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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戰爭淞沪会战中的战斗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四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日軍自平津地區一面向西進攻晉中腹地,另一面也開始著手向華東地區進發[5]:120。
第八十八師參謀長張柏亭經考察後認為四行倉庫側後不足200米,有兩個巨型煤氣罐,內儲30萬立方米煤氣。若日本空軍投彈稍有偏差,煤氣庫即會爆炸,且四行倉庫東側是西藏北路和沿河的北蘇州路,均屬上海公共租界範圍,新垃圾橋和西藏北路又由美英軍隊、萬國商團守衛,日軍其時還不敢向美英軍隊挑釁,因此四行倉庫作為師司令部地理位置有利[6]。蔣介石命令閘北區所有軍隊撤出,以防衛上海西部郊區,同時命令第三戰區代理司令長官顧祝同讓精銳的第八十八師單獨留守。此舉一是為了拖延日軍進攻速度,掩護大軍撤退,二是為了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在抵抗日本侵略戰爭上的堅決態度,因九國公約簽字國正好將於當年11月3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蔣希望以此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7][8]。
10月26日晚上,駐紮於上海北站的國民革命軍第88師第五二四團(團長韓憲元,廣東文昌人,黃埔三期步兵科畢業)接到命令要求隨師向西撤退。晚10點,第一營營長楊瑞符至團部取得撤退命令,回營下令各連撤退。但隨即又被召回團部等候,待團附謝晉元從師部(此時在四行倉庫)回來出示師長孫元良手令,命令留下第一營防守四行倉庫[9],最後孫元良僅留下國民革命軍第88師第524團第一營防守四行倉庫[10]:79。
第一營作為一支加強營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經整個淞滬會戰的消耗到該次戰鬥前包括軍官只有423人(一說453人)。而在部隊從北站轉移到四行倉庫的過程中人數又降為414人。經過兩個月的艱苦戰鬥,國軍損失了大量原經過德式訓練的士兵,基本上20天左右就要補一次兵。守衛四行倉庫前夕,88師部隊剛好進行了第五次補充,來源是湖北保安團。由於建制對口的關係,補進了524團一營的士兵不少正來自通城保安大隊[11]。他們大多來自湖北駐軍第五團第一營。湖北方面不願意將他們訓練最好、原與共產黨作戰的軍隊送到上海,因此被送到上海的都是些在7月7日戰爭爆發後招募的尚未完成訓練的新兵[12]。
日本海軍上海特別陸戰隊第十大隊於8月16日應日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的增援要求,在佐世保抽調特別陸戰隊兵力,與第九大隊同時緊急編成。
大隊長是海兵51期的土師喜太郎少佐,曾任「霧島」號炮術長。淞滬戰役後,又指揮吳第五特別陸戰隊參加武漢會戰,之後任炮術學校教官,高松親王侍衛,最後任「陸奧」號大佐炮術長,1943年6月8日「陸奧」號爆沉時死亡。
第九、第十大隊在8月18日上午乘「攝津」號靶艦及「矢風」號驅逐艦離開佐世保,19日夜間即抵達上海。第十大隊有21名軍官,506名士官兵,在19日晚上8時許登陸,先任預備隊,後來一直在日本特別陸戰隊戰線左翼作戰。前一夜日軍發現國軍撤退,遂於27日凌晨發起追擊,第十大隊負責閘北左翼,掃蕩國軍留下的部隊或散兵。
自10月26日起,留守倉庫之中國士兵們開始與日軍展開四天拉鋸戰[5]:122。
主力部隊正在馬不停蹄西撤,孤軍固守四行倉庫註定沒有援助[5]:122。當晚各連分批穿過前線,楊瑞符命令一連去四行倉庫,自己帶領二連前進。而三連、機槍連和一連第三排士兵無法聯絡。直到第二日上午9時,他們才到達四行倉庫。他們是在隨大部隊撤退途中,得到有關一營留守四行倉庫的消息[9]。謝晉元曾告訴部下:「本軍所奉的命令就是要死守四行倉庫,與最後陣地共存亡。所以這個四行倉庫就是我們四百多人的墳墓,我們全都要戰死在這裡。我們中間只要還有一個人在,就要堅守陣地,和敵人拚死戰鬥到底!」[5]:122之後他們這種志願參加「自殺行動」的精神,被蔣稱為英勇行為的典範[7]。
早上時分,有關中國軍隊仍在四行倉庫保衛閘北的消息在上海傳開。這引起中國童子軍楊惠敏關注。凌晨4點左右她聽到槍聲便沿蘇州河行走,她發現英國士兵向倉庫丟了一袋香菸。英軍告訴楊惠敏,四行倉庫裡中國守軍要死守[10]:82。於是她要求附上她自己的紙條,不久後倉庫傳回紙條,說明他們需要彈藥與食物。楊惠敏向上海商會求助,不過對方並不相信[13]。回到住處,到晚上楊惠敏脫下童子軍制服,將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緊緊纏在身上,再罩上制服[10]:82。
謝晉元將一連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倉庫右翼,三連在左翼交通銀行倉庫大樓對面,二連在中央擔任四行倉庫外圍之守備。將士們利用倉庫內之麻袋構建防禦工事,封閉門窗以方便射擊,破壞照明系統以隱蔽部隊[5]:122。機槍連除以兩挺布置在樓頂擔任防空其餘分配一、三兩連完成全營火力網的編成[9]。蘇州河北路有原為防禦租界內歐美軍隊的防禦工事,但工事的槍眼是向現在中國守軍方向開的。為了防止日軍利用,中國守軍便在其中埋下炸藥,後日軍進入其中,中國守軍引爆炸藥而對日軍造成傷亡[9]。
守軍用倉庫內的沙袋、裝玉米、大豆和其他貨物的麻袋構築工事。並將樓內電燈全部破壞以便隱蔽,焚燒四行倉庫周圍房屋[9]。
上午7時,日軍上海特別陸戰隊第十大隊開至上海北站,到午後1時開至四行倉庫附近。約十名日軍接近防禦工事進行偵查,很快被擊斃。午後2點由第三連排長尹求成帶領的一隊中國偵察兵與約50名日軍交火。之後不久一個連的日軍從西側發動進攻,三連連長石美豪面部中彈但繼續指揮戰鬥直到腿部再次中彈。大約七十名日軍進入倉庫西南牆根中國軍隊火力死角,中國守軍便爬上樓頂向其投擲迫擊炮彈及手榴彈,炸死日軍七名傷二三十名[9][14]。在第一波攻擊失敗後日軍向儲有燃料及木材的倉庫西區放火。下午5時大火被撲滅。同時日軍在閘北進行搶掠縱火。
10月28日早晨出版發行的《申報》、《新聞報》、《大公報》、《中央日報》都採用了中央社27日的報道:「閘北我軍雖已於昨晨拂曉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謂閘北已全無我軍蹤跡,蓋我八十八師一營以上之忠勇將士八百餘人,由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率領,尚在烈焰籠罩敵軍四圍中,以其最後一滴血,與最後一顆彈,向敵軍索取應付之代價,正演出一幕驚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壯烈劇戲也。」上海租界的外國報紙則提供了不一樣的數據。《大美晚報》、《字林西報》、《上海泰晤士報》等先後有150人、800人、200-250人的不同說法。
四行倉庫的位置及建築結構對守軍相當有利。四行倉庫臨近上海公共租界,日軍不敢用海軍炮火攻擊。他們怕炮彈落入公共租界內,因為日本此時尚未準備好同歐美開戰。
上午8時,營長楊瑞符召集全營官長及班長講話鼓舞士氣。10時謝晉元與楊瑞符共同視察工事並觀察日軍動向。當他們在樓頂上時謝晉元發現一隊日軍沿蘇州河北路移動,據楊瑞符回憶,謝晉元拿起一支槍向其射擊,當場擊斃日軍一名[9]。
下午3時開始下雨,四行倉庫周圍的火逐漸熄滅。日軍在西側與四行倉庫遠遠對射,兩小時後日軍放棄進攻,但得以切斷四行倉庫供電及供水。
當時,430多名士兵在倉庫西側2、3樓,與佔據一街之隔之交通銀行內日軍交火,日軍用加農炮攻擊,令倉庫西牆千瘡百孔[8]。
這期間上海商會得到中國守軍仍在閘北消息後相當激動,消息很快通過電台傳遍全城。「八百壯士」英勇精神,大大激勵全國軍民抗日鬥志,大批上海市民在雨中聚集在蘇州河南岸,為守軍吶喊助威[8]。上海市民向守軍捐獻十多卡車給養[13]。卡車於夜間抵達四行倉庫附近,守軍用沙袋築牆到卡車旁,將給養拖至倉庫。搬運給養用了四個小時,在此期間三名守軍陣亡。守軍收到了食物、水果、衣物、器具和市民的慰問信。一隊記者也來到了四行倉庫,但由於謝晉元與楊瑞符因事繁忙,由機槍連雷連長代為接見。
謝晉元通過上海商會,向英軍要求送十名重傷員離開戰場。英軍同意了此項要求,因此傷員趁夜幕掩護被抬離戰場[9]。
同晚上海商會決定向守軍送一面中華民國國旗[13][15]。四十一號中國女童子軍楊惠敏在10月28日中夜,冒著生命危險,衝過火線,向四行倉庫守軍獻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10]:80。楊惠敏脫下外衣,將國旗呈獻給他們,他們激動得流下淚,謝晉元說:「勇敢的同志,你給我們送來的豈僅僅是一面崇高的國旗,而是我們中華民族誓死不屈的堅毅精神!」[10]:82-83當楊惠敏問及守軍的作戰計劃時,守軍回答誓死保衛四行倉庫。楊惠敏十分感動並向謝晉元索取所有守軍的名冊,並將其通告全國[13]。但為了迷惑日軍同時又不使楊惠敏失望,謝晉元讓人根據原五二四團的名冊偽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單。謝晉元鼓舞士兵說,我跟你們一起死在四行倉庫;他囑咐出外就醫之士兵,「有人問四行倉庫有多少人,你們就說有800人,決不可說只有一營人,以免敵人知道我們人數少而更加兇橫」[8]。另據楊瑞符在《孤軍奮鬥四日記》中對10月28日晚運出傷員的情形有過這樣的描述:
「我當囑咐出外就醫的士兵說:你們出去,有人問四行倉庫究竟有多少人,你們就說有八百人,決不可說只有一營人,以免敵人知道我們的人數少而更加兇橫,後來轟傳世界的八百孤軍的數目,就是這樣來的。我團五二四的團長本來是韓憲元,而今天一般人誤稱為謝團長,也就是在這八百的數目字而推測出來的。」
謝晉元臨時用兩根竹竿連紮成旗杆,平台上站一二十個人,都舉手向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敬禮[10]:83。謝晉元帶楊惠敏參觀各處[10]:83。10月29日早上,上海市民發現四行倉庫樓頂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守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參加了升旗儀式[13]。而蘇州河對岸聚集的群眾據說超過三萬人[16],紛紛向四行倉庫屋頂迎著朝陽招展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招手歡呼[10]:84。日軍開始對中華民國國旗發動空襲[9]。
竊職以犧牲的決心,謹遵鈞座意旨,奮鬥到底,在未完全達到任務前,決不輕易犧牲,成功成仁,熟計之矣。決不有負鈞座意旨,偷安一時,誤國誤民,負鈞座付託之重。外間一切宣傳消息,概自外界傳去,職到此時,從未向外界發表任何要求、任何談話,既抱定必死決心,現除達任務外,一切思念皆無;整個工事,經三日夜趕築,業經達到預定程度,敵如來犯,決不得逞。感(27日)敵攻擊結果,據瞭望哨報告,斃敵在八十名以上,儉(28日)晨六時許,職親手斃敵二名。租界民眾觀看者,咸拍掌歡呼。現職宗旨,待任務完成後,決作壯烈犧牲,一切乞鈞座釋念。
職謝晉元上
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中午,日軍發動迄今最大規模攻擊。加農炮和輕裝坦克從各個方向發動進攻,迫使中國守軍第三連從倉庫外工事中撤回倉庫內。四行倉庫西側本來沒什麼窗戶,而日軍的炮擊卻給守軍打開了許多射擊孔。一隊日軍試圖通過梯子爬入倉庫二樓,謝晉元當時恰好在二樓窗戶前。他一手奪過第一個上來的日本兵的槍,另一隻手將其推下,之後向第二名日軍射擊,最後推倒了梯子[14]。一名在戰鬥中負傷的士兵將自己綁上手榴彈從六樓跳下倉庫,利用自殺攻擊炸死約二十名日軍。戰鬥直到天黑,此時日軍以裝甲車和加農炮掩護進攻。最終日軍再次失敗後,開始用挖掘機向四行倉庫挖地道。河對岸市民用大字報通知守軍日軍的行動[9]。一人甚至在發現日軍準備再一次發動進攻後,打電話通知四行倉庫守軍。
10月30日早上7時,日軍大部分時間用加農炮再次進攻,只有少數步兵參加。日軍試圖摧毀四行倉庫,由於建築堅固,沙袋和修理材料充足,守軍得以時刻修復。據楊瑞符回憶,加農炮炮火相當密集,平均每秒都有炮彈落下[9]。
10月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國民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以「人道主義原因」停止戰鬥。10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英軍司令斯馬萊特少將見國軍英勇作戰,深受感動,除購贈糧食給八百壯士充飢外,更親自進入四行倉庫會見謝晉元,建議孤軍自租界撤出,英國駐上海領事願給予最大協助,謝回答:「我們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們蔣委員長的命令,否則我們寧願戰死。」[17]後來,各國使節團透過外交關係,正式提出照會,要求國民政府下令撤離孤軍,以免日軍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國僑民[18]。對於蔣來說戰鬥已經勝利,絕大部分中國軍隊已經撤離,並重新部署到新位置,戰鬥已經引起西方世界注意。於是蔣響應外國租界停火要求,下令撤離[8]。部隊在10月31日撤離四行倉庫。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受命與英軍將領斯馬萊特會面[12],會議決定第五二四團撤至公共租界,與在上海西部戰鬥的第八十八師匯合。日軍指揮官松井石根表示同意並保證允許中國守軍撤退,但事後很快反悔。謝晉元希望能繼續留守四行倉庫,直到戰鬥至最後一人。最終,張柏亭勸說其同意撤退[12][11]。臨到奉命退卻時,英軍指揮官馬勒提少將不顧日軍抗議,親自站在他警戒線上之重機關槍陣地上,掩護孤軍通過新垃圾橋[10]:84。10月31日進入孤軍營的只有355人[19]。
10月30日午夜,謝晉元帶領376人分小隊,分批通過新垃圾橋,撤入公共租界[8],約十人在撤退中被日軍機槍打傷[20]。謝晉元376人通過北西藏路,撤入東側公共租界內中國銀行倉庫。到凌晨2時,所有守軍均完成撤退。
11月1日,謝晉元在孤軍營接受中外記者採訪時,證實「四行堆疊內,除有若干沙袋外,並無如許屍體,我在內士軍,共為四百二十名,撤退時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餘名已殉難外,余者受傷入醫院治療中」。
這一役,孤軍堅守最後陣地,力戰四日夜,擊退日軍六次圍攻,日軍死約200餘,孤軍傷亡37人,營長楊瑞符少校彈穿左胸,負重傷[10]:84。
部隊撤退後隨即宣布與第八十八師匯合,但馬上被租界內的英軍攔截沒收武器並限制自由。部隊馬上被繳械,後被軟禁近4年[8]。這是因為日軍威脅:如果讓他們離開就要入侵租界[12]。他們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義大利防區的膠州路膠州公園隔壁孤軍營進行隔離。
10月31日,第一營官兵受到國府嘉獎,各晉一級[12]。謝晉元團附真除上校團長,頒授青天白日勳章,上官志標升為中校團附,機槍連雷雄連長遞升為營長,原營長楊瑞符少校,撤離時負傷住院,已直接歸隊,另有任用[10]:113。11月17日,國民政府明令謝晉元與楊瑞符獲頒青天白日勳章,是勳章自1929年設立以來首次有校級軍官獲獎。
在他們被軟禁期間,上海市民經常探訪他們並進行文娛表演。軍官為士兵開設了多種課程如外語、數學[21]。《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者陳望道也經常到營地探望。士兵繼續每日進行軍事訓練並保持高昂的鬥志。他們抵住外界的壓力堅持升國旗、唱國歌。
1938年8月11日,孤軍為紀念「八一一」(1937年8月11日第八十八師自無錫出師向上海),向公共租界萬國商團團長亨培交涉,懸旗三天[10]:88。8月9日,孤軍營內竪起旗杆[10]:88。亨培來干涉,先是不許懸旗,後要求將旗杆截短,俾與營內大禮堂屋頂相齊,避免日軍看見,引起麻煩,使工部局為難[10]:88。翌日,孤軍「八一一」、「八一三」紀念日將臨,而懸旗問題尚未決定,不得已將旗杆砍去數尺,重新竪立起來[10]:88。8月11日晨6時,舉行升旗典禮,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飄揚於孤軍營內;四小時後工部局派英格蘭兵300人包圍孤軍營房,派義大利兵400名散布晉元路一帶警戒;又派白俄一隊向孤軍營衝入[10]:88。萬國商團中國團員吳啟榮事先發覺來告,謝晉元即令第一連負責警戒瞭望塔,第二連分散於大操場:下令不到5分鐘,白俄隊即衝進營房,用機關槍向孤軍掃射,4人死於旗下,傷11人[10]:88。白俄隊之後退出,同晚10時又來一隊白俄,強將全部孤軍挾入救護車多輛,駛往外灘中央銀行幽禁,謝晉元及孤軍對此絕食抗議[10]:88。上海罷市三天,聲援孤軍,要求將孤軍送回晉元路原營地[10]:89。是月13日,蔣介石電令中華民國行政院與公共租界交涉此事,後公共租界工部局被迫同意恢復8月11日之前狀態,嚴懲肇事者,撫恤被難士兵,四行孤軍可自由懸掛國旗,不受干涉[22]。但經此事件後後,孤軍營內之國旗被收繳,此後只能舉行「精神升旗」[10]:89。
淞滬會戰中方雖然失敗,並損失國民革命軍近三分之一精銳部隊,但它鼓舞中國軍民的士氣,並向外界傳達中國積極抗戰決心。媒體用「八百壯士」來稱呼這414名守軍,同時《八百壯士歌》被創作出來以激勵軍民抵抗日本侵略。「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八百壯士歌》在抗戰中唱8年,雖然四行倉庫保衛戰最終並未促使九國公約會議制裁日本[8]。蔣中正期盼的外國援助也毫無進展,歐洲各國除了對日本提出譴責外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只有德國和蘇聯在二戰歐洲部分爆發前援助過中國,而德國因和日本同盟,迫於日本壓力下於1938年結束了對華援助。
1940年「九一八」,孤軍營何玉湘中士被白俄開槍殺死,高廣雲上等兵被擊傷[10]:89。失去自由的謝晉元部,組織合作社,生產日常生活用品,還向前線捐獻物資,後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折合成現款匯交,宋美齡回信致謝[23]。
守軍在「孤軍營」中被羈押三年多。後來日本方面聲稱允許釋放這些士兵,但條件是解除武裝並以難民的身份離開上海。謝晉元拒絕這些條件。其間他多次拒絕中華民國維新政府(1938年-1940年)及汪精衛政權(1940年-1945年)勸降[8]。
1941年4月24日晨5時許,孤軍營官兵循例在操場集合,列隊早操[10]:91。點名時,發覺士兵二連下士郝鼎誠、四連下士張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張國順等4名遲到5分鐘,謝晉元治軍素嚴,當眾予以訓斥[10]:91。不料郝等早受偽汪精衛政權方面誘騙,趁機下手[10]:91。在全體跑步時[10]:91,郝鼎誠乘謝晉元不備,突然拿出身藏的匕首刺向謝晉元面門,隨後在其頭胸等部位猛戳,其餘3人也一擁而上,向其左太陽穴及咽喉等致命處狂刺,謝晉元當場倒地[11]。團附上官志標中校見狀趨前援救,也受重傷;兇手當場被附近官兵捕獲,移解上海公共租界當局法辦[10]:91。謝晉元被刺殺身亡;消息傳出,上海市民悲慟不已,逾10萬人參加其葬禮[8]。而三天內湧進孤軍軍營瞻仰其遺體的共達25萬人次[11]。蔣介石和宋美齡也通電悼念[24][25] 。謝晉元被追贈少將軍階[8]。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0]:92。12月9日,國民政府發布對日本、德國和義大利宣戰佈告。12月10日,汪精衛政權上海市長陳公博致函孤軍營代團長雷雄,要孤軍全體參加「和平運動」,雷嚴辭拒絕[10]:92。後日軍在占領上海公共租界後,俘獲這些士兵。1941年12月28日,日軍數百人突入孤軍營,將孤軍全部押到寶山月浦飛機場拘禁[10]:92-93。1942年2月9日,日軍又將他們從寶山押到新龍華遊民習藝所,強迫他們挖壕溝,作苦工;因為孤軍反抗,日軍把他們押去南京,關在珠江路老虎橋監獄之俘虜收容所裡;孤軍仍每天抽空由官長率領跑步和體操[10]:92-93。日軍將孤軍官長和士兵分開,將士兵50人押去光華門外,60人押去孝陵衛,100人押去杭州;另押解裕溪口和南洋群島各50人;其餘仍關在城內原處,將官兵雜在一起,強迫他們做苦工[10]:93。1942年11月6日,光華門外孤軍趁著和孝陵衛之孤軍對調時,大部分逃走;他們先到小茅山藏幾天,有的留在當地參加遊擊隊,有的繞道浙江、江西、湖南、貴州,回到陪都重慶[10]:93[4][11]。另外三十六名官兵被押至新幾內亞作苦工。
「八百壯士」無限悲痛,一致決議鑄造「謝團長紀念像章」。八百壯士孤軍抗戰的事蹟傳開後,全國慰勞總會向他們敬贈了「忠黨衛國紀念章」。1944年,「八百壯士」部分倖存者逃出日軍控制範圍,陸續到達重慶,國民政府又特意制發了「忠貞獎章」表彰這些愛國勇士。另外還有「四行孤軍工務社證章」。
抗戰勝利後,從全國各地回到上海有100多名倖存者,在新幾內亞作苦工之58人有36人由澳洲政府派軍艦送回上海[26]。約100名該營戰士回到上海在四行倉庫搭棚為謝晉元守靈。國共內戰爆發後,他們大多不願再戰而復員。之後他們當中一些包括女童子軍楊惠敏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那些留在中國大陸的士兵,因為是國軍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21][27]。
2009年3月7日,中華民國國防部成立專案小組,自巴布亞紐幾內亞迎回海外陣亡將士英靈總牌位,並由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主持春祀。其中包含中華民國陸軍第六十七師二〇〇團吳坤上尉、新30師孔憲章上士、曹友生上士,以及當地從事抗日活動被捕民眾梁有年、陳緯南,共計256位英靈正式入祀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根據當地新挖掘到的中國廣東民眾死亡紀念碑記載,共有636員死亡,其它受難者尚無下落[28]。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於墓碑原址建成中國抗戰將士和遇難同胞陵園。
居住在台灣的八百壯士當事者,名為厲鼎新,當年為傳令班中士班長[29][30],確是當時隸屬當時國軍71軍88師部隊中編制人員。厲鼎新於民國102年(西元2013年)7月21號在花蓮去世,享年九十二歲。
2010年12月16日下午5時,「八百壯士」中的一名倖存士兵楊養正因肺部嚴重感染及心臟衰竭,在重慶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附屬新橋醫院逝世。享年九十六歲,媒體稱之為最後一名「八百壯士」[31][32]。同年,一位名叫楊耀輝的四川老人稱自己是八百壯士倖存老兵楊根奎[33][34],後被證偽[35]。
四行孤軍工業服務社,1947年在民國上海成立的士兵自助組織,當時成員在上海黃浦江大達碼頭從事碼頭貨物搬運的工作。戰後殘存並加入自助組織成員共128人。由謝晉元遺孀凌維誠出面成立[36]。
1947年3月7日,大達碼頭交給孤軍,上海市警察局和上海市公用局的公文記載「茲定三月七日起在大達四五六七八號碼頭服務,對於該碼頭原有工友,仍予登記留用,並改善其生活,整肅其風紀。」服務社在大達碼頭分總務、碼頭、運輸、生產、福利五組,另有一些孤軍自行找到了門衛、車夫、街道清潔工、鐵路警察等工作。」[37]
謝晉元遺體被埋葬在其孤軍營宿舍門前小花園內[4]。1947年上海市政府將上海北火車站到四行倉庫的滿洲路改名為晉元路,將與孤軍營一牆之隔的膠州公園改名為晉元公園,並將附近一所中學改名為晉元中學。
雖然謝晉元從未參加過國民政府剿共的軍事行動,但他的墓地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徹底破壞。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3年4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虹橋萬國公墓重建其墓,「表彰他『參加抗日,為國捐軀』的光輝業績」。1986年,謝晉元的家鄉廣東蕉嶺為其樹立紀念碑,將其母校改名為「晉元中學」。
在20世紀,上海四行倉庫原是一家專業物流公司的樓址,在四行倉庫保衛戰中,謝晉元團長和下屬守衛之光復路1號四行倉庫和日軍佔據之光復路195號交通銀行倉庫均屬該公司;上海四行倉庫原經理呂傳良說,「八百壯士的故事就是我們的入職教育」,但多年來公司為紀念「八百壯士」所設置之陳列室一直難獲官方認可[38]。倉庫遺址雖然於1985年9月被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批准為抗日紀念地,但長期作商場,裝修陳舊,門面不整,其中地下大部分是上海市最大之文具和辦公用品批發市場[38]。1995年,呂傳良在加蓋之7樓一間房內建起「八百壯士抗日陳列室」,最大時才120平方米;這間陳列室是四行倉庫所屬之百聯集團河岸管理公司自資建立,展品也是公司員工四處募集而來[38]。礙於人手和資金限制,建館以來,只有周五下午開放3小時,由公司員工志願講解[38]。展覽廳開放時間是每周五下午1時30分至4時。其餘大部分仍被用作倉庫,甚至在3樓還有一家保齡球館。
2015年,隨著官方高調紀念抗戰70週年,商戶集體搬遷,周圍住戶全部拆遷,四行倉庫被按照歷史資料圖還原成1937年原貌;呂傳良之陳列室換成倉庫內3,800平方米之多媒體紀念館,8月13日,在淞滬抗戰78週年之日正式開放[38]。大廳是巨幅謝晉元《與妻書》,左側牆上刻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014年9月3日之一段講話,「國民黨軍八百壯士,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以身殉國的傑出代表」[38]。
四行倉庫保衛戰期間,許幸之、吳印咸等人曾深入戰場一線,拍攝了八一三事變前後的大量新聞資料片,其中他們還將攝像機架在高層建築上,搶拍到四行倉庫保衛戰的現場畫面。1938年春,許幸之、吳印咸攜該批資料赴香港剪輯,製成新聞紀錄片《中國萬歲》。
1938年4月2日上映,香港中南光榮影片製作,魯司導演的黑白粵語片《八百壯士》,鄺山笑、馮燕萍(即小燕飛)、伊秋水、黃麗絲、曹達華主演,本片加插上海戰事及群眾歡迎八百壯士進入英租界的紀錄片段。
1938年,八百壯士的事蹟被拍成同名黑白電影《八百壯士》
1976年又於台灣被改編成同名彩色電影《八百壯士》。
2005年,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中國電信發行了一套主題電話卡,其中一張為四行倉庫。
2017年,由管虎執導,以四行倉庫保衛戰為原型的歷史題材電影《八佰》在中國大陸開機。2019年6月,疑因政治爭議取消原定同年7月的上映計劃。2020年8月14日,影片開始點映,五天點映票房達2.34億,同月25日突破10億票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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