受「頭髮、污泥、穢物等不同形式的相的存在」[47]。即便在查爾斯·達爾文以後，本質主義仍然是自然科學分類的基礎與合理性的必要來源，因為否定本質主義作為生物分類的基礎會在邏輯上導致整個分子生物學乃至於演化論本身被視為偽科學;[48]儘管生物學中本質主義的確切作用和重要性一直處於爭辯的狀態中，但是許多生物學家認為本質主義是生物學運作的必要要素，所謂生物學不需要本質主義可能只是如同李森科主義那樣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詭辯[49][50]。在性別研究當中本質主義（認為男女有本質不同）也在持續引起爭議[51]。
卡爾·波普爾把「實在論」（realism）這個含糊的術語分為本質主義和實在論（realism）。本質主義被他用作唯名論（nominalism）的對立面，實在論則只被用來作為唯心主義（idealism）的對立面。波普爾自己是一個實在論者（與唯心主義對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方法論上的唯名論者（與本質主義對立）[3][52]卡爾·波普爾認為本質主義會不可避免的阻礙科學發展：
一些持操作主義觀念的學者例如彼得·梅達沃聲稱應該對概念進行操作定義而非探尋其「終極」本質，並認為公眾希望科學回答本質主義問題的傾向會造成公眾對科學的誤解[54][55][56][57]。作家羅伯特·賴特解釋道：「牛頓的地心引力理論也有些地方不盡人意……畢竟『超距作用』這一概念如何實現？牛頓迴避了這樣的問題……從牛頓開始，物理學家們都以此為榜樣……不再試圖去解釋為什麼物體會遵循電磁學或地心引力規律。」[58]（Wright，1988）。
但是所謂的「本質主義」會阻礙科學發展的論點實際上是一直受人質疑的，因為科學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於透過歸納現象，最終找出現象本身可能的原理，亦即「本質」，去除找出本質的目的，僅僅滿足於歸納現象，實際上導致了牛頓之後科學發展的下降。因為物理學家們不再試圖解釋為什麼物體會遵循電磁學或地心引力規律，最終反而導致科學本身逐漸陷入了只描述現象，不去思考內部原因的退化現象，甚至使科學自我糾正的能力下滑，最終導致了二十世紀中期之後理論物理到生物分類學的停滯，甚至最後成為大眾以及諸多後現代知識份子反對科學本身的原因，最後導致了二十世紀後期的科學大戰、與複製危機等爭議。[59][60][61]
著名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他的著作西方的沒落描述了本質主義自科學中的喪失反倒讓精確科學、對辯證法、對理論演證、乃至於因果原則等科學賴以為存的要素逐漸解體，最後導致科學本身的有效性下降，只是由於過去科學家積累的輝煌地基，掩蓋了科學逐漸崩潰的事實。「首先，在十八世紀，科學的方法已經用盡；然後，在十九世紀，它的能力也告衰竭，而現在，它的歷史角色，已被加以批判地研究。」，他在書中如此預言。[62]
- Essential vs. Accidental Properties. [2014-03-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8）.
- Runes, Dagobert D.（1972）Dictionary of Philosophy（Littlefield, Adams & Co.）. See for instance the articles on "Essence", pg.97; "Quiddity", pg.262; "Form", pg.110; "Hylomorphism", pg.133; "Individuation", pg.145; and "Matter", pg.191.
- Barrett, H. C.（2001）. On the functional origins of essentialis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Mind and Society, 3, Vol. 2, 1–30.
- Sayer, Andrew (August 1997) "Essentialism,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Beyond", Sociological Review 45 : 456.
- Oderberg, David S.（2007）Real Essenti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Keith E.Stanovich (2006) "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 中譯本為《對偽心理學說不》竇東徽 / 劉肖岑譯 第3章操作主義與本質主義
- 科學本質主義的復甦？基因科技、種族／族群與人群分類，蔡友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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